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利弊
⑴ 監外服刑的利弊
作為一項新制度，矛盾的兩個方面告訴我們，有利也有弊。誠然，監外執行面臨著尚待明確和解決的障礙。根據監外服刑的條件，符合監外服刑的服刑人員，實際上，也同時符合假釋的條件，那為什麼不將這部分符合條件的人員予以假釋，而是作為服刑人員在監外執行呢？如果說作為一項試點，未嘗不可，畢竟每一項制度的推行必須有理論的支持和實證的檢驗，試點過程中，可以適當的突破現有法律規定。但是作為一項制度來推廣，與現有的立法沖突卻難以避免。
服刑人員的服刑場所，刑事訴訟法等立法對此規定十分明確，如何實施減刑、假釋，程序要求十分嚴格，執行機關、服刑場所、服刑方式不是執行機關自己可以隨意改變的，必須依法執行，否則，就是程序違法。
我國刑罰的目的應該是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改造和教育是我國刑罰的功能。自上個世紀初期，刑罰的目的刑理論取代了報應刑理論。我國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不是基於單純的報復主義和懲罰主義，而是為改造人類的歷史使命出發，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政策，最大限度的將犯罪分子改造成新人。因此，體現到具體的制度建設，在刑事訴訟程序上，設置不起訴制度，在刑事實體法上，規定緩刑、減刑、假釋制度。從實體到程序的整個訴訟過程充分體現了人文關懷。
一部分服刑人員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符合假釋條件的就假釋，符合減刑的就減刑。不必要實行監外服刑，服刑人員服刑前提是觸犯刑法，理應受到制裁，不可避免會對其家庭、婚姻、就業和個人聲譽帶來不良影響，正由於此負面影響，才會真正起到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監外服刑，一味的考慮「改善服刑人員的婚姻穩定、家庭完整」，如此一來，刑罰的嚴厲性、強制性和嚴肅性大打折扣。從被害人角度講，心理上難以得到撫慰。 如果說監外服刑有利於盡快融入社會，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的可能，那麼，現行立法的減刑、假釋制度已經具備這一功能是很顯然的。
監外服刑可能會加劇喪失司法公正，為滋生司法腐敗提供了溫床。美國著名學者羅爾斯認為「正義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正義是法律制度所要實現的最高理想和目標，也是人們用來評價和判斷一種法律制度具有正當根據的價值標准，監外服刑向人情關系、金錢關系開口就使一部分服刑人員喪失了公正，可能使依法治國偏離了正常軌道，違背了訴訟中的程序正義。從當事人層面看，當前，減刑、假釋的暗箱操作嚴重，立功造假情況並不鮮見。很有可能產生這樣一種情況，有錢（情）人好辦事，可以提前出監享受各種生活樂趣。從制度層面看，擴大了執行機關的自主權，則削弱了有關機關的監督力度，卻無法控制「金錢案」、「人情案」依法或非法的大量湧入。所以，如何有效實現和加強對執行機關的監督成為了新的問題。
監外服刑很難得到有效執行。要求服刑人員「每天不少於一個小時的公益勞動」，如何去執行是個大問題，當地司法機關、居委會幹部、志願人員、家屬親友的監督是否有效，能否執行，結果，很有可能就是將監外服刑流於形式，最終成為美好的願望。
監獄管理部門認為，監外服刑能夠緩解監獄改造壓力，降低改造成本。從眼前看，效果明顯，而事實上，對社會違法犯罪率居高不下，許多監獄人滿為患的局面，不是僅僅設立監外服刑制度所能解決的問題，這是涉及一國的刑事政策，譬如階段性的嚴打整治斗爭，牽涉到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
因此，全面看來，實現監外服刑初衷的困難重重，是否值得推廣，仍需謹慎思考。
⑵ 古代慘無人道的刑法,你是怎麼理解的
晉江遠盛化工為您解答:
刑法在古代主要體現在刑罰,刑法中的刑罰主要起到震懾作用,刑罰是國家創制的、對犯罪分子適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對犯罪分子某種利益的剝奪，並且表現出國家對犯罪分子及其行為的否定評價，並起到改造罪犯、保護社會和警醒世人的作用。古代從可以考究和追尋的資料來看,在封建社會採用重刑罰的制度來達到震懾目的的朝代不在少數,充分運用暴力以及刑技方面的想像力迫使犯人逼供。主要目的是報復性的懲罰犯人,而現在的立法目的是積極改造犯人,當然不能片面的就說其利弊,在每個時期的刑罰都具有其可取性和不足之處,就比如古代的烙刑,腰斬,分屍還有比如影視資料中的什麼十大酷刑,最簡單的鞭笞等都是通過最直觀的視覺和犯人的感覺來達到效果;這比其他教育和其他勞役懲罰來的直接,成本低;當然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是過於殘酷.在現在文明的社會也有的辦案機關和執法者也存在類似的觀念,所以這幾年出現了冤案糾錯,刑訊逼供的事例.
