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由民
A. 司法《民事訴訟》知識點：民訴的基本原則
一、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概述
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是在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中，或者在重要的訴訟階段，起指導作用的准則。它體現民事訴訟的精神實質，為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和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指明了方向，概括地提出了要求，因此對民事訴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是以我國憲法為根據，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出發，按照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要求，結合民事訴訟法的特點而確定的。
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是民事訴訟活動本質和規律以及立法者所奉行的訴訟政策的集中體現。
民事訴訟法第一章規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則，法學界通常將這些原則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根據憲法原則，參照人民法院組織法有關規定製定的基本原則，這類基本原則的特點是它不僅適用於民事訴訟，而且也適用於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正因為如此，這些原則就成為憲法、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共有原則，簡稱共有原則。共有原則在民事訴訟法典中之所以要做規定，是因為其內容對於民事訴訟來說。在適用上有其特殊要求。第二類是根據民事訴訟的特殊要求制定的基本原則，反映了民事訴訟的特殊規律性，因此是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簡稱特有原則。下面分別對民事訴訟法的特有原則加以闡述。
二、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對當事人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法律規定的上述原則，可以概括為當事人平等原則，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雙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完全平等。訴訟地位平等，也就是訴訟權利和義務平等。訴訟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雖有原告、被告、第三人等不同的訴訟稱謂，但在有關訴訟過程中的訴訟地位是平等的，不分優劣和高低。民事訴訟當事人雙方，在民事訴訟中平等地享有訴訟權利，平等地承擔訴訟義務。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平等，在民事訴訟中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雙方當事人享有相同的訴訟權利，如雙方當事人都有委託代理、申請迴避、提供證據、請求調解、進行辯論、提起上訴、申請執行等權利;二是雙方當事人享有對等的訴訟權利，如原告有提起訴訟的權利，被告有提出反駁和反訴的權利。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是互相對應的，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平等，承擔的訴訟義務也平等，如雙方當事人都必須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遵守訴訟程序等。當然，由於當事人在訴訟中擔負的具體角色不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所承擔的訴訟義務也不盡相同，不履行訴訟義務的後果也有差異。因此，無論是從訴訟權利來看，還是從訴訟義務來看，當事人雙方平等都不意味著完全相同。
2.雙方當事人有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的手段，同時，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雙方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行使訴訟權利的手段，是實現訴訟權利的具體形式，沒有同等地行使訴訟權利的手段，平等的訴訟權利也只是紙上談兵，得不到一實現。行使訴訟權利的具體形式，有口頭的或書面的。例如，實現申請迴避的權利，就要提出口頭的或書面的申請，說明理由;為行使辯論權，就要在法庭上有充分的發言機會，等等。如果在民事訴訟中，只一方當事人享有行使訴訟權利的手段，就無法保證雙方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保障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是人民法院的職責。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中處於主導地位，起組織、領導和決定性的作用，保障當事人平等地實現訴訟權利，是人民法院職務上的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已對原告和被告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做了平等的規定，沒有這種規定，就談不上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或者充其量只是對不平等的平等維護。在立法平等的前提下，人民法院為當事人創造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的機會，並且平等地要求當事人履行訴訟義務，不偏袒或者不歧視任何一方，這樣做具有重要的意義。
3.對當事人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對一切訴訟當事人，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的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應毫無例外地遵守法律，享受法律規定的權利，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一切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都應受到保護，一切當事人的違法行為都應受到制裁。只有這樣，才能切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同等原則和對等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條第1款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這一規定表明，我國法律對在人民法院進行民事訴訟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賦予他們同我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同等的訴訟權利義務，這就是同等原則。也就是說，我國民事訴訟法給予在人民法院起訴、應訴的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同樣的待遇。這種對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和組織既不優待，也不歧視，既不限制他們的訴訟權利，也不增加他們的訴訟義務的態度，符合當代民事訴訟立法的總趨勢，有利於發展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條第2款規定：外國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加以限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對該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實行對等原則。這就是所謂的對等原則，即外國法院對我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加以限制的，人民法院對該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也採取相應措施，加以限制。實行對等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的需要，也是保護我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需要。
在國際交往中，處理主要國家相互之間的關系，應當以平等互惠為基礎。表現在司法上，一國法院要求他國法院對自己國家的公民、企業和組織提供訴訟上的方便，應當以自己國家的法院對他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不加限制為前提。否則，你怎麼限制人家，人家也怎麼限制你，此所謂對等。我國一貫奉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幹涉內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在審理涉外民事案件時，我們絕不首先對外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訴訟權利加以限制，而是依法確保外國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得以實現。但是，如果外國法院對我國公民和法人在該國的民事訴訟權利加以限制，那麼，我們也將對該國公民、企業和組織的民事訴訟權利採取相應的限制措施，以限制對抗限制，這樣在司法上實現了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利。
四、法院調解自願和合法的原則
法院調解是我國民事審判工作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民事訴訟把法院調解用法律條文固定下來，並將自願、合法進行調解確定為一項基本原則。民事訴訟法做如此規定，反映了其中國特色。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根據這一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時，要多做說服教育和疏導工作，促使雙方達成協議，解決糾紛。
