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獨立三中全會

① 三權分立的名詞解釋

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內

政治上的三權分立指：司法容權、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相對獨立。在美國，行政權指政府，立法權指國會的上下議院制度，司法權指法院。三權分立很好的實行了「憲政」的主旨思想。實現了依憲治國的目的，也是法治國家的根本面貌。

三權分立的具體內容：

分權與制衡原則的基本政治功能，是在西方社會的解決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防止專制問題。所謂「資產階級民主」，主要是指它的立憲共和與政治民主，而立憲共和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內容就是「三權分立」的國家機構組織原則及相應的政治制度。「三權分立」的原則，對於國內社會秩序的穩定，對於排除封建勢力對政治的干擾，對於避免專權現象和減少腐敗，對於促進地方政權的建設，對於保證「司法獨立」，對於資產階級政黨用和平手段統一國內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②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的司法監督工作

一、人大司法監督
根據憲法以及《監督法》的有關規定，人大對司法機關的監督涵蓋法律監督、工作監督、人事任免監督三個方面。其中，法律監督是人大對司法機關在司法活動中實施憲法和法律情況進行的監督。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監督憲法的實施」，《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議的遵守和執行」。工作監督是指人大對人民法院開展各項工作情況進行的監督。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本級人民法院的工作」。人事任免監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包括法院院長在內的法院工作人員的審判職務的任命和罷免。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及各類審判人員享有任免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其同級法院各類審判人員享有審判職務的任免權。
人大司法監督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徵：
（1）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依法性
人大法律監督是以法律的存在為前提,以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為最終目的。它意味著任何機關、組織或個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干擾、阻礙和破壞法律的執行或適用。因此,依法性是人大法律監督的固有特性,也是其內在必然要求。同時，人大對司法監督的權力來源於憲法和法律，其監督行為本身必須依法進行。
（2）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較高的權威性
人大對司法監督的權威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督權淵源的權威性。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在「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下，行政權、司法權都來自於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監督權直接來源於憲法這一根本大法，決定監督權必然堅持，不可被推翻或忽略。二是監督依據的權威性。人大司法監督主要依據憲法和《監督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大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
（3）人大對司法的監督具有一定的間接性
人大的監督權主要是通過間接手段來達到監督目的，側重引導、督促和震懾作用，一般不直接去糾正、處理違法行為。其間接性主要表現在：一是評價性。人大在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或對它們進行詢問甚至質詢時，通常只發表一些評價性意見，從而為「一府兩院」修正錯誤提供「參數」。二是通告性。通告有關機關其行為違反了法律，警告它們不要再幹下去。三是批評性。對有關機關的違法行為提出批評性意見，要求自行糾正其違法行為。四是督促性。要求有關機關改變或撤銷違反法律的法規、決定、命令或判決。人大對那些即使明顯違法的判決裁定，也不能直接宣布其無效，而只能督促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糾正錯誤，或者對他們提起質詢。