從刑法的刑罰另一個角度來看,刑罰的目的具體表現為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因為刑罰是作為犯罪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因此，創制、適用和執行刑罰的目的，只能是為了預防犯罪。比如古代的統治者為了達到預防被推翻的目的,就把造反(推翻統治者)的刑罰訂得很重,甚至於出現連坐和株連之說,在本質上來說,其對象原本是其盟友或者毫無關聯之人,不管是何種對象在犯罪前與統治者並無深仇大恨,只是為了預防自己的地位被威脅所以採用重罰來達到目的;
從非文本角度和個人角度來說,法律制定都是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法律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當然法律制定時候是考慮如何維護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所以被統治者的其權利甚至於人性基本的東西不會被重視甚至無視;從通俗的角度來說法律也是一種生活的規則,制定者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
當然這些有點扯遠了,不過現在社會也有很多的不足之處,首先法律法規也太多,就我們國家現在實行的法律法規有上千部,其宗旨與古代無太大差異,然而實行過程執法成本極高,違法成本卻很低,就像現在的貪腐上千萬甚至於上億判決後僅僅是數年的勞役(牢獄),如果在古代簡單就是直接的砍頭其成本稍微計算就可以得出,其震懾效果也是極其明顯,如果現在社會在這些領域還是保留重罰甚至於所說無人道的做法會得到很多的非議和排斥,但是其效果卻是極好,這也就是古代的刑罰重的緣由之一吧!
從個人理解來說,刑罰還是重些的好,就比如現在的貪腐如果數額與搶劫情節論處亦或者甚至於重於搶劫,如果查實上一定數額就終身監禁且不得減刑,更大金額比如超過2000萬死刑(要知道2000萬是某些困難地區多少人一輩子的生活所需),這樣的話還有多少人再去貪污;
再者消法都有舉報或者懲罰性索賠獎勵,刑法卻很少,如果有對應的舉報獎勵比率,那中國不知道會有多少的舉報專業戶和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甚至職業化的舉報者,這效率比辦案機關效率不知會高多少,這回到原點就是利益關系;如果舉報者只要舉報幾個貪腐(如果金額幾千萬哪怕獎勵5%，那就有好幾百萬，如果打工者要掙到這些錢應該要好幾輩子）就能一輩子衣食無憂，哪怕天天蹲守，夜夜加班都會去做而且做得很好。
⑶ 你們認為新加坡的嚴刑重罰對於當地旅遊經濟的發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多年的經驗證明，新加坡的嚴厲執法對當地的旅遊環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應該是利大於弊。新加坡能成為花園國家，與嚴厲執法是有關的，嚴厲執法或許得不到認同，但確實對人性的弱點起到了遏製作用。
⑷ 死刑到底應不應該被廢除廢除死刑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死刑到底應不應該被廢除？廢除死刑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刑法典是伴隨著人的法制歷史而出現的。刑罰的根源來自於人類原始的同態報仇的思想，正所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人類為了確定這種「報仇」的方式和尺度，才制定刑罰。漸漸地，刑罰就成了震懾犯罪的一個有效的武器。
正是通過這種刑期的延長，剝奪了犯罪者，尤其是暴力犯罪者的繼續犯罪能力。而我國目前來講，有期徒刑最長二十年，無期徒刑、死緩，有很多都能減為二十年以內的刑罰，這種情況下廢除死刑，在沒有別的方法預防犯罪的情況下，一定會導致犯罪率增高的。
總而言之，廢除死刑的前提是，其他刑罰足夠重、經濟發展足夠高，因為監獄要養人家一輩子、監獄條件足夠好，人道主義，人民素質足夠高暴力犯罪減少。目前這些條件都不具備，因此廢除死刑不可能。
⑸ 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觀主義的主要觀點梳理 一般認為，在刑事責任之理論根據問題上，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最經典的對立是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主義)與刑事近代學派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人主義)的對立。刑法客觀主義思想是在全面繼承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在反對中世紀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殘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由於突變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刑法客觀主義思想不能適應遏止犯罪的需要，開始被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以實證的科學方法為先導，以犯罪人格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極力主張刑事責任的根據應當從具體的犯罪人中尋求。至今，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國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認為，刑法主觀主義是一種系統化的關於犯罪與刑罰的理論思想體系。刑法主觀主義思想經過龍勃羅梭、加羅法洛的初創，後又經過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李斯特將刑法主觀主義思想推向一個歷史高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上述學者站在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角度，使刑法主觀主義學派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得以整合，從而使其成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在意識決定論的統領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在犯罪論和刑罰論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形成了有別於刑法客觀主義思想的獨樹一幟的觀點。 (一)行為人中心論 一般講，刑法主觀主義學派與刑法客觀主義學派的爭議之焦點在於，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於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當重視行為人還是重視行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一般主張行為人中心論，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的依據，因不法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危險人格，而必須負「生活操行責任」。行為人中心論與行為中心論相對立，它是從行為人與行為的關系處罰，將刑事責任的基礎從行為轉向行為人。行為人中心論的要義在於尋找危險性與責任概念之間的關聯。[2]具體講，行為人中心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人的個性是迥然各異的，不僅犯罪人與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與犯罪人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犯罪是行為人的個性行為，所以犯罪不應求諸行為人之行為，而應求諸行為人的人格、人身危險性等主觀因素。易言之，刑法價值判斷對象應為行為人之人格，而非客觀行為。由此，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輕重應當取決於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而與客觀行為實害之大小無關。 需要指出，行為人中心論並非完全將行為的客觀因素打入冷宮，只不過認為行為並非是脫離行為人的抽象行為，而是行為者的行為，行為僅僅是行為人人格的表徵，是藉以認識行為人身危險性的橋梁與中介。[3]因此，「必須當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出現時，才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根據刑法功能——保護犯罪人自由的大憲章推導出來的必然結論。」[4]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刑法主觀主義學者往往認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並以此作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基點。李斯特曾針對刑法客觀主義學者提出的以客觀違法行為作為刑罰的根據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的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5](二)社會責任論企法網www.enterlaw.net 在刑罰的根據問題上，刑法客觀主義一般主張道義責任論。道義責任論的理論基礎是意志自由論，其基本內涵為行為人唯有基於自由意志活動而實施犯罪行為，才能遭受倫理上的責難。[6]而
⑹ 國家降低青少年刑事責任年齡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當下未成年人心智成熟得更早，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時代需要，強化家長對孩子的監管責任。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出低齡化的傾向的原因主要在於他們不到刑事責任年齡,刑法對其沒有威懾力.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加契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罪刑相適應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意指犯罪人所犯罪行與其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當相當，不能重罪輕判，也不能輕罪重判。同時，考慮到犯罪行為人的認知程度，設定承擔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設定，本意是對一些年齡低、社會認知差、行為把控能力弱的渉罪未成年人給予一定程度保護，盡可能降低刑事懲罰對其成長的影響。但現實中，一些低於現行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實施重大犯罪行為的案件不時發生，扭曲了設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內在的社會道義，損害了罪刑相適應的法定原則。因此，對實施特定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通過追究刑事責任進行遏制和形成威懾，達到「罪罰相當」，有利於更精當地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好地體現司法正義。一些低齡未成年人實施重大犯罪行為，對受害人造成重大傷害，對社會秩序形成重大威脅。而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的限定，使其免除刑事責任，對受害人及其家庭來說無疑是不公平的，對於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以及司法正義的彰顯，也有著負面影響。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更有利於引導未成年人的成長。當下社會，互聯網上不良信息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很大，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確的社會認知，對不良社會信息缺乏甄別能力，自我約束能力不強。有的家庭對獨生子女的寵溺，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導致一些未成年「混世魔王」的出現，一些未成年人不懂得敬畏法律，不懂得遵從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通過法律手段，追究一些未成年重大犯罪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不僅是對未成年重大犯罪行為人的剛性矯正，而且，刑事懲罰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引導，它對更多未成年人會形成法治意識的引導，同時，有利於形成向上、向善的社會風氣，更好地引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⑺ 論述死刑的利弊，兩面作答