自願合法進行調解作為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其含義有三：
1.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後，應當重視調解解決。調解解決的核心是要求審判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對當事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用國家的法律、政策啟發當事人，促使雙方當事人互相諒解，達成協議，徹底解決糾紛。重視調解解決，就是指民事案件，凡能用調解的方式結案的，就不採用判決的方式結案。
2.要求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做好當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解決民事案件的基礎.通過說服教育，宣傳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即使不能調解結案，需要判決結案的，也要做思想教育工作。
3.法院調解要在自願和合法的基礎上進行。不能因為強調調解而違背自願和合法的精神;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
堅持自願、合法進行調解的原則，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是忽視調解的意義，把調解工作看成可有可無;二是濫用調解，久調不決。第=種傾向在審判實踐中常有發生，必須堅決克服。調解是人民法院審結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重要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調解無效，應當及時判決。另外，調解一般不是訴訟的必經程序，對於那些不能調解或不具備調解條件的案件，應當判決結案。
五、辯論原則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條的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對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辯論原則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當事人有權就案件事實和爭議問題，各自陳述自己的主張和根據，互相進行反駁和答辯，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辯論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又是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經濟糾紛案件的准則。當事人雙方就有爭議的問題，相互進行辯駁，通過辯論揭示案件的真實情況。只有通過辯論核實的事實才能作為判決的根據。對於辯論原則，必須把握以下內容：
1.辯論權之行使貫穿於訴訟的整個過程。在通常的理解中，辯論只指法庭辯論，實際上這種理解並非全面。固然，法庭辯論是當事人行使辯論權的重要體現，法庭辯論最集中地反映了辯論原則的主要精神，但是，辯論絕不限於法庭辯論，而貫穿於從當事人起訴到訴訟終結的整個過程中。原告起訴後，被告即可答辯，起訴與答辯構成了一種辯論。在訴訟的各個階段和各個過程中，當事人雙方均可通過法定的形式，開展辯論。因此，在理論上有人主張將法庭辯論稱為狹義辯論，而把一般的辯論稱為廣義辯論，能夠全面地體現辯論原則的只能是後者。
2.辯論的內容，既可以是程序方面的問題，也可以是實體方面的問題。對於程序方面的問題，如當事人是否合格、當事人的某項訴訟行為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及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權等，當事人雙方均可依據自己的意志提出否定的或者肯定的意見。實體方面的問題通常是辯論的焦點。一般來說，對實體問題的辯論往往是法庭認定事實的重要依據，因為藉助辯論過程，審判人員可以了解雙方的觀點及各自的論據，進而作出某種評判。
3.辯論的表現形式及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辯論既可以通過口頭形式進行，也可以運用書面形式表達。口頭形式便於當事人隨時闡明自己的主張，隨時對他方觀點做辯駁，所借唇槍舌劍，因此口頭形式的運用較為普遍。但是。口頭形式往往容易造成口誤。同時，口頭形式只能在特定場合，向特定對象進行，有一定的局限性。書面形式雖然不夠靈便，同時又受當事人文化水平的限制，但能夠彌補口頭形式的某些缺陷。
民事訴訟中的辯論原則與刑事訴訟中的辯護原則具有一定的區別。辯護原則建立在公訴權與辯護權分立的基礎之上，檢察機關代表國家，以公訴人的身份對刑事被告人行使追訴權，被告人處於被控訴和受審判的地位，只能就自一已是否犯罪和罪行輕重進行辯護。辯論原則建立在原告和被告訴訟地位平等而又彼此對立的基礎之上，雙方可以相互反駁、爭辯，被告還有權對原告進行反訴。
六、處分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13條規定的處分原則，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處分即自由支配，對於權利可行使，也可以放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處分的權利對象多種多樣，但無非兩大類：一是基於實體法律關系而產生的民事實體權利;二是基於民事訴訟法律關系所產生的訴訟權利。對實體權利的處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訴訟主體在起訴時可以自由地確定請求司法保護的范圍和選擇保護的方法。在民事權利發生爭議或受到侵犯後，權利主體有權決定自己請求司法保護的范圍。不僅如此，權利主體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行選擇所受保護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財產所有權的糾紛中，被損害者有權就全部損害提出賠償要求，也有權以部分損害的賠償作為訴訟標的;同時，有權請求返還原物，也有權要求侵權人作價賠償。第二，訴訟開始後，原告可以變更訴訟請求，即將訴訟請求部分或全部撤回，代之以另一訴訟請求;也可以擴大(追加)或縮小(部分放棄)原來的請求范圍。第三，在訴訟中，原告可全部放棄其訴訟請求，被告可部分或全部承認原告的訴訟請求;當事人雙方可以達成或拒絕達成調解協議;在判決未執行完畢之前，雙方當事人隨時可就實體問題自行和解。
訴訟權利是當事人處分的另一重要對象，訴訟權利雖然屬於程序意義上的權利，但往往與實體權利有關，當事人對實體權利處分，一般是通過對訴訟權利的處分而實現的。對訴訟權利的處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訴訟發生後，當事人可依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行使起訴權。目前，立法在起訴方面仍然採取當事人「不告不理」的做法。因此，當事人在其實體權利受到侵犯或就某一實體權利與他人發生爭議時，是否訴諸法院，由當事人自行決定。只有在當事人起訴的情況下，訴訟程序才能開始，法院既不強令當事人起訴，更不能在當事人不起訴的情況下主動進行審理。(2)在訴訟過程中，原告可以申請撤回起訴，從而要求人民法院終止已經進行的訴訟，也就是放棄請求法院審判、保護的訴訟權利。被告也有權決定是否提出反訴來主張自己的實體權利，藉以對抗原告的訴訟請求。當事人雙方都有權請求法院進行調解，請求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當事人還能夠依其意願決定是否行使提供證據的權利。當事人雙方都有權進行辯論，承認或否認對方提出的事實。(3)在一審判決作出後，當事人可以對未生效的判決提起上訴或不提起上訴;對於已生效的判決或調解書認為確有錯誤時，當事人有權提出申請，請求再審，由法院決定是否再審;對生效判決或者其他具有執行力的法律文書享有權利的當事人，有權決定是否申請強制執行。(4)在執行過程中，申請執行人可以撤回其申請，這種撤回申請的處分行為不影響其實體權利的繼續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處分權不是絕對的，我國法律在賦予當事人處分權的同時，也要求當事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和公民個人的利益，否則，人民法院將代表國家實行干預，即通過司法審判確認當事人某種不當的處分行為無效。我國民事訴訟中的國家干預原則具體體現為人民法院的監督，這是處分原則的題中之意和另一個方面的重要內容。
七、檢察監督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括動實行法律監督。根據檢察監督原則的要求，人民檢察院實行監督的內容主要有兩方面：
(1)監督審判人員貪贓枉法、徇私作弊等違法行為。這方面的監督主要採取消極的方式，即它一般不主動調查和追究司法審判中的不法行為。民事經濟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或者其他人對審判中的不法行為，對審判人員進行控告、檢舉，人民檢察院應履行法律監督的職責。
(2)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裁定是否正確合法進行監督。根據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果認為有錯誤，應當提出抗訴，並派員出席再審法庭。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民事判決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對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障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具有重要的意義。1991年4月9日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典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生效裁判發現錯誤，應當提出抗訴。這就使檢察監督原則的內容更加豐富，也更為可行。
八、支持起訴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支持起訴必須具備三個要件：
1.支持起訴的主體是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支持起訴的主體主要是對受害者負有保護責任的機關、團體和企業事業單位，如婦聯支持受害婦女、共青團支持受害青年、企業事業單位支持本單位受害職工向人民法院起訴，公民個人不能作為支持起訴主體。
2.支持起訴的前提，是法人或者自然人有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違法行為。
