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自足性
『壹』 信用證是一項自足文件是什麼意思
信用證是一項自足文件的意思是信用證的開立是以買賣合同作為依據，但信用證一經開出，就成為獨立於買賣合同以外的另一種契約 ，不受買賣合同的約束。
信用證（Letter of Credit，L/C），是指開證銀行應申請人（買方）的要求並按其指示向受益人開立的載有一定金額的、在一定的期限內憑符合規定的單據付款的書面保證文件。信用證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貳』 民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什麼的作用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叄』 討論民法對我國依法治國的作用
A 民法對我國依法治國的作用
民法是生活聯系最緊密的一個法律部門，它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體現在：在法律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促進市民社會的形成；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以及促進人的觀念革新。
憲法確定我國基本治國方略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設的基礎與核心。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民法作為與人類經濟、生活聯系最緊密的一個法律部門，其對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作用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一、法治建設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體系中居於主導地位
完備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關鍵和最基本的標志。在眾多的部門法中，發展歷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民法。眾所周知，商品經濟是民法產生的經濟基礎，而最早的民法就是羅馬法，它是當時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體現了商品經濟最一般的規律。從羅馬法流傳下來的許多基本原則，如平等自由、誠實信用、公平競爭等；基本制度，如所有權、債權制度等等，一直保存至今，我國的民法也不例外。解放後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以及由於民法與人們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漸受到重視，《擔保法》《物權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體現，老百姓也逐漸認識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們翹首以待《民法典》能得以出台，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將會更上一個台階。
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要求經濟運行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組合生產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這對市場主體的自覺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質是對這種自覺性的最好扶持與保障，這正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內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為市場經濟的法律選擇並發揮著主導作用。民法的發展歷程說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門法的基礎，其他部門法可以說都是從不同側面對民事法律關系和基本原則的保護、充實和發展，或者為它們的完滿實現創造必要的法制條件和環境」。又由於民法被實踐所證明的正義性，其他法律也逐漸吸收了民法蘊涵的平等、自由、人權的價值觀念以及源遠流長的基本原則。「有關平等、自由的觀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確認，而後才見諸憲法的。民法的許多觀念幾乎不需要經過任何加工即可成為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成為整個法學發展的向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對多元利益的調整功能使競爭激烈的社會向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因此，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主要法律規范，它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較之其他法律部門更加密切。民法的發展代表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民法的進步將推動法治國家的建設與和諧社會的建立。
二、市民社會是法治產生的社會基礎，民法促進市民社會的形成
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利益分化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大相對立的體系，整個社會就分裂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兩個領域。可見，市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對應的私人自治領域，在這個領域內個人自由地進行商品交換，合理地追求著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繫上，先有市民社會，後有政治國家，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產生的前提，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的體現。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正式表現的一定的政治國家」。那麼，這樣的政治國家必須是一個法治國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國法治建設必須選擇的進路，因此市民社會的建立是中國法治之路的不歸選擇。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會?由於歷史原因及現實情況，我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像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一樣自發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規范與引導。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現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會的表現形態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會的一種內在信念。市民社會中人的價值在法律上反映為兩個方面，即私權的充分享有和私權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這一歷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對市民社會的規范與引導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用權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價值及具體制度來保證私法主體的利益和經濟民主的實現；另一方面它又通過界定國家權力運作的范圍，來控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尊重私權，真正實現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實質調整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法越發展，市民社會越發達，政治國家的領域也就越狹小，民法成了市民社會建立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可見，確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體現。
