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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搶劫司法解釋

發布時間: 2023-02-07 08:10:20

❶ 搶劫罪的題目

B、搶劫罪
初始行為是搶奪,但在被害人反抗時仍有拖行數米的行為,具有暴力特徵,符合「第二百六十九條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的規定,應當認定轉化型搶劫 。
附案例: 飛車搶奪拖行8米 致人昏迷坐牢4年

2005年11月7日晚上6時許,被害人李某(中年女性)一行兩女一男三人在環市西路崗頭大街「大可以」飯店人行道行走,被告人朱傳軍由同案人(另案處理)駕駛摩托車搭載,趁李某不備,由坐在車後的朱傳軍動手搶奪李某的挎包。

由於李某下意識地用力抱住挎包不放,朱傳軍兩人竟駕車與被害人爭奪挎包,將李某拖倒在地並拖行約8米遠致其碰撞昏迷。爭搶過程中,朱傳軍及摩托車亦同時倒地,兩犯罪嫌疑人當即棄車分頭逃跑。

這時與李某同行的女同事當場嚇懵了,同行的男同事沖上去追擊,在兩名路過此處的男子的幫助下,抓獲朱傳軍扭送至公安機關。法院判決朱傳軍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

刑法分則盜竊罪、搶奪罪數額劃分以及附加刑的期限等適用問題。

1、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兩罪對「數額較大」規定的標準是相同的,但「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標准略有不同。
2、兩罪的附加刑都是罰金,不存在期限問題。
相關規定: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搶奪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八萬元以上、二十萬元至四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 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准,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
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搶奪罪;搶劫罪】搶奪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四、《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 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 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❸ 盜竊轉化搶劫的司法解釋是什麼

在我國法律中,不論是盜竊還是搶劫都是屬於犯罪的行為,但有的是是盜竊要是轉為搶劫是怎麼規定的,這是很多朋友有的疑問,以下是我為你整理的盜竊轉化搶劫的司法解釋相關資料,希望大家喜歡!

盜竊轉化搶劫的司法解釋
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轉化型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由此引出兩個相關問題。一是轉化前的行為是否必須構成獨立的犯罪;二是轉化前的行為是否包括採用盜竊、詐騙、搶奪方法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

對於後一問題,筆者認為,要視以盜竊、詐騙、搶奪方法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是否侵犯財產權而定。如果先前行為沒有侵犯財產權的,如盜竊、詐騙、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危險物品,盜竊、搶奪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等行為,就不具備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若構成獨立犯罪的,則應實行數罪並罰。如果先前行為侵犯的是包括財產權在內的雙重客體的,如金融詐騙、合同詐騙等行為,就具備了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

對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罪的先前行為,即盜竊、詐騙和搶奪財物是否要求達到“數額較大”的問題,在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意見分歧很大。筆者認為盜竊、詐騙、搶奪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才能適用刑法第269條。理由如下:

1、相關立法原意要求先前行為構成犯罪。

從1979年刑法與1997年刑法對轉化型搶劫罪的表述差異看,我們不難發現,後者表述更准確、嚴謹。理論界與司法實踐部門提出過將“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修改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意見,但未被立法部門接受。可見現行刑法中轉化型搶劫罪前提條件的立法本意就是要求先前行為必須構成盜竊、詐騙、搶奪罪,即非法佔有他人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要求。

2、有關司法解釋與法律規定相悖,不能成為“否定說”的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8年3月16日在《關於如何適用刑法第153條批復》中指出:“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可按照刑法典(指1979年刑法)第153條的規定,依照刑法典第151條搶劫罪處罰;如果使用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批復是“否定說”理解1979年刑法第153條的重要依據,更是司法者執法的重要法律依據。但筆者認為,這一司法解釋是司法者對法律的擴大解釋。現行刑法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並同時取消了類推制度,再沿用這一批復精神,顯與現行法律相抵觸,這一司法解釋不能成為“否定說”的依據。

3、“肯定說”與搶劫罪無“數額較大”規定不相矛盾。

搶劫罪條款中沒有“數額較大”的規定,這是嚴厲打擊搶劫犯罪立法意圖的體現。轉化型搶劫罪不是典型的搶劫罪,即行為人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不是直接從被害人處劫取財物,而是為了窩贓、拒捕、毀證。由於構成要件上的變化,致使完全依照原罪處罰已不可能,因而我們不能以搶劫罪無需“數額較大”的要求來否定轉化前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數額較大”要求。同時筆者認為,“肯定說”不會削弱對搶劫犯罪的打擊力度。如果先行行為不構成犯罪,其後行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獨立犯罪,仍可依照刑法的規定定罪處罰。
盜竊轉化搶劫罪的情形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即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一、前提條件

1、盜竊、詐騙、搶奪是否需要達到財物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情形?