3.支持起訴的場合必須是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造成了損害，而又不能、不敢或者不便訴諸法院。如果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訴，就不需支持起訴。
民事訴訟的發生要有利害關系當事人的起訴，這種起訴必須出於自願，通常無須外力的影響。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和社會有權對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民事糾紛給予一定的干預，只是這種干預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必須符合一定要件。合法的干預如支持起訴，可以調動社會力量與違法行為做斗爭，有利於祛邪扶正，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當然受侵害的當事人是否起訴，還必須遵循自願的原則，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可包辦，更不得強迫。
B.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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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里，以其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與世界其他法系相區別。中國古代創立的法官責任制度、御史監察制度、迴避制度、死刑復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較好的制度，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縱觀四千年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基本特點。
（一）高度集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這是中國司法制度甚至時中國傳統法制的最本質特徵。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法律出自皇權，並且用以維護皇權統治。中國傳統的司法制度從萌芽、發展、成熟到瓦解，歷時幾千年，皇權至上的思想原則對其影響是最為明顯的。
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實行個人獨裁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審判官。從秦建立起封建專制的國家起，歷朝歷代，皇權至上既是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從上到下，各階層人普遍接受認同和信奉的觀念。儒家學說以「三綱五常」作為最根本的倫常原則，其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無論在社會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君權始終處於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憲」，以自己的意志來立法，歷代法律最終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司法審判領域，封建帝王掌握著臣民的命運，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從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最高審級，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終審權。
從司法機關的設置上來看，中國古代司法機關經歷了由簡到繁，由粗到細，最終走向集權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國古代司法機關從商周開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單一制的司寇或廷尉變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運行良好，但從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權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終被皇帝所控制；在審判上，司法機關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難案件都要由皇帝親自裁決，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終的審判權，皇帝還可以通過直訴、錄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預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審理也要定期向皇帝匯報。皇帝處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現行法律，也可以權宜行事，置法律於不顧。由於皇帝掌握最終的司法審判權，這樣一個案件直到皇帝的審判才算終審，因此沒有例如現代的「兩審終審」制度，案件逐級審轉復核，沒有終審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縣司法審判機構自行處理結案，到兩漢實行疑獄上報制度，在後來逐步演變為逐級審轉復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縣級開始立案審理，但審結
後需要存檔並登記在「循環簿」上，等待上級機關檢查，對於重大案件則要直接上報，所以只有皇帝作為最高審判官，掌握最終司法審判權。因此中國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與否並不決定於司法制度本身的優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帝王的英明與昏聵，司法秩序往往因人為因素而破壞，最終導致司法黑暗，這是高度集權的必然結果。
（二）司法與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又一顯著特徵。這一特徵表現為：在中央機構中，皇帝不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斷案，破壞既定的「常法」，更是通過建立讓許多行政、軍事甚至內廷機構參與審判的體制，以制約審判機構可能出現的獨立傾向，並使之完全聽命於己。因此可以說，在集權制專制國家出現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我國歷代司法機關都是從屬於行政部門的一個分支機構，是朝廷的職能部門之一，而不具有獨立性。從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從屬於行政的。在中央，秦漢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這些司法機關都要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於丞相、內閣等中央行政中樞。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處於行政的從屬地位，商周時，地方司法權由諸侯掌握，秦以後由郡守、縣令等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掌握。雖然地方政府中也設有決曹（漢朝）、司法參事軍（唐朝）等專職的司法官吏，但在審級上，下級要服從上級所形成的行政隸屬關系，司法權始終沒有獨立。
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機構設置中，為適應社會管理的需要，存在著行政與司法的分工的話，在地方各級，皇權一統就直接表現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長官就是同級司法審判官,司法斷案也就是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機構外另設司法機構去專門履行司法職能。如果協助斷案有了差錯，長官須自負其責。
應當說，這種地方官親任司法審判職責的現象或者說司法行政合一的現象是不無原因的。一方面，這是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在古代，社會管理各領域分工不是很明顯時，兩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傳統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別之處並非是這種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於這種形式的長期延續。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專制皇權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說是以「君市爵祿，臣賣智力」為基礎的皇權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存在都只是取決於專制皇權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經分析過，專制皇權的最本質特徵是對權力的壟斷性，他不願意也絕不可能許可地方各級出現行政司法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因為這實際上會妨礙自己意志的有效貫徹。於是，地方長官統領行政與司法就成了最順理成章的體制，而刑名錢谷也就成為地方長官最重要的管理職任。
行政與司法審判的混同，導致了一些不良後果。比如，以行政辦法處理司法事務。因為，既然處理司法事務只是各級官吏管理職能的一種，或者說與行政職能混同，那麼，二者之間就會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區分，這就導致地方官員會傾向於以行政管理的辦法來處理司法事務。其不良後果就是導致職權主義、武斷主義、輕視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專業素質。地方長官兼理司法事務，地方長官的法律素養決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質量。由於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吏多採取薦舉與科舉選拔再經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選為官的重要標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質，因此各級地方官法律素養普遍不高。中國在長達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獨立的價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動中的一環。