三、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民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法治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沒有市場經濟，法治國家的建立將是空中樓閣。綜觀人類社會的歷史，法治總是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有關，而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以國家壟斷為內容的產品經濟、計劃經濟無緣。西方國家法治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一個國家法治的實現程度取決於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依法治國依賴充實完備的法律，法律的出現源於社會的需要。而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交換的不發達使得社會對復雜的法律規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於習慣、宗教等；在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經濟關系由行政命令來調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是以市場作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經濟關系靠經濟規律自發調節，社會需要大量的法律規范，法治國家才有實現的可能。市場經濟本質上必然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構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自我權益的關注更自覺、更積極，對法治的要求更強烈，民法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因為市場范圍的大小、市場成熟程度、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主體的獨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確認市場主體的獨立資格為首要任務。賦予市場主體以法律資格相當於為市場經濟注入鮮活的血液，它使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轉起來。這種對主體資格的確認徹底摒棄了等級特權思想，培養了人們獨立人格與自由權利的觀念。市場經濟的張揚個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滿足了民法公平、正義、自由的精神內涵，從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們的思想，使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其次，民法以通過設置並不斷壯大民事權利的方法，使人們得以自由地從事民事行為並受到民法的保護。再次，民法通過規定基本制度與原則來對多元的利益沖突加以協調，促使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進行。最後，民法的責任制度能保障市場主體權利的實現，從而創造一個和諧的競爭環境。
總之，民法以人為中心，以意思自治為基本理念，以權利為基點，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手段，以責任制度為保障，為市場經濟法治化作了科學的構建，使市場經濟獲得了一個完整的法制基礎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設是人的工程。民法推進人的觀念革新
法治建設歸根結底是人的工程。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必然是依法治國的主體。法治的實現不僅在於有無良法的存在，更在於法律被遵守的程度。守法的行為源於守法的觀念，守法的觀念來自對法律的信任，亦即對自己及他人權利的尊重。因此，權利觀念的培養是法治建設的思想基礎。沒有觀念的革新，法治便是空談。
中國古代由於長期的自然經濟與重農抑商、重刑主義，使得商品生產與交換被遏制在極狹小的空間內，商品經濟極不發達，也無從產生自由、平等、公平等觀念；並且由於幾千年專制體制即人治社會對中國的政治統治、身份有別、國家本位的思想統治，使人們習慣於從義務的角度思考自己和評價他人的行為，因而很難滋生出權利的意識。在人格不獨立、身份不平等、身體不自由的地方，法治便是遙遠的夢想。而民法蘊涵的傳承於羅馬法的私法自治、身份平等、私權神聖的基本理念，必然有助於現代社會人們權利觀念的培養，而且只有在這種權利文化中才能造就出法治所需要的理性公民。隨著民法原則被憲法升格為民主與法治的普遍原則，權利觀念已滲透到整個社會中。高度宣揚民主與民法精神，使公民的權利觀念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轉變，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公民具有正確的、強烈的權利義務觀念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條件，因為從根本上說，法治要靠公民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來實現。
總之，民法是權利法的性質，獲得私人的權利是民法的終極關懷。盡管任何法律都以保護人的權利為宗旨，但只有民法表現得最徹底、最充分、最淋漓盡致。提高民法的地位有助於人們更好地去關注自己的權利，去尊重他人的權利，這樣，法律的權威必將樹立，法治的國家必將到來。
『肆』 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徵，小農經濟有什麼局限性
1、小農經濟一般以家庭為單位生產，在小塊土地上進行分散經營；小農經濟採用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方式，一般自給自足，自產自銷；小農經濟主要是滿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和納稅，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較低，抵抗天災人禍的能力較弱。2、小農經濟經營規模小、生產條件簡陋、生產效率低下、經營單位分散而少有聯系、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薄弱、兩極分化嚴重。
一、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徵
1、分散性
小農經濟一般以家庭為單位生產，在小塊土地上進行分散經營。
2、封閉性
小農經濟採用個體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方式，一般自給自足，自產自銷。
3、自足性
小農經濟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納稅，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濟地位不太穩定，在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易於走向貧富兩極分化。
4、脆弱性
小農經濟生產力水平較低，抵抗自然災害和暴政襲擊的能力弱。
二、小農經濟有什麼局限性
1、小農經濟經營規模小，生產條件簡陋，缺乏必要的積累和儲備能力，生產時難以集中，經不起風吹浪打。
2、農業的經營單位分散而少有聯系，一般自給自足，自產自銷，相互之間缺少來往和合作，不利於商品流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3、小農經濟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薄弱，易受天災、苛政、土地兼並的影響，特別是王朝政策的影響。
4、小農經濟生產效率低下，再加上長期受到封建禮教的熏陶，使得它的發展受到了制約。
5、小農經濟常出現兩極分化，除了少數人因生產條件比較優越、家庭生活負擔較輕，或適逢市場有利的情況，可發家致富外，多數人往往陷於貧困和破產。
『伍』 2020年我與民法典的故事範文5篇精選
以人民為中心，問計於民、服務於民，做人民群眾的知心人。下面是小偏整理的2020年我與民法典的 故事 範文 5篇精選，感謝您的每一次閱讀。
民法典徵文一
典，意味著規范，系統。法典，是對法律的提煉與整合。薩維尼說：「法典是對全部現有法律系統性的整理與編纂，並且具有由國家賦予的排他性的的法律效力。」培根說：「應當制定一部法典的時代，必當在智慧上超越此前的一切時代，因此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其立法能力必定為其他時代所不及。」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新中國首部民法典的問世，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障人民權益具有重大意義。意味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將因這部法典的誕生而被深刻改變。
作為新時代的法典，民法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得以實現。例如，民法典規范了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涉及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業發展息息相關。民法典的到來，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更加有序，讓社會更加和諧。
作為一部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法律，民法典的實施，在我國立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先後經過4次修改，歷時五年，終於頒布實施，實現了幾代人的夙願。他的出台緊扣時代脈搏，回應時代需求，它標志著我國私權治理體系的雛形基本形成，我國對於民事權利的保護將進入全新的「民法典時代」。我們相信，作為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標志之一，民法典必將成為新時代制度文明的重要基石。
「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隨著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經濟社會生活中各種利益關系不斷變化，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全體黨員應順應時代潮流，以更高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要堅持問題導向，適應技術發展進步新需要，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推動民法典不斷完善和發展。
民法典徵文二
