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禮刑法

㈠ 夏商西周刑法的特點

中國法制史-夏商周
一、夏商刑罰制度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特點
關於夏代的刑罰制度的實際情況，多是後人的臆斷或揣測，如"夏後氏一統天下，則有五種刑罰三千條"、"夏後氏的刑罰有五種，科條有三千"、""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 墨各千"等說法。
商代的常用刑罰主要有墨、劓、刖、宮、大辟等。
夏商刑罰制度的主要特點是野蠻嚴酷，隨意擅斷，明顯具有"臨事制刑"的特點。 二、夏商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徵
1、夏商兩代的司法體制及其職能，尚未從行政、軍事體制及其職能中分離出來，它們基本上是合而為一體。
2、夏商兩代屬於中國早期的神權法時代，司法制度具有鮮明的天意、天罰、神判的特色。 3、隨著司法審判制度的產生，作為刑罰執行機構的監獄也開始出現。
三、西周的刑事法律內容
1、刑罰體系
①死刑、和肉刑：
②贖刑：
③圜土之制：相當於後世的監獄制度。
④嘉石之制類似於拘役刑。
2、刑罰的適用制度：
①三赦之法：
對年幼無知的未成年人、年邁體衰的老人和有精神障礙的精神病者等三種人的違法犯罪，除故意殺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責任。
②三宥之法：
對不能正確識別犯罪客體的誤傷、不能恰當預見行為後果的誤犯以及沒有主觀故意的過失等三種違法犯罪行為，可以給予減輕刑事責任的寬宥處理。
三宥之法把犯罪的主管動機與客觀危害結合起來，作為定罪量刑的裁量依據，對不同情節的犯罪行為區別對待，是我國古代刑罰適用制度的重大發展。
③疑罪從輕惟赦制度：
對犯罪事實或罪行情節的認定以及定罪量刑有疑義或有爭論的案件施行從輕處罰或予以赦免的制度。
④同罪異罰制度
不同身份等級的人犯同樣罪行，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適用的處罰結果也有別。
同罪異罰制度，成為後世"八議"制度的淵源。
四、西周的契約制度
西周的契約主要有三種形式：
1、傅別：調整債權債務關系的借貸契約。
其形式是在券書中央書寫一個大"中"字，再從中一分為二，收執契約的雙方當事人各持一半內容和半個"中"字；
2、質劑：調整商品交易關系的買賣契約。
凡人口、牲畜之類的大宗交易謂之"大市"使用"長券"，即質；
日常器具或珍異之類的小宗交易則稱為"小市"，使用"短券"，即劑。
質劑的形式是，在同一件券書上書寫內容相同的一式兩份契約，再從中一分為二，收執契約的雙方當事人各持一份完整的契約內容。
3、書契：廣義書契指一般文字或文書，狹義書契專指契約。
狹義書契又分廣義和狹義。廣義泛指一般的契約文書憑證，狹義特指不付利息的賒貸契約文書。一般來講，書契特指不發生孳息利率的賒貸契約。
五、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
1、婚姻制度：
西周實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則，並不排除各級宗主貴族廣泛盛行的一妻多妾制。 六、西周的司法審判制度
1、司法機關的設置：
自上而下依次為：
①周王 ②大司寇 ③小司寇 ④士師
2、獄訟形式的劃分：
獄：指控告犯罪的刑事訴訟案件，要求當事人持訴狀向官府起訴；
訟：指涉及財產糾紛之類的民事訴訟案件，要求當事人直接到庭提出訴訟請求。
無論是刑事訴訟還是民事訴訟，必須按照不同的性質分別收取相應的訴訟費用。不按規定交納訴訟費用，官府是不受理其起訴的案件的。
3、司法審判原則：
①創立"五聽"的審訊方式
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
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②注重運用各種證據
③要求司法人員依法判案
④禁止司法人員的"五過之疵"
"五過之疵"是司法人員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種行為：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按照當時的規定，司法人員犯有這五種行為的，與案犯同等處罰。
⑤重視司法人員的選拔任用
4、監獄管理制度
西周的監獄通稱為圜土，用以關押勞役刑徒。
專門設有司圜一職，主要負責勞役刑的執行和圜土的管理。
司圜隸屬於大司寇。
監獄設施及其獄政管理事務由司法審判機關統一管轄。

