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第六次任務0028

① 國際商法案例與分析

法理引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Article 17[第十七條]：「An offer, even if it is irrevocable, is terminated when a rejection reaches the offeror.[一項發盤，即使是不可撤銷的，於內拒絕通知送達發容盤人時終止]」
分析：因為賣方12月1日的發盤構成要約，有效期到12月31日，但買方在12月10日拒絕了該報價，導致發盤終止要約失效。雖然買方12月15日（要約有效期內）改變主意，接受發盤進行了承諾，但是未能構成要約-承諾的合約關系。
結論：合約不成立。

② 維護交易安全原則是什麼

(1)商事主體嚴格法定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
(3)保障交易迅捷原則；
(4)保障交易確定性原則；
(5)維護交易安全原則。

③ 物權法對國有企業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呢

http://www.stdgx.com/article.php?tid=139

我國修改物權法草案 防止企業並購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編輯: stdgx 發表日期: 2006-10-27 21:48 復制鏈接

新華網北京10月27日電（記者任芳、王婭妮）在27日開幕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正在進行第六次審議的物權法草案在保護國有資產方面又添重要一筆：通過「合並分立」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今年8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對物權法草案進行第五次審議時，一些常委會組成人員提出，現實生活中，通過企業並購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嚴重，應作出有針對性的規定。

草案據此將有關條款修改為：「違反國有資產管理規定，通過企業改制、合並分立、關聯交易等，低價轉讓、集體私分、擅自擔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隨著我國國有資產監管體系逐步建立和股權分置改革接近尾聲，為國有企業大規模進行並購重組創造了條件。

一家境外金融與商業顧問公司均富企業金融新近一份報告顯示，從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價值140億美元的中國內地公司為境外企業所並購，交易金額比上年同期增長52％。

國務院國資委有關負責人指出，在國有企業並購重組過程中，「蛇吞象」、政府「拉郎配」、「合並報表」式的虛假重組、非相關產業重組等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方式。這些重組難以保證企業創造不斷增長的利潤，往往會發生大股東侵佔、非法轉移國有資產。

有關人士指出，物權法草案六次審議稿在保護國有資產的條款中添加的「合並分立」幾個字，將有利於今後更有針對性地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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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6325
平等保護原則：中國物權法的鮮明特色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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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物權法上的平等保護原則，是指物權的主體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權和其他物權在受到侵害以後，應當受到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平等保護是物權法的首要原則，也是制訂物權法的指導思想。平等保護原則充分體現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的特色，因為在西方國家，物權法以維護私有財產為其主要功能，所以沒有必要對所有權按照主體進行類型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平等保護的問題。但是，在我國，由於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在法律中尤其是物權法中確立平等保護原則對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一、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

物權是一定財產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歸屬和利用關系的法律，必須確認和體現一國憲法所確認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物權法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內調整財產的歸屬與利用關系，「物權制度有關一國的經濟，勢不能不採取一貫的政策，以為社會的准繩。」[1]也就是說，物權法必須採用憲法所確定的政策作為其基本規則設計和體系構建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物權法也必須反映一個國家的所有制關系形態。正如德國法學家鮑爾所指出的，「作為法律制度一部分的物權法，包含著人類對財務進行支配的根本規則。而該規則之構成，又取決於一個國家憲法制度所確立的基本決策。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制度，也是建立在該基本決策之上，並將其予以具體化。」[2]正因如此，物權法才具有濃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我國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歸屬和利用的法律，是憲法所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民法上的表現，也是憲法中保護各類財產權利法律規則的具體化。因此，物權法必須體現憲法的精神，符合憲法的要求。

物權法作為基本財產法，必須反映憲法的所有制關系。西方國家的物權法以保護私有財產權作為其基本的功能[3]，而我國物權法雖然也具有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功能，但它對財產權的保護不是單一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因而我國物權法必須確認平等保護原則，反映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和維護多種所有制的需要，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財產。物權法草案中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正是憲法所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物權法上的具體體現，也是對憲法的基本精神的反映。

之所以說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是因為該原則符合我國憲法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憲法》第6條的規定，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形態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構成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正是對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充分反映和具體體現。

首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內容上包括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的平等，並不意味著不同所有制之間存在高低差別。所謂「以公有制為主體」，主要是強調各種公有制對國計民生、經濟安全以及政府實現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及其對國民經濟的重要影響，也是為了保證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屬性。我個人理解，「主體」的本意更多的是強調公有制對經濟關系的影響力和對經濟生活的基礎性作用。比如說，對關繫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鋼鐵、交通、汽車、能源等大型產業實行共有制，有利於保證基本的經濟制度和屬性，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實現政府的調控能力。只有保證公有制的主體性的作用，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方向。上述憲法條款雖然在措辭上存在著主體和非主體的差別，但只能理解為各種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是有差異的，而不能理解為各種所有制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不是說公有制為主體就意味著公有制處於優越的法律地位，其它所有制處於次要的法律地位。正是因為在憲法上，多種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決定了物權法草案需要規定對各類所有權的平等保護原則。

其次，平等保護完全符合憲法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一種觀點認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為憲法第12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第13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核心條款和關鍵條款，兩者並不能是平等和同等的，否則不能表明我國物權法和西方國家物權法的區別。物權法堅持平等保護原則，與憲法的相關規定是不符合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對憲法的誤解。現行憲法第12條的規定，作為一條宣示性的條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在1982年制訂該條的時候，針對文革期間一些人大搞「打、砸、搶」，破壞公共財產的現象，在憲法中宣示公共財產的神聖性是必要的。作出這種規定，從強化國家主權的角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一些國有自然資源與國家主權具有密切的聯系，有必要從強化國家主權的角度有必要宣示公共財產的神聖性。但這一條的規定顯然不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不能因為存在「神聖」兩個字就認為憲法所確認的各種所有制是不平等的，更不能從「神聖」兩個字就引申出要對國有財產優先保護，而對私人財產另眼看待。當然，憲法第12條的規定並不是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憲法》第6條 關於「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 的規定才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

第三，憲法關於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強調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而共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就是平等保護。一方面，按照《憲法》第6條的規定，我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所有制形態上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雖然規定了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但同時維護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根據這樣一種所有制所採取的戰略取向，就是我們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實行多元化，鼓勵和保護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這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點。既然要實行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就要對其它經濟成分給予同等保護。所以，強調物權法對不同所有制的平等保護，這也是對憲法同等保護各種所有製成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沒有平等保護就難以有共同發展，失去了共同發展，平等保護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應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只有通過物權法規定平等保護的原則，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排除各種「左」的和「右」的干擾，堅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憲法規定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規律的總結。實踐證明，只有努力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從長遠來看，物權法之所以要確認平等保護原則，就是要使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長期存在。通過平等保護，促進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才能真正發揮物權法在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作用。

第四，平等保護與產業政策等方面的差異並不矛盾。應當承認，在我國，不同的所有制在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准入、銀行貸款等方面有所區別，對不同的類型的企業，國家在稅收、信貸、市場准入和用人指標等方面確實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異，對一些國有企業在貸款上確實存在這傾斜。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必須確保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但這些區別與平等保護原則並不矛盾。物權法是私法，它確立的是財產的歸屬和利用，而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關於市場准入等方面的特別規定，其屬於公法調整的范疇，而不屬於物權法的內容。事實上，各國在產業政策上針對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主體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並不影響對私有財產的平等與統一的保護。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差異主要影響的是財產的取得，而並不影響對已經取得某一財產權的民事主體之間的平等保護，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涉及的是民事主體取得財產權之後的平等保護問題。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它們取得財產之前的差異，在取得財產以後，法律對它們的財產當然要給予平等的保護。物權法並不涉及有關取得財產的優惠的調整，也不應該介入政策性優惠的領域。從物權法角度出發，具有不同來源和不同性質的財產，一旦確定其具有確定的歸屬之後，它們在交易關系中，就應該適用同一法律規則。

之所以說，平等保護原則完全符合我國憲法，是因為我國憲法不僅確立了多種所有制形式，而且規定了對所有權的平等保護。憲法本身對財產的保護，就貫徹了平等原則的要求。例如，現行憲法雖然規定了「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同時又規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4]憲法強調對國有財產的保護，但是，憲法對各類財產規定的實際保護規則，並沒有差別。尤其應當看到對各類財產權的平等保護是國家的義務。例如，憲法修正案第21條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該條實際上明確了國家負有保護對非公有制經濟義務，國家機關在行使各自的職權過程中負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不受侵害的義務。所以，按照我國憲法學者的一致看法，從憲法本身的內涵來看，實際上也體現了平等保護的精神[5]。而物權法的平等原則，只不過是憲法平等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具體表現。

