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司法制度
『壹』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時期
在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時期，就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就已有了類似現在治安管理的職能分工。當時，國家設有司民（戶籍）、司稽（捕盜）、司寇（刑獄與糾察事務）等相應的官職。
戰國時期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魯國則設有大司寇一職。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擔任過魯國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在縣鄉兩級，則創設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門基層治安機構——亭。亭是秦漢時代政府的末端組織之一，遍布全國，主要設置於交通要道處，大致每十里(相當於3公里)設置一亭。亭本來是為軍事交通設置的機構，後來逐漸演變為兼具軍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層政府機構，兼司緝捕盜賊和維護治安之職。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三國兩晉南北朝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隋唐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清
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後，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貳』 唐代有哪些特權制度，唐代的司法機關體系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共12篇，500條，在內容上大多採用隋朝開皇時期的法律。
2、《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12篇、500條，以隋開皇律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為基礎編纂出《永徽律》，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
4、《唐六典》--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內容涉及國家機關職掌和活動的各個方面，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5、《大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葵編定。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典形式。
三、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刑事法規，相當於近代的刑法典。
2、令--是關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則
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內容
1、第一篇名例：57條，是關於刑罰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為《唐律疏議》的總綱，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
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惡--謀反、謀叛、謀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八議、請、減、贖、官當、免--各級官僚的法律特權。
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2、第二篇衛禁：33條，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
3、第三篇職制：59條，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
4、第四篇戶婚：46條，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
嚴格保護封建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權
嚴禁脫戶漏口、逃避賦役
維護封建的婚姻家庭關系--離婚以七出、義絕為條件；財產繼承採用諸子平分制，貴族身份的繼承權只屬於嫡長子孫。
5、第五篇廄庫：28條，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
6、第六篇擅興：24條，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
7、第七篇賊盜：54條，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
以謀反、謀大逆、謀叛罪嚴懲危害封建政權及皇帝特權的行為。
嚴懲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對盜罪作了明確規定--竊盜、強盜、監守盜
嚴禁買賣人口
8、第八篇斗訟：60條，是關於斗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
9、第九篇詐偽：27條，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
10、第十篇雜律：62條，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姦情方面的犯罪。
11、第十一篇捕亡：18條，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
12、第十二篇斷獄：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六、唐律的主要特點與歷史地位
1、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制刑、禮法合一
2、唐律的歷史地位
（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八、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
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擔保制度。
九、唐朝的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訴--舉劾、告發、告訴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罪從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訊；規定迴避制度；司法官判決須"具引律、令、格、式"；"服辯"；司法官對於應該"言上"或"待報"的案件不得擅自判決。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3、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行為。
●歷史人物
[唐太宗]（599-649）唐高祖李淵的次子，李世民。祖籍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人。隋末與其父親李淵一起發兵反隋。唐建立後，被封為秦王，任尚書令。武德九年（626）發動"玄武門之變"，取得太子地位，次年繼帝位，建元貞觀。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貞觀之治"。在法律思想方面，推崇儒學，吸收法、道兩家的思想，牢固地確立了中國古代儒法結合的思想路線。
具體表現為：（1）以德禮為治，注重教化。認為自古以仁義治天下，國家則長治久安；而專以法治，救弊除害於一時，國家則會很快敗亡。（2）加強立法，力求寬簡。即位不久，便命大臣修訂法典。武德七年頒布《武德律》，貞觀十一年頒行《貞觀律》。修律過程中，刪繁就簡，去重從輕。（3）明正賞罰，不殊貴賤。他認為賞罰之得失，關系國家的安危，必須做到"一斷於律"，賞不遺親遠，罰不阿親貴。李世民特別注意剋制自己的感情，帶頭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取代法律。（4）加強復核，控制死刑。貞觀元年，實行中央機關對死刑判決的合議，首創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議刑"制度。
[長孫無忌]（？-659）唐初大臣。河南洛陽人。曾隨李世民征討，功績卓著。公元626年，參與謀劃、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曾奉命與房玄齡等修訂《唐律》，並對《唐律》進行逐條解釋，著成《唐律疏議》，成為我國流傳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後因反對武則天為皇後，被誣陷謀反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縊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面，堅持封建正統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之大成，構建以儒家為核心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觀點有：（1）主張儒法合流。他以儒家經典為依據，以儒家封建綱常思想為指導，對唐律條文進行疏議，完成了封建法典的儒家化過程。（2）主張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對唐律中規定的特權保護制度進行解釋。。（3）主張罰當其罪。主張官吏嚴格依法斷案，做到罰當其罪。（4）主張整肅吏治。在法律疏議中強調官吏要"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對一切貪贓枉法行為都要追究刑事責任，論罪處罰；而對負有監督責任的官吏在職務內犯罪，要加重處罰。