二、新形勢下對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的影響
縱觀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及法治等各方面的飛速發展，新形勢、新環境對人大司法監督工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法治社會的全面發展及其影響
近年來，隨著全面推進法治社會的發展，人民的權利意識逐漸加強。作為保障人民權利的最後一道屏障，司法機關的自身建設已成為人民關注的焦點。人大作為集中人民意志的權力機關，被黨和國家賦予了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把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作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之一。對於法治而言，司法作為最重要的法律適用活動，是法治實現的核心環節。司法現代化的水平和狀況表徵並制約著法制現代化的實現程度。實現公正司法，既是司法機關的工作主題,也是人大監督司法工作的目的所在。法治社會的全面發展帶來了對公平正義的嚴格要求，同時也讓人民群眾看到了人大這一權力機關的重要性，為人大司法監督工作的實施加重了砝碼。
（2）監督法的實施及其影響
2006年8月27日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以下簡稱《監督法》），根據《監督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監督司法機關的基本方式有：聽取和審議司法機關的專項工作報告，檢查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詢問與質詢，特定問題的調查，審議和決定撤職案等。該部法律對憲法的原則性規定進行擴充和細化，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予以固定，從法律層級上重申了司法監督的重要性，也明確了司法監督權的行使需要遵守的程序和界限。但正是由於監督法所處的較高法律層級，監督法對人大的司法監督工作也帶來了不少的挑戰。監督剛性不足，監督權虛置。現行憲法實施以來，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些監督權長期處在「休眠」狀態，如「質詢權」。人大提出質詢後，受質詢機關負有在法定期限內作出答復的義務，如代表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質詢案的答復不滿意，質詢案的答復表決沒有獲得通過，除了再作答復之外，受質詢機關的主要責任人應當承擔一定的法律後果。但《監督法》未對質詢的法律後果作出規定，削弱了質詢的強制性和法律效力。再次，被監督者法律責任不明，監督權威缺失。從監督的視角看，如果司法機關的工作報告沒有被人大會議通過，司法機關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監督法》沒有專章規定法律責任，現行法律對司法機關責任的性質、責任的具體內涵以及具體承擔責任的司法人員的范圍等都沒有規定。
（3）司法獨立、司法體制改革的提出及其影響
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關於司法獨立，根據中外學界的觀點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高形態。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憲法第126條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並未得到全面落實。一方面，由於法院人事、財政和職權等方面都不獨立；另一方面，法院內部實行的院長負責制和審判委員會等制度在監督法官的同時，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官獨立行使職權，以至於有學者對於我國是否存在真正的司法獨立即第三種形式上的獨立尚存有疑問。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等。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後，上述三種層面上的司法獨立均已被承認並作為深化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即實現「法院去行政化」、「法官去行政化」的背景下，省以下人民法院的人事任免權不再由對應的各級人大享有，該兩級人大是否仍有權行使對同級司法機關的監督權？如果行使，其監督權的內容是否應作調整，如何調整？