之所有說，平等保護原則是符合憲法的，是因為對各類財產的平等保護符合憲法平等保護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的法律原則，也是基本的憲政原則。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6條就宣稱，「法律對於所有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般認為，憲法中的平等既是一種基本權利，又是一項憲法原則。因為「憲法意義上的平等概念，是一種以憲法規范的平等價值為基礎，在憲法效力中體現平等的內涵。」[6]所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這一類的憲法規范，對於國家一方而言，即可表述為「平等原則」，而對於個人一方而言，即可表述為平等權。[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也包括了財產權的平等。一方面，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權利的平等，財產權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依據平等原則，必然應該與公共財產一起受到平等的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作為主體的基本權利，對於保障其主體資格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財產不平等就談不上主體的平等，尤其是對企業而言，企業與其財產是不可分割的，企業財產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血脈。從一定意義上將，企業本身甚至是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才財產。在一些企業買賣中，企業本身也是當作財產來作為交易的對象的。如果財產不平等，這也就意味著主體是不平等地，勢必會動搖法治社會的根基。在我國，已經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而法治國家的特點就是要對各類主體進行平等保護。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僅僅是所有制形式本身要求平等保護，而且各類財產權要求平等保護，法治社會的根基就是對所有社會主體都要平等對待。

二、平等保護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准確、全面地理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要看到，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除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這一面之外，還包括另一面，就是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完整表述。只有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完整、全面的理解與認識我國憲法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據此，作為調整財產歸屬和利用關系的物權法，應當把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作為其基本的任務和目標之一，為此，物權法草案就必需要確立平等保護原則，保障所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的平等地位，確立起點的平等，使得每一主體能夠進行平等的交易和公平的競爭，最終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第一，堅持平等保護，才能為市場經濟提供基本的產權制度框架。平等保護原則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所決定的。所謂市場，是由無數的每天重復發生的紛繁復雜的交易所構成。交易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財產權和合同，因為交易要求以交易主體各自享有財產權為前提，並以財產權的轉移為交易追求的目的。因而產權的構建是市場的基本規則，但作為市場經濟規則的產權制度，必須建立在平等保護的基礎上。因為，一方面，市場經濟天然要求平等，因為交易本身就是以平等為前提，以平等為基礎。否認了平等保護，就等於否定了交易當事人的平等地位，否認了市場經濟的性質。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天然要求市場競爭主體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實現競爭的平等。任何企業無論公私和大小，都必須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並適用同等的法律規則。這樣才能真正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平等地位需要通過物權法的平等保護來實現。如果對不同所有制的財產給予不同的保護，就沒有所有制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將財產所有權區分為三六九等，就意味著不同的企業本身也被區分為三六九等，因為財產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必然決定佔有財產的企業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這必然導致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國有企業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權，而這和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第二，平等保護是構建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主體是平等的，利益目標是多元的，資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市場主體都從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發，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這樣就會使市場經濟的運行交織著各種矛盾、沖突。因此，必然要求通過法律手段從宏觀以及微觀上對各個主體之間的行為加以協調與規范，以維護市場經濟的法律秩序。而通過物權法確立平等保護物權的原則，有助於維護公正的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確立基本的條件。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物權法，首先就在於物權法確認的是平等保護原則，充分鼓勵市場主體廣泛深入地從事市場交易活動，展開公平競爭。即使國家作為民事主體，以國有資產為基礎，參與各類民事活動，如發行國債、發行國庫券、對外擔保等，國家也應該和其他民事主體處於平等地位，並遵守民法調整民事活動的一般規則。國家從整體上作為民事主體的時候，和其他民事主體都是平等的，同樣，國有企業、國家控股參股的公司參與民事活動時，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也應該是平等的，不能對其支配的國有財產設置一些特殊的保護規則，否則就限制了此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最終不利於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在我國現行民事立法尤其是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則》上，強調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一律平等，這就意味著只要是從事民事活動，無論民事主體的具體形態是什麼，都要平等的遵守相同的游戲規則。否則，其所從事的民事活動就不能稱為民事活動，這類主體也沒有資格被稱為民事主體。

第三，平等保護是市場主體平等發展的條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產保護的平等不僅僅為市場主體從事市場交易和公平交易創造了前提，而且也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的共同發展提供了條件。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一段時期內採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一大二公」的政策，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並不存在平等的關系，這就嚴重壓抑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財產保護的不平等就意味著不同的企業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差異，甚至對一些企業實行明顯的歧視性待遇，這就會嚴重的損害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只有在改革開放以後，國家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各類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我國改革開放實踐表明，正是因為我們堅持了各種所有制平等保護、共同發展的方針，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潛力，調動了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從而使中國經濟二十多年能夠保持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得到迅速提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也正在於此。可以說，正是在政策法律上對不同所有制經濟實行平等保護，才使我國的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只有通過平等保護，才能為市場主體的平等發展創造基本條件。

受到平等保護的權利是各類市場主體賴以生存和發展所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一方面，財產的平等意味著企業的平等。企業作為進行市場活動的主體，其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是對一定財產的支配和控制，而市場的交易行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體現為企業對一定財產的處分，如果對於財產不能進行平等的保護，企業之間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市場交易根本無法進行。如果將各類財產根據其財產歸屬主體的不同，區別對待，實際上就是將市場主體劃分成不同等級，這就根本無法實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平等發展也就根本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平等保護意味著要遵守共同的財產規則。當前，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體制是否是市場經濟，關鍵看市場是否在資源的優化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是否遵循同樣的游戲規則，規范市場經濟的民商法體系是否建立和健全。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則，如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都旨在維護和保障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地位，而物權法則是通過對各類財產的平等對待和一體保護，來實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這種平等對待要求各類市場主體在享有並行使財產權，以及在其權利遭受侵害的情況下都要遵循共同的規則，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如果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物權法摒棄了平等保護原則，對不同財產進行不平等的對待和保護，就很難證明我國真正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四，平等保護是市場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動力與源泉。美國法學家龐德有一句名言，即「在商業時代里，財富多半是由許諾組成的」[8]，既然合同構成財富的主要內容，它天然的就要求在市場主體之間存在著平等關系，而財產的歸屬是進行交易行為的前提條件，這就要求在物權法上對各類財產的主體要進行平等保護。只有確認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市場經濟的主體具有足夠的動力與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促使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平等保護原則不僅要求強調對公有財產的保護，而且也要求將個人財產權的保護置於相當重要的位置。財富是由芸芸眾生創造的，充分釋放個人創造財富的潛力，是搞活經濟、迅速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基礎。古人說，「有恆產者有恆心」，如果缺乏對私有財產權平等、充分的保護，則人們對財產權利的實現和利益的享有都將是不確定的，從而也就不會形成所謂的「恆產」，也很難使人們產生投資的信心、置產的願望和創業的動力。通過物權法強化對這些財產的平等保護，才能鼓勵億萬人民群眾創造財富、愛護財富、合法致富。如果我們對各類財產採取區別對待的辦法，對私有財產「低看一眼」，甚至採取殺富濟貧的辦法，公民不敢置產創業，企業不敢做大做強，就會出現許多財富的大量浪費、資產大量外流現象，民窮國弱，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無從談起。

三、平等保護原則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國有財產

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作為確認財產歸屬和利用，尤其是對財產進行保護的規則，不僅可以適用於已經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而且也可以適用於那些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即使對國有財產來說也不例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並不一定都會進入市場交易領域，所以物權法對財產的平等保護，不一定與市場經濟存在著必然的聯系。由於許多國有財產並不進入交易領域，因此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對國有財產關系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

