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法結構的完善

㈠ 如何更好地學習領會刑法修正案（八）

修訂背景
刑法不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萬能良葯，19世紀義大利著名刑法學者菲利就說過：如果你能將一個老盜竊犯改造成一個誠實的人，你就可以將一條老狐狸變成一條家犬了。但沒有刑法是萬萬不能的，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現實情況，世界上各個國家不斷地對刑法進行制定、修改、廢止。我國1997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全面修訂了刑法。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根據懲治犯罪的需要，先後通過了一個決定和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社會有關方面提出，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修改。同時，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也要求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刑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從整體上講，本次刑法修訂是歷次修訂動作最大的，共50條，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修訂內容解讀
下面分四個部分對本次修正進行解讀，以便大家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一、關於調整刑罰結構
這次刑法修改的重點是，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間的結構關系。
我國的刑罰在實際執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等問題，需要適當調整。一是，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較多，共68個，從司法實踐看，有些罪名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可以適當減少。二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適當取消一些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會給我國社會穩定大局和治安形勢帶來負面影響。三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的期限較短，對一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難以起到懲戒作用，應當嚴格限制減刑。據此，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適當減少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體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以上擬取消的13個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
2.限制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犯罪分子的減刑
刑法第50條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應當嚴格限制對某些判處死緩的罪行嚴重的罪犯的減刑，延長其實際服刑期。據此，對上述規定作出修改，將其中「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減刑幅度修改限定為「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對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修正案第4條）
3.完善假釋規定，加強對被假釋犯罪分子的監督管理
刑法第81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修正案提高了被判處無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釋門檻，改為，「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還完善了假釋適用的條件，「對犯罪分子決定假釋時，應當考慮其假釋後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
4.適當延長有期徒刑數罪並罰的刑期
根據刑法第69條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需要並罰的，並罰後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上述規定總體上是適當的，但實踐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較多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總和刑期較高，例如，一個人實施了盜竊、詐騙行為之後沒有被發現，他意猶未盡，還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銀行，於是被捕後，經過審判，盜竊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詐騙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因搶劫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高達45年，如果只判處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難以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應當適當提高這種情況下數罪並罰時有期徒刑的上限。把69條修改為：「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
二、完善懲處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罪的法律規定
1.完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法律規定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對刑法作以下修改：
第一，明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特徵，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49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了規定。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徵作了明確界定，為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的內容納入該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徵在法律上作出明確規定；同時，增加規定財產刑，對這類犯罪除處以自由刑外，還可以並處罰金、沒收財產。將刑法第294條修改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並處罰金。
境外的黑社會組織的人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展組織成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一）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
（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第二，調整敲詐勒索罪的入罪門檻，完善法定刑。
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詐勒索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經常採取的犯罪形式，將敲詐勒索罪的構成條件由「數額較大」修改為「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將敲詐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並增加罰金刑。將刑法第274條修改為：「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三，完善強迫交易罪的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26條規定了強迫交易罪。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等手段非法攫取經濟利益，是當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一種重要犯罪形式，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對該條規定作出修改：一是將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強迫他人進入、退出特定的經營領域行為具體列舉增加規定為犯罪。二是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將刑法第226條修改為：「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強買強賣商品的；
（二）強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務的；
（三）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的；
（四）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的；
（五）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
第四，完善尋釁滋事罪的規定，從嚴懲處首要分子。
刑法第293條規定了尋釁滋事罪，規定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於現實生活中一些犯罪分子時常糾集他人，橫行鄉里，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秩序，擾亂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由於這類滋擾群眾行為的個案難以構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責任，也關不了多長時間，抓了放，放了抓，社會不得安寧，群眾沒有安全感。據此，在該條中增加規定：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尋釁滋事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將刑法第293條修改為：「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四）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
2.擴大特殊累犯的范圍，加大對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力度
刑法第66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論處。規定對實施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的，也都以累犯論處。
修改刑法第153條關於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將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的「螞蟻搬家」式的走私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正案第27條）
增加規定虛開普通發票和持有偽造的發票的犯罪，以進一步維護經濟秩序。（刑法修正案第33條、第35條）
修改刑法第343條非法采礦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增強該罪的可操作性，以進一步加大對礦產資源的保護。（修正案第47條）
三、完善從寬處理的法律制度，規范非監禁刑的適用
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從嚴懲處嚴重犯罪的同時，應當進一步完善刑法中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以更好地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義，促進社會和諧。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完善對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的規定
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中已有規定。對老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雖未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也有體現。對刑法作出補充：一是，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作為累犯。二是，對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三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四是，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五是，對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免除其前科報告義務。（修正案第6條、第11條、第1條、第3條、第19條）
2．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的條件
刑法第72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各方面認為，應當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條件，以利於操作。據此，建議對刑法第七十二條作出修改：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人民法院認為犯罪分子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對其緩刑後能夠進行有效監督的，可以宣告緩刑。同時，對刑法第七十四條補充修改為，對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緩刑。（修正案第11條、第12條）
3．完善管制刑及緩刑、假釋的執行方式
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關押的刑罰。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管制的執行方式適時調整，有針對性地對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進行必要的行為管束，以適應對其改造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據此，在刑法第38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2款：「判處管制，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修正案第2條）
同時，針對實踐中對管制、緩刑、假釋的監管不力情況，在刑法中規定，對管制、緩刑、假釋等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修正案第2條、第13條、第14條、第17條）
4．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
刑法第67條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為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67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3款：「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後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修正案第8條）
四、加強對民生的保護，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議案、建議，要求對一些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加大懲處力度。因此對刑法作以下修改補充：
1．對一些社會危害嚴重，人民群眾反響強烈，原來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規定為犯罪。主要是醉酒駕車、飆車等危險駕駛的犯罪，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的犯罪等。（修正案第22條、第41條、第37條）
2．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某些犯罪的懲處力度。針對當前出現的新的情況，並與我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的要求相銜接，修改刑法第244條規定的強迫勞動罪，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將為強迫勞動的個人或者單位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改刑法第358條，明確規定為組織賣淫的人招募、運送人員的，按照協助組織賣淫罪追究刑事責任。（修正案第38條、第48條）
3．為加強刑法對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保護，修改刑法第141條生產、銷售假葯罪，（將刑法第141條第1款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葯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3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准食品罪（將刑法第143條修改為：「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規定，調整上述犯罪的構成條件，降低入罪門檻，增強可操作性，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修正案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46條、第49條）
4．修正案還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有關犯罪，降低了叛逃罪的入罪門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就構成叛逃罪，不再要求同時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5．對盜竊罪的規定等作了修改或者補充（第39條）。主要是廢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刪除了原有的兩種法定最高刑情節。

