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錯誤制度
㈠ 民法上的錯誤
民法上的錯誤，是指行為人由於認識錯誤或欠缺對錯誤的認識，致使內心的真實版意思與外部權的表示行為不一致。在傳統民法上，嚴格區分錯誤和誤解，我國民法不作類似區分，在關於重大誤解的規定中，涵蓋了錯誤和誤解所包含的內容，並將相應民事行為的效力規定為可撤銷。
㈡ 民法典賠禮道歉的規定
賠禮道歉是侵權責任承擔方式之一，也是相關法律獨有的責任承擔方式，是由侵權人當庭以口頭的方式或者在報刊上以書面的方式向被侵權人承認錯誤、表示歉意的責任承擔方式。
根據法律規定，並非所有的侵權類型都可以主張賠禮道歉責任，而是僅適用於給被侵權人造成精神損害的侵權行為。侵犯財產權益等其他權益，都不能請求侵權人賠禮道歉，即使同時導致自己遭受了精神痛苦也不能請求賠禮道歉。這源於民事責任以填補損害為原則，侵犯非精神性人格權等不含精神利益的權利造成的是物質損害，並未造成精神損害，故不能通過賠禮道歉彌補，通過賠償損失即可彌補。
賠禮道歉責任主要適用於人身權受侵害的情形。當事人雙方可私下請求賠禮道歉，也可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但只有自然人才可以請求賠禮道歉。加害人的過錯是一個適用條件，但是並非必須達到嚴重的程度。侵權後果的嚴重程度與該責任的適用有一定關系。法院判決的賠禮道歉方式應以口頭或書面道歉為限，並在主文部分作特殊說明。賠禮道歉責任的性質是債務，但具有專屬性。
在執行程序中，雙方可以達成和解協議，對判決中的標的物、履行方式等進行變更。和解協議有效並履行完畢的，法院作執行結案處理。盡管法院只能夠判決口頭或者書面道歉，但是如果當事人達成協議，由被告採取燃放鞭炮、敬煙、敬茶等方式代替法院判決的口頭或者書面道歉，應為有效的和解協議。法院也可以用說服的方法促成當事人達成此種協議。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條 行為人因侵害人格權承擔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的，應當與行為的具體方式和造成的影響范圍相當。行為人拒不承擔前款規定的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採取在報刊、網路等媒體上發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書等方式執行，產生的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㈢ 合同法中的「重大誤解」需要如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主張雙方存在重大誤解的情形較為普遍，尤其是在簽訂買賣合同等交易行為中。對合同內容重大誤解的認定可以參考如下方面：一、重大誤解應當是由於誤解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經驗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是受害方當事人自己的過失，而非合同相對方的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二、重大誤解中的誤解應是對合同內容構成重大誤解。也就是合同雙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三、產生重大誤解的合同能直接影響到當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合同的履行會使得誤解者的利益受到較大的損失或者達不到誤解者訂立合同的目的。四、重大誤解導致合同撤銷，應當是由於誤解才導致簽訂合同。若沒有誤解則當事人將不訂立合同或者雖然訂立合同但合同條件將發生重大改變。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當事人有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七條基於重大誤解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銷權消滅：(一)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重大誤解的當事人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三個月內沒有行使撤銷權。
㈣ 在民法中,如何界定故意,重大過失和一般過失
有！
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過失分為重大過失、一般過失和輕微過失。所謂重大過失即行為人欠缺一般人具有的起碼注意，他只要稍加註意，損失本不會發生。
一般過失又稱缺乏善良家長的注意，即行為人缺乏具有一般知識、智力和經驗的人誠實處理事物所應有的注意；輕微過失即行為人缺少極謹慎而精細的管理人的注意。「
重大過失等同於故意」一直是羅馬法以來被廣為採納的原則。
重大過失的行為人欠缺一般人所應有的最起碼的注意，其漠不關心的冷漠態度已達到極致，從而與明知（或故意）的心理結構在法律和道德的應受譴責程度上已相差無幾。
因此，在重大過失情況下排除善意的適用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
因為這不是一種「可以原諒的錯誤」[11]輕微過失由於其要求的注意程度極高，在一般情況下的一般人可能都會犯此過失，因此，對於犯有輕微過失的人如果僅因此認定其非善意，是法律對行為人的一種苛求，在實踐中可能會出現「法不責眾」的局面。
況且，輕微過失在心理結構上與重大過失不可同日而語，它是一種完全「可以原諒的錯誤」，因而在法律上它能夠成為一種「合法的錯誤」。
(4)民法錯誤制度擴展閱讀：
過失行為注意義務的客觀標准：