（三）民刑部分
中國古代雖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簡單區分，卻始終未能形成現代司法制度意義上的民事、刑事的定義。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在立法上都沒有民法、刑法、訴訟法的區分，而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民刑摻和，實體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現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輕民。
造成這種民刑不分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對薄弱。由於民事法律關系是商品經濟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現，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民法的發展狀況。在中國古代，落後保守的自然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束縛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
其次，封建專制制度的嚴酷統治，始終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從秦朝到清代的兩千年間，專制制度不斷強化，排除了任何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專制制度下，維護皇權與鞏固國家是一致的，這是立法者的主要著眼點。至於私人之間的利益，則被視為「細故」，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保護矗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專制體制，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明清以來，推行禁海政策，嚴重地摧殘了海外貿易和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商人也轉而經營土地作為其更可靠的財力來源。
第三，人身依附關系長期存在。不能廣泛提供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發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條件。
第四，家法、族規對族內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節作用。這些所謂的家法、族規實質上都是家族內部的習慣法，對於家族內的財產、繼承、婚姻等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整作用，與國法相通，是國法的補充。
因為民刑就無從區分，因此更無從談起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劃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訴訟程序。我國古代很多婚姻財產問題都是靠刑事手段來解決的。如唐律規定，負債違契不償的，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悔婚的，都要處刑。因此，古代的戶婚案件有相當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國古代訴訟法沒有專門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訴訟方面的規定，如唐律中的斗訟，明清律中的訴訟、捕亡等等。中國古代司法制度是為了維護特權統治階級利益的，以刑代民也體現了其鎮壓民眾、鞏固統治的目的。
（四）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統治，是中國古代國家賴以存在和鞏固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
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到漢武帝時期，由於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孔孟之學為淵源的儒家學說躍居社會的統治地位，成了近兩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並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從漢代開始，隨著儒家思想的確立和漢儒倡行說經解律，大開引禮入法的途徑，到唐代禮法結合達到了高峰。《唐律疏議》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如「昏曉陽秋」往復無窮。禮刑結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禮所調整的宗法倫理方面的行為規范，構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內容。第二，凡屬於調處一類的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禮起著法的實際調整作用。第三，對於某些案件的判決，「於禮以為出入」，親疏、尊卑，同罪異罰。第四，區分血緣親疏的「五服」之制，成為斷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五服」之制，始於漢代，到元明清時期，把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不僅對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義，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也同樣至關重要。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是引禮入法的又一具體表現。
儒家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學說所宣揚的君權、父權、夫權的不可侵犯性，違者致以嚴刑；第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在中國由來已久，經過漢代儒學家的充分論證，德刑的作用、適用的范圍、相互的關系更為明確。漢代以後，統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為指導立法與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過春秋決獄和以禮實際調整民事訴訟，使儒家經典法典化；第四，確認秋冬行刑，使儒家「則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內，「禮」也被與之相結合，「刑禮相須」、「出禮入刑」的精神貫穿其中。親屬之間以晚輩告長輩或妻妾告夫的，要處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則無罪或量刑很輕，這既體現了儒家重「禮」的思想，反映出我國古代婦女地位的卑微，同時更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和禮教有著無法分割的聯 系。
（五）刑訊逼供，罪從供定
刑訊逼供是中世紀中外各國在處理刑事訴訟案件中普遍採用的極其野蠻的制度，在中國更是歷代統治者實現其司法主張的審訊方式。
在中國古代一般是以口供來作為判案的依據的，沒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從供定」指的是依據口供來最終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獲取口供便成為審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刑訊所用器具則是花樣百出，舉不勝舉，當事人往往因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國大約從西周開始，就實行了拷訊，以掠笞為主。在秦漢兩朝，刑訊雖然不見於法律，但據雲夢秦簡的記載表明，拷訊在秦朝已經成為法律制度，被普遍實行，實際上已經合法化。漢景帝時規定了刑具的規格。南北朝時開始把刑訊寫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創了測罰（斷絕飲食），陳朝則規定了立測（把人犯置於土圍子中，施以鞭撻等），北魏規定限打五十杖，北齊的刑訊花樣更多，更殘酷，為歷代所承襲和發展，拷問無節度，日益殘酷，無所不用其極。唐代時，刑訊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對拷訊對象、條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實施都做了具體規定。在合法拷訊之外，還有種種非法拷訊的手段。刑訊為歷朝歷代所沿襲與發展，逐漸合法化，成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項審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訊逼供的手段才極盡殘忍。
古代的刑訊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從供定的證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古代訴訟雖然也收集使用物證人證，並比較重視勘驗現場，但更重視口供，以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根據。在通常情況下，沒有認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這種對口供的重視就必然導致了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是由於我國古代重口供輕證據的審判特點而產生的一個扭曲的審判制度，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而採取的極其殘酷的手段。
結 語
在幾千年的中國法制史進程中，司法制度也經歷了一個由簡而繁，由粗到細，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一發展演變過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間既有繼承延續的一面，又有變革創新的一面，這種繼承、變革與創新的關系反映了中國法制的文明進程。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司法制度是國家機器得以完善運行的重要保證，司法制度的建設也是關乎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經驗和教訓，時刻提醒著我們加強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C. 「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利與弊
