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評論

① 師安寧律師簡介

法律分析：師安寧，原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訴訟仲裁部主任，高級合夥人。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報》「特約法治評論員」。2006年8月至今，連續十一年擔任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報》相關專欄特邀專家撰稿人，其獨家擔綱的專欄系《人民法院報》為時最長的法學研究專欄。 2009年8月起，受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官方網站「中國律師網」特邀，開辦「師安寧律師專欄」，成為中國律師網為律師開辦法學研究專欄的第一人。 2015年8月起，受邀擔任國土資源部《中國不動產》法律專家委員會委員，系國土資源部在《中國不動產》雜志中為律師開設物權法研究專欄的第一人。目前，師安寧律師系該刊「司法觀察」欄目的專家撰稿人。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投資保護制度研究」。專業領域主要集中在「不動產物權與股權制度糾紛解決」和「公司系統性法律問題解決」兩個專業。在不動產制度、礦業物權、合同糾紛、公司訴訟及股權流轉等領域具有精深的研究。 迄今，已在《中國律師》、《中國礦業》、《中國不動產》等中文核心期刊及《人民法院報》等中央級刊物上發表專業性文章500餘篇。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條 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權。

第一千零三條 自然人享有身體權。自然人的身體完整和行動自由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體權。

第一千零四條 自然人享有健康權。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權。

第一千零五條 自然人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受到侵害或者處於其他危難情形的，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組織或者個人應當及時施救。

② 人民法院報評論部主任什麼級別

嗯，向人民人民法院報的評論部主任的級別要稍微不是太大，但也不低，評論部主任一般都是縣處級幹部

③ 關於周春梅法官遇害一案， 人民日報做出了怎樣的評價

人民日報評論：譴責暴力保護，守護正義的人！殺害法官最終傷害的是法治！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副庭長周春梅在住所的地下車庫被犯罪嫌疑人肖某殺害。主要應是因為向某和周春梅本來就是同鄉關系，並且曾經有過同學的情況，而在向某向法院進行起訴的時候多次失敗，並且心生怨恨，對該隊周春梅進行了兇殺，這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刑事案件，並且令人感覺非常的心痛，受到了很多網友的關注，以及很多人表示對周出門法官的不幸遭遇感覺非常沉痛哀悼，並且對於犯罪嫌疑人這樣的行為表示強烈的譴責，要求嚴格的懲罰兇手。

保護司法機關人員生命健康

而公司的大多數員工稱項目為人性格比較偏執並且非常的極端公司中的大多數員工都對肖某不是特別的喜歡，她在與其他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並且對該公司存在多很多的抱怨，埋怨。而在自己的起訴失敗的時候，向某對周春梅心裡生出了怨恨，所以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向某的行為是對我國司法機關的一種挑戰，同時也是對我國法律的一種挑戰，對於這種人最終應該除以被嚴重的懲罰，也僅是社會上的其他人員，我國的法律是不容被挑戰的。同時，也應該保護我國的司法機關人員的生命安全，保障他們的人身健康！

④ 法律評論

這是年司法考試卷四的題目。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還是在校學生。
你可以去購買司法考試歷年真題詳解，裡面的講解非常詳細。要過司考，必須看真題。

下面，給你幾個作參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與約束
王學堂

據材料，某大學女生甲到國際知名連鎖店乙超市購物，被保安搜身。一審判決被告賠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賠償甲精神損害1萬元。本案最引人關注的是賠償數額，二審僅為一審數額的零頭，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法官自由裁量權也納入了公眾關注的視線。對此，本人觀點有三：

觀點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確有必要。法律具有規范、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適用應當具有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就是體現在對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應當有相同或類似的處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著漏洞（特別是成文法國家）。主要表現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滯後性。如精神損害賠償相當長時間內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被借鑒。同樣，對該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應當明碼標價、定額化，基於這種議論，最高司法機關在司法解釋的草案中，也曾經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事實上，這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中的人和事都是具體的、生動的，千變萬化，情況各異，即使對同樣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損害要素的多元性、易變性、難測性等，決定了法律無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規定得詳盡無遺，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不一，要在全國制定統一的賠償標准顯然是不現實的。普遍的法律規范和個案處理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距離，這是自由裁量權存在的現實基礎。丹寧勛爵將之形象地比喻為：「法官絕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熨平。」