2020 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稱民法典)，一經公布，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和討論的 熱點 。作為基層幹部，就要蹭這個熱點，加強民法典學習宣傳的同時，做人民群眾的知心人、帶頭人和老實人，讓民法典根植於心、篤於行。
以人民為中心，問計於民、服務於民，做人民群眾的知心人。民法典是一部「社會生活 網路 全書」，因涉及面廣，涵蓋面深，對每一個人的言行具有很強的約束意義。作為基層幹部，是為基層人民群眾服務的，是人民群眾身邊的知心人，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為中心開展，始終做到人民群眾在哪裡、幹部的心就在哪裡，人民群眾需要什麼、幹部就要去想什麼，人民群眾盼什麼、幹部就要干什麼。只要時時處處想著人民群眾，急人民群眾之所急，解人民群眾之所憂，化人民群眾之困，人民群眾就會把幹部的實干精神藏在心頭、放在嘴上，干群關系就十分融洽，人民群眾就會把幹部當親人，有什麼心裡話都會跟幹部講，還處處誇獎幹部的好，把幹部當成無話不說的親人，大家共同攜手為小康生活齊心奮斗。
以法律為准繩，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做黨紀國法的帶頭人。民法典第一章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作為基層幹部，是離人民群眾最近的人，也是跟人民群眾經常打交道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需要掌握一定的 法律知識 ，特別是在服務人民群眾領域內的法律法規知識，不僅要熟記，還要落實在行動上，時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在民事糾紛、鄰里糾紛和家庭矛盾等調解化解中，要公平公正依法做好人民群眾的調解員，在體現法律的公信力的同時，也是體現基層幹部帶頭學習黨紀國法、應用法律維護合法權益，也是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基層人民群眾中，大力開展學法普法宣法活動，基層幹部更要時刻以黨紀國法規范言行，在人民群眾中樹立學法用法的典範。
以典型為榜樣，學有成效、行有標准，做甘於奉獻的老實人。身處基層就要為基層人民群眾謀事幹事，首先要講奉獻，奉獻是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利益至上等甘於奉獻，為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要甘於奉獻乃至生命。在新冠肺炎救治中的白衣天使、「直播帶貨」的縣長、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張富清、排雷英雄杜國富、奮戰在脫貧攻堅付出寶貴生命的黃文秀等都是大家學習的榜樣。「人不率，順不從;身不先，則不信。」作為基層幹部，在學習榜樣中、汲取榜樣的力量的同時，要在實際的工作中修身做表率，才能做到學有成效、行有標准、做有樣子，就有人民群眾的「口碑」，幹部所做的事業就會芝麻開花——節節高。
民法典徵文三
無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律就談不上保障人民權益，要保障人民權益，建立法治國家、依法治國，首先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民法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將保護人民合法權益向縱深推進。
民法典具有中國特色，具有實際指導意義。民法典的誕生不僅整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長期實踐以來形成的民法規范，還吸收了中國民族優秀的法治 傳統 文化 內涵，並且具有強烈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法律基本屬性，是充分結合了中國國情和社會民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集大成者。
民法典通過固根本、穩預期促進發展。人心定才能事竟成，要定人心就要提供好的法治環境，要充分保障人民權益，要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首先要固根本，這個根本就是以法律形式再次強調市場對經濟的決定地位，強調我國堅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決心;其次穩預期，用法典的形式保障權益，用更深入的法制化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消了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為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提供堅強的法律支持。
實施好民法典，要廣泛開展民法典宣傳 教育 工作，將其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點工作來抓。抓住機會加強普法教育宣傳，提升公民法律素養，要宣傳好法典條文、闡釋好法律精神、運用好法律實踐，明確社會主體權、責、利的邊界，堅決保護民事權利不受侵犯，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能力，讓民法典深入人心、融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真正做到普法惠民。
民法典徵文四
「 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清楚」的明確要求，為加強民法典重大意義的宣傳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是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調整規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這是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見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涉及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業發展息息相關，堪稱「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比如，物權是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的重要財產權，人格
二是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民法典把我國多年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成果用法典的形式確定下來，規范經濟生活和經濟活動賴以依託的財產關系、交易關系。比如，民法典明確平等保護物權的基本原則，吸納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新表述，等等。實施好民法典，「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是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提高我們黨治國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動的范圍和界限，開展工作要考慮民法典規定，不能侵犯人民群眾享有的合法民事權利;另一方面，有關政府機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要依法履行職能、行使職權，保護民事權利不受侵犯、促進民事關系和諧有序。
民法典徵文五
民法典是中國歷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典，一部以人民為中心的法典，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自己的法典。民法典將一個中國人從成為胎兒時所帶的權利，到離世時擁有的權力和該盡的義務，涉及到人身、人生、財產、親友夫妻關系、知識產權、企業等方方面面可能接觸到的法律問題都盡可能涵蓋進去，它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通過今後的司法實踐和民眾反饋，通過未來無數的案例和立法者、釋法者不斷的補充，終將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生活網路全書。
一部好的法典，必然要緊扣時代脈搏，映射偉大時代的奮進征程。民法典的編纂不僅充分體現了民主立法、科學立法，更體現了其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徵，充分回應了「中國之問」和「時代之問」「一部優秀的民法典，嵌入和映照著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大脈絡，並非言過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後，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進一步提升，對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的需求更加強烈，需要維護人格尊嚴，不僅要吃得飽，穿得暖，還要活得有尊嚴、有體面，對財產安全、人身安全保護的需求也更加強烈。民法典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也開啟了我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為實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堅實可靠的法治保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這場「盛世修典」，記錄下時代發展的印記，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樹立了法治中國新標桿。