你好， 內容提要：死刑作為一種古老的剝奪公民生命的殘忍刑罰，其功利性未必象人民想像那麼大，而其正當性倍受普遍質疑，其非人道性和嚴整侵害人權的特性反映出人性中殘忍、野蠻和悲情的一面，死刑的主要基礎是報應，而非預防。就預防犯罪而論，死刑並不比終身監禁和其他刑罰更有效能。在此意義上，通過普遍使用死刑來預防犯罪是沒有必要的，完全可以找到死刑的替代刑罰。從正當法律程序的角度來看，死刑永遠剝奪了罪犯對新的證據和新的法律所可能享有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死刑絕對是不公正的。死刑作為一種嚴重、殘忍的刑罰應當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和越來越寬松的救濟時間和途徑。在人權已成為普世性價值觀念的今天，應當逐漸廢除死刑或嚴格限判死刑的適用。關鍵詞：一 死刑的概念；二 死刑的目的；三 、死刑存在之利弊剖析。四、死刑刑罰的歸宿一 死刑的概念
死刑，又稱為生命刑，是統治階級所主宰和控制的政權的司法機關以法律的名義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刑罪方法。
死刑是最古老的刑罰，它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在歷代統治階級刑罰體系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是統治階級自以為用於維護政權穩定的一把利器。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資產階級理論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理論的深入人心，人們開始對死刑存在的意義，產生了極大質疑，人們以生命的價值，對死刑的目的、其與人道的沖突及死刑威懾力等等展開廣泛的探討。十八世紀後，限制或廢除死刑的實踐在英、法、德、美等三十多個西方國家展開，死刑的廢除和限制勢必成為社會發展的趨勢。
二 死刑的目的
一）刑罰的目的
刑罰是為了防止犯罪行為對國家、社會和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而由刑法所規定的、由法院對犯罪人所適用的、建立在剝奪性痛苦基礎之上的刑事處罰措施。
使犯罪人承受相應的剝奪性痛苦，是刑罰作為懲罰性措施的根本目的。刑罰作為打擊和懲罰犯罪的手段，其從一開始採取殘酷的、野蠻的刑罰方式來摧殘、折磨犯罪人，逐漸發展到一種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一種嚴重處罰形式，刑罰對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精神、財產的剝奪性痛苦，相對於其它強制措施是非常嚴厲的，其教育性是寄於懲罰性之中的，是次要的。因此，對犯罪人所實施懲罰行為所產生的剝奪性痛苦才是刑罰的本質屬性。
刑罰的目的在於通過制定、適用和執行刑罰對犯罪人本人及其社會產生的影響，達到預防犯罪的結果。預防犯罪當然為刑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國刑法第2條關於刑罰「在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①的規定，直接為刑罰的目的提供了法律依據。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特殊預防是為了預防犯罪人重新犯罪，顯然，特殊預防的對象為現行犯，就故意犯而言如不對其採用刑罰措施，他們可能會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再次犯罪。就過失犯罪而言，他們可能再次放鬆自己行為和注意義務而再次出現過失。任何犯罪行為都表明行為人有敵視、蔑視或無視社會規范和合法權益的傾向，如不加以懲罰，他們都可能故技重施。而刑罰作為剝奪行為人生命、自由、財產、權利從而使行為人不能、不願及乃至其不敢犯罪，而達到預防犯罪之目的。一
般預防是指刑罰對尚未實防犯罪的人而產生的預防效果，其對像為：1）危險分子，即具有犯罪危險的人員；2）不穩定分子；3）犯罪行為的被害人及其親屬。一般預防通過對犯罪人處以相當刑罰而向社會宣告：任何人犯罪都將受到處罰，必將受剝奪性的痛苦，對有犯罪傾向的人起到警戒和抑制的作用，使其不敢或不願去實施犯罪。
二 ） 死刑的目的
死刑是刑罰中最為嚴重的一種從個體角度講：死刑懲罰和報復罪大惡極者，安撫受害人及其親屬的心靈，使其內心得以平衡，從社會角度講：懲罰罪犯的目的是為了殺一儆百，發揮威懾作用，預防和遏制犯罪進而實現所謂的社會正義，然而實施死刑真的是那麼有效和合理嗎？筆者的看法是相反的，理由如下：
首先、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已由統治階級的剝削和鎮壓人民的統治工具，逐步演變成文明、民主的為民眾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務的政府。一個文明的政府，對罪犯執行死刑時，它又在做什麼呢？它是不是和被執行死刑的人一樣殘酷、野蠻的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呢？其所提倡和標榜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從何體現？
其次、死刑是嚴重不人道的刑罰，它也是最野蠻、最殘暴、最落後的刑罰種類。從殺人償命的個體角度看，它是原始社會血腥復仇習俗的沿襲和變形，是以暴制暴的報復觀和報應觀的現實再現是人性中最悲愴的劣根性在現代社會中的曲光反射。因此，死刑不是基於人類理性的思考和文明要求可以容忍的。從國家的角度講，不論是鼓勵以牙還牙報復的方式，以因果報應的態度尋求個體心理平衡，還是用殺一儆百的方式威懾余眾以應維護社會穩定，以求政權的延續，都只能表現出其政府的無能和殘暴。理由在於死刑求不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反而產生負面的社會反應。死刑的適用對象大都是不會對死亡產生恐懼心理和抑制動機的人，其中一部分存在精神障礙。
