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司法判例
『壹』 近年來有哪些典型的關於司法公正的案例
年過六旬的老大娘三年前存款寫錯了自己的名字,三年後孫子看病著急用錢專,大娘干著急卻取不出錢來屬,多虧聲明書公證給她幫了大忙。
三年前,大娘在銀行存了一筆2萬元的定期存款,在寫存摺的時候,本來是文盲的大娘沒在意,就把自己的名字「李淑萍」按平時的習慣簡化寫成了「李樹平」。沒想到,今年小孫子患病要動手術,大娘想把錢取出來給孫子看病,卻被銀行拒絕了。
「錢是我存的,名兒也是我寫的,上俺村裡打聽打聽去,誰不知道李樹平就是我?你們咋恁較真呢?我這錢是給我孫子看病的!」大娘在銀行吵吵了半天,還是不好使。在銀行員工的指引下,她只好到公證處來辦理公證。
看到大娘急得滿頭大汗,公證員立即為大娘辦理聲明書公證。在核對了大娘的身份證、戶口本、存摺等均無誤之後,公證員為大娘起草了聲明書,然後與銀行取得了聯系。在確定了聲明書內容是銀行認可的之後,為大娘辦理了聲明書公證。隨後,大娘拿著聲明書和身份證順利地從銀行取走了存款。
『貳』 英國司法判例案例（舉起個英文案例）
JP書上有。。。。。用那個案例可以的。。。CUFE的？？？
『叄』 遺失物的取得真實經典案例有法院判決的
新聞上老是播啊！錢丟了，物主有權讓拾到的人歸還。
『肆』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
『伍』 你覺得具有典型意義的司法案例有哪些
2015年6月23日上午，來浙江省永嘉縣人源民法院依法公開宣判劉某等人聚眾斗毆一案。在法警將劉某押解至法庭時，劉某的妹妹劉某1、劉某2等人起立鼓掌。面對法官和法警的勸說制止，劉某1、劉某2等人不僅拒不聽從，反而變本加厲地鼓動喧鬧，致使宣判被迫中止，劉某被法警帶回暫押。劉某1、劉某2等人見狀，強行闖入審判區域和羈押通道，圍困、推搡、拉扯法警衣物。其間，劉某1持手機將前來勸阻的法警鄭某頭部砸傷，並夥同劉某2糾集部分旁聽者不停打罵鄭某及法警黃某，導致黃某全身部分軟組織挫傷，鄭某全身多處表皮剝脫。
『陸』 司法判例是什麼
1、司法判例，是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意義的案例。
2、司法判例在英美法回系是法律淵答源，在我國（大陸法系）是指導案例。
3、司法判例 ，是法系當中的組成部分。司法判例用於區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重要依據。大陸法系的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其法律淵源爆款立法機關指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本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在原則上不包括司法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司法判例，而且司法判例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柒』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有什麼作用
1.總結經典實務審判要點，為人民法院，律師等法律人辦理案件提供參考。
2.雖然判例不是我國的法律淵源，但對審判工作還是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捌』 尋找經典的美國聯邦法院判例
1946年，克里斯蒂。威特羅和里伯瑞。普格里茲合夥共同出資在紐約成立了一家小的建築公司。隨著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聘用盧索當會計，還任命他為執行副總裁。幾年後，他們又雇了曾在畢觀威事務所工作過的兩個人擔任會計和財務主任。1955年威特羅和普格里茲將他們所有的生意合並，成立了巴克雷斯建築公司。4年後，公司以每股3美元的價格，公開上市發行了56萬股普通股，不久，巴克雷斯公司的股票就列入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名單之中。
巴克雷斯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承建保齡球道。自1952年美國有了自動裝瓶機後，保齡球作為一種娛樂性的體育活動受到極力推崇，保齡球道的需求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巴克雷斯公司在1960年時已是美國每三大保齡球道建造商。據報道，1956年巴克雷斯公司的總銷售額為80萬美元；4年後，公司總收超過900萬元，凈收益約75萬美元。在1961年初發行的《華爾街雜志》中，該公司財務主管預測當年的總銷售額將達到1500萬美元，實現利潤120萬美元。
