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司法權

1. 聯合國六大主要機構有哪些，分別負責什麼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章第七條之規定，聯合國設有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聯合國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和聯合國秘書處等6個聯合國主要機構。

1、聯合國大會
聯合國大會（--UNGA）簡稱「聯大」，是聯合國的主要審議、監督和審查機構。由全體會員國組成。大會在制訂標准和編纂國際法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大會每年9月至12月集中舉行常會，並在之後視需要開會。
安全理事會

2、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SecurityCouncil--SC）（簡稱安理會）是聯合國的6大主要機構之一。安全理事會的職責是維護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的其他主要機構只有對會員國提出「建議」的權利，而安理會則有權提出具有強制性的決議，在憲章第二十五條規定下，會員國必須接受並履行。安理會的決議被稱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3、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SOC）（簡稱經社理事會）在推動國際經濟和社會合作及發展方面對大會進行協助。經社理事會有54個成員國，由大會選出，任期三年。主席同樣選舉產生，任期一年，來自經社理事會中中等或較小的成員國。理事會每年7月召開一次會議，會議地點在紐約或是日內瓦。會監視成員國的經濟、文化、社會、健康、教育方面的事務並為保障全世界人民的人權而工作。該理事會要向聯合國大會提交報告。
託管理事會

4、託管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Council--TC）是聯合國實行國際託管制度的主要機構。適用於國際託管的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尚未獨立的前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地和戰後割離自敵國的土地。1994年，最後一個託管國——美國管理下的太平洋島嶼戰略託管地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中的部分島嶼獨立，至此，世界上所有託管地區都已獲得獨立或自治，託管理事會的使命已完成。但它修改了其工作規則，在情況需要時還將履行其職責。

5、國際法院

國際法院（ICJ）位於荷蘭海牙，是聯合國的主要司法機構，於1945年根據聯合國憲章建立起來，並在1946年作為常設國際法院的繼承者開始運行。國際法院由15名法官組成，法官任期9年，由大會任命，必須來自不同的國家。

6、聯合國秘書處

秘書處從事聯合國各種日常工作，為聯合國其他主要機關服務。秘書處的職責同聯合國所處理的問題一樣多種多樣，范圍從管理維持和平行動到調停國際爭端、從調查經濟及社會趨勢和問題到編寫關於人權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報告等。

2. 美國法院九個法官分屬黨派

有黨派

雖然美國司法獨立，但是政治斗爭無處不在，司法權也是重要的爭奪的對專象，尤其對於勢力處於弱勢的黨屬派，更是尤為重要；這一點您可以查查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網路一下就應該有

而羅斯福也因為要通過新政曾經用增加名額的方式安插過最高法院大法官

3. 什麼是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制度

立法 行政 司法分立

三權分立制度的重要就在於：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是它必須完成的任務，因為：

1、從三權分立制度的產生來看：正是由於人們為了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所以首先確立了民主和法治，進而產生了普選制和代議制，繼而出現了多黨政治，最後補入了三權分立制度才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民主憲政法治體系。可以說，三權分立制度就是為完成「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一目的而生的，所以從三權分立制度的產生看，它必須完成這一任務！

2、從三權分立制度的基礎來看：三權分立制度是要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要存在就必須維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而對於私有財產危害最大的莫過於就是被其它利益集團所濫用的國家權力，所以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就成為三權分立制度不可不完成的任務。

另外，從其它幾個基礎來看：①民主憲政要求本身就要求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②而普選制和代議制中的選民幾乎都是公民，自然要求的要求維護公民權利；③各政黨為了維護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自然也不希望國家權力對自身的利益干涉太多。所以從其它的基礎來看，也是要求三權分立制度要做到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一目的的。

總之，三權分立制度是必須要完成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一任務的，如果不去完成，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那麼三權分立制度又是如何去運作的呢？其實很簡單。首先三權分立制度將國家權力一分為三，然後讓選民選出來代議的各政黨分別行使國家權力，而運作的核心部分無疑就是三權之間的合作和制約，由各政黨分別控制的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可使國家權力盡其所能維護公民權利，而三權之間的制約則可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

總而言之，不論從其存亡之道，還是從其運作狀況上來看，三權分立制度的設立，就是為了使國家權力能竭力為公民權利、為私有財產而服務的，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就是其具體體現，這自然是追求民主憲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好的選擇，所以，各資本主義紛紛採用三權分立制度，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因為文化、習慣等因素有不同的體現，但究其本質，還是萬變不離其中。

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就是三權分立制度的價值所在，也是其利端所在。

雖然三權分立制度要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但是對於這個目標，三權分立制度通過相互合作、相互制約能真正做到嗎？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三權分立制度的設立就是要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但是三權分立居然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這看上去似乎是個悖論，但是稍微想想就應明白了，以一件事為目的，並努力去做，卻不能真正做到，原因無非有二：1、好心也有可能辦壞事，套用一句西方的諺語就是「多少善意將人送進地獄」，最初雖然懷著美好的心願定下目標，但在操作中卻由於方式、方法或客觀因素的影響，最後造成了不盡如人意甚至是與願望相反的結果；2、力所不能及，雖然有遠大的目標，但由於自身實力的限制，只能完成部分目標，並不能真正完成。不幸的是，三權分立兩條皆中。第一條原因在三權分立上的體現，實際上就是一個利、弊兩端相互轉化的問題。

三權分立制度的核心就在於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三權分立制度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目的也就是由此完成，這是三權分立的利端所在，但既要它們相互合作，又要它們具相互制約，想想似乎不錯，但是這不是透露著幾許矛盾嗎？三權到底何時合作、何時制約呢？按照三權分立制度設置的初衷，應該是在為公眾服務時合作，在某一權濫用國家權力時制約，但是真正在實際運作中會這樣嗎？那時，統治者的「良心」會告訴他們，應該在利益相共的情況下「相互合作」，在利益相悖的情況下「相互制約」。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想想資產階級為什麼要設置代議制、普選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制度等這么多制度來限制國家權力的運用？還不是怕國家權力會被濫用，為什麼會這么怕呢？一切的根源就在於私有制的要求、私有制價值觀的要求：它要求人們盡最大的努力獲取私利！那就是私有制價值觀的「良心」所在！

這很具有諷刺意味，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在作為利端的同時也有可能成為其弊端的所在，它也可以阻礙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個目的實現。這似乎是個悖論，其實不然，因為：1、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三權分立制度也不利外，我們試想：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約如果由私慾所支配，為私利而服務，那麼會有怎樣的後果？相互合作就有可能會在私慾的支配下轉變成相互妥協甚至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而相互制約則有可能在私立的驅使下轉變為相互攻擊、相互傾軋甚至造成極其嚴重的內耗，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國家權力難道不是被濫用了嗎？公民權利能得到妥善的維護嗎？