根據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罪是以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為盜竊罪的成立要件。根據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罪是以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為詐騙罪成立要件。根據刑法第267條規定,搶奪罪是以搶奪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為成立要件。而依據刑法第263條規定,搶劫罪並沒有搶劫公私財物數額或搶劫次數的限制。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即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是否要有搶劫數額或搶劫次數的限制?對此問題,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不僅要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的行為,而且要構成犯罪,不然不轉化為搶劫罪。[2]另一種觀點認為,搶劫罪的成立沒有數額的限制,故事後搶劫也不應有數額的限制。行為人以犯罪故意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只要已經著手實行,不管是既遂還是未遂,不管所取得的財物數額大小,都符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條件。盡管刑法第269條規定是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但並不意味著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要達到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犯罪既遂標准,而是只要求行為人實施了有犯盜竊、詐騙、搶奪的故意行為,就可以轉化成為搶劫罪,與行為人實施行為所取得的公私財產的數額大小無關。2、轉化型搶劫的前行為是否必須是第269條規定的盜竊、搶奪、詐騙這三種行為,實施其他特殊類型的盜竊、搶奪、詐騙的行為,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是否可以轉化為搶劫罪。盜竊信用卡、盜竊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等,能否轉化為搶劫罪? 盜竊信用卡並使用的,按盜竊罪定罪處罰。因此行為人盜竊信用卡時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對盜竊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的行為同時構成盜竊罪和破壞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的,盜竊使用中的電力設備,同時構成破壞電力設備罪和盜竊罪按照想像競合犯擇一重罪處罰。而行為人在盜竊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的行為時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此時行為人的最終處罰,應在破壞電力設備和搶劫罪中擇一重罪處罰。信用卡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保險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特殊類型的詐騙罪是否包括在轉化型搶劫的詐騙罪中。刑法中的普通型詐騙和特殊型詐騙的主要區別表現在詐騙的具體手段和詐騙的對象不同,但都是以隱瞞真相和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被害人的財物;因此普通型詐騙和特殊類型的詐騙其本質是一樣的。只要在實施詐騙時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應以搶劫罪定罪處罰。但特殊類型的詐騙罪具有很大的隱藏性,例如合同詐騙罪,並不像一般的普通的詐騙罪那樣在實施犯罪時或實施犯罪之後立即被發現,因而現實中一般不存在轉化為搶劫罪的情形。3、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是否應受限制,犯罪預備行為可否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按照《刑法》第22條規定,為了犯罪准備工具、製造條件的,是犯罪預備。對於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據此可知預備行為,也是要負刑事責任的。刑法第269條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應當理解為盜竊、詐騙、搶奪的行為已經著手不包括犯罪預備行為。刑法第269條所說的“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是指已經著手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時,才具備了向搶劫罪轉化的前提。在預備階段抗拒抓捕的行為,因為其沒有著手實施其犯罪,故其手段行為構成什麼罪就按什麼罪處理,但不轉化為搶劫罪。

二、轉化型搶劫罪適用的客觀條件

犯罪客觀要件是指行為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客觀要件首先是危害社會的行為,轉化型搶劫罪其轉化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是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

1、對“暴力”的理解。轉化型搶劫中的暴力應相當於搶劫罪中的暴力程度,即使用殺人、捆綁、傷害、禁閉、撞擊等危及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為對財物的所有人、佔有人、管理人不法行使有形力,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行為,即必須是針對被害人的實施,足以壓制被害人反抗,但並不要求實際壓制了被害人的反抗。如果只是為了擺脫抓捕,而推推撞撞,沒有直接故意威脅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可以不認為是使用暴力。[2、對“當場”的理解。轉化型搶劫罪的當場,包括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的作案現場,也包括行為人逃離作案現場立即被人發現後的整個被抓捕全過程。行為人逃離作案現場到被人發現實施抓捕中間沒有明顯的停止。如果行為人作案時或者在逃離現場時沒有被發現,在事後、在其他地點行為人被發現而對被害人或第三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不轉化為搶劫罪。因為從作案到被發現其中間有明顯的間隔,已不存在轉化的可能性,以其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單獨斷判,其構成什麼罪以什麼罪定罪處罰。而與先前的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奪已沒有關系,故不構成轉化型的搶劫罪。