巴克雷斯公司大多是為一些小的辛迪加投資者修建保齡球道。在簽約建築合同時，這些辛迪加投資者必須向巴克雷斯公司預付一小部分訂金和簽發一張分期付款的匯票，隨著保齡球道施工的進棄，在幾年內將余額會清。1960年巴克雷斯公司開始與某財務公司進行銷售回租交易。在交易中，巴克雷斯公司將修建的球道賣給該財務公司，該財務公司再將球道回租給巴克雷斯公司的子公司，由其子公司來經營球道。巴克雷斯公司對上述兩類交易沒有考慮任何理財技巧，在沒有收到任何一筆大額付款之前，就在建造費用上投入了大筆現金。結果，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為建築項目不斷地尋找外部融資。1961年5月為了解決迫切急需的營運資金，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證券會」）遞交了S—1有價證券申請上市登記表，要求發行總金額為174萬美元，期限為15年，利率為5.5%的長期債券。
60年代初，人們對新型保齡球道發生了興趣，導致舊型球道市場一落千丈。這突如其來的市場變化和大量的外借資金，使巴克雷斯公司在1962年陷入了財務危機。許多簽約者開始拖欠到期的應付款項，巴克雷斯公司不得不自行承擔已建好的球道的運行費用，這就更加劇了巴克雷斯公司資金周轉的困難。1962年末，由於還不起外部債券的利息，巴克雷斯公司只好按照聯邦破產法的規定宣布破產。破產後，購買該公司1961年公開發行債券的人們集體上訴，巴克雷斯公司、證券經紀商、以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畢馬威事務所）均成為被告。這個案件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以下原因：首先，該案件是自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大案，它牽涉到在證券法首次對新證券發行作了法律規定以後，該如何處理與此有關的法律糾紛問題。其次，對審計職業界來說，這個案例也很重要，因為它是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第一個強調審計人員法律責任范圍和性質的案件。尤為重要的是，該案例將成為聯邦法院依據1933年證券法履行了應盡的職責。
在巴無雷斯公司的上訴案中，主審法官集中討論了三個問題：
1、巴克雷斯公司在申請發行利率為5.5%，期限為15年的債券時，所遞交的S—1表中是否包含錯誤的披露。
2、如果表中有錯誤的披露，這些錯誤是否「重大」。
3、在核實表中的內容有無重大錯誤時，審計人員是否履行了應盡的謹慎責任。
聯邦法官司麥克林寫下了對巴克雷斯公司一案的意見，並從會計和審計的角度闡述了對這三個問題的理解。為此，許多審計職業觀察者認為，只有通過對照證券法，對注冊會計師進行聽證，才能對巴克雷斯公司問題材作出公正的處理意見。
問題1：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是否有錯誤的披露。
巴克雷斯公司1958到1960年的財務報表都是由畢觀威事務所審計的。為了發行債券，S—1表中包含了如下審計內容，即1961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表和畢觀威事務所對該委度財務報表的復核。在評價畢馬威事務所在此案件中的表現時，麥克林法官將主要問題集中在事務所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的報表審計上。法官認為，很明顯，潛在的投資者在閱讀S—1表時，要注意1960年的財務報表，而不是未經審計的1961年每一季度報表，或是1958年和1959年的報表。
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的原告宣稱，公司用保齡球道完工程度來計算收益是不恰當的。這種計算方法只能用於建築項目的成本，而不能說明項目的收益。因為這些項目的最終收益是不確定的。對這一觀點，麥克林法官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裁定：在這種情況下用完工百分比方法，作為一種會計處理是適當的。但他也指出，1960年12月31日會計記錄所估計的在建工程中，兩項工程的完工程度過於樂觀了，因此，報表上會計年度期末收入也高估了。
下面表1中列示了麥克林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財務報表中主要錯誤事項。