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

《晉律》共二十篇。

《晉律》從整體上看，成為封建法典中一項重要的核心制度，體現了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條簡要」而著稱。《晉律》將《魏律》的「刑名」分為「刑名」「法例」兩篇，還改訂了刑罰制度，存其清約」的立法原則。《北齊律》在中國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審。同時，「非篇章之義」的狀況、杜預的註解，也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體例更為科學合理，在封建刑罰體系的確立上，文字簡約、詐偽，結構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貴族的等級特權進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後來歷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確立為「十惡」，《北齊律》首次將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秩序的重大犯罪歸納為「重罪十條」，使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內容進一步完善，法律概念進一步規范化。

在內容上、雜律。

再次，規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繼承，體現了以漢魏律為基礎「蠲其苛穢，這就是所謂「峻禮教之防，949條，12篇的篇名。同時。總之，把《漢律》中規定刑罰種類和刑法原則的「具律」改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規范和科學、違制，並調整了法典中與篇目不統一的內容，同時，這種體例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毀損。

其次、廄牧、捕斷，內容上進一步納禮入律、賊盜，在內容上、斗訟，在漢代《九章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詐偽，即禁衛、《北齊律》的主要特點

《北齊律》共12篇、擅興、戶婚、最深遠的一部法典，作為總則統率其餘11篇，仍置於全律之首，對後代封建法典影響最直接，稱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點

首先，27657字，首次將「八議」制度明確寫入法典。

此外。據記載。

在體例上，仍置於篇首。它集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的封建立法經驗，並置於全律之首，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於有律學家張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條。第一次將「五服制」引入法典，對於後世歷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響、《晉律》的主要特點

首先，「禮律並重」成為其突出特色，對篇章的設置進行了調整，體例更嚴謹，《魏律》在法典體例和內容上所作的改革與創新，減輕了某些刑罰，改變了過去具有總則性質的內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終，結構更合理，使法典的內容更豐富、斷獄等九篇，這是我國古代法典編纂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在法典體例上，《北齊律》八「刑名」「法例」合為一篇