觀點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權有其內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其優勢是自由性，其內在缺陷也在於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細、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我國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著規范不詳、彈性極大、可操作性差的問題，導致法官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本案中的1萬元和11萬元，正是其具體表現之一，極易造成司法之隨意性進而膨脹為司法專橫，直接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乃至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最終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破壞我國法制的統一，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形象及權威，有悖於司法機關的性質和宗旨。這也是公眾對司法進行指責的口實之一。波斯納將法官自由裁量權比喻為「黑箱」；英國法學家戴西也認為自由裁量是一種專斷的權力，與法治原則是不相容的。因為法治要求行為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對其局限性必須有充分認知。

觀點之三，規制與約束，自由裁量權的必由之路。必須承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司法權力的一種常態，法律適用中同時並存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可測性與不可測性等特點，決定著適用法律也必然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並存。只要我們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涵義及內在缺陷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然後設計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監控制度來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權發揮最大效用，正如肖揚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間，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統一」，上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司法經驗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斷行為進行監督，使不正當運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得到糾正。這種監督實際上是職業法官之間在共同的知識背景下所進行的一種專業性對話與交流。

但必須要申明，只要一審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未超過合法、合理范圍的，二審法院就應當尊重一審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如無新的事實依據，不得擅自改變其審判結果，而不是本案的結果。
或許，這正是本案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二、 私力救濟的底線

陳定良

近年來，「商家搜身案」屢屢見諸報端，卻屢「批」不止。人們或大力鞭撻，主張加大懲罰力度，規范商家行為；或大聲疾呼，要求廣大消費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強維權意識。輿論似乎成一邊倒的趨勢，共同將矛頭指向了那被認為是「強勢」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們除了承受點輿論壓力或賠點錢外，似乎也並無進一步的舉動，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發生著，人們不禁感到困惑……。作為一名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話不離本行」，從法律的角度談談對這類案件的看法。

我認為，要杜絕此類現象發生，除了涉及司法審判以及消費者維權以外，還涉及商家的觀念轉變問題，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濟以及私力救濟的底線的問題。一般認為，私力救濟是人類幼年時期盛行的制度，在現代文明昌盛時期，原則上是禁止私力救濟的。但是，考慮到私力救濟迅速、及時的特點，在私法領域，各國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況下的私力救濟制度。具體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當中，在商場、超市林立，盜竊現象又比較嚴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門出警不太現實，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圍內實施私力救濟。我以為，如果商家有確鑿的證據懷疑顧客實施了盜竊行為時，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護，如適當的詢問或在顧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開其背包、購物袋進行查看，但是在實施上述行為時，需要把握一個底線，那就是對消費者不能採取任何強制措施，不管是行為或是言語上，尤其是不能採取非法拘禁、暴力毆打、威脅或逼迫脫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當場抓獲」也應該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及時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而不能濫用私刑。法院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時，一方面應當在把握「人身權優先於財產權」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個案情形，加大對消費者一方權益的保護，從而從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對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另一方面，應該區分情形，合理地判斷商家的自我救濟行為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確定加重、減輕或免除其相應的民事責任，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具體到「甲女大學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認為一審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擔11萬元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比較妥當。

來源：人民法院報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女大學生甲是否受到連鎖店乙的強迫而脫去內衣，對賠償數額的認定將有著重大的影響。一、二審法院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決。分歧的關鍵在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一審法院適用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推定乙強迫甲脫衣的事實成立；二審法院則堅持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證據規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原告，並最終因原告未充分舉證而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不成立。筆者認為，一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正確的，依據證據規則，應當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成立。

首先，當事人的舉證條件決定了本案應適用舉證責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雖然僅僅列明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幾種情形，但同時設定了彈性條款。《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本案即應適用該條的規定。縱觀本案事實，甲一個人到乙連鎖店購物，其事先不可能預見到糾紛的發生，也不可能事先為取證做必要的准備。在被帶進經理室後，甲孤身一人，更是喪失了獲取證據的條件。而乙作為連鎖店的經營者，物品失竊可以說是其經營損失的一部分，乙對此應當有所預見。與消費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條件通過安裝監控設備等手段固定證據。在甲被帶進乙的經理室後，乙更是處於絕對的控制地位。在消費者甲根本不具備舉證條件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規定》第七條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張的被強迫脫衣的事實存在。