『叄』 求問唐宋時期的司法原則是什麼
唐律特點:①禮法合一
②科條簡要，寬簡適中
③用刑持平
④語言精煉明確，立法技術高。
宋律特點：①內容沿襲唐律，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的敕、令、格、式；
②體例上取於《大中刑統》、《大周刑統》，「終宋之世，用之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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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
一、唐律的修訂過程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年間命令臣下裴寂等人以《開皇律》為依據，修訂律典，是為《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條，是唐朝的首部法典。
2.貞觀律
唐太宗即位以後，在貞觀年間參照隋代《開皇律》，修訂完成了《貞觀律》。《貞觀律》增設了加役流制度，縮小了連坐處死的范圍，規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的制度，奠定了唐律的基礎。
3.《永徽律疏》的制定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令臣下對《貞觀律》作慎重修改，頒布《永徽律》。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長孫無忌等大臣歷時1年，完成「律文」的疏議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並附之於律後，稱為《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代表性法典，現在被稱之為《唐律疏議》。
《永徽律疏》繼承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成果，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與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二、罪名與刑罰
（一）五刑
1.死刑。唐律只規定絞、斬兩種死刑，較前代輕緩了很多。
2.流刑。唐律規定流刑有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規定加役流刑，除流三千里外，還要居作三年，用以替代某些死刑。
3.徒刑。即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杖刑。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
5.笞刑。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
（二）「十惡」制度
是指嚴重威脅專制君主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及血緣倫理關系的犯罪。唐律「十惡」按性質劃分，可以歸為三類：
1.威脅、損害皇帝人身、權力、尊嚴的犯罪。主要包括：謀反、謀大逆、謀叛以及大不敬。
2.嚴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手段殘忍的犯罪。主要包括：不道。
3.破壞封建倫常關系的犯罪。主要包括：惡逆、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三）六殺
唐律區分了殺人罪的六種情形，即謀殺（預謀殺人）、故殺（臨時犯意）、斗殺（斗毆中激憤殺人）、誤殺（因為種種原因殺錯殺人對象）、戲殺（以力共戲，殺人）、過失殺（由於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而殺人）六種情況。根據殺人主觀故意、客觀行為表現等，唐律給予不同的處罰，反映了唐代刑法的完備和立法技術的進步。
（四）六贓
就是指六種非法獲得公私財物的犯罪。包括（1）受財枉法：收受財物枉法。（2）受財不枉法：收受財物，即使不枉法，也要處刑。（3）受所監臨：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管轄范圍內百姓或者下屬財物。（4）強盜：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5）竊盜：隱秘手段竊取公私財物。（6）坐贓：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職權收受財物的行為。
（五）保辜 法律 敎育 網
對於手足傷人和器物傷人等犯罪，唐律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不同的處罰，對於傷害後果不是能夠立即顯現的，特別規定了保辜制度。也就是規定一定的觀察時期，在限定的時期內死亡的，傷人者承擔殺人的責任；在規定的期限外死亡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死亡的，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責任。唐律規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有不科學的地方，但仍然是一個進步。
三、法律適用原則
（一）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二）自首原則
（三）類推原則
（四）化外人處罰原則
四、司法制度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在中央機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的司法職能。
（一）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凡屬流、徒刑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二）刑部
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刑部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對中央、地方上報的案件具有復核權，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三）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
（四）「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
唐代還建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五）死刑三復奏
唐律規定了死刑復核制度。最初由中央司法機關上奏皇帝核准，臨刑前復核三次。唐太宗為慎重人命，將刑前三復奏改為五復奏。即處決前一日兩復奏，處決日三復奏。
（六）刑訊與仇嫌迴避原則。
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等。
《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迴避制度。
五、唐律的特點及其影響
（一）唐律是中國古代法律發達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為以下特點
1.禮法合一。唐律將禮教倫理精神與國家刑罰有機地統一在一起，有力地維護了唐朝的統治。
2.科條簡要。唐律全篇僅為12篇，502條，寬簡適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3.立法技術完善。唐律在繼受前代立法成果的基礎上，具有結構嚴謹，用語概括、規范等特點，進一步明確了公罪、私罪，化外人犯罪等原則和概念。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和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唐律在中國古代法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承襲了秦漢立法的成果，吸收了漢晉律學的成就，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並且深深影響了宋元明清的立法。
同時，唐律不僅在中國古代法律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還對亞洲周邊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的《高麗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的《大寶律令》、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借鑒了唐律，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宋律：
（一）《宋刑統》與編敕
1.《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等人的奏請下，開始修訂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詔「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頒行天下」，成為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全稱《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
《刑統》的編纂體例可以追溯至唐宣宗時頒布的《大中刑律統類》。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統》，便是《刑統》體例在五代時發展的結果。《刑統》在編纂上，以傳統的刑律為主，同時將有關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縣常科等條文編附於後，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統括性和綜合性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疏議》相比有這樣一些特點：