當然，上述的情況只是出現在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行為被私慾所支配、為私利所服務的情況之下，於是，問題的關鍵便在於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行為是否會被私慾所支配、是否會為私利所服務，遺憾的是：2、三權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必然會為私慾所支配、必然會為私利所服務。正如前文所述，三權分立制度存在的基礎是私有制，私有制所派生出的價值觀使三權分立制度中的合作與制約註定了要為私慾所支配、為私利所服務的命運。這是為什麼呢？而合作與制約又是怎樣為私慾所支配、為私利所服務的呢？

1、我們應該先認識到私有制社會中的價值是如何評定的？即私有制社會的價值觀是怎樣的？答案是：看佔有的私有財產的多少，不論是團體還是個人，也不論採用何種方法，佔有的私有財產越多，那麼體現出的價值越大。好比在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時，不論是世襲的，還是自己打天下的，只要是皇帝，就是最成功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要是人力所能及，皇帝幾乎是相干什麼就可以干什麼，至少在當時看來他的體現價值最大，天下人都要對他頂禮膜拜，難怪當時的人大多想做皇帝。總之，私有制的價值觀就是看佔有的私有財產的多少，具有這種價值觀的階級必將傾盡全力求得獲取最多的私有財產。

2、我們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封建社會更民主、更進步就忘記了它同樣是私有制社會，並且更為注重佔有私有財產的多少，正如馬克思的名言：資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會鋌而走險，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敢冒上絞刑架的危險。誠然，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空前發達，各種利潤何只百分之一千。既然為了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踐踏一切法律，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可不要性命，那麼以此類推，在百分之一千的利潤前資本家還有什麼做不出來。資產階級將不顧代價追逐私有財產，獲取最大的利益。

3、如果要獲取最大的利益，最強有力的支持是什麼？自然是國家權力，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之內（一個不正常的國家，只怕建立不起三權分立制度），恐怕除了自然力量沒有什麼力量是國家力量對付不了的。任何個人或利益團體，只要控制了國家權力，就可以操縱國家機器運用國家力量，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幫助自己獲取最多的私人財產，體現最大的價值。何況，資本主義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壟斷時代，時值今日，不論從物質層面上還是從精神層面上，要想獲取極高的利潤並非某一團體單打獨斗所能做到的，必須得到來自國家資金、資源、技術乃至法律、政策上的支持，而要獲得國家最大程度上的支持，效果最好的無非就是將國家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爭取國家支持成為一個利益集團獲取利益，獲取成功的必然需要。

4、正因上述原因，無論近代抑或近代，資本家們不是親自出馬，就是派出代理人，竭力想控制國家權力，相同利益的走到一起形成了利益集團，最終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這些黨派為了獲得國家權力你爭我奪，爭斗得相當激烈，黨派之間的矛盾有時看起來甚至是不可調和的（實際上還是可調和的，畢竟是階級內部的矛盾），比如「光榮革命」後，英國主要是兩個政黨：代表土地貴族利益的輝格黨和代表工商業者利益的托利黨，可笑的是兩黨的名字都來源於對方的貶低，「輝格」一詞起源於蘇格蘭的蓋爾語，意為「馬賊」；「托利」一詞起源於愛爾蘭語，意為「不法之徒」。將對方貶低到如此程度，兩黨之間的矛盾可見一斑。當然，如果只是在爭奪國家權力的過程中爭斗，只要不違犯法律，不違背道德那也無傷大雅，但問題是這種爭斗將肯定延續到控制國家權力以後，為何？試想如果控制國家權力而不用來打擊對手的利益，盡量的為自己謀求利益，那麼在爭奪國家權力時的那番做作不就是白耗了么？還不如節約資源，以求發展。

所以，當一方政黨奪得一塊國家權力（就像分蛋糕一樣）後，必定面臨三種情況：

一是，其它兩權與自己利益一致，至少是暫時一致的，那麼三權就能非常愉快的在一致的利益上相互合作，這倒是符合了三權分立制度的要求，但是倘若這個一致的利益是個不法利益呢？這可就是濫用國家權力了，這時需要的可就是三權的相互制約了，但是天真的人們不可忽略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三權的利益在此時可是一致的，不論哪一權出來制約，不但制約了其它兩權，同時也損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權力的主宰者的價值觀符合私有制的價值觀，我們就實在不能對三權在此時能夠相互制約抱太大的希望，三權多半就會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國家權力被濫用了，公民權利自然也就得不到妥善的維護；

二是，其它兩權與自己利益不一致，其中又分兩類：（1）利益雖不一致，但也不相排斥，那麼就可各行各的，既可以相互合作，又能相互制約，這種狀況雖然比較理想，但卻不是十全十美的，因為其中可能隱藏著權權交易，即是倘若三權都有迫切的非法利益需要獲取，於是三權會達成各行各路，互不幹涉不制約的默契，這也是有可能的；（2）利益不僅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是相互排斥的。這時三權之間的相互制約倒是一定能執行的了，但是同樣的，只要權力的主宰者的價值觀符合私有制的價值觀，那麼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獲取和私有財產佔有的多少，三權之間必將展開激烈的爭斗，肯定較爭奪三權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現在爭斗的可是操縱著國家權力的利益集團（政黨），這些利益集團完全可能採取這種態度：不論其它權的主張是否合法，為了自身利益都要進行合法甚至非法的制約。因為資本、利益乃至私有財產本就是有限的，其它利益團體擁有的越多，自己所有的便會越少。而在利益相互排斥的這種你死我活的殘酷競爭中，如果不趁手中握著國家權力打擊競爭對手，物競天擇，有可能自己就會被淘汰，那不是太可惜了，套用一句老話：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私有制的價值觀會對敵人仁慈、對自己殘忍嗎？當然不會，在私有制價值觀的指導下，相互制約就有可能會轉化為相互攻擊、相互傾軋甚至是相互竊掠，會給國家權力帶來十分嚴重的內耗，這也是對國家權力的一種濫用，而公民權利呢？國家權力連自身都顧及不暇，哪還有功夫去妥善維護公民權利。

