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司法管理體制

㈠ 為什麼要改革司法管理體制

您好，改革司法管理體制，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迫切需要，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

第一，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不斷加快，要求進一步改革司法管理體制。近年來，中國司法改革積極穩妥有序推進，步入頂層設計、整體統籌的新階段，取得顯著進展。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實施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廣大人民群眾對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中央明確要求進一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對從制度上保證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出了新的要求。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改革司法機關的工作機制和人財物管理體制，逐步實現司法審判和檢察同司法行政事務相分離。」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必須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立足於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用中國的智慧和中國的方法，借鑒其他國家司法制度有益經驗，進一步探索實踐，深化司法管理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第二，防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推進司法公正，要求進一步改革司法管理體制。由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司法人員司法能力存在差異、地方保護主義觀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權行使不透明、司法行為不規范等現象依然存在，地方各級司法機關在行使國家司法權力過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因素的不當影響和干預，難以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既要確保各層級司法單位依法獨立公正辦案，切實保證司法權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又要確保黨委政府加強對司法工作的監督，已成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這就要求我們以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為著力點，進一步總結改革經驗，改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㈡ 如何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一）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
一是建立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制度機制。二是健全維護司法權威的法律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
（二）優化司法職權配置
一是健全司法權力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體制機制。二是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三是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統一刑罰執行體制。四是探索實行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檢察權相分離。
（三）完善司法管轄體制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二是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三是完善行政訴訟體制機制，合理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轄制度，切實解決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突出問題。
（四）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一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二是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三是完善審級制度。四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五是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五）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一是健全司法機關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二是加強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三是加強人民群眾監督和社會監督。四是依法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