三、轉化型搶劫罪主觀條件 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觀上通過犯罪行為所追求的非法利益、狀態或者結果,不是指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而是指故意犯罪中,行為人通過實現行為的直接危害結果後,所進一步追求的某種非法利益、狀態或者結果。[4] 轉化型搶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窩藏贓物是指行為人通過轉移、隱匿的手段保護盜竊、詐騙、搶奪所得的公私財物,不被恢復到原有狀態。抗拒抓捕是指犯罪分子抗拒司法機關依法對其採取的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以及在犯罪時或者犯罪後被及時發現,抗拒一般公民將其扭送到司法機關的行為。毀滅罪證是指行為人為逃避罪責,湮滅作案現場遺留的痕跡、物品以及銷毀可以證明其本人罪行的各種證據。如果行為人在實行盜竊、詐騙、推薦過程中,尚未取得財物時就被他人發現,為了非法取得財,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就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應直接定搶劫罪,而不定轉化型搶劫罪。

四、轉化型搶劫的共犯問題

根據刑法第25條的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即二人以上的共犯人必須對共同實施的犯罪有共同的故意和共同的行為,才能對共同實施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轉化型搶劫罪共犯的認定,應當僅僅圍繞行為人對當場實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主觀意志和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之目的進行運用證據,才能准確定性。二人以上的行為人共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時,其中一人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使用暴力,該行為人轉化為搶劫罪,而其他行為人是否構成轉化型搶劫的共犯?要區分不同的情況,作具體分析

1、如其中一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時,其他行為人知情,並且可以阻止,而不予阻止,採取默認的手段使其暴力能夠繼續實施時,則也轉化為搶劫罪。2、如其中一人使用暴力時,其他行為人並不在場,且並不知情時,則實施暴力的行為人轉化為搶劫罪,沒有實施暴力行為人不轉化為搶劫罪。因為行為人之間僅有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犯罪故意,並沒有搶劫的犯罪故意。而共同犯罪的客觀要件,必須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故不形成搶劫罪的犯罪故意。現舉例分析此種情況:甲、乙兩人共同實施盜竊,犯罪完成後,甲攜贓物已離開現場,乙正要離開時即被被害人抓住,乙為了掙脫逃跑,暴力擊傷被害人後逃跑。本案中乙的行為根據269條定搶劫罪是沒有異議的。那麼對甲的行為是否也以搶劫罪定罪呢?甲、乙兩人是否構成共同故意的轉化型搶劫罪呢?在本案中甲、乙有著共同盜竊的共同故意,但無搶劫的故意,乙為抗拒抓捕而實施的暴力行為甲並不知情,也沒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幫助。因此乙的行為應該是“實行犯過限”。所以對於甲的行為僅以盜竊罪定罪處罰,不應轉化為搶劫罪。