其次，連鎖店乙的侵權行為決定了其應當承擔更重的舉證責任。本案中，連鎖店乙因懷疑消費者甲盜竊物品而對甲進行了搜身，「爭執過程中引來眾多顧客圍觀」，隨後又將甲帶進乙的經理辦公室進行盤問。乙的上述行為嚴重侵犯了甲的名譽權及人格權。正是乙的違法行為，使得甲被迫進入了經理辦公室這一特定的封閉場合，使得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無法查清。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實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乙無法充分舉證，則其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不利的後果。

最後，舉證責任的倒置有利於敦促乙改進安保措施。法院的判決，不僅要注重其在個案中對當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對類似糾紛的防範作用。人民法院運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將使更多的營業機構認識到，留置消費者進行盤問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從而敦促其改進安保措施及解決糾紛的手段，學會以合法文明的方式與顧客相處。（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

「女大學生超市搜身案」，一審法院判決超市賠償女大學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卻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改判超市賠償精神損害1萬元。由此引發了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思考。

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適用於民事、刑事等各個領域。比如民法通則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撤銷；刑法分則中，許多條文都授予了法官對量刑的自由裁量權。法律為法官設置自由裁量權的目的在於，把簡單的、原則的法律規定靈活地應用到復雜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以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為適應多變的社會生活，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非常必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在哪裡。

我認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第一道邊界是法律，如果法律為自由裁量設置了明確的界限和范圍，法官必須在法定的限度內行使權力，不能越界，否則，危害甚大。比如試題中，原告起訴的賠償數額是10萬元，一審法院的法官卻自由裁量，判決被告賠償11萬元。這一判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不告不理」原則。這樣的判決將會從根本上侵蝕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處被告人刑罰，顯然是一個錯誤判決。可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底線是法律。

然而，僅有法律作為自由裁量權的邊界是遠遠不夠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內的隨心所欲，還必須受到社會常理和人們普遍觀念的約束。後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為對普通民眾而言，由於對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行使得是否合理妥當時，往往不會在乎判決的結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決被告賠償的數額超過原告的訴求，除了法律專業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沒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會認為法院的做法有問題，反而會覺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人們覺得這一結果是合理的。同樣，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討個「說法」，派出所為什麼要把村長抓走。秋菊的困惑在於，盡管派出所是依法辦案，在秋菊看來卻是不合理的。對他們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無關緊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麼，是不是說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呢？當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內的自由裁量要盡可能做到符合社會理性、社會公眾的認知水平，只有這樣，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試題中，二審判決把精神損害賠償改判為1萬元，盡管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但卻遭到社會的質疑，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性的懷疑，就是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帶來的負面影響。司法的結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原則，更要經得起社會公眾的檢驗，只有這樣，法官才能真正成為正義的守護神。（郭發產）

五、 淺議人格權的保護

乙超市對甲的非法搜查行為（不管是否進行了強制搜身）在廣為傳播後給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很明顯乙超市的行為已嚴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應承擔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這是因為，自然人不僅是肉體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豐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權利。所謂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動、心理生活。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體健全更重要。因此，保護人的正當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擾，不使人無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為民法的基本任務之一。保護之道首先在於肯認人的心理利益權，並且使之明細化和定型化，同時，尚應建立對被害人同質救濟的制度，療治其心理創傷，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復完滿狀態。於是，精神人格權制度應運而生。

具體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對甲進行全身搜查時，無論其是否強令甲脫去了內衣，都已違反了「禁止對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進行非法搜查」的相關法律規定，構成了違法行為。這是因為，人的人身權利或者與人身權利有關的住宅權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除非是有搜查權的人員，經法定機關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進行的搜查。這里的「有搜查權的人員」，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機關中有權進行搜查的人員，「法定機關」就是指有搜查權的司法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機關。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權的部門，其人員也就更談不上是有搜查權的人員了。雖然其認為自己在超市內已張貼告示，保留對顧客進行搜查的權利，但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可知，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或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時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的規定，如果經營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內容，其內容無效。

其次，乙超市在進行非法搜查行為時主觀方面明顯表現為故意，並對此事件的傳播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在此事件傳播後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根據社會一般經驗和智力水平可以認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為足以給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失眠、頭暈等症狀，以至無法繼續學業。

誠然，心理健康權並不屬於我國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健康權，也未被單獨列為一類權利，但這並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護，因為，民法設立的具體精神人格權類型，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況且，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已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業保安的許可權