民法上的過失，就是行為人對受害人應負注意義務的疏忽和懈怠。過失行為是行為人無法預計自己的行為將產生何種後果。注意義務的客觀標准有三：
1、普通人的注意。這種注意義務是按照一般人在通常情況下能夠注意到做為標准。對於一般人能夠在一般情況下注意到卻沒有注意，為有過失。
2、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判斷這種注意義務，應以行為人平日處理自己事務所用的注意事項為標准，為一種主觀標准，即行為人是否盡到了注意的義務。如果行為人證明自己在主觀上已經盡到了注意義務，應認定其為無過失;反之，則認定其有過失。
3、善良管理人的注意。這種注意義務，與羅馬法上的「善良家父之注意」相當，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和經驗的人，對於一定事件的所用注意作為標准，客觀地加以認定，為一種客觀標准。
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的知識和經驗，以及他向來對於事務所用的注意程度，均不過問，只有依其職業斟酌，所用的注意程度，應比普通人的注意和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要求過高。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㈤ 民事訴訟程序違法二審判決發回重審
發回重審怎麼判定 發回重審是指上級人民法院認為下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事實不清、 證據 不足或違反法定程序的，將案件發回該人民法院，由其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的一種制度。它既是加強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判監督和業務指導的一項重要程序保障，也是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 民事訴訟法 規定了兩種發回重審的情形，一是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可以發回重審;二是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發回重審。民事審判實踐中，一般來說，對於原判決事實錯誤或者事實不清， 二審程序 給予當事人進一步證明事實的機會和可能，二審法院首先會竭盡己力進行調查以便查清事實，彌補原判決認定事實不當之處，輕易不會做發回重審處理;面對與 一審 程序違法，二審法院無彌補和糾正的可能，只要程序不符合訴訟法的規定，一般即會發回重審，這是程序公正概念在現代民商事件審判中的體現。 二審程序中發回重審的情形： (1)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的規定)。 (2)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的規定)。 (3)對當事人在一審中已經提出的訴訟請求，原審人民法院未作審理、判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見》第182條的規定)。 (4)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在一審中未參加訴訟，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予以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見》第183條的規定) (5)一審判決不準 離婚 的案件，上訴後，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應當判決離婚的，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與 子女撫養 、財產問題一並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見》第185條的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 二審裁判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民事訴訟程序違法發回重審是民事訴訟程序違法上訴後，上一級法院在取證確認上訴情況屬實後，發回原法院重新審理案件的一種判決，但是，原審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判決後，當事人不服，二審法院不會再判發回重審。
㈥ 民法通則第2條規定的民法調整對象定義有什麼不足
我國《民法通則》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民法草案》第2條的規定與此大體一致，只不過是《草案》第二條將《通則》中的「公民」換成了「自然人」。
我國學者在《通則》起草中，對於民法的調整對象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通則》第2條的規定，採取了所謂「平等主體關系說」。對此條的意義，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民法調整對象課題具有維護民法的特殊價值，「平等主體關系說」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一方面，通過強調「平等主體」肯定了公民、法人為私的利益的主體身份的存在，也適應了當時恢復私人空間以及推進市場經濟平等自治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回擊了當時盛行的計劃經濟色彩很濃的經濟法理論。通過對平等主體關系的定位，維護了民法的存在范圍，防止民法經濟法化或公法化傾向。從學術貢獻上看，「平等主體關系說」也為我國當時私法的觀念和私法制度的培育奠定了基礎。(p.19)