三就是，其它兩權有的利益與自己的一致，而有的卻不一致，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情況了。那麼這時在私有制價值觀的指導下就有兩個選擇，（1）「擇其利益一致者而合作之，擇其利益不一致者而攻擊之」，就是與利益一致者合作或非法，對利益不一致者制約或過分制約，實際上就是上兩種情況在復雜情形下的變例；（2）同樣，只要矛盾不太深，三權這時候也可以通過權權交易追逐自己合法的、非法的利益。當然，三權還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將幾種方法兼而用之，甚至玩起各種花招，總之，只要條件許可，要不擇手段爭取最大的利益，佔有最多的私有財產，而其它沒有掌控國家權力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利益都可以不顧了，更惶論什麼公民權利、納稅人的權利，當然，這一切都不能做得太露骨了，必須在合法的程序下進行，必須採取適當的掩蓋事實的方式，不能為他人抓住把柄，這就是資產階級政客所做的事，而對於他們的鬼蜮伎倆，三權分立制度就是最好的遮陽傘。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這樣一件事，在我們接觸到的一些國外的文學、影視作品中，經常將政客與戰爭和瘟疫聯繫到一起，似乎他們也明白了這些為私有財產服務的、為私利所驅使的玩弄國家權力的政客們，有時候對於普通公民或應稱作納稅人的危害，實不下於天災人禍。

從以上四點，我們可以得出這么一條線索：私有制的價值觀要求資產階級統治者追求私利，佔有最多的私有財產，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就要藉助國家權力，而三權分立制度將國家權力一分為三，本來期望三權能相互合作、相互制約，以達到防止國家權力濫用和維護公民權利的目的，但結果卻是由於私有制的價值觀的驅使造成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約向著非法合作和過度制約的方向轉變，最終反而濫用了國家權力，危害了公民權利。三權分立制度的利端，由於其行使者受私有制的價值觀的影響，最終轉化成了弊端。

既然相互合作之所以向非法合作轉化、相互制約之所以向過度制約轉化都是受其行使者主觀上到底是為公還是為私的影響，那麼是否可將三權的行使通過法律或某種制度控制在只能為公的范圍之內呢？或是改變行使者的私有制價值觀的主觀態度呢？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三權分立制度不能完成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的目的的第二個原因：力所不能及。
要三權分立制度將三權的行使控制在只能為公的范圍內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三權分立制度力所不能及的事：1、從淺層次來說，這是很難操作的。正如法理學界的一個觀點：實體上的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只有盡量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因為制度所能控制的是人的行為，而不能控制人的主觀思想，三權行使職權為公為私的行為，可能在程序上表現得一樣，但在實體上卻會因為主觀目的的不同，產生相反的效果。並且連這么嚴密三權分立制度都無法控制，我們還怎麼期望其它的制度能控制。總之，從淺層次來說，難以操作。

2、從深層次來說，這是與三權分立制度基礎相關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弊端是由於私有制的價值觀的影響所轉化來的，但這種價值觀不是我們說改變就能改變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決定私有制價值觀只能是私有制這種經濟基礎，如果我們欲求私有制價值觀的消亡，那隻有等待私有制消亡，但問題是三權分立制度的經濟基礎就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消亡，支撐著三權分立制度的三足不就倒掉一個，而且，一旦私有制不存在了，那麼就沒什麼私利可爭奪了，那也就不會分成許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集團了，而多黨制也就消失了，至此，三權分立制度的三個基礎就三中去二，剩下的一個也獨木難支了，那麼，三權分立制度不就也就消亡了嗎？因為私有制消亡了，公有制真正形成了，社會的利益既然公有，那整個社會的利益就在一條線上了，還怎麼會需要三權來分立制約呢？那不是在浪費資源嗎？所以，私有制一旦滅亡，也就是對三權分立制度下了死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導致三權分立制度不能完成自身目標的阻礙，恰恰就是它之所以能夠存在的根基本身——私有制，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三權分立制度註定無法克服其弊端，換個角度來說，三權分立制度的弊端具有不可克服性。

4. 誰有《鄉土中國》和中國法治的文章

正好前段時間寫了一篇，發給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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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馬瀟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提到：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換一句話說，社會和個人在這里通了家」。「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一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

筆者在學校學習中國法制史時，一直被告知：中國古代是一個「禮法結合」的社會——似乎「法」就是「法」，「禮」就是「禮」，二者完全被割裂，沒有一點關系。
但實際上，考察「法」的本質屬性，最重要的就是「規則性」。而「禮」完全具備「規則性」這個要素。所以，說「法是法、禮是禮」，二者完全沒關系，是不合適的。關於這一點，張晉藩教授的在相關論著中已有提及。

所以，與其說禮不是法，不如說禮就是一種習慣法。
法就是禮，禮就是俗，俗就是心。

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也就是鄉土中國——最基層、最基礎的法律運行模式。我們姑且稱這種模式為「鄉土中國法律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禮出自心——只要「一準乎禮」，就是合法的，同樣更是合心的。在這種模式下，法（禮）的正當性發自民眾內心，民眾人人都認可。
所以，在這種模式下，就形成了民眾對於「違法」、「違禮」之人「人人得而誅之」的思維習慣。因為在「鄉土中國法律模式」下，人人都是立法者，人人都是法官。在這種思維習慣下，只要是某個人覺得自己的行為是道德的，那麼他就是合乎禮制的，進而就是合法的。與此相對的，凡是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都是違法的，都是應該受到懲罰的。

這種思維模式在民族、國家處於危難之時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在和平時代，則往往弊大於利。因為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是非完全沒有標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眼中也有一千種道德觀。你的道德觀未必符合我的，難道不符合你的道德觀，你就能說我不道德？誰賦予你權利說我不道德了？你憑什麼譴責我？
我們的古人也早看出了這種「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弊端，所以才要在「禮」之外製定成文的「法」。因為只有成文法才能有一個相對明確和固定的判斷標准，才不會亂套。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國家和民間爭奪司法權的一個過程。

隨著近代法制進程的開啟，鄉土中國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尤其是文革之後，鄉土中國本身所依賴的家庭基礎、宗族基礎被徹底摧毀。國家明確了自己獨享司法權的權力。成文法徹底取代了禮，絕大多數不符合國家成文法立法精神的民間習慣法被認定為非法。
但是這個認定過程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由國家來推動，而不是發自普通民眾的內心。所以，普通的民眾的思維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著「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慣性。普通民眾在潛意識中仍然固執地認為俗應當隨心，禮應當隨俗，法應當隨禮。凡是不隨俗、不隨心的法，就缺乏正當性。

大部分普通民眾對自己的這個觀念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但在行為中確屢有表現。比如對於葯家鑫案的「集體審判」，再比如去年的反日遊行。做出這些事的人都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正當的——只要他們自認為自己是正當的，他們就覺得法律也應當認為他們是正當的。如果這時候法律認為他們是不正當的，那麼就是法律有問題，就是「沒有法律」，或者「法律都是騙人的」。