民法典的出台，全面強化了對人民群眾人身權、人格權、財產權的保護，保護人民群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民法典回應了民生的關鍵問題,更好地體現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對生活、消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一一予以解答，對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許多問題明確回應，豐富地展示了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能夠真正用來解決和調節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回應社會關切，將在保障人民權益、增進民生福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法典也為民事規范的基本准則提供了穩定的架構，有利於司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法典的靈魂在於體系性。民法典的系統化，意味著民法更加專業、全面、協調、為更多人熟知，也必然會被越來越多人接受並進一步指導人們從事好社會生活。作為現代社會的一般私法以及網路全書，民法典通過合理的架構為民事活動提供各種基本准則，為交易活動確立基本的規則依據，更提供了穩定的價值體系，體現了現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發展價值」，並圍繞這些價值進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
對於法律工作者而言，民法典是正確適用法律的重要保障。體系化的民法典不僅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內容的完備性以及邏輯自足性，還統一了市場法則，能保障法制統一，避免民法規范與行政法規、地 方法 規等的矛盾沖突。此前我們往往在「找法」時無從下手，在眾多單行法、相關司法解釋及行政法規中難以抉擇，常常出現「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現象。今後，通過領略民法典的規則和精神，法官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據。我們檢察人員也更容易刑法與民法的界限、從而區分罪與非罪。
當然，司法者、執法者和守法者對民法典必然會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學好民法典，是法律工作者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一名檢察人員，我們在工作、生活中，都要不忘學習和運用民法典，同時對身邊的人和案件中遇到的當事人積極普法，幫助他們更好地運用民法典保障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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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自足性是什麼意思如「法律的自足性」這樣的說法
好像是一樣事物或一個系統在某方面不依賴於外界條件的意思。稱為在該方面具有自足性。
『柒』 漢代的田莊經濟屬於國家土地所有制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地主土地私有制
漢代田莊商業經營探析
杜慶余
(山東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2)
東岳論叢2006年第5期
[關鍵詞]漢代田莊；商業經營；內外市場；經營方式；漢代政策
[摘要]漢代田莊的商業經營活動十分活躍，存在著田莊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兩個並行的、關系緊密的市場。田莊內部市場的交易主要是為了滿足田莊內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田莊外部市場的交易則主要是為了獲得貨幣和增值。漢代田莊活躍的商業經營活動所形成的兩個市場，是由漢代田莊的經營方式，特別是漢代的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所造成的結果。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06)05-0134-04
[收稿日期]2006-03-20
[作者簡介]杜慶余(1971—)，男，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人員。
一、引 言
傳統觀點一般認為，漢代田莊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單位，很少與外界有商品往來，即使有商業活動，也是在田莊內部進行，即「閉門成市」。如邱漢生先生認為，東漢「田莊是一個經濟上完全自給自足的單位，從吃的、穿的、生產工具、武器，以至疾病醫葯所需，都不必外求」[1]。朱紹侯先生認為，漢代田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單位」，「可以『閉門成市』」[2]。何天明先生認為，漢代庄園「內部基本自給自足，閉門成市，很少對外交換」[3]。蕭放先生認為，東漢貴族的「一個庄園就是一個內聚的、自足的經濟社會單位」[4]。然而，通過考察漢代田莊的經營方式和漢代的政策，可以證實漢代田莊無論內部的商品交換，還是田莊同外部的商品貿易往來，都相當活躍，存在著田莊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兩個關系緊密的市場，並非傳統觀點所認為的只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
近年來已經有些學者開始認識到漢代田莊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經濟狀態。如樊樹志先生認為，漢代田莊是「一個基本自給自足的半封閉式經濟單位」，「剩餘產品也進入商品流通之中」[5]。馬新先生認為，漢代田莊「在漢代商品經濟的運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田莊既是商品市場的重要供應者，又是商品經濟的重要經營者」[6]。王彥輝先生認為：「『閉門成市』一句，不過是形容田莊生產的各種產品達到了很高的自給程度，而非田莊不需要同外部市場聯系，也絕非僅把內部消費之餘才拿到市場出賣。」[7]雖然這些學者都已認識到漢代田莊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經濟狀態，其在漢代商品市場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並從漢代田莊的生產經營方面對其原因進行了一些說明，但卻未對其商業經營的根源做更深一步的分析。為此，本文擬對漢代田莊的商業經營及其根源加以探析，以求對其有一更全面的認識。
二、兩個市場的運行
筆者認為，漢代田莊的商業經營活動十分活躍，存在著田莊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兩個並行的、關系緊密的市場。這兩個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參與流通的商品、對田莊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田莊內部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田莊內的廣大農民，包括與田莊主屬於同一宗族的農民和外來的依附於田莊主的佃農、雇農等其他依附農民，田莊主有時候也參與其中。田莊內部市場出售的商品，主要是田莊內部生產的物品。《四民月令》所記載的商品交換，反映了漢代田莊內部市場交易的狀況，在田莊中，各種農副產品均可在集市上出售，田莊內的商業活動是較為頻繁的。如
正月……收白犬骨及肝、血。
二月……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收薪炭。
三月……可糶黍。買布。
四月……可糶穰及大麥。收敝絮。
五月……糶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糶大豆。糴穬、小麥。收縑縛。
七月……可糶大、小豆。糴麥。收縑練。
八月……糶種麥。糴黍。
十月……賣縑帛、敝絮。糴粟、大小豆、麻子。收括樓(瓜簍)。
十一月……買白犬…糴粳稻、粟、大小豆、麻子[8]。
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買進賣出的商品主要是糧食和絲麻織品，此外還有一些葯材等，基本上是田莊所產，日常所需。這些商品的買賣是以田莊為中心進行的，參與的對象主要是田莊中的農民，買賣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田莊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當然也不排除田莊主在收獲季節以低價收購糧食，在青黃不接之際或者播種季節時以高價賣出糧食，從中獲利。但是，作為田莊內部市場來說，它的主要作用還是通過田莊內部的交易而使得田莊內部達到互通有無，從而滿足田莊內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維持田莊的生存和發展。
在田莊內部進行頻繁商品交易的同時，田莊同外部的貿易往來也是很活躍的。雖然綜合經營的田莊所生產的產品能夠使田莊「閉門成市」，基本上達到自給自足，但這並不等於田莊不同外部進行商品往來。田莊同外部市場的商品貿易，主要是通過田莊主進行的，田莊的其他居民有時候也會參與其中。史書記載的一些大田莊主往往都以善於經商著稱，他們既是大田莊主又是大商人。如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9](《樊宏傳》)；李通「世以貨殖著姓」[9](《李通傳》)，等等。仲長統對漢代田莊主的經商活動作過高度概括，他說：「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9](《仲長統傳》)《漢書·貨殖傳》也說：「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田莊同外部市場交流的物品，主要是輸出田莊主通過田租形式收上來的糧食等農副產品和田莊主所開設的各種作坊所生產的手工業製品。田莊從外部購進的物品主要是由於受田莊自身條件的限制在田莊內不能生產和受當地自然條件限制在田莊內無法生產的一些物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鹽、鐵和一些地域性很強的產品等。此外，為了滿足田莊主及其家庭成員和田莊中的其他富裕居民的消費需要，也會購入一些生活奢侈品。從總體上說，從田莊輸出到其外部的商品數量要遠大於從田莊外部輸入到田莊內部的商品數量。與田莊內部市場的商品交易不同，田莊同外部市場進行貿易所起的主要作用不是滿足田莊日常生活消費的需要，而是給田莊帶來大量的貨幣，增加田莊的財富。