（1）兩者的篇目、內容大體相同。
（2）《宋刑統》在12篇的502條中又分為213門，將性質相同或相近的律條及有關的敕、令、格、式、起請等條文作為一門。
（3）《宋刑統》收錄了五代時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種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
（4）《宋刑統》刪去《唐律疏議》每篇前的歷史淵源部分，因避諱對個別字也有改動，如將「大不敬」的「敬」字改為「恭」等。
【記憶口訣】刊印頒行宋刑統，篇下分門體例新。
2.編敕
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對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於律，成為斷案的依據。依宋代成法，皇帝的這種臨時命令須經過中書省「制論」和門下省「封駁」，才被賦予通行全國的「敕」的法律效力。
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神宗時設有專門的編敕機構「編敕所」。
3.律與敕的關系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並行」，編敕一般依律的體例分類，但獨立於《宋刑統》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載者，一斷於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關於犯罪與刑罰方面的規定，所謂「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
（二）刑罰的變化
1.折杖法。
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後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源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太祖時偶爾用之，仁宗後成為常制。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關鍵詞記憶：刺配、刺面、太祖、仁宗）
3.凌遲。
（1）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
（2）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
（3）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大清現行刑律》廢除。
（三）契約與婚姻法規
1.契約立法。
（1）債的發生。宋代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多數，當然還有其他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之債的發生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維護家長的支配權。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活賣與賒賣三種。
①絕賣為一般買賣。
②活賣為附條件的買賣，當所附條件完成，買賣才算最終成立。
③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金。
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契約。
①對房宅的租賃：「租」、「賃」或「借」。
②對人畜車馬的租賃：「庸」、「雇」。
（4）租佃契約。宋代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5）典賣契約。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
（6）借貸契約。
①借指使用借貸，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
②貸指消費借貸，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
2.婚姻法規：
（1）婚姻的締結主要受以下三個因素的限制：
①婚齡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
②血緣
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
③州縣官員
《宋刑統》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2）離婚：仍然實行唐「七出」與「三不去」，但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6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
3.繼承。
（1）宋代除沿襲以往的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財產繼承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
（2）絕戶財產繼承辦法。
①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
②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
a.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
b.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
（3）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
①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1/4的財產繼承權。（3/4+1/4）
②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1/3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為官府所有。
（1/3+1/3+1/3）
【記憶口訣】
家無男子稱絕戶，絕戶也需繼承人。夫亡妻在是立繼，夫妻俱亡命繼稱。繼子地位不如女，若有女兒未出嫁，四分財產占其三，獨留一份給繼子。若有女兒已嫁男，女、子、官府三三三。
（四）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宋沿唐制，在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職能。但宋代在司法機關設置方面的特殊之處在於：
（1）宋代刑部負責大理寺詳斷的全國死刑已決案件的復核及官員敘復、昭雪等事。神宗後，刑部分設左右曹，左曹負責死刑案件復核，右曹負責官吏犯罪案件的審核。其職能有所擴大，處理有關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等事。
（2）審刑院
宋審刑院是太祖時為加強對中央司法機關的控制設立的，使「獄訟之事，隨（審刑院）官吏決劾」。使大理寺降為慎刑機關，「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署以上於朝」。另外，地方上報案件必先送審刑院備案，後移送大理寺、刑部復審，再經審刑院詳議，交由皇帝裁決。這一制度雖有助於司法集權中央，但也加劇了審判的復雜化。神宗時裁撤審刑院，恢復刑部與大理寺的原有職能。
（3）宋代的地方司法機關
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
2.宋代的翻異別勘制度與證據勘驗制度
在訴訟中，人犯否認口供（稱「翻異」），事關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另一司法機關重審，稱「別勘」。兩宋注重證據，原被告均有舉證責任。重視現場勘驗，南宋地方司法機構制有專門的「檢驗格目」，並產生了《洗冤集錄》等世界最早的法醫學著作。
『肆』 唐朝的審判制度是怎麼做的
唐朝的審判制度,主要規定於唐律《斷獄》篇之中?
司法官在審訊中,首先必須弄清案情,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詞?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必須實事求是,既不許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把有罪判為無罪,重罪判為輕罪?
司法官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斷罪,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斷罪有出入者,事屬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論處;事屬過失,以過失出入人罪論?
為了防止司法官專橫,濫用「拷訊」,對此規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違法拷訊而致人死者,有關官吏徒兩年?對有瘡?有病的人犯進行拷訊者,處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應議?請?減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100日再拷,違者分別處杖?徒刑?
唐律還嚴格規定了上訴復審及死刑復奏程序?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級別在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是否服罪及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違者,司法官笞50?
對死刑的執行規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決必須奏報皇帝,經皇帝核准後等候執行死刑的犯人稱死罪囚?對死罪囚執行死刑,還要3次奏報,得皇帝許可,才可執行?
唐朝監獄的設置和管理,較前都更趨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師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