所列收入的虛增部分是來自於銷售回租交易，即「天堂之道」的建築項目。當時，會計准則中允許將會計期間的銷售回租交易的總收益計入當期收入，但麥克林法官司卻裁定，這種會計處理方式即使符合公認會計准則，但在此也不允許。他指出：「天堂之道」的交易實質上只是巴克雷斯公司通過融資方式來完成項目的一種「技巧」手段，而不能成為企業的真正銷售。1960年利潤表中收入的高估，也導致了公司當前凈收益和每股收益的誇大。表1中這兩項的高估數額是麥克林法官根據1960年末財務報表中主要流動比率的錯誤所造成的影響，成為巴克雷斯公司破產前資金周圍困難的焦點。麥克林法官司尤為關注的是，1960年12月底，巴克雷斯公司從它的非合並子公司中轉入的14.5萬美元現金。公司對這次轉移現金交易作了規定，即1961年1月16日，巴克雷斯公司必須再將這筆現金還給這家子公司。很明顯，這筆交易是由盧索特意安排的。麥克林法官作了如下批註：無論如何，這樣處理如此多的現金（14.5萬美元），而且沒有任何暫時存款的特殊說明，屬於誤導信息。此事件的發現很重要，因為它揭露了巴克雷斯公司蓄意遮掩經營情況的事實，並說明了巴克雷斯公司高級官員的可信度及其它方面所作的供詞值得懷疑。
麥克林法官除了裁定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12月31日報表上現金余額的誇大外，還得出其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也誇大了的結論。法官認為，1960年末，公司應對明顯收不回來的應收賬款計提5萬美元的壞賬准備，並且有一筆應收賬款屬於其子公司，不應列在資產負債表上，因為這屬於關聯企業行為。對於應收票據公司經常用客戶所簽匯票向財務公司貼現，財務公司留下一定比例的金額作為抵押，以防部分匯票不能按時兌現。只有當一張匯票全額兌現後，抵押部分才匯給巴克雷斯公司。巴克雷斯公司為了使公布的財務報表顯示良好的資金周轉情況，將財務公司留作抵押的金額也列入流動資產項目中是誤導行為。其理由是：1）由於一些客戶經常拖欠票據的支付，有一定比例的抵押永遠不會匯回巴克雷斯公司。2）匯款往往是發生在匯票貼現幾年之後。麥克林法官指出：最後一個實質性的錯誤是關於年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上的或有負債項目低估問題。公司大量的或有負債是向財務公司貼現應收票據所引起的。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估計或有負債數額不當，造成如表1所列示低估問題。在1960年財務報表中，此項低估金額約為37.5萬美元。
問題2：巴克雷斯公司S—1有價證券上市申請表中的錯誤披露是否屬於「重大」？
麥克林法官審核S—1表時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財務報表的錯誤披露是否重大。根據1933年證券法規定，被千被判是否負民事責任的最先決條件就是看其是否存在重大的錯誤披露。證券會對重大性的定義如下：當「重大性」用於任何信息披露要求時其限定范圍是，披露的內容使一秀謹慎的投資者在購習上市登記證券時，能得到合理的信息，否則就屬「重大」。對報表中高估的銷售額、營業凈收入、每股收益等指標「是否會阻止一般謹慎投資者購買」公司1961年發售的債券時，法官裁定：每項錯誤的嚴懲性均不足以打消一個謹慎投資者購買債券的念頭。因為，債券本身就被認為是一種「投機」證券，所以，未來投資者不會因為1960年財務報表上的銷售和收益數據上「相當小的錯誤」而撤回投資。
法官裁定，報表上的或有負債低估37.5萬美元也不屬於重大數額。他指出，巴克雷斯公司當時的總資產為6101085美元，與總資產相比，無論是報表附註上已披露的，還是實際確實存在的或有負債，對未來投資者來說，總資產額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數額。」據他分析：「如果投資者看到巴克雷斯公司報表附註中的說明，也許很樂意買其債券，如果再告訴他們或有負債實際比報表附註中高出37.5萬美元，我懷疑他們中否會立即因此而不買債券。」因此，他認為，這一錯誤表述不具有重大性。然而，麥克林法官裁定報表中流動資產和由此計算出的流動比率的主估屬於重大性錯誤。從表1中所列示百分比來看，被裁定為重大錯誤的「流動比率」與裁定為非重大錯誤的「第股收益」的高估相差甚小。然而，法官的理由是：與公司股東相比，債券持有人或未來投資者對公司資金流動狀況高估的關心更甚於對公司收益的高估，尤其對曾發生過資金流動困難和將面臨嚴懲營運資金短缺的公司更是如此。
問題3：畢馬威事務所在復核S—1表時，是否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在巴克雷斯公司案中，畢馬威事務所的主要辯詞是：他們已盡到應有的謹慎責任。