③ 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的區別在哪裡

一、概念和含義不同。審判獨立，是指行使審判權的法院和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地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說，法官應根據自己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和對法律的理解，獨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響、誘導、壓力或威脅。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獨立審判的原則，明確了獨立審判是法官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
「司法獨立」是西方憲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又稱「司法權獨立」，是指「司法權從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離出來，在賦予獨立的國家機構場合，進行權力分立」。這個定義是有特定含義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學辭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學界關於「司法獨立」的特定含義：（1）獨立行使司法權，只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2）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4）司法權行使時，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勢的牽制和影響；（5）在審判案件中審判權完全獨立，不受任何人指揮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這六個方面，完整涵蓋了西方國家「司法獨立」的要點。

二、性質和內容不同。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同西方國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獨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內容。
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概念具有專屬性特徵。就是說，「司法獨立」只屬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專屬性直接決定了對其解釋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國家固有的解釋，其他解釋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司法機關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向其報告工作。我國不存在司法獨立，我們的依法治國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依法治國。在我國，如果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司法體制，就必然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

第一，如果實現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就要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是人類歷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國與西方國傢具有根本不同的政體和國體，其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國的司法制度，必須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性質，「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必須體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這種能夠保障人民實際上而不是形式上當家作主的政體和制度，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即「一府兩院」作為政體看待，是不正確的。「一府兩院」不是政體本身，而是在政體制度下的國家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符合中國實際，是新型的政體形式。世界上哪個國家沒有「一府兩院」呢，他們沒有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獨立」，必然使司法體制獨立於我國的國體和政體的性質之外，獨立於人民管理司法的憲法要求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司法獨立」，只有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從而改變整個上層建築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實行西方國家「獨立行使司法權，只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就要否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
有些人提出，黨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敗和冤假錯案的根源」，應當實行「黨法分開」。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員會」。我們知道，各級政法委員會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組織保障，對於貫徹黨的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協調公檢法部門職能、統一指揮政法戰線的工作步伐、團結廣大法律工作者和保衛國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完全取消共產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有人主張的西方「司法獨立」中關於「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正是針對共產黨的領導的。
有些人為了實現「司法中立」，主張廢除審判人員和檢察人員由黨組織提名考核、同級黨組織或上級黨組織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則。同時，他們反對法官的黨派性，主張法官不能是共產黨黨員，「司法改革」就是要「黨員退黨」。這實際上就是否定「黨管幹部」的基本原則，也是否定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實現西方國家「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和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就要把我國的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完全分割、對立起來，並使司法優位於立法和行政。
司法從來都是與立法和行政緊密相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揭示過司法與立法的關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離開立法，何談司法？資本主義立法的階級偏私，決定了司法的階級偏私。因此，在剝削和壓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義是不存在的。那種強調「立法機關對審判的監督通過立法來監督」的觀點，是不符合我國憲法規定的。我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本身依據憲法規定的許可權，有權對司法、審判直接進行監督，司法權不能獨立於立法權而孤立存在。在我國，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質和效力。行政法規是各級法院司法審判的重要依據，可見司法權也不能獨立於行政權而孤立存在。
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得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也不得與行政法規相抵觸。顯然，司法解釋不能優位於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從國家機構角度說，立法機關優位於司法機關，全國人大優位於最高法院。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國家的「司法優位」，集中表現為「司法權優越」，就是承認法院具有法律審查權，這種審查權，是所謂「防止議會通過立法解釋改變憲法規定的含義」，以「對抗立法權的專斷」。在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人生活中處於核心地位」，西方國家法院院長可以當代總統、代議長。這種情況不符合我國憲法精神，不能容許在新中國出現。

第四，如果實現西方國家「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適當的地位。
西方國家的社會性質和法院的暴力職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學認為，「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法官不服從任何權威」，法官的職權高於一切，「拒絕政治、道德滲入」。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維護其職位特殊性：（1）實行職位終身制或任職年限不受公務員那樣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實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黨化，對政治取中立立場；（4）法官具有「造法」職能；（5）有職務豁免權，非經本人同意，不得解職、審級等調動，無法定事由和彈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訴。這樣的特殊身份和職業特權，使法官優位於政府官員，凌駕於人民大眾之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的對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資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獨立」本身意味著法官不可能按良心辦案，可他們卻欺騙說，只有「司法獨立」才能保證法官按良心辦案。