『伍』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陸』 比較隋唐與明清時期的司法審判制度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明朝的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後，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柒』 唐朝法治史
中國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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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內容
一、《謹余耐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開皇律》為准，撰定律令，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
《武德律》共12篇500條。
(2)《貞觀律》。
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
《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
注意：《貞觀律》的修訂長達11年時間，對《武德律》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
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
《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
2.《永徽律疏》的頒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
」最終，奏上新律12卷，是為《永徽律》。
(2)疏議：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惰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
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
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曰」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
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祥春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議的毀知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
(3)歷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第二，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
作為中國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惡
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
(1)定義：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
(2)淵源：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
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
《唐律》名例疏議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
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
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
(1)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2)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寢以及宮殿的行為；
(3)謀叛謂背國從偽，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4)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5)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6)大不敬：指盜竊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偽造或盜竊皇帝印璽、調配御葯誤違原方、御膳誤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無人臣之禮等損害皇帝尊嚴的行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經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門戶、分異財產，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為父母尊長服喪不如禮等不孝行為；
(8)不睦：指謀殺或賣五服(緦麻)以內親屬，毆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等行為；
(9)不義：指殺本管上司、受業師及夫喪違禮的行為；
(10)內亂：指奸小功以上親屬等 *** 行為。
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
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
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
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和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
三、六殺、六贓與保辜
1．六殺
(1)分類：《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
「謀殺」指預謀殺人；
「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
「斗殺」指在斗毆中出於激憤失手將人殺死；
「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
「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
「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
(2)處罰：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
謀殺人，一般減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以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
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
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
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2.六贓
(1)定義：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
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
在量刑上對於官吏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
(2)分類：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導致枉法裁判的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
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次於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
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
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
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
《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盔罪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徒刑2年。
持凶器得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
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
《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
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
《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
(3)影響：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
3.保辜
(1)定義：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
(2)具體規定：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
