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創制
❶ 特朗普的「六國移民禁令」如何影響「美國價值觀」
被全球許多國家稱為「禁穆令」的特朗普總統令所造成的影響，絕不僅限於穆斯林群體自身。從美國國內看，它涉及到憲法和「美國價值觀」的安全：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憲法原則——宗教自由原則、平等保護原則、正當程序原則，以及以司法創制形式所建立的包括外國人權利主體在內的自由及平等原則，均處於特朗普禁令的威脅之下。從國際上來看，美國是人權普世價值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難民地位議定書》的簽署及批准國。公然以最高行政立法的形式否認和剝奪特定宗教群體和難民的權利，不僅有違美國所承擔的相關國際義務，而且也嚴重損害了其長期經營的「人權衛士」國際形象。
❷ 稅收法律的稅收法律的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適用范圍最廣、影響最大，許多其他具體原則都與其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原則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單純一體的法律性質有很大的區別，稅法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綜合體系，既包括實體法、程序法還包括救濟法；既包括稅收立法，還包括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等等。因此，稅收法定原則在不同的稅法領域其作用與影響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適用范圍的某種限制。
首先，從宏觀角度看，稅收法定主義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都有明確的約束力。比如，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機關對稅法要素(要件)通過立法予以明確規定，授權的立法范圍應有嚴格規定；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從稅法規定不能擅自越權和超越程序要求納稅人；要求司法機關依法和事實進行判斷，沒有自由裁量許可權等等。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有稅收法定原則不能適用的范圍。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除依據制定法外還有判例法。並且根據不斷變化出現的新的案件會有新判例不斷產生。
其次，從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看，更適合我國稅法實踐的是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是我國稅法的基礎和主體，在這個領域稅收法定原則被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運用。而在救濟法，特別是稅收行政復議和稅收行政訴訟等領域，稅收法定原則適用的空間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稅法體系的不完善，還沒有制定出台稅收復議與訴訟的獨立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還要大量依據其他部門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
(1)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
稅收法定原則主要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合法性原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模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任何稅收的課征均由法律加以確定，無法律規定政府無權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稅。按照通常的理解，這個原則的實質內容是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問題。
它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關稅收實體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實和要素，均必須由法律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加以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授權行政機關和由其自行決定的事項，僅為具體的和個別的事項。
第二，法律優先原則，即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稅務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超越許可權所做的決定一律歸於無效；同時執法機關對於違反該原則的稅收法規、規章等應拒絕予以適用。
課稅要素明確原則是指凡構成課稅要素的稅收的課賦和徵收程序規定的內容，都必須盡量明確，而不能出現歧義，以保證執法機關能夠准確地執行稅法，納稅人可以預測其稅收負擔的原則。
確立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防止稅收法律中出現過於一般或意義不明確的條款或概念。如果在稅收法律中出現了上述這樣的條款或概念，對其法律解釋會被濫用，從而導致稅收執法中的權力濫用，進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或損害國家的利益。
第二，為防止稅收執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按課稅要素法定原則，稅收立法權和執法權都是一種法定權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權則是一種「自由」權力，稍有不慎則會滋生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行政違法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稅收立法中應盡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條款意義明確，表達清楚，不設置允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條款。
但是，在稅法實踐中，上述兩種情況又有其存在的客觀性。這是因為：
一是，由於漢語文字的豐富多義性、稅收立法的現狀以及執法者個人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稅收立法中雖可以盡量做到不制定太過一般的條款，但使用一些意義含混不明的概念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偶然所得」、「有正當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實踐中，一方面，要盡量地少使用類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對此類概念進行法律解釋時，要嚴格按字面解釋方法，不得隨意進行擴大解釋，更不得隨意進行類推。
二是，我國稅收立法嚴重滯後造成稅收執法根據不足而影響效率，這使稅務機關執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為必然的事實。但是，對這種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上規定一定的授權范圍、嚴格的條件和具體事項等等。比如《稅收征管法》第27條就稅務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作了明確授權。授權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時，就外部而言，應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就內部而言，應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規定授予稅務行政機關為實現稅收目的而進行的合理判斷、選擇行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據利益選擇行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為。
合法性原則是指稅務機關作為稅收債權人及國家的代表，在課稅要素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以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須依法確實有效地履行其職責，使稅收債務按照單行稅法的稅收債務內容，全面、及時、足額地履行其義務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不僅沒有自行決定減免稅的自由，也沒有不收稅的自由。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全受制於法律規定，擅自開征或停徵、減免或退補都是違法行為。