三、兩個市場運行的根源
漢代田莊所出現的內、外兩個市場並存運行的狀態，並且這兩個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參與流通的商品、對田莊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的情形，是有其特定的根源的。在其特定的根源當中，田莊的經營方式和漢代的政策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漢代田莊內部市場的形成，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田莊的經營方式。具體地說，主要是由於田莊內部的整體綜合經營與田莊內小農個體生產的單一經營造成的。田莊的綜合經營，是田莊能夠「閉門成市」的物質基礎。據史料記載可知，漢代田莊的經營方式是以農業為主，進行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的。樊重所經營的田莊是西漢後期田莊的典型代表。《後漢書·樊宏傳》說：「(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處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水經注·沘水》也記載了樊重田莊的情況：「(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富擬封君。」從上述文獻記載的樊氏田莊的情況來看，田莊中除了經營農業外，還有畜牧業、漁業、林業、紡織業以及其它一些手工業生產，同時也進行商業貿易。根據崔定的《四民月令》，我們可知東漢時期的田莊依然保持著這一特色，是農、林、牧、漁以及手工業、商業綜合經營的經濟單位。田莊中規模性的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以及「巧不可言」的手工業生產技術，所提供的產品為田莊的「閉門成市」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雖然整個田莊是綜合經營的，但田莊內的小農卻不是綜合經營的，即便是有些小農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可以通過男耕女織的方式解決衣食的基本生活要求，但也不可能解決全部生活的需要。如衣服的染色，油、鹽、醬、醋之類的生產，都不是只靠個體小農自己的力量就能解決的。而進行農業生產所必需的鐵制農具等，這些更是要靠田莊的力量才能解決。當然，即便是田莊里能夠供應這些物品，也是非買不可的，田莊主不可能對其無償供應或分配。田莊中的宗族、佃客、徒附等為了獲得這些生活和生產的必需品，必須出賣他們的產品以獲得貨幣，然後買回這些必需品。因此，這就形成了田莊的內部市場，也就是文獻資料上所說的田莊內「閉門成市」的景象。
漢代田莊同外部市場的貿易往來，起主要作用的是漢代的政策。雖然漢代田莊的經營方式使得田莊所提供的產品超出了田莊本身的需求，剩餘的產品要推向市場，從而使田莊與外部市場聯系起來。但是，使漢代田莊這樣一個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的、有明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傾向性的經濟實體和外部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漢代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則是更大的。換句話說，也就是漢代的政策決定了漢代田莊不可能成為一種封閉式的經濟狀態。因為根據漢代的政策，在當時輕地租重人頭稅的情況下，無論是田莊主還是田莊的其他居民，都必須要向國家交納大量的貨幣以完成國家的賦役。而要獲得這些貨幣，則必須要把田莊生產的物品賣到外面去，同外部進行商品貿易。
首先，田莊主及其家屬作為國家的臣民，必須要向國家納稅服役。田莊主佔有土地，須向國家交納田租。由於田租是實物地租，這一項不需要貨幣。但是，到了東漢後期，除了「三十稅一」的田租之外，出現了田畝附加稅。《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八年八月條雲：「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田莊主要完成田畝附加稅的徵收，就必須要獲得貨幣。佔有土地的田莊主，在交納田租的同時還要交納芻稿稅。「芻」、「稿」同田租一樣，也出自田土。西漢末年，芻、稿稅由徵收禾稈、草料等實物，變成了錢幣折納。《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注引《東觀漢記》曰：「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稿錢若干萬。」
除了要交納田租之外，田莊主及其家屬還必須向國家交納人頭稅。《漢書·高帝紀上》雲：「四年……八月，初為算賦。」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齣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代的人頭稅，除成年人的算賦之外，還有未成年者的人口稅，叫做「口賦」、「口錢」或「頭錢」。《漢書·昭帝紀》載元鳳四年令：「毋收四年、五年口賦。」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齣口賦錢，人二十三。」東漢時期的算賦、口錢之制，一如西漢。田莊主及其家屬作為國家的臣民，必須要對國家服徭役。漢政府規定，成人每人每年要親身服役一月，不去者用錢二千直接僱人代服一月之役。一般來說，田莊主及其家屬是不會親自去服徭役的，那麼他們就要向國家交納代役錢。此外，還有「更賦」，它是成人每年每人必須戍邊三日之役的替代稅，每人每年三百錢，這是法定的，一般的田莊主沒有豁免權。由此看來，田莊主要為自己和家人完成國家的人頭稅、徭役和更賦所需的錢的數量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田莊主作為擁有大量財產的國家臣民，必須要向國家交納財產稅。「貲算」是對商賈以外居民徵收的財產稅，它是以財產為稅基，以戶為單位徵收的一個稅目，其稅率為每一萬錢家產納稅一百二十錢。《漢書·景帝紀》載後元二年五月詔日：「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眾。」顏師古注引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應為百二十之誤)也。」田莊中養殖大量的牲畜，田莊主還可能要向國家另行交納「馬口錢」或「六畜稅」。《漢書·西域傳》其「贊」雲：「孝武之世……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漢書·翟方進傳》有「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的話。顏師古注引張晏日：「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此外綜合經營的田莊還須向國家交納包括酒稅、鹽鐵稅、魚稅以及各種土特產稅在內的雜稅。
根據上述情況可知，田莊主向國家交納的賦稅中，實物稅的比重相當小，貨幣稅佔了主要部分。由此觀之，田莊主要完成國家的賦稅，就必須要獲得大量的貨幣，而田莊主獲得貨幣的途徑，無非是向田莊中的人徵收或出賣商品。根據史書記載可知當時田莊主徵收的是實物地租，因此，田莊主要獲得貨幣，就必須對外進行貿易往來，把通過田租形式收上來的糧食等農副產品和他的各種作坊所生產的手工業製品賣到田莊以外，以換回他所需要的貨幣。
也有學者認為田莊主是不向國家繳納賦稅的，甚至田莊中的宗族、賓客、徒附也是不用向國家交納賦稅的，如烏廷玉先生認為，賓客「不給國家納稅服役」，是「蔭庇的私屬」[10]。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是田莊主還是田莊里的其他居民，基本上是要負擔國家賦役的。
田莊主及其家庭成員應納稅服役的情況，可從一些文獻資料里看出。如《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四年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漢書·高帝紀下》載：五年詔日「諸
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漢書·宣帝紀》載：宣帝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復」的含義是免除徭役賦稅。《漢書·儒林傳》載：「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顏師古注目：「蠲其徭賦也。」)從這些記載來看，即使是宗室成員、諸侯子弟、功臣後裔，也是要服役納稅的，否則不可能出現關於免除其徭役賦稅的記載。既然情況如此，田莊主還能輕意的就免除徭役了嗎?當然，有些田莊主確實是可免除徭役的，但是這些人的數量是很少的。漢制規定爵位至五大夫以上者或是做了鄉、縣的三老，可免除徭役。即使田莊主不要納稅服役，但也不等於其家屬不要納稅服役。
其次，田莊中的其他居民，如宗族、賓客、徒附在田莊中租種田莊主的土地，不用向國家交納田租、芻稿，但他們是要向國家納稅服役的，亦即算賦、口錢、更賦、貲算是免不了的，因為他們還是國家的「編戶齊民」。而算賦、口錢、更賦、貲算要以貨幣形式交納。僅算賦、更賦兩項，每個成年男丁每年的交納量就要四百二十錢。這就迫使這些人必須將自己的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轉為貨幣，然後才能完成賦稅。有些學者認為，漢代田莊中的依附民已經脫了國家戶籍的控制，不再向國家納稅服役。如蕭放先生認為，「部曲佃客已脫離了國家戶籍控制，成為世族的依附民」[11]；林劍鳴先生認為，「『徒附』已經脫離國家編戶，成為統治庄同的豪族地主屬下的成員」[12]。這可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即使到了漢代末年，隱匿賓客服役還是非法和被禁止的。《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雲：