」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者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
(3)評價：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
四、五刑與刑罰原則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斬、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1)定義：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
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 *** 等。
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循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2)處罰：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
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3)緣由：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
唐代繼承了歷代自首減免刑罰的原則，但較前有比較明顯的發展。
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
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
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
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
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
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
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
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
因為這些犯罪的後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規定自首者雖可免罪，但贓物必須如數退賠，不使犯法者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獲財。
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
《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
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輕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餘罪。
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
3.類推原則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重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輕案。
凡應加重處罰的罪案，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
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已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殺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
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
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死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
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
化外人即指外國人。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
這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 *** ，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
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
1.「禮法合一」的特點
唐朝承襲和發展以往禮法並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
如同唐太宗所說「失禮之禁，著在刑書。
」把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築了嚴密的統治法網，有力維護了唐朝統治。
2.科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
唐朝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為特點。
以往秦漢法律，向以繁雜著稱。
西漢武帝以後，因一事立一法，導致律令雜亂。
西晉修律對漢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縮減，北齊律定為12篇，949條，較前又有所進步。
唐朝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12篇，502條，並為後世所繼承。
僅以太宗修《貞觀律》為例，「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足見唐律的上述特點。
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
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
如自首，化外人有犯、類推原則的確定都有充分表現。
為防止官吏濫用比附，用精確的語言規定在法無明文規定條件下，官吏故意與過失出入人罪的處理辦法。
並在承襲前代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公、私罪，故意、過失的概念，並規定了恰當的量刑標准。
如《斗訟律》解釋「過失殺」說：「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共舉重物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類，皆是。
」唐律結構嚴謹，為舉世所公認。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
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唐朝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
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
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
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
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
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
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
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並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縣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
在復審中，如發現疑案、錯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回原審州、縣重審或復判，死刑則轉送大理寺重審。
刑部還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
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貴，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
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由於侍御史在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職權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與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選任。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
唐代時以「道」為監察區，全國共分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品級雖低，但權力極大，是皇帝設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
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
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機關
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
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
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