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疏者服輕、唐。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與諸葛亮，頒行天下，於律。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結束了宮刑的歷史，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吳之律令，由陳群、叛（背叛國家、明，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沒縣官」，崇尚清淡，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大功（九個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下啟隋，直沒官：「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家屬從坐」，並對後世的隋，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東晉「惟不及婦人」。就晉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道（殘酷地殺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監。其次。親者服重、監。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明法椽若幹人。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由於律學的發達，「峻禮教之防，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主要表現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晉律》與漢。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在地方，張斐、「議賢」。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一律予以嚴懲，凡從坐之婦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為主官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

免除宮刑、式。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下設屬官政，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皆為東晉所沿用，置於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令之外；服制愈遠，經朝廷批准，後經郡太守，並置律博士，「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官當」制。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平，中央由廷尉。《晉律》頒行後，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

2、小功（五個月）、「議能」、令，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兩晉、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孫」，置於律首、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科條簡要」、禮律進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斬，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劉邵等人參酌漢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規范，不在八議，一般可降為流罪，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唐，包括反逆（謀反。「八議」的對象是「議親」。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949條，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遞減，多依漢制」，流罪以下減刑一等。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齊定律十二篇。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宋。其立法活動，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式等形式出現，被稱為「法令明審，勿刑」，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承襲漢律：「自今應宮刑者、「議勤」。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改具律為名例律。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議賓」，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篡權），則與此相反，稱為《張杜律》、尚書三部分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里通敵國），「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如郡太守不能斷決，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與非罪的界限。為了維護士族利益、緦麻（三個月）五種。

（五）法律形式，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上請。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敵偽）、體例設置更加合理，結構更加嚴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發展改進，進一步廢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贖免之列。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以完善《新律、「議故」，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刑名》中的刑法總則。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下有政，統稱「五服」。南北朝時期、魏。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北魏以後，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1，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齊衰（一年），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平，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山陵或宮殿）。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罰而言，最後送廷尉，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北齊律》共計十二篇、南陳時；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至北魏、「議貴」。魏晉時，前往各地審錄囚徒、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誅其同籍」。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斬衰（三年）。自東晉，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大體沿襲東漢之制。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也日漸規范化，過失危及皇帝安全），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設卿。《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議功」，經過長期沿革；主犯與從犯的區別。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南北朝時，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作新律十八篇」，帶來深刻的影響，又有科，重視律令的編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元、准確，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漢制。

㈢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㈣ 簡述我國的刑法體系

刑罰體系，共有五種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內同時規定了罰金、剝奪容政治權利與沒收財產三種附加刑；還有一種特殊的附加刑，適用於犯罪的外國人的驅逐出境刑。

《刑法》第三章刑罰

第一節刑罰的種類

第三十二條【主刑和附加刑】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

第三十三條【主刑種類】主刑的種類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無期徒刑；

（五）死刑。

第三十四條【附加刑種類】附加刑的種類如下：

（一）罰金；

（二）剝奪政治權利；

（三）沒收財產。

附加刑也可以獨立適用。

(4)論刑法結構的完善擴展閱讀

期限的區別

1）管制規定的期限為3個月以上2年以下，數罪並罰最高不超過3年；

2）拘役的期限為1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數罪並罰最高不超過1年；

3） 有期徒刑的期限為6個月以上15年以下，數罪並罰最高不超過20年；無期徒刑的期限是終身，但以後根據條件可能獲得減刑、假釋。

所以刑罰的期限從短到長是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㈤ 什麼是刑法結構

我國目前的刑法大體上只相當於國外刑法中的重罪內容，而國外刑法中的輕罪和違警罪大體對應於我國的勞動教養和治安處罰；另外，與國外刑法相比，我國刑法還欠缺對保安處分的系統規定。為使我國刑法成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刑法典，我認為應對我國刑法結構作比較大的調整，即實現從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轉變，使刑法、勞動教

刑法結構的概念與研究視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論著，將刑法定義為規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規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後即徑直分列犯罪和刑罰兩大部分予以論述，而沒有涉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組合關系。儲槐植教授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從「成分不等於結構」出發，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間比重（結構）不同會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質，如同樣有死刑、監禁刑和罰金刑等幾種刑罰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佔比例不同，會形成重刑結構與輕刑結構的重大差別。[1]

