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案例
⑴ 如何實現依法治國，以聶樹斌案為例
一、聶樹斌案改判無罪具有重大意義，堪稱我國刑事司法歷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聶樹斌案改判無罪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實現的。案件從2005年王書金出現、聶樹斌母親張煥枝不斷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聽證、決定再審到最終宣判，雖然步履艱難，但始終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冤錯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嚴重影響法律尊嚴。中央政法委於2013年7月出台《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2014年10月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要求完善再審制度，解決再審啟動難、改判難問題。沒有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聶樹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聶樹斌案再審無罪，彰顯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重塑司法公信力、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定決心，以及敢於直面錯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負責復查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案件承辦人多次表示，聶樹斌案件的復查、再審要經得起真相與歷史的檢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改判體現了一種審慎的司法觀念。雖然聶樹斌已無法復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對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聶樹斌案再一次為「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作了有力的背書。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近三十餘件重大冤假錯案得到糾正，許多案件是按「疑案從無」的原則改判的。「疑罪從無」是人權保障理念的內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遵循司法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範冤錯案件的唯一選擇。聶樹斌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布的現有證據來看，既不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機關認定聶樹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准則和標桿。
第四，聶樹斌的復審、改判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堅定立場。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以審判為中心，人民法院堅守司法中立，樹立司法權威。聶樹斌案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媒體和法律學術界的關注，輿情復雜多變。無論輿論如何，審判活動關注的核心始終是證據和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異地復查、再審過程嚴謹、審慎，堅持證據裁判，對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觀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聶樹斌案改判過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各項制度探索，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是使案件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提審作為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的一種方式，法律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已經二審終審的刑事案件為數不多,足見其對提審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本案，是對此案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民聲民意、社會關切的有效回應。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錯自糾和久拖不決。因聶樹斌案在河北省一審、二審，被告人家屬多年申訴無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歷史上非常罕見。聶樹斌案被異地復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復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聶樹斌案開啟了疑案異地復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錯案糾偏的示範路徑。
再次，復查、再審環節充分保障當事人參與權、閱卷權和公眾知情權，召開聽證會等有益形式，為處理社會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師閱卷權，確保其能夠完整復印、拍攝聶樹斌案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王書金案卷宗。舉行聶樹斌復查工作聽證會也是一種有益的制度創新。聽證會邀請了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法院監督員、婦女代表和基層群眾代表等廣泛參與，檢察院派員監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圖文直播,聽證人員填寫不記名意見表等做法，都體現了處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治思維和法治精神，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總結聶樹斌無罪案的沉重教訓，完善刑事冤錯案件預防與糾錯制度
刑事誤判、錯案的後果極為嚴重，不僅會對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傷害，也會對司法公信力乃至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對錯殺、冤殺的情況，其代價是無法挽回的。聶樹斌案無罪案，再一次警示嚴格規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貫徹落實刑事訴訟制度，消除冤錯案件發生的土壤。
聶樹斌案的出現，固然有著上世紀90年代辦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執法規范化建設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時期發生冤錯案件，都同樣是一個悲劇。查辦該案過程中存在的不當、錯誤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對聶樹斌案定罪主要依據是聶樹斌本人口供，凸顯了口供為中心的辦案思路和「筆錄中心主義」的證據審查模式。以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和「兩個證據規定」的出台為標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確立了保障人權、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從嚴掌握死刑案件證據標准等原則和制度。但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著過於重視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訊逼供、變相刑訊逼供等不當理念和行為，應當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不再制訂「命案必破」等可能導致司法不公，違反司法規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標，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辦案效率而造成冤錯案件。
其次，以聶樹斌案的平反為契機，推進完善刑事案件糾錯機制，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和證明標准體系。
聶樹斌案雖然平反了，但是應該看到，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書金這個「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網、招供，並進入輿論視野後才成為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而無論是此案「真凶落網」還是其他案件「死者復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錯案的糾正不能依賴「偶然」。要明確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證據標准。從「有錯才糾」走向「有疑即糾」。「有錯才糾」是目前我國司法在再審程序上的基本觀點，其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極高。而「有疑即糾」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顯然降低。聶樹斌案成為多年的「疑案」，在復審、聽證階段控辯雙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證據的證明標准問題，應當明確「疑罪從無」的「疑點」需要證明到何種程度即可作為無罪處理。為確保有錯必糾，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查閱聶樹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為困擾該案代理律師的最大難題，當事人、辯護人依法享有的閱卷權等程序性權利要充分保障。對於重大、有社會影響力的案件，要將聽證程序進一步規范化、常態化，保障公眾知情權。