應當承認，物權法草案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有著密切聯系，它首先是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存在的，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並不是說，平等保護原則僅僅只是調整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關系，也適用於大量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關系。一方面，平等保護原則作為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不僅僅是反映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它也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反映。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已經包含了對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對待的要求，因此，物權法的平等保護原則就不僅僅是與交易關系相聯系，其適用的范圍是十分寬泛的。任何類型的財產關系不管是否進入交易領域，客觀上都要求在物權法上平等對待，在其財產權遭到侵害時受到物權法平等保護。物權法作為調整財產關系的基本法，並不僅僅只是規范交易關系，也不僅僅是調整與交易相關的財產權，而應當確認和保護各類財產權，如果平等保護原則不能適用於各類財產，那麼，這與物權法作為基本財產法的屬性也是不符合的。另一方面，任何類型的財產，在有關財產歸屬和利用的規則上，都不可能不受物權法的調整。財產如果不受物權法的調整，就意味著它不是一種財產，正如布拉曼特所言：「准確地說，財產導致了民法的產生，沒有財產就沒有法律和政府。」[9]而只要受物權法的調整，就必須適用物權法的規則。因為任何財產歸根結底都是民事權利的客體。在財產被侵害的情況下，只有採取民法的方法，才能獲得充分的救濟。

從實踐來看，確實有一些國有財產並不進入交易領域，例如許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佔有的國有財產，並不發生財產的移轉，對這些財產是否可以不適用市場經濟的平等保護原則？我們認為，平等保護原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財產，同樣也適用所有類型的國有財產。因為任何類型的國有財產不管其是否進入交易領域，都要適用平等保護原則。這是因為：

第一，任何類型的國有財產都要在法律上表現為一種財產權利，對這種權利的必須通過物權法來確認。這就是說，國有財產本身仍然是一種民事權利，或者說是一種私法上的權利，盡管國有財產在財產的管理、監督，以及國有財產的行使等方面都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國家的所有權和行政權並沒有嚴格的區分開。但當國有財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利表現的時候，它只能以民事權利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國有財產屬於公法確認而非物權法確認的權利，它就不是真正意義上財產權利。而物權法在確認國有財產權的時候，必須要將國有財產權和其他財產權同等對待，承認其平等的地位。所以，國有財產無論是否盡管國有財產在取得和行使方式以及國家所有權的客體上，都具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已經為我國民事法律、經濟法所確認。即使沒有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仍然是財產的一種類型。不進入交易領域的財產，可能要受到多個部門法的限制，但這並不意味著其就具有優越於其它財產的地位。即便是國有自然資源，它們雖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甚至關繫到國家主權，但它們仍然要適用民法的財產規則。我們也很難設想去設計一種讓其具有優越地位的法律規則。當然，我們可以在物權法上根據其自身特性設計一些例外規定，比如說，關於國家