㈢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後檢察法院監察部門怎麼改

一、關於實行垂直管理的領導體制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領導體制在我國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古代監察機構獨立自成系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監察官員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報，地方的監察官員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監察首長任命，有事可向監察首長匯報也可直接向皇帝奏報，基本上是與各級行政機構相分離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長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歸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與知州平坐，有權隨時向皇帝報奏。[③]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監察院地位獨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試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約。列寧針對十月革命後出現的官僚主義傾向，為防止腐敗，在黨中央建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國家機關建立了人民監察委員會，在基層建立了工人監察組織。並強調監察機關的地位要相對獨立和具有高度權威性[④]。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設置。
現行體制下，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合署辦公（深圳市除外）。《黨章》和《監察法》均規定，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接受服從同級黨委政府的領導，還要接受和服從上一級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紀檢機關作為同級黨委政府的監督機構，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監督的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開展，並對同級黨委政府負責。與此同時，紀檢監察幹部的配備、考核、任免、調動及經費開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監督對象即同級黨委政府手中，明顯造成了監督制約機制應具備的相對獨立性和實際隸屬關繫上非獨立性的矛盾，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缺乏執紀的自主性、獨立性，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關系網的阻撓。從現實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對黨政「一把手」和同級黨委的監督往往處於「虛監」、「弱監」甚至「禁監」的境地。特別是在一些黨風不正的地方，紀檢工作往往得不到黨委的支持，少數領導幹部對堅持原則的紀檢幹部故意刁難、設置障礙，或直接插手干預，嚴重影響了紀檢監察工作的正常開展。近年來查處的大量各級黨政「一把手」腐敗大要案件證明，紀檢監察機關的「任重權輕」必然造成監督的薄弱環節甚至留下監督的「真空」。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一個完善的、成熟的監督體制應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客觀條件：一是必須對其監督對象進行全面的監督；二是監督制約的力度必須與監督對象的職位和權力相適應；三是監督制約過程必須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⑤]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對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辦公經費完全由上級部門統一撥付，領導班子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選派，工資，福利等與地方脫鉤，幹部的人事編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紀檢監察機關不再承擔與反腐倡廉無關的其他工作任務。同時，實行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改革，各級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的人員編制、幹部管理與經費保障等由原派出紀檢監察機關統一管理。由於中央紀委、監察部仍受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時還接受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和制約，以及政協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與系統內部監督等方面的監督制約，避免了反腐敗機構自身腐敗以及「誰來監督制約紀委」的問題。在積極穩妥推進垂直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可以先對現行雙重領導體制予以進一步完善，如將紀檢監察機關的組織機構設置、幹部管理和經費管理等重大權力上收到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紀檢監察機關自行處理同級黨委管理的幹部的許可權，將同級黨委管理幹部的立案決定權和重處分決定權賦予紀檢監察機關等，實行以「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管理為主、同級黨委政府管理為輔」的新雙重管理模式，增強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如美國的特別檢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貪污賄賂調查局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雙重領導體制的框架，革除制約反腐敗深入進行的體制弊端，全面實施某種程度的垂直領導，是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必然路徑選擇。對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關於組建專門反腐敗機構問題
當前我國具有反腐敗職能的機構眾多，在懲治腐敗上主要為由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三駕馬車」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紀檢監察機關主要履行黨員幹部、政府官員違紀違法腐敗行為前期調查職能，檢察機關的反貪局專門從事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工作，公安部門經濟偵查部門負責管轄經濟方面犯罪案件。在預防腐敗方面則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預防腐敗局以及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承擔。另外，審計、海關等單位和部門也具有一定的打擊腐敗的職能。反腐敗機構眾多、職能分散，各反腐組織之間協調性不足，是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打擊的重要原因之一。應當說，當前反腐敗協調小組在協調查辦案件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由於各自地位、性質不同，辦案對象、辦案手段也大相徑庭，反腐敗協調小組應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發揮，難以形成查辦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是一種鬆散型協調議事機構，不具有最終決定權，其決議不具有強制約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確，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據美國學者約翰·海爾布魯恩的歸納，當今世界各國的反貪機構可以劃分為4種模式：第一種是全能模式，反貪機構具有偵查、預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第二種是偵查模式，反貪機構規模小但偵查權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第三種是議會模式，反貪機構獨立於行政和司法機構，只向議會報告工作，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種是多部門模式，一些部門相互獨立，共同承擔反腐敗職責，如美國聯邦政府道德規范局的腐敗預防功能與司法部偵查、起訴職能相互補充，共同減少腐敗[⑥]。從透明國際公布的全球廉潔指數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來看，大多數採用第一種或第二種模式，即成立高度獨立、高度綜合、充分授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僅用了4年時間，清除了香港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絕大多數腐敗，不到十年時間就實現反腐敗成功；新加坡成立貪污調查局專門從事反腐敗工作，僅用了五六年時間便實現了社會腐敗現象的根本好轉。