再次，正視和正確認識冤錯案件的存在，特別是疑罪從無案件，要「權責統一」明晰錯案責任，完善司法責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但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完全避免冤錯案件幾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國，根據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統計，1989年到2013年之間，至少有1188名曾經被判處有罪者因出現新證據被改判無罪，每年約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無罪，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對於保留死刑的我國和美國等，都存在著錯殺的可能。而兇殺、強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佔有相當比例。對於冤錯案件，追責程序是督促和預防冤錯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時「權責統一」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標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對冤假錯案的追責,要公開透明,主動回應社會關注。冤假錯案的追責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明晰責任。
望採納我的回答。
⑵ 最高院六起拒執罪自訴經典案例
拒執罪全稱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是指裁定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在有履行能力並且能夠履行的情況下，拒不履行，情節嚴重的行為。對於拒執罪，有以下六起經典的案例。下面由我為你詳細介紹六起拒執罪自訴的相關法律案例。
最高院六起拒執罪自訴經典案例
案例1
郭可存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拖欠農民工工資，兩次拘留後仍拒不履行執行義務，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被執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劉大龍帶領17名農民工在郭可存的窖廠為其務工，郭可存拖欠農民工工資11.8萬元，劉大龍多次催要無果，遂將其訴至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人民法院。2015年1月13日，該院作出(2015)商睢民初字第139號民事調解書，確認郭可存於2015年1月15日前支付9800元，同年1月20日前支付2萬元，剩餘8.82萬元於同年4月15日前付清。郭可存於2015年1月14日向劉大龍實際支付9800元，其餘款項在協議約定的期限內未履行。2015年2月2日，劉大龍向商丘市睢陽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於當日立案執行。執行法院向郭可存送達了執行 通知書 ，責令其申報財產狀況。
由於郭可存拒不履行支付義務並拒絕 報告 財產狀況，2015年5月18日，執行法院對郭可存拘留15日。採取拘留 措施 後，郭可存仍拒不履行支付義務，2015年6月2日，執行法院向郭可存送達了執行裁定書，限其於2015年6月30日前依照生效民事調解書確定事項履行義務。因郭可存拒絕履行，執行法院於2015年11月20日再次對其拘留15日。截至2015年11月24日，郭可存仍拖欠劉大龍等農民工工資10.82萬元及遲延利息。後劉大龍向公安機關提起控告，公安機關不予受理。
2015年11月24日，劉大龍向商丘市睢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要求追究郭可存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刑事責任，該院於當日立案。同年12月4日，該院對郭可存予以逮捕。同年12月9日，該院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郭可存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一審宣判後，郭可存不上訴。執行法院已對申請執行人劉大龍等農民工司法救助2萬元。
(二)典型意義
本案被執行人經營窯場，對欠付的農民工工資有支付能力，故意拖欠而不予履行，執行法院曾兩次對其實施拘留措施，但其仍不思悔改，繼續逃避執行。進入審判程序後，仍置多名農民工的生活困難於不顧，拒不履行生效裁定確定的支付義務，無認罪悔罪的實際表現，最終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為其拒不執行行為付出了應有的法律代價。
案例 2
李許東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領取 保險 理賠款後挪作他用，致使案件無法執行，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被執行人被判處拘役六個月，緩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李許東與呂某等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河南省
原陽縣人民法院於2013年12月3日作出民事判決，確認李許東賠償被害人呂某等人11.2萬元。民事判決生效後，李許東未履行判決所確定的賠償義務，呂某等人於2014年4月9日向原陽縣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立案執行。執行法院向李許東送達了執行通知書，但李許東未在限定的時間內履行賠償義務。2014年7月，執行法院先後對李許東罰款1萬元，拘留15日，李許東仍不履行賠償義務。
2014年7月18日，李許東向執行法院書面保證，待其訴保險公司的案件勝訴後，主動將保險理賠款交至執行法院。同年9月24日,保險公司依據禹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調解書，將10萬元賠償款匯入李許東委託的代理人牛某的銀行儲蓄卡中，牛某於同年9月27日將該款取出交付李許東，但李許東未按書面保證向執行法院如實申報和主動履行。2015年7、8月間，執行法院兩次通知李許東申報財產，李許東仍不如實申報和主動履行，並將部分保險理賠款挪作他用,致使生效民事判決無法執行。
2015年7月29日，呂某等人以李許東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公安機關未予受理。2015年8月5日，呂某等人向原陽縣人民法院提起自訴。在原陽縣人民法院對本案審理過程中，李許東與自訴人呂某等人自願達成和解協議，並一次性賠償呂某等人各項損失12.3344萬元，取得了呂某等人的諒解。原陽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李許東對人民法院生效判決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且拒不報告其財產狀況，被處以罰款、拘留後仍拒不執行，犯罪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鑒於李許東當庭認罪態度較好，在一審宣判前能夠與呂某等人達成和解，並主動履行判決確定義務，確有認罪悔罪表現，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該院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李許東拘役六個月，緩刑一年。一審宣判後，李許東不上訴。
(二)典型意義
本案被執行人對生效判決確定的賠償義務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被施以罰款、拘留後仍不思悔改，將領取的保險理賠款私自挪作他用，致使生效判決無法執行，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本案以自訴方式啟動追訴程序，最終促使被執行人履行了賠償義務，取得了申請執行人的諒解。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拒執罪司法解釋發布後河南省第一起宣判的自訴案件，對該省拒執自訴案件的審判起到了示範作用。
案例 3
劉永賓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劉永賓存在高消費，有能力執行生效判決而拒不執行，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被執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淄博融信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融信公司)與淄博齊順運輸有限公司、劉中華、陳玉華、劉永賓、朱繼紅、淄博奧昕經貿有限公司擔保追償權糾紛一案，山東省淄博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判令淄博齊順運輸有限公司於判決生效十日內償還融信公司銀行墊款200萬元，支付違約金100萬元;劉中華、陳玉華、劉永賓、朱繼紅、淄博奧昕經貿有限公司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民事判決生效以後，劉永賓等人未履行還款義務。2015年6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立案執行。執行法院向劉永賓發出執行通知書，並多次查找聯系，劉永賓及其親屬故意躲避，拒不履行付款義務，執行法院於2015年9月10日作出拘留決定書，對劉永賓採取拘留措施，並在其日常駕駛的奧迪轎車中查獲“九五至尊”牌香煙十條，LV包一個，茶葉六盒。就在劉永賓被拘留的當日，在法院協調組織下，劉永賓與申請執行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