④ 中國海商法的詳細法條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了調整海上運輸關系、船舶關系，維護當事人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海上運
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制定本法。
第二條本法所稱海上運輸，是指海上貨物運輸和海上旅客運輸，包括海江之間、江海
之間的直達運輸。
本法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規定，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海上貨物運
輸。
第三條本法所稱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動式裝置，但是用於軍事的、政府公務
的船舶和20總噸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前款所稱船舶，包括船舶屬具。
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海上運輸和拖航，由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船
舶經營。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非經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批准，外國籍船舶不得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海上運
輸和拖航。
第五條船舶經依法登記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有權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航行。
船舶非法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航行的，由有關機關予以制止，處以罰款。
第六條海上運輸由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交通主管部門制
定，報國務院批准後施行。
第二章船舶
第一節船舶所有權
第七條船舶所有權，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對其船舶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
利。
第八條國家所有的船舶由國家授予具有法人資格的全民所有制企業經營管理的，本法
有關船舶所有人的規定適用於該法人。
第九條船舶所有權的取得、轉讓和消滅，應當向船舶登記機關登記；未經登記的，不
得對抗第三人。
船舶所有權的轉讓，應當簽訂書面合同。
第十條船舶由兩個以上的法人或者個人共有的，應當向船舶登記機關登記；未經登記
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二節船舶抵押權
第十一條船舶抵押權，是指抵押權人對於抵押人提供的作為債務擔保的船舶，在抵押
人不履行債務時，可以依法拍賣，從賣得的價款中優先受償的權利
第十二條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所有人授權的人可以設定船舶抵押權。
船舶抵押權的設定，應當簽訂書面合同。
第十三條設定船舶抵押權，由抵押權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記機關辦理抵押權登記
；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
船舶抵押權登記，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船舶抵押權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地址；
（二）被抵押船舶的名稱、國籍、船舶所有權證書的頒發機關和證書號碼；
（三）所擔保的債權數額、利息率、受償期限。
船舶抵押權的登記狀況，允許公眾查詢。
第十四條建造中的船舶可以設定船舶抵押權。
建造中的船舶辦理抵押權登記，還應當向船舶登記機關提交船舶建造合同。
第十五條除合同另有約定外，抵押人應當對被抵押船舶進行保險；未保險的，抵押權
人有權對該船舶進行保險，保險費由抵押人負擔。
第十六條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設定抵押權，應當取得持有三分之二以上份額的共有
人的同意，共有人之間另有約定的除外。
船舶共有人設定的抵押權，不因船舶的共有權的分割而受影響。
第十七條船舶抵押權設定後，未經抵押權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將被抵押船舶轉讓給他
人。
第十八條抵押權人將被抵押舶舶所擔保的債權全部或者部分轉讓他人的，抵押權隨之
轉移。
第十九條同一船舶可以設定兩個以上抵押權，其順序以登記的先後為准。
同一船舶設定兩個以上抵押權的，抵押權人按照抵押權登記的先後順序，從船舶拍賣所得價款中依次受償。同日登記的抵押權，按照同一順序受償。
第二十條被低押船舶滅失，抵押權隨之消滅。由於船舶滅失得到的保險賠償，抵押權
人有權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
第三節船舶優先權
第二十一條船舶優先權，是指海事請求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向船舶所有人
、光船承租人、船舶經營人提出海事請求，對產生該海事請求的船具有優先受償的權利。
第二十二條下列各項海事請求具有船舶優先權：
（一）船長、船員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編人員根據勞動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勞動合同
所產生的工資、其他勞動報酬、船員遣返費用和社會保險費用的給付請求；
（二）在船舶營運中發生的人身傷亡的賠償請求；
（三）船舶噸稅、引航費、港務費和其他港口規費的繳付請求；
（四）海難救助的救助款項的給付請求；
（五）船舶在營運中因侵權行為產生的財產賠償請求。
載運2000噸以上的散裝貨油的船舶，持有有效的證書，證明已經進行油污損害民事
責任保險或者具有相應的財務保證的，對其造成的油污損害的賠償請求，不屬於前款第（五
）項規定的范圍。
第二十三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所列各項海事請求，依照順序受償。但是，第（四
）項海事請求，後於第（一）項至第（三）項發生的，應當先於第一）項至第（三）項受償
。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一）、（二）、（三）、（五）項中有兩個以上海事請求的
，不分先後，同時受償；不足受償的，按照比例受償。第（四）項中有兩個以上海事請求的
，後發生的先受償。
第二十四條因行使船舶優先權產生的訴訟費用，保存、拍賣船舶和分配船舶價款產生
的費用，以及為海事請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費用，應當從舶拍賣所得價款中先行撥
付。
第二十五條船舶優先權先於船舶留置權受償，船舶抵押權後於船舶留置權受償。
前款所稱船舶留置權，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時，可以留置所佔
有的船舶，以保證造船費用或者修船費用得以償還的權利。船舶留置權在造船人、修船人不
再佔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時消滅。
第二十六條船舶優先權不因船舶所有權的轉讓而消滅。但是，船舶轉讓時，船舶優先
權自法院應受讓人申請予以公告之日起滿六十日不行使的除外。
第二十七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海事請求權轉移的，其船舶優先權隨之轉移。
第二十八條船舶優先權應當通過法院扣押產生優先權的船舶行使。
第二十九條船舶優先權，除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的外，因下列原因之一而消滅：
（一）具有船舶優先權的海事請求，自優先權產生之日起滿一年不行使；
（二）船舶經法院強制出售；
（三）船舶滅失。
前款第（一）項的一年期限，不得中止或者中斷。
第三十條本節規定不影響本法第十一章關於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規定的實施。
第三章船員
第一節一般規定
第三十一條船員，是指包括船長在內的船上一切任職人員。
第三十二條船長、駕駛員、輪機長、輪機員、電機員、報務員，必須由持有相應適任
證書的人擔任。
第三十三條從事國際航行的船舶的中國籍船員，必須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務監督機
構頒發的海員證和有關證書。
第三十四條船員的任用和勞動方面的權利、義務，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的規定。
第二節船長
第三十五條船長負責船舶的管理和駕駛。
船長在其職權范圍內發布的命令，船員、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員都必須執行。
船長應當採取必要的措施，保護船舶和在船人員、文件、郵件、貨物以及其他財產。
第三十六條為保障在船人員和船舶的安全，船長有權對在船上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人採取禁閉或者其他必要措施，並防止其隱匿、毀滅、偽造證據。
船長採取前款措施，應當製作案情報告書，由船長和兩名以上在船人員簽字，連同人犯
送交有關當局處理。
第三十七條船長應當將船上發生的出生或者死亡事件記入航海日誌，並在兩名證人的
參加下製作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應當附有死者遺物清單。死者有遺的，船長應當予以證明。
死亡證明書和遺囑由船長負責保管，並送交家屬或者有關方面。
第三十八條船舶發生海上事故，危及在船人員和財產的安全時，船長應當組織船員和
其他在船人員盡力施救。在船舶的沉沒、毀滅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長可以作出棄船決定；但
是，除緊急情況外，應當報經船舶所有人同意。
棄船時，船長必須採取一切措拖，首先組織旅客安全離船，然後安排船員離船，船長應
當最後離船。在離船前，船長應當指揮船員盡力搶救航海日誌、機艙日誌、油類記錄簿、無
線電台日誌、本航次使用過的海圖和文件，以及貴重物品、郵件和現金。
第三十九條船長管理船舶和駕駛船舶的責任，不因引航員引領船舶而解除。
第四十條船長在航行中死亡或者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當由駕駛員中職務最高的人
代理船長職務；在下一個港口開航前，船舶所有人應當指派新船長任。
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第一節一般規定
第四十一條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是指承運人收取運費，負責將托運人托運的貨物經海路由一港運至另一港的合同。
第四十二條本章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承運人"是指本人或者委託他人以本人名義與托運人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人。
(二)"實際承運人"，是指接受承運人委託，從事貨物運輸或者部分運輸的人，包括接受轉委託從事此項運輸的其他人。
(三)"托運人"是指：
1．本人或者委託他人以本人名義或者委託他人為本人與承運人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人；
2．本人或者委託他人以本人名義或者委託他人為本人將貨物交給與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有關的承運人的人。
(四)"收貨人"，是指有權提取貨物的人。
(五)"貨物"，包括活動物和由托運人提供的用於集裝貨物的集裝箱、貨盤或者類似的裝運器具。
第四十三條承運人或者托運人可以要求書面確認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成立。但是，航次租船合同應當書面訂立。電報、電傳和傳真具有書面效力。
第四十四條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作為合同憑證的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的條款，違反本章規定的，無效。此類條款的無效，不影響該合同和提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證中其他條款的效力。將貨物的保險利益轉讓給承運人的條款或者類似條款，無效。
第四十五條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不影響承運人在本章規定的承運人責任和義務之外，增加其責任和義務。
第二節承運人的責任
第四十六條承運人對集裝箱裝運的貨物的責任期間，是指從裝貨港接收貨物時起至卸貨港交付貨物時止，貨物處於承運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間。承運人對非集裝箱裝運的貨物的責任期間，是指從貨物裝上船時起至卸下船時止，貨物處於承運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間。在承運人的責任期間，貨物發生滅失或者損壞，除本節另有規定外，承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前款規定，不影響承運人就非集裝箱裝運的貨物，在裝船前和卸船後所承擔的責任，達成任何協議。
第四十七條承運人在船舶開航前和開航當時，應當謹慎處理，使船舶處於適航狀態，妥善配備船員、裝備船舶和配備供應品，並使貨艙、冷藏艙、冷氣艙和其他載貨處所適於並能安全收受、載運和保管貨物。
第四十八條承運人應當妥善地、謹慎地裝載、搬移、積載、運輸、保管、照料和卸載所運貨物。
第四十九條承運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或者習慣的或者地理上的航線將貨物運往卸貨港。