鑒於當前我國反腐敗機構眾多、法律規定零散、職能重合甚至沖突的現狀，建議對當前各個反腐敗機構進行重新整合，最終的目標是整合為只有一個反腐敗機構，即把目前分布於黨、政、司法系統的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院的反貪局、職務犯罪預防機構等都逐步納入整合改革范圍，以紀檢監察機關為主體，在此基礎上整合成立高度獨立、許可權高度集中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即預防和懲治腐敗局，與紀檢監察三塊牌子，合署辦公。預防和懲治腐敗局內按預防教育、調查偵查、查辦懲處等職能設置內設機構。並制定《反腐敗法》，參照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的設置，賦予專門反腐敗機構有權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嫌疑人；沒收貪污罪犯的全部賄賂；檢查和凍結嫌疑人的銀行賬戶，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賬目；入屋搜查、檢查和扣押認為可以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提供調查人員認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內部資料。甚至有權對所有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跟蹤等特殊偵查活動等。專門反腐敗機構同時擁有黨政紀律調查權與腐敗犯罪調查權，二者徹底整合而無需加以區分。專門反腐敗機構既可調查腐敗犯罪案件，也可調查黨員違紀案件，而無需在機構和執法過程中進行區分。[⑦]專門反腐敗機構實行垂直管理，實行機構獨立、成員獨立、經濟獨立，不受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領導、制約，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負責，保證其應有的獨立性。其理由在於：第一，目前紀檢監察機關和反貪瀆偵部門受各自辦案手段、查處范圍及對象的限制，且獨立性與權威性不強，難以形成反腐敗合力，不利於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成立專門機構有利於提高反腐敗工作權威性，有利於有效整合現有資源，不但可以繼續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的優勢，而且有利於打擊與預防、教育相結合，從源頭上打擊腐敗行為。第二，由於紀檢部門不是執法主體，無法律賦予的偵查權與司法強制權，辦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專門反腐機構並立法後可以較好解決目前紀檢監察機關辦案手段法律依據不足的缺陷，實現反腐敗主體、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偵查權、公訴權、審判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的原則，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檢察機關並不合適，由於其作為偵查主體行使特定偵查權，同時其又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必然形成自我監督的情況，與現代法治精神與原則相違背。第四，從世界反腐敗趨勢來看，成立高度獨立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已成為各國治理腐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專門的反腐敗機構正是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重要舉措。
三、關於提升紀檢監察機關地位問題
監督是對掌握和應用權力者實施的行為，因此，對監督者來說，需要有比被監督者更高的權威，才能有效對其實施檢查督促甚至剝奪權力。當前紀檢監察機關權威性不夠強，特別是在監督同級黨委方面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其一，從紀檢監察機關的職級地位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對較低，紀檢監察機關職級地位低於同級黨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正是由於紀檢監察機關與被監督對象在地位上的不對等性，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其二從紀委書記的地位來看，目前紀委書記僅作為地方同級黨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開始的地方黨委換屆中，黨委副書記這一層級被大量削減，新任命的紀委書記不再像過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樣由黨委副書記兼任，而是僅作為同級黨委的一名常委。雖然2009年中央紀委、中組部等聯合發文明確規定縣級紀委書記的常委職務排序按任同級領導職務的時間，排在資歷相同的常委前面。但這一規定僅適用於縣一級，其他層級並未明確。導致地方各級紀委書記在同級黨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對於履行《黨章》所賦予的協助同級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在現行格局下既不便於協調，也無法協調。
監督的本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察、督促和處置。如果監督一方的權力過小，不能對被監督一方行使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與抑制，這種監督必然是無力的，其效果將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紀檢監察機關的政治地位，提升紀委書記與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在領導班子中的話語權，並授予紀檢監察機關與其所承擔的職責任務相適應的權力，以實現監督這一權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紀委升格。將地方紀委級別升格為與同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相同，這樣，就能夠使監督方的權威性更高，監督威懾力更強，從而對被監督方形成有效監督和制約。從理論上講，實行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政府級別地位相同並非沒有法理依據。《黨章》第二十五條規定，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同級黨的委員會和同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因此，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都是由同級黨代會選舉產生，向黨代會報告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紀委已不再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而是一個與其平行的機構。[⑧]因此，提升紀委的政治地位與機構級別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礙。二是提升紀委書記和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話語權。建議對地方紀委書記仍按照2006年換屆之前的格局，由同級黨委副書記兼任，同時，對監察局長實行高配一級，並賦予紀委書記、監察局長在領導班子中更多的話語權，如對「三重一大」事項安排的監督權，對違法決策或違反法定程序決策的否決權等。
四、關於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建設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是專門履行黨內監督和行政機關內部監督職能的機關，其工作性質與工作任務決定了這是一項「得罪人」的工作。紀檢監察機關受同級黨委政府領導管理，幹部考核管理機制與晉升激勵機制與其他公務員並無不同。由於工作任務的特殊性，紀檢監察幹部往往被孤立、排擠，甚至遭到打擊報復。在幹部選拔推薦投票中，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往往因為得票率較低而難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紀檢監察幹部幹事的積極性。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機制。香港《廉政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專員及其管轄職員不受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之職權管轄，故不是公務員」。廉署成員體系與政府公務員體系相互分離，自成一體，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員時會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務員任用制度，但又不同於其他政府部門的管理。借鑒香港關於廉政公署的管理體制，建議對紀檢監察幹部任用選拔與其他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相互分離，出台單獨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規定，明確規定紀檢監察幹部提拔任用的標准、條件、程序，從而進一步暢通紀檢監察幹部晉升渠道。
紀檢監察工作是一項紀律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腐敗犯罪現象不斷趨於「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敗手段層出不窮，紀檢監察工作的專業性與技術性越來越強，對紀檢監察幹部辦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建立一支專業化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是適應當前反腐倡廉形勢任務、提高反腐敗斗爭有效性的迫切需要。當前，在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上，主要存在著專職不專、准入機制不完善、專業化水平不高等問題。加強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要著重完善四項機制。一是職責界定機制。進一步明確職責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職工作，又要從與性質、職權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搞越俎代皰，大包統攬。二是幹部准入機制。參照法官、檢察官的管理模式,對紀檢監察幹部實行資格准入制。三是幹部職業化機制。著重建立一支以紀檢監察為專門職業和終身職業、並具備獨特的職業意識、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地位和職業保障的幹部隊伍。四是教育培訓機制。