協議約定：劉永賓於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50萬元，同年9月25日前支付50萬元，餘款及利息自同年10月份每月支付10萬元左右，直至付清為止，連續三個月最低付款額不得少於30萬元，若劉永賓不按上述規定期限支付款項，則自願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協議簽訂後，劉永賓未按協議約定履行義務，融信公司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公安機關於2015年9月14日向融信公司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同年9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提起自訴。
淄博市高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劉永賓實際控制的公司正常經營，月收入兩、三萬元，但在民事判決生效後及本院執行期間，劉永賓未與申請執行人積極協商還款事宜，仍存在駕駛高檔轎車、使用高檔消費品、居住高檔住房等行為，特別是在法院主持下與申請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後仍不按約履行，應當認定其具有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主觀故意，鑒於劉永賓在法庭庭審過程中與自訴人重新達成和解協議，部分款項已經支付，自訴人同意對其從輕處罰，可依法對其從輕處罰。該院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劉永賓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二)典型意義
執行法院及時對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執行的相關證據進行調查取證，積極引導當事人及時依法行使控告、報案的權利。在當事人提起自訴後，執行法院的立案部門、刑事審判部門和執行機構加強溝通協調，迅速立案，及時審理，依法判決，促使被告人償還欠款。本案自立案執行到自訴刑事案件的審結，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內，執行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嚴厲懲治了拒執犯罪行為，有效促進了案件的執行，切實保障了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
案例 4
楊現濤、袁朝玉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拒絕報告個人財產狀況，在執行過程中仍自建住房，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被執行人被判處緩刑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袁朝玉承攬宋保通的建房施工，雙方約定：在施工中發生的任何事故宋保通概不負責。施工中袁朝玉將支殼子、圈樑的施工部分轉包給楊現濤，楊現濤雇李根生等人務工。2011年8月12日，李根生等人乘坐工地龍門架下工，因機器發生故障，李根生受傷。後李根生以袁朝玉、楊現濤、宋保通為被告向河南省偃師市人民法院起訴，偃師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鎮民初字第486號民事判決，確認袁朝玉、楊現濤賠償李根生各項損失7.957萬元，宋保通補償李根生損失3000元(已履行)。後李根生就二次手術產生費用再次起訴，偃師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偃民六初字第308號民事判決書，判決袁朝玉、楊現濤賠償李根生二次手術等各項費用4706.02元。
判決生效後，李根生向偃師市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立案執行。執行法院向楊現濤、袁朝玉送達了報告財產令，要求申報個人財產狀況，並依法將二人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二人的高消費,對二人的銀行存款、車輛、房產信息進行查詢，凍結了袁朝玉銀行存款8649元。因袁朝玉、楊現濤拒絕報告個人財產狀況，袁朝玉未就相應存款作出合理解釋，執行法院依法對二人採取了拘留措施。
執行法院還查明，袁朝玉系建築隊包工頭，常年在偃師市區附近從業，自稱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2014年6月6日袁朝玉的兒子結婚，袁朝玉為兒子婚宴花費2萬多元。楊現濤於2015年初將自家房屋拆除，重新建蓋新房，執行人員多次傳其到庭，考慮其房子已經拆除，要求其在建蓋新房的一層封頂後立即停工，但楊現濤未能按照要求停工，仍建造兩層房屋，並對一樓房屋進行裝修。對於本案的執行，袁朝玉、楊現濤表示最多支付1萬元。
案件執行期間，李根生要求追究楊現濤、袁朝玉拒執犯罪的刑事責任，執行法院引導其向當地公安局遞交控告材料，並向公安機關反饋案件的執行情況。公安機關審查後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李根生遂向偃師市人民法院提起自訴，偃師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並對楊現濤、袁朝玉作出逮捕決定。
在自訴案件審理期間，楊現濤、袁朝玉的家人積極與李根生協商，很快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一次性支付李根生6.6萬元，執行案件予以結案。李根生遂向偃師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對楊現濤、袁朝玉予以諒解的書面材料。該院經審理，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依法判處袁朝玉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判處楊現濤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二)典型意義
本案被執行人楊現濤在執行過程中建蓋新房並裝修房屋，被執行人袁朝玉在銀行有一定存款，又為包工頭，有固定收入，兩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拒絕報告個人財產狀況，對其施以拘留措施後仍不思悔改，依法應追究其刑事責任。申請執行人在向公安機關控告無果後，依法以自訴的方式要求追究被執行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刑事責任，通過審判，一方面懲罰了拒執犯罪行為，另一方面也促使被執行人及時履行生效判決確定的義務，促使案件能夠順利執結。
案例 5
廖長年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對生效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雙方自願達成和解協議，被執行人得到自訴人的諒解，被免予刑事處罰
(一)基本案情
徐加順與廖長年等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福建省將樂縣人民法院作出(2013)將民初字第254號民事調解書，確認廖長年等人向徐加順償還借款30萬元及利息。該民事調解書生效後，因廖長年等人未履行還款義務，徐加順向將樂縣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立案執行。執行法院為執行該調解書下達了執行裁定，並於2015年10月23日向廖長年送達執行通知書，要求廖長年將其名下車牌號為閩GS0356的轎車立即交付執行法院。
執行法院另查明，廖長年居住於未辦理產權的一幢自建房中，其個人所有的位於將樂縣的一處4間店面房長年出租，每月租金2600元，其村裡2014年向其發放補貼1.584萬元。因廖長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徐加順遂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公安機關向其出具不予受理決定書。2015年11月26日，徐加順以廖長年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向將樂縣人民法院提起自訴。
2015年12月15日，被告人廖長年與自訴人徐加順達成和解協議，約定廖長年每月返還徐加順2500元，取得了徐加順的諒解。將樂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廖長年對人民法院的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拒不交付執行裁定指定交付的財物，其行為已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鑒於廖長年能如實供述拒執犯罪事實，犯罪情節輕微，已與自訴人達成和解協議，取得了對方諒解，對其可免予刑事處罰。據此，將樂縣人民法院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廖長年免予刑事處罰。
(二)典型意義
本案被執行人完全有能力執行人民法院為執行生效調解書所作出的執行裁定，而被執行人拒不履行執行義務，其行為已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鑒於被執行人拒執犯罪情節輕微，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又與自訴人達成和解協議，取得了自訴人的諒解，可對其從輕處罰。
案例 6
柯文水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自訴案
----被執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還款義務，申請執行人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自訴，雙方自願達成和解協議，申請執行人申請撤訴,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
(一)基本案情
肖輝與柯文水等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福建省將樂縣人民法院作出(2014)將民初字第893號民事調解書，確認柯文水等人向肖輝償還借款160萬元及利息。調解書生效後，因柯文水等人未履行還款義務，肖輝向將樂縣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立案執行。執行法院為執行生效調解書作出了執行裁定，查封柯文水名下車牌號為閩G98552的奧德賽牌轎車一輛，要求將該轎車交付執行法院。但柯文水仍使用該車輛，拒不交付法院執行。肖輝遂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公安機關向其出具不予受理決定書。
