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刑法德國

㈠ 外國刑法中新舊兩派的爭議（觀點，內容）

倫理價值評價與社會秩序價值評價、道義非難與防衛觀念的對立,由於這些對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論是新舊兩派爭論

㈡ 德國刑法正當防衛法條

德國《刑法典》第32條第二款規定：

1、正當防衛不違法。

2、為使自己和他人專免受正在發生的不法侵屬害而實施的必要的防衛行為屬於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作為一種刑法制度，有以下具體特徵：

正當防衛對不法侵害具有懲罰作用。古代刑法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允許私人復仇，並使復仇合法化進而成為刑罰的補充形式。

(2)意思刑法德國擴展閱讀：

《德國刑法典》第33條規定了不處罰的四種情形：

1、防衛人在惶惑或者恐懼中，抓起刀子和手槍進行防衛，本來用拳頭就可以對付的；

2、不法侵害已經結束或者還不是當前面臨的時候進行防衛的；

3、對無關第三人造成損害的；

4、錯誤地想像一個現在既不存在也沒有存在過的攻擊，並且由於惶惑、害怕或者驚恐，防衛超過了界限的。

㈢ 德國法律

逃回中國不一定安全，因為依據中國《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指的是「刑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刑法規定的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依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您女兒屬於「交通肇事逃逸」，依據《刑法》133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此可見，您的女兒假設被判刑，那麼刑期超過3年，不符合《刑法》第7條的「不予追究」的條件。
但是，您的女兒如果是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周歲要加上生日，假設您女兒生於1999.7.1，但是案發於2013.6.30那麼案發時您女兒沒有達到14周歲，不承擔刑事責任），可能會被從輕處理。依據《刑法》第17條規定，
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中國和德國沒有簽訂「引渡協議」，這些國家和中國有引渡協議：
非洲--南非，
南美洲--厄瓜多，阿根廷，巴西，秘魯，
歐洲--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瑞典，俄羅斯，白俄羅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亞洲--泰國，寮國，柬埔寨，菲律賓，哈薩克，蒙古，韓國，吉爾吉斯斯坦。
如果她返回德國被逮捕那是肯定的，我國的法律規定我國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應當尊重當地的法律。

㈣ 歷史上的十種女子酷刑 直接將女性下體挖去（令人發指）

婦刑，顧名思義是針對女性的刑法。對生理上的迫害之外，還對受刑人產生極大的心理影響。本文列舉了歷史上的十種婦刑，一個比一個變態殘忍。

一，騎木驢

騎木驢是古代懲治罪犯的刑法，多用於勾結姦夫謀害親夫的女人所用。水滸傳里教唆西門慶勾引潘金蓮的王婆，就死於該騎木驢。水滸傳里這樣描述: 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剮"字。

被判死罪的女犯定讞以後，她的全身全身衣褲將被完全剝光，在驗明正身後，衙役們將女人捆綁妥當，便可將她的雙腿分開，陰戶對准那根驢背上的粗木橛直插進去。接著，用鐵釘把女犯的兩條大腿釘在木驢上，防止其因負痛而掙扎。最後，由四名大漢抬著木驢上的女犯遊街，整個示眾程序便告一段落。

二，滕條抽陰戶

這是德國人發明的一種婦刑。行刑時，首先剝光女犯的衣褲，將其上身捆綁在椅子上，然後由兩人分別提起女犯的雙腿，向兩側打開（或者用繩子捆住雙腳向上吊起）。接著，行刑者手持滕條照女犯的陰部使勁抽打，待打得皮開肉裂之後，再將鹽水或酒精灑在傷口上。