企業保安是協助公安機關維護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重要力量，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與預期作用相左的是，實踐中，企業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權利的事件卻時有發生。具體到本案，超市一方的違法之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保安阻攔甲並強行將其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2）讓女工作人員對甲強制搜身；（3）在超市內張貼告示，聲稱保留對顧客搜查的權利。這些行為的共性在於，三者均為超市的保安措施，並且均超越了企業保安的應有許可權，最終造成了對甲人身權利的侵犯、人格尊嚴的侮辱。

關於企業保安的許可權范圍或說職責范圍，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規范層面只有部委規章以及一些地方規章對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關於保安服務公司規范管理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事業單位保安工作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深圳市規定》）等。其中《公安部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保安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1）剝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體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證件、合法財產；（3）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教唆毆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強行將甲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的行為限制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這般的保安措施不僅與《公安部規定》不符，並在根本上構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違背。

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根據上述兩條規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權利為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經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嚴體現了公民基於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對自己社會價值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之辱沒。企業保安不等於公安機關，其職責僅限於協助公安機關維持社會秩序。且不說本案之中甲開始只是被懷疑為「攜帶了未結賬的商品」（結果證明是一種無端的猜測），即便其竊取商品被當場發現，保安以及相關的工作人員也無權私自對其進行人身限制並強制搜身，而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將事情交由公安機關處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當處於優位保護的地位。為減少甚至杜絕以「保安」的名義對其橫加踐踏的事件，當務之急應以法律的形式對企業保安人員的權責作出明確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規定》位階偏低的局限；同時，立法應對企業保安人員的培訓、考核以及錄用等問題作出規定，以確保保安人員品德優良、業務熟稔、恪盡職守。
（朱建敏）

來源：人民法院報

⑤ 胡敏潔的介紹

胡敏潔，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中國法律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學博士。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比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員、江蘇省社會法學研究會理事、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行政法學、憲法學、比較行政法，社會行政法、社會政策與社會性規制。 1979年生於山西晉城，2006年於浙江大學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博士學位。有專著《福利權研究》，譯著《何謂法律—最高法院中的憲法》。在《中國法學》、《中外法學》、《政法論壇》、《法律科學》、《法學家》等刊物發表論文近四十篇，在《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中國醫葯報》等發表評論及案例分析十餘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等課題近十項。曾為美利堅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12-2013），曾應香港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台灣行政法學會等邀請參加學術會議並做主題發言。

⑥ 對法院對偵查人員非法取得證據很少排除怎麼評論

提問者的描述有些主觀，畢竟我國法律對非法證據的排除是有著嚴格的法律規定的，根據《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九十五條 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採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願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
認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應當綜合考慮收集物證、書證違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等情況。
第九十六條 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第九十七條 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時，應當告知其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第九十八條 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在開庭前及時將申請書或者申請筆錄及相關線索、材料的復製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第九十九條 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說明。
第一百條 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應當進行審查。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進行調查；沒有疑問的，應當當庭說明情況和理由，繼續法庭審理。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庭不再進行審查。
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根據具體情況，可以在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後進行，也可以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並進行。
法庭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不符合本解釋第九十七條規定的，應當在法庭調查結束前一並進行審查，並決定是否進行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
第一百零一條 法庭決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可以由公訴人通過出示、宣讀訊問筆錄或者其他證據，有針對性地播放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提請法庭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等方式，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
公訴人提交的取證過程合法的說明材料，應當經有關偵查人員簽名，並加蓋公章。未經有關偵查人員簽名的，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上述說明材料不能單獨作為證明取證過程合法的根據。
第一百零二條 經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排除。
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後，應當將調查結論告知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
第一百零三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
（一）第一審人民法院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沒有審查，且以該證據作為定案根據的；
（二）人民檢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有關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結論，提出抗訴、上訴的；
（三）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第一審結束後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申請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

⑦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評論

靜安區法院的執行庭真的可以關閉了形同虛設，我2007的案子到現在都沒去執行，沈專國敏你還屬算是法官嗎？你拿著國家的錢卻不為老百姓辦事，你可以下崗了，你就只會敷衍我們老百姓，真是國家法院的敗類。不會辦事就回家養孩子去吧

⑧ 人民法院報理論版發表文章是否屬於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謝謝！

期刊與報紙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人民法院報再好，也根本不屬於核心期刊。發了也沒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