依法征稅是權力，也是義務。稅務機關無權選擇納稅人、更不能與納稅人達成任何變更課稅要素或征稅程序的協定；任何規避或違反稅法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行政執法權的過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須遵從法律規定，不得隨意增加或減少執法環節或程序。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主體雙方的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關系，不是稅務機關設定的，而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設定的。同時，國家還會設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和維護雙方、特別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一旦雙方就納稅義務的成立與否、履行方式等發生爭議，最後的裁判權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不是稅務機關，更不是其他機關。
綜上所述，稅收法定原則包括課稅要素、課稅要素明確以及合法性3個方面的內容。日本金子宏認為「程序上的保障原則」也是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另外還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護納稅者權利」等內容。
(2)稅收法定原則與中國稅法實踐
我國稅收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正處在亟待完善的創制階段。稅收法定原則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重視還不到10年歷史。因此，稅收法定原則給中國的稅法實踐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稅收立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我們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實體稅法體系，但從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級次低、立法體制混亂、立法許可權界定不清、缺乏規范、隨意性較大，從而影響了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與實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憲法中未明確反映與規定稅收法定原則。西方國家憲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幾乎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憲法至今仍未明確規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句有關稅法的含義以外，對政府機關的權力、義務、納稅人的權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憲法中確認的基本原則問題均未作規定(特別是涉及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的原則性問題也是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均未涉及)。
二是稅收立法以行政立法為主，立法結構不合理，許可權不規范。如前所述，科學的立法體系應以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權的范疇內、指定的項目上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處於次要地位。然而「就現行16個稅種的22項立法等次而言，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有2項，佔9.1%；屬於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有16項，佔72.7%；屬財政部頒布的行政規章有4項，佔18.2%」這種稅收立法結構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相悖的。
三是稅收立法許可權缺乏嚴格界限，致使行政權力過於膨脹。我國行政機關實際立法權極為廣泛且缺乏嚴格的界限規定，如稅收實體法除涉外稅法外，各稅種立法全由國務院完成，而且其中暫行條例中的課稅要素又由國務院再授權下放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完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導致低級次的具體規定突破較高級次的法律原則，違反授權主體初衷，也為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的空問與便利；另一方面，授權立法不能保證公民平等地參加稅收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擴大了執法難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會化的難度。
第二，稅收執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地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嚴重地違背了稅收法定原則。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執法的隨意性。由於現行稅法中對課稅要素規定不明確，內容簡單，可操作性差，實施細則及相應規章，特別是解釋性的行政命令龐雜，這勢必擴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為其隨意解釋、隨意減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隨意變更稅收政策，採取有悖稅法的措施與辦法等等。
二是征稅程序的隨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響，我國稅法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比如，強調完成稅收任務，忽視程序規范，實際上許多涉稅糾紛是由於違反程序法而導致的。
第三，稅收司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如前所述，稅收法定原則的適用范圍因稅收司法自身的諸多原因而在該領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體稅收司法人員專業素質的差距，使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更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我國稅法實踐中普遍忽視稅收法定原則的現象已相當嚴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立法結構、規范立法許可權；建立執法約束機制、規范執法行為；完善稅務救濟法律建設、建立獨立的稅務司法體系不僅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從而提高依法執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化法制社會與國家的必然趨勢。
2．稅法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比如公平原則在稅收經濟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在稅收法律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權利、義務在征納雙方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由於稅收經濟和稅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關系，使得公平原則在二者之間很難准確地截然分開。
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法公平原則就是「稅負必須依照國民間的承擔稅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種稅收法律關系中，必須公平對待每一個國民」。顯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則的稅收經濟層面，即稅收負擔，而忽視了公平原則的稅收法律層面，即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分配。
稅法上的公平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
二是稅收負擔的公平。
稅收負擔公平是內容，稅收權利義務公平是手段，換言之，只有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才有稅收負擔的公平。因此，法律層面的公平原則應從稅收權利義務、普遍納稅和量能納稅三個方面來理解。
(1)稅收權利(力)義務對等原則。