船舶在海上為救助或者企圖救助人命或者財產而發生的繞航或者其他合理繞航，不屬於違反前款的規定的行為。
第五十條貨物未能在明確約定的時間內，在約定的卸貨港交付的，為遲延交付。
除依照本章規定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的情形外，由於承運人的過失，致使貨物因遲延交付而滅失或者損壞的，承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除依照本章規定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的情形外，由於承運人的過失，致使貨物因遲延交付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即使貨物沒有滅失或者損壞，承運人仍然應當負賠償責任。
承運人未能在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時間屆滿六十日內交付貨物，有權對貨物滅失提出賠償請求的人可以認為貨物已經滅失。
第五十一條在責任期間貨物發生的滅失或者損壞是由於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船長、船員、引航員或者承運人的其他受僱人在駕駛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過失：
(二)火災，但是由於承運人本人的過失所造成的除外；
(三)天災，海上或者其他可航水域的危險或者意外事故；
(四)戰爭或者武裝沖突；
(五)政府或者主管部門的行為、檢疫限制或者司法扣押；
(六)罷工、停工或者勞動受到限制；
(七)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圖救助人命或者財產；
(八)托運人、貨物所有人或者他們的代理人的行為；
(九)貨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
(十)貨物包裝不良或者標志欠缺、不清；
(十一)經謹慎處理仍未發現的船舶潛在缺陷；
(十二)非由於承運人或者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過失造成的其他原因。
承運人依照前款規定免除賠償責任的，除第(二)項規定的原因外，應當負舉證責任。
第五十二條因運輸活動物的固有的特殊風險造成活動物滅失或者損害的，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但是，承運人應當證明業已履行托運人關於運輸活動物的特別要求，並證明根據實際情況，滅失或者損害是由於此種固有的特殊風險造成的。
第五十三條承運人在艙面上裝載貨物，應當同托運人達成協議，或者符合航運慣例，或者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承運人依照前款規定將貨物裝載在艙面上，對由於此種裝載的特殊風險造成的貨物滅失或者損壞，不負賠償責任。
承運人違反本條第一款規定將貨物裝載在艙面上，致使貨物遭受滅失或者損壞的，應當負賠償責任。
第五十四條貨物的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是由於承運人或者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不能免除賠償責任的原因和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承運人僅在其不能免除賠償責任的范圍內負賠償責任；但是，承運人對其他原因造成的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應當負舉證責任。
第五十五條貨物滅失的賠償額，按照貨物的實際價值計算；貨物損壞的賠償額，按照貨物受損前後實際價值的差額或者貨物的修復費用計算。
貨物的實際價值，按照貨物裝船時的價值加保險費加運費計算。
前款規定的貨物實際價值，賠償時應當減去因貨物滅失或者損壞而少付或者免付的有關費用。
第五十六條承運人對貨物的滅失或者損壞的賠償限額，按照貨物件數或者其他貨運單位數計算，每件或者每個其他貨運單位為666。67計算單位，或者按照貨物毛重計算，每公斤為2計算單位，以二者中賠償限額較高的為准。但是，托運人在貨物裝運前已經申報其性質和價值，並在提單中載明的，或者承運人與托運人已經另行約定高於本條規定的賠償限額的除外。
貨物用集裝箱、貨盤或者類似裝運器具集裝的，提單中載明裝在此類裝運器具中的貨物件數或者其他貨運單位數，視為前款所指的貨物件數或者其他貨運單位數；未載明的，每一裝運器具視為一件或者一個單位。
裝運器具不屬於承運人所有或者非由承運人提供的，裝運器具本身應當視為一件或者一個單位。
第五十七條承運人對貨物因遲延交付造成經濟損失的賠償限額，為所遲延交付的貨物的運費數額。貨物的滅失或者損壞和遲延交付同時發生的，承運人的賠償責任限額適用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限額。
第五十八條就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所涉及的貨物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對承運人提起的任何訴訟，不論海事請求人是否合同的一方，也不論是根據合同或者是根據侵權行為提起的，均適用本章關於承運人的抗辯理由和限制賠償責任的規定。
前款訴訟是對承運人的受僱人或者代理人提起的，經承運人的受僱人或者代理人證明，其行為是在受雇或者委託的范圍之內的，適用前款規定。
第五十九條經證明，貨物的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是由於承運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的，承運人不得援用本法第五十六條或者第五十七條限制賠償責任的規定。
經證明，貨物的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是由於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的，承運人的受僱人或者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五十六條或者第五十七條限制賠償責任的規定。
第六十條承運人將貨物運輸或者部分運輸委託給實際承運人履行的，承運人仍然應當依照本章規定對全部運輸負責。對實際承運人承擔的運輸，承運人應當對實際承運人的行為或者實際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在受雇或者受委託的范圍內的行為負責。
雖有前款規定，在海上運輸合同中明確約定合同所包括的特定的部分運輸由承運人以外的指定的實際承運人履行的，合同可以同時約定，貨物在指定的實際承運人掌管期間發生的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承運人不負賠償責任。
第六十一條本章對承運人責任的規定，適用於實際承運人。對實際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提起訴訟的，適用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和第五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
第六十二條承運人承擔本章未規定的義務或者放棄本章賦予的權利的任何特別協議，經實際承運人書面明確同意的，對實際承運人發生效力；實際承運人是否同意，不影響此項特別協議對承運人的效力。
第六十三條承運人與實際承運人都負有賠償責任的，應當在此項責任范圍內負連帶責任。
第六十四條就貨物的滅失或者損壞分別向承運人、實際承運人以及他們的受僱人、代理人提出賠償請求的，賠償總額不超過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限額。
第六十五條本法第六十條至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不影響承運人和實際承運人之間相互追償。
第三節托運人的責任
第六十六條托運人托運貨物，應當妥善包裝，並向承運人保證，貨物裝船時所提供的貨物的品名、標志、包數或者件數、重量或者體積的正確性；由於包裝不良或者上述資料不正確，對承運人造成損失的，托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承運人依照前款規定享有的受償權利，不影響其根據貨物運輸合同對托運人以外的人所承擔的責任。
第六十七條托運人應當及時向港口、海關、檢疫、檢驗和其他主管機關辦理貨物運輸所需要的各項手續，並將已辦理各項手續的單證送交承運人；因辦理各項手續的有關單證送交不及時、不完備或者不正確，使承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托運人應當負賠償責任。
第六十八條托運人托運危險貨物，應當依照有關海上危險貨物運輸的規定，妥善包裝，作出危險品標志和標簽，並將其正式名稱和性質以及應當採取的預防危害措施書面通知承運人；托運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誤的，承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根據情況需要將貨物卸下、銷毀或者使之不能為害，而不負賠償責任。托運人對承運人因運輸此類貨物所受到的損害，應當負賠償責任。
承運人知道危險貨物的性質並已同意裝運的，仍然可以在該項貨物對於船舶、人員或者其他貨物構成實際危險時，將貨物卸下、銷毀或者使之不能為害，而不負賠償責任。但是，本款規定不影響共同海損的分攤。
第六十九條托運人應當按照約定向承運人支付運費。
托運人與承運人可以約定運費由收貨人支付；但是，此項約定應當在運輸單證中載明。
第七十條托運人對承運人、實際承運人所遭受的損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損壞，不負賠償責任；但是，此種損失或者損壞是由於托運人或者托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過失造成的除外。
托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對承運人、實際承運人所遭受的損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損壞，不負賠償責任；但是，這種損失或者損壞是由於托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過失造成的除外。
第四節運輸單證
第七十一條提單，是指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已經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提單中載明的向記名人交付貨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貨物，或者向提單持有人交付貨物的條款，構成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保證。
第七十二條貨物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後，應托運人的要求，承運人應當簽發提單。
提單可以由承運人授權的人簽發，提單由載貨船船舶的船長簽發的，視為代表承運人簽發。
第七十三條提單內容，包括下列各項：
(一)貨物的品名、標志、包數或者件數、重量或者體積，以及運輸危險貨物時對危險性質的說明；
(二)承運人的名稱和主營業所；
(三)船舶名稱；
(四)托運人的名稱；
(五)收貨人的名稱；
(六)裝貨港和在裝貨港接收貨物的日期；
(七)卸貨港；
(八)多式聯運提單增列接收貨物地點和交付貨物地點；
(九)提單的簽發日期、地點和份數；
(十)運費的支付；
(十一)承運人或者其代表的簽字。
提單缺少前款規定的一項或者幾項的，不影響提單的性質；但是，提單應當符合本法第七十一條的規定。
第七十四條貨物裝船前，承運人已經應托運人的要求簽發收貨待運提單或者其他單證的，貨物裝船完畢，托運人可以將收貨待運提單或者其他單證退還承運人，以換取已裝船提單；承運人也可以在收貨待運提單上加註承運船舶的船名和裝船日期，加註後的收貨待運提單視為已裝船提單。
第七十五條承運人或者代其簽發提單的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的根據懷疑提單記載的貨物的品名、標志、包數或者件數、重量或者體積與實際接收的貨物不符，在簽發已裝船提單的情況下懷疑與已裝船的貨物不符，或者沒有適當的方法核對提單記載的，可以在提單上批註，說明不符之處、懷疑的根據或者說明無法核對。
第七十六條承運人或者代其簽發提單的人未在提單上批註貨物表面狀況的，視為貨物的表面狀況良好。
第七十七條除依照本法第七十五條的規定作出保留外，承運人或者代其簽發提單的人簽發的提單，是承運人已經按照提單所載狀況收到貨物或者貨物已經裝船的初步證據；承運人向善意受讓提單的包括收貨人在內的第三人提出的與提單所載狀況不同的證據，不予承認。
第七十八條承運人同收貨人、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依據提單的規定確定。
收貨人、提單持有人不承擔在裝貨港發生的滯期費、虧艙費和其他與裝貨有關的費用，但是提單中明確載明上述費用由收貨人、提單持有人承擔的除外。
第七十九條提單的轉讓，依照下列規定執行：
(一)記名提單：不得轉讓；
(二)指示提單：經過記名背書或者空白背書轉讓；
(三)不記名提單：無需背書，即可轉讓。
第八十條承運人簽發提單以外的單證用以證明收到待運貨物的，此項單證即為訂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承運人接收該單證中所列貨物的初步證據。
承運人簽發的此類單證不得轉讓。
第五節貨物交付
第八十一條承運人向收貨人交付貨物時，收貨人未將貨物滅失或者損壞的情況書面通知承運人的，此項交付視為承運人已經按照運輸單證的記載交付以及貨物狀況良好的初步證據。
貨物滅失或者損壞的情況非顯而易見的，在貨物交付的次日起連續七日內，集裝箱貨物交付的次日起連續十五日內，收貨人未提交書面通知的，適用前款規定。
貨物交付時，收貨人已經會同承運人對貨物進行聯合檢查或者檢驗的，無需就所查明的滅失或者損壞的情況提交書面通知。
第八十二條承運人自向收貨人交付貨物的次日起連續六十日內，未收到收貨人就貨物因遲延交付造成經濟損失而提交的書面通知的，不負賠償責任。
第八十三條收貨人在目的港提取貨物前或者承運人在目的港交付貨物前，可以要求檢驗機構對貨物狀況進行檢驗；要求檢驗的一方應當支付檢驗費用，但是有權向造成貨物損失的責任方追償。