2015年12月15日，肖輝向將樂縣人民法院提起自訴，要求追究柯文水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刑事責任。2015年12月20日，柯文水與肖輝達成和解協議，約定柯文水分期向肖輝償還欠款，取得了自訴人的諒解。在案件審理中，肖輝主動向將樂縣人民法院申請撤回自訴。將樂縣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準予撤訴。
(二)典型意義
在案件執行過程中，申請執行人積極收集被執行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相關證據，符合自訴條件的，通過自訴程序依法追究被執行人的刑事責任，將對被執行人產生一定的威懾，迫使被執行人主動協商案件執行的解決方案，在雙方已經達成和解、被執行人取得自訴人諒解、自訴人要求撤訴的情況下，依照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准許自訴人撤訴。
拒執罪的簡介
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作出的法律文書，具有嚴肅性和權威性，不經法定程序不得隨意更改，有關單位和個人必須遵照執行。對於無視法律的權威，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動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必須繩之以法，才能體現出法律的尊嚴。因此，科學、及時、有效的懲處這種犯罪，是司法系統特別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務，也是解決好“執行難”的重要途徑。我國於1979年的《刑法》中首次規定了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1997年《刑法》修訂後在第313條也規定了此罪，並進行了適當的修改。為了保證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實施，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於1998年4月8日第974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2年8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9次會議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從上述規定來看，對於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基本上具備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刑事法律體系。但在司法實踐中，該罪的適用並不盡如人意，實施起來也存在著諸多的困難和問題，現結合工作實際，對該罪進行淺要的分析。
拒執罪的構成要件
犯罪主體
拒不執行裁判罪是一種特殊主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三、四、五條的規定，有以下三種：①被執行人是公民的，即由人民法院判決裁定規定的曾有作為或不作為義務的自然人。②被執行人是單位的，追究的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這些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而拒不執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造成嚴重後果，也構成本罪的主體。③與被執行人共同實施妨礙執行和拒不執行的行為人。這種人，因其不是被執行人，而是案外人教唆被執行人或與被執行人事先通謀策劃，事後共同參與並實施了拒不執行法院裁判的行為的，應認定為共犯。
犯罪客體
本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審判機關裁判和執行的權威。人民法院是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審判機關，所作出的裁判一經生效就具有強制力，負有履行義務和協助執行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執行。被執行人拒不執行，直接損害人民法院裁判和執行的嚴肅性，嚴重影響了法院裁判權威和執行權威，在破壞了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的同時;間接損害了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國家利益。
主觀方面
直接故意表現為行為人明知人民法院判決、裁定已經生效，必須執行，在有能力執行的情況而故意拒不執行，希望通過拒不執行的犯罪行為，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裁定無法得到執行，以滿足自己或單位的非法利益。
客觀方面
表現為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其情節嚴重。“有能力執行”是指根據查實的證據證明，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或者具有實施特定行為義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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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律案例分析（短點的）
[案情介紹]
原告劉某訴稱：原、被告因生意往來，被告分別於2006年1月26日、3月10日立下欠條2張，共欠原告276300元。後經原告多次催要均未果。故起訴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償還欠款276300元。被告張某辯稱：原告故意歪曲事實真相，原、被告沒有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雙方並沒有生意往來，更無欠款事實。被告不是本案的適格主體，即便被告欠其款項，也僅欠13300元，且還款期尚未屆滿，原告現無權提起訴訟。故法院應駁回原告的起訴。經審理查明：被告系原告妻妹，被告於2006年1月26日立具欠條1張給原告，內容為「暫欠結帳款：貳拾陸萬叄仟元正。欠款人：張某。2006.1.26號」，在欠條下方註明「由張某某（張某姐姐）督促歸還（2006年底前結清）」。2006年3月10日，被告又立具欠條1張給原告，內容為「結帳結下欠款：壹萬叄仟叄佰元整。（13300）。欠款人：張某。06.3.10」。
[案情分析]
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處理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作為欠條的持有人，其所提供的欠條足已證明被告依法應負有償還原告欠款的義務，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分配原則，原告的舉證責任已經完畢，應判決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另一種意見認為，對本案原、被告之間是否形成了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尚未完成其在本案中應負的舉證義務，故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案情結果]
法院認為，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受法律保護。原告雖提供了欠條但因其拒絕陳述該債形成的事實，此不足以證明原、被告之間已形成了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告的訴訟請求，缺乏相應的事實根據，故判決駁回原告劉某的訴訟請求。
[相關法規]
對舉證責任的分配理論歷來有實質標准和形式標准之分，實質標準是根據證明對象與證明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來分配的一種舉證責任的負擔形式，它主要被英美法系國家所採用；形式標準是根據現行法律規定為分配的一種舉證責任的負擔形式，它主要被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用。筆者認為，我國應當採用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其理由是：首先從實體法的構成來看，我國的實體法結構基本上與大陸法系的實體法規范結構相同，各種法律要件也比較明確，區分權利發生規范、權力消滅規范，並在司法實踐中應用是有條件的。其次，在當前的司法環境下，採用法律要件分類說來分配舉證責任比起法官根據利益衡量、舉證難易來決定舉證責任分配，前者更容易為當事人所接受，避免當事人將不滿拋給法官。法律要件分類說能夠在較大責任上來吸收當事人對舉證責任分配的指責與不滿。最後，法律要件分類說的缺點可以通過法律規定或者相關司法解釋予以補正，也可以通過例外規定予以修正。尤其是對於一些特殊的侵權案件，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倒置，使證明責任的分配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標准和要求。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的規定規定，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法律保護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等規定，當事人對自已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亦即「誰主張，誰舉證」。這也就是我國所採用的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
⑷ 侵犯商業秘密罪司法實踐疑難和對策----以經營信息為視角
北京德恆（寧波）律師事務所 張敏進
摘要：商業秘密作為知識產權客體之一，是權利人重要的勞動及智力成果。商業秘密較之其他知識產權客體較為特殊，既在權利外觀上顯現出「無形」特徵，其實質又是「財產權」屬性。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趨勢的當下，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打擊力度增大，刑法修訂了相關條款，降低了起刑數額標准。商業秘密經營信息類，尤其以客戶信息為例，無論是司法實踐還是法律規定，在其秘密性、價值性、保密性的判斷上，與技術信息存在差別；在信賴抗辯和剩留知識抗辯以及重大損失刑罰領域認定問題上，存在諸多疑難。究其原因，系刑法對商業秘密經營信息類犯罪的規定，尚有許多待明確的細節。本文從上述問題出發，予以探析，建議權利人採取區別於技術信息的保密措施。為准確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有必要在將來修法時，確立行政查處前置程序及依法移送制度，實現行政、刑事、民事方面的流暢有序的對接，維護良性競爭的市場秩序，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法治保障。