三，懸吊刑

懸吊刑也分為好幾種，吊乳頭、吊半邊豬、倒掛金鍾等，都是極其陰狠的酷刑。

吊乳頭：這是專門用於女犯的刑罰，即用細繩拴住兩個乳頭，將女犯懸吊在空中，僅僅讓兩個腳尖著地。

吊半邊豬：將女犯一側手腳的拇指（拇趾）捆在一起，然後懸吊起來，在另一側手腳上懸掛重物。

吊鴨子鳧水：用繩子將女犯的雙腳捆紮在一起，頭朝下倒掛起來，然後將其身體不斷浸入水中，當女犯被嗆得即將昏迷時，再將其拉出水面。如此反覆進行，受婦刑者極難忍受。

倒掛金鍾：用繩子捆住女犯的一隻腳吊起來，然後將另一隻腳和雙手從背後捆綁在一起，使其身體倒懸於空中。

四，幽閉

宮刑不僅僅只針對男人，幽閉就是正對女人的宮刑。施刑的方式就是用木槌擊打婦人腹部，在外力的作用下導其子宮脫落。這是對婦女的非人的摧殘。“幽閉”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紳之家也用，手段無不用其極，肆虐面很廣。

五，破身

破身是一種針對處女的酷刑。古代一些貪官酷吏為了自己的目的，強行破壞女犯的處女之身。要麼指使兇猛男犯或下屬強奸、輪奸女犯，要麼指使幾個粗壯女人捉住女犯，剝掉衣褲，用一小木棍插進女犯陰部，鼓搗幾下，使女犯處女膜破裂。傳說《楊乃武與小白菜》中的小白菜就慘遭此刑。

六，浣腸

浣腸示眾是一種非常殘酷的刑罰。受刑的女犯全身赤裸著，在挾持下被強迫趴跪在示眾台上，屁股將高高撅起。接著負者執法的人員用木製漏斗套入女犯的肛門，用木桶取來略低於人體溫度的清水，一次以約略一升的量灌入女犯的腸道里，另外的人員以一類浣腸專用的擀麵杖型長圓木棍，墊入女人小腹部和示眾檯面的空間中來回擀動，使女犯不停地感受到無法克制的強烈便意，通常女犯無法堅持很久，便會在一陣陣身體和肛門的強烈痙攣中，將腸道中的大量液體噴射到身後的沙台上。

在形成第一次噴射後，女犯會被允許休息約半刻鍾的時間，然後重復第二、三次浣腸的進行，而一般在進行完三次浣腸後，女犯身體里的糞尿便差不多已被排空干凈，此時犯人便會被架起來，由執法人員為之徹底清洗身體，陰戶和肛門。

七，挖陰術

挖陰，顧名思義就是挖去生殖器。這個刑法男女通用。男子割去生殖器，在“蠶室”里待上個把月，也就能痊癒了。而女子被挖生殖器，涉及體內多處重大器官，在古代比較落後的醫學條件下，這種刑罰顯得異常殘酷，受刑的女子往往因為血流不止，而死於非命。

八，縫陰術

縫陰術亦稱為鎖陰術，也是女子宮刑的一種。即用針線繩索將女子外陰縫閉起來。這種宮刑術，因其極其卑鄙、下流，官場上一般不用，但在民間卻非常盛行。丈夫對付紅杏出牆的妻子，妒婦對付與丈夫有染的奴婢，都樂衷於此法。

九，刺陰蒂

生殖器官是女人身體最脆弱的地方，而陰蒂又是女人性神經最集中和身體最敏感的部位，當尖利的鋼針刺入陰蒂時，那種疼痛足以使受刑者神經產生竭斯底里的顫抖，任何女人都絕難忍受

十，站磚

站磚是一種專對女犯進行的酷刑，方法是把纏腳女子的鞋、纏腳布去掉，讓差役架著她赤足站磚，古代女子幾乎都要纏腳，纏腳後骨頭是畸型的，不穿鞋、不裹腳是根本無法站立的，人站上去不到半個小時，便會覺得身體好像重的很，腳就有點撐不住了。

在過一會兒，便會覺得身體有幾百斤重。在過一陣，就好像有千斤重，兩只腳發酸發抖，身體開始歪斜，但兩旁有衙役架著。再站一段時間，大小便就失禁了，等到放下來，人就立即癱倒在地，不能行走了。