在1933年證券法中，對謹慎責任作了如下定義：在合理的調查分析之後，有適當的理由想念並真實地確認當時報表所陳述的內容均已屬實，沒有遺漏任何重大事實，不對報表使用者造成誤導，並對此進行所有的必要說明。根據此定義，比馬威事務所如要對此進行辯護，就必須提供證據說明其審計人員對S—1表進行了「合理地調查」，並由此得出就重大性原則來說表中所陳述的內容是正確的。麥克林法官審核了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這些底稿記錄了該事務所為了復核S—1表，對巴克雷斯公司1960年度的財務報表審計程序和1961年每一季度財務報表的復核程序。這項審計和復核工作主要是由年輕的高級審計員貝拉第進行的。麥克林法官認為：選貝拉第作為巴克雷斯公司的高級審計員，從事相當復雜的審計業務的決策值得商榷。因為當時他還不是注冊會計師，南昌且他以前對保齡球行業沒有任何經驗，只不過最近剛提為高級審計員而已。尤為關注的是「天堂之道」建造項目的銷售回租交易審計程序。在仔細審查畢馬威事務所的工作底稿後，法官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貝拉第從來就沒有將這筆交易當作一項重要的關聯公司交易進行審計。令人注意的是，承擔巴克雷斯公司審計的經理在審計之前很明顯的已經發現這一事實，他在貝拉第的工作底稿中作了如下批註：「在與泰德。克切爾（巴爾雷斯公司的財務主任）60分鍾的面談這後，他透露出巴克雷斯公司正將一球道租給其子公司，這一業務的收入來自關聯企業，應從巴克雷斯公司的收益中扣除。」對上述批註，貝拉第在工作底稿上加上如下注釋：「關聯企業將所胡權轉給了別人。」法官發現，這一注釋有些模糊，但可以說明貝拉第相信這部分資產已賣給了外部第三者。如果是這樣的活，法官認為貝拉第應完成一定程序來證實這一銷售是否屬實，但很顯然他卻沒有這樣做。
麥克林法官裁定，對貝拉第沒有發現巴克雷斯公司從其非合並公司轉入，並在年初再轉出的約14.5萬美元不負有責任。法官指出，盧索沒有通知貝拉第或畢馬威事務所的其他審計人員這一情況，「要求貝拉第查出巴克雷斯公司在滑有任何異常現象的條件下所進行的舞弊行為，是不合理的」。關於對屬於財務公司的抵押部分，且被列入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的流動資產的處理，法官認為：貝拉每應該可以確定大部分抵押在一年內是收不回來的，不能將它列入流動資產。法官對作為高級審計員貝拉第最為嚴厲的指責是他在1961年春所做的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就巴克雷斯公司案中對S—1表的復核有如下法律定義：
對公司報表的期後事項復核的目的（指S—1表的復核作為上市登記聲明的參考）是確定公司的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變更，是否有重大事項需要披露的，以防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對公眾進行誤導。
畢馬威事務所要求審計人員應遵循的部分審計程序。法官指出：貝拉第所用的程序民公認審計准則一致，但他沒有完滿地完成這些審計程序。他只用了二天多的時間來復核S—1表，總共20.5個小時。對於1961年發生的事項他沒有發現任何錯誤和遺漏，而我前面所述的那些錯誤事項都是重大的，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來自於公司管理層，而沒有親自去證實這些答案是否屬實。所以，他的S—1表復核沒有任何價值。
在麥克林法官通篇研究巴克雷斯公司的審計工作底稿後，他裁定畢觀威事務所不能證明其已盡了應有的謹慎責任。他對案件中的其他主要被衙也提出了相同結論。與皮同時，法案還指出，注冊會計師在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中，使用了「財務報表真實地反映其財務狀況」一詞，因此，當財務報表沒有過達到這一要求時，注冊會計師應對其承諾負責。在法庭要求提交對被千的審判結果前，一個和解方案使巴克雷斯公司案的各有關方達成共識。然而，各方在和解交易中應該付出的或應該得到些什麼，那是永遠不會公開的。
二、該案例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啟示與教訓
在證券市場上，當證券持有者受到信息誤導而受到經濟損失時，其首先想到的就是起訴注冊會計師並要求其賠償損失。因為，他們認為，注冊會計師既然審核了財務報表，就應保證財務報表萬無一失，而不應該存在任何誤導的會計信息，這就是社會公眾對注冊會計師的期望。但在現實中，由於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以及審計手段的限制，注冊會計師無法保證經過審核的財務報表中不出現任何差錯，這就是社會期望與注冊會計師能力的差距。從目前來看，這一差距是無法消除的。因此，為了保護注冊會計師不去承受超過去時其能力的責任，往往通過一定的程序來凌晨斷注冊會計師是否要對誤導的信息負責。而這一程序，就是該案例中麥克林法官提出的三個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界定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另外，該案例子中的其他問題也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注冊會計師的作用提供了參考。我們可從上述雜例中汲取以下幾個經驗教訓：