關鍵詞：商業秘密 經營信息 信賴抗辯 剩留知識抗辯 行政查處前置
1、 引言
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入刑，最早在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刑法》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第219條中規定，其中對犯罪行為的描述，與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一致。隨後在多次經過修訂的司法解釋等相關規定中，並未相應修訂侵犯商業秘密客觀要件等細節，未能與行政及民商事方面的立法同步。從國家宏觀層面看似對侵犯商業秘密問題日益重視，具體到實踐中，存在諸多困難。據最高檢數據統計，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3918件7155人，起訴5847件12163人。其中，侵犯商標權起訴案件占總數的94.2%，侵犯著作權起訴案件占總數的5.3%，侵犯商業秘密罪起訴占總數的0.5%。侵犯商業秘密在知識產權案件中最為常見，佔比高，危害性明顯，其刑事成案佔比如此之低，原因除權利人自身對商業秘密保護基礎工作不足外，還有諸如取證困難、入刑證據門檻高，甚至因辦理相關案件少，有司對商業秘密涉刑案件缺乏經驗，或存在畏難情緒。相比較商業秘密中的技術信息專業判斷困難，經營信息則更甚。
二、經營信息類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構成要件分析
無論是侵犯技術信息、經營信息還是其他類別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在刑事法律調整領域，必須遵循罪刑法定原則。
（1） 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構成要件
侵犯商業秘密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主觀方面為故意，有不少學者認為主觀應包含過失。理由是：刑法曾有規定，明知或應知不正當或違法約定獲取、披露、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以侵犯商業秘密論。其中「應知」體現的主觀心態是過失。筆者對此不敢苟同，「應知」是根據相應事實依據進而推定為「明知」，結合行為人職業、經歷、精神狀況等特徵，根據客觀事實予以分析。例如，權利人同商業秘密保密義務人簽訂保密協議，對其進行了商業秘密制度培訓並存有簽字備檔，保密義務人事後抗辯「不知道該商業秘密存在」情形的，應推定其「應當知道」，其本身就包含在明知的主觀態度內。因此，構成本罪的主觀心態只能是故意，不能是過失。2020年修正的刑法已去除「應知」二字，體現了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觀心態必須是故意。
侵犯商業秘密罪侵犯的客體既包含權利人商業秘密私權，也包含受國家保護的正常市場經濟秩序。侵犯商業秘密罪客觀上有不正當竊取、披露、使用的行為，或是保密義務相對人違反與權利人約定，披露、使用商業秘密行為，並且上述行為造成權利人重大損失的後果。侵犯商業秘密罪是法定犯，也是結果犯，但現行法律規定有向行為犯變化趨勢。
（2） 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經營信息的客觀特徵
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並未就商業秘密中經營性信息作出詳細說明，但就商業秘密的定義、定性，民事和刑事法律規定趨於一致，是實踐中統一的觀點。
「經營信息」在國家工商總局1998年頒布的規定中首次出現，僅籠統的做了列舉，主要包含管理訣竅、客戶名單、貨源情報等。2020年生效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里明確了構成經營信息的內容：是與經營活動有關，列舉包括經營創意、管理、營銷、財務、計劃、樣本、招投標材料、數據、客戶信息等，並單獨列出條文規定：客戶信息是對特定客戶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交易習慣、交易內容、特定需求等信息進行整理、加工後形成的經營信息。刑事司法實踐中，針對經營信息概念及「不為公眾所知悉」、「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等概念的理解，總體上應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為判斷標准。
1.如何定義「不為公眾所知悉」
不為公眾所知悉的信息，應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不為某特定領域的人員普遍知道或熟悉；另一方面是該信息不容易獲得。不屬於相關行業領域里的一般常識或者行業慣例；不能通過外在簡單觀察能夠獲取；不是輕易能夠獲取的公知信息。以客戶名單為例，黃頁或公開網站上可隨時查閱顯示的公司名稱、聯系人號碼等信息，顯然不能被認定為商業秘密。
迄今為止，在公開的刑事判決書或相關司法文件里，並沒有對普遍知悉的標准進行討論或確定范圍。商業秘密保護的初衷是激勵企業生產研究和生產經營創新行為，而不應當限制合理競爭。競爭對手們普遍熟悉的經營策略不具備保護價值。經營信息的特有保護意義，在於該經營信息是權利人在經營過程中逐漸形成或通過自身努力探索總結而出，一般渠道難以獲得，達到了通過公開渠道無法獲取或不容易獲取標准。對「普遍」的理解，筆者認為至少是50%以上的人員。
不容易獲取一般指通過公開渠道不能獲取，是商業秘密信息尚未通過公開出版、發表甚至口口相傳等方式示眾或公開。但商業秘密對特定人公開，不能認為其秘密性喪失。除了公開出版外，其他方式公開並不一定能導致商業秘密完全被不特定的人群獲取或知悉，而且「知悉」不能理解為僅僅是一知半解。
2.經營信息保密措施的合理性
經營信息與技術信息存有差異，經營信息更偏重於經營策略和資源的積累與應用，從而獲取經營競爭力，通過公開信息渠道無法獲取，佐以核查其他要件，便可判斷其秘密性。在具體案件辦理過程中，辦案人員應重視並審查嫌疑人對秘密性方面的辯解。畢竟，對經營信息的形成與使用，除權利人外，最熟悉的便是那些能夠接觸商業秘密權利人所在企業的員工、前員工等，而他們，也常常是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主要嫌疑人員。
刑事司法實踐中，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審查，主要包括保密措施的有效性、可識別性、適當性。有效性和可識別性主要是指，所採取的保密措施，使得能夠接觸到該商業秘密的人清楚且知悉應當負有保密義務，對商業秘密的內容、范圍有清晰認知，並且無法通過正當手段或不違約情形獲取。所謂適當性，是指商業秘密所採取的保密措施，並不苛求做到萬無一失，百密不疏。事實上，經營信息的保密措施很難達到萬無一失的標准，除非權利人限制發展、刻意避免自身以外的人接觸，如小作坊企業主般凡事親力親為。經典案例美國杜邦公司訴被告竊取商業秘密中，被告通過空中拍攝的方式，在尚未安裝封頂的廠房獲取該公司設備資料，審理法官的觀點是：要求企業在沒有完工的廠房封頂上採取保密措施，是增加企業額外的不合理開支，法律要求商業秘密所有人採取的保密措施達到合理的標准即可。
3.經營信息的商業價值
商業秘密的價值性，司法實踐中認定一般不存在疑難。能帶來競爭優勢的或潛在商業價值的，均符合該商業秘密具有經濟利益的價值性判斷。
經營信息與技術信息的不同點在於，其富含的價值不是技術上的新穎、奇特，而是權利人通過經營過程中不斷摸索，積累能夠節約更多經營資源、獲取更多經濟利益的智力成果。以客戶信息為例，權利人通過與客戶穩定長期的交易中，提煉出客戶的需求要點、定價策略，甚至具體到運輸等過程中的特殊要求，一系列匯聚形成具有商業秘密特性的客戶信息，過程中權利人付出了相應財力、物力、精力和客戶磨合，其價值則體現在帶來更多的交易機會，逐漸降低和客戶交流成本，經營效率大大提高。
三、經營信息類侵犯商業秘密罪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及對策
2020年生效刑法司法解釋，降低了侵犯商業秘密罪入刑門檻：給權利人造成損失或侵犯商業秘密獲利從50萬元以上改至30萬元以上，以及直接造成權利人因重大經營而破產倒閉及其他重大損失的入刑情形。這強化了刑事打擊力度，更能威懾侵犯商業秘密的潛在犯罪人員，也與社會各界呼聲相應。
（1） 經營信息「三性」判斷難點及鑒定機構能否介入
秘密性的審查難點在於「不為公眾所知悉」。如前文所述，本文認為經營信息不同於技術信息，技術信息涉及所屬行業的專業技術知識，普通人即便是辦案干員，也常難以判斷。而經營信息通常是銷售、經營策略及資源整合的信息集。權利人花費時間、精力、財力進行了整合和加工，在公開出版物或其他公開渠道未被公開的，便可認定其具有秘密性。
在證據判斷上，刑事司法實踐中一般參照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的規定。權利人應限制能夠接觸到該客戶名單信息集的人員；對該信息集採取加密，僅對特定人開放使用、簽訂有保密協議，約定該商業秘密范圍和名稱，使得接觸該信息集的特定人員明知該信息為需要保護的商業秘密。判斷保密措施設置是否合理，在於阻卻一般輕易能夠獲取的情形便可，不能做過高要求。另外，商業秘密權屬並非具有絕對排他性，權利人可以轉讓、許可他人使用，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公開，這都不影響其秘密性喪失。在美國冶金公司訴福爾泰克公司一案中，主審法官就認為：就商業秘密保護而言，雖然要求保密，但不是絕對的。絕對的秘密性是不必要的，有限度的披露，不會破壞其秘密性。
針對「三性」判斷的難點，偵查部門通常要求權利人在提出控告時，一並提交第三方機構鑒定報告。實踐中，經營信息一般只能通過法官的判斷或鑒定機構的鑒定予以確認。在審查是否屬於商業秘密經營信息時，需要根據立法目的、宗旨以及法條的具體適用，做具體分析。筆者認為，除涉及專業技術內容的經營信息外，其他如客戶名單之類僅是對事實歸納和描述，對事實判斷，無需鑒定機構介入。實踐中，商業秘密鑒定機構魚龍混雜，在接受權利人或相對人不同付費鑒定情形之下，可能會有兩份完全迥異的結論。目前市場上規模較大的商業秘密鑒定機構，一般不接受經營信息類商業秘密的鑒定業務。
刑法及其司法解釋對此問題沒有規定。民事案件中，在職員工不適用信賴抗辯。在職員工的忠誠義務高過其與客戶交易的自主權利，忠誠義務禁止其以某種積極行為方式損害企業經營業務。離職員工提出信賴抗辯的，需提供客戶自願選擇與其交易的證據；滿足該條件的，可以不認為其採取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但這並不能豁免離職後員工對權利人仍然存在的保密義務（即雙方另有約定的情形）。
