台灣刑法

❶ 台灣和大陸刑法關於犯罪停止形態的區別

犯罪中止是復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制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其特徵是：
（一）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中止犯罪的決意。行為人在客觀上能夠繼續犯罪和實現犯罪結果的情況下，自動作出的不繼續犯罪或不追求犯罪結果的選擇。
（二）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中止犯罪的行為。第一，中止行為是停止犯罪的行為，是使正在進行的犯罪中斷的行為。第二，中止行為既可以作為的形式實施，也可以不作為的形式實施。第三，中止行為以不發生犯罪結果為成立條件，但這種結果，是行為人主觀追求的和行為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三）犯罪中止必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而不能發生在犯罪過程之外。這里的犯罪過程，包括預備犯罪的過程、實行犯罪的過程與犯罪結果發生的過程。不在這些過程之內實施的行為，不屬於犯罪中止行為。
（四）犯罪中止必須是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為或者有效地避免了危害結果。
《刑法》第24條第2款：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

❷ 我國刑法能否適用於台灣地區

1，目前不行，台灣地區目前暫時還沒有回歸
2，今後說不準：其一，如果最回終是和平解決，台灣成答立特別行政區，那將效仿港澳例，大陸刑法並不完全使用於台灣特別行政區，其可以保留自己的刑事法律。（如香港到現在依然延續英國法律沒有死刑）
其二，如果最終是戰爭統一，那特別行政區基本不太可能，極可能設立省，到時候那就會通用大陸刑法

❸ 台灣刑法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我台灣刑法的主要內容，我覺得可以上網路搜索一下，看有沒有？

❹ 求一本台灣學者的刑法學著作

走到了第三代：第一代當然是老一輩刑法學家，第二代應是「文革」結束後培養出來的頭幾批大學生，現在正在成長的當屬第三代刑法學人。如果這一代學人能把握好以下兩個方面，那麼中國刑法學派的形成就是可能的：1、強化主體意識。主體意識要求刑法學者具有獨立的學術品格，但目前我國的刑法學研究比較普遍地存在主體意識低下的現象，如盲目迷信權威，把所謂權威性的觀點奉為圭臬；[62]被各種會議的議題牽著鼻子走，淪為「會議學者」；[63]著述立說人雲亦雲，缺乏必要的考證；[64]等等。我認為，提倡主體意識，至少應做到：一要開放而不跟風。對國內外的學術活動和研究動態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並適當參與是必要的，但由於人的精力和知識有限，因此應當有所選擇，更重要的是，對於來自國內外同行的觀點應當以批判的眼光來對待，始終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態度。二是敬業而不急躁。著書立說，是一項極辛苦的個性化工作，惟有扎扎實實地讀一批書，認認真真地思考，才能得出屬於自己的思想。當前刑法學界人才輩出，每年高產的學者不在少數，在這種情形下，要切忌急躁和攀比，只有始終如一、一步一個腳印地朝著自己的目標走下去，才能最終有所收獲。在這方面，儲槐植教授「老而彌新」的經歷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他22歲時發表第一篇文章，由於歷史的原因，到50歲時才發表第二篇文章，他之所以如今在刑法學研究上取得公認的成績，用他自己總結的經驗就是：「多想超越自我而少想超越他人。昨天的我，標尺明確，而『他人』則是一個變數不定的情狀。要超越自我，則會產生上進的動力，並可清楚察覺前進的印跡從而心情舒暢。總想超越他人，只能攪亂心緒，自尋煩惱，則必然急躁。」[65]2、追求理性的學術論辯。理性論辯最重要的規則是言談者的普遍性和論辯機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對自己觀點的解釋，不得強加於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寬容，任何論辯都是開始而不應是「終結」。[66]這就要求我們反對霸道做法和「左右逢源」的圓滑態度，無論在立論還是反駁時，都要學術性地去論證和思考問題，而不要借用意識形態、權勢地位或社會影響去壓人傷人，惟此，學術上的共同體和健康的對話機制才能逐步形成。