㈡ 西周的刑法原則主要有那些

西周主要刑罰刑法原則
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
西周時有「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此三者除犯故意殺人罪外，一般皆赦免其罪。《禮記•曲禮》中也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日悼。悼與耄，雖有死罪不加刑焉。」它是西周「明德慎罰」思想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作為矜老恤幼的標志，後世法律沿襲和發展了這一制度。
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
過失被稱為「眚」，故意即是「非眚」，慣犯被稱為「惟終」，偶犯稱為「非終」。《尚書•康誥》中說：「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時乃不可殺。」這反映了西周在定罪量刑時考慮到犯罪者的主觀動機。
增加：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考察人的主觀動機，原心定罪。
3、罪疑從輕、罪疑從赦。
西周時為保證適用法律的謹慎，防止錯殺無辜，對犯罪事實有疑的案件，實行從輕處斷或赦免罪責的原則。《尚書•呂刑》中記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這也是「明德慎罰」思想的體 現。
增加：三刺制度，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4、寬嚴適中原則。西周在定罪時強調」中道」、」中罰」、」中正」，即要求寬嚴適中，罪刑相當。《尚書•呂刑》說：「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中為不輕不重。強調量刑時要恰如其罪，不可畸輕畸重。
5、因地、因時制宜。「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呂刑》中載有「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即主張結合犯罪的主客觀情勢權衡量刑，不可一味地從輕或從重。
6、上下比罪。所謂「罪無正律，則以上下而比附其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7、同罪異罰。
這是體現宗法等級制度的刑法原則。《周禮•秋官•掌戮》載：「凡殺人者，踣諸市， 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或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即一般人犯殺人或盜賊罪，要在鬧市正法，並暴屍三天示眾；而王族或有爵位的貴族犯死罪，則由甸師氏秘密處死，一般不當眾行刑。並且「公族無宮刑」，應處宮刑者，由貴族們議決減免。此外，《周禮•秋官》關於八辟之法的規定， 亦公開賦予特定身份者享受減免刑罰的特權，後世的」八議」制度即源於此。

㈢ 西周時期的刑事法制較之前有哪些進步

西周的治國模式是奴隸社會較為完備的時期，其「保民」，「明德慎罰」的立法思想與目前國家提倡的「以德治國」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禮刑結合」。

以德配天君權神授說的產生，認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獨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屬於誰，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西周統治者感到僅靠神權不足以維系其統治，還必須兼顧人事，重視民心向背，既敬天，又保民。

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治國方略運用於法制方面就是要明德慎罰。即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須寬緩、審慎，執行刑罰更要慎重。這意味著神權思想第一次動搖，為戰國時期神權的進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產生提供條件。

(3)西周禮刑法擴展閱讀：

西周時期的刑事法法律形式：

1、禮。西周法的基本形式之一。又稱《周禮》，為周公所制。所謂周公制禮，即在周公主持下，對以往宗法傳統習慣進行整理、補充，釐定成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及相應典章制度、禮節儀式。禮在西周伴隨著宗法思想與制度的系統化而發展成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禮制。