但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一條法律規定卻存在最基本的語法錯誤。
本句前一部分已經表明了民法所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後面卻又再強調「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顯得前後重復。更為重要的是，以「平等主體」作為後者的定語來修飾，並不符合語法規范。看下面兩個句子：（1）這個政權是革命群眾的工人、農民、學生、士兵的政權。（2）動物園里有很多兇猛動物的老虎、獅子、狼、蟒蛇。
句（1）中「群眾」與「工人、貧農、學生、士兵」同義，二者不能相互修飾。而「革命的」則可修飾二者中的任何一個。如此，句（1）可修改為：「這個政權是革命群眾的政權」或「這個政權是革命的工人、農民、學生、士兵的政權」。如果想要傳達「群眾」和「工人、貧農、學生、士兵」這兩個信息，完全可以在「這個政權是革命群眾的政權」之後，再加上一句「革命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學生、士兵」。句（2）中，「動物」與「老虎、獅子、狼、蟒蛇」等同義，二者也不能相互修飾。但「兇猛的」則可修飾二者之任何一個。如此，句（2）便可修改為：「這個動物園里有很多兇猛的動物」或「這個動物園里有很多兇猛的老虎、獅子、狼、蟒蛇。」
同樣，《民法通則》第2條中，「主體」與「公民、法人」為同義語，「平等」為形容詞，可作修飾語，它可以修飾「主體」，也可以修飾「公民、法人」，唯「主體」與「公民、法人」不可相互修飾，哪怕在「主體」前面加上一個「平等」。
所以僅從語法角度分析起來，《通則》第2條可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前款所稱平等主體包括公民、法人。」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很可惜的是，在此後的立法活動與大量的民法教材中，這樣的語病仍在延續著。
1999年3月15日頒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條第1款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若按上述分析，本條可改為：「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前款所稱平等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或「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於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提請審議的《民法草案》第2條中，也完全重復了這個錯誤。《民法草案》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之間、法人之間、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此條規定與《民法通則》相比，將「公民」改作「自然人」，顯然是一個進步，但措辭的不妥是原模原樣的。
反觀當日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關於<民法草案>的說明》，則會發現，他在提到民法的調整對象時所用的措辭與《民法草案》是有所不同的。在《說明》中，顧昂然說：「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民法規范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准則。」這里，他沒有重復《通則》第2條與《草案》第2條的措辭錯誤。
當然，也有學者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在以梁慧星作為課題組負責人的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所編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3條，便對此種措辭錯誤作出了修正。此條規定：本法調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團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p.1）
這樣，先不論《民法通則》與《草案》第二條的實質內容是否有必要規定與規定的是否合理，單從語法角度上考察，該條的修正是必要的，同時，相關著作的用語也有修正的必要。
㈦ 民法總則一百二十二條應該怎麼用