再次、死刑的威懾力對這些人是不起作用的，而其對大部分善良人群的影響卻是負面的；犯罪人當然是缺乏人道主義情感，其心靈殘酷，而這不應僅僅歸咎於個人，不良的社會環境影響可能引起更大的作用。死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政府縱容流血，以暴力鎮壓暴行，以致形成惡性循環。聯合國公布的1961年至1965年間各國所發生的謀殺案和死刑存廢的關系表明：（1）謀殺案發生率高時，死刑的廢止並沒有促成其增加之作用。（2）謀殺案發生率低時，死刑的廢止沒有阻礙其降低。（3）沒有國家因恢復死刑而使謀殺率發生不可理解之降低。（4）沒有國家因廢除死刑而使謀殺案發生不可理解的提高。因此，死刑之威懾力不僅達不到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惡化社會環境，與文明、發展、進步的社會潮流格格不入。
三 、死刑存在之利弊剖析
死刑不僅是原始和野蠻的，它同樣也是嚴重不人道的，是誤殺、錯殺草菅人命的根源，其存在有百害而無一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不會象野草「春風吹又生」，中國人認同「上天有好生之德」，西方人強調「生命誠可貴」，任何有意識地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都是不人道的。而死刑之存在，不僅可能有意識的剝奪罪大惡極者的生命，同樣也有可能將無辜的人當作有罪人的處死。因為大家都知道：法院通過刑事訴訟認定某人有罪，只能達到認知的真實，而沒有可能達到「存在的真實」，認知的真實只是一種「高度的蓋然性」，錯誤認定是在所難免的，一旦這種錯誤適用了死刑，一個無辜的生命就被含冤處死，任何一種說教或昭雪或補償均對其沒有了意義。另外，被處死刑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於司法精神鑒定可能出現的錯誤極易造成誤殺。有資料顯示：英國1900年至1948年共有4077人因謀殺罪被捕，其中1003人因證據不足或系無辜而被釋放，其餘的3074人中有1241人被確定患有精神病，這樣高的精神病比例，如果沒有可靠的精神醫學鑒定，錯殺是不可避免的。
死刑不僅使一個國家的政府的形象顯得殘暴和野蠻，且不能達到預期的威懾力和遏制犯罪的作用，它的不人道性和足以造成誤殺的非科學性，都只能讓我們對其說不。
從法理角度的解釋來看：第一，近幾年犯罪學方面的經驗研究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死刑的主要基礎是報應，而非預防。就預防犯罪而論，死刑並不比終身監禁和其他刑罰更有效能。在此意義上，通過普遍使用死刑來預防犯罪是沒有必要的，完全可以找到死刑的替代刑罰。第二，從正當法律程序的角度來看，死刑永遠剝奪了罪犯對新的證據和新的法律所可能享有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死刑絕對是不公正的。
從倫理角度的解釋來看：一是認為死刑旨在剝奪人的生命，因此，它是一種比挖眼、斷手、去足等肉刑更殘忍的、更不人道的刑罰，為文明社會所不容；二是認為死刑是由國家授權通過精心安排的程序來殺人，是通過殺人來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作為國家的一項政策原則，死刑是不道德的；三是死刑給社會傳達了這樣一個錯誤的信息，即，人是手段，不是目的，可以出於某種實用主義的需要而剝奪人的生命。
從歷史的角度，可以把限制死刑看作人類進步的一個標志和結果，尤其是看作人權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方面，看作推進國際人權的一個必要過程。
四、死刑刑罰的歸宿
死刑作為一種刑罰的最終歸宿應當是：廢除死刑。
我國政府加入（而待人大批準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款1款規定：「人人擁有固有生命的生命權」 ②。第七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③。該兩條規定蘊含著死刑作為一種殘忍的剝奪人命的酷刑應當廢除的價值指向。
但是，死刑政策在我國政府和民眾中根深蒂固，諸如民間「殺人者償命」、「壞人殺好人，好人為什麼不能殺壞人」，政府「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施政策略，以及我國刑法中動不動就適用死刑的現實都表明現階段在我國取消死刑是不可能的。
然而死刑作為一種嚴重、殘忍的刑罰應當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和越來越寬松的救濟時間和途徑。
首先、死刑僅應適用於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如財產犯罪、經濟犯罪和政治犯罪不得適用死刑。
在暴力犯罪中沒有致人死亡的犯罪，不應適用死刑。
其次、取消省級高院的死刑終審權和死刑復核權，為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三審救濟途徑和充分的上訴時間，都可以減少死刑的錯誤適用。
人權至上，人的生命權尤其至高無上，以剝奪人的生命權（以人為手段）而達到某種目的觀念應當休矣。 參考文獻：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②《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③《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⑻ 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觀主義的主要觀點梳理 一般認為，在刑事責任之理論根據問題上，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最經典的對立是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主義)與刑事近代學派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人主義)的對立。刑法客觀主義思想是在全面繼承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在反對中世紀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殘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由於突變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刑法客觀主義思想不能適應遏止犯罪的需要，開始被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以實證的科學方法為先導，以犯罪人格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極力主張刑事責任的根據應當從具體的犯罪人中尋求。至今，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國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認為，刑法主觀主義是一種系統化的關於犯罪與刑罰的理論思想體系。