1、注冊會計師在審核財務報表前，應該充分考慮財務報表使用者的范圍。在上述案例中，經事務所審核過的巴克雷斯公司財務報表與S—1復核表雖然是提交給證券會的，但實質上是針對購買上市債券的投資者的。因此，注冊會計師應將審計重點放在債券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各種流動比率上，而不是一般常規審計程序上。因為，在該項審計中，債券購買者是預計的報表使用者，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預計第三者。根據美國的法律，審計人員如果在審計中無意地兒了普通過失，要對預計的第三者負法律責任。同樣，我國現在也已開始了注冊會計師對預計第三者負責的法律問題的關注。在我國《注冊會計師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中，已明確了注冊會計師要對委託人與利害關系人負法律責任，而這里所謂的利害關系人，就是預計第三者。因此，在審計過程中，關注預計第三者的利益，應該成為我們注冊會計師在今後審計中特別予以重視的問題。
2、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已於1996年12月6日頒布了《獨立審計具體准則第10號——審計重要性》的公告，並要求在1997年12月1日起執行。但許多注冊會計師認為，該項准則過於理論化，在實踐事比較難以貫徹。但在上述案例中我們看到，這一準則是具有相當現實意義。注冊會計師所執行的只能是抽樣審計，其結論只能是在一定把握的基礎上。如何確認注冊會計師是否盡到了責任？就只能以重大性作為標准。在上述案例子中，法官判定馬克思雷斯公司財務報表中是否存在重大錯誤信息，是比較客觀的，他既沒有將巴克雷斯公司在現金問題材上的舞弊責任（通過關聯公司借用現金14.5萬元，以掩蓋其現金短缺現象）歸咎於注冊會計師，也滲將或有負債及完工計算程度所出現的偏差問題，要注冊會計師承擔責任，而是將資產流動比率來作為重大問題予以考慮，這就完全站在報表使用者的角度，來考慮什麼是重大性問題。這對我們今後如何理解重大性標准，是大有裨益的。
3、對於審計報告，過支注冊會計師行業比較多地是站在專業的角度來理解的。所以在審計報告中的措詞方面，就往往不太考慮法律上的嚴謹性，採用一些易於被人鑽法律空子的詞彙，如「真實」、「客觀」、「准確」等這些過於自信的詞彙。因此，一量發生法律糾紛，這些詞彙就成為注冊會計師抗辯中的絆腳石。在上述案件發生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立即了召開會議，榫了審計報告中的不足，修改了標准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的格式，刪除了一些可能引起人們誤解的詞彙，如「真實」、「准確」等，改用一些比較中性、有一定幅度的詞彙，如「公允」、「重大」等詞彙，這樣，一旦發生法律糾紛，注冊會計師就有較大的周旋餘地。事實證明，在今後的實踐中，這一個修改起到了良好的保護作用。但反觀我國一些專業審計或業務報告，仍然在使用一些令人誤解的詞彙，如在驗資報告中還在使用「真實」、「合法」等這些比較肯定的詞彙，這就給今後的法律糾紛埋下了隱患。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較中性的詞彙來代替這些可能會引起誤解的詞。這樣，既不會防礙報告的使用，又不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何樂而不為呢？難道一定要到我們與上述案例一樣受到損失後，再來重新榫我們的專業報告嗎？這是我們從該案例中應該汲取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訓。
『玖』 歷史上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哪些經典判例
歷史上，美國法院做了很多經典的判例，就比如說在林肯做總統的時候，美版國的法院就彈劾過權林肯總統，因為林肯私自做過一些決定，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訝，因為我的印象之中，美國的法律是低於總統的，但是卻能夠彈劾總統，真的是讓我不能夠理解，難道是因為民主的原因要和總統也要打一架，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所以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事例真的是非常的著名，在那個時間也是發生了巨大的轟動。
『拾』 急求幾個關於法律和道德沖突的案例 最好有結果的案例。 不要太短。