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
(二)訴訟制度
1．刑訊制度
(1)刑訊的條件與證據。
唐律規定，審判時「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拷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
也就是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
證據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公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同時規定，對那些人贓俱獲，經拷訊仍拒不認罪的，也可據狀斷之」，即根據證據定罪。
(2)刑訊方法。
首先，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貴任。
其次，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
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
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貴任。
其三，拷訊數滿，被拷者仍不承認的，應當反拷告狀之人，以查明有無誣告等情形，同時規定了反拷的限制。
(3)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
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
對上述兩種人，唐律規定「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即必須有三人以上證實其犯罪事實才能定罪。
2.仇賺迴避原則
唐代迴避制度稱作「換推」，指在審訊過程中，凡審判官與當事人有親屬或師生或仇嫌關系，均須調換迴避。
司法機關在接受訴狀後，就開始進入審訊程序。
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妨礙公正審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規定了迴避制度，即「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也就是說，若承審官與當事人有某種利害關系，准許更換承審官。
這一規定對於保證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復奏
死刑復奏制度是指死罪判決的執行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行刑。
這項制度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就已正式確立，至隋朝確定為死刑須經「三復奏」方准執行。
唐律對此作了更加詳細而嚴格的規定：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及部曲、奴婢殺主等死刑判決只經一次復奏即可執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准，待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
違反上述規定，「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要判處流刑，3日期限末滿或過限行刑者處以杖刑至徒刑。
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嚴格，須經過「五復奏」。
這項制度表明唐代對死刑的審慎態度及皇帝對死刑權的牢固控制。
『捌』 唐朝司法鑒定製度與實踐考論
唐朝司法鑒定製度與實踐考論
:本文以現存史料為基礎，對唐朝的司法鑒定製度以及慧前遲司法鑒定實踐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察和論述。通過考證，基本展現了我國唐朝時期司法鑒定製度與實踐活動的概貌。最後筆者對唐朝司法鑒定領域的成就以及對我國當前司法鑒定製度建設的借鑒意義進行了客觀評價。
關鍵詞:唐朝 司法鑒定 古代史 法律史 保辜制度
在秦代法制基礎上，漢唐法律進一步促進了我國古代司法鑒定的制度化發展。唐律在漢九章律基礎上發展為十二篇，於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正式頒布實施。唐高宗時又命長孫無忌對律文逐條解釋，形成律疏三十卷，通稱《唐律疏議》，於永徽四年(653年)頒行。唐律是我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保存最完整、最早的一部封建法典，其後歷代封建法律基本上都沿襲唐律。其重要性堪比歐洲的羅馬法。進考證在《唐律》中存在大量涉及關於司法鑒定的法律條文，甚至明文規定了鑒定人違法鑒定的法律責任等。
一、司法鑒定業務種類
(一).損傷、疾病、死亡與詐傷、詐病、詐死的鑒定
《唐律》規定:「諸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及死、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 從唐律的這一規定可以看出，當時的司法鑒定對象至少包括三類:病者、死者、傷者，相當於今日的活體檢查(病、傷)及屍體檢查。唐律的這一規定說明唐代的司法鑒定活動是相當盛行的。
《唐律》中對於殺傷案件的司法鑒定有非常詳細的專門性規定。具體為，《唐律》中對殺人及傷害案件區分不同致傷物、不同後果分別處以不同刑罰。《唐律》對於非致命性損傷分類很細，並由輕至重規定了相應的刑罰。以下刑罰由輕至重取決於兩個要素:一是損傷後果的輕重，一是致傷物的性質。兩者結合起來決定量刑的輕重。如唐律有如下規定:
表2-1-1唐律對不同致傷物造成各悔銀種程度損傷的刑罰規定
損傷程度與致傷物類型 刑罰
以手足毆人無傷 笞40
斗毆手足毆人有傷(見血為傷);以他物毆人無傷;以湯火未傷人;拔發不滿方寸1;鼻頭出血 各杖60
以他物毆人有傷;拔發方寸以上至髡發不盡仍堪為髻者 各杖80
耳目出血;內損吐血;痢血 以手足者杖80
以他物者杖100
兵刃砍射人著者 杖100
折齒;毀損口鼻耳眼;眇2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湯火傷人 徒1年
折二齒、二指以上3;髡發 徒1年半
刃傷;折人肋;眇二目;墮人胎(母辜限內子死) 各徒2年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4等辜限內平服者5 各徒2年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限內未平服者 各徒3年
瞎二目;十指並折;折二肢;斷舌6;毀敗陰陽7等為篤疾，及因舊患令至篤疾8 流放3000里
以手足他物斗毆殺人者 絞
刃殺人及故殺人者 斬
《唐律疏議》原註疏: 1方寸者，謂量拔發無毛之所，縱橫徑各滿一寸以上者，若方斜不等，圍繞四寸為方寸。 2眇，謂虧損其明而尤見物。 3若折二指、二齒以上，稱以上者，雖折更多亦不加罪。 4瞎一目，謂一目喪明全不見物。 5辜內平服者，謂折跌人肢體及瞎一目，於立辜限內骨節平服，及目得見物。 6斷舌，謂全不得語(若可解，則從傷科)。 7毀敗陰陽，謂孕嗣廢絕(若不絕孕嗣者，從傷科)。 8因舊患令至篤疾，假有舊瞎一目為殘疾，更瞎一目為篤疾;或先折一腳為廢疾，更折一腳為篤疾。
由表可見，刑罰最輕的是「 斗毆手足毆人無傷」， 按唐律規定:相爭為斗，相擊為毆。以手足擊人，雖未損傷，下手即便獲罪。這個規定對一般斗毆來說是相當嚴酷的，與現代法律規定明顯不同。現代法律雖然也考慮犯罪嫌疑人的動機和作案手段，但更主要的還是考慮犯罪行為導致的後果如何來定罪量刑。
(二).奸罪案件的前李司法鑒定
唐律中有專門關於性犯罪案件的法律規定。唐律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這里所說的「奸者」是指和姦者(意指通姦)，雙方各徒一年半。若是強奸，「強者加一等」，即強奸者徒二年。如果因強奸給被害人造成折傷，則「各加斗折傷罪一等」。從這些規定不難看出，當時法律已經把奸的不同類型作了嚴格區分，並結合不同後果，科以輕重不同的刑罰。然而在法律實施過程中一定會涉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如對是否發生了奸罪性行為，有無造成什麼損傷後果，是屬於自願的「和姦」還是「強奸」，都需要進行准確的判斷。這一點和現代法律制度下，對強奸等性犯罪案件的偵查取證過程有相似之處。不同點在於現代法律制度，沒有規定對通姦行為的刑罰處罰。
(三).妊娠受孕時間的司法鑒定
唐律規定:「居父母喪生子者，徒一年」。並指出「在父母喪生子者，皆謂二十七月內而懷胎生子者;若父母未亡以前而懷胎者，雖於限內而生子者不坐;縱除服以後始生，但計胎月是服內而懷者，依律得罪」 。這是首次通過懷胎月數進行妊娠時間司法鑒定的案例記載，具有重要的法律和醫學意義。在唐朝，統治者為了維護其推崇的儒家法律思想和文化，規定了非常嚴密的喪事制度，如果不執行的話，則可能構成犯罪。從本則案例推算，當時的法律規定子女在父母的守孝期間內不得有性等帶有娛樂性的行為，更加不允許有懷孕的情況發生了。正是基於這樣的特有的法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才需要技術人員對涉案人員的受孕時間進行鑒定。反之也可說明，當時的中醫產科學已經發展得相對比較成熟了。
(四).墮胎案件的司法鑒定
唐律規定:「墮人胎徒二年。」 墮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並且是在母親所受損傷的辜限內子死，才按律治罪。若是在母辜限外子死，或雖死於辜限內，而子未成形，均無墮胎之罪。所謂「辜內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兒發育到什麼程度受到法律保護的問題，在法律上有重要意義。按唐朝法律，如果外傷後導致胎兒流產，檢驗時發現胎兒尚未成形，便從毆傷罪進行處罰，不構成墮胎的罪名。
(五).其他損傷類型與共毆的司法鑒定
除上述各種損傷鑒定之外，唐律所涉及的損傷還有:受杖死(受杖刑，死於杖下)、車馬傷人(古代的交通事故鑒定)、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飲食之物(如寒月屏去人衣服、登高乘馬私去梯轡或飢渴之人得去飲食等所致的傷亡、威力制縛人、恐迫人使畏懼致死(嚇唬死)、作陷入死傷(明知橋船朽敗，凝人今渡，以致溺死;明知坑井中有獵獸用機槍，訛人誤入造成死傷)等，對損傷、死亡種類與情節的認識相當廣泛，並均有相應的刑法規定。