㈣ 為什麼要改革司法管理體制

與時俱進，審核國家頂層結構配套改革的需要

㈤ 司法體制改革檢察院事業編制人員何去何從

根據檢察人員分類管理規定只限於政法專項編制具有公務員身份的人員，事業人員和工勤人專員應該是分流屬安置。一般是檢查系統內部消化。如果有可能，就是就政府在所有事業單位內部統一調劑消化

㈥ 求：司法部、財政部《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單位財務管理暫行規定》財行[2003]165號)

http://fgk.mof.gov.cn/do_moflaw/do_homepage.nsf/fmHomepage?OpenForm

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點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1]

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司法機關受地方行政影響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這就使得地方黨政機關及其領導幹部能夠通過掌握用人權，對司法機關的工作形成實際控制，使司法官員在行使職權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從而受地方保護主義和當地行政機關的左右，影響司法公正。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2]

（二）司法權行政化，法院管理體制不科學

我國現有司法行政體系為院長、副院長、庭長到普通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3]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

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以往准入條件過低，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5]

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由於裁決文書過去簡單機械，說理性不強，論述不深入，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導致了另一層面上的審判透明度不高，也導致個案判決可借鑒性較差。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6]

二、構建中國特色司法制度必須進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現行司法體制的外部關系

司法機關對於行政機關必須保持財政、人事上的獨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機關實際控制。否則，獨立司法就會落空。為此，應當對司法體製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機關的地區設置

我國的司法機關可以參照西方一些國家的辦法，使司法機關的設置在一定程度上脫離行政區劃，即可以在全國各省級行政區劃以下劃分若干個與行政區劃相交叉的司法區，在每個司法區設置一個中級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設置若干基層法院；保留按照省級行政區劃設置的高級法院，全國設置最高法院；檢察機關與各級法院對應設置。這樣，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層、中級兩級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地方權勢，更好地獨立行使司法權。同時，為保證人大監督制度的落實，地方上可以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直接監督基層、中級和高級司法機關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體制

地方保護主義對司法的影響主要發生在地市和基層兩級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層兩級司法機關人事管理體制，取消行政機關對司法官員的人事管理調配權，而將司法官員的推薦、調配權交還司法機關，任命權提高到省級以上人大及其常委會。為體現黨管幹部的原則，一方面，司法機關的黨組織要加強對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黨委也可以向上級司法機關推薦人選，或者協助上級司法機關進行考察，但是最終確定人選的權力掌握在上級司法機關黨委或者黨組的手中。至於行政機關，則無權過問司法機關人事安排。這樣，才可以保證司法人員素質，解除其依法獨立辦案的後顧之憂，並且不使國家統一設置在地方的司法機關變成受地方保護主義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機關。

3.改革司法財政管理體制

司法機關足夠的經費和物質條件，是司法獨立原則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分別列支於與其級別相應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財政。由於司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當地政府財政部門手中，辦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門干預，很難挺起腰桿進行有效抵制，而影響司法獨立。應當認識到，司法機關「司」的是國家的法，無論其等級高低，都是國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機關。所以，要改革司法機關經費管理體制。可以參照國外比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財政統一列支司法經費，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每年分別作出全國法院、檢察院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由中央財政撥付「兩高」，用於全國法院、檢察院的業務和工資福利等開支。這樣，就使司法機關擺脫地方利益和行政機關的影響，得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7]

（二）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三）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2.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3.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司法腐敗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司法體制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決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現今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種改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司法體制改革需要我們全社會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終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㈧ (15分)【歷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材料一 清末變法改制前，我國的司法制度自古只有辦理之專官，無特設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