五、轉化型搶劫罪的結果

加重犯犯罪問題根據刑法第263條的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入戶搶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三)搶劫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四)多次搶劫或者搶劫數額巨大的;(五)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六)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七)持槍搶劫的;(八)搶劫軍用物資或者搶險、救災、救濟物資。 下面以入戶搶劫具體分析,這里的“戶”,是指公民私人住宅,入戶搶劫,不僅嚴重侵犯公民的財產權,更為嚴重的是危及公民的人身安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入戶搶劫”進行了界定:是指為實施搶劫行為而進入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進行搶劫的行為。但這里的戶不包括辦公樓、校舍、公共娛樂等場所,如果校舍、辦公樓臨時用於單位職工居住,則應視為戶。對於行為人入戶盜竊,被發現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脅的行為,行為人盜竊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已轉化為搶劫罪。因其轉化行為發生戶內,故應當認定為入戶搶劫。現舉例說明: 某晚深夜,張三悄悄進入李四房間,盜竊李四的筆記本。因作案時一不小心將椅子打倒,驚醒了李四,李四立刻對張三實施抓捕。張三當場一拳將李四打倒在地,後逃跑。現對此案進行具體分析:張三入戶盜竊李四筆記本,已構成盜竊罪。張三當場一拳將李四打倒在地,屬於當場使用暴力,且張三使用暴力的目的是為了抗拒抓捕,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犯罪構成。因為暴力發生在室內,故轉化為入戶搶劫。 據此,行為人轉化前的犯罪情形或者行為人轉化後的犯罪情形,只要其中有一項符合搶劫罪的加重情節的,就應當認定為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因為之所以行為人前後兩行為能夠轉化,正是考慮到轉化前後兩個行為之間具有銜接性、連貫性和不間斷性,如果兩行為之間不具有連續性,則無需轉化而是分別認定為數罪,所以其轉化前的加重情節與轉化後加重情節之間具有延續性,也即轉化前的加重情節為轉化後加重情節的延伸。

六、轉化型搶劫罪既遂、未遂問題

在轉化型搶劫罪的認定中,一是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前已經取得財物後為窩藏贓物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行為,構成搶劫罪既遂,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此時的轉化實際是一種行為犯,即只要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就構成搶劫罪。即轉化型搶劫以行為人是否實際取得財物為標准區分既遂與未遂。 二是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前,行為人已經取得財物為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時,就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如果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前,行為人沒有取得財物為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時,只成立轉化型搶劫的未遂。因為轉化型搶劫罪的主眼在於行為人是否實際奪取了公私財產,而不在於是否實施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故不能以是否實施了暴力、脅迫的行為來區分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的標准。 三是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並不要求行為人盜竊、詐騙、搶奪罪既遂,只要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罪的行為,就認為符合轉化的前提條件。如行為人盜竊時,只盜竊了200元,不符合盜竊罪的犯罪構成,即盜竊數額沒有得到“較大數額”這個標准。但如果被人發現,為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時,就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 四是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後,並不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則不構成轉化型搶劫罪,不存在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問題。如前行為人構成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的,與後使用的暴力的行為如構成後行為也構成犯罪,則按數罪並罰處理。 七、實施其他類型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能否轉化為搶劫罪 《刑法》第269條規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本意是指犯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即向搶劫罪轉化只限於侵犯財產罪的范圍之內。因此,轉化型搶劫,其先行之對象必須是公私財物。其犯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具有非法佔有之目的。[5]如盜竊、搶奪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就不能轉化為搶劫罪。因為《刑法》第269條屬於法律擬制,法律擬制屬於法律的特別規定,不能隨意的再加以擴展,前行為必須要符合盜竊、詐騙、搶奪罪的犯罪構成。不能無限制的擴大,盜竊、詐騙、搶奪的特別犯不適應轉化情形,其處理方式為先前行為所犯的罪與後行為所犯的罪數罪並罰。這樣做才符合罪刑法定主義原則。 八、當場使用暴力造成輕傷、重傷或死亡情形的定性 行為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造成輕傷、重傷或死亡情形如何處理。《刑法》第269條規定,依照本法第263條搶搶劫罪處罰。故這里的暴力,應相當於搶劫罪中的暴力程度。其中“當場使用暴力”,應當包括當場實施將被害人故意造成被害人輕傷、重傷、或死亡的情形。如果此種暴力行為出現,按此條規定,應按照搶劫罪處理。而不是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處罰,也不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與搶劫數罪並罰。如果說應該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論處,那麼立法者可以作出特別規定,如法律可以作出:“當場使用暴力致人輕傷、重傷、死亡的,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既然法律在此條中沒有作出例外的、排除性的規定,則說明此條規定的“暴力”(當場的,而不是事後的)應是無所不包的。
盜竊轉化搶劫罪的區別
兩罪在主觀方面、主體方面是相同的,最大的區別就正表現在犯罪的客觀方面,即:盜竊罪是在財物控制人不備的情況下,以秘密竊取的方式將其財物拿走,因而表現出行為的秘密性;而搶劫罪則是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直接從財物控制人手中劫取財物,所以表現出行為的強制性、公開性和當場性。