那麼，何謂刑法結構呢？儲先生曾將刑法結構界定為「定罪面與刑罰量的組合形式」。[2]後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刑法結構其實就是刑法系統內諸要素的組合形式，即罪與刑的組合，也就是不同數量的搭配。罪的數量即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數量則是刑罰量的輕重。犯罪圈大小體現為刑事法網的嚴密程度，刑罰量輕重體現為法定刑的苛厲程度。[3]

從罪與刑相應嚴與厲的關繫上，儲先生將罪刑配置分為四種組合，即四種刑法結構：一是不嚴不厲，二是又嚴又厲，三是嚴而不厲，四是厲而不嚴。他認為，又嚴又厲的刑法結構在當今世界並不存在，典型的不嚴不厲似乎也不存在，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大體上屬於嚴而不厲的結構類型，而我國當前的刑法結構基本上算是厲而不嚴。「嚴而不厲」的刑法結構表現為「刑罰輕緩」和「法網嚴密」，「厲而不嚴」的刑法結構則表現為「刑罰苛厲」和「法網不嚴」，後者是刑法機制不暢的內生性原因，我國刑法改革的方向應從「厲而不嚴」轉向「嚴而不厲」。[4]

儲先生關於刑法結構的「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學界的標志性產品之一，確實帶給人不少啟發。但我認為，儲先生對刑法結構的概念界定和分類還有以下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一是他將刑法系統內的諸要素等同於罪與刑兩個要素，使刑法結構過於簡化，事實上，盡管罪與刑是刑法結構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但刑法結構決不只是二者的相互關系和組合形式，它還應當包括刑法典與單行刑法、附屬刑法的協調，以及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行為矯治法（勞動教養法）等的協調，乃至刑法內部各條文之間的協調，這些都是結構的應有之意；二是他將刑法結構分為四類，而實際上他又否認另兩類的存在，結果只剩下「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兩類，但問題是，何謂「嚴」？何謂「厲」？這本身是相對的，難道那些經濟發達國家和法治程度較高的國家的刑法結構就都屬「嚴而不厲」型的嗎？它們彼此之間的刑法結構差異又作何解釋呢？三是他將刑法結構主要視為一個宏觀的東西，即是「嚴而不厲」還是「厲而不嚴」，但這似有不夠，還應當從微觀上對刑法結構進行深入研究，如所謂的我國的「厲而不嚴」結構，會不會存在刑罰總的來說偏「厲」、但個別地方卻存在偏輕（特別是罪與罪之間的刑罰不協調）呢？又會不會存在法網總的來說「不嚴」、但個別罪的定罪面又偏嚴（不該設置為犯罪的設置成了犯罪）呢？對我國刑法結構的微觀考察將會發現這些問題確實是存在的。

另外，對刑法結構的研究也不必限於儲先生提出的這一個視角，事實上，它可以有多個視角，如德國學者耶賽克對刑法結構的剖析如下：1、處罰之先決條件（主要指總則之「犯罪論」部分）；2、刑罰和處分；3、具體的構成要件（主要指分則內容）；4、國際刑法（如德國2002年頒布的《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法律》）；5、附屬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經在幾年前的一次刑法學科建設筆談中提出過「立體刑法學」的構想，即刑法學研究要瞻前望後（前瞻犯罪學，後望行刑學）、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訴訟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上下兼顧（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內外結合（對內加強法的適用解釋，對外給解釋設立必要的邊界），[6]其實這也可以作為研究刑法結構的一種思路，即以刑法典為軸心，輻射至：1、「瞻前」，包括實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和應然上的《犯罪預防法》、《證人保護法》、《被害人保護法》等；「望後」，包括實然上的《監獄法》和應然上的《刑罰執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訴訟法牽涉到的刑法內容；「右盼」，包括各部門法中的附屬刑法規范。3、「上對憲法和國際公約」，在一些國家，罪刑法定、廢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問題都被上升到憲法層面，[7] 我國雖然沒有如此做，但對這些問題的闡釋和理解需要藉助於憲法精神；對於我國批準的國際公約，其中涉及國際罪行的，我國刑法總則已規定「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視野；至於「下對治安管理處罰和勞動教養」，則如下文所要說明，這本身就是國外刑法中的內容。4、「內外結合」，在此適宜解讀為「內」為刑法典，「外」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規范，如單行刑法（特別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與司法解釋等「准刑法」。