（二）視野不夠開闊。表現之一是對與刑法相關聯的學科缺乏必要的關注，這些學科既包括憲法，[67]也包括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門法，[68]還包括哲學、社會學（含犯罪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總結中外研究刑法的成功人士的經驗，他們大都從相關學科吸收營養，開辟路徑。例如，陳興良教授在對儲槐植教授的學術評傳中就指出：儲教授善於將哲學等方法引入刑法研究，並竭力接受哲學上的新知識，將之轉化為刑法研究的新思想，如由「結構」而研究「刑罰結構」，由「機制」而研究「刑法機制」，由「關系」而研究「關系刑法」，由「系統」而研究「犯罪場」，無不屢有斬獲。[69]所以，陳瑞華教授才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如果有人能從刑法與民法、犯罪與侵權、刑訴與民訴之間關系的角度展開研究，那麼他幾乎肯定會在這一領域做出開創性的理論貢獻。[70]視野不開闊的表現之二是對有關國際文件的研究不夠。許多國內刑法學者將《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這類文件簡單地理解為國際刑法的研究對象，因而不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但實際上，像這樣一部集名家之大成、代表了當代最新刑事法理念的「國際刑法網路全書」，對任何一個從事刑法學研究的人來說，都是一筆寶貴的資源。[71]正如當代國際知名的刑法學家弗萊徹所指出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把普通法系的一些觀點和大陸法系的一些原則統一起來。從現在起的100年，國際刑事法院的工作將會成為我們學科研究的重要內容。」[72]由於國際公約凝聚了人類社會的共同智慧，所以我們有理由對其保持一種開放的研究態度，並從中受到啟發。例如，我國現在不少刑法學者主張去掉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乃至行賄罪中也要去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要素，但這種主張恐將產生矯枉過正的後果，導致打擊面的不適當擴大。[73]我們看到，有的國外總統、首相也經常接受大款友人的資助帶上家人去度假，只要他們沒有任何涉及公職方面的交易，沒有玷污公職，就應當是允許的。其實，這方面的一個比較好的參照系就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使用「以作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條件」來界定「好處」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這就比較科學，可以將正常的友人交往和婚喪嫁娶時送符合當地習俗的適量錢財的紅包等排除在外。視野不開闊的表現之三是在研究中只及一點、不及其他。如很少有刑法學者將勞動教養、治安拘留等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但是如果我們認同博登海默的以下意見就會發現此種疏漏的不妥：「人們賦予自由的那種價值為這樣一個事實所證實，即監禁在任何地方都是作為一種刑事制裁手段加以使用的。」[74]視野不開闊的表現之四是對外國刑法制度和理論不求甚解，或者斷章取義。如有的學者輕言減刑制度是我國的一項特有制度，以為國外沒有減刑制度，其實這是一種誤會，事實上，許多國家或地區均存在著雖無減刑之名卻有減刑之實的類似我國刑法中的減刑制度。[75]不僅如此，不少國家或地區還在專門的赦免法中包含有減刑的規定。[76]還有的學者簡單地抓住外國刑法中的某一個罪的法定刑不比我們低，就試圖從整體上否定我國刑法的重刑色彩。更有學者無視我國刑法結構與西方國家的不同（西方國家的刑法包括了我國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的范圍），輕易斷言他們的犯罪率比我們要高出多少倍，卻沒有看到我們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並沒有統計在犯罪之內，也就是說，這里的比較平台是完全不同的。論及此，我覺得有必要引用一段比較法學者的忠告：「比較法的確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但同時也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武器。正如科夏克（Koschaker）所說的：『劣質比較法比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比較法更糟糕。』」[77]