原則上，離職後員工重新入職其他企業，充分擁有擇業權利，可自由參與市場競爭，即使從前單位那裡拉走客戶也是允許的。但是，這種自由是受一定限制的，比如受競業禁止和約定保密義務方面的限制。美國密執安州最高法院指出：盡管員工對於在職期間所得到的的一般信息有權不受限制地使用，但是，包括客戶信息在內的秘密信息是單位的財產，應該按照約定進行保護。
（3） 剩留知識抗辯與保護商業秘密的界限
剩留知識一般情況下不需要載體協助記憶，僅憑大量、長期的經驗和實踐刻印在腦海中，也無需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如果強求員工離職後限制或禁止使用剩留知識，未免苛刻。目前尚無法律對此問題作出規定，司法實踐中也無統一判定方法。員工通過長期工作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是再就業和謀生的技能，法律不能限制一個人選擇就業和職業的機會。一般知識和技能也不能被認定為商業秘密，所有員工在職期間接觸到的籠統的信息都被歸納商業秘密范疇，是被禁止的。這種技能和知識成為他們人格的一部分，任何企業或個人都無權對他們依法的擇業自由及其個人所學的知識和掌握的技能用於工作，服務與社會加以干涉和限制。
筆者認為，權利人解決限制剩留知識使用和保護商業秘密之間的區分問題，關鍵在於和保密義務相對人之間的約定是否清晰。剩留知識抗辯應以其不構成商業秘密而作為前提。權利人在設置商業秘密保密范圍時，應區分一般信息和涉密信息，明確涉密信息的可識別性，與保密義務相對人簽署的協議保密范圍要詳細、明確，最好以列舉的方式界定清晰，不能寬泛。對於能夠接觸商業秘密的重點崗位人員，權利人可以採取簽訂競業禁止協議，離職後支付約定費用，最大限度的將使用剩留知識和保護商業秘密二者區分開來。
刑事案件中對商業秘密「密點」的判斷，就包含著解決該問題思路。其關鍵就在於商業秘密保護的范圍是否提煉清晰，在於權利人有否誇大了商業秘密保護范圍；或者在商業秘密信息擬定過程中，對核心信息未加以合理保護措施。
（4） 侵犯經營信息類商業秘密案權利人損失或行為人獲利金額認定難點
商業秘密刑事犯罪中損失數額是決定被告人量刑的主要情節。權利人的損失或行為人違法所得，應根據該項經營信息在經營活動所能產生利潤中的作用等因素確定。2004年以後，現行《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造成重大損失中「權利人損失」刪除了「直接」兩字。這是否意味著重大損失的認定，可以包含間接損失呢？
1. 侵犯商業秘密罪立案標准中的損失數額是否包含間接損失
江蘇高院2014年辦理的費XX被指控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一案，損失的判定，是以被告人利用商業秘密獲得的營業額，再乘以權利人使用該商業秘密的經營平均利潤率，確定損失數額，這種計算方法，為一些外貿企業同類案件提供了可行性方法。
2. 海關報關退稅所得能否被認定為財產性利益類的違法所得
外貿企業所保護的經營信息類商業秘密，多數為國外客戶名單。出口貨物通過海關報關後，稅務部門將根據貨物品種及不同稅率標准退還企業部分稅費。通常情況下，外貿型企業在向客戶報單時，會充分考慮退稅部分金額，且一般對外所稱的毛利，包含退稅費用。
外貿型企業行為人因侵犯商業秘密而交易產生的退稅能否被認定為違法所得，記入獲利總額當中？行為人獲得的財產性利益究竟包含哪些范疇，法律沒有明晰。實踐中往往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本文認為，外貿退稅是外貿型企業司空見慣的獲利手段之一，無論是企業進行產品報價還是核算利潤，通常都將退稅部分金額計入在內。沒有交易便不會產生退稅，利用侵犯權利人商業秘密而促成的交易退稅，應當計入在行為人違法獲利金額當中。
（五）經營信息類商業秘密犯罪司法實踐疑難的解決思路
1．行政調查早介入，確立行政查處前置程序
刑事立案金額降低後，市監局介入商業秘密案件時，顯得「進退兩難」：一是通過初步評估，若涉案金額遠超過刑事立案門檻，則應建議舉報人向公安機關控告；二是通過調查後發現該案符合刑事犯罪立案條件時，需按照規定及時移送，為公安部門「作嫁衣裳」。在相關行刑銜接工作並不順暢時，容易形成「中空」狀態，為權利人帶來更多的維權障礙。
2．民事審判為主導，滿足起刑「定量」的依法移送
五、結束語
商業秘密保護的核心在於，平衡產業公平競爭與權利人的勞動智力成果之間的關系，不應出現濫用商業秘密保護限制競爭的局面，應更偏重於鼓勵創新。經營信息的保護亦是如此，不能限制離職員工的擇業權利和第三人——客戶的交易自由選擇權。需要妥善處理保護商業秘密和員工自主擇業、競業限制與人才合理流動之間的平衡關系，維護員工合法權益。
當前，涉及商業秘密方面法律規定較為分散，至今沒有一部商業秘密的專門法律。在刑法領域，鮮少的法釋不能解決實踐中的困難，審判人員只能依據現有判例等方法摸索解決實際問題，比如重大損失的計算；在偵查環節，經營信息的類別、是否具有秘密性等問題，偵查人員很難直接作出判斷。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尤其在專利公開不利於保護時，商業秘密發揮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如其他知識產權課題一樣，公眾呼籲制定專門法的期望是迫切的。國家可以制定具體專門的《商業秘密法》，根據各行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把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等不同種的商業秘密，劃分盡可能以列舉或定義清晰明確。不同類型所採取的保密措施、舉證方法均允許存在差異，便於尋求更貼切和合理的商業秘密保護辦法。制定權利人損失或行為人獲利等賠償制度依據，使受害者得到與之相適應的賠償。。但是，在專門法未制定之前，商業秘密刑罰打擊需恪守罪刑法定原則，既打擊犯罪保護商業秘密，同時也要規避利用刑事手段打擊競爭對手，形成在公權力保護之下的壟斷經營。
⑸ 求一篇法學實習案例分析，最好是刑事訴訟法的
您好。
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
——基於甘肅政法學院的實踐教學模式構建
實踐教學是高等教育教學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是實現人才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強化實踐教學環節，提高實踐教學質量，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日益成為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方向。基於此，我們結合甘肅政法學院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整合教學資源和教學團隊，在刑事法學教學中，改革以課堂概念和理論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學方式，根據學校師資力量、教學條件和優勢，結合刑事法學理論體系成熟，實踐操作性強等特點，探索以法科學生法律職業素養和實踐能力培養為重點的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並付諸教學實踐。教學效果表明，構建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不僅深化了我校刑事法學案例教學方式改革，也為其他部門法案例教學提供了有益的、可資借鑒的經驗，其成效明顯。
一、惟構建基礎知識傳授與法律職業能力培養相結合，課堂教學與法律實踐緊密銜接的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才能使我校刑事法學教學在 「泛」法學教育背景下，突出自己的特色，提升學生的綜合競爭力
——本研究成果由此萌芽、成長並結果
傳統法學教育的明顯弊端是過於注重法學基礎理論知識的系統傳授，輕視甚至忽視了結合實際案例解決問題和分析問題能力的培養，由此必然導致難以適應當前法制建設特別是司法實務部門對法律專業人才的需求。利用刑事法學理論體系完備、實踐操作性強的特點，構建基礎知識傳授與法律職業能力培養相結合，課堂教學與法律實踐緊密銜接的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注重學生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才能使我校刑事法學教學在 「泛」法學教育背景下，突出自己的特色，提升學生的綜合競爭力。
（一）培養適應社會特別是司法實務部門需要的法律人才是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的根本動因
1．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契合了法律職業人才培養的需要。在當代法治建設進程中，法律職業人才要求具備兩方面的素質：一是法律職業能力，二是法律職業道德。（1）法律職業能力。法律職業能力是法律職業者所應具備的職業能力、技術和方法的總稱。基於傳統刑事法學教學缺乏與理論教學匹配的案例實踐教學環節，因此，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在注重理論知識傳授的同時，更加強調結合案例對法律實踐和操作能力的培養，通過開展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法律分析能力和解決實際案例能力。（2）法律職業道德。一名合格的法律職業人才還必須具備高尚的法律職業倫理道德，傳統教學模式難以使學生進入真實的角色境界，無法真正體驗法律職業應負的社會責任和應當遵守的職業道德，而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恰恰彌補了傳統教學的這一弊端，使得學生在「身臨其境」的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中培養與形成職業道德。
2．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契合了法律研究人才培養的需要。法律人才包括法律職業人才和法律研究人才，而法學教育不僅要為社會培養合格的法律職業人才，同樣也負有培養高素質法律研究人才的重要使命，法律研究必須融入法律實踐才能指導法律實踐，同時，法學研究的創新，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單靠書本知識的傳授是不夠的，必須結合社會需求和司法實踐活動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正是將二者較好結合的教學模式。
（二）謀求學校自身可持續發展是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的直接動因
1．構建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契合了學校重視實踐教學的辦學傳統和強調應用性人才的培養目標。甘肅政法學院能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立足並長足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為甘肅乃至西北地區司法機關特別是基層司法機關培養了一大批「上手快、留得住、用得上」的應用型人才，而且承擔了政法系統在職人員培訓的職責。當前法學教育正處在資源整合、優勝劣汰的階段，我們不具備研究型大學深厚的人文底蘊和豐富的教育資源，必須立足自身特色，面向基層，強化特色。培養學生法律職業技能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恰好契合學校辦學實際和發展定位。