④ 如何理解近現代意義憲法的概念 從中西方角度論述

一、西方憲法思想及對審計文化的影響憲法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深植於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本身又是西方歷史長期衍生的一種復雜的意識形態。西方憲法思想的文化基礎根源於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論，後在近代的洛克、盧梭和孟德斯鳩等人的理論中得以形成和完善，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理論論述中：
（1）人性自然論。西方傳統認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屬性。人天生趨於快樂或避開痛苦，國家和法律應當盡可能保證人的快樂。人首先像其他動物一樣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與慾望，人在社會中有對幸福追求的權力，具體表現為對財產、權力、地位和名譽的追求等，政府和法律應當保護人們的這種追求。
（2）人民主權論。主權的歸屬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主權在君，即君權神授，是君主專制的代名詞；二是主權在國家，主要指極權國家；三是主權在民，即「天賦人權」。西方的民主在權的思想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臘和羅馬。現代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憲法仍然體現著這種思想，例如，在美國憲法序言中，就相當簡潔明了地表達了「天賦人權」的思想：「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3）法治論。同人民主權思想相聯系，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提倡法治。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想國家應該是這樣一個國家：在其中，最高權力歸根結底寓於法律。人的統治，即使是最聰明的人統治，都沒能達到法律般的不偏不倚。法治思想在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主要內容包括：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遵守憲法的法律是每個官員應盡的義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保護公民自由的司法程序等。
（4）分權論。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系統地闡述了分權的思想：把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別由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相互達到一種制衡。在西方國家中，美國受三權分立影響最大，其1787年聯邦憲法中充分體現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觀點。
（5）道德法律化論。西方的思想家普遍認為法律應當包容著理性、正義等道德成分或道德要通過法律的保證才能實現，西方國家在制定憲法時把社會公認的道德因素考慮進去，試圖以法律外在的剛性約束來保證和發揮道德所具有的內在作用，使社會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法律的平等對待和保護，並能夠使公共安全和利益得到保證。
西方憲法思想的基調是「民主」、「自由」、「分權」、「法治」，它對西方國家的審計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具體體現在：
（1）審計監督的對象。「天賦人權」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人具有一定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是任何強權恩賜的。相反，政府的權力卻是民眾授予的，民眾授予的權利必須受到限制，不受限制的權力是非常危險的。西方傳統文化認為「人本惡」，如聖經所述，人有「七宗罪」——饕餮、貪婪、懶惰、淫慾、傲慢、嫉妒和暴怒。而政府也是由人組成，設計有效的審計監督制度來約束政府，以保證「納稅人的錢」安全和有效，是非常必要的。審計監督的對象是有限權力的政府。
（2）審計服務的對象。西方國家普遍重視對立法機關提交審計報告，審計結果往往向公眾公布，這表明了審計服務的最終對象是人民，而立法機關由於受人民委託而成為具體的直接的審計服務對象。這與人民主權論的保持是一致的。
（3）審計體制模式選擇。為了更好地監督政府，為民眾服務，對於審計機關的設置，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是獨立設置的模式，即將審計設置在政府體制之外。例如，英美為代表的立法模式，法國、西班牙為代表的司法模式，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獨立模式，獨特的瑞典行政模式（不同於一般行政模式），都是民主人權論和分權論的等憲法思想的很好體現。這樣高獨立性的審計機構設置，有利於維護和實現人民主權。
（4）審計工作的制度保障。按照道德法律論，審計工作中體現的道德要求必須通過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保證。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和審計准則中對於審計獨立性及其維護獨立性的相關措施就規定的非常具體和全面。例如，對於審計長的任期通常都規定比較長，以使審計長處於一種超然的境地從而避免政府變更對其所領導的審計工作獨立性的影響。
二、中國憲法思想及對審計文化的影響
雖然現代中國的憲法是舶來品，但是它的制定必然要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許多傳統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漸匯入了中國的憲法思想河流中，這些思想文化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1）人性社會化論。自古以來，中國傳統就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其的社會屬性而不是自然屬性。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儒家思想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思想。這種思想認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現實中存在著那麼多的丑惡現象，是因為社會的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致。這與前面提到的西方「人性自然論」及西方傳統思想中的「人性本惡論」是完全相反的。
（2）人民民主論。中國共產黨人對主權和民主的看法不同於西方「人民主權論」，認為民主應該是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民主，這絕大多數人是指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中國的憲法對主權的表述與西方憲法不一樣，即不直接採用人民主權的字樣，而採用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表述。
（3）人治論與法治論。中國傳統思想主張人治。儒家認為「為政在人」，認為君主「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等論述都是人治思想的體現。雖然，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但很多法家學者也表明，法律為統治者所制定，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
由於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人們重視權威與人治，因此現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歷經艱難。真正的依法治國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的。直到1999年憲法修正案才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法治論思想第一次明確地直接寫進了中國憲法。
（4）集權論與民主集中制論。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於集權。儒家思想提倡以仁義禮樂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從秦朝開始就建立起來的封建中央專制集權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才被打破。

⑤ 我國司法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 經濟 之間存在諸多 問題 :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從而導致我國司法權的地方化; 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體制不 科學 ;法官素質不理想;審判方式陳舊落後，審判流程管理和監督機制不完善;司法腐敗、地方保護主義、執行難現象；「人情案」、「關系案」，甚至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情況普遍存在，個別司法裁判不公，使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產生「信任危機」。這種情況不僅不利於市場經濟的 發展 ，而且不利於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 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本文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問題進行了 分析 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對策：一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 中國 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 影響 的司法體系,二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 規律 而形成的模式轉換，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六要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關鍵詞：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 政治 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 法律 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試 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 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 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 一） 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⑥ 檢察院司法獨立意識薄弱的原因