刑法主觀主義思想經過龍勃羅梭、加羅法洛的初創，後又經過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李斯特將刑法主觀主義思想推向一個歷史高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上述學者站在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角度，使刑法主觀主義學派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得以整合，從而使其成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在意識決定論的統領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在犯罪論和刑罰論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形成了有別於刑法客觀主義思想的獨樹一幟的觀點。 (一)行為人中心論 一般講，刑法主觀主義學派與刑法客觀主義學派的爭議之焦點在於，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於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當重視行為人還是重視行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一般主張行為人中心論，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的依據，因不法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危險人格，而必須負「生活操行責任」。行為人中心論與行為中心論相對立，它是從行為人與行為的關系處罰，將刑事責任的基礎從行為轉向行為人。行為人中心論的要義在於尋找危險性與責任概念之間的關聯。[2]具體講，行為人中心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人的個性是迥然各異的，不僅犯罪人與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與犯罪人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犯罪是行為人的個性行為，所以犯罪不應求諸行為人之行為，而應求諸行為人的人格、人身危險性等主觀因素。易言之，刑法價值判斷對象應為行為人之人格，而非客觀行為。由此，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輕重應當取決於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而與客觀行為實害之大小無關。 需要指出，行為人中心論並非完全將行為的客觀因素打入冷宮，只不過認為行為並非是脫離行為人的抽象行為，而是行為者的行為，行為僅僅是行為人人格的表徵，是藉以認識行為人身危險性的橋梁與中介。[3]因此，「必須當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出現時，才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根據刑法功能——保護犯罪人自由的大憲章推導出來的必然結論。」[4]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刑法主觀主義學者往往認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並以此作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基點。李斯特曾針對刑法客觀主義學者提出的以客觀違法行為作為刑罰的根據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的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5](二)社會責任論企法網www.enterlaw.net 在刑罰的根據問題上，刑法客觀主義一般主張道義責任論。道義責任論的理論基礎是意志自由論，其基本內涵為行為人唯有基於自由意志活動而實施犯罪行為，才能遭受倫理上的責難。[6]而
⑼ 妨害安全駕駛罪的利弊
近年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奪方向盤、毆打駕駛人員等妨害安全駕駛的行為多有發生，嚴重威脅道路交通安全，甚至是人民財產、生命安全。
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實施，妨害安全駕駛罪作為獨立罪名實施。該罪名的順利實施，算是國家站在立法的層面上，高度回應了這個不容小覷的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二
對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駕駛人員使用暴力或者搶控駕駛操縱裝置，干擾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駛，危及公共安全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前款規定的駕駛人員在行駛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離職守，與他人互毆或者毆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立法背景
司法實踐中，騷擾甚至毆打正在駕駛車輛的公交車司機，導致車輛有隨時失控的風險，給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及財產造成危險，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構成，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⑽ 對於中國法律的頻繁更新，就其利弊考慮，是有利大還是弊大，請分析解釋一下
我覺得是利大於弊。雖然新法不可以避免的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但立法技術、立法理念都明顯比舊法進步了，這樣才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畢竟改革開放後，生活的變化速度實在太快了，而舊法無法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