2．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符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要求。目前各高校都在結合社會導向和用人單位實際需求，開展教學計劃、人才培養方案、教學模式的改革，競爭激烈，形勢逼人，教學型大學對法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必須緊扣職業技能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進行改革與創新。因此，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的構建能夠契合並順應高等教育培養要求，通過實際案例，訓練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綜合素質。
3．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及實施有助於學生就業。目前法科學生的就業率相對較低，這固然與國家整體形勢有關，但也與教師教學注重課堂理論講授，對學生實踐操作技能訓練較少有關，同時，與學校人才培養方案不能完全滿足實務部門對法律職業人才的需求有關，導致法科學生綜合競爭力較弱。因此，以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及實施為契機，有針對性的強化實踐技能訓練，提高學生解決和分析案例的能力，注重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的的培養，能使學生在就業時更具競爭力。
二、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能夠充分體現專業政法院校的刑事法學教學特色
——本成果的生命力在於其創新點
甘肅政法學院作為甘肅省惟一一所專業政法院校，在舉辦普通高等教育伊始只有法學一個專業，專業的單一性雖然有其局限性，但卻有助於其快速發展成為優勢專業。回顧學校歷史，2001年之前學校先後由省委政法委和省司法廳主管，承擔著全省政法幹部的培訓任務，使得學校與省內司法機關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系。這一背景決定了我校教育教學的特色：注重實踐實訓教學，貼近司法實務。這一優良傳統一直得以傳承、鞏固，經過認真總結、探索、完善，最終形成符合甘肅政法學院實際的法學實踐實訓教學模式，在實踐性相對更強的刑事法學領域開展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效果尤為明顯。
與綜合性大學及其他院校法學教育相比，我校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的創新之處在於：
（1）創立了「課內實踐（教學活動）+課外實踐（學生活動）」有機結合的刑事法學流程化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刑事法學流程化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將實踐實訓教學環節和學生活動緊密結合，針對法學專業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特點和需求，結合每學年學習的課程，將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與學生活動模塊相融合，定期開展案例實踐教學。從對象、時間、內容、形式，再到實施和考核，形成了一整套嚴謹的案例實踐教學方案，使整個案例實踐教學活動保持了連續性、可操作性和規范性。「課內實踐（教學活動）+課外實踐（學生活動）」的有機結合，使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取得了明顯效果。
（2）創造了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的有利條件和平台。學校建成了功能齊全、體現司法辦案全流程的法律實驗實訓中心，既滿足教學，還承辦蘭州市法院系統、仲裁部門部分案件的審理，為教師實踐教學、學生觀摩審判、學生實踐活動提供了充分保障。同時在省內蘭州、武威、白銀、金昌等市州各級法院、檢察院建立了17個穩定的專業實踐實習基地，為全方位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3）建設實踐實訓特色教材。我們在總結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經驗、區域審判工作規律的基礎上，挖掘典型案例，注重編著專業理論與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教材，在不斷總結刑事法學
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成果的基礎上，現已出版《刑事法學實踐案例評析》、《刑法學》、《模擬法庭》、《法律診所實用教程》、《以案說法》、等實踐性教材，在本科生、研究生教學和政法幹部在職培訓教育中均收效明顯。
三、將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的理念貫穿於刑事法學教學的課堂內外
——本成果的基本內涵和實施方案簡介
（一）成果的基本內涵
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的宗旨在於，刑事法學的教學過程，不再單純依靠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學生學習效果難以檢驗且忽視實踐能力培養的教學方法和模式，通過採取模擬實際工作環境等多種手段與方法，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強調學生的參與式學習，讓學生接受司法案例的系統訓練，以使學生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其專業技能、實踐操作能力、分析案例能力、團隊合作意識等方面都得到提高，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復合型、應用性法律人才。
（二）成果的實施方案
1．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的主要內容。
依據刑事法學自身特點及學生法律實踐能力培養的需要，我們在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中精心設計了10個模塊：課堂案例討論、案例審判觀摩（法院旁聽）、司法見習、案例司法文書寫作、案例模擬審判、法律（熱點刑事事件和案例）專題辯論、司法實習、法律診所、法律專題講座、普法宣傳與法律咨詢。根據多年從事刑事法學課程教學、組織學生活動和司法工作的經驗,經過科學論證,廣泛徵求意見，我們認為，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應如下圖所示構成:
上述刑事法學流程化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中，「課堂案例分析→案件審判觀摩→司法見習→案例司法文書寫作→案例模擬審判→法律（熱點刑事事件和案例）專題辯論→司法實習」是主線,反映學生從了解辦案到模仿辦案、實際辦案的全過程,各環節前後相繼,垂直排列, 實踐教學時間明確，並以粗體箭頭表示順序不能變動。旁線表明的四個實踐教學環節（即法律診所、法律專題講座、普法宣傳與法律咨詢）與教學內容及學生認知過程具有非同步性，位置相對可變，學生和時間可作靈活安排。
（1）案例分析討論。刑事案例課堂分析討論是最基礎的案例實踐教學形式，與刑事法學理論教學同步進行。由教師選取實踐中的典型疑難案例提前公布給學生，學生查閱資料後，對案例中涉及的刑事法學問題進行討論，教師點評，引導學生掌握分析問題的方法。法學院要求每門課程每學期不少於14個課時的案例討論和辯論的同時，老師還可以在教學過程中靈活安排案例討論。通過案例教學，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了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口頭表達能力，同時便於適時檢驗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鞏固教學效果。
（2）審判觀摩（庭審旁聽）。在刑事法學的授課過程中，當學生掌握了一定的刑事法學理論知識後，適時組織學生到本地法院實地觀摩案件審理或邀請法院到我校模擬法庭開庭審理案件。法學院和安寧區法院簽訂合作協議，每學期法院最少在學校審理4個刑事案件，法院將公開開庭案件信息通知法學院，法學院學生可以憑學生證隨時去法院旁聽，學生旁聽後提交書面旁聽體會。通過對刑事案件審判實踐的同步體驗，使學生直觀的認識到法學理論與司法實踐的差異，熟悉司法流程，初步訓練學生根據案件事實准確把握罪名認定的技巧和證據的認定方法，並可進一步鞏固所學的理論知識。
（3）司法見習。在學生修完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後，適宜立即開展司法見習環節。組織學生到司法實務部門進行短期的專項實踐見習活動,這些專項活動如參觀、閱卷、了解辦案流程，現場了解庭審前後的辦案情況，協助完成簡易的司法輔助工作等。學生通過參與具體案件的辦理，親身體會司法實務工作，培養對專業的學習情趣，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初步形成法律思維方法。法學院定期組織學生去法院、檢察院及律師事務所參觀，並要求學生在大一暑假到司法部門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司法見習活動。
（4）案例司法文書寫作。培養法科學生的實踐能力和解決具體案件的能力，必須要求學生掌握各類刑事案例司法文書的製作。在學生學習《司法文書》課程後，並進行基礎司法文書寫作練習、參觀真實卷宗後, 組織學生結合真實刑事案例撰寫起訴書、辯護詞、判決書等刑事訴訟各階段的主要司法文書, 進行司法文書寫作練習，鍛煉和提高學生邏輯推理能力、司法文書寫作能力和寫作水平。