這種思維傳統已經嚴重阻礙了現代法治的發展。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眾對於立法的參與不夠，導致民眾的認識不能及時更新；另一方面是因為鄉土中國的基礎被推翻，卻沒有及時補充相應的思想內涵，導致了這個思維傳統一直占據著民眾的頭腦。

中國要建設現代法治社會，就必須讓民眾產生現代法治的理念；而這首先要做的，就是趕走民眾腦中「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定勢。一方面，應當加強民眾的立法、司法參與程度；另一方面，也應該加強立法、司法、執法的細致性、可操作性。只有民眾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都能體會到國家成文法的存在，才能逐漸潛移默化地驅走他們腦中「鄉土中國法律模式」的思維定勢，才能為實現現代法治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5. 我國司法獨立的困境是什麼

1、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

在我國，司法獨立是黨領導下的「獨立」，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員會領導和協調公、檢、法工作的機制一直在運行，這在事實上形成了我國司法領域中「一個家長，三個孩子」的制度現實。雖然現在各級黨委、政法委審批案件的做法已大為減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還是必須要向黨委或政法委請示或者接受其「過問」。

雖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所有的領導幹部基本屬於黨的成員，因此其受黨的領導和管理是必然的問題。如此一來，司法機關是不可能脫離政黨對其的干預，無論是在有形還是無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擾。

2、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在人、財、物的配置上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這不僅包括司法機關的日常經費開支，更包括了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等現實的開支，具體的數額和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預算的，缺乏獨立性，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有時難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當事人乞討的尷尬。

由於地方各級法院的人、財、物均掌握在地方，從而使得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司法卻不能獨立於地方。我們的司法機關在人事、財政上嚴重地依賴於地方，地方法院和檢察院都同在一個地方政府制約下，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也不可能不受當地經濟利益的左右。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

3、司法機關與人大的關系：

我國憲法在確立司法獨立原則時，沒有規定司法機關有權獨立於權力機關。我國憲法採用的是議行合一的政體，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部國家權力由人民代表大會即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產生，司法機關應該對權力機關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由於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未排除人大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事前干預，現實中已出現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進行「個案監督」的事例，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機制還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約。實踐證明，不講究黨的領導方式和人大監督機制的合理化，必然會影響司法獨立的實現。

4、公、檢、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辦理，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時「互相配合」，這種平等的配合制約關系，使得以審判至上為前提的司法獨立難以有效貫徹，很明顯與司法獨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6. 腓力四世的同教皇鬥法

從1294年起任羅馬教皇的卜尼法斯八世,是個專橫頑固的教權至上論者。他認為腓力四世因對英戰爭向教士征稅是侵犯教會特權,並違反基督教國家應團結一致,進行十字軍東征的原則。卜尼法斯八世於1296年發布敕令,申明教會的免稅特權,而羅馬教皇對所有教會財產擁有最高主權,宣布沒有教皇許可,國王既不得向教士征稅,教士也不得向國王交稅,違者開除教籍。腓力四世接到這項敕令後大為震怒,他立即採取對策,宣布凡法蘭西王國的臣民,未經國王允許,不得將金銀、貨幣、武器、馬匹輸出國外。這一規定雖然沒有指明對抗羅馬教皇,實際上是禁止法國諸侯與教士向羅馬教皇納貢,也就卡住了教皇的財政來源。教皇不得不於1297年讓步,允許教士不必經教皇同意即可自願納稅。腓力四世於是贏得了與教皇爭奪財政權斗爭的第一回合。
但在1301年,腓力四世與教皇又因爭奪司法權再起爭端。朗格多克地區的一名主教被控叛逆,由國王法院判決有罪,腓力四世就要求教皇免掉他的教職,以便懲辦。卜尼法斯八世由於在1300年靠百年大赦發了大財,認為有恃無恐,便決心對腓力四世進行反擊。他發布敕令,不但申明那名主教只能在羅馬受審,並且取消以前在財政上的讓步,譴責腓力四世在對待教會的問題上犯有許多罪行,召集法國高級教士定於1302年11月來羅馬開會,來對法國問題進行全盤處理。腓力四世採取了有力措施,動員全國力量反擊教皇。他先編造公布了一個語氣更為專橫的教皇敕令摘要,用它激怒全國人民。然後腓力四世當眾燒毀了教皇敕令,並庄嚴宣告,他的子孫後代,誰若使國家從屬於上帝以外的任何權力,就將永受詛咒。在這種氣氛下,腓力四世於1302年5月10日,在巴黎聖母院首次召開了由教士、貴族和市民組成的三級會議,利用小貴族和市民的反教會情緒,壓制教士聽命於國王。三級會議各個等級分別寫信給教皇,申明國王只服從上帝,教皇不得干涉法國的任何內政。但後來仍有一些高級教士跑到羅馬支持教皇,教皇又得到神聖羅馬皇帝阿爾伯特的支持,
卜尼法斯八世再次發布敕令,申明教皇對世俗君主的絕對權威,宣布要將腓力四世開除教籍。腓力四世在1303年6月又一次召開三級會議反擊。三級會議控告教皇犯有異端、非法篡位等罪行,決定以國王名義在法國召開宗教會議,審判教皇。隨後腓力四世派出一隊人馬,由大臣諾加勒率領進入義大利,聯合義大利的反教皇勢力,於9月7日在阿南尼將卜尼法斯八世拘捕,大加凌辱,准備帶回法國審判。雖然教皇後來逃脫,但一個多月後便憂憤而死。在這場斗爭中,腓力四世依靠全國各階層支持,獲得全勝,使教皇威信掃地,羅馬教廷凌駕子世俗君主之上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這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卜尼法斯八世死後不久,腓力四世便支持他的朋友波爾多大主教柏特隆為教皇,稱克雷芒五世(1305—1314在位)。新教皇對腓力四世非常恭順,履行了如下誓約:廢除歷代羅馬教皇對法國國王與臣民所發布的責難敕令,以法國境內教會領地稅收的1/10獻贈法國國王,譴責卜尼法斯八世的言行,任命法國國王指定的人為大主教。1309年,腓力四世又把教廷從羅馬遷到法國的阿維農,這就是羅馬教會史上「阿維農時代」(1309—1378)的開始,這個時期教廷的紅衣主教絕大多數是法國人,教皇完全秉承法國國王的旨意,成為法國國王的「御用教皇」。