1、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講述了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舉世聞名的「假想公案」：洞穴探險人受困山洞，水盡糧絕，無法在短期內獲救。
為了維生以待救援，大家約定抽簽吃掉其中一人，犧牲他以救活其餘四人。威特摩爾是這一方案的最初提議人，但在抽簽前又收回了意見。
其他四人仍執意抽簽，並恰好選中了威特摩爾做犧牲者。獲救後，這四人以殺人罪被起訴並被初審法庭判處絞刑。
這是美國20世紀法理學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假想公案，富勒還進一步虛構了最高法院上訴法庭五位大法官對此案的判決書。
作者編出這個案件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以一些更為聳人聽聞的真實案例為基礎的。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案例，就是1842年美國訴霍爾姆斯案和1884年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
這兩個案件都是極端環境下的救生事件，都是在海難之後發生了殺人和追訴。在霍爾姆斯案中，殺人是為了讓嚴重超載的救生艇減輕負荷。在杜德利和斯蒂芬案中，殺人是為了給行將餓死的倖存者果腹。
2、2008年11月19日，福州鼓樓區某小學被一名不符合入學報名條件的新生之家長以返還原物為由告上法庭。
根據福州市教育局相文件規定，2008年福州市所有適齡入學新生按照所劃片區學校入學時必須提供戶口本、房產證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且戶口本與房產證所記載的住址必須完全一致。
2008年8月20日，一位新生家長持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原件到鼓樓區一小學為其女兒報名上一年級，學校開具了一張收條給該家長。經過學校工作人員審查，發現該學生家長提交的證件中缺少報名必備的房屋產權證，於是當面告知該家長因證件不齊全不符合入學條件。
該家長當即表示要回去開具證明，並於當天上午持兩張小區物業證明到學校要求讓其女兒報名，並稱其家庭住址與戶口本上的地址是一致的，學校工作人員當場告訴該學生家長證明不能代替房屋產權證，並當場將兩張證明退給家長。
8月20日當天晚上，學校工作人員按照該家長提供的家庭住址上門家訪核實，發現該家長並不住在其向學校提供的家庭住址（事實上其實際家庭住址是在晉安區，其女兒小學劃片也應在晉安區）。
學校於8月22日通知該學生家長到學校領回證件，並告知因家庭住址不符合要求無法接受其女兒的入學報名。該學生家長22日到學校領取證件，學校工作人員要求其交回收條，該學生家長稱來時匆忙忘記把收條帶來，答應過一兩天帶來。
學校老師考慮到學生報名在即需要證件，就答應了家長先把證件退還給家長，收條沒有當場收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8年11月19日，該學生家長作為學生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學校返還原物即返還戶口本及兒童預防接種證。
其證據是學校的為其開具的證件收條一張。作為被告的學校進行了答辯，要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並提供了證據。
本案件經過法院三度開庭，並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2009年4月3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不服，向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本案還在審理過程當中。
3、高樓中的1301室在除夕之夜著火，1401的某先生及時發現了火勢，並且作為一個素質公民，某先生報火警並且去找物業，由於是除夕之夜，所以消防員暫時趕不過來，物業先派人來滅火，但是無法正面進入1301，於是決定從14樓滅火。
但是14樓的住戶都不願意讓物業進入他們家裡作為滅火通道，這個時候某先生主動要求物業通過他們家來滅火，這時候所有的人都被疏散到了13樓，過了半個小時火勢被控制，物業得知消防員快到了，於是陸續從房中撤出，但是某先生發現樓道內水漫金山，往上看發現都是從他家裡溢出的。
他想上去看，但是被保安攔住，說火勢還沒有完全撲滅。這時某先生抓住一個物業人員詢問他是否關閉了消防龍頭，那人說忘記了。10分鍾後消防員來了，成功撲滅火勢，又10分鍾後消防員撤出。
這時某先生回家發現自己的木質地板已經完全濕透，室內有20cm的積水，半年之後完全腐爛，家裡電器完全不能使用，在梅雨季節滿屋子的蟲子，平均每平方米有上千條蟲子，無法住人，於是將物業告上法庭，但是物業以住戶沒有證據證明是他們所為，也可能是消防員所為，最終一審判決原告某先生敗訴。