你好、
我講講我認為最主要的一點
檢察院的管理體系是上級人民檢察院直接管理下級人民檢察院的，也就是行政色彩比較濃厚，下級的要直接聽從上級領導。
法院的司法獨立也不夠完善，但是人家畢竟是上下級監督關系，只是監督關系還要聽上級人民法院的，人民檢察院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這種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另外次要的一點，財政來源。
希望可以幫到你

⑦ 怎樣認識依法治國基本方略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60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帶領全國人民走過了一段光輝歷程，使我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領域發生了令世界矚目的變化。回顧我們黨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確立是一個繞不開的大事件。作為長期致力於新中國法學研究和建設的專家，您能否回顧一下我國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歷史進程？
李步雲：好的。我國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以黨的十五大為新的里程碑，經歷了早期的理論准備和法治實踐，以及後期的正式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進一步推進法治國家建設這兩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發展階段有五個主要標志：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制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它強調，刑法等七部法律通過後，「它們能否嚴格執行，是衡量我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標志。」這是建國後包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這一概念。這一文件還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條」中所規定的所謂「惡毒攻擊」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所作工作報告提了「以法治國」，大會批准了他的報告。這是在國家重要文獻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國」。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該文是應中央領導要求撰寫。它總結了這次歷史性審判的五條法律原則，即「司法獨立、司法民主、實事求是、人道主義和法律平等」。該文指出：「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是我國民主和法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體現了以法治國的精神，堅決維護了法律的權威，認真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各項原則……」這是最早提「以法治國」的黨的重要文獻。五是1982年憲法。它的序言庄嚴宣示：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單位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具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部憲法還恢復了1975年憲法被取消的司法獨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則。
依法治國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在這一治國方略和奮斗目標問題上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依法治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二是他提出過一系列法治原則，這些原則也正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則。例如，他提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領導集體在實施依法治國問題上繼承並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其發展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通過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將依法治國方略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確立下來；二是對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和重要意義作了全面概括，並將其提高到「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黨和共和國發展史上第一次採納並使用「法治國家」這一概念，並對其基本內涵和要求作出豐富和發展；四是對人權概念作了充分肯定，並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將民主法治人權從「精神文明」范疇中獨立出來，由以往兩大文明改為三大文明，凸現了憲政的重要戰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為實行依法治國奠定了新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基礎。

二、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

記者：依法治國方略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才能提出？
李步雲：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裡，前30年我們在法治建設的道路上走過了一段很長的彎路。這里有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建國後的頭8年裡，盡管我們處在國外敵對勢力的包圍之中，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國內也經歷了種種制度改革，但憲政建設仍然走在前進的道路上，其主要標志就是1954年憲法的制定和實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於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和國內成就而引發的「唯意志論」急劇膨脹和「個人崇拜」的抬頭，黨中央就開始執行了一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其主要標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紅旗」、1959年的「反右傾」、1962年的「農村四清」。這條錯誤路線導致民主法制建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終結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劇。這場「浩劫」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開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權」為基本內容的「憲政」之路，民族不能振興，人民不能幸福，也勢必亡黨亡國。同時，這場苦難也造就了一代偉人鄧小平和不少黨內外堅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識之士。
記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國的科學涵義？
李步雲：廣義上，依法治國包括「法治國家」在內；狹義上，兩者又有一定區別。依法治國是一項治國戰略方針，其內涵：一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即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條件，是建立一個良好而有權威的法律制度，而不應寄希望於出現一兩個聖王賢君；二是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理政的根本准則，即治國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數領導者個人的看法來治理，不能長官意志決定一切。法治國家是近代以來一種文明進步的政治法律制度類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體明確的標志與要求。正確理解「依法治國」還要重點把握以下三點：
其一，依法治國貴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分。實質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則是指不論法律好壞，只要依法辦事就是法治。相對近代以來「應然」意義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說來，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進步。近代與現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內容在其法律是否體現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權保障與權力制約等原則。有人認為「形式法治」比「實質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義上，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因為它完全混同了兩個不同的問題，不符合中外學者對「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通常的理解。「實質法治」並非輕視法律程序的價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國重在依憲治國。這里的憲法，當然是指社會主義憲法。首先，這是由憲法的性質和地位所決定。憲法無權威，難以樹立法律的權威，只有依憲治國，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現代法治精神相關聯。領導幹部守法，就會影響一般幹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國憲法缺少應有權威，實施並不理想有關。
其三，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國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價值和主要作用應當是治官。這是因為，雖然「主權在民」，但實際掌握和運用權力治理國家的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治國就是要求他們依法辦事，依法用權。而且，受封建主義法律文化的影響，不少人習慣於把法律看作僅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還有，權力腐敗現象，同缺少這種認識和依法治「權」力度不夠是分不開的。