唐朝還專門規定了傷害案件中關於共毆的司法鑒定。共毆傷人是形成傷害的一種特殊情況，在刑事偵查和法醫學上常須提出可靠的證據，以便法律上區分情節輕重科以處罰。共毆指二人以上毆人，有同謀共毆、不同謀共毆和亂毆之分。 同謀共毆按唐律規定:「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元謀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 如有甲、乙、丙、丁同謀共毆傷人。甲為元謀，乙下手最重，毆人一肢折，則按下手重者為重罪，乙應徒三年;甲是元謀減一等，應徒二年半;丙、丁為從，又減一等，應徒二年。若甲是元謀且下手最重，則甲應徒三年;其餘各減二等，徒二年。「至死」指被傷人致死，「隨所因為重罪」如甲毆頭、乙毆手、丙毆足，若由頭瘡致死即甲為重罪，由手傷致死即乙為重罪，由足傷致死即丙為重罪。重罪者處以死刑;甲是元謀減一等，流三千里;余各減二等，徒三年。 唐律的上述規定說明，共同傷人所致的數處非致命傷，要求鑒定出輕重程度;若被傷人致死，則須鑒定出哪處傷是致命傷。不同謀毆傷人也需要做出這樣的鑒別，只是誰造成什麼程度的傷害，就給以相應的刑罰。致於亂毆，因為分不出先後輕重，則以謀首及初斗者為重罪。 (六).指紋和文書司法鑒定
唐朝除了有大量與人體有關的法醫類司法鑒定製度性規定以外，還有指紋鑒定和文書類鑒定的法律規定。如唐律中規定了許多罪名，根據其規定的內容可以看出，審訊過程中需要進行指紋和文書類專門性問題的鑒定。如「詐偽造皇帝八寶者，斬。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皇太子寶者，絞。皇太子妃寶，流三千里。偽造不錄用，但造即坐......疏議曰:寶者印也，印又信也。」 從以上規定推測，當時已經存在對印章、印文的鑒定技術和鑒定活動，而且是應用於訴訟活動中的。「諸詐偽制書及增減者，絞」 ，這是對偽造、變造、更改官府文書的罪行的規定。說明當時也存在文書真偽和形成過程的鑒定。
具體司法實踐案例也有，下面舉例說明以資驗證。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馬靈芝急需銀兩，向報國寺建英和尚借錢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隨時可將本息收回;如馬靈芝不能歸還，建英和尚可將馬靈芝的全部財產取走，恐無憑證，立據捺印(摘自德國著名指紋學博士羅伯特_海因德爾1927年編寫出版的《指紋鑒定》) 。在唐朝的《朝野僉載》一書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案例:唐武則天垂拱年間，湖州佐史江琛為陷害刺史裴光，將裴光所寫的文章中的字割下來，拼湊成文，偽造了一封寫給徐敬業的謀反信，並向朝廷告發。武則天派御史前去審問，裴光說:字是我的字，但話卻不是我的話。前後換了三個御史，都不能定案。武則天又派一個名叫張楚金的官員負責調查此案。張楚金仔細查看信件，看不出什麼破綻。他又將信拿起來對著日光看，結果發現信上的字都是粘貼而成的，平鋪在桌上時是看不出的。於是他便將衙門的官員召集起來，當著眾人的面，將信件放在一盆水裡，結果一個個字都散開了。案情也因此大白。 上述借款契約案例的記載證實，在唐代我國民間已經運用指紋來進行個人身份確認。說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每個人的指紋具有高度特異性，人各不同，指指相異，可以用來區分不同個體。而《朝野僉載》中記錄的對誣告信件進行鑒定的案例，則是在司法活動中進行的文書鑒定，當屬於司法鑒定范疇。該案鑒定目的是判斷誣告信件形成過程是否正常，張楚金檢驗之細致，方法之巧妙，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結合《唐律》中有偽造官書、官印罪的規定，進一步證實，唐代已經出現了類似今天的司法文書鑒定活動了。
二、司法鑒定製度
(一)司法鑒定人制度
1.司法鑒定人的分工
在現有文獻資料中，並未發現明確規定唐代有關於誰承擔鑒定人的規定。其前面的秦代及其後的宋代均規定司法官吏擔任鑒定人。
2.司法鑒定人的法律責任
在成文法律中，對司法鑒定人員法律責任最早進行明確規定的是《唐律》，其規定:「諸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及死、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 就是說，鑒定人員被指派鑒定詐病、詐死和詐傷時，如果鑒定不實，要受詐病等應得刑罰的減一等懲罰。如詐病者應受杖刑100下，減一等懲罰即為杖刑90下。如果是真病、真死和真傷，而鑒定不實，則按故入人罪懲罰。故入人罪是故意把無罪判為有罪，把輕罪判為重罪。由此給被害人增加了什麼刑罰，就要反坐什麼刑罰。為了防止司法鑒定人員在鑒定過程中作弊，才做出這一明文規定。這一規定一直被歷代法律所沿用，成為我國古代司法鑒定人制度的法律基礎。
(二)、司法鑒定標准 1.損傷定義與類型
為了運用刑法解決斗訟問題，唐律明確提出了損傷的定義是:「見血為傷」 。它包括傷後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見的皮下出血兩方面含義，並且著眼於生前傷。這個定義一直應用到元代，到了明清，法律改為「青赤腫為傷」，這個定義雖然突出地說明了皮下出血的特點，但卻沒有把創的含義包括在內，所以不如「見血為傷」更較確切。唐律將成傷物體分為三大類:手足、他物與兵刃。手足是以手足為例，即用頭擊之類也包括在內，其所形成的損傷就叫手足毆傷。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這個概念和今日所說的銳器不用刃也是鈍器是一樣的。他物所形成的損傷就叫他物毆傷。兵刃所形成的損傷叫做刃傷。「刃謂金鐵，無大小之分，堪以殺人者」 。手足、他物、兵刃三者論情節，以手足為最輕、他物次之，兵刃最重。手足毆傷和他物毆傷屬於現在的鈍器傷;刃傷即屬於今天的銳器傷。以上這些劃分是非常精細和符合科學原理的，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2.損傷程度鑒定標准
唐律對損傷程度的劃分與現代法醫學的標准不同。沒有象今天這樣將非致命性損傷分成輕微傷、輕傷與重傷。但其中提到的殘疾、廢疾、篤疾。實際上屬於不同程度的重傷，與將重傷分為三等相似。唐律對於不同程度的損傷提出了明確的法醫學鑒定標准，特別是唐律疏議原注的內容，所訂的標準是相當明確的，根據這些標准可以較准確地做出法醫學鑒定，同時決定判處何種刑罰。如《唐律疏議》中記載「《疏》議曰:即損二事以上者，謂毆人一目瞎，及折一支之類。『及因舊患令至篤疾』，假有舊瞎一目為殘疾，更瞎一目成篤疾，或先折一腳為廢疾，更折一腳為篤疾;『若斷舌』，謂全不得語;毀敗陰陽，謂孕嗣廢絕者，各流三千里。斷舌，語尤可解，毀敗陰陽不絕孕嗣者，並從傷科。」 按照上述規定，因斗毆「折、跌他人支體」，支體就是手足，或者使他人手足骨折，或者使他人關節錯位的，「及瞎一目」，是指使人一隻眼睛喪事視力，完全看不見物件的，各應判處徒刑三年。「辜內平復者」是說因為毆打致人肢體骨折或關節脫位，以及使人瞎了一隻眼睛的，唐朝規定了專門的保辜期限，在這個期限內，如果骨骼和關節已經痊癒恢復到正常，眼睛已經能看到東西了，對這些保辜情況一律在毆傷本罪上減輕處刑二等，各判處徒刑二年。《疏議》中還規定，如果四肢在被毆打之前就已經拘攣不能伸展，這種情況屬於殘廢肢體被打折，因此這毆打殘廢攣肢，只依照打折一肢規定，判處流行兩千里。現在被毆以前就是殘廢的，不是因為受毆打致殘廢的，所以可聽許他減刑或用銅贖罪。這些規定說明唐代的法醫學活體檢驗和鑒定是相當盛行的，在鑒定過程中甚至已經充分考慮到不同損傷的發展恢復規律，分別制定不同保辜期限。同時考慮到老傷與新傷的區分，傷與原有疾病時間的區分鑒別，其理論與實踐的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在世界司法鑒定科學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
3.獨特的保辜制度
秦漢以來，古代的司法鑒定官吏積累了大量活體損傷檢查的經驗，其中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保辜。古人認識到，受傷當時看來不重，或雖重當時未死，可是由於損傷的進一步變化可能致死。為了確定受傷後經過一定時間死亡與損傷的因果關系，於是提出了保辜制度。保辜一詞，從字面上解釋，「保」是保養，「辜」是罪。受傷後，根據法律規定，針對不同類型的傷勢立定辜限，隨後即由加害人負責尋醫調治，如果治療無效，受傷者在事限內死亡，則依殺人罪論處。若在辜限外死亡或雖在辜限內死亡但是由於他故(即與損傷無關的疾病)而死，則各依相應的毆傷法治罪。保辜的設置約始於西漢時代，史游(在公元前49~前33年間為官)在其所著《急就篇》中記載:「保辜者，各隨其狀(傷情)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至死，則坐重辜也。」唐代對受傷後保辜的時限有更為明確的規定:「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 從司法鑒定學及醫學科學的發展來看，保辜制度的提出有其歷史必然性。在當時的科學水平條件下，傷後經過若干時日死亡，僅僅依靠屍體外表鑒定，是不可能對損傷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做出科學判斷的。我國古代沒有僅僅憑借司法官吏主觀想像定案。而是創設了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有無因果關系的制度。可以認為，保辜制度是依靠屍體外表鑒定判斷死亡原因必不可少的補充手段。也是中國古代慎刑思想在司法鑒定領域的表現之一。另外，保辜制度還具備充分及時保護受害人身體健康權的功能。保辜制度的存在必然會促使加害者千方百計為被害人尋醫調治。因為傷害行為及醫療救治行為的最終後果會直接影響對犯罪嫌疑人的罪名確定和處罰輕重。保辜制度在中國存續兩千多年，並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產生過重要影響。如日本、朝鮮、越南法律都繼承和沿襲了這一制度 。
三、唐朝司法鑒定製度述評
(一)、司法鑒定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鑒定製度一度領先於世界