對於盜竊轉化為搶劫的,則應特別強調搶劫犯罪的“當場性”,即行為人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人身強制方法的當時、當地就劫走或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兩個行為當場完成,一般沒有時間間隔。

因為搶劫行為是同時地、不可分割地侵犯了財產所有權和人身權這兩個客體。但對“當場”的理解不能過於狹窄,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與取得財物之間雖持續一段時間,也不屬於同一場所,但從整體上看行為並無時間間斷的,也應認定為當場取得財物。當然,就具體的案例還得對“當場性”進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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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如何認定

❹ 關於刑法的問題

個人同意張明楷教授的觀點。
首先,該規定為法律擬制,因此,只要前行為成立盜竊罪、搶奪罪、詐騙罪,之後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成立搶劫罪。因此,若前行為符合搶劫罪的要件,在判斷主體有責性問題。
其次,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對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行為以及搶劫行為均要承擔責任。那麼如果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實施了事後搶劫,並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定搶劫罪沒問題。因為搶劫本身就包含了對人使用暴力的情形,且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屬於搶劫的加重情節。因此,就致人重傷或死亡這一事實來講,完全能夠被搶劫罪所評價。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考試領域,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上述情形應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這僅限於司法考試。

❺ 事後搶劫的成立條件是什麼

一、事後搶劫的成立條件是什麼 (l)前提條件:實施了 盜竊 、詐騙、 搶奪罪 。 行為人以犯罪故意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只要已經著手實行(不包括預備行為),不管是既遂還是未遂,不管所取得的財物數額大小,在共犯中不管是實行犯還是教唆犯、幫助犯,都符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條件。對於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司法解釋認為不能成為事後搶劫的行為主體,如果行為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認定為 故意傷害罪 或者 故意殺人罪 。 (2)客觀條件: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 「當場」: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現場以及被人追捕的整個過程與現場。 「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等同於普通搶劫的「暴力」「脅迫」手段。 暴力、威脅的對象:沒有特別限定,通常表現為對抓捕者或者阻止其窩藏贓物、毀滅罪證的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 暴力、威脅的程度: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不要求事實上已經抑制了他人的反抗。但如果只是為了單純的逃跑實施暴力,沒有達到壓制對方反抗的程度,則不能認定為搶劫罪。例如,盜竊後被人發現,行為人為了逃跑,將手中的報紙朝後扔去的行為,不能轉化為搶劫罪。 (3)主觀條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 如果行為人在實行盜竊、詐騙、搶奪過程中,尚未取得財物時被他人發現,為了非法取得財物,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直接認定為搶劫罪,不適用 刑法 第269條。 總結如下: 1、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 2、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 3、行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 證據 。 一般只有同時具備上述條件,才能從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如果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 二、事後搶劫致人死亡的處罰規則 根據第263條的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並處 罰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 死刑 ,並處罰金或者 沒收財產 :(一)入戶搶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三)搶劫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四)多次搶劫或者搶劫數額巨大的;(五)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六)冒充軍警人員搶劫的;(七)持槍搶劫的;(八)搶劫軍用物資或者搶險、救災、救濟物資。 事後搶劫致人死亡的,應視為的法定加重情節,此時不存在 數罪並罰 的問題,以搶劫罪法定加重情節處罰,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包括 盜竊罪 、 詐騙罪 以及搶奪罪,也就是說只有在實施了這三種犯罪行為之後,那麼才有可能構成事後搶劫,此時還要看實際的情況是否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如果不具有這些情況,那麼只會按照原罪定罪處罰。

❻ 《刑法》第269條關於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條件是什麼

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專暴屬力相威脅的,依照搶劫罪論處。
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的必須符合三個條件:1、行為人必須首先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行為。2、行為人必須是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3、行為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只有上述三個條件同時具備,才能從盜竊、詐騙、搶奪罪轉化為搶劫罪
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刑法第263條關於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這種情況在刑事法學理論上稱為轉化型搶劫罪,亦稱為事後搶劫罪。
而在此過程中,對方沒有使用暴力或者其他行為對抗你(行為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暴力、威脅行為,就不能成立搶劫罪。)