太祖平荊州，以芝為菅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薄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椽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徭，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調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都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
這個主薄劉節，擁有「賓客千餘家」，都是應當服役納稅的人，劉節利用權勢庇護他們不去服役。但這種情況在當時還是非法的。否則，司馬芝就不會「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指責劉節「賓客每不與役」，並「具陳節罪」。根據漢律規定，使用奴婢要「倍算」(《漢書·惠帝紀》六年條注引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倍算」當然是由奴婢的主人交的。如果宗族、賓客、徒附不必承擔國家的任何義務，有哪一個田莊主還願使用奴婢?可漢代使用奴婢的情況還是較多的。
漢代有較嚴密的戶籍登記管理和人口核查制度以及嚴格的懲罰隱匿人口的措施，在正常條件下農民難以脫離戶籍，附託大家，也使官貴豪強不敢輕易隱匿流亡的人口作為役使的對象。據居延漢簡可知，漢代戶籍登記的內容非常詳盡，包括戶主的籍貫、住址、爵位、職務、姓名、年齡、身高、膚色，家屬的性別、年齡及其相互關系等。漢代在進行嚴密戶籍登記管理的同時也建立了嚴格的人口核查制度。漢代人口的核查工作是在徵收人頭稅時進行的。一般說來，每年的八月是核對戶口，徵收算賦、口錢之時。《後漢書·皇後紀上》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李賢註：「《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算賦，故曰算人」。再據《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四年七月條詔「方今案比之時」句，李賢註：「《東觀記》曰：『今年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可知各地官員在每年八月徵收賦稅的同時要案驗戶口。對農民的脫籍流亡，漢政府制定了許多強迫流民返歸鄉里的法規，如「舍匿法」、「流民法」等，以加強對流民的控制。「舍匿法」又稱「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禁止隱匿流亡人口，所謂「亡之諸侯，遊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13](《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在這種情況下，隱匿戶口的依附家農只能是少數。
在嚴密控制戶籍的基礎上，漢代制定了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田莊主還是田莊里的其他居民(奴婢除外)，一般都要向國家交納大量的貨幣以完成賦役。為了完成國家的稅收，田莊主和田莊其他居民就不得不把他們產品拿出來，並且運到田莊之外去賣，以換回自己需要的貨幣。所以說漢代的政策決定了漢代田莊不可能是封閉的經濟狀態。這當然同時活躍了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漢代商品經濟較為繁榮的原因之一。
四、結 語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漢代田莊的經營方式，特別是漢代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使田莊與整個社會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本質上說，田莊具有相當的自給自足性，它有明顯的游離於社會之外的傾向性。這是由田莊綜合經營的特性決定的，因為它能夠「閉門成市」，自給自足。但是，田莊綜合經營的豐富產晶和田莊主對財富增值的追求以及漢代的政策又把它與整個社會緊緊地拴在了一起，使它不能游離於社會之外。傳統的觀點只是看到了漢代田莊的自給自足性，也就是綜合經營，所需物品，不必外求，從而斷定它「閉門成市」，很少對外進行交換。認識到漢代田莊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經濟狀態的學者，則是從田莊的經營方式來看的，認為漢代田莊進行商業經營是由於田莊的產品有剩餘而進入流通領域或是由於逐利而經商，而沒有把它放到大的社會環境中去考慮，沒有從國家政策這方面來考慮。從實際情況來說，在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政權統治之下，國家怎麼能夠允許在它統治的范圍內出現大量脫離它的控制而存在的田莊呢?漢政府就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通過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主要徵收貨幣賦稅，使漢代田莊與外界市場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商品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具備了商品產生所需要的兩個基本條件：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各個行業的生產者生產出不同的產品，由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這些產品分屬於各個生產者私有，不能直接進行產品的分配，必須採取商品交換的形式，通過買賣來滿足各自生活和生產的需要。因此，商品的交換是自由自願的。然而，漢代田莊的商業經營，主要不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而是漢代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給逼出來的，田莊多是被動地而非主動進入整個社會大市場的，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有時候那是不得不去賣。推而言之，漢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也不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也是漢代重人輕地的賦役政策所造就的，是不健全的、非成熟的、人為的繁榮，一旦政府的控制力遭到削弱，無法控制這些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田莊的時候，這種商品經濟繁榮的景象自然也就隨之破滅。那麼，為什麼漢代前期商品經濟竟是如此的空前發達，而到了漢代後期甚至是漢代以後很長的時間還很難達到這種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捌』 自足性 哲學名詞上什麼意思
哲學家康德認為，「應該蘊涵能夠」（Ought implies Can)---理性的個人，想要成為一個道德的人，就必須具有一種有意識的選擇自由。許多啟蒙政治思想也從這個毋庸置疑的前提出發：有意識的和理性的個體可以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政治偏好。尼采對傳統道德和政治學說的譜系研究，揭示出個人幾乎沒有什麼真正的或獨立的選擇。由權力意志產生的斗爭，一人們常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產生出他們的信念、態度和價值。尼採的思想雖然算不上連貫一致，但他也主張，即使是一個獨立主體的存在也都是一個神話。
『玖』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範文五篇
《民法典》是社會生活的 網路 全書，重在保護私權利，與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密切關聯，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各類糾紛和矛盾的解決均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據和支撐。一起來看看《民法典》 觀後感 個人心得 範文 五篇，歡迎查閱!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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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是萬法之母，是生活的網路全書，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離不開民法，可以說，民法是社會生活領域最重要、最基礎的法律，關乎人民的日常生活，關乎國家的經濟制度，關乎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明確住宅70年後自動續期，老人再也不用擔心養老問題;設置30天「離婚冷靜期」;人格權法獨立成編;放寬對收養條件限制;擴大扶養人的范圍;明確將自然人的「電子郵箱地址」和「行蹤信息」納入到個人信息保護的范圍等諸多內容。除此之外，民法典還涉及優良家風入法、繼承人寬恕制度、老年人居住權等內容，充分體現了權利保障和以人為本的精神，既有法律的庄嚴，又充滿著人性的溫度，這也說明我國在立法技術層面又有了新的提升。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2
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更是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願望、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劃時代」法典。而在此時，如何實施好「民法典」，切實發揮其效用，各級黨組織及廣大黨員幹部的舉措就顯得尤為重要。要帶頭示範，深刻理解法典條文，將其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當好民法典使用的「領頭雁」。要廣泛收集民情民意，將其不斷配套、補充、細化，把「民法典」放在發展的滾滾車輪上。也要用好監督手段，規范公正文明執法，以此為基抓好法治型政府建設。