（5）案例模擬審判。案例模擬審判是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中最核心的環節。刑事模擬審判是指以一個具體的刑事案例為藍本，讓學生充當法院庭審刑事訴訟活動的主體，模模擬實法庭審判情景，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進行模擬審判的實訓活動。我們在教學中要求開展實戰性模擬法庭，在模擬法庭開庭之前，教師僅確定該案案情和庭審將要爭議的焦點以及訴訟活動主體各方的名單，而其他陳述意見、辯護意見以及法官對訴訟的主持、最終判決結果等都處於未知狀態。學生在開庭之前必須認真分析案件，自行全面搜集材料，精心准備己方證據和法律文書並全面考慮對方可能提出的意見、證據和依據，積極爭取最佳判決結果。在模擬法庭的「實戰」中，學生不僅要充分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還要根據訴訟辯論過程中隨時出現的新情況作出應對反應。幾年來，法學院將模擬審判作為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的主要內容，在二年級第二學期組織模擬審判比賽，模擬審判以班級為單位，對法庭庭審過程、法律文書和案卷製作統一組織參加比賽和評比。法學院已成功舉辦七屆全院模擬審判大賽。
（6）法律（熱點刑事事件和案例）專題辯論。法律專題辯論是由組織老師選取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分歧比較大、與現實生活聯系比較密切的熱點刑事事件和案例，組織學生以正反方的形式展開辯論。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中的法律專題辯論環節，通過法學院定期組織專題辯論賽的方式實施。專題辯論賽以班級為單位在三年級第一學期舉辦，老師提前將論題布置給各班，各班選派辯論選手進行比賽，各班辯論賽結束後要提交書面總結。法律專題辯論環節能激發學生對熱點刑事事件和案例的關注，為學生掌握辯論技巧、使用法言法語發表觀點創造了條件，也使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辯能力及臨場應變能力得到提高。法學院已定期成功舉辦四屆全院法律專題辯論賽。
（7）司法實習。司法實習環節是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流程中最後一個環節,安排在學生已學完大部分專業課程後的第七學期，結合學生三個月的專業實習時間，集中安排學生在司法實務部門參與刑事案件辦理全過程，同時，要求每個學生在實習期間自己收集並整理三本案件卷宗，其主旨是培養學生對所學理論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法律職業素養。
（8）法律診所。刑事法律診所是指，在法學院具有律師執業證書教師的指導下，學生自己或幫助教師辦理刑事案件的案例實踐教學方式。我校雖然2009年才開展法律診所教育，但依託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我校設立的工作站，充分保證了開展法律診所所需的案件，使學生能較快接觸真實案件並在老師的指導下辦理案件，法律診所教育在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中成效明顯。
（9）刑事案例專題講座。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流程中的刑事案例專題講座，特指由法律實務部門的專業人士就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熱點、難點案例所作的講座。為了能更加緊密的貼合實踐，法學院定期邀請我省資深法官、檢察官、警官和律師到學校為學生做刑事案例專題講座，旨在讓學生更好地了解司法實踐、縮短與司法實踐的距離，特別是幫助學生在進入法律職業領域後很快適應司法部門的需要。
（10）普法宣傳與法律咨詢。社會實踐是學生的第二課堂，對於法學專業的學生，則是重要的實踐教學活動，我們將普法宣傳與法律咨詢兩個實踐模塊作為重要的課外教學活動開展，以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觀念並增強其社會責任感。該環節主要通過學生社團和學生活動實施，如依託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12.4」普法宣傳日、學生社團的「法律進社區」 等活動以靈活多樣的方式開展。我校的暑期「三下鄉」、「法律進社區」、法律援助等與實踐實訓教學緊密結合的學生社團活動，得到了學校和司法行政部門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2．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研究理論成果
在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改革、研究的過程中，為了配合該教學改革的進行，成果主要完成人組織編寫並出版了《刑事法學實踐案例評析》、《刑法學》、《以案說法》、《法律診所》、《模擬法庭》等教材。目前，該系列教材作為本科及研究生實踐教學教材在甘肅政法學院、西北民族大學及全國部分高校推廣使用，部分教材在新疆少數民族政法幹部培訓班中作為教材使用，給甘肅省三期晉升高級檢察官培訓班和我省部分檢察院、法院幹警發放，獲得學生和司法實務部門較高的認可和評價。
四、全方位、人人體驗與參與的流程化案例實踐教學模式在刑事法學教學中凸現出其優越性
——本成果的實施效果和推廣價值
（一）成果的實施效果
1．學生所學刑事法學理論知識得以鞏固和融會貫通。在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環節，分析、辦理具體案件的過程，都需要用到以前學過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司法文書等相關法律知識，因此，學生必須具備扎實的法學理論基礎，才能適應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的要求，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使學生的理論知識在運用中得到鞏固和提高。同時，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把學生置於真實或近乎真實的環境中，可以培養學生綜合運用法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2．學生口頭表達能力和思辯能力得到鍛煉和提高。在全真模擬實踐教學中，學生親身參與司法流程，效果非常明顯。如在模擬審判教學中，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進入法庭辯論的實戰狀態，讓他們充分感受到法庭實戰的氣氛，並按照真實案件開庭的要求組織材料，在法庭上即時表達，相互展開辯論。開庭之後讓學生觀看開庭錄像並總結，然後由指導教師進行點評，肯定成績，指出存在的不足，通過反復實踐，不斷總結經驗，使其口頭表達能力、反應能力及即時答辯能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法律專題辯論賽和法律診所等教學環節也同樣能起到這種效果。
3．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得到提高。在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中，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分析、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具體案例時，能夠積極調動學生分析思考和創新思考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學生的潛力，從而提高其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
4．學生團隊精神、合作意識得到強化。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很多環節都需要學生共同參與解決問題，使學生容易形成較強的集體榮譽感，從而強化團隊合作精神，這正是法律職業倫理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恰恰是在傳統教學模式下很難形成的。
5．學生學習效果明顯增強。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通過參與式教學方法，以運用法學理論知識對實踐案例的認定和處理為教學目的，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學生能夠積極參與到新穎豐富的多樣化案例實踐教學內容中，通過個人或集體對資料的搜集、整理和思考，通過實踐的演練與指導教師的引導與評析，提高了運用書本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了課堂講授難以企及的效果。
（二）成果的推廣價值
法學教育是系統而全面的多學科綜合性教育模式，刑事法學參與式案例實踐教學模式旨在通過案例實踐教學使學生得到司法流程的系統訓練，提高運用法律知識解決實踐案例的能力，其教學實踐表明，本成果在培養合格的復合型、應用型法律人才方面成效明顯。應認真、科學總結經驗，為校內其他法學科目案例實踐教學研究與應用提供指導作用。其次，我校屬於甘肅省唯一一所政法公安類院校，法學教學一直走在省內前列，本研究成果可供兄弟院校在法學教學中參考。在今後的實踐教學中，我們將繼續探索、及時總結經驗，加強與國內外其他院校開展法學教育的交流、合作，使其日臻完善。
⑹ 民法典案例解讀以及案例分析
法律分析：為闡釋《民法典》新規則蘊含的新精神、新知識，增強對《民法典》體系化理解和運用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在各高級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級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下, 在國家法官學院民商事審判教研部等有關部門的配合下，與全國法院案例通訊編輯共同組織法官，立足司法實踐，對適用或參照《民法典》新規則的精神及原理裁判的案例進行了研判，選取其中對於精準理解、統一適用《民法典》具有指導、參考價值的典型案例，由承辦法官以《民法典》新規則為基本依據撰寫案例分析，從司法實務視角重點解析《民法典》新規則的價值功能、基本法理、適用規則、適用難點、新舊法銜接處理等內容，編著了《民法典新規則案例適用》一書，以期為《民法典》的適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
法律依據：《民法典新規則案例適用》
第一條 《民法典》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法宗旨與當代英烈人格利益的保護——湖北省隨州市人民檢察院訴章某侵害烈士名譽權公益訴訟案。
第二條 《民法典》的價值引領與微信集贊行為的效力認定——蔡某勤訴某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懸賞廣告案。
第三條 《民法典》綠色原則對「大棚房」合同糾紛中隱藏行為的適用——高某訴某農業有限公司農村土地承包合同案。
⑺ 我國不承認判例，但司法實踐中能否引用，具體的案例是什麼
你說的很對，我國雖不承認判例，但是有的時候可以做為參考，用來解決其它類似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