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和強調的是征稅主體的權力和納稅主體的義務，其實這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特別是對征納雙方權利(力)義務關系的一種誤解。只有科學、完整的理解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力)義務關系，才能理解稅收權利(力)義務的對等原則。應該從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權力與責任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對等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指納稅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它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考察：權利義務對等性的質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的義務是以其享有的權利為前提的，即沒有權利則沒有義務；權利義務對等性的量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義務的數量應與其享受的權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權利則承擔多少義務。當然這種量的對等性是相對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是絕對的。
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的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這種對等性表現為征稅主體擁有權力的法定性和對具體執法行為應承擔的相應責任，即一方面征稅主體受法律約束，不能超越和濫用征稅權力；另一方面征稅主體要對自己的具體執法行為負責，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權力與權利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法律上的對等性，即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雙方地位上的對等。具體表現為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中雙方權力與權利運用的充分對等，征稅主體不得歧視、欺壓納稅主體。
(2)普遍納稅原則。
普遍納稅原則是稅法公平基本原則的具體原則，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納稅原則又包括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質的概念，後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則是指稅法在對其構成要素及稅收管理管轄權進行設定時，應盡量地使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成為納稅主體。除因國際慣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規定之外(例如對使領館及外交人員、公共及公益性團體事業等的稅收豁免)，任何人均須根據稅法的規定承擔納稅義務並實際履行，不允許有不承擔納稅義務的人。
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都應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不應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種(或不享有某種)特別優惠的稅收(關於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則更不允許)。二是不得實行稅收歧視，納稅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膚色、出身、語言等而受到特別不利的稅收待遇甚至稅收歧視待遇。
(3)量能納稅原則。
又稱負擔能力原則，是指在稅收負擔上，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分擔，條件相同的納稅人負擔同量的稅收；條件不相同的納稅人負擔不同量的稅收。以實際納稅人負擔能力為依據，稅法在設定具體的稅收標准時，為貫徹公平原則，還必須注意兩個重要因素，即稅基和稅率問題。
稅基和稅率是稅收實體法中兩個特定的課稅要素，稅基的寬窄和稅率的高低，對征納主體雙方分配所佔份額影響極大。在設置稅基和稅率時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是各國稅法普遍重視的問題，這兩個要素的設計除了考慮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外還要考慮一定時期國家經濟運行的狀況和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與政策。因此，在設計稅基與稅率時，納稅人負擔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稅法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同層面效率的內容不盡相同。比如，在稅收經濟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合法途徑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征納雙方對稅收收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稅收法律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效率，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經濟效益。
經濟層面的效率和法律層面的效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聯系表現在目的上，都是為降低成本(廣義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稅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二者的區別表現在手段上，經濟層面的手段主要是運用合法的經濟手段，如合理的稅務籌劃等等。法律層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時間、運行質量和運行模式等方面。
從稅收與稅法的實踐看，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研究二者關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義遠高於對二者本身的探討。
(1)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
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其結果窮人相對少納稅，富人相對多納稅，從而會影響富人的積極性，最終會影響經濟和破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強調減少干擾，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和破壞公平原則。這是一對不可逆轉的矛盾體，處理好這一矛盾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2)處理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矛盾的三種選擇
從理論上分析，處理公平與效率矛盾有三種選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
第三種選擇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上上策。但當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法制建設環境相對不完善的條件下，這個選擇無疑是「空想社會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均不具備兩者兼得的環境與條件。選擇效率優先還是選擇公平優先?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通常情況下，當生產力水平處於相對較低階段時，為了增加社會財富的絕對總量，需要首先增加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時一般的選擇是「效率優先」；當生產力處於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相對豐富貧富差距突出，為解決這一矛盾，需要首先調整社會產品在各階層的分配，這時一般的選擇是「公平優先」。
我國現階段遇到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總體經濟實力看，我國尚處於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目前貧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數已突破0.45)。如果從「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出發，今後一段時期內，應當選擇公平優先，以緩解社會矛盾。 稅收法律具體原則又稱稅法適用原則，是稅法解釋和稅收征繳等具體稅收部門法律適用過程中應遵從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原則。