認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徵的觀點，至今被不少著述視為「定論」廣泛沿用，未曾受到質疑。對於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頒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關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等各個方面的法律內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結構」；「中國古代在諸法合體的結構形式中，始終以刑法為主，並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
我贊同中華法系是「民刑有分」、「歷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論斷，但以為律典的特徵是「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觀點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諸方面的法律並未包括在其內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承認中華法系是由諸部門法構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認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時又說律典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是否以刑調整法律關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諸部門法的根本區別。倘若律典是「諸法合體」、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內容在內的話，怎麼能把它僅歸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呢？倘若歷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話，又怎麼能把中華法系的特徵概括為「民刑有分」呢？顯然，這一觀點混淆了律典的性質和無限地擴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內容的范圍。
在我國古代的多種法律形式中，律典作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種。歷朝的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條例、條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單行法，內容極其豐富。從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漢代、明代的行政、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數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內。其它朝代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設置了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行為規范，以「簡當、穩定」為編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無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進去。
其二，律典調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關系
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認為我國古代始終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這種論點是不符合史實。從先秦到明清，刑事與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范圍是不同的。西周時期，周公制禮，呂侯制刑，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刑、禮）相為表裡者也」。自商鞅「改法為律」， 「律」從此成了中國古代刑法的專用名稱，其中律典成為秦以後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禮的名稱雖數千年以一貫之，但其性質卻頗有變異。作為行為規范的禮，其內容含蓋了包括民法在內的諸部門法。自秦漢以後，還出現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採取「應為」、「不應為」的方式，從正面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和社會生活規范。魏晉以後，大量制令，「令」愈顯獨立，統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規范在內的法律法規，多歸於「令」。禮、令與規定如何處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規定具體的刑罰。正如《晉書》卷三0《刑法志》雲：「軍事、田農、酤酒，……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歷朝的法律形式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律始終調整的是當時社會中的各類刑事關系。
在我國古代法律中，雖然沒有象現代一樣出現專門的民事訴訟法典，但在訴訟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劃分，《周禮·秋官·大司寇》雲：「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即為民事訴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即為刑事訴訟也。民事、刑事訴訟自古有別，歷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區分。葉孝信主編《中國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類著作，對中國古代民事法律規范、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證。張晉藩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 在闡述歷代法制時，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等法律制度 列為專章進行研究的，該書中對包括民事訴訟在內的民事法規作了比較全面的敘述。因此，不能僅以刑事法典為據，就斷定我國古代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類法律關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別，這些立法原則古今是一樣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現代法學理念看來，應以民事、行政法等調整的社會關系卻用刑法處理的問題。出現這種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根源，是與在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儒家禮教、家族觀念對立法的影響有關，也與古人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有關。歷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內容的刑罰規定，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都是屬於"出禮而入刑"的范圍，與所謂的"民刑不分"無關。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了侵犯財產罪，就不能說其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一樣，也不能因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問題，就斷定它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其三，從歷朝法典的編纂情況看，綜合性的編纂形式是我國成文法典普遍所採用的，並非為律典所獨有。
我國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類法典的編纂也很發達。春秋以前，有法而無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編纂。據史載，晉國趙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是有文字可證的我國古代編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記載，然這部法典當時尚未公布。戰國時李悝所撰《法經》，是我國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於秦漢；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於魏晉；以會典形式記載典章和法律制度，始於唐而繼於明清。魏晉以後的大多數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設范立制」，與律典並行。令典是以行政類法律為主、包括有經濟、民事、軍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規范在內的綜合性法典，在國家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唐六典》和歷代《刑法志》記載，魏修律18篇時，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180餘篇。晉令為2306條。南北朝時期，南宋、南齊沿用晉令。梁、陳各制令30卷；北齊有《新令》40卷，又有《權令》2卷。隋朝制定有《開皇令》《大業令》各30卷。唐代令典修訂頻繁，其中《貞觀令》為30卷，1590餘條，其他令典僅存其名稱難以詳考。宋代的《天聖令》和《慶元令》等、明代的《大明令》亦是令典性...