2、刑。西周法的基本形式之一。相當於現代刑法典，迄今所知有《九刑》、《呂刑》。尤其是《呂刑》，貫穿明德慎罰精神。

3、誓。即誓詞，周王或諸侯發布的戰前動號令，屬於軍令。

4、誥。即訓誡之詞，周王對諸侯發布的命令。

5、命。即王命，周王對某一具體事務臨時發布的命令。

㈣ 西周時期刑禮結合對現代立法的影響

西周法制指導思想：：繼承神權，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提出的一種法制思想。內容簡單說來即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
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刑法世輕世重：（西周）是指應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具體內容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況：
1、周公制禮：西周時期周公將夏商時期的禮制加以整理編撰而成。
2、西周時期的禮
「禮」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范的總稱，是一種綜合性的行為規范。
禮的內容：「親親」與「尊尊」是禮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影響中國古代法律的兩項重要制度。「親親」「尊尊」、維護的是以父權為主的家族關系和以君權為主的等級關系。
3、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注意尚書中的呂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4、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有兩種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書，另一種含義是西周的刑法。
5、遺訓、段彝。「遺訓」是指先王留下的遺制，「段彝」是指商朝的習慣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對於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離不開對刑事政策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對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具體反映，刑事政策的變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而中國刑事政策發展的歷史無疑也蘊含在中國刑事法制指導思想的發展變化之中，體現在刑事司法過程的法律適用之中。自先秦中華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國歷代的成文法典始終處於民刑不分的狀態，也就是所謂的「諸法合體」，但又以刑為主。中華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維護其封建統治政權為中心，將不利於其政權穩定、不利於其封建統治的行為統統禁止於法律之中，行為性質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領域，國家對於違反法律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犯罪，科以刑罰，國家司法機關也沒有明確的民、刑劃分。因此，對於中國歷史上各朝代有關於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國刑事法律政策的變遷。

一、奴隸制時代的刑事政策

奴隸製法制時代，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在中國奴隸製法制時期中，夏、商是奠基時期；春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度崩潰、瓦解，封建制度萌芽、興起的社會大變革時代；而西周則是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代表了中國 奴隸製法制時期的最高成就。西周統治者修正了神權政治學說，並確定了周王朝新的統治策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等一系列的法制指導思想。西周像前代一樣，堅持「王權神授」，但又提出了「天命有德」的思想。主張統治者要恭行天命，遵從天帝和祖宗的教誨，愛護天下百姓，才能達到「以德配天」。將「以德配天」落實到法制領域便是「明德慎罰」，「明德慎罰」要求統治者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也就是要通過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民眾臣服，在制定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地用嚴刑重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正是這種法制指導思想的確立，使西周各代統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西周的統治者在總結前代的立法用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罰世輕世重」理論，也就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確立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認為應當根據時世的變化來確定用刑的「寬與嚴」、「輕與重」，並以此來指導周王朝的法律實踐。在西周時期，就已經確定了一系列極為先進的刑事司法原則。確立了老、幼、智力障礙者犯罪免受刑罰處罰，即「三赦」之法；區分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的原則，即「三宥」之法；明確了「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的疑罪從輕、疑罪從赦原則；強調「中道」、「中罰」、「中正」寬嚴適中的刑罰適用原則，要求寬嚴適中，符合正道。《尚書·呂刑》說：「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西周的刑事法制指導思想、刑事政策及刑罰適用原則，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春秋時期，政治保守派從社會混亂的現實出發，提出了新形勢下的「禮治」路線，主張「為國以禮」，「以禮明是非」，要求保存禮制，維護宗法等級制度。與此針鋒相對，管仲、鄧析等人為代表的政治革新派則極力倡導「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和「事斷於法」，認為法是判別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准，試圖創建新型法制來取代奴隸制社會的禮制。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子產曾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子產死後，子太叔執政，採取寬厚政策，以至使奴隸主勢力抬頭，激起人民不滿，紛紛反抗。子太叔只得發兵鎮壓，殺了許多人，才制止了這種反抗運動。孔子聽說此事後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後來，被用於形容寬松與嚴厲兩種手段相互配合使用，漢代王粲在《儒吏論》說，「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寬猛相濟」主要用來指代以刑罰輔助德教的統治術。