記者：據說，從1979年學術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國到1999年依法治國被寫進憲法，這20年間有過很多的爭論，比如，有一種觀點就認為，法治是純西方的東西，提依法治國有片面性，講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麼，能否詳細地介紹一下在此其間主要有過哪些爭論？
李步雲：概括來說，主要有三大派別：即「法治論」、「結合論」和「取消論」。「法治論」主張，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導依法治國；「結合論」認為，法治與人治各有長短，兩者應當結合；「取消論」認為，法治是純西方的東西，提依法治國有片面性，我們講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於倡導依法治國，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時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規律，而逐步為執政黨和政府所採納。了解這三大派所爭論的核心觀點，對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結合論」的根本錯誤是，將「法治」等同於「法的作用」，將「人治」等同於「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將武器和戰士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戰鬥力。」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問題，從而不符合中外歷史上人們賦予法治與人治的本來含義，混淆了法治與人治作為兩種完全對立的治國理念和治國原則的界限。
「取消論」的錯誤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國」同「法律萬能」論的原則和區別。任何理論與方針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義、內容和適用范圍。依法治國最基本的含義是，國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組織與個人都要嚴格依法律辦事；這並不否認和妨礙我們國家還可以有「雙百」方針、「科教興國」、「以德育人」、「構建和諧社會」等等治國的方針或發展戰略。錯誤之二是，誤解了制度和人的關系。只強調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這一點，沒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壞人干壞事；制度不好，領導人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甚至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國並不否認領導人的作用和他們應有的權威，而只是強調領導人的權力應由法律明確規定，權力應按法定程序行使。錯誤之三是，將依法治國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依法治國有利於實現和鞏固黨的領導，原因在於：在一定意義上，法律是黨的政策的具體化、條文化；將黨的政策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可以使黨的政策更為妥當和有利於更好地實現；是黨在領導立法、執法和司法；在現代，以黨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損於黨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實行依法治國，要求黨的傳統的執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變。錯誤之四是，不理解「法制」與「法治」存在三個方面的基本區別：「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則是相對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規則以及憲法與法律怎樣制定和實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則是與人治完全相對立的兩種不同的治國理念、原則和方法。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獨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質，黨衛軍橫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實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民黨統治中國22年，也是這種情況。