4、2006年4月21日，廣州青年許霆與朋友郭安山利用ATM機故障漏洞取款，許取出17.5萬元，郭取出1.8萬元。事發後，郭主動自首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而許霆潛逃一年落網。
2007年12月一審，許霆被廣州中院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發回廣州中院重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被告人許霆來到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的ATM取款機取款。結果取出1000元後，他驚訝地發現銀行卡賬戶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許霆連續取款5.4萬元。當晚，許霆回到住處，將此事告訴了同伴郭安山。
兩人隨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後反復操作多次。後經警方查實，許霆先後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郭安山則取款1.8萬元。事後，二人各攜贓款潛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全額退還贓款1.8萬元。經天河區法院審理後，法院認定其構成盜竊罪，但考慮到其自首並主動退贓，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並處罰金1000元。
而潛逃一年的許霆，17.5萬元贓款因投資失敗而揮霍一空，今年5月在陝西寶雞火車站被警方抓獲。日前，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夥同同案人採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許霆隨後提出上訴，2008年3月，廣州中院認定許霆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許霆再度上訴，2008年5月，廣東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5、「辱母殺人案」一經曝光，就引發熱議，一是被刺殺者杜志浩的極端侮辱於歡母親的行為引起公憤，二是對當地警方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引起質疑，三是當事人於歡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引起公眾不滿。
「辱母案」從一開始可能就註定了悲劇，首先於歡為周轉資金而借款高利貸，後因欠款未能即使還上而招致暴力催款，中途母子二人有打過市長熱線110卻無人幫助，就在實發當天，警察還介入過此事，但只是說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草草了事。
造成警察走後於歡看到母親被羞辱後，情緒崩潰，拿刀捅傷了三個催款人，其中杜志浩因失血休剋死亡，其他兩位一重傷一輕傷。
法院予以判處於歡無期徒刑的判決，一部分人認為法律即是法律無關於同情，一部分人認為，法律是為人而定，應該符合人性。歸根究底是法律和道德之間的沖突。
於法，法院認為，於歡拿刀捅傷他人不在正當防衛范疇，屬於故意傷人，並造成一死兩傷，又鑒於暴力催款行為惡劣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於德，人性上，如果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收人百般凌辱，又求救無助的情況下，人的情緒會處於崩潰狀態，感受到人性的冷漠後，出於防止母親再受到非人的侮辱，當事人只能動起殺人的念頭，也可以說是預防性殺人。
(10)經典司法判例擴展閱讀：
法與道德的聯系
社會主義法與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
它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主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理論，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集體主義思想，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和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等等。概括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