7. 院之爭是什麼

院之爭 所謂清末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是指清末「預備立憲」之初進行官制改革過程中，新設立的法部和大理院在司法許可權劃分上出現的一場大的爭論. 20世紀初年，經歷了義和團運動沖擊和八國聯軍入侵雙重打擊的清政府,陷入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面對內外交困的時局，清朝統治者意識到，不改變傳統統治方式，其統治將難以為繼。通過前往各國考察憲政之滿族親貴所見所聞，清朝統治者認識到，立憲與君權並非水火不容，如處理得當，立憲甚至可以不僅無損於君權，並且有利於「皇位永固」。經過長期醞釀和再三權衡，清廷終於在1906年9月1日正式下詔，宣布仿行憲政，實行「預備立憲」。並同時提出從官制改革入手，率先建立實施憲政的行政體製作為推行憲政的基礎性前提。 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頒布的新官制規定，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這一改革開始改變傳統的行政機關兼理審判的制度，建立獨立審判原則，其精神實質就是倡導「三權分立」體制下的司法獨立。 從整體上講，清廷對此次官制改革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原因在於，其一，鴉片戰爭之後，由於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原有的以六部為主幹的行政管理體制不僅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並且其弊端還惡性發展.「許可權之不分」，「職任之不明」，「名實之不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二，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既然宣布實行「預備立憲」，也必須在設官分職上盡可能與立憲各國改同一律，甚至引進「三權分立」之類的近代憲政原則以為標榜。於是，在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的次日，清廷即派載澤等編纂官制，並命各省督撫派員參議，同時又令奕匡等對改革官制方案總司核定。到11月6日，清廷正式諭准奕匡等奏定的改革官制方案，通過對原有機構保留、合並、易名、增設等形式進行調整，最後確定了新的中央各部院機構設置。 新的官制改革方案中，司法體制方面變動尤大。原有的三法司制度，被調整為「刑部著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著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應當說，清廷作出上述決策的初衷是按照立憲國之模式，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並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並試圖使司法走向獨立。然而，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囿於對真正的司法獨立原則的膚淺理解，以及出於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強化中央集權之需，清廷在其議制之初，就有意無意地使新設立的兩個行使司法權的部門——法部和大理院許可權不明確，甚至互相交叉。不僅是法部「專任司法」及大理院「專掌審判」的諭旨在概念上模糊不清，因為司法與審判從來就是兩個內涵上難以截然分開的概念；而且即使在奕匡等所上標榜「分權以定限」而引起三權分立原則的《釐定中央各衙門官制繕單進呈折》中，對司法獨立的理解和規定也只是「司法之權則專屬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詳言之，即是由大理院職任審判，而由法部作為司法之行政 衙門監督審判。在這里，我們不僅看不到其所設計讓司法獨立的意圖，反而可以明確理解為它勾畫出了一幅「行政監督司法」的藍圖。這種以立憲宗旨相標榜，在方案上卻又依違於傳統體制和憲政之間的設計，一開始就埋下了法部與大理院的職能沖突的隱患。 按照清廷的要求，以戴鴻慈為尚書、張仁黼為右侍郎的法部，在與以沈家本為正卿的大理院協商劃分許可權時，基於司法獨立原則與許可權劃分方案的悖異，以及戴、張與沈家本在對待立憲的真誠程度以及關於西方法律原則的理解與認同方面存在較大歧見，院部之間出現矛盾乃至對立，可以認為是勢所必然。戴鴻慈曾於1907年4月12日致書時仍被清廷通緝而遠在日本的梁啟超，請教法部與大理院許可權劃分之事，其中有言：「自去年七月宣布預備立憲之旨，其後組織內閣……惟樞密諸員，未明新學，故頒諭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諭雲：以刑部改為法部專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任裁判），致令部院諸員，紛紛爭議，互起沖突。山陰尚書力主和平，甘居退讓，而沈堂（大理院沈家本）乃以陰柔手段，攘竊法權，一切用人行政區劃審判區域事宜，不關白法部，徑直上奏，惟留秋朝現審諸例案，推諸法部，自餘修律大臣法律學館，皆歸一人之手，法部不過問焉。」這雖然是一則書信史料，其言論不免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而其立論亦多有偏頗之處，但其「樞密諸員，不明新學」，且諭旨亦「含混不分疆界」，從而導致了部院許可權紛爭不已的局面，這種認識還是比較准確的。當然，此事還有另一重要原因是戴氏未提及也不便提及的，那就是由於機構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必然會觸及各自的利益，致使各衙門官吏對權力劃分勢必斤斤計較，互不相讓，以至爭執不已。事實上，在清廷既往的司法體制中，刑部一直居於最重要的地位，而審案判案又是其主要職掌，「部權特重」，對於司法審判體制中的核心地位豈肯輕易相讓，因此阻滯、掣肘乃至陽奉陰違對待審判權轉移也屬必然。 由於部院對司法許可權劃分未能協商一致，出於期望盡可能讓皇上首肯法部提出的許可權劃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由戴鴻慈領銜，單獨奏上了《酌擬司法許可權繕單呈覽折》，提出司法權層層監督審判權的主張，明確說：「夫所謂司法者與審判分立，而大理院特為審判中最高之一級，蓋審判權必級級獨立，而後能保執法之不阿，而司法權則必層層監督，而後能防專斷之流弊。」並據此擬定了法部之十二條司法許可權，主要內容包括：1.大理院判定之死刑案件，送法部核定具奏；遣、軍、徒、流之案件，報法部備案。2.地方各級審判廳成立後，其所定死罪案，分詳部院，大理院覆核後，咨法部核定，並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而遣、軍、流、徒以下案件，均詳法部辦理。