「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理解」是衡量「民法典」效用的標尺。知行合一，亦要先知而後行，是王陽明先生在認識事物時所推崇的思維模式，正如認識「民法典」時，各級黨組織與廣大黨員幹部更要在「理解」上下功夫，從而帶頭發揮出其優勢。其一，要聚焦理解「民法典」條款。民法典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條文最多、體量、編章結構最復雜的一部法律，其專業術語眾多，更是要選取與工作相關的進行專業解讀，加快民法典融入政府工作的腳步。其二，要深度理解「民法典」的「人民情懷」。「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堅持將「人民至上」理念融入民法典的推廣與實施工作，大力開展普法工作，引導群眾形成自覺守法習慣，鼓勵群眾靠法的意識和能力解決問題，讓百姓主動拿起法治武器。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民意」是推動「民法典」發展的動力。「法與時轉則治。」亦指法律應與時代需求相切合，民法典的發展思路也是如此。當前，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民法典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時代難題，需要不斷在實踐中去探索、去解決，才能讓民法典久久留下為民服務的身影。而「解鈴還須系鈴人」，促使民法典完善更新的正是民情民意。故此，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多聽群眾呼聲，找准民法典在解民憂方面存在的不足，歸納整理，及時上報。要拓寬與民交流 渠道 ，多使用調研、走訪等方式尋找民法典使用、推廣的難點、堵點，聯合地方專業法律機構力量，共同分析研討，爭取早日補足存在短板。要重視地區案例，及時吸納其他地區群眾意見與相關案例處理 經驗 ，舉一反三，幫助「民法典」發展穩定，從而順利使其融入群眾，服務群眾。
「十目所視，十指所指」，「監督」是維護「民法典」宗旨的武器。民法典的出台無疑是為法治型政府建設安裝了「強引擎」，也為維護人民利益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保證。加強對民法典實施工作的監督力度，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高「民法典」公信力已成為實施「民法典」中的關鍵。因此，各級黨組織以及黨員幹部要從自我監督做起，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等日常工作的准繩，不得作出危害公民權益的任何決定。要從日常監督中加大規范行政處罰、行政檢查、行政裁決等活動，並依法嚴肅處理侵犯群眾合法權益的行為和人員，提高群眾公信力。要引入群眾監督機制，促使各級司法機關及時修改完善相關民事司法解釋，統一民事法律適用標准，幫助民法典順利落地生根。
「民法典實施得好，人民群眾權益就會得到法律保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就會更加有序，社會就會更加和諧。」就民法典的實施意義做了精準概括。用好民法典，撫平百姓心，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要深刻理解民法典出台之含義，在民法典的實施中摻入濃濃為民情，在維護人民權益與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上貢獻光和熱!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3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向世界宣告著「民法典時代」正式到來。這是人類法治濃墨重彩的時刻。占人類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器，是中國法律的鴻篇巨制，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招牌商標，甚至是人類法治史、文明的一樁大事件。
民法典是中國歷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典，一部以人民為中心的法典，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自己的法典。民法典將一個中國人從成為胎兒時所帶的權利，到離世時擁有的權力和該盡的義務，涉及到人身、人生、財產、親友夫妻關系、知識產權、企業等方方面面可能接觸到的法律問題都盡可能涵蓋進去，它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通過今後的司法實踐和民眾反饋，通過未來無數的案例和立法者、釋法者不斷的補充，終將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生活網路全書。
一部好的法典，必然要緊扣時代脈搏，映射偉大時代的奮進征程。民法典的編纂不僅充分體現了民主立法、科學立法，更體現了其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徵，充分回應了「中國之問」和「時代之問」「一部優秀的民法典，嵌入和映照著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大脈絡，並非言過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後，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進一步提升，對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的需求更加強烈，需要維護人格尊嚴，不僅要吃得飽，穿得暖，還要活得有尊嚴、有體面，對財產安全、人身安全保護的需求也更加強烈。民法典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也開啟了我們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為實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堅實可靠的法治保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這場「盛世修典」，記錄下時代發展的印記，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樹立了法治中國新標桿。
民法典的出台，全面強化了對人民群眾人身權、人格權、財產權的保護，保護人民群眾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民法典回應了民生的關鍵問題,更好地體現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對生活、消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一一予以解答，對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許多問題明確回應，豐富地展示了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能夠真正用來解決和調節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回應社會關切，將在保障人民權益、增進民生福祉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法典也為民事規范的基本准則提供了穩定的架構，有利於司法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法典的靈魂在於體系性。民法典的系統化，意味著民法更加專業、全面、協調、為更多人熟知，也必然會被越來越多人接受並進一步指導人們從事好社會生活。作為現代社會的一般私法以及網路全書，民法典通過合理的架構為民事活動提供各種基本准則，為交易活動確立基本的規則依據，更提供了穩定的價值體系，體現了現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發展價值」，並圍繞這些價值進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
對於法律工作者而言，民法典是正確適用法律的重要保障。體系化的民法典不僅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內容的完備性以及邏輯自足性，還統一了市場法則，能保障法制統一，避免民法規范與行政法規、地 方法 規等的矛盾沖突。此前我們往往在「找法」時無從下手，在眾多單行法、相關司法解釋及行政法規中難以抉擇，常常出現「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現象。今後，通過領略民法典的規則和精神，法官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據。我們檢察人員也更容易刑法與民法的界限、從而區分罪與非罪。
當然，司法者、執法者和守法者對民法典必然會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學好民法典，是法律工作者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一名檢察人員，我們在工作、生活中，都要不忘學習和運用民法典，同時對身邊的人和案件中遇到的當事人積極普法，幫助他們更好地運用民法典保障自己的權益。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4