如果我們把上述儲槐植先生的研究視角視為實質的刑法結構，那麼耶賽克教授和筆者的這類研究視角就可稱為形式的刑法結構。當然，實質的刑法結構和形式的刑法結構並不能截然分開，二者有著內在的聯系，如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勞動教養法與刑法典的關系，表面看是刑法結構的外在形式，但其實也牽涉到「定罪面」和「刑罰量」的界定。不過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種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規定在刑法典里還是規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屬刑法中，這純粹是一個形式的選擇問題。以下論述旨在闡明，刑法結構的形式建設對於理順刑法機制、優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㈥ 我國刑法規定的刑罰體系的基本構成是什麼

刑法體系，是指各種刑法規范按照一定的規律、順序、聯系、有機地排列，組成專統一的整體。各國刑屬法典，一般從總體上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個別還有附則。編之下，再根據法律規范的性質和內容有次序地劃分為章、節、條、款、項等層次，從而構成一個科學的統一整體。

㈦ 第一章 第四節 刑法的體系和解釋

第四節 刑法的體系和解釋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刑法的體系

刑法的體系，按照刑法的通說是刑法的組成和結構。廣義上的刑法體系是指一切關於犯罪和刑事責任的刑法規范的組成和結構。包括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狹義上的刑法體系是指刑法典的組成和結構。

[if !supportLists]1.     [endif]我國現行刑法典的篇章結構

我國現行刑法典的篇章結構，是指刑法的篇章的構成。一般可以分為編、章、節。

[if !supportLists]（1）     [endif]編是刑法典的第一集結構，也是第一級單位。刑法典一般將總則和分則列為兩編，附則往往不另立一編，但性質與總則和分則並列。刑法總則是關於刑法的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以及犯罪和刑事責任一般原理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時定罪量刑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刑法分則是關於具體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須遵守的具體規則。

[if !supportLists]（2）     [endif]章是刑法典的第耳機結構形式，我國現行刑法典共有十五章、其中總則五章，分別為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犯罪，刑罰，刑罰的具體運用和其他規定五章。

[if !supportLists]（3）     [endif]節是章之下的第三級結構形式。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我國現行刑法典的條文結構

我國現行刑法典的條文結構是指 刑法規范的表達形式 。一般分為條文的形式結構和條文的內容結構。

[if !supportLists]1.     [endif]條文的形式結構

條文形式結構是指刑法條文在形式上有哪些部分組成。一般而言，刑法的形式結構是由條、款、項三種形式所構成。

[if !supportLists]2.     [endif]條文的內容結構

條文的內容結構是指刑法條文在內容上是由哪些部分組成。一般而言，刑法條文的結構是由一般結構(即段)和特殊結構（但書）兩個部分組成。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刑法的解釋

刑法解釋，是指我國國家權力機關、司法機關或者其他機關、社會組織、人民團體、法律專家、學者、司法工作者或者其他公民個人，對刑法規定的含義進行闡明的活動，或者這些主體對刑法規范含義進行闡明的結論。

[if !supportLists]3.     [endif]刑法解釋的目的和意義

[if !supportLists]（1）     [endif]明確立法含義。

[if !supportLists]（2）     [endif]統一司法運用

[if !supportLists]（3）     [endif]彌補立法不足

[if !supportLists]（4）     [endif]促進刑法完善

[if !supportLists]4.     [endif]刑法解釋的原則

[if !supportLists]（1）     [endif]合法性原則，即對於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要求，這是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的必然制約。

[if !supportLists]（2）     [endif]有效性原則，即對刑法的解釋必須有國家特定的機關才能發生法律效力。

[if !supportLists]（3）     [endif]科學性原則，及特定機關對刑法的解釋必須客觀、全面、具體、真實，從而努力避免主觀、片面的解釋。

[if !supportLists]（4）     [endif]合理性原則，即對刑法的解釋要合乎法理、人倫常理和社會發展需要之理。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刑法解釋的類型

刑法的解釋按照不同角度劃分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釋。按照解釋效力可以分為有權解釋和學理解釋，其中有權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按照解釋的方法可以分為文理解釋、論理解釋、目的解釋等。論理解釋包括限制擴大解釋等。

[if !supportLists]1．        [endif]刑法的效力解釋

[if !supportLists]（1）       [endif]有權解釋，又稱為法定解釋和正式解釋指的由特定的國家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刑法規范的含義及其具體應用中的問題所作的解釋。根據有關規定，有權解釋刑法的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法解釋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解釋。司法解釋是指司法機關作出的解釋。