3.各檢查廳及各級審判廳之推丞、推事，由法部會同大理院請簡、奏補，且法部負有監督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責。4.各級審判廳官制員缺，及分轄區域設立處所，由法部主稿會同大理院具奏。應當說，上述這些方案反映出了法部在司法許可權之爭中走向極端的態度，它不僅把司法行政權擴大成為涵蓋廣闊的司法監督審核權，以至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所審理之重大案件均需經其核定上奏，並且對大理院之官員考核及各級審判廳、檢查廳之人員任命，以及各級審判廳的區劃設置也視為當然的司法行政內容。作為內閣之一部的法部在號稱「預備立憲」並標榜「三權分立」之時竟還要求擁有如此寬泛的司法權利，這不能不讓人慨嘆「行政干預司法」這種中國傳統司法原則影響之深遠，也不能不意識到，在清廷內部高官哪怕是像戴鴻慈 這樣的親身出洋考察過各國憲政，並且在清廷中以立憲和司法獨立相標榜的所謂開明官僚頭腦中，其誤解乃至曲解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原則，與這種原則的本意是多麼大相徑庭。當然，在此我們不能忘記，清廷實行「預備立憲」，既是為客觀形勢所迫採取的應時之舉，也包含著其試圖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的動機，因而，洞悉清廷內情的戴鴻慈等人，既可以大唱立憲之高調（註：作為出洋考查憲政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歸國之後曾數次上折，倡言憲政。他在1906年8月25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所上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還曾說到：「司法與行政兩權分峙獨立，不容相混，此世界近百餘年來之公理，而各國奉為准則者也。」又可以在需要之時，以立憲作幌子，在維新的方案中，塞入取悅朝廷而又利己的私貨。可以說，戴鴻慈等提出的「審判必級級獨立，司法則層層監督」的方案，與其說是力求司法獨立的革新之舉，不如說是由舊有的「行政司法合一」變化而來的「行政監督司法」，是一種立憲旗號下「行政司法合一」的變種。 戴氏提出的用多種行政手段控制、監督審判活動，並最終將司法審判的決定權匯集於皇權之中的方案，理所當然易於為皇權所接受，因此，光緒帝當即諭令：「從之」。 身為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看到法部的方案和清廷批準的聖諭，內心自是難以平靜（註：作為晚清律學名家，沈家本對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優劣長短十分了解，擔任修律大臣後，因職務所在，對西方近代法制特別是東鄰日本先進的司法審判制度研究頗多，因而在晚清審判體制改革中，極力主張審判獨立。）。在他看來，法部的方案不僅大大侵削了大理院的正當職權，將導致今後的工作處處掣肘，難以開展，也與「司法獨立」這一憲政精義大相違背，因此，他不顧皇帝已經作出了諭準的批示，毅然於5月20日上《酌定司法許可權並將法部原擬清單加具案語折》，對法部方案中的謬誤之處提出了全面的批駁意見。他尖銳地指出：「司法獨立，為異日憲政之始基，非謂從前現審辦理不善故事更張也」，並認為「憲政精義以裁判獨立為要義」，因而必須糾正以往行政干預司法之積弊，要求法部不得干預正常的審判活動。他指出，「各國裁判制度，皆以大審（理）院為全國最高裁判之地，定擬各案，惟死罪送交司法大臣執行，如情罪或有可原，則由司法大臣奏請減免，並無駁審之權」，而「今死罪必須法部覆核，秋朝審必須法部核定，許可權未清，揆諸專掌審判之本意，似未符合」。至於法部提出要掌握大理院及各級審判廳之人員任免之權，沈家本指出：「至臣院推丞推事等官，必須得力人員，經臣等試驗有素，而後量能使用，方足以鼓舞群材。若以他衙門之堂官而定此衙門之員缺，情形既未周知，而以本衙門之庶僚，更聽他衙門之任用鑒別，恐難於允當。」當然，鑒於法部方案已由上諭認可，未便推翻重來，不得已，沈氏最後提出「通融辦法」：對大理院自 定死刑之案及朝審冊事宜，分別情形，由院、部分別審、核辦理；而對於各級審判廳及奉旨速議之件，添入大理院會同具奏；至於大理官之推丞、推事各官，仍由大理院自主請簡奏補，以責專成。應當說，沈家本的「通融辦法」雖然向司法獨立邁出了較大的步伐，但仍有很大的調和性。其方案最大的特點，是在維護皇權干預司法的前提下，為大理院爭取較多的獨立審判權。 就是沈家本這樣一個充滿妥協和折中的方案上奏清廷後，仍然震怒了朝廷。光緒帝覽折後，立即下旨：「本日大理院奏司法許可權酌加厘訂開單呈覽一折，著與法部會同妥議，和衷協商，不準各執意見。」清廷的這種嚴厲態度，與其說是針對部院奏摺的內容而發，不如說是針對部院（特別是大理院）面對煌煌諭旨卻有異詞的態度而起。在此我們已充分認識到聲稱「仿行憲政」之清廷，哪怕是對憲政本身應如何開展，也是以專制之心態處之，容不得半點與之不同的異己立憲思想。正是基於同樣的心態，清 廷於三日後將大理寺正卿沈家本與法部右侍郎張仁黼對調任職，以釜底抽薪之法來解決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議。於此，我們倒更清楚地認識到，身處危局而被迫立憲之清廷，既缺乏憲政之基本知識，因而無從判斷部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更沒有容人討論或爭議的氣度，因此一旦遇有不一致的意見，便視為互相爭權，因而沿用往昔常用的御臣之術，以互調了之。這種顢頇而專橫的態度，決定了所主導的立憲改革，必然曲折艱難，矛盾迭出。正如時人所言：「大理院與法部因爭許可權事，屢煩兩宮之勞頓。昨忽以張、沈對調，乃請君入瓮之意。事固高妙，而臣下之辦法愈難，政治終無起色。」 部院司法許可權之爭以沈、張對調而暫時告一段落。因朝廷震怒而惶恐不安的法部和大理院相互妥協，很快於四月二十日上呈了《遵旨和衷妥議部院許可權折》，提出了大理院自定之死刑案件，經法部覆核後，由部院會同具奏；速議之件及匯案死罪之件，經部院駁正或覆核，再由部院具奏；大理院之推丞推事及附設之檢查廳丞各官，均由部院會商請簡請補等辦法。可以說，在清廷專制主義的高壓 之下，部院提出的這一妥協方案，僅僅在形式上採納了司法獨立的機構設置，從其運作程序來講，無非是傳統的「行政干預司法」模式的翻版。而現在卻把干預司法的大權更多地納入到皇權之中。 總體上講，因外部力量推動被迫「立憲」的清王朝，其對西方資產階級法制具有天然的對抗本能。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人民主權這些原則要真正在中國立足，如果不對上層建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是不可能實現的。當然，對於晚清改革時期順應歷史潮流，為中國法制近代化孜孜以求的人們（包括清廷內部的開明官僚）的貢獻，我們也必須永遠銘記不忘。