❼ 地震時偷搶財務如何判刑請給出法律依據

盜竊罪,搶奪罪,搶劫罪都有可能。

1�轉化型搶劫罪前提
依照刑法典第269條的規定,行為人必須是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犯罪,這是適用該條的前提條件。實施中也存在著把先行實施其他性質的違法犯罪作為適用現行刑法典第269條前提條件的觀點和做法。例如有的學者認為,盜伐樹木過程中為抗拒抓捕或為護住所盜伐的樹木而對護林人員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的,屬於現行刑法典第269條的前提條件。這不符合立法原意。因為該條載明是要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這些都是侵犯財產罪,其犯罪對象與客體均不同於盜伐林木罪,前者犯罪對象為一般公私財物,客體為公私財產權;後者犯罪對象為正在生長中的樹木,客體是國家對森林資源的管理活動和林木的所有權。因此,盜伐林木過程中威脅、毆打護林人員的行為,只能作為盜伐林木罪的情節或該罪從重處罰的情節來看待,如果因盜伐而重傷或殺害護林人員的,則又構成了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罪,而不能對這種案件即現行刑法典第269條定搶劫罪。
行為人必須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三種犯罪行為,這是成立本罪的前提條件。這里,我們要注意區別「盜竊行為」與「盜竊犯罪行為」、「詐騙行為」與「詐騙犯罪行為」「搶奪行為」與「搶奪犯罪行為」之不同。從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第二百六十六條詐騙罪,第二百六十七條搶奪罪所規定的法條來看,其根本區別在於是否達到法律規定的最低定罪標准,即「數額較大」(依法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除外)。若行為人實施上列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情節嚴重,能否按轉化型搶劫罪處罰。這是目前司法界較具爭議的問題。
對現行刑法典第269條的前提條件的含義如何理解,主要體現在盜竊、詐騙、搶奪的財物是否必須達到「數額較大」,這是前提條件中的關鍵問題,對此,學術界曾存在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盜竊、詐騙、搶奪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才能適用刑法典第269條。理由是:刑法典第269條規定的是「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而不是實施這些違法的行為,而按照刑法典第264條、第266條、第267條規定,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達到「數額較大」的才能構成犯罪,因此,適用刑法典第269條的前提條件也必須堅持這一點。如果先前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而屬於一般違法的,就不能適用刑法典第269條,這時當場使用暴力構成犯罪的,應按照有關的犯罪(如傷害、殺人罪)處理。①
第二種觀點認為,現行刑法典條第269條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並非限定財物要達到「數額較大」。如果財物數額雖未達到「較大」,但暴力行為嚴重甚至造成嚴重後果的,
適用刑法典第269條;但刑法典第269條也不是把數額很小的小偷小摸行為都包括在內,如果先行實施小偷小摸行為,後為窩贓、拒捕、毀證而使用暴力的,不能依照刑法典第269條定搶劫罪,應按其實際情況對暴力行為定傷害罪或殺人罪。①
第三種觀點認為,從現行刑法典第269條的犯罪性質和危害程度出發,從該條的立法原意及與搶劫罪的協調出發,再考慮到執法協調統一和標准明確一致的需要,適用刑法典第269條定罪時,不應對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數額作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達到「數額較大」,也不宜排除「數額過小」。只要先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無論既遂還是未遂),為窩贓、拒捕、毀證而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結合全案又不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就都應當按照刑法典第269條定罪,而不應定為其他犯罪。②
筆者認為下列的《意見》的做法是最值得肯定的。無論是從立法本義來看還是從司法解釋來看,意見這樣做都是恰當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關於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未達到「數額較大」,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較輕、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但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1)盜竊、詐騙、搶奪接近「數額較大」標準的;
(2)入戶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詐騙、搶奪後在戶外或交通工具外實施上述行為的;
(3)使用暴力致人輕微傷以上後果的;
(4)使用凶器或以凶器相威脅的;
(5)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①孫國利、鄭昌濟,載《法學評論》1983年第2期
②陳興良等著.《案例刑法教程》(下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頁
③高銘暄、王作富主編:《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4~575頁