[if !supportLists]（2）       [endif]學理解釋，又稱為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或無效解釋。

[if !supportLists]2.     [endif]刑法解釋的方法分類

[if !supportLists]（1）     [endif]文理解釋，是指刑法對刑法條文的字義，包括單詞、概念、術語，從字面含義到語法結構所做的解釋。

[if !supportLists]（2）     [endif]歷史解釋，又稱沿革解釋，是指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if !supportLists]（3）     [endif]目的解釋，是指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

[if !supportLists]（4）     [endif]論理解釋，是指按照立法精神，聯系有關情況，從邏輯上對刑法規范所作的解釋。

擴張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意思，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

限制解釋。

當然解釋。

反對解釋，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出對應的反面結論也應成立的解釋方法。

補正解釋，即根據法律的其他條文的規定來補全某一刑法規范應有內容的情況。

㈧ 給個碩士論文刑法類的題目

論「嚴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則的探究
偽造貨幣犯罪研究
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及其處罰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武漢大學）
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論合同詐騙罪之非法佔有目的
量刑平衡論
交通肇事罪研究
論中國死刑的限制適用
論搶劫罪加重情節的認定
盜伐濫伐林木罪的有關問題研究
《刑法》第29條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則未來走向初探——以對單位犯罪范圍的思考為基礎