8. 美國1787年憲法規定，解釋憲法的權力在

美國憲法中並無關於解釋憲法的權力歸屬的規定。
解釋憲法的權力即「違憲審查權」或者「司法審查」的確屬於聯邦最高法院，但是由下面這個案例確定的，而非源自憲法規定。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作者：佚名 轉貼自：聞名 點擊數：40

從司法角度來看，本案堪稱法律史上最偉大的判例。它在美國憲法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奠定了近代司法權真正的權威；在全世界范圍而言，這個判例也是開創違憲審查的先河。這一被稱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創制，雖然具有偶然性，但在經歷了兩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個國家的效法的時空檢驗後，被證明具有偉大的意義。
本案被馬歇爾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難」，正是一個典型的黨派政治斗爭事件卻必須由堂而皇之的司法程序來解決的寫照。

權利之爭引發最後的任命

1803年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確立起來的聯邦司法審查制度，是當時美國統治階級內部兩大派矛盾斗爭的產物。1800年大選結果，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總統落選，民主黨候選人托馬斯·傑弗遜當選。

面臨大選失敗的聯邦黨當然不甘心。他們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導權力的情況下，將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權的爭奪上。1800年12月，亞當斯總統任命國務卿馬歇爾為首席大法官； 與此同時，仍由聯邦黨人控制的國會也趕在其任職終了前匆忙通過了兩部關於聯邦法院組織的法律：《巡迴法院法》和《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前者將巡迴法院的數量從三個增加到六個，新增16名法官；又在華盛頓特區增加了五個地區法院，每個地區還增加一名檢察官和一名聯邦執法官。後者在人口稀少但臨近首都的各縣設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設立的官職都已由忠誠的聯邦黨人順利赴任；後者設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於時間緊迫直到3月3日，即亞當斯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才予以任命。按照規定，這些任命必須在當天午夜前經參議院同意、總統簽署、國務卿蓋章後才能生效。馬歇爾國務卿在這天夜裡忙得團團轉，才最終確認42名法官都已蓋章完成了任命手續。但由於時間倉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狀未及送出。
第二天，傑斐遜就任美國第三屆總統。以他為首的民主共和黨對於聯邦黨人在離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權力到手，立即開始回擊。首先，傑斐遜立即命令他的國務卿麥迪遜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狀，將它們像垃圾一樣的處理了。接著，新一屆國會於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廢除了《巡迴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聯邦司法權。最後，為了防止馬歇爾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對抗，新國會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從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關閉了14個月之久。

馬伯里訴諸法庭

馬伯里就是被任命為治安法官而又未拿到委任狀的人當中的一個。為此，馬伯里與其他幾個同樣沒有拿到委任狀的人一起起訴，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判令麥迪遜頒發委任狀。這真是一場奇特的政治斗爭，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圍內進行，但實際上還是誰有權誰說了算。

馬歇爾大法官在上任之初的頭一個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權，不難想像他當時處境的微妙和困難：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建立聯邦最高司法權威，乘機也教訓政治對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對方不理睬，判決將成為歷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審理，則無論最高法院還是他本人將更難以面對國人。本案堪稱絕妙的判決就產生於這兩難境界之中。

馬歇爾宣布司法審查原則

馬歇爾首先作了一個試探：要求麥迪遜國務卿解釋不發任命狀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強行判決，後果當然也是如此。所以馬歇爾做出了一份斬釘截鐵而又不需要任何人執行或者「理睬」的判決：「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因此對馬伯里的任命有效；「本院認為：馬伯里有權利得到委任狀：拒發委任狀侵犯了他的權利，他的國家的法律為此對他提供救濟。」最後，他又話鋒一轉說，最高法院無權發出法院強制執行令。

這個判決妙處在於：它自認無權卻是在有權審查國會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憲的前提下作出的。馬歇爾在判決中寫道：「應該強調的是，確定法律是什麼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那些把規則適用於具體案件的人們，必定有必要對規則進行闡釋和解釋。假如兩個法律相互沖突，法院必須決定哪一個適用。所以，假如法律與憲法相抵觸，假如法律和憲法都適用某一具體案件，法院必須確定，要麼該案件適用法律，而不顧憲法；要麼適用憲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須決定這些相互沖突的規則中哪一個管轄該案。這就是司法職責的本質。」

顯然，他認為憲法是至高無上的、是受人崇敬的，法院只能、只應當服從憲法，適用憲法，而且法官受命時是要對憲法宣誓效忠的。他就聯邦國會立法權的界線、憲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法院何以有審查法律的權力等問題作了長篇的論證，明確宣布「違憲的法律不是法律」、「闡明法律的意義是法院的職權」。 由此他得出結論，《1789年司法法》是違憲的，無效的，不能適用於本案，因而駁回了馬伯里的請求。 由此，開創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查國會法律的先例。

一個政治案子的完結 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

這個案子本身了結了，而它產生的憲法價值和影響卻是深遠的、巨大的，因為馬歇爾代表最高法院所做的判決理由涉及到一個憲法的最基本的原則——法院有權對國會立法進行違憲審查，如果發現國會所立之法與憲法相抵觸，法院有權宣布它無效，不予執行。
由此，本案判決奠定了「司法審查」制度的理論原則和實踐基礎。事實上，當時美國政治斗爭的兩黨領袖和骨幹們幾乎都是美國的開國元勛。他們的斗爭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問題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達成「偉大的妥協」，這才是歷史的主流。馬歇爾正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能作出如此偉大的判決。他以迴避政治上的正面沖突換得了司法權威的真正確立，他的智慧足以流傳千古。