二、封建制時代的刑事政策

封建法制時代的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千餘年的法制歷史。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的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戰國時期在法律的適用上，法家學說反對「禮有差等」，而主張「刑無等級」，主張制定並執行相對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國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礎上，平等地適用法律，即所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在法律的制定上，法家主張「行刑重輕」、「不赦不宥」，即主張用嚴刑重罰的手段來達到以法治國的目的。「重刑主義」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內容，他們認為，只有通過嚴厲的法律懲罰才能達到「禁奸止過」的目的，他們要求「輕罪重判」提高量刑幅度，最終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秦朝奉行法家學說，打擊儒家思想，主張峻法嚴刑，推行「專任刑罰、躬操文墨」的政策，使「法令誅伐，日益深刻」，通過「深督輕罪」使「民不敢犯」，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並且確立了「累犯加重」、「教唆犯加重」、「自首減輕」、「誣告反坐」等刑罰適用原則。到漢朝統治初期，統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嚴厲批判「專任刑罰」、「重刑輕罪」的主張，確立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的指導思想。漢初經過七十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封建統治已具備雄厚的物質基礎，漢武帝決心改「無為而治」為「有為而治」，採納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作為法制指導思想。漢代的刑罰適用原則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確定了「上請」、「恤刑」、「親親得相首匿」等刑罰適用原則。隋唐時期是中國傳統法治的成熟、定型階段。這個時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以《唐律疏議》為標志，中國古代法律與道德的融合，也就是「立法結合」的過程也基本完成。唐朝統治者為了穩固封建統治，總結了隋朝迅速滅亡的歷史經驗，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導思想，唐高祖李淵也提出了「立法務求寬簡，取便於時」的思想。貞觀修律後與前朝《開皇律》相比，大為寬簡。唐朝的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用刑持平為特點。隋、唐、宋時期，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確定了「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在共同犯罪中「首犯從重，從犯減輕」、自首、類推、老幼廢疾者減刑、累犯加重等刑罰適用原則。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極端專制的時期。宋朝於仁宗嘉佑年間、神宗熙寧年間分別專門創立了《窩藏重法》和《盜賊重法》，嚴厲重懲「重法之人」，即武裝反抗封建國家的農民。元朝秉持「分而治之」的國策，按民族與地域的不同，將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等級，實施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明朝則以元朝的滅亡為鑒，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確立了重典治國的基本策略，以「刑亂國用重典」作為指導思想，特別以「重典治吏」作為重典治國的著眼點，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掀起了肉刑復活的高潮。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推行禮法結合的統治術，沿襲了「德主刑輔」的理論，提出「尚德緩刑」的立法思想。雖然清朝不像明朝那樣濫用肉刑，但是肉刑並未絕跡。明朝確立了「從重從新」、「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刑法適用原則，而清朝對於「重其所重」原則體現得更為充分，完全繼承了傳統封建法典中的「十惡」制度。

三、近現代的刑事政策

清朝末期，一般是指自鴉片戰爭至1911年清代滅亡的這段時間。在清朝末期，中國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後十年中，清政府被迫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進了西方近、現代法律學說與法律制度，對清代原有法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中國古代法律體制從這時起向近代法律體制過渡。《大清新刑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專門法典，拋棄了以往「諸法合體」的編纂形式，採用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刑法原則，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對幼年犯罪改用了懲治教育的辦法。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袁世凱以《大清新刑律》為藍本，略作修改，頒布了《暫行新刑律》以及一系列單行刑法，主要是補充了一些犯罪罪名，加重了量刑幅度，恢復了部分封建性條款，採用重刑方針，嚴厲鎮壓反抗軍閥統治的活動。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刑法》（有新舊之分），新刑法由「客觀主義」改為「側重於主觀主義」，強調犯罪性質，而非客觀後果；由「報應主義」改為「側重於防衛社會主義」，強調「保全與教育機能」，從而引進了保安處分制度。南京國民政府的新刑法，原則體例均效法西方刑法，把「罪刑法定」原則同封建刑法的落後與法西斯主義恐怖性融為一體，採取「從新從輕主義」，但保安處分取「從新主義」和裁判後的「附條件從新主義」。確定了刑事訴訟中的「自由心證」原則，嚴格限制自訴權，擴大檢察官許可權，確立保釋制度，以及秘密偵查制度。在通常的中國法制史體系中，1921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各革命根據地所創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法制發展，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革命根據地時期，工農民主政權為了打擊反革命活動，懲辦其他犯罪分子，保衛工農民主政權，各地蘇維埃政府頒行了許多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政治犯自首條例》等。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採用的刑事司法原則主要有：區分首要和次要，區別對待；對自首自新者實行減免刑罰；罪刑法定主義和類推相結合；廢除肉刑，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按照階級成分及功績定罪量刑等等。抗日民主政權將運用刑罰手段，懲治漢奸反動派，作為保衛邊區和抗戰的一項重要任務。