1．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對於一項稅法規范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情況，除考慮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的稅收要素外，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尤其要根據是否有利經濟發展來判斷決定是否征稅的原則。實質課稅原則主張從實質上考察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在此基礎上確認納稅人的稅負。實質課稅原則在很多國家稅法中均有規定，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等。實質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2．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要求征納主體雙方在履行各自義務時，要講求誠實、信用，不得違背對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許諾錯誤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稱為「禁止反言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該原則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規范和客觀事實三個要素。
誠信原則的運用有利保護當事人的信用價值，但該原則的運用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稅收行政機關對納稅人提出了構成信賴對象的正式主張；
二是納稅人的信賴值得保護；
三是納稅人已經信賴稅務機關的表示並據此已為某種行為。
誠信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3．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指當稅法有漏洞時，依據稅收法定原則，不允許以類推適用方法來彌補稅法漏洞的原則。稅法必須保持相對穩定性，不得隨意解釋和任意擴張或類推，立法的漏洞應由立法機關解決，執法機關不得由類推來解決，否則違背了法定主義基本原則。因此，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4．禁止溯及課稅原則
禁止溯及課稅原則要求新頒布實施的稅收實體法僅對其生效後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產生效力，而不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溯及課稅。這一原則具有保障納稅主體權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❸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漢族，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余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治國理想---1、發展生產，阜民之財
2、節約開支，省民財力
3、節省工役，減輕負擔
4、宣傳教化，加強法治
5、打擊貪官，澄清吏治
除了兩漢、南宋三朝皇帝較為重視法制外，其餘的皇帝，無一有如朱元璋那樣重視法律，其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一、重視法律，以法治國。
明太祖雖然布衣出身，起於微末，但是在參加和組織領導農民起義軍的反元斗爭以及在和其農民起義軍的殺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敗壞，官吏貪蠹，民不聊生，深刻認識到了法律的治國作用。太祖曾告誡群臣說：「從前朕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要嚴立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國作用。他說：「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於是在朱元璋即吳王位時（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頒行之。」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為了更准確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義，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作為制定大明律的依據。事實上，早在吳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時，朱元璋就專門發布了上諭，要求議律官「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詔諸臣賜坐，講論律義」。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時，朱元璋詔賜刑部尚書，「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即對律條親自審定。明朝最高統治者的這種崇法精神和有關作法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是由於朱元璋的高度重視，經過吳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訂，最終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頒始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
二、注重法律的繼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從其言。事實上，由於《唐律疏義》所表現出的盛唐文明對中華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詔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別強調了「朕仿古為治」的立法繼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書劉惟謙、翰林學士宋濂在《進明律表》中宣稱大明律「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會典》中專門申述說：「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會典序》中也說：「我太祖皇帝稽古創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創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襲唐宋舊制的。正是由於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繼承和借鑒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條例簡於唐律，精神 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繩」。
三、注重和強調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作為調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其不斷更改和變動自然而然地會對社會統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統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鑒於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無所適從的弊端，從維護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對法律的穩定性尤加重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訂以後，朱元璋即「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變更，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正是在此嚴旨之下，《大明律》成為「萬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歷代相承，無敢輕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初編時，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誥序》中，特別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後的明朝諸帝，總是堅持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諭內閣》：「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違越」。萬曆四年《皇帝敕諭內閣》強調「唯我祖宗之舊章成憲，是守是遵」。正是由於後世堅持了太祖遺訓，從而保障了明律對社會關系調整結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尤其從明憲宗到熹宗前後長達160餘年裡，在皇帝避居深宮而不願臨朝聽政期間，明王朝統治卻相對穩定性，這可以說無不得益於《大明律》的穩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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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轉）