D. 司法解釋可否作為民商事仲裁裁決的法律依據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同於法律，仲裁可以不適用。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回律解釋答工作的決議》，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僅限於「法院的審判活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法發〔2007〕12號)第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司法解釋，這個「司法」二字前置，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上，都寫得很明卻，適用范圍是有限的，否則與立法解釋，就沒有任何區別了。
E. 美國的最高法院，誰來監督
美國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組成，擁有最高司法權，其判決為最終判決。9名法官均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批准任命，如無失職，將終身任職。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有關規定 受歐洲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響，美國憲法的締造者把司法獨立作為美國建國的一條重要原則。 在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來，司法部門只有不聽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門，才能主持正義，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美國的締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獨立，也是由於喬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從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壓迫政策暢行無阻。推翻英帝國統治後，美國的締造者便將司法獨立寫入憲法，希望用司法對行政和立法部門加以約束，防止它們濫用權力。 美國憲法對司法的規定相當簡明扼要。在第一章將立法權授予國會、第二章將行政權授予總統之後，憲法第三章將司法權授予聯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屬法院，並規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資待遇、司法權的范圍等等。除第三章專門講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之間關系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包括：一、聯邦司法權屬於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國會設立的若干下級法院。法官只要行為端正，得終身任職並領取薪酬。該薪酬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削減（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將司法權交給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與立法和行政部門的區別，使國會和總統不得插手司法領域。這樣，美國的建國者用憲法的前三章分別規定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歸屬，明確了三權分立的政府結構。在將司法權授予法院之後，憲法馬上談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資等相當瑣碎的問題，這種安排初看起來令人費解，實際上卻是出於維護司法獨立的根本考慮。在殖民地時代，喬治三世可任意決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法官對行政部門的依從。所以，在憲法締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資待遇構成了司法獨立的一個根本問題。通過規定法官的終身制並給予他們穩定的、較優厚的工資，憲法試圖杜絕法官為了保全職位和薪水而在處理案件時屈從於外界壓力，有失獨立與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審議和認可後，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這一規定體現了憲法的締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部門在相對獨立的同時，又要彼此制約的意圖。由行政和立法部門掌握聯邦法官的來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門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門的意識形態，彼此協調工作，同時也防止由不稱職的人員掌握司法權力。這條規定也說明聯邦法官不由民選產生。這種安排同法官可以終身任職的規定一樣，都是為了司法活動的獨立與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選產生，他在判案時就不免要考慮其選民的利益與態度。倘若他沒有終身職位，就更要自覺不自覺地照顧其選民的利益，以求再次當選。規定法官由總統任命和參議院認可，並享有終身職位和固定工資，可以消除法官的後顧之憂，維護司法獨立。因為總統和參議員都是經民選產生，由他們任命和認可聯邦法官，基本上也屬於民×程序。
所有彈劾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或聯邦法官）的案件須由國會（而不是司法部門）負責。彈劾案件必須由眾議院發起（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由參議院審理（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彈劾的依據必須是叛國罪、賄賂罪或其他各種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
（一） 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國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個關鍵問題。在美國政治實踐中，對法官的任命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如前所述，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美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作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黨人都是共和黨總統任命的，而民×黨人則都是民×黨總統任命的。雖然過份地偏向本黨成員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這一作法已為美國各方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在美國歷史上，利用自己對法官的任命來積極干涉司法部門的總統並不少見。因為美國憲法並未規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總統在理論上可以任命無數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從而使最高法院成為本黨的一個堡壘。這方面的一個極端例子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 當他的「新政」在連續幾個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擊後，羅斯福試圖任命六名新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從而使親「新政」的人成為多數。羅斯福與最高法院這一次較量的結果是最高法院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新政」；羅斯福也因而放棄任命新法官的打算。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現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額的新法官加入。但從上述例子來看，這一既成事實也並非鐵板一塊。 如果說對法官的任命權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那麼對法官的罷免權則由立法部門所執掌。如前所述，對聯邦法官的彈劾權屬於國會（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二節第五條）。眾議院彈劾一名法官，必須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重罪與輕罪（美國憲法第二章第四節），如聯邦法官克萊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賄、偷稅漏稅等被國會彈劾。彈劾的目的是因為該法官不願自動辭職，所以需要彈劾程序剝奪他的職位。 因為對彈劾有這種嚴格的要求，更因為憲法明確規定聯邦法官只要行為端正便可終身任職（美國憲法第三章第一節），國會並無可能通過彈劾對法官具體的司法活動造成制約。眾議院發起一件彈劾案必須由多數票通過，參議院要判決被彈劾者有罪，也必須由出席議員的三分之二通過（美國憲法第一章第三節第六條）。這些嚴格的程序都保證了國會雖然有權罷免觸犯法律的法官，但卻無法干擾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總的來說，雖然總統在任命法官時試圖影響法院的政治傾向，法官在就任後基本上不會失去職位或薪酬。美國司法界的一個著名說法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在回顧他的總統生涯時，認為自己所犯的最大兩個錯誤是任命了兩個上任後就與他的意見一貫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總統（或國會）也對該法官無可奈何。因為法官可以相對獨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門，他們在審理案件時應更能做出公正的判決。