我國古代司法鑒定製度是以法醫鑒定製度為核心的。從戰國時期開始萌芽，到唐朝已經取得較大發展，宋元時期達到了高峰。明清時期雖有完善和補充，但總體上沒有獲得根本提高。唐司法鑒定製度是我國古代司法鑒定製度的代表。唐司法鑒定製度主要是針對法醫屍體檢驗，規定了初檢、復檢和免檢的范圍與要求;參與鑒定的人員、驗屍官的職責和失職時應受的刑罰、驗屍文件及其法律效力等。其內容廣泛、系統、嚴密。根據屍體的外表檢驗下結論，可以作為證據在法律上生效;為此而制定了系統法令保證其施行，這是唐檢驗制度的特徵。其本質就是一個維護屍體外表檢驗的司法鑒定製度，是一個封建禮教束縛的司法鑒定製度。唐鑒定製度是保證唐、宋封建法典貫徹實施的制度。這一制度的系統形成是由唐律規定檢驗不實的刑罰起，到第一個屍圖在宋代頒布，歷經500餘年。其逐步嚴密系統化的過程，就是保證唐、宋封建法典貫徹實施的過程。也是中世紀中國法醫學司法鑒定盛行的標志。保證唐、宋封建法典貫徹實施，保證醫學檢驗的順利進行並促其質量提高，最終又導致世界第一部系統司法鑒定著作在中國誕生，是唐、宋鑒定製度的三大主要成就，在古代司法鑒定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當時的歐洲還處在宗教統治的黑暗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建立像中國那樣系統嚴密的鑒定製度。唐鑒定製度是中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司法鑒定製度。是古代司法官吏在長期司法實踐中重視訴訟證據的科學的結晶。
(二)、司法鑒定內容直接寫入法律
法律實踐的需要是司法鑒定發展的第一原動力。可以認為在一個不重視法制的社會，司法鑒定製度和科技是不可能獲得明顯發展的。而不同時代的法律有著自身獨特的時代特色，其相應的司法鑒定內容也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法律的規定直接決定了司法鑒定的具體內容與工作對象。唐朝，很多禮的內容直接反映在唐律中，便也出現了唐朝特有的司法鑒定內容。如關於妊娠是否發生在父母喪期內的鑒定便是典型例證。在唐律中直接規定了不同類型和程度的損傷應分別處以何種刑罰。損傷鑒定標準直接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筆者認為，司法鑒定內容和標准寫入法律具有兩面性，在司法鑒定製度發展前期，這樣做會有利於保障鑒定活動的順利進行，促進鑒定製度和鑒定科技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作為鑒定基礎的醫學等有關自然科學技術獲得較快發展，犯罪的類型和手法也在發生明顯變化。而法律具有相對穩定性，鑒定技術需要不斷更新進步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如果過度把司法鑒定內容和技術標准固化則會束縛鑒定製度和科技的發展。這一點可以從一個方面解釋，我國古代司法鑒定製度曾經領先於世界，而到了近現代卻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現象。
(三)、保辜制度對當前司法鑒定工作的借鑒意義
有學者認為，隨著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發展， 一旦打破外表檢查的框子，深入研究機體內部的變化，保辜法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 但筆者對此卻持不同意見，中國古代的保辜制度對對我國當前刑事司法活動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借鑒意義。至少在以下兩方面具有借鑒意義。
1.對解決刑事訴訟辦案期限與鑒定時機沖突的問題有借鑒意義。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刑事訴訟中，在偵查、起訴、審判的任何階段，以及對犯罪嫌疑人採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均有明確的時間規定。為了杜絕超期拘押、超
『玖』 唐朝的法律有哪些
第一篇《名例律》，相當於現代刑法總則，主要規定了刑罰制度和基本原則；
《唐律疏議》
《唐律疏議》
第二篇《衛禁律》，主要是關於保護皇帝人身安全、國家主權與邊境安全
第三篇《職制律》，主要是關於國家機關官員的設置、選任、職守以及懲治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戶婚律》，主要是關於戶籍、土地、賦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證國家賦役來源和維護封建婚姻家庭關系；
第五篇《廄庫律》，主要是關於飼養牲畜、庫藏管理，保護官有資財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興律》，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將帥職守、軍需供應、擅自興建和征發徭役等，以確保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並控制勞役征發，緩和社會矛盾；
第七篇《賊盜律》，主要是關於嚴刑鎮壓蓄意推翻封建政權，打擊其他嚴重犯罪，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訟律》，主要是關於懲治斗毆和維護封建的訴訟制度；
第九篇《詐偽律》，主要是關於打擊欺詐、騙人的犯罪行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
第十篇《雜 律》，凡不屬於其他「分則」篇的都在此規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關於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證封建國家兵役和徭役征發和社會安全；
第十二篇《斷獄律》，主要是關於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管理。
《唐律疏議》
《唐律疏議》
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長孫無忌等對《永徽律》的精神實質和律文逐條逐句進行疏證解釋，以闡明律條文義，並通過問答形式，剖析內涵，說明疑義，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頒行。《律疏》與《律》合為一體，統稱《永徽律疏》(宋元時稱作《故唐律疏議》，明末清初始名為《唐律疏議》)。《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後《律》文無甚改動，諸帝的增損、編纂多為「令」和「格」、「式」，可謂《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議》和《唐六典》傳世，余均亡佚。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響力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唐律疏議》總結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驗及其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較審慎，內容比較周詳，條目比較簡明，解釋比差汪較確當。其立法理論依據儒家學說，並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因此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為以後歷代刑律的藍本。通過唐朝與周邊各國頻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議》對古代亞洲各國法典亦產擾祥生重大影響。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立法，大都摹訪《唐律》。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國(華)法系」的代表著作。
現存《唐律疏議》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殘卷，北京緩慶搏圖書館藏宋到殘本，以及吳縣滂熹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唐寫本《律疏》殘卷(參見彩圖插頁第49頁)。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種古寫本、刻本。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劉俊文校點的《唐律疏議》，校點者以涵芬樓影印滂熹齋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作了詳細的校勘記。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發行。
『拾』 唐朝的司法機關有哪些
（一）中央司法機關
唐朝的司法機關，在中央設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來行使封建國家專的審判權屬。
1．大理寺
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的案件。對徒刑、流刑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判決後直接報請皇帝批准後才能生效。此外，大理寺對刑部移來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設卿、少卿為最高司法長官。
2．刑部
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機關，除主管司法行政事務以外，還負責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決徒刑以上案件的復核。在復核中發現疑點時，流徒以下的案件可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或自行復判，死刑案件則移交大理寺重審，上報皇帝批准。
3．御史台
御史台，中央監察機關，主要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難案件，也可以參與審判，並可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
上述三個執法機關，如遇有特別重大的案件，則由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做「三司推事」。此外，皇帝還經常根據案件的情況，命令非司法機關參加審判。
自秦漢以來，中央司法機關由一而分為三，並使它們互相配合，又互相監督，這說明封建司法制度更加嚴密和完備，而中央司法機關審判權分散，也反映了皇帝對司法大權控制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