三、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標准、原則和要求

記者：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那麼，怎樣才算實現了這一目標？也就是說，法治國家的標準是什麼？
李步雲：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標准、原則和要求，既要堅持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和經驗積累，又要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國特色；既要堅持一些基本原則和要求，又要尋求其實現形式的多樣性，以及發展過程的階段性。我們主張可歸結為如下10項。
第一，法制完備。要求建立一個門類齊全、結構嚴謹、內部和諧、體例科學的法律體系，做到上下（上位法與下位法）左右（此部門法與彼部門法）前後（前法與後法）里外（國內法與國外法）彼此之間統一、協調、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脫節。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國的前提，「法律體系」科學合理，是「良法」的一個形式要件。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但還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界有人認為，我們過去立法過快過多，是搞立法「浪漫主義」，並把法律執行不好歸咎於它。後者有很多原因，同我們的立法沒有多大關系。現今某些西方國家進行的法制改革內容之一，是將過於龐雜繁瑣的法律體系改得相對簡單明了一些，便於人民掌握。我國不存在這種情況，問題倒是相反，有些法律過於原則，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後果」的設計，成了「沒有牙齒的老虎」。
第二，主權在民。要求法律應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實現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權利的切實保障，國家政治權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嚴明，民主方法的科學合理。後者包括立法、司法、執法、護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人民」二字應當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中國特色」。進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後一個時期應採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個環節加大公開性和工作透明度。這是在法治領域公民參與和監督的前提。在立法領域，應發展與完善公民旁聽人大會議制度、立法聽證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制度等。在司法領域，要徹底實行法定的公開審判、辯護、迴避以及陪審員、律師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權保障。國家工作人員要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必須切實謀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種利益。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里，人民的各種利益，必須也必然通過法律作出具體和明確的規定，並運用法律的權威予以保護。這就表現為公民在憲法和法律上的種種權利。全部法律有兩個基石范疇。私法主要調整公民彼此之間的「權利」關系，公法則主要規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內部的「權力」關系，以及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關系。但是,國家「權力」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為保障公民的「權利」服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學就是權利之學」；「保障人權」即爭取、促進和保護人民的各種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權力制約。依據現代民主原則，建立起分權、權力相互制約的國家權力結構體系，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權力不受制約必然腐敗這一鐵的規律，已經在全黨全國取得共識。黨的十七大報告為此強調：「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要正確樹立國家的權力觀，搞清楚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兩者的區別及其相互關系是十分必要的。從黨的十五大以來，尤其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完善國家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越來越重視，甚至對領導幹部的質詢、問責、經濟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具體制度都寫進了黨的十七大報告。從理論上概括制約國家權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個：即以國家法律規范和制約國家權力；以一種國家權力（即檢察，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機關）制約國家權力；以社會權利（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等）制約國家權力；以公民權利制約國家權力。制約的基本形式就是「監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會正義的主要內容，是人類理想的永恆主題，是社會文明的基本標志，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適用法律平等，這同立法平等是相區別的。立法上人民內部是平等的，對少數敵對分子或勢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適用的基本內涵是對任何社會組織或公民個人，只能適用現行憲法和法律的同一標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思想和特權人物存在，也不允許對任何組織或個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視。1982年憲法改變了前幾部憲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慮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這一區別。法律平等不僅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維護法律統一、權威和尊嚴的基本條件。當前在貫徹法律平等原則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要通過嚴懲和教育等措施堅決反對少數司法與行政執法部門仍然存在的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等腐敗現象，這是訴訟或糾紛中雙方難以在權利上得到平等保護的主要原因。同時，要繼續加大訴訟中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來思想家和政治家講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義都是指「法律應具有極大權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是指「法律的統一、尊嚴和權威」（黨的十七大報告）。它不是提倡法律萬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後者是指法的作用，兩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後者的體現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體現在憲法和法律中，並賦予憲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權威和尊嚴，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維護法律權威今後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堅決反對某些地方或部門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學術界研究並主張發揮「民間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須以不違反憲法和法律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黨政一把手」權大於法，這是必須從制度設計上認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學者認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這種看法雖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確實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標志。其理由是，我國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機關執行，因而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現今世界與中國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的發展變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機關立法可以從容討論，它必須迅速決策與行動，比較容易不按法律辦事。它是實行首長負責制，不是實行委員會制。司法機關處於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機關同行政相對人之間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也容易違法辦案與處理糾紛。這些都決定了依法行政對於法治國家建設的意義。