統治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變態心理，制定了系列迫害女性的刑法。除了本文列舉的這些，還有針對女犯人的十大酷刑（陰刑），更是變態到令人生不如死。

㈤ 德國刑法典的介紹

《德國刑法典》是 莊敬華、徐久生 編著的書籍，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

㈥ 德國刑法將犯罪分為什麼罪

德國刑法採用罪分兩等的做法。 2002 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維持了這一作法，將犯罪分為重罪和輕罪。

㈦ 德國刑事法第175條是什麼意思 《法語助手》法漢

德國刑事法第175條（Paragraphe 175）

德國刑事法第175條於1871年5月15日頒布，1994年3月10日被廢除。此條例將男 同 之 間的 行為定為刑事罪行。

㈧ 在德國故意傷害能判處多久刑期

在德國，故意傷害構成犯罪的，一般處5年以下自由刑（相當於我國的有期徒刑），其中：使用下列方式進行故意傷害的，處6個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下自由刑：

1、投放毒物或其它危險物資的；

2、使用武器或其它危險工具的；

3、與他人共同進行傷害行為的；

4、以危害生命的方式進行傷害的。

法律依據

《德意志聯邦德國刑法典》

㈨ 德國刑法學家

德國刑法學家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托馬斯﹒魏根特、比克邁爾、埃里克·希爾根多夫、費爾巴哈等。

㈩ 論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所謂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規定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為必備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關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在刑法理論上長期存在爭議。本文擬從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的分析著手， 展開對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之關系探討， 以期對刑法相關理論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觀結構分析

德日刑法理論一般認為， 目的犯主觀方面的獨特之處在於目的犯是「二主觀要件的犯罪類型」。即目的犯是一種主、 客觀要件不一致、 主觀要件多於客觀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對基本客觀構成要件須具備故意之外， 還需要具備特定的內在意向。涵蓋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觀要件規定范圍的主觀要件稱之為意圖， 或稱為「第二主觀要件」， 或者是德國刑法學家海格勒所稱的「超出的內心傾向」， 麥茨格所稱的「有意義的意欲」。

一些學者根據目的犯目的對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將目的犯目的劃分為兩種不同形態， 第一種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並非針對「所計劃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針對類型化的行為人動機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偽造罪的意圖即為此類。偽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貨幣、 有價證券或文件的純正性， 而偽造罪意圖的內涵是「行使」， 該目的的內含已經超出所保護法益之范圍， 因此這種目的被稱為「法益侵害取向的額外主觀要件」； 另一類意圖所涉及的內容為法益侵犯本身， 行為人行為的可罰性確立並非在法益侵害時即已成立， 而需待確立目的存在時方能成立， 此種類型的目的犯類型， 其客觀構成要件實現， 僅為整個犯罪類型的前階段。如侵犯財產罪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行為人實施了非法佔有他人財物行為， 可以成為認定財產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認定成立侵犯財產罪， 還必須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非法佔有目的」就是一個本罪要求的類型化行為人動機， 只要該動機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財產罪。這種目的被稱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內在意向」。[1]

與目的犯的主觀特徵相適應， 目的犯主、 客觀關系的特徵在於目的犯的「主客、 觀不一致性」。「所謂目的犯， 乃將外部的行為有意義之意欲， 作為實現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為外部行為被意欲為其他結果之目的之客觀的原因， 如所謂分離的結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為被意欲為行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結果之手段， 如縮短的兩個行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為自己或第三者獲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後者， 如偽造之『以行使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損害本人利益』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 偽造罪所謂偽造之中間的結果， 被意欲為對於所謂『行使』之最後的結果之手段。最後的結果必然系行為者之意欲」， 也就是說， 第一種目的犯， 以外部所為的行為為目的內容， 以為他結果之客觀的原因； 第二種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為以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為之手段。[2]第一種目的犯， 被稱為斷絕的結果犯， 第二種目的犯則稱之為短縮的二行為犯。