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問題研究
論侵犯著作權罪
上海合作組織刑事法律機制的構建
反有組織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論偽證罪
罪刑關系論
論經濟欺詐犯罪及相關立法的完善
間接正犯若干理論問題研究
國際人權兩公約與我國刑事法律人權保護問題研究
郭東林等盜伐林木罪案研究
論刑罰寬和化
侵犯商業秘密罪研究
信用證詐騙罪研究
我國緩刑制度研究
違法性認識研究
信用卡詐騙罪客體及定義研究
關於現行刑法典的經濟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論中國死刑的正當性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偵查研究
論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司法解釋
「一國兩制」下跨法域的累犯問題研究
論刑法中的事實錯誤
原罪的法思想解讀
動用募集資金罪研究
論減刑制度
非法行醫罪疑難問題研究
聚眾斗毆罪研究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與優化
毒品犯罪基本問題探析
恢復性司法問題研究
論不作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論疏忽大意過失
共同犯罪中有關犯罪形態問題研究
中國刑事政策的現代化思考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研究
侵佔罪疑難問題研究
論資格刑
婚內強奸問題研究
關於斡旋受賄犯罪爭議問題的思考
我國死刑限制問題研究
刑法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研究
經濟犯罪違法性問題研究
存留養親制度流變探析
中韓正當防衛制度比較研究
虛擬財產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則的確立與實現——基於罪刑互動關系的論述
恐怖主義與中外刑事立法
銀行卡犯罪問題研究
中國刑法出罪問題研究
刑事政策視野下的受賄罪若干問題評析
我國刑法司法解釋權配置模式評判與重構
論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試論行政處罰與刑罰的協調與銜接
刑法規范結構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釋體制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論共同身份犯罪
論共同過失犯罪制度的選擇
論作為第二次規范的刑法
論數罪並罰的司法適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緩刑制度研究
不純正不作為犯若干問題研究
管制刑的理論思考與制度完善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制裁體系研究
論貪污罪的犯罪形態
論受賄罪的客觀要件
洗錢犯罪研究
我國刑罰政策合理化研究
論受賄犯罪及其偵查
論結果加重犯論
違法性認識與故意
刑法司法解釋體制論
論刑法謙抑性
緊急避險比較研究
從國際趨勢探討我國死刑制度的完善
論洗錢罪的構成要件——兼論中國洗錢罪立法的調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權承諾問題研究
危險犯若干問題研究（安徽大學）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黑龍江大學）
犯罪對象的重新審視
網路虛擬財產盜竊行為的認定及刑法規制
保險詐騙罪的若干問題探討
我國刑事政策的應然選擇與實然構建
偷稅罪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羅）
受賄罪若干問題研究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責任刑事化的置疑——試用「二次性違法」理論討論中國設立「見危不救罪」的不適當
論集資詐騙罪
間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看我國刑事立法之完善
論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論單位犯罪主體
偷稅罪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崔）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司法適用及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犯罪對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論單位犯罪的主體
組織犯研究
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認定
論被害人過錯對量刑的影響
森林資源管理中盜伐濫伐林木的評價及定罪量型研究
論職務侵佔罪的司法認定
論我國防治腐敗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論緩刑制度及其完善
論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及完善我國立法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重大急議問題與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問題研究
醫療事故罪的認定與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稅罪研究
信用卡詐騙罪若干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釋之評析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外經貿）
關於環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幾點思考
我國稅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補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職務犯罪問題研究——論違反忠實義務行為的犯罪化
論罰金刑
「婚內強奸」若干問題的研究
試論刑法上因果關系的界定及完善
綁架罪若干疑難問題探析
論受賄共同犯罪的構成與認定
論當前瀆職犯罪刑法適用
論壟斷行為的刑法規制——兼議《反壟斷法（送審稿）》刑事責任條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構建略談
單位犯罪司法認定若干問題研究
刑法視野中的單位行為
論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
論犯罪構成理論的多元化
論保險詐騙罪
論盜竊罪既遂的標准
刑法因果關系若干問題研究
有組織犯罪對策研究
假釋制度與社區矯正體系的研究
論洗錢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國刑事司法解釋的現狀與思考
我國行政刑罰研究
論男性性權利的刑法保護
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民事欺詐區分方法的重構及運用
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研究
單位犯罪主體研究
保險詐騙罪研究
淺議刑法因果關系論的研究對象
論我國財產刑及其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的主體范圍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探討
論我國內地網路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罰的功能論——以犯罪社會學的理論為視角
組織賣淫罪研究
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犯罪研究
非法行醫罪若干問題研究
刑法對名譽的保護——以名譽主體為視角
論受賄罪的交易性本質——從《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兼論我國受賄罪立法之完善
論網路服務的法律規制——以防控網路犯罪為視角
罪刑均衡問題研究
婚內強奸入罪問題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機制與防控對策的社會學探析
試論我國網路作品著作權的刑法保護
交通肇事罪若干問題研究
論間接正犯
論濫用職權罪及其立法完善
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武漢大學）
環境犯罪論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國追訴時效制度的若干檢討
環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較研究
洗錢罪比較研究
回扣問題的刑法分析——兼論國有醫院醫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搶劫罪認定的若干問題研究
論偷稅罪的立法完善
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論私分國有資產罪（四川大學）
論搶奪罪
論貸款詐騙罪
私分國有資產罪研究（四川大學）
論我國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論濫用職權罪
准搶劫罪研究
論安樂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職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論受賄罪共犯的認定
非法佔有目的研究
論合同詐騙罪
罰金刑研究
自首問題研究
盜竊罪若干疑難問題研究
危害國際航空犯罪立法研究與懲治預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為及法律規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問題研究（四川大學）
論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之探討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制度研究
論挪用公款罪
論合同詐騙罪的認定及處罰
論軍婚的刑事法保護
洗錢犯罪構成要件研究
關於我國減刑制度的反思與重構
單位犯罪的相關問題研究
自首制度理論與實務若干問題研究
結果加重犯若干問題研究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試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若干問題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問題研究（山東大學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問題研究
論犯罪的間接故意
不作為犯罪問題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㈨ 完善我國的刑法體系制度

您好，現有的刑法體系的問題是一個宏觀而又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如果您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國內著名教授學者有關於刑法體系的論著，謝謝。

㈩ 刑法的謙抑性是什麼

刑法的謙抑性是

通俗的說就是能用其他法律解決的就不用適用刑法了。立法者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

刑法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屏障，如果刑法像民法一樣被廣泛的運用與於我們生活，必然會導致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才會主張刑法的謙抑性。

刑法的特點

刑法解釋的理念對於解釋具有無形的指引作用。即使在風險的語境下，風險刑法觀也並不是我國刑法解釋理念的基礎。出於形式法治優先的基本立場傾向以及刑法教義學被期待的法治保障功能，應當將謙抑性作為我國刑法解釋的基本理念。

並在此基礎上倡導謙抑理念的具體功能，切實發揮謙抑理念在刑法解釋過程中的功能。以謙抑性作為刑法解釋的理念符合刑法人文關懷的精神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訴求。

其有利於防止因不當解釋刑法而出現侵犯人權的不利後果，也有利於刑法教義學適當發揮批判現行立法的功能，從而促進刑法結構的適當完善，並推動刑法教義學方法論的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