⑤ 國際商法作業 2006年4月1日，某建築公司為買進一批水泥，分別向甲水泥廠和乙水泥廠發出了信函，內容如下

（1）在本案例中，甲水泥廠向建築公司發出的信函、建築公司發給甲內水泥廠的第二封容信、乙水泥廠發給建築公司的信為要約，因為根據合同法，要約是以訂立合同為目的而由相對人受領的意思表示。以上信件符合要約的要件，建築公司發給甲水泥廠和乙水泥廠的信函在合同法上稱為「要約邀請」。
（2）不能否認合同成立。因為甲水泥廠給予建築公司的答復是對要約的承諾，買賣合同已經有效成立。建築公司發給甲水泥廠表示不購買該廠的水泥的信函為撤銷要約的意思表
示，撤銷要約的意思表示應該在承諾發出之前到達受要約人，而於4月16日到達甲水泥廠時承諾已經發出，因此該表示並不能阻卻合同成立的效力。

⑥ 民商法案例分析論文

民商法案例分析論文

合同作為交易中一個重要因素，既是商品成功交易的基礎，也是保證進步的需要。在現實生活中，保護合同的正常運行是每個法律部門的共同任務，《民法》在合同保護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可忽視的。

一、案例

二零零八年七月某日，王某向張某借款兩萬元整。後來張某還為王某墊付了其他費用共計一萬元整。二零零八年八月某日王某向張某出示了一張三萬元的欠條。就再出示欠條的第二天，王某和張某簽訂了關於車輛管理的協議。協議中要求張某來對王某的車輛進行保管，期限到所欠款還清為止。若王某兩年後依然沒有經濟實力來將欠款還清。該車便歸張某所有。現在王某提起訴訟，理由為張某要將該車輛進行典當，要求撤銷雙方簽訂的關於車輛管理協議，將汽車進行返還，並且還要賠償經濟損失一萬元整。原告在進行訴訟中，向當地法院出示了車輛管理協議、購車發票等證據，證明該車輛系車主花四萬元購買的。王某和張某隻要求對車輛進行看管，沒有對車輛進行任何質押；證人和證言均可以證明被高有違約的意向，即出售雙方簽訂協議的車輛。被告向法院提供了雙方的車輛管理協議以及欠條等證據，來證明雙方簽訂的為質押合同，自己沒有違約，並且否認了證人的證言。

法院對該案件進行審理中，通過合議庭評議方式，形成以下觀點：

第一種觀點將該份協議視為部分無效，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所質押的車輛所涉及禁止部分的內容無效；第二，由於原告有向被告將車輛進行出售的意識，並且有證人當庭作證，被告違約。

第二種觀點將該份協議視為完全無效，所簽協議涉及的車輛應該還給原告。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協議中涉及雙方約定的內容指向並不明確，涉及到還款期限及車輛歸還問題都有矛盾之處；第二，雙方還對汽車流動禁止的事項進行了約定。

第三種觀點將該份協議視為部分無效，但是剝奪了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雙方在協議中簽訂了關於汽車在一年後的歸屬問題，債權人應該擁有汽車，這些內容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即這一部分的流質禁止不受法律保護；第二，被告與原告的協議中的其他事項可以通過合同法進行解決；第三，證人所提供證言證據不足。

二、案例分析

從本案案情來看，原告與被告爭議焦點為證據證明的效力問題以及合同的效力問題。本人認為第二種觀點正確，理由如下：

第一、該合同應該視為部分有效。因為仔細研究雙方研究的內容後，可以發現原告是出於使自己的債務得到清償的目的，才向被告出具的協議。這些合同中的內容都應該歸於質押擔保合同的范疇。筆者認為該案所涉及到合同應該屬於質權合同。並且雙方都對擔保期有明顯的時間界定，即債務還清時。依據我國擔保法可以得知，雙方擔保時間最長期限應該為2年，時間從還款開始時算起。雙方協議若原告一年後沒有經濟能力進行還款的話，車輛就歸債權人所有。這些內容都在擔保法中有涉及，即約定流質禁止的事項。

第二、這個合同應該歸屬於質押合同，而不屬於保管合同。原告在法院進行訴訟認為雙方協議都應該歸於保管合同，而不屬於質押合同。但是我們從合同的內容上可以得出，雙方簽訂該合同的目的均是為了債務得到履行。因此說這個協議涉及到的內容應該歸於質權合同。因此原告認為倆人簽訂的協議為保管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原告的證據效力不足。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相關證據中關於被告違約問題的.僅僅只有一份，我們通過分析並不能得出被告違約的事實。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證詞及證人僅僅是一面之詞，直接被被告否認，由於原告只有一個證據可以進行證明，沒有其它涉及到本案的證據來使這些證據成為一個證據鏈。所以根據我國《民法》中的內容規定，單方面的證據不能夠直接來對案件的真實性進行判定。所以本案中原告的證據存在較大的不足之處，即不能夠確定被告違約的真實性的問題。另外，即便某些證據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出被告有想要將車出售的意識，但是實際上被告並沒有出售該車輛，也沒有構成真實的合同，所以說原告提供的證據仍然得不到支持。我國的法律法規並沒有對思想犯的懲罰有過多的規定，所以法律不需要對意識形態上的東西進行明文規定。即有證據表明被告已經與他人存在合同銷售關系，直接或者間接傷害到了原告的經濟利益，原告的請求才有希望得到支持。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原告在對雙方簽訂的協議性質認定上是有偏差的，從而使證據准備不夠充分，不能夠認定被告違約行為的真實性。因此，法院做出以上判決是非常准確的。

三、結論

由本案例可以看出《民法》在保護合同以及經濟交易中佔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合同的正常履行也是交易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基礎。公民的正常交易受到合法保護，我國的社會和人民才能安定團結，祖國的建設才會上一個新的台階。

⑦ 國際商法案例分析，求助！！！

1) 適合.因為雙方涉及國際貿易
2)3月20日成立.以對方收到通知為准.
3)保險由出口人即A廠辦理,保險費由A廠代B廠支付.這是由CIF這個貿易術語決定的.CIF是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其價格包括成本,保險及國際運輸費.
4)B廠不能要求A廠給予賠償.因為CIF的風險劃分點是在港口船舷,貨物只要越過船舷,賣方已經完成其任務,貨物損毀責任即移至買方,由買方承擔.題中的貨物已經離開港口到了公海,那麼損毀就由買方即B廠承擔.由保險公司賠償.

⑧ 我該選什麼樣的大學

先弄清大學的分類

第一層次，985院校，像清華、北大、復旦、南開等名校
第二層次，211院校，一本中比較好的大學，像湖南師法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不屬於985
第三層次，一本院校，非985，非211，像上海師范大學、南京郵電大學，湘潭大學等。
第四層次，二般本科，像雲南財經大學，廈門理工大學等。
第五層次，三本，一般以學院命名較多，如燕山大學里仁學院、廣州大學華軟軟體學院等
第六層次，一般是一本或二本大學里的大專專業
還有就是民辦大專，這個寧願復讀一年也別去，和技校差不多。

第一志願很重要

很多大學，特別是名校都喜歡招第一志願的，可以理解為對她的尊重吧
好大學寧願招第一志願分數低的，也不會從第二志願找分數高的來補充
第一志願要綜合考慮，選最喜歡的大學和專業

平行志願要拉開檔次

高考錄取，前一批次的落選，不會影響後一次的正常錄取。前一批次錄取，就不會被後續批次錄取了。
本科一般分三個批次，所以第一批次的重點院校，一定要填寫。不報白不報，報了不白報！說不定那學校報的人少，降分錄取也是經常發生滴
最好把三個批次都填滿，不要浪費掉任何錄取的機會

城市 VS 大學

如果你不是早就定下來非常想去哪個大學，那就先選城市吧。
最好是經濟發達、高校眾多的城市，如果正好是你喜歡的城市那最理想了。
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杭州，都是不錯的地方。這里都有每個分數檔次的好大學。
因為很多大學生畢業後，就留在了那個城市，畢竟待了四年。好的城市就業機會多，好的城市也會讓你眼界開闊，收獲更多

大學 VS 專業

大學和專業，該把先考慮哪個呢
如果你的理想就是一定要進某某大學，那就選這個大學，然後選擇你想去的專業
分數高的，當然要選好大學、好專業了。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專業比大學更重要！專業是一輩子的事，大學只有四年。大學給你的光環和作用，可能只有在找工作時體現出來了。社會工作上更看重能力。

好的大學，不一定是所有的專業都是最好
如果你對專業更在呼，最好查一查你所報的專業，哪個學校更有優勢
比如你決定去南京，東南大學，南京理工大學，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學校差距不是很大。你的分數都夠了。你想學自動化或電光專業，建議你選南京理工大學，雖然東南大學比南京理工大學要好。

分數的考慮
首先你要看看往年的錄取情況，也就是你要報的學校近三年的錄取分數線
如果你的分數很高，一定要把你最想去的最好的大學選上，不要擔心。有時候選擇也是一種運氣。別擔心不被錄取，有平行志願拉開檔次，不用怕
如果你的分數不是名牌大學的那種，那就選擇相對好點的，然後關注專業。學校不夠好，專業一定要選自己喜歡的。
對於分數在一本線，或者二本線上面不多的，最好選擇專業服從。

如何你的分數並不是很理想，去不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那就就近選擇一個省會城市吧
距離近一點，絕對比遠要好。無論是以後找工作、回家看父母，還是以後成家，距離近的好處，比你想像的要重要的多。