（二） 對司法活動的質量監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選產生，所以不需對選民負責，同時也很難說對國會負責。 因此，如何對他們的司法活動進行質量監督，就成了美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前所述，總統對法官的任命和國會對法官的彈劾，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司法部門的監督。從背景、閱歷、專業知識與能力上講，被總統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勝任工作。他們的道德品格在任命過程中也已通過審查；如果在任命後出現違法行為，國會可使用彈劾手段，解除他們的職位。 但是，總統和國會對法官的監督又是有限的：總統在任命法官後便基本失去了對該法官的控制；法官對具體案件的處理也不由總統等非司法官員過問。 由於同樣原因，只要沒有違法行為，任何法官都不必擔心國會將對他進行彈劾。 國會對法官的罷免權因而對他日常的司法活動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採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理想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並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後，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質量也有著重要的監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國一直是傳媒報導的重點。尤其是比較著名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全國各大報章、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會有詳盡的報導。近年來，更有攝像機進入法庭，對案件的審理過程作現場實況轉播。轟動一時的辛普森（O. J. Simpson ） 案是近期最明顯的例子。據稱全美有近億觀眾從電視上觀看了該案的現場審理和判決。目前，全美各大電視台都設有專門的司法節目，邀請司法界人士評論時下的重要案件。近幾年又出現了一個專門的「法庭電視」頻道，全天播放美國各地的司法新聞，報導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當地媒體做詳細報導。 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教育美國公眾、使他們懂得憲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實際的作用。同司法判決書一道，大眾傳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動充分地展露在公眾面前，使公眾成為司法活動的監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謹辦案，以維護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名譽，維護公眾對司法部門的信心。
F. 現代司法的基本功能什麼
具體而言,現代司法的權力制約功能主要以兩種形式發揮：
（1）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是典型的「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相抗衡」的形式。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從傳統的「警察國家」向「福利國家」轉型之後,行政權力的擴張日趨突出。相應地,侵犯公民權利的事例更易發生。因此當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糾紛不能由雙方自行解決或自行解決可能損害行政相對人權益之時,行政訴訟就應運而生。法律制度的明顯趨向是費盡心力打擊令人反感的對行政自由處置權專斷任性的濫用。[14]
（2）司法審查。它是法院通過司法程序來審查、裁決立法和行政機關制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行為是否違反憲法的一種權力。司法審查的理論依據是現代國家推行的憲政主義。由民選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憲法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精神圖騰,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法令和政府行為不得與之相抵觸。而法院作為司法機關,是憲法精義的守護者,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15]司法審查權是現代司法權的精髓,以至於埃爾曼認為,「司法上對法律的拒絕適用以及這種權威的程度和范圍可視為司法獨立程度的指示器」。[16]但由於我國未將抽象行政行為納人司法審查的范圍,使最為重要的一個行政領域缺少常規的法律監控,大大影響了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效果。而現實中,常見的行政違法大多始於抽象行政行為。如農民負擔問題,可以說大多數農民負擔都是由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造成的。由於未賦予這些「規范性文件」可訴性,造成了農民大量上訪。在我國,上訪系統所受到的社會壓力與司法功能的狀態發揮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反向關系,它具有「問題上交」的特點,一旦基層行政、司法功能不到位,便會出現大量的上訪現象。而由於法院還承擔著行政監控的職能,其功能的正常發揮必將減緩大量的利益表達進人上訪系統。這些長期困擾的問題表明,我們的制度安排存在著某些缺陷。因此,從現實的需求和法治國家建設的目標來看,逐步將抽象行政行為納人司法審查的范圍應是司法改革的趨向。
3、公共政策制定功能 所謂公共決策，在本質上屬於解決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政府行為，反映決策者認為可以用來取得預期結果的手段。公共事務的決策往往被視為特定權威機關的專有權力。法院是否能夠決策、在多大程度上決策，傳統司法與現代司法的做法迥異。在傳統司法制度下，解決糾紛的法官主要依據既有規范與理念來處理特定案件。定紛止爭是司法固有職責。法院的角色定位於社會安全與秩序的維護者，公共決策權力獨掌於最高權威者或機構手中。即使決策權力在國家機構有所分化，也主要在中央與地方以及各行政性、立法性機關之間分享，司法未能獲得通過解紛參與宏觀決策的權力。 然而，從社會發展趨勢看，既然權力制約確屬必要，那麼法院在解決各種糾紛時，對立法與行政未涉及或涉及甚少的事宜，顯然不能拒絕審判。相反，基於法律與事實作出自己的判斷，應是法院職責。由此，法院可以而且應當通過案件審判形成判斷，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但同時應該注意，考慮到自身特性和條件所限，高度發揮司法的決策功能也不現實。其一，司法的特性決定了法院只能是被動的、帶有依賴性的決策者。法院不能主動尋找案件，因而無法主動制定政策，只能等待當事人提交案件而受邀參加，與立法、行政部門主動決策的情況不一樣。其二，司法權的有限性決定了司法決策范圍的有限性。法院的審判范圍僅限於當事人起訴的案件，與立法或行政決策相比，司法決策的范圍小得多。其三，司法權的先天弱小也要求法院在政策制定方面應審慎進行，司法只能在極其必要時才能發揮決策功能。其四，信息有限性妨礙決策功能的發揮。任何宏觀決策都依賴於決策信息的全面，而司法程序的特性—法官必須中立、被動，決定了法官只能依靠當事人提供的信息。而個人能力與利益偏向都可能導致當事人提供信息不充分或不準確，這當然影響決策的准確性、及時性。其五，司法決策的影響有限。法官沒有自己的執行手段，不得不仰仗社會的自覺服從和行政配合，但這在宏觀決策型訴訟中卻不一定都能做到。其六，現代司法的決策功能是與其法律解釋行為相聯系的。法官在法無明文規定時填補法律漏洞,或者在法律規定不明確或相沖突時進行創造性解釋或創制新判例,其裁決已超出某一具體案件的范疇,對該糾紛所涉及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思路和解決方式產生了波及效應,影響到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最後,現代司法的公共政策制定功能通常是通過消極否定式與積極肯定式兩種方式得以發揮。消極否定式通過宣布一項法律、法令、政策為違法無效來干預公共政策,表明自己的政策觀，積極肯定式通過解釋憲法或制定法積極主動創立政策。
G. 試析「民意」對司法的影響(2)
四、民意與司法的互動關系
民意與司法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無法使二者之間完全割裂開來，這就需要我們深入的了解二者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挖掘深層次的內涵，准確的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
（一）民意對司法的作用
民意可以監督司法。任何公權力都需要限制和監督，否則就會產生權力的腐敗，影響權力的正當行使，司法權更是如此，如果司法權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司法權濫用必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法律的權威和社會的穩定。我國對司法權的監督體系是多層次的，各級大人、會、政協都可以對司法權進行監督，但是這些機關對司法的監督都存在一些不足，而民意對司法的監督可以作為很好的補充。民意對司法的監督有其自身的優勢，民意的廣泛性，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民意對司法的監督可以更深入、更細致、更全面的對一些細枝末節的法律問題進行監督。
司法機關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廣泛的聽取民意，吸納其中的合理合法的民意，有利於實現案件審判結果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只有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中，知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並且考慮人民群眾的真情實感，使之融入到具體的案件審理當中，真正的達到案件審理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二）司法對民意的應對
一方面司法的獨立性不可動搖。司法的獨立性要求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的時候不受任何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擾。這其中當然包括民意的干擾，民意是人民群眾對某些問題和事件的看法，沒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和權威而言，有時候甚至是偏激和錯誤的，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司法的獨立性，不能因為民意而肆意的撼動司法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司法機關應合理對待民意監督。民意對司法的監督作為監督司法機關的重要補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一方面要堅持民意對司法的監督，另一方面又要合理的處理好民意。於正確的、有道理的民意，司法機關應該積極的借鑒，民意的監督是必要的，針對民意的監督，司法機關應該予以配合，合理對待民意的監督，不能不聞不問。