四、力求法律的簡明科學
鑒於元末法制「條格繁冗」，「其害不勝」的教訓，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對議律官發布上諭：「法貴簡當，使人為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頒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簡明的思想，敕文中說：「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大明律》的制定從吳元年 的律285條、令145條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條，再到最終的三十卷、460條，相比《唐律疏議》的12篇、500條，《宋刑統》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條、213門來看，確實簡明多了。另從體例發展變化上講，《大明律》源於唐律但細於唐律，新創了《公式》、《課程》、《人命》等十篇。採取律、誥、令、條例並行的法典式立法與編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與案例法相配合、原則性與解釋性相配合、懲治性立法與訓誡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體例編排呈現極為科學。法律史學家楊鴻烈曾說：「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懼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楷模…可見得，這書實在算得中國法系最成熟時期的難得產物」。
五、立法因時制宜和重典治國
明太祖的立法簡明雖然有利於民眾知法懂法，但由於法律的過於簡單，在很大程度上卻和社會的發展變化狀況難以適應。太過於簡明的法律針對錯綜復雜、日益尖銳的社會統治矛盾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明太祖於初便對皇太孫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在具體的治國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綱紀敗壞，官吏驕恣，從而致使元朝傾覆，順帝北遷作為教訓，立國後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朱元璋始終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中國，非猛不可」。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解除自身周圍一批農民出身的武將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間互相爭斗而對皇權產生的威脅和實現其急於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滑致難齊也」。又說：「今之臣民，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源之籌」， 「若不律以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在朱元璋看來，「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傾崩正是由於「元政馳極，豪傑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而太祖主張「反元攻，尚嚴厲」。以此思想作為指導，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的犯罪量刑輕於唐律，但對「盜賊」及「帑項錢糧」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則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誅濫罰，制定了族誅、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挑筋去膝蓋等一系列法外刑。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儋州陳逢愆起義，陳被斬，部屬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禮明理，以禮導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及「出禮入刑」以來，「禮」在封建統治中所佔的地位絕不亞於「刑」的作用。對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導「明禮以致民，定律以繩頑」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他看來「禮法，國之綱紀。禮法定，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並指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朱元璋在給皇太孫的上諭中又說《大明律》「首列二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實行嚴刑峻法同時，又注重倡禮明理，禮刑並重。
七、注重發揮和強化法律整肅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則不然，可能由於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的緣故。因而對於官吏貪污，他有著一種近似乎變態的痛恨和徹底懲治的執著。洪武二年曾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說：「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臟吏」。由於明初特定的政治條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堅決、更嚴厲地整肅吏治。如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唐律》把官吏犯臟罪的處理列在《職制》篇中，未設專篇，《明律》專設《受臟》一篇計十一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十九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即判斬刑。難怪清代刑部尚書薛允升對比《唐律》條文後直呼《大明律》「太嚴」。如果說朱元璋的《大明律》懲處臟吏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親手制訂的《大誥》則應屬於懲治官吏貪墨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其中懲治官吏貪污、盜竊、受賄等臟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條。在懲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認為「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因而「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貪污巨額糧食案，所牽連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波及各省的官吏達數萬人。在對臟墨官吏的刑罰適用方面，明《大誥》列舉了閹割、斷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剝皮實草」之刑，即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吏（價值約摺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後填上稻草，然後擺在官府公座旁邊，警示後繼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於民眾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他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為了反貪，明朝初期犧牲的御史達以數百。可以說，經過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頓，雖然明朝官吏的俸銀是歷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傳