隨著《 民法典 》（2021年1月1日起實施）的頒布，《民法總則》將被廢止。 《民法典》一百二十二條應該怎麼用 第一百二十二條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 其一，我國《民法典》第148條規定的「基於重大誤解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制度，基本延續我國《民法通則》之規定，《民法通則》司法解釋將重大誤解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的客體限定在合同行為中的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方面，如此，對於這些客體之外的重大誤解，如對民事法律行為的性質的認識發生重大錯誤、單方民事法律行為中的重大誤解等等，無法納入重大誤解制度，導致實踐中當事人的正當利益難以得到司法保護。 其二，我國《民法典》第122條規定「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當利益」。這也是基本延續我國《民法通則》對 不當得利 制度的規定。該條規定明確了不當得利人負有向利益受損人返還義務、利益受損人享有向不當得利人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的權利的法律效果，也明確了「得利人得利沒有法律根據」、「對方當事人利益受損失」、「得利人取得的利益與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損失之間有因果聯系」三項基本構成要件。 關於不當得利的返還客體及其范圍，從利益來源看，利益應當包括所得利益和以該得利所獲的利益，返還不當得利理所當然應返還所得利益和以該得利所獲的利益;從利益形態看，利益可以是金錢、有體物，也可以是無體物的權利(包含權利憑證)等等，所受損失的利益返還不能的，譬如借用人歸還出借物時搞錯了出借人，不當取得該出借的人把該物已轉賣出去，無法返還該出借體物的，應由不當得利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補償受損人的價額損失，利益受損失人享有賠償損失請求權;如果得利人不知道得利沒有合法根據的，其返還責任可以因為得利喪失或因得利所受損害而免除。 關於不當得利請求權的排除事由，是防範民法不當得利制度被不當、不道德利用的必要規則。有些表面上得利人的利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同時對方當事人也因此受到了損失，不過，從得利人取得該利益的基礎關系和原因看，乃是因返還不當得利請求人(表面上的利益受損失人)履行道德義務、知道無 債務 或因不法債的關系而讓他人獲利的;這些情形，就是不當得利請求權排除事由，於此類情形，即使原告利益有所失去，對方因此而得利，原告也不享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其不得請求不當得利返還。 關於 訴訟 中「得利人沒有法律根據」這一構成要件的舉證義務由原告(利益受損人)負擔還是由被告(得利人)負擔，看似訴訟法的事項，其實民事請求權構成要件的舉證義務如何在原告被告之間分配問題，涉及各式各樣的民事法律關系，訴訟法在規定舉證義務分配的「誰主張誰舉證」一般規則之外，無法一一具體規定，只能由民法實體法加以規定。在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中，對「對方當事人利益受損失」、「得利人取得的利益與對方當事人的利益損失之間有因果聯系」二項要件的舉證義務適用我國 民事訴訟法 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來確定，學理界和法院不存疑問，而對於「得利人得利沒有法律根據」這個要件由哪方當事人來負擔就頗有爭議。有的人認為，如果適用我國民事訴訟 法規 定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該項要件的舉證義務就應由原告(利益受損失人)負擔，但是，那樣就存在原告(利益受損失人)因「無法律根據」屬於消極的事實(不存在的事實)而客觀上無法舉證的情況，因此，該項舉證義務的確定不應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誰主張誰舉證」這個一般規則，而應由民法將這一要件表達為由被告(得利人)對自己「得到此利益有法律根據」(積極事實)負舉證義務。另有人持相反的觀點。在這二種不同的觀點下，相同請求返還的不當得利案件，呈現的判決結果截然不同。 從我們的實際生活看，「得利人得利沒有法律根據」該要件的舉證義務分配給被告(得利人)缺乏正當性和便利性，而將「得利人得利沒有法律根據」要件轉化為「付出利益的法律根據並不是得利人得利的法律根據」事實，則消極事實要件在形式上轉化為了積極事實要件，並且，原告(利益受失)由就此積極事實負舉證義務也不存在不便利性和不正當性。當然，基於該要件舉證義務的特殊性和存在的分歧，該要件的舉證義務分配規則還是應該在我國民事實體法中予以規定。 對於 《民法典》一百二十二條 的用法在我們是可以找到相應的舉例說明的，對於這個問題一般情況下都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對於一個人的非法利益的獲取肯定是違反我們國家法律的，這樣規定就是我們國家對於違反我們國家法律的人來進行的懲罰措施，所以說肯定是合理的。
㈧ 民事訴訟法中的反訴原則
反訴是現代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現代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中幾乎亦不例外地規定了這一制度，但是由於普遍存在著立法簡單化的傾向，再加上在實踐中反訴的復雜性使這一制度在實體法律關系日趨復雜、訟事日增的當代不能有效地充分發揮其功能。那麼在追求法治現代化的中國今天，中國民事訴訟中的反訴制度（註：以下所稱反訴均是指民事訴訟中的反訴）建設如何？是否還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在理論和立法上又應如何進一步完善？本文試就有關問題作出論述。一、反訴的理論定位與我國反訴制度的現狀從方法論上看來要考究我國的反訴制度必須要對什麼是反訴有一個清楚的認識，然後以這個反訴的基本理論為出發點並以它來作為一個基本標准綜合評判我國的反訴制度的現狀，這樣才能對我國的反訴制度現狀有清楚認識。 (一)反訴的基本理論界定反訴從字面上理解，首先它是一種訴，也即是按民事訴訟中的訴，是指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護其合法權益的請求；其次它是一種「反」的訴，也就是說是相對於本訴這個參照系而言的，同時也包含著與本訴在時空上的不可逆。因此從這兩點出發筆者認為反訴是指相對於本訴而存在的一種訴訟請求，具體說來就是在已經開始的訴訟程序中，本訴的被告向本訴的原告提出的一種特殊的獨立的訴訟請求1。由反訴的概念可以看出，反訴與本訴相對應而存在，同時兩者均屬訴的范疇，但是反訴又與本訴不同，其具有以下特徵：1、當事人特定性。反訴的原告只能是本訴中的被告，而且只要求被告僅僅是具備程序意義上的被告即可，反訴中的被告是本訴中的原告。2、時間的限定性。反訴除了要符合一般起訴的訴訟時效外，反訴還必須是在已經開始的本訴程序中提起，也就是說在時間上反訴依賴於本訴，沒有本訴就沒有反訴，本訴的存在才使反訴有發生的可能。3、反訴與本訴有牽連性。反訴與本訴訴訟請求或訴訟理由，必須存在著事實上或法律上的聯系，它們基於同一法律關系或以同一事實為根據。這也是反訴與本訴合並審理的原因2。因此反訴是一種特殊的相對獨立的訴。首先反訴是獨立的表現為：第一，反訴是被告行使訴權的結果，如果沒有本訴，反訴原告為了維護自己利益亦可以提起訴訟，第二，反訴的效力具有獨立性，一方面是指各當事人在本訴中的地位不變，另一方面是指反訴提起後不因本訴的自願撤回或被法院駁回而失去效力，如果本訴原告撤回本訴，反訴仍然獨立存在，人民法院必須對反訴進行審理和判決，同樣反訴的撤回也不影響本訴的繼續審理。其次反訴的獨立也是相對的。反訴對本訴具有依賴性，反訴必須以本訴的提起為前提。如果本訴尚未提起就不存在提起反訴的問題，如果反訴先於本訴提起則反訴成為本訴。 (二)我國反訴制度的建設現狀 1、我國反訴制度的立法規定目前我國涉及到反訴制度的立法規定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 》第五十二條：原告可以放棄或 變更訴訟請求 。被告可以承認或者反駁訴訟請求，有權提起反訴。第一百二十六條：原告 增加訴訟請求 ，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並審理。第一百二十九條：原告經傳票傳喚， 無正當理由 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 按撤訴處理 ；被告反訴的，可以缺席判決。第五十九條第二款： 授權委託書 必須記明委託事項和許可權。 訴訟代理人 代為承認、放棄、變更訴訟請求，進行和解，提起反訴或上訴，必須有委託人的特別授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56條：在案件受理後，法庭辨論結束前，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被告提出反訴，第三人提出與本案有關的訴訟請求，可以合並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合並審理。第184條：在 第二審程序 中，原審原告增加獨立的訴訟請求或原審被告提出反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就新增加訴訟請求或反訴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 2、我國反訴制度的缺陷我國的反訴制度雖然已經確立，但是對以上的法律條文細加推敲和結合我國的反訴現實會發現反訴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反訴制度在立法規定不足，制度設計簡單。一個完善的訴訟制度必須是能綜合平衡各方利益，使各方行動按部就班，在實際中形成程序，依程序辦事。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反訴制度的建設來看，我國的反訴立法明顯不足表現在：一方面不能達到程序的正當化效果。如：當事人應該如何提起反訴？法院應該如何審理？如何處置反訴？違反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這些與反訴程序密切相關的方面都沒有相應的規定，當事人於實際中無法操作；另一方面訴權與審判權失衡，相互制約性較差。如：在當事人提起反訴的權利與法官對反訴的處分權的配置間嚴重向法官單方面傾斜；反訴與本訴的合並與否，主要的取決於法官意志，而不是取決於法院提供司法保護的權能。第二，司法實踐中操作困難，法官在觀念上存在誤區，法官恣意處置反訴。由於立法的規定過於簡單，不可避免的帶來實際操作的困難。當前為數不少的法官忽視反訴制度的特有功能，以分別審理取代合並審理，以為兩者無實質差異和為本訴被告所提供司法保護的效果是一致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在反訴制度的規范下本訴與反訴的合並會使審理的難度加大，在反訴制度的保護功能虛無的情況下，避難就易是法官的當然選擇；二是目前對法官工作成績的衡量指標缺乏科學性，片面強調法官辦案的數量，導致法官將本訴與反訴分別審理以在數量上彰顯審判業績。因此在法官的觀念中反訴權與本訴權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實現平衡，法官仍然是重起訴輕反訴。錯誤地適用反訴制度會給民事訴訟的實踐帶來危害，挫傷當事人對程序正義的信仰。第三，在理論界反訴的基本理論尚有待進一步的梳理與研究。我們對與反訴相關的基本理論注意得不夠，對哪些反訴必須合並審理，對哪些反訴可以合並審理，沒有從理論上探討，另外，一些諸如既判力等民事訴訟基本理論不成熟，也給反訴制度的建設帶來困難，由此形成的本訴與反訴的分離，極有可能損及被告的權益。因此缺乏縝密理論的支持的反訴制度現狀有待完善就不足為奇了。
㈨ 民法中錯誤的構成要件有哪些
您好，民法中的過錯是侵權行為構成要件中的主觀因素，反映行為人實施侵權行為的心理狀態。與無過錯責任和公平責任不同，對一般侵權行為而言，過錯是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的必備前提。