（三）反思和批判欠嚴謹。以犯罪構成理論的討論為例，近年來我國有些刑法學者主張全盤照搬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即使在德、日等國，也不乏反思、質疑之聲。如德國的雅科布斯就認為，德國學說爭辯因果行為論或目的行為論何者為佳，以及爭辯階層構造理論，純粹是因為「二戰」之後，刑法學者逃避政治壓力（作為戰敗國的知識分子，談規范的目的或規范的本質會有自我否定的壓力），把精力放在這種技術問題所致。區分構成要件合致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或區分不法和罪責，都是沒有意義的。歸根結底，只是一個行為人要不要負責的問題。[78]另一德國刑法學者羅克信認為，德國刑法中犯罪認定的體系性思考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忽略具體案件中的正義性；二是減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阻斷了對更好的犯罪認定方法的探索；三是不能在刑事政策上確認為合法的體系性引導；四是當人們努力把所有的生活形象清楚地安排在很少的主導性觀點之下時，抽象概念的選擇會忽視和歪曲法律材料的不同結構。[79]同樣，日本也有學者認為，日本的犯罪體系論由於受德國刑法學的絕對影響，採用的是「構成要件」、「違法性」、「責任」這種觀念的、抽象的犯罪論體系，因為必須考慮什麼是構成要件，構成要件和違法性、責任之間處於什麼樣的關系，所以陷入了強烈的唯體系論的傾向。這種體系，使得無論是在戰前還是在戰後，都難以自下而上地對刑罰權的任意發動現象進行批判，並為這種批判提供合理根據。[80]我不是要否定大陸法系的犯罪論體系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只是想說，在「德日的階層的犯罪論體系所面臨的問題，可能並不比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少」的情況下，對我國犯罪構成理論採取一腳踢開而不是改造的思路，這是否是一種嚴謹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有人認為，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承繼的是斯大林時代形成的刑法學說，其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陳舊性自不待言。[81]這種說法是欠科學的，事實上，俄羅斯的犯罪論體系是在100多年前，由塔干采夫等人在接受德國的費爾巴哈的犯罪構成理論以後發展起來的，十月革命後，雖然受到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但這一理論體系仍然被前蘇聯的刑法學者所繼承，並且在前蘇聯解體後，一直延續至今。綜觀俄羅斯的犯罪論體系發展，100多年來，其基本格局未變，雖然具體的內容和結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有所變化。[82]針對「刑法知識去蘇俄化」的主張，薛瑞麟教授曾經指出：該種觀點對蘇俄犯罪構成理論有不少誤解、誤讀的地方，有些斷言是依靠想像的力量所作出的偽判斷；德國與蘇聯的犯罪構成體系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有些問題只不過殊路而已。[83]他還不無道理地指出：不能簡單地說前蘇聯的犯罪論體系「在實踐中是失敗的，在理論上也是行不通的」，否則我們就不好解釋前蘇聯解體後，它原有的15個加盟共和國既已拂去歷史的風塵（意識形態），卻仍然沿用過去的犯罪論體系。[84]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確實需要作進一步的完善，[85]但一窩蜂地否定傳統，特別是將源於100多年前的俄羅斯犯罪論體系人為地割斷歷史，簡單地將其起點縮至上個世紀30年代，然後以「維辛斯基式的刑法理論」為由，[86]將其「妖魔化」，我覺得並不可取。有人將德日的犯罪論模式普世化，這不符合事實，英美法系國家不計，就連德國周邊的一些「老歐洲」和「新歐洲」國家也並沒有採用此種模式。本文不是專門討論犯罪構成理論，我並不想在這里就此發表自己的結論性意見，但前面給出的若幹事實和疑問至少表明我們有的學者內心有一種急於否定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的情緒，至於證據和理由是否充分，似乎並不很關心。由於對傳統理論帶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或者對德日刑法理論抱有一種過於美好的期待，有的學者賦予了犯罪構成理論太多超出其自身內容的價值和使命，如有的將犯罪構成理論模式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聯系起來，實際上，即便在德國，雖然其遞進式的三階段論來由已久，但真正與民主國家所要求的憲政發生聯系也是二戰以後的事；另有的將我國刑事司法中頻繁發生的冤假錯案歸咎於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而有點想當然地認為遞進式的三階段論可以防止冤假錯案，但稍加推敲，就覺得其說服力不夠，因為冤假錯案的成因十分復雜，與司法體制、權力干預和訴訟結構等有更密切的關聯。我比較同意對犯罪構成的如下定義：「犯罪構成是刑事法律所規定的並將危害社會行為認定為犯罪的客觀與主觀要件的總和。」[87]既然如此，犯罪構成就只是一個刑法規范分析的實際規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犯罪構成理論真的是刑法學理論的王冠嗎？我認為這要看從哪個角度。如果從刑法的實然出發，上述命題還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從刑法的應然出發，上述命題就過於抬高了犯罪構成理論，此時刑罰權的啟動才是最重要的。回到最樸素的現實中，我們來看刑法的邏輯：當某一種危害社會或者危害統治階級利益的行為出現時，統治階級首先想到的是要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接下來，才有具體的罪名和犯罪構成的設計。因此，刑法理論的第一要義應當是對國家刑罰權的任意發動作出限制，在此基礎上討論規范的犯罪構成才有意義。理解這一點，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在有精確的刑法學的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卻會出現法西斯政權下的恐怖司法。

（四）問題應對能力和時代精神不強。在我國當前的刑法學研究中，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那就是過於醉心於體系性的思考（盡管這方面也同樣存在許多似是而非的令人不滿意的地方），而不注意解決具體問題。例如：近年來，我國為數不少的公權力部門和官員對用手機簡訊或網路來批評他們的人士或者發表批評文章的記者，以「誹謗罪」來追究其刑事責任，由於刑法對誹謗罪的罪狀規定比較模糊（「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加之我國刑法對「誹謗罪」的自訴作了不適當的例外規定，即「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就為某些官員動用公安機關等力量來對付「誹謗者」開了方便之門。對於這樣的問題，我想很難依靠哪一個犯罪論體系來解決。怎麼辦？德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那就是引入問題性思考。問題性思考更多地從具體問題出發，並從中提供解決問題的公正和符合目的的可能性，它對於一個體系化之前的、需要使用理論和辯論來填補的不確定概念和一般性條款是很有用的，因為它通過同意和反對的意見加以討論，根據公道來加以測試，直到結論令人滿意，即一個健康人的理解。「在體系性思考和問題思考之間進行綜合是富有成果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88]