1942年的《陝甘寧邊區刑法總分則草案》，創造性地發展了新民主主義刑法原則，主要有三條，即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貫徹保障人權原則、實行感化教育原則。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務是打擊反動階級的破壞，為此，各邊區、大行政區、各地軍管會及人民政府先後制定了刑事法規。對刑法原則的重大發展是明確規定「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方針，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刑事立法原則。解放區民主政權總結經驗，適應處理、改造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求，把某些反動或破壞分子交由群眾監督改造，並將之制度化，創設了新刑種「管制」，並隨著形勢的發展，廣泛應用緩刑、假釋制度。建國初期，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進一步具體化。「鎮反」運動中，黨中央決定，對反革命分子，凡是應殺的，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罪行以及最嚴重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採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制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

在「五反」運動中規定了具體的寬嚴界限，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更在《政治報告》指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標志著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治斗爭策略向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轉化。同年9月19日，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我國肅反斗爭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發言中，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具體內容概括為：「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 1979年7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 的刑事政策作為制定《刑法》的政策依據。至此，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我國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得到了貫徹，並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為了適應國家發展與打擊、預防犯罪的需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有了一種適合時代特點的新提法，這就是「寬嚴相濟」。200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職務犯罪確定了八項刑事政策，其中一項就是「有效運用區別對待、寬嚴相濟政策」。2004年，羅干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活動必須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對具有法定從寬條件的應依法從寬處理。」 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四、小結

縱觀中國歷朝歷代刑事政策的發展與變遷，無論在什麼樣的法制指導思想下，無疑都蘊含著統治者對於刑事法律輕與重、寬與嚴的深刻思考。從西周的「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到春秋時期鄭國子產的「寬猛相濟」；從戰國時期法家的「行刑重輕」、「不赦不宥」，到漢朝的「寬省刑法」「德主刑輔」；從唐朝的「德本刑用」，到明朝的「刑亂國用重典」；從清初的「尚德緩刑」，到清末的「罪刑法定」；從抗日民主政權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到新中國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再到如今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始終是與社會發展狀況緊密相連的。社會發展狀況決定著統治者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政策決定著刑法的適用，決定著刑事司法政策；而刑事政策又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適宜的刑事政策能夠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不合時宜的刑事政策則會消極地阻礙社會的發展。寬嚴相濟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其基本精神也一直為我國所倡導，如今為了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需要，對這種精神從更高的層次進行概括與總結，進而有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一提法，其本質上是對古今中外治國方略的重要總結；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選擇；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具體體現。

㈤ 西周時期刑法的發展

西周

一、 法律思想及其影響

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

「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屬誰，就看誰有能使人民歸順的「德」，意味著神權的動搖。「德」的要求，包括三個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

「明德慎罰」，即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須寬緩、審慎、執行刑罰更要慎重。「明德慎罰」主張被儒家學派發揮成「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針，成為中國古代最具影響的一種法律觀念。

奠定了「重民」、「 重德」、「仁政」的傳統，為春秋戰國時期神權思想進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二、 「禮治」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特徵 神權和族權緊密結合起來，產生了「禮」。周初，周公「制禮作樂」，將夏禮、商禮發展成一整套以偉胡總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周人看來「禮」是治理國家的唯一準繩。 周禮始終貫穿著「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四個原則。「親親」即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尊親屬，宗法原則，維護家長制；「尊尊」即下級必須尊敬和服從上級，特別是一國之君，等級原則，維護君主制；「長長」即小輩必須尊重長輩；「男女有別」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和同姓不婚。最基本的是「親親」和「尊尊」，都為鞏固宗法等級制服務的。從此兩基本原出發，周禮特別強調「孝」、「忠」。 「親親」和「尊尊」是西周立法指導思想，「孝」和「忠」是倫理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 「禮治」基本特徵是「禮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公開不平等的特權法，即奴隸主貴族享有特權的奴隸製法。是西周指導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則。

三、 主要法律形式 立法概況

 周文王之法「有亡慌閱」  《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 《呂刑》，以「明德慎罰」為指導原則，「作修刑辟」，制定了西周一部重要的法典《呂刑》。  周公制「禮」，形成一整套一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

主要法律形式（禮、刑。 還有誓、誥、命等王的命令。） 1．禮。又稱《周禮》。 2.刑。《九刑》、《呂刑》。《呂刑》貫穿著「明德慎罰」的精神。 3.誓。屬軍令。4.誥。周王對諸侯發布的命令。 5.命。王命。

四、 禮的淵源、性質與作用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玉和鼓成為中國古代祭祀活動的代表物）。  西周宗法因嫡長子繼承製的最終確立而系統化。