二、 目的犯目的與故意關系之理論探討

從上述目的犯主客觀的結構分析來看， 目的犯的結構要件在整體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對客觀事實進行規定的客觀要件； 其二， 涵蓋此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故意， 其三則為超出客觀要件的主觀要件， 即「目的」這一特定主觀要素。這種與主客觀相符的通常情形有異的二主觀要件犯罪類型， 引發了學者關於上述兩主觀要件關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與目的犯故意關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單獨的犯罪主觀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種？

（一）國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關系

目的犯的概念來源於德國， 與我國不同， 德國刑法中沒有故意的明確定義， 一般認為， 故意分為意圖、 直接故意、 間接故意， 其中意圖主要強調意志因素， 即行為人努力促使結果發生； 直接故意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確信結果會發生； 間接故意也主要強調認識因素， 即行為人認為結果可能會發生。

德國學者對意圖和故意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存在將意圖與故意等視齊觀、 意圖與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異等諸多觀點。[1]由於「在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中， 主觀要素和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之間的關系成為極為復雜的問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內容與構成要件客觀要素的內容是一致的， 換言之， 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制約著故意的內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觀結構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目的犯目的與故意、 過失地位並列， 而且由於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對應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觀的主觀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與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學者將目的犯目的與一般的犯罪故意區別開來。如「由於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許多普通法傳統的學者和法官認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間存在著一個區別。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簡單地附隨著行為的故意， 就像諸如伴隨強奸行為的強奸故意。特定的故意應當是很好的加以定義了， 就像盜竊罪要求的故意一樣： 永遠剝奪所有權人的財產的故意。」[4]還有的學者則將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稱為基本犯意和進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圖」。在論述基本犯意時， 在檢察官訴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內容（或者更常見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為的范圍」。[5]根據上述論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認為與犯罪行為對應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與目的犯特定意圖對應的就是所謂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顯的區別， 不能歸於同一范疇。

（二）我國學者的觀點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與德日刑法理論不同， 具體到與上述目的犯結構理論相關的不同之處主要有兩點， 其一， 德日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構成理論是三段式、 立體的犯罪構成理論， 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需要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即構成要件符合性， 違法行和有責性， 各個階段是彼此相對獨立的判斷。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則直接來源於蘇聯，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平行的結構； 其二， 相應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故意通常認為屬於責任的范疇， 其故意主要是針對構成要件事實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雖然德、 日刑法中並未明確地規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學者一般均認為目的犯之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主觀要素。我國刑法則對犯罪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根據我國刑法第14條規定， 我國的故意是對行為「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國刑法對故意的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 但由於不同學者對故意概念的解釋不同， 對於目的犯目的與故意的關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說的觀點認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種或者包含於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學者認為， 在對犯罪故意進行分類時， 「根據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備構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將故意分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謂目的故意， 是指行為人必須具備某種構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謂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備某種具體目的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張這種觀點的學者還將目的犯中的目的與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區別， 認為「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所說的目的， 專指刑法分則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中規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該種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構成要件中規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為人， 均是以構成要件的結果為其犯罪目的的， 但該目的並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該種故意仍然屬於這里所說的非目的故意」。[6]

顯然， 根據上述通說的觀點， 目的犯目的是區別於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張目的犯目的屬於犯罪故意的學者一般認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條件， 例如， 如果沒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則不存在盜竊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盜竊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為目的」， 則不存在偽造貨幣罪的故意， 則不成立偽造貨幣罪。

還有的學者則認為， 目的犯的目的是獨立於犯罪故意的一種主觀因素， 認為「由於我國刑法中明確規定了故意的含義和種類， 因此， 目的與故意的關系應該非常明確。雖然在一般意義上來說，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種目的， 但它明顯區別於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內容之外的一種主觀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種形式」。[7]