9. 英國議會和國王爭奪權力的斗爭是在哪一重大歷史事件後而告終的與之相關的文獻是什麼

1688年 光榮革命

議會是英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是英國的最高立法機關。政府從議會中產生，並對其負責。英國的國會為兩院制，由上議院和下議院組成。 上議院又稱貴族院，主要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新封貴族、上訴法院法官和教會的重要人物組成。上議院議員不由選舉產生，部分是世襲貴族。 上議院是英國最高司法機關，議長由大法官兼任。和下議院相比，上議院的權力相對有限，保留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司法權，有權審查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並通過必要的修正案，還可以要求推遲它不贊成的立法，最長可達一年。 下議院又稱平民院或眾議院，其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5年。下院的主要職權是立法、監督財政和政府。 英國全國被劃分為多個選民人數基本相同的選區(選區的劃分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決定)，每個選區選舉一名下議院議員。大多數選區議員是一個政黨的成員，但是沒有政黨背景的人士也可以參加選舉。 通常情況下，英國下議院總有一個擁有絕對多數的政黨，該黨領袖被國王任命為首相。下議院第二大黨的領袖則成為反對黨領袖。 「議會」，英文Parliament，來自法文的Parlement，是「討論」的意思。從形式上看，英國議會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魯-薩克遜時期的賢人會議和諾曼底時期的大會議。 在早期盎格魯－薩克遜人統治下的英國社會中，就存在著久遠的民主和法制的傳統。如果追根溯源，就會發現，現代英國議會最早就源於早期郡法庭中集中地方代表的慣例。後來，又出現了賢人（Witan）會議。這種賢人會議本是一個國王的顧問團體，沒有具體的組織，人選也要看國王的意旨。不過這種賢人議會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萌生了英國各階層民眾參政議政的傳統。 在11世紀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國之後，在英國建立了一種以軍事服役為交換條件的土地分封制度和包含著地方政務的司法制度。在政治體制上，諾曼諸王在繼承了盎格魯-薩克遜人習俗慣例的基礎上又把諾曼底傳統的管理國家的方式移植到了英格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御前會議」。這種御前會議不同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賢人會議。這個團體的一部分是大地主，另一部分是由國王特別召來的顧問。御前會議最初執行國王的一般任務，其任務後來分成了若幹部門。在亨利一世統治期間（1100~1135），御前會議有了比較固定的職能，由少數主教、宮廷官員、王室僕役和男爵等組成了一些比較固定的小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協助國王管轄地方政府，處理重大案件，受理郡法庭和百戶區法庭的上訴，因而其中的成員被稱為「法官」。後來，亨利二世任命其中的5個成員組成一個駐在固定地點的法院，在國王的指導下審理各地的重大案件，這就逐漸演變出了「王座法庭」，即由各州市的代表與國王及其御前會議人員所組成的大會議（Magnum Concilium）。之後，這種大議會在威斯敏斯特的集會最後逐漸轉變成了一種國家的立法機構。這實際上就成了近代英國議會制度的起源。 1215年6月15日，安茹王朝屢戰屢敗的國王約翰與25位貴族代表舉行談判，簽署了著名的《大憲章》。《大憲章》里有兩條最著名的條款，第一條是：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另一條是：「任何自由人，若不經過同等貴族人的依法審判，或是經本國法律判決，任何自由人均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障、流放或受其它損害」。這兩個條款表明，臣民的權利是獨立的，不是國王恩賜的，所以國王也不能剝奪它。盡管從形式上看，《大憲章》只是陳述了英格蘭當時存有的經濟、法律和行政慣例，但在實質上已為後世的民主政治確立了一些基本原則，包括後來逐漸形成的只有議會批准才具有的征稅權、對國家事務的公民參與權和監督權，以及公民自由和公民法權觀念等。最為重要的是，《大憲章》的簽訂確立了「王在議會」和「王在法下」的原則，即英王的權力並非是至高無上的，它只能在法律的約束下行使權力。這實際上也為作為「限政」的憲政開了先河。 1258年，約翰兒子亨利三世再次被迫接受「貴族請願書」——《牛津條約》，承認了議會獨立於國王並定期開會的法定存在。1265年，貴族蒙特福特在內戰中獲勝，他召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次議會，除了有貴族和主教參加外，還邀請了騎士和市民代表，從此形成了英國的等級議會制。1295年，愛德華一世為籌集戰爭經費又召集了「模範議會」並使之成為慣例。由於貴族議員和市民議員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從1343年開始，在議會內部逐漸區分為上、下兩院，即貴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1327年，議會通過了《斥國王書》，全體議員一致同意廢黜愛德華二世，立其長子為國王，從而開創了議會彈劾國王的先例。 1558年底，都鐸王朝的伊麗莎白一世登基，在她統治英國的44年裡，沒有濫用自己權力和威望，她終身節儉，不輕易戰爭。當王權與議會發生矛盾的時候，她總是會根據情況做出必要的讓步。在她一生中，王權的擴張始終控制在議會能夠忍受的范圍之內。 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他繼任後，英國與西班牙、與法國之間宗教戰爭使國庫空虛，財政緊張。為了維持戰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稅收。但是自《大憲章》簽署開始，開征新稅的權力就屬於議會。國王要想徵收新稅，必須得到議會的批准。議會向國王提交了一份《權利請願書》，規定國王不經議會同意不得徵收新稅。查理一世卻對文意加以曲解，並且瞞著議會徵收新稅。於是議會號召民眾不再向國王納稅，作為回應，國王強行解散了議會。直到1640年，英國沒有再召開議會，這段時期稱之為「無議會時期」。 在「無議會時期」，查理一世強行徵收各種名目的賦稅，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加上因宗教問題而反抗國王的蘇格蘭，迫使查理一世在1640年11月重新召開議會，這屆議會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年，史稱「長期議會」。議會召開之初，向國王遞交了一份《大抗議書》，重申了議會的要求。國王立刻親率人馬逮捕反對者，卻遭到強有力的回擊，查理一世被迫離開倫敦，並於1642年8月22日向議會宣戰，拉開了內戰的序幕。 在內戰中取得極高威望的克倫威爾在共和國建立之後逐漸成為軍事獨裁者，這是議會所不能容忍的。當克倫威爾死後，議會與王室的支持者聯手促成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但是即位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想獲取更多的權力。於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議會在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 該法案體現了國王的權力受到議會牽制的宗旨，明確了「議會至上」的原則，把國王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更進一步的是，他們使內閣向議會負責，即國王必須提請獲得議會多數的政黨來組閣，若議會不信任，內閣必須辭職，或者解散議會。但若新選出的議會仍然不信任內閣，則內閣必須辭職。於是，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通過這次不流血的革命而正式確立下來。這是人類憲政民主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議會權力超過君主的立憲君主制度以及兩黨制度，不僅對英國以後的歷史發展，而且對歐美許多國家的政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英國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發的政治思想，對歐洲絕對君主專制制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一些民主、進步的思想家，如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則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針催化劑。同時，對亞洲的中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的維新派在為改革而奮斗的時候，就常常引用英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為楷模。 但「光榮革命」後的國王仍掌控行政大權，議會成為完全主宰尚需時日。1690年3~4月，英國議會的《財政法案》將「國王靠自己生活」轉變為「國王靠議會生活」；1694年的《三年法案》限制了國王召集、解散議會的隨意性；1701年頒布的《王位繼承法》旨在通過規定王位繼承問題，實現資產階級對王權的控制。同時又規定，國王無權干涉立法和司法，無權赦免議會彈劾的案件，這就意味著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即司法獨立。1714年，喬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語，逐漸不出席內閣會議，而由內閣中一名大臣負責主持內閣會議。1721年，下院多數黨領袖、內閣首席大臣兼財政大臣沃波爾取代國王成為內閣首腦。沃波爾內閣是英國首屆正規內閣。1742年，沃波爾因失去議會的支持而辭職，他這一行為開創了內閣得不到議會信任時必須辭職的先例，1784年小皮特首相遭到議會下院反對時，提請國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選，獲勝後仍繼續任職。他的做法也成為慣例。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變革，到1832年議會改革後，議會不但成為實際的最高立法機關，而且也取得了決定內閣人選，監督內閣施政，決定內閣去留及干預司法工作的大權。國王的行政權力被剝奪殆盡，成為「統而不治」的「虛君」，議會制度正式宣告形成。

10. 魏晉審判制度的含義

就是不放過做壞事的人，要懲罰犯事的傢伙，凈化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