「禮」的很多規范實質上具有法律甚至國家根本大法的性質，禮起重大作用。 五、禮與刑的關系

「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的預防；「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則相對處於被動狀態，對於一切違「禮」行為，進行刑罰處罰。

六、 刑罰制度

《呂刑》中的「五刑」、「五罰」、「五過」。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五罰「，即贖刑。如以「五刑」定罪量刑有疑問時，就罰罪犯出銅贖罪。 「五過」，即赦免。

此外，還有鞭刑、罰絲、流放。罰絲，是對貴族的一種處罰。

七、主要罪名

 不孝不友罪——「不友」不尊敬兄長，破壞了「親親」「尊尊」為原則的宗法等級制  寇攘姦宄罪——所謂盜竊罪。是侵犯財產所有權的重罪。

 群飲罪——禁止周人聚眾飲酒。總結商朝統治者飲酒作樂的教訓  「賊」「藏」「盜」「奸」罪——「賊」毀棄禮儀；「藏」窩藏「賊」者；「盜」偷竊一般財物；「奸」盜人寶物。

 誹謗罪——議論天子  不從王命罪  違背誓言罪

八、主要刑法原則與形勢政策

 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眚」是指過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終」是指慣犯，「非終」則是指偶犯。這種制度說明當時對於過失犯罪、對於犯罪人主觀惡性上的差別，已有較清楚和深刻認識。

 罪人不孥。反對族誅連坐，主張罪止一身。

 罔厲殺人。不亂殺無辜，罪刑相應的意義。

 罪疑從輕。「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即。對判「五刑」而有疑者，可減按「五罰」處罰；如判「五罰」而有疑者，則予以赦免。

 同罪異罰。「刑不上大夫」的體現。「八辟」。宮刑不適用於貴族，對貴族處以死刑的地點和方式也不同。

 寬刑適中。刑當其罪，不輕不重。適用刑罰要慎重，力求不偏不倚，不輕不重。

㈥ 西周的刑法是怎樣規定墨刑刑罰的

西周時，刑法規定「墨罪五百」，即列舉應處以墨刑的罪狀就有五百條之多。《尚書·呂刑》篇也雲：「墨罰之屬千。」可見，當時的刑罰是很嚴厲的，百姓稍有小過，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隸主貴族常用黥面者做守門人（《周禮·掌戮》）。因為這些人的臉上帶有標記，走到哪裡都會被認出來，所以他們一般都不會逃跑。而且受過墨刑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響勞作。春秋戰國時，墨刑的使用仍比較普遍，且黥有了不同的種類。如《秦簡·法律答問》有對奴妾「黥顏頹」之刑。顏，指眉目之間，即面額中央。杝，也作頄，頄即顴。頹即面之顴部。黥顏杝就是在人面額中間及顴部刺墨。當時各國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種苦役。秦商鞅變法時用法極嚴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師傅公孫賈黥面，以示懲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焚燒《詩》《書》等儒家經典，規定說，如果命令下達之後三十天內不燒者，要「黥為城旦」。《秦簡·法律答問》也有「城旦黥」的記載，當為對城旦所施加的特種黥刑。城旦是一大早就起來修護城牆的苦役工。當時「黥為城旦」成為一種比較固定的處罰犯人的措施，這樣的犯人遍布全國各地。秦末農民大起義的隊伍中，就有許多受過黥刑的囚徒。例如被高祖封為淮南王的英布，年輕時也曾因罪受過黥刑，因此《史記》《漢書》為他作傳就稱為黥布。

㈦ 西周的刑事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明德慎罰是來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自之一。所謂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罰的指導思想和保證。所謂慎罰，就是刑法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

解釋：慎：謹慎。多行恩惠，少用刑罰。所謂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罰的指導思想和保證。所謂慎罰，就是刑罰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

(7)西周禮刑法擴展閱讀

殷商初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天命」、「天罰」思想，但隨商王朝國力的強盛，商王朝統治者自命為天之子，由是「天罰」實質上演變天「帝罰」思想，忽視民的存在而為所欲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極為重視道德，被孔子贊嘆為「仁哉文王」。