⑨ 商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商法原則主要有：(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2)維護交易安全的原則；(3)促進交易迅捷的原則；(4)交易公平的原則。

商事法的基本原則，是指反映一國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對於商事關系具有普遍性適用意義或司法指導意義，對於統一的商法規則體系具有統領作用的某些基本法律規則。

這些原則是：

（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從兩個方面體現，一個是商事交易主體的地位平等，一個是誠實信用。

（3) 促進交易迅捷原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 交易簡便，2 短期時效，3 定型化交易規則。

（4）維護交易安全原則。

拓展資料

商法的基本原則是商法具體規則與抽象的商法價值的交匯點,是現代商法性質的集中體現。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我國商學界的學者們眾說紛紜，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

目前在我國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二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紹軍；二是「三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則說」，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

雖然他們對商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層面不同，但是他們的學說都體現了商法的基本價值觀念、綜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務。尤其是他們在「維護交易安全」這一基本原則上達成了高度的一致，說明了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在商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商法中確立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的依據。現代商事活動，隨著交易標的額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復雜、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圍的擴大，交易風險日益加大。

為了增強商事主體的安全感、調動人們從事交易活動的積極性，維護交易安全便構成了商法的基本原則。維護交易安全就是要減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動中的不安全因素，確保交易行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後果的可預見性。

⑩ 中日商法 比較

日本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最新修改案之特點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為了進一步確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機制的實效性，於2001年底進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進一步強化監事（會）機能，緩和董事責任減輕的要件以及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內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對我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進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機制；修改動態 日本商法（以下簡稱商法）有關公司治理機制的最新修改案已於2001年12月12日作為法律第149號正式頒布，並於2002年5月1日起施行。這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實效性，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監事機能的強化；二是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三是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合理化。 具體講，強化監事機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②監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長為四年（商法第273條第1款）；③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條之3之2）；④公司外監事人數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嚴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⑤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緩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監事對公司的損害賠償責任新設了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條第7款～23款，第280條）。作為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點：①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30日變為60日（商法第267條第3款）；②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可以和解作了明確規定（商法第268條第4—7款）；③對公司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參加訴訟的申請規定了監事的同意權（商法第268條第8款）。 一、監事機能的強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了監事的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修改前的商法規定，「監事可以出席董事會，並陳述其意見」（修改前商法第260條之3第1款）。根據這一規定，一般認為，監事作為負有監查公司業務執行義務和善管注意義務者，自然負有董事會出席義務和意見陳述義務。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這一義務明確化，將第260條之3第1款修改為「監事應當出席董事會，並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以此進一步明確監事的責任，從而保證公司業務執行的公正有效。 監事無正當理由不履行這一義務時，作為違反善管注意義務者須承擔必要的責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損失，須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商法第277條、280條、266條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監事對辭任的意見陳述權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實現了此項職權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規定了監事在股東大會就其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的權利。這一規定也是為了明確和加強監事的地位而採取的措施。但為了防止監事的辭任是由董事強制所致，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增加新條款明確規定，「辭任監事者，可出席辭任後第一次召集的股東大會，並陳述其辭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條之3之2第1款）。並且為了使辭任監事確保這一機會，商法進一步規定，公司應當向辭任監事通知召集股東大會的意旨①（同條第2款）。當然，其他監事同樣可以陳述意見（同條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長了監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監事即獨立監事的人數，並對獨立監事的要件作了嚴格的規定。修改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3年，此次修改將監事的任期延長為4年②（商法第273條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規定的監事的任期為兩年，1993年商法修改將這一任期 由兩年延長為3年，此次修改又從3年延長為4年。這一連貫措施旨在不斷加強監事的身份保障，進一步確保監事實施監督的實效性。具體講，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規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監事中，1人以上應當是就任前五年間未擔任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為了進一步強化監事相對於董事會的獨立性，加強監事監督公司業務執行的機能，將獨立監事的人數由原來的1人以上增加為監事總數的半數以上，並且將獨立監事的要件由原來的「就任前五年間」修改為單純的「就任前」，實現了要件的嚴格化。 最後，此次商法修改新設了監事會對監事選任的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修改前商法只設對會計監察人的選任，賦予監事會同意權以及議題等的提案權。即「董事向股東大會提交選任會計監察人的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條第2款），「監事會可通過其決議，請求董事將會計監察人的選任作為股東大會的議題，也可通過其決議提出選任會計監察人議案」（同條第3款）。而對監事的選任只規定監事可在股東大會就此陳述意見（商法第275條之3）。 為了防止董事隨意進行監事的人事安排，從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監事的地位，有必要對監事的選任事項採取同會計監察人選任相同的法律規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過准用上述有關會計監察人選任之規定的辦法，就監事的選任事項同樣賦予監事會同意權和議題等的提案權（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3款）。④ 二、和有關減輕董事等責任的要件 日本現行商法規定，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需要全體股東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5款）。這樣一來，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況下，實際上免除董事對公司的責任幾乎等於不可能。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許多情況下需要企業的經營者冒著一定的風險作出大膽的經營判斷。可是，按照商法的規定，事後經營者只要有輕微的過失行為，須承擔高額的損害賠償責任。經營者考慮到這種後果，必然不敢大膽經營，這對企業經營是很不利的。 為了解決這一現實的矛盾，日本商法通過增加條款的辦法，從兩個方面採取了適當減輕董事等責任的態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規定，董事在執行職務時，只要是善意的，且無重大過失，就以從該董事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中扣除該董事四年的報酬額後所剩額度為限度，可以通過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或基於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決議免除其責任（商法第226條第7～18款）。另一方面，考慮到公司外董事即獨立董事①所具有的優勢，為了使公司較容易地確保經營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可以通過章程規定同獨立董事締結以該董事不承擔雙方提前約定的金額以外的責任為內容的契約（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適當減輕董事責任外，還規定可通過董事會決議減輕董事責任。這是因為在由眾多股東組成的股份公司中，僅僅為了免除董事的責任而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從費用和召集程序兩方面考慮都是相當困難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東大會來作出決議，董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到底能否免除將處於長期的不明確狀態之中，這對公司的經營極為不利，甚至會嚴重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所以，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建立通過隨時可以召集的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說，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實質上是根據股東的授權（因為章程變更需股東大會特別決議），由經營專家董事構成的合議體組織即董事會，從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董事的經營判斷是否妥當合理的角度，對該董事是否應該免除其責任首先作出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為上述董事責任免除制度的擔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強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對提出的相關議案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7～11款）。同樣，通過董事會決議免除董事責任時，首先必須對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規定。為此需向股東大會提交的公司章程變更議案，以及向董事會提交的相關決議議案，在正式提出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獨立董事締結旨在減輕其責任的契約時，對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規定。為此，向股東大會提交公司章程變更議案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規定，通過股東大會特別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時，應當在股東大會上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7～11款）。由董事會對董事責任作出免除決議後，除上述事項外，還要公告或通知股東若對免除有異議可在一定期限（不低於一個月）內提出的宗旨。並且，如果擁有全體股東表決權的3% 以上的股東提出異議時，董事會不得通過決議免除董事的責任（商法第266條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規定，獨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締結的契約承擔了相應的責任後，在最初召集的股東大會上也應當公示作為責任發生原因的事實，免除額度的測算根據以及理應免除的理由等事項（商法第266條第19～23款）。 三、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的進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規定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是一項股東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重要制度，近年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使此項制度進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據日本司法實踐經驗以及商法學的理性思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股東代表訴訟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隨著企業經營活動的日趨國際化和多樣化，經營者的經營判斷也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因此，為了使受理了股東請求並代表公司通過訴訟追究董事責任的監事，有足夠的時間對日益復雜化和高度專業化的董事的經營活動作出慎重判斷，此次商法修改將監事的考慮判斷期間由原來的30日延長為60日，即明確規定，公司自股東提出請求之日起60日內不提起訴訟時，提出請求的股東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訴訟（商法第267條第3款）。 另外，根據現行商法的規定，追究董事對公司責任的訴訟案件正在審理之中時，股東或公司可以請求參加該訴訟（商法第268條第2款），但作為公司了解訴訟審理的機會，現行商法只規定了提起代表訴訟的股東向公司告知訴訟的義務（日本商法第268條第3款）。為了進一步完善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能夠建立公司提起訴訟時的股東以及股東代表提起訴訟時的其他股東都能及時准確地了解訴訟審理情況的知情機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確規定，公司受到股東提起代表訴訟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時，應當對此進行公告或通知股東。即將訴訟進行公告或向股東發出通知規定為公司的義務（商法第268條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沒有對追究董事責任的訴訟（主要指股東代表訴訟）能否和解作出規定。所以，這種訴訟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並且持否定態度的觀點較有力。而在現實的法院審判中，作為迅速且恰當的糾紛解決手段，也有訴訟和解的情況。但對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釋上的異議。此次商法修改大膽地排除了這種解釋上的異議，認為從正面認可訴訟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東的利益，也對降低訴訟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確規定，在嚴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東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條件下，訴訟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條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公司作為訴訟和解的當事人時，既不需要特別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體股東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為，股東通過訴訟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訴訟審理，參加訴訟的機會始終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訴訟和解當事人時，即訴訟屬股東代表訴訟，公司沒有參加和解時，有必要保護作為權利主體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規定，法院應當向公司通知和解內容，並應當催告如果對和解有異議在兩周內提出。如果公司在規定期間內不以書面對和解提出異議就可視為公司認可了這種和解（商法第268條第6，7款）。 最後，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能否為支持被告董事而參加訴訟，一直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存在著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的對立。在審判實踐中有案例對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為前提，規定公司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參加股東代表訴訟時應當取得監事（會）的同意（商法第268條第8款）。當然，公司的訴訟參加請求得到監事的同意，並不意味著公司就可以自然參加訴訟，而是公司的請求是否達到了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有關訴訟參加的要件，對此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斷。