1、過錯根據其類型分為故意與過失。
（1）故意，是指行為人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損害結果，仍希望其發生或放任其發生。
（2）過失，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結果應預見或能夠預見而因疏忽未預見，或雖已預見，但因過於自信，以為其不會發生，以致造成損害後果。過失根據法律對行為人要求的注意程度不同又分為一般過失與重大過失。
A.一般過失，是指行為人欠缺善良管理人或者與處理自己事務同樣的注意義務。
B.重大過失，是指行為人顯然欠缺普通人的注意義務。
2、過錯除了一個人的過錯以外，還有共同過錯、與有過失等情形。
（1）共同過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人基於共同的故意或過失致他人損害，故共同過錯只是存在共同侵權行為中。由於我國的共同侵權行為理論發生了變化，因此共同過錯不再是共同侵權的必要條件，因此共同侵權行為可以在沒有共同過錯的情形下發生。（參見《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3條第1款的規定）
（2）與有過失，是指對於損害的發生，受害人存在過錯。民法通則第131條對於與有過失的規定相對較為簡單，《人身賠償司法解釋》第2條就與有過失作了詳細規定，該條可以分解為以下內容：
A.受害人對同一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有故意、過失的，依照民法通則第131條的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
B.侵權人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受害人只有一般過失的，不減輕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
C.適用民法通則第106條第三款（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的特殊侵權）規定確定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時，受害人有重大過失的，可以減輕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因此，在適用無過錯歸責原則的特殊侵權行為中，如果受害人只是一般過失，不減輕加害人的責任。
與有過失，既可以發生在單獨侵權中，也可以發生在共同侵權中。而在共同過錯中，有過錯的僅是加害人一方，在與有過失中則是強調受害人有過錯。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㈩ 關於民法中傳達人的誤傳
傳達錯誤
此問題看傳達人之誤傳系傳達人之故意抑或過失。若為傳達人之過失，因傳達人並無做出意思表示之許可權，其實質無異於表意人本人陷入錯誤，應適用重大誤解制度，表意人得請求撤銷之。反之，若為傳達人之故意導致表意人陷入錯誤，其實質為不可歸責於表意人的原因，其情形與無權代理類似，應類推無權代理的歸責，由傳達人承擔相應民事責任。
另外，就傳達錯誤而言，我國大陸民法尚未有較為詳細之規定，可參考台灣民法典。
台灣《民法典》第88條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實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時者為限。
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
台灣《民法典》第89條之規定：「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不實者，得比照前條之規定，撤銷之。」
台灣《民法典》第170條之規定：「無權代理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本人不發生效力。」
沒有傳達
此問題系有相對人之意思表示達到。在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時，若為非對話方式，則要求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到達意思為抵達相對人可控制之范圍內，至於相對人是否知悉在所不問。若為對話方式，則需相對人了解。不論哪種，意思表示均需經過做成、發出、達到（或了解）之過程。此問題可參考我國大陸《合同法》中關於邀約、承諾部分的條文。因我國尚出台民法典，合同法中總則部分暫代替民法總則適用。另外，可參考台灣《民法典》第94條、95條之規定。
台灣《民法典》第94條：「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對人了解時，發生效力。」
《民法典》第95條：「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但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
。
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或其行為能力受限制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因此，若為傳達人僅有傳達之許可權，若傳達遲延，則應由表意人承擔其未適時傳達的危險。若傳達人具有受領意思表示之許可權，則傳達遲延、誤傳或根本不傳達於相對人的危險，應由相對人承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