如果說宋太祖刊印《宋刑統》頒行天下達到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的話，那麼明太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強調法律的講讀和宣傳。早在吳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楨將剛剛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發布郡縣。尤其是明《大誥》頒布以後，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規定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即規定有《大誥》者可以以該書折抵刑罰。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詔命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大誥，鄉民集會宣講大誥。明劉三吾曾在《御制大誥後序》中說：「載勞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入誦，否者罪之」，從而使「天下有講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遺還」。此外，為了加強法律宣傳，朱元璋下令每歲正月、十月或逢節日時，讓專人講讀律令。可以肯定，正是於他對法律宣傳的高度重視，才使得明律法精義深入人心，為民所知而遵之。
參考書目：
《明太祖實錄》實錄卷。
《明 紀事本末·開國規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實錄》
《進明律表》。
張晉藩主編：《中國刑法史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頁。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746頁。
轉引自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頁。
《皇明祖訓序》。
《大誥·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卷 14。
《明通鑒》卷1。
《明太祖實錄》。
《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❹ 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指導意義
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解釋具有如下意義：
首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防止無權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可謂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誠然，這些規定都有各部門的職責所在，且該解釋是對程序法的解釋，但是，它從側面說明了無權解釋的存在。
其次，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有權解釋的司法機關之間不發生越權解釋。我們知道1981年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中明文說明了審判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檢察解釋歸最高人民檢察院，但是現實中，「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釋，雖然聯合解釋讓法律的適用更為統一，但難免有檢察院介入審判解釋和法院介入檢察解釋的嫌疑。
再次，堅持罪刑法定有助於劃清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則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因此司法解釋不能成為二次立法。另外筆者還認為，對於最低追訴標准最好是由立法機關解釋，因為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的根據，應屬於「明確含義」而不是「具體適用法律」。雖然「進一步明確含義」和「具體適用」不能絕對的區分，但筆者仍認為在無法明確區分時應推定為應該進行立法解釋，而不是司法解釋，因為立法解釋更能更好的顯示罪刑法定原則。實踐中我們甚至出現轉授權的現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筆者認為此類規定欠妥當，不可否認，同樣的盜竊金額在不同的地區造成的社會危害肯定會不一樣，但把數額標准確定權授權給高級人民法院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上述這些意義應該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對解釋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義，此意義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於司法解釋的實質意義：有助於司法機關在忠於法律規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規范含義的范圍之內正確進行司法解釋，也就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在合法的范圍內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讓司法解釋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實現實質法治。以此進一步推不難得出以下幾點：
1、賦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價值的最頂端，合理的解釋法律可以讓公民在可預料的禁止的范圍內不為一定的行為，反過來講，公民可以將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司法解釋則是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和「准准繩」。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權的發動。司法解釋中諸如追訴標準的規定即是對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對應追訴的犯罪進行追訴。犯罪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受到懲處，合理的司法解釋有利於更好的打擊犯罪，以此保護人民。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規定不等於機械的明確規定，而應是邏輯上的明確規定，實踐中必須避免此類理解誤區。
總之，堅持以罪刑法定原則指導刑事司法解釋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確解釋：即由正確的解釋主體在正確的許可權內解釋其應解釋的內容並用正確的方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其正是通過正確解釋法律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據並以此促進人權的保障。
❺ 什麼是刑法有效性原則
刑罰有效性原則是我國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亟待恪守的一項基本原 則，其理論旨趣是通過指導刑罰的立法創制和司法運作用以滿足社會有機體抑制犯罪滋生和蔓延的需要，與此同時，強化國民個人自由和正當權利由於國家刑權力的 獨占而可能遭受的潛在威脅和違法侵害的防禦。
而在知識和學術的傳統理論範式研究的運演和發展中，學界視域偏倚於刑法規范的註解及犯罪構成的論證，針對刑法 規范現實涵攝的應用價值和社會效果具體實現的考究則語焉不詳，使得刑罰有效性成為理論研究范疇當中尚顯薄弱的環節。
❻ 上月開1個點普通發票10萬,增值稅屬於免稅范圍,收入該如何做
根據公司財務規定免去稅務，計算出收入。
【拓展資料】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
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
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
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
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
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❼ 什麼是刑法有效性原則
刑罰有效性原則是我國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亟待恪守的一項基本原 則，其理論旨趣是通過指導刑罰的立法創制和司法運作用以滿足社會有機體抑制犯罪滋生和蔓延的需要，與此同時，強化國民個人自由和正當權利由於國家刑權力的 獨占而可能遭受的潛在威脅和違法侵害的防禦。
而在知識和學術的傳統理論範式研究的運演和發展中，學界視域偏倚於刑法規范的註解及犯罪構成的論證，針對刑法 規范現實涵攝的應用價值和社會效果具體實現的考究則語焉不詳，使得刑罰有效性成為理論研究范疇當中尚顯薄弱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