2、主觀條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成立本罪的主觀條件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這是轉化型搶劫罪與典型型(標准型)搶劫罪在主觀方面的區別。典型型搶劫罪,行為人實施暴力、脅迫等侵犯他人人身權利行為的目的是強行非法佔有公私財物,即侵犯人身行為是取財行為的手段。而轉化型搶劫罪,行為人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其目的是為了窩贓、拒捕、毀證。「窩藏贓物」是指行為人把已經非法盜得、騙得、奪得的贓物護住,不讓被害人或其他制止、追捕者奪回去,而不是指作案得逞以後把贓物放在自己或他人家裡隱藏起來。
3、客觀條件
依照法律的規定,行為人在先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後,還必須「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這是適用刑法典第269條的客觀條件,也是決定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發展為轉化的搶劫罪的關鍵所在。這一客觀條件可以再具體區分為行為條件和時空條件,行為條件即實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其涵義應與刑法典第263條典型的搶劫罪中的暴力與脅迫行為作同樣的理解;其時空條件即這種暴力或者暴力威脅行為是「當場」實施的。所謂「暴力」是指犯罪分子對抓捕他的人,實施毆打、傷害等足以危及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為。這種暴力是犯罪分子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而故意實施的。「以暴力相威脅」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實施暴力相威脅,實行精神強制。其特點第一是犯罪分子當場向公安機關和任何公民發出,第二是以立即實施暴力相威脅,第三是當場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如遇抗拒,會立即轉為實施暴力。
4、時間條件
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時間條件體現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行為是「當場」實施的。本罪中的「當場」是指犯罪分子實施犯罪的現場,或者剛一離開現場就被人發覺而立即追捕過程中的場所,也就是刑法理論上所講的「現場的延伸」。轉化型搶劫罪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行為,與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時空上具有連續性和關聯性,即在時間是前後持續,不間斷的,在空間上可以是同一場所,也可以是前行為場所的延展。我們不能把成立本罪的時空條件「當場」機械地理解為現場,這將使時空范圍過於狹窄,不符合轉化型搶劫罪的實際情況和犯罪構成的要求,也不利於打擊這類犯罪。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盜竊等行為現場或剛一離開就立即被追捕過程中,為窩贓、追捕、毀證而實施暴力、威脅行為的,應當認定構成轉化型搶劫罪。如果當時追捕已中斷或結束,或者行為人在作案時未被發現和追捕,而在其他時間、地點被發現、被追捕,這時行為人為窩贓、拒捕、毀證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不能認定構成轉化型搶劫罪,而應對其前後行為分別依照有關法律定罪處罰。
綜上可以看出,成立轉化型搶劫罪必須同時具備以上四個條件,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承、緊密聯系、同時具備。
(三)轉化型搶劫罪既遂與未遂標准
轉化型搶劫罪既遂與未遂標准問題,一種觀點認為轉化型搶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條所規定的一般搶劫罪處罰,其既遂與未遂的標准也應該與一般搶劫罪相同;另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行為,轉化型搶劫犯罪就是既遂,換言之,轉化型搶劫罪沒有未遂。
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較為合理。轉化型搶劫罪與一般搶劫罪是罪質相同的犯罪,一般搶劫罪把財物取得與否作為既遂未遂的標准,作為與其罪質相同、危險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轉化型搶劫罪就沒有理由採取與此不同的標准。
具體說來,就是在盜竊、詐騙、搶奪取得財物後,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時,以行為人是否最終獲得了財物為標准區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為人最終取得了財物,就是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為行為人出於拒絕交還財物的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那麼行為人最終是否取得了財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與否。但行為人如果是基於避免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的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如何認定呢?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後,出於上述二種特定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客觀上也起著保護、控制贓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為人是出於避免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的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也以行為人最終是否取得了贓物作為既遂未遂的標准。
區分轉化型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是以行為人最終是否取得財物為標准,因此在盜竊、詐騙、搶奪沒有取得贓物,出於抗拒抓捕、毀滅罪證這二種特定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的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類犯罪屬於貪利型犯罪這一本質特徵,把著重點放在了是否奪取財物上,而不在於是否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而不是以是否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決定既遂與未遂的區別。如果對這種情況認定為既遂,出現的後果是:在普通搶劫的場合,採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財物,或者當場被物主奪回了財物,一般只能是搶劫罪的未遂。事後搶劫的危害性和危險性不至於超過普通搶劫罪,把普通搶劫當未遂處罰的情形,在轉化型搶劫罪中按既遂處理,顯然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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