刑法理論需要對時代提出的新問題作出回應，這與趕時髦是兩回事。我們所處的是一個什麼時代呢？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犯罪、跨國刑事司法合作不可避免，民族國家一方面在國內刑法上紛紛增設反人類罪這類反映人類共同價值的國際犯罪，另一方面又紛紛拿出一部分主權來組成超國家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是一個新技術、新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互聯網等新技術正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也挑戰著傳統的刑法規則，我們必須回答：「刑法和致力於這一法領域的科學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與它所處時代的思潮聯系在一起的？」[89]是一個矛盾的時代，一方面人權旗幟高高飄揚，另一方面對恐怖主義犯罪等又需要實行嚴厲打擊，於是出現了「敵人刑法」等危險的提法和理論；[90]是一個充滿風險的時代，在風險社會里，刑法規范的保護范圍需要擴張和前置嗎？[91]在現代化進程加快、工業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礦山開采日趨頻繁、交通運輸工具大量使用的今天，社會在客觀上變得越來越充滿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過失犯罪理論還能有效地應對各種責任事故的犯罪嗎？[92]

面對這一切，不由得使我想起費爾巴哈的提問：「我們是站在新時代，新的人類發展時期的大門之前呢，還是仍然在老路上蹣跚？」也許，詩人西蒙內斯的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答：「立足於祖國土地，思想和心靈翱翔於世界的天空！」[93]

❺ 台灣林鈺雄《新刑法總則》怎麼樣

階層論扛頂之作，與黑白聖經並列第一☝️

❻ 在台灣犯罪中國刑法適用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因此，理論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應該在台灣地區適用。

但現實中，兩岸沒有統一，台灣地區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事實上是獨立於中國大陸的。

如果被告在台灣地區偽造人民幣，大陸方面可以向台灣地區提出司法合作，將被告押到中國大陸後，再根據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加以懲處。這和被告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沒有關系。

❼ 台灣刑法廢死是什麼意思

廢死，也就是廢除死刑。
主張「廢死」的人，通常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內在於預防犯罪，而死刑的震懾功容效有限，沒有一個正常人會因為取消了死刑而故意犯罪；死刑是對嚴重違反社會契約罪犯的復仇性制裁，一個人殺人是犯罪，一群人殺人也是犯罪；而且，判處死刑不能改變受害者的遭遇，一旦出現冤案卻無可挽回，呼格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在反對「廢死」的人看來，死刑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報復」，或者說是為受害者討回公道。就像一句美劇中的台詞，「如果你見過那些屠殺者，就知道有些人必須被判死刑，廢除死刑意味著人命的不平等。殺人犯有權奪走別人的生命，而他的生命無人能夠褫奪，除了另一個殺人犯。」

❽ 台灣刑法有死刑嗎

台灣刑法有死刑的。依據台灣刑法第33條，死刑是主刑的一種。

❾ 台灣 刑法

如果是下載huang色電影，在大陸也犯法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傳播淫穢物品罪。

犯本罪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或者管制。向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傳播淫穢物品的，從重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台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 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內容含有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處罰:
(一)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影、表演、動畫等視頻文件十個以上的;
(二)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音頻文件五十個以上的;
(三)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刊物、圖片、文章等一百件以上的;
(四)製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的淫穢電子信息,實際被點擊數達到五千次以上的;
第三條 不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或者移動通訊終端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傳播淫穢物品罪定罪處罰: (一)數量達到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標准二倍以上的;(二)數量分別達到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兩項以上標準的;

❿ 台灣刑法309條

第三百來零九條有下源列擾亂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一）聚眾哄鬧、沖擊法庭的；
（二）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的；
（三）侮辱、誹謗、威脅司法工作人員或者訴訟參與人，不聽法庭制止，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
（四）有毀壞法庭設施，搶奪、損毀訴訟文書、證據等擾亂法庭秩序行為，情節嚴重的。
違反第三百零六條涉嫌的罪名是【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犯罪主體是辯護人、訴訟代理人。
違反第三百零九條涉嫌的罪名是【擾亂法庭秩序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