第八，司法獨立。在現代，司法獨立作為一項憲政原則，同時具有三重屬性。作為一項法治原則，其作用在於排除來自外界的任何干擾，保證審理案件做到客觀、公正、廉潔、高效。作為一項民主原則，它是建立在分權與制約的理論基礎上，是現代民主政體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作為一項人權原則，其含義是，一個人當被指控為犯罪嫌疑人時，他有得到一個獨立而公正的審判機關審判的權利。司法獨立原則在1954年憲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1982年憲法的表述有所改變。有人據此提出「司法獨立」概念不科學，這是不正確的。我國不僅在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這一概念，而且葉劍英同志擔任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主席時，在代表中央作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也使用了「司法獨立」一詞。況且，聯合國1985年已生效的《關於司法機關獨立的基本原則》，我國作為聯合國成員國有義務遵守這一國際法。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對此必須加強研究，認真貫徹。
第九，程序正當。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種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實體法而無程序法，古往今來無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倫理性的雙重價值。好比工廠需要有科學的生產流程才能生產出好的物質產品；司法機關也需要有科學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決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體現立法，執法，司法，護法等國家權力的科學配置與程序約束，也體現了公民的各種權利在程序中的應有保障。由於歷史的現實的多種原因，中國一直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十分重視程序，也是西方社會法治國家的一大特點。在我國，將程序正當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一大標志是十分必要的。黨的十七大報告對程序問題十分重視，如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等。證明全黨的程序意識在大大加強。我們應堅持並實踐《立法法》的明確規定，嚴重違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規、規章作出的決定應宣布為無效。嚴重違背訴訟程序的判決和裁定，應駁回重審或決定其不具法律效力。應通過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在訴訟程序的民主、公開、公正、嚴明上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第十，黨要守法。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通常是實行政黨政治。把政黨制度規定在法律中雖然相對較少，但政黨尤其是執政黨要嚴格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已經成為一種憲法文化，否則選民不會投票給那些經常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政黨。在我國，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歷史和現實經驗證明，我們在民主法制建設上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在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確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後，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必須也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其中一個重要決定是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黨的組織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與原則，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等。黨的十七又正式確立了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再次明確強調「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今後的任務主要是堅定地堅持這些理念和切實落實各種執政方式和具體制度的改革措施。
這里需要明確的是，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治國基本方略」。在我國，它就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德育人」、「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都不能稱其為「治國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國基本方略」必須具有以下四個特點和要求：一是全局性。憲法是治國安邦總章程，法律則是具體章程；各個方面的方針政策都必須納入法治軌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種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法律還要對國家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確具體規定。三是規范性。憲法和法律具有明確、具體、可操作的特點，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長期性。任何發展戰略與方針政策都有一定的時間性，唯有法律同人類社會共始終。「治國基本方略」主要通過「法治國家」來體現與實施，即通過制定出一整套完備而良好的法律並運用一系列原則與制度以保證其實施。這正是「法治國家」這一概念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⑧ 如何加強和完善人大對法院工作的監督

1、通過統籌協調，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地加強與人大常委會和人大代表的聯絡溝通，增強了與人大代表聯絡工作的主動性、針對性和實效性，確保接受監督工作廣泛、深入、有效開展。

2、以旁聽促執法，保障程序正義。各級人大常委會應當組織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定期的深入本級人民法院旁聽審判人員對具體案件的審判，尤其是要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有重大影響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案件的旁聽和監督，確保審判人員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切實履行審判職責，以庭審程序正義保障案件實體正義。

3、關注熱點問題，適時監督整改。各級人大常委會應當廣開言路，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廣泛了解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適時確定各個時期不同的工作議題，使人大監督緊貼群眾實際需求，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8)司法獨立三中全會擴展閱讀：

加強和完善人大對法院工作的監督的意義：

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是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人大監督就是這道防線的最高「守護神」。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對同級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進行監督是人大常委會的法定職責。但在實際工作中，由於思想認識不到位、工作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監督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現實需求。

實踐證明，只有加強人大常委會對人民法院的工作監督，才能確保司法公正，才能維護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結合我國憲法、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工作實踐來看，要加強人大常委會對人民法院的工作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