2020年5月28日，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頒布。這是一部凝聚著中國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典，這是一部寫滿14億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夢想的法典。生活的溫度，在法典的一字一句之間流淌。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民法典》保護公民合法權益，是公民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和保障書。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了編纂民法典為重大政治任務和立法任務，通過對我國現行民事法律制度規范進行整合、編訂，形成了一部適應發展要求，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例科學，結構嚴謹的法典。《民法典》不僅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也能為人類的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民有所呼，法有所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權益。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安全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希望權力保護更充分。從民事權利保駕護航，到物權的嚴格規定;從合同法的詳細分類到人格權的強力保護;從婚姻家庭的瑣碎到繼承的合理調整，《民法典》的頒布健全了民事權利種類，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民事權利體系，立圖保住群眾的「錢袋子」，美好生活的「菜籃子」。從高空拋物侵權到「套路貸」、「校園貸」恣肆，從網路支付到婚前財產處理，《民法典》回答了新時期遇到的新問題，新難題，不斷加強法律的前瞻性，預防和化解民間糾紛，弘揚家庭美德，更好的維護公民合法權益，不斷增強人民幸福感、安全感。
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檢察機關幹警，要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始終把群眾冷暖放在心上。首先加強自我學習，認真學習民法典內容及相關精神，學法、懂法、知法、用法，將法律學習及運用貫穿到工作始終。自覺通過各種形式加強民法典理論學習，強化法學素養，不斷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辦事的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樹立法律，提高檢察機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運用法律武器切實保護人民的權益不受侵犯。
君不見生活瑣碎悉數寫進民法典，提高了法治服務能力;產權登記讓群眾吃下定心丸，保障了合法權益;君不見婚姻家庭雞飛狗跳，民法典前瞻後慮，保全夫妻雙方利益。民法典打開人民群眾的幸福之門，鍛造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體現「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情懷，以「民」為本，以「和」為中心，讓群眾駛入幸福美好的未來!
《民法典》觀後感個人心得5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包含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共計1260條，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打開手機、電腦，能直接的感受到各大主流媒體的報道中，都在傳遞著民法典對我國法治體系建設的重大意義，也在傳遞著民法典是一部真正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法典。作為一名非法學專業 畢業 的書記員，認真學習民法典，對做深做好檢察新聞宣傳，促進、傳播檢察 文化 ，推動檢察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民法典的頒布與實施是人民群眾的意志和意願的重要體現。
「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的編纂以人民群眾的呼聲為起點，對群眾普遍反映呼籲的問題，積極做出回應。民法典的誕生，緊扣著社會關切，回應了人民期待，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更蘊含著「人民至上」重千鈞的理念。
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近幾年頻頻出現的一些新聞：在生活中遇到被高空墜物砸傷誰負責的問題、在遇到「套路貸」「校園貸」怎麼合法維護自身權益的問題、在出行中遇到老人倒地想扶卻不敢扶的問題、在未成年人偷用家長手機對主播進行打賞能不能退回的問題等方面，民法典都進行了詳細回應。同時，民法典也與時俱進，針對不斷發展的經濟社會、不斷變化的生活方式、不斷調整的社會關系，以人民為中心，對接人民的法治需求，把人民群眾的所思、所盼、所急，實實在在地寫進了法律條文中，從法治層面主動推動痛點難點問題。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民法典的編纂工作結合疫情相關的民事法律制度進行梳理研究，對民法典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針對疫情期間家長隔離、幼兒在家無人照料等情況，民法典也都及時收納進行規定與解答，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將「人民至上」放在心裡、落於行中，為人民群眾打開幸福之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此期間，通過網路，我們也看到多地針對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出台相應的 規章制度 ，只為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確保人民利益至上。
二、民法典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堅強的法治保障。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晨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從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編纂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一部「法」的誕生伴隨著中國社會60多年跌宕起伏的發展，伴隨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滿意度不斷增強，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變化的過程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驅動下的創新創造，在這個過程中，《民法典》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們國家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標志著我國依法治國邁上新台階。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事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它是社會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立法表達;它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日常遵循;它更是一部代表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權益的好法典，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法典。正是因為民法典中健全和充實了民事權利種類，形成規范有效的權利保護機制，才能更好地維護人民權益，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對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知行合一，做好民法典的宣傳員。
「民惟邦本、法系根基。」民法典的出台與每個公民息息相關，將深刻影響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學好民法典，自覺遵守、執行、適用民法典，讓民法典真正落地生根。
「民法典要實施好，就必須讓民法典走到群眾身邊、走進群眾心裡。」作為一名檢察幹警，不僅要堅持把學習民法典作為提升自身能力素質的重要內容，深學悟透、精準運用，不斷提升法治意識和法律素養，努力把法典的法治精神、法治觀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做尊學守用民法典的模範。同時，還要結合自己的本職工作，將民法典普法工作融入日常，推進民法精神的認同和民法功能的實現，當好民法典的宣傳者。及時、廣泛的用人民群眾能理解、易記憶、用得上的方式方法進行宣傳民法典，突出顯示民法典姓「民」的根本要義，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參與性，使人民群眾認識到民法典既是保護自身權益的法典，也是必須遵循的規范，真正讓民法典入腦入心，推動民法典融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更有力地助推檢察業務宣傳、檢察輿論營造、檢察品牌樹立、檢察文化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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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自足性 在哲學名詞上什麼意思
自主性在哲學名詞上什麼意思駐足是應該就是叫你自覺一點做什麼東西都不要敵人釘子自己要自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