周文王的繼承者周武王在滅殷之後，更是從理論上總結了殷商興亡的經驗，指也從成湯到紂王的父親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才保住了王權，後來紂王失了德才招致亡國之禍。

西周的建立，在周武王看來也是由於能夠實行德治的結果：周文王「克明德慎罰」，所以「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㈧ 求問西周的刑法原則主要有那些

在總結長期以來的用刑經驗基礎上，西周時期逐漸形成了一系列比較成熟的刑罰原則，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當時的刑法理論。（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原則據史籍記載，西周時期有「三赦」之法。三赦是「一曰幼弱，二曰老 ，三曰蠢愚」，凡此三者皆可赦免其罪。《禮記》中也記載，西周時「悼與耄，雖有死罪不加刑焉」。古時年八十、九十稱為耄，七歲為悼。這也說明西周時期八十、九十歲以上的老人，七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均可減免刑罰。這一原則正是西周「明德慎罰」思想及禮數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作為矜老恤幼的一種標志，後世各朝法律都沿襲和發展了這一制度。（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的原則西周時期，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慣犯與偶犯已有明顯的區別。史籍記載，西周有「三宥」之法，即「一曰過失，二曰弗知，三曰遺忘」，對此三者均可寬宥原諒。西周時，過失稱為「眚」，故意即是「非眚」，慣犯稱為「惟終」，偶犯稱為「非終」，故意犯罪、慣犯都要從重處罰，過失與偶犯則可減輕或免除處罰。（3）罪疑從輕、罪疑從赦原則西周時期為保證適用法律的謹慎，對於疑難案件，採取從輕處斷或加以赦免。這也是「明德慎罰」思想在定罪量刑問題上的體現。（4）寬嚴適中原則基於「明德慎罰」的主張，西周時期強調適用法律應守「中道」、「中正」，要求寬嚴適中，符合正道

㈨ 西周時期的主要刑法原則對於現代刑法有何意義

影響深遠，意義非凡。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唯一沒有斷承的國家。沒有斷傳承，這是啥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刑罰是繼承了其中的精華和思想的。
一、西周刑罰歷程
西周歷代君主，把道德教化與刑罰鎮壓結合起來，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法制觀，被後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則與標本。明德慎罰，簡單說就是提倡德治，謹慎使用刑罰。這一主張到現在依然如此。
首先，周工制禮，周公旦將夏商以來的法律進行了總結，形成周禮，稱之為周公制禮。
其次，是呂刑。西周時期周王朝司寇呂侯所作，又稱甫刑，而尚書記載的呂刑篇是對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記錄。
又次，九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到了西周後期禮崩樂壞，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刑法制度更為發展，罪名和刑名更多了。其罪名有：放弒君王罪，違犯王命罪，不孝不友罪，暴亂罪，殺人罪，殺人劫財罪，竊盜拐騙奴隸罪，聚眾飲酒罪，等等，就製作了九刑，墨、劓、宮、刖、殺、流、贖、鞭、撲九種刑罰。
二、西周刑法內容
1、刑罰體系，死刑、和肉刑；贖刑；圜土之制：相當於後世的監獄制度；嘉石之制類似於拘役刑。
2、刑罰的適用制度：三赦之法： 對年幼無知的未成年人、年邁體衰的老人和有精神障礙的精神病者等三種人的違法犯罪，除故意殺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責任。
三宥之法：對不能正確識別犯罪客體的誤傷、不能恰當預見行為後果的誤犯以及沒有主觀故意的過失等三種違法犯罪行為，可以給予減輕刑事責任的寬宥處理。 就是視其情節犯罪行為區別對待，是我國古代刑罰適用制度的重大發展。

疑罪從輕惟赦制度：對犯罪事實或罪行情節的認定以及定罪量刑有疑義或有爭論的案件施行從輕處罰或予以赦免的制度。

同罪異罰制度：不同身份等級的人犯同樣罪行，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同，適用的處罰結果也有別。
上述西周的刑罰思想和特點，在今天的司法中都能看到其影子。疑犯從無思想，保護兒童、智障者，視其情節區別對待等等思想都在沿用。而且現代刑罰就是保護公序良俗原則的。而這些思想在西周已經趨於完善。對現代刑罰，乃至世界法律都是根源和可追溯的源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