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繼《合同法》之後，物權法、民法典的制定成為我國今後民事立法的目標。當前，有 學者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綱已經提出。然而，面對我國民商事立法的現 狀，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須對民法與商法的立法模式進行嚴謹的理論梳理、論證和整 體立法規劃，否則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會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作用，反而會反映出我國 民商法學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負了新時
一、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與立法實踐回顧
「如果將民商關系立法體例作為一個理論范疇，則該范疇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對 參照系統，事實地僅以大陸法系近代以來的立法為限。」(註：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與理念的商法》，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大陸法系各國關於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為兩種體例，即民商合一體例與民商分立體例。所謂民商合一體例，是 指「將民事商事統一立法，不設民商之區別，關於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單行法規頒行之體例」，(註：有學者認為，在法源形式上除無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時又有大量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為「分」、「合」折衷體制，其與民商合一體 制不同，參見上書，第114頁。)此以瑞士、俄羅斯為代表。(註：張國鍵：《商事法論 》，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所謂民商分立體制是指將民事與商事分別立法 ，於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與商法法典各自獨立存在之體制，(注 ：張國鍵：《商事法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50頁。)此體例以德國、法國為 代表。
由於傳統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 近代意義上私法性質的民法與商法，因而我國學者對民商立法體例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時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國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經過兩次商法大會的 召開，最終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發而致流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法作為一個部門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體例 問題也無從作為法學研究中的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商法學的研究逐步復興，尤 其是在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目標確立以後，民商法學者對民商 立法體例問題又投以了關注。其中主張民商合一的學者，依據的理由大致有：1.現在社 會已不存在獨立的商人階層，商事活動現在已經變成了一般民事活動，區分民法與商法 實無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國和德國，由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內容，其商法典已經支離破碎，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民商合一已成為發展 趨勢。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國家，也難以確立劃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的嚴格界限，民 法典與商法典的並存會引起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和混亂。4.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民法的含義 得以豐富與擴充。5.主張民商分立將會使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得以繼續。6.主張民商分立 不利於對市場經濟關系進行統一規范。7.主張民商分立制定單獨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實務、理論觀念和法律文化傳統上都不具備響應的條件，故不可取。(註：以上內容 參見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 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魏振瀛、錢強波：「市場經濟與民法觀念」，《中外法學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偶有個別學者主張制定商法典，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註：梁慧星：《民法總論》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頁。)其所依據的理由概括如下：1.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 中國商品經濟的萌芽到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的進程看，民商分立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從我國現實的立法狀況來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於民法與商法的發 展，從而能早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體系。3.從商法的性質、商事交 易關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徵及民商分立法體例的歷史和發展看，應采民商分立立法體例 。4.「民商分立」立法體例最有利於表現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 區別，並在立法形式上真實的再現民商法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從而作到了形式與實際的 統一。5.「民商分立」不僅是人們對經濟活動，尤其是對經營活動的規律、特點在理性 基礎上更深刻認識的結果，而且是法律技術和方法完善的標志之一。6.商品經濟關系的 形成是商法產生的物質條件，而商品經濟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則是構成獨立商法體系的 客觀基礎。(註：以上內容參見如下論文：黃榕森：「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對我國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劉凱湘：「論商法 的性質、依據和特徵」，《現代法學》，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國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研究現狀反思
(一)民商立法體例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
民商立法體例問題至少涉及如下重要問題：
1.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是民商立法體例的深層次邏輯問題 。民法與商法同源，即其兩者均根源於商品經濟，但卻不同體，兩者在調整對象、調整 方法、追求的價值取向、具體的法律制度、立法技術上都有不容忽視的差異。對民法與 商法的關系認識直接影響著對民商立法體例所持有的主張，對此已有學者注意到，並以 此作為研究的基點。(註：見劉凱湘、徐學鹿文。)今後對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研究應結 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2.經濟、政治體制問題。民法是簡單商品經濟的產物，其具體制度體現出濃厚的家庭 倫理道德價值取向；而商法則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只有當商品經濟關系達到比較發達或 相當發達的程度時才具備了醞釀獨立商法的溫床)，因而商法的具體制度體現出追求效 率、營利的價值取向。在建立和發展我國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體例問題必 然要以促進、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核心導向(如為市場經濟塑造合格的市 場主體，引導、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並進而推動以適應根深蒂固的小農經 濟、自然經濟的政治制度向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政治體制的徹頭徹尾的根本性轉變，也 就是說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與我國經濟政治轉型有互動作用。可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 擇問題與我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有重大關系。
3.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近幾年現代「新儒家」、本土資源論(後現代)、「現代 化」論在我國學術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時代課題，這一時代課題 涉及我國上層建築領域的各個方面，這自然也會體現在法學的研究中。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問題正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時代課題在民法學研究中的反映。對民商立法體例的 選擇從一個側面反映著對待我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輕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傳統，商人無應有的社會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規則及應有的秩序更是無 從形成，而這些都是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很明顯，選擇民商合一的體制 (包括有學者所稱的「合一折衷」的體制)，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均體現出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承繼，這對市場經濟所需求的商事主體的形成不能說是促動，甚至還可 能是阻礙。相反，選擇民商分立的立法體例，能夠從制度上促動輕商抑商的法律傳統文 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是人們的法律意識、觀念由表層向深層推進的流變過程，此乃民商 法現代化的外源性模式。(註：公丕翔：《法制現代化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頁。)
(二)民商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從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積累過程。在研究過 程中，除階級分析的方法外，法學家只能也必須藉助於實證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采 用，為我國的立法、司法及執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論、基本知識的清楚解釋， 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生活的需求與我國的法制狀況。但正如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 所言：「實證主義把法律同心理、倫理、經濟、社會等基礎切割開來的趨勢，則使我們 對法律制度所能達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誤識」，(註：[美]E·博登 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頁。)實證主義有其只注重實證研究，如注重具體制度研究和法條解釋，不重價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這是民法學進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礙，因為「一個好的部門法學家，都因 該具有法哲學的思維」(註：朱景文：「法理學向何處去專題討論會紀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頁。)而「民法法系對於哲學影響則格外開放」。(註：[美]艾倫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頁。)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們當代的民商法學的研究取得了從無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國的民商法研究迄今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對羅馬法及羅馬法以來的外國民 法制度、舊中國民法制度及其理論學說的闡釋和評註上面。(註：徐元州：「論民法的 革命」，《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第38頁。)這在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問題上則表 現為，在總體上不能突破清末與國民黨時期的研究成果，(註：徐學鹿：「論我國商法 的現代化」，《山東法學》，1999年第2期，第39頁。)這種現象發人深省。
三、我國民商立法體例的選擇——民商分立
(一)從典型案例的實證分析論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現象自1995年出現以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法學界對「王 海」現象的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