五、民意影響司法的效能
（一）民意影響司法的積極效能
“民意可以對司法進行有效監督。前面我們提到了民意對司法的監督是司法監督的一中重要的形式，這有利於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民意就是人民群眾的普適價值觀和公平正義觀的體現，通過民意來監督司法，在潛移默化中使司法機關了解人民群眾的普適價值觀和公平正義觀，是這種公平正義觀念在司法活動中體現出來。民意就是對法官的審判活動、案件的處理結果的評價，這些評價中體現著社會的公平正義觀，民意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可以很好的預防司法機關濫用職權和防止司法腐敗，從而實現社會正義。
民意可以增強法律的權威。在我國，司法活動中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執行難的問題，雖然法院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決，但是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當事人得不到公正的賠償，原因就是執行過程中相關當事人的不予配合，甚至是阻撓判決執行。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當事人守法、信法、尊重法律的權威，結果是法律的判決得不到執行，這無疑是法律自己對自己的一種侮辱，民眾就再也不會相信法律了，不會相信法律的權威了。民意中包含了人民群眾對於一些案件的期望，這些期望是包含樸素的社會正義觀的，是為絕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如果法官在判案的過程中及時的了解民意，積極的聽取人民的呼聲，把社會的正義觀融入對案件的判決，以此來增加人民對於案件的可接受性，對於人民普遍接受的判決，執行起來自然不會難。因此，在審判過程中及時聽取民意，可以增加案件判決的可接受性，有利於案件判決的執行，有利於當事人得到公正的賠償，也有利於樹立法律的權威。
（二）民意影響司法的消極效能
“過分強調民意會妨礙司法獨立。司法活動是一種專門的活動，是以社會的高度分工為前提的，是以法律基礎知識和法律思維為基礎的。”這就決定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完成這項專業化的工作，民意是人民群眾的自我的、非專業的感性認識，而且其中包括了“民憤”，人們容易在憤怒中失去理智和理性，變的沖動和意氣用事，失去做出理性判斷的能力。司法審判時獨立的，它要求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擾和影響，獨立的適用法律做出判決。而沖動的、失去理性的民意會嚴重干擾到正常的司法活動和最終的司法審判，民意在此時就有成為影響司法獨立的一種威脅，在司法活動中過分的、一味的、盲目的追求沖動的、失去理性的民意會嚴重損害司法的獨立性。因此我們要正確對待和處理好民意和司法獨立性的關系。
民意過多干預案件，導致司法不公。審判案件的主角法官也生活在這個社會環境當中，因此，他自認而然的會受到民意的影響。獨立的運用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得到的審判結果和民意的期望是有差距的，如果民意和其他復雜的社會因素給予法官過多的壓力，法官往往會因為各方面的壓力，甚至是壓迫下，違背法律的和法定程序做出判決，這種判決雖然迎合了人民群眾的期望，但是在根本上違背了法律的初衷，導致了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尤其近些年來，新聞媒體的迅速發展，人民群眾越來越關注法律事件和問題，這就在一定程度加大了法官公平、公正處理案件的壓力，民意過多的干預案件，只會導致司法的不公。
六、如何發揮民意對司法的積極效能
在認識了民意對司法的積極影響及消極影響之後，我們有必要探討下如何充分發揮民意的積極影響，並且防止民意對司法的消極影響，構建民意與司法的和諧發展。
（一）健全民意與司法之間的溝通機制
健全民意與司法之間的溝通機制。如何最大的發揮民意對司法的積極效能，一方面促進和保障民意的發揮，另一方面保證司法的公平、公正。筆者認為應該健全民意與司法之間的溝通機制，整個社會要重構社會資源與財富的分配機制，健全並暢通民主通道，加強立法對民意的吸納。完善國家制度下的整體糾紛解決機制，培育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保障弱勢群體的權利。司法機關應該注重對民意的自主分析、吸納和回應.形成一種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民意吸納和回應方式，實現在司法制度和程序內的微調。最高人民法院於2009年4月和6月，連續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意溝通工作的意見》和《關於通過網路途徑加強民意溝通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強民意收集制度，推行審判、執行信息網路公開制度，加大庭審網路直播力度，法院主要領導與網民直接交流，並提出，有條件的法院可開設專門的電子信箱，收集群眾的意見、建議，這兩個法律文件在實踐中的運行效果令人欣喜。如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等法院實行的裁判文書公開上網制度，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推行的以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公布案件的審理情況制度，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積極探索的司法與民意的網上溝通制度等舉措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首先，民眾可以以書面形式公開向法院反映民意。法院也可以建立案件信息公開平台，讓公眾在上面反映意見。法院可以通過對民眾意見分析、辨明等決定是否採納，並給出相關理由。其次，加強法院向民眾的案件信息披露。既可以通過案件信息平台，也可以通過判決書公開、法院新聞發言人等制度實現。需要強調的是，對於聽到的民意，司法機關除了要警惕民意失真外，還需要把握普遍民意和個別民意之間的界限，增強化解個別民意糾紛的能力。以此來更好的實現民意對司法的監督和促進司法的公平正義，更好的發揮民意對司法的積極效能。
（二）司法機關對待民意不能一味的“順下去”
充分發揮民意對司法的積極效能關鍵在於司法機關，司法機關的所有努力應圍繞一個原則進行，即尊重民意而不屈從於民意，司法機關對民意不能一味的“順下去”。如何防止司法機關對民意“順下去”，筆者認為，司法機關和審判人員必須堅守底線。法官審理案件，必須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如果在審判過程中將法律以外的因素太多地拉扯進來，同樣會對民意造成褻瀆。對法律底線的堅守既有賴於法官司法能力的提升，也有賴於法治信仰和司法權威的確立。只有獨立的、高素質的法官才能維持司法的公正形象，從而贏得民眾的信任，也只有健康的司法制度才會培育健康的民意。因此，加強法官培訓、提升法官的業務能力和職業素養，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培育司法獨立的環境應在網路時代得到更高的關注，更應作為長期的任務堅持下去。此外，要進行合理的制度設計緩解法官在一些民憤較大的案件中的辦案壓力，防範法官遭遇民意綁架。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發揮民意對司法的積極效能，減少民意對司法的消極影響。
七、結論
民意自古就有，司法活動也就其悠久的歷史，本文對民意和司法活動做了詳細的闡述，並就對司法活動產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及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現階段，我國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民意還將繼續對司法產生影響，如何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發揮民意的積極作用，減輕其消極的影響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H. 簡述西方司法獨立原則。
以美國的司法獨立原則為例，美國的各級法院法官大多是從開業律師中選內拔出來的。聯邦法院的法官容，從地區法院、上訴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由總統提名，交由國會參議院認可同意由總統任命的。至於各個州，有的采選舉制，有的采任命制，有的實行選舉與任命的混合制。在美國，高級法院法官極少數是由下級法院法官升任的。
美國的法官盡管也有級別之分，但在工資收入方面區別不大，在履行審判職責時法律地位更趨平等，法官的獨立自主性也更強，等級色彩盡管存在，但相對弱化。
(8)司法由民擴展閱讀
司法獨立最早是作為一種觀念被用作對抗王權的專橫和對民眾權益的保護。司法獨立原則在現代各國憲政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確認，作為一項現代法治原則，盡管各國的立法和制度設計有所不同，但基本認為其指法院、法官獨立地行使司法權，法院、法官的審判活動只服從法律與良心，不受外來干涉。
較美國而言，德國的法官人數比較龐大，法院的管理需要法院院長兼管法院行政事務，這就使法院帶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時政府行政官員對法官的行為也有一定約束力，這就造成行政權與司法權一定程度上的緊張。
I. 司法審判應該考慮民意嗎
法律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干回涉.
審判以法律,法規為判案依據,參照規章,政策不做為判案依據.
對於民意,既不屬於法律法答規,也不屬於政策.屬於社會環境 .從嚴格司法角度講司法審判不得以民意做為依據.
但如果從道德上講,民意應該屬於司法審判中應該考慮的一個因素.比如某人是一惡霸,長年欺負百姓和家人,家人忍無可忍把他殺害,相當於大意滅親,從法律上講家人屬於故意殺人罪.但全村老百姓聯名請求法院寬容.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法院考慮了民意做的判決.
但個人認為,民意不得做為審判的依據.如果以民意作為依據,可能會出現很多錯案.
J. 公民有沒有司法權
您好，中國快律為您解答。司法權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通過開展依其法定職權和一定版程序，權由審判的形式將相關法律適用於具體案件的專門化活動而享有的權力。廣義的權力主體包括法院和檢察院。公民個人是沒有司法權的。希望能幫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