三、 本文觀點

筆者認為， 目的犯目的屬於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意欲， 而故意則一般包括「認知」和「意欲」兩個部分， 因此要判斷二者關系最重要之處在於比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與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還是互相獨立的兩個范疇，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關系， 則目的犯目的屬於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獨立的兩個范疇， 則目的犯目的不能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內容與認識因素聯系緊密。根據我刑法第14條的規定， 我國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內涵與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國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會的結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構成事實」， 成為行為人認識因素的內容， 相應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構成要件事實發生」轉變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因此， 對危害結果的理解就成為理解我國犯罪故意內涵的關鍵。危害結果是犯罪行為危害社會具體的、 客觀的體現。關於危害結果的含義， 刑法理論上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 廣義結果說認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觀化， 都是危害結果， 它不限於行為對客觀外界所造成的有形變化， 還包括身體動作和其他非物質性損害。狹義的危害結果則是指危害行為導致犯罪客體發生的物質損害或者危險狀態。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則認為， 危害結果是指危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實際損害和現實危險。[8]危害結果是社會關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離開了犯罪客體， 便不能正確認識行為後果的性質。而目的犯目的與犯罪客體緊密相聯， 不具有特定目的， 則不可能對一定的社會客體造成損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為犯罪故意內容的一部分。

但筆者認為， 上述觀點有待商榷。將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作為犯罪故意的認識和意欲的對象不符合犯罪的本來面目， 混淆了行為人行為時對自己行為的認識和意欲以及事後對犯罪主觀方面評價的不同階段。犯罪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 而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主義關系， 是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一個重要指標， 我們在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 首次要考慮行為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但這種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損害、 造成何種損害的判斷和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一樣， 都是一種事後的判斷， 因此， 讓行為人在行為前認識作為事後判斷的對犯罪客體損害的危害結果是不現實的。而且， 犯罪客體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當然是客觀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體究竟為何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尚存在爭議， 未達成一致的看法，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期待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認識到自己對犯罪客體造成了損害？因此， 將對犯罪客體造成實際損害或者危險的危害結果作為故意的認識和意志因素的內容值得商榷。

我國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 危害結果並非一切犯罪的構成要件， 行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條件。如果認為犯罪故意是對危害結果的認識和意欲， 則行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這也是和司法實踐不相符的。 基於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鑒德日刑法理論中故意的概念， 從維護罪刑法定和責任原則出發， 本文認為， 我國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並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認識對象應該是構成要件的主要事實， 相應的其意志因素則為決意實施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經認識到的內容的實現。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礎上，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目的犯目的希望達到的結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並不一致性， 下面從目的犯中兩種主要的目的犯――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具體各罪中各舉一例， 說明本文的觀點。

盜竊罪是斷絕的結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盜竊罪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進行考察。盜竊罪的目的是非法佔有他人財物， 那麼盜竊罪的故意是什麼呢？根據刑法的規定和合本文上述對故意內涵的界定， 盜竊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實施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為人非法佔有的目的， 因為也可能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會侵害他人對財物的佔有， 而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然後在竊得行為人財物後加以使用， 使用後再返還給被害人， 這種情況下就不構成盜竊罪， 只有行為人是出於「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時才能認定成立盜竊罪。

再以典型的短縮的二行為犯――偽造貨幣罪為例， 偽造貨幣罪是典型的行為犯， 偽造罪的故意是明知偽造而實施。但是僅有故意還不能構成犯罪，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有「以行使為目的」， 即將貨幣投入流通， 如果行為人不具有這種目的， 則不會對公共信用和國家的貨幣發行權造成損害， 也不可能擾亂貨幣管理秩序。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在斷絕的結果犯和短縮的二行為犯中， 目的犯目的與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顯區別，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獨立於故意的犯罪主觀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為人主觀方面只要具備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構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對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為人主觀上還必須具備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與犯罪故意的關系密不可分， 沒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謂的目的犯故意就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