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單位犯罪司法解釋
第二百二十四條 【合同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1)最新單位犯罪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獲嘉縣公安局民警在永昌縣將趙守帥抓獲，將其帶往河南羈押，涉嫌的罪名為合同詐騙罪。同年2月14日，趙守帥被逮捕。在羈押期間,因犯故意傷害罪，2001年4月13日，趙守帥被新鄉市中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
2002年8月18日,新鄉市檢察院以趙守帥犯合同詐騙罪向新鄉市中院提起公訴。當年11月30日,新鄉市中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趙守帥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3萬元，與另案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合並執行有期徒刑16年罰金3萬元，犯罪所得的財物予以追繳。
新鄉市中院在判決中稱，農牧公司於1997年先後向新鄉市第一拖拉機廠(簡稱「新鄉一拖」)訂購各種型號拖拉機142台，但收到貨後，仍有76萬余元貨款未向拖拉機廠付款。農牧公司與新鄉一拖訂立合同時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固定資產被抵押，同時還欠有銀行貸款。
判決認為，農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趙守帥,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騙取貨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Ⅱ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確定單位犯罪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
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版，是在單位實施的犯罪中起決定、權批准、授意、縱容、指揮等作用的人員，一般是單位的主管負責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並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罪也可以是單位的職工，包括聘任、僱傭的人員。應當注意的是，在單位犯對於受單位領導指派或奉命而參與實施了一定犯罪行為的人員，一般不宜作為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對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根據其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分別處以相應的刑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個案中，不是當然的主、從犯關有的案件，可不分主、同一法定刑檔次法處罰。主管人員與直接責任人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主從關系不明顯從犯。但具體案件可以分清主、從犯，且不分清主、從犯，在、幅度內量刑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的，應當分清主、從犯，依法處罰
Ⅲ 詐騙罪的單位犯罪
對於詐騙罪，襲刑法未規定單位犯罪，單位一般不屬於普通詐騙罪的犯罪主體， 一般普通的詐騙罪的犯罪主體不包括單位的。
Ⅳ 什麼是單位犯罪
您好，根據您的問題，為您帶來答案：
根據《刑法》第30條、第31條的規定，專單位犯罪的概念是指公司屬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1.單位犯罪的主體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團體。2.單位犯罪必須是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單位決策機構決定由直接責任人員實施，3.單位犯罪是為單位謀取利益而實施的，其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4.單位犯罪的主觀方面都是故意，但也存在過失犯罪；5.單位只對刑法明文規定，可以由其構成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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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關於刑法單位犯罪的最新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條的解釋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法第三十條的含義及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如何適用刑法有關規定的問題，解釋如下：
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刑法規定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未規定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的，對組織、策劃、實施該危害社會行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在司法實踐中認定單位犯罪應注意如下問題：
1、單位的性質不影響單位犯罪的成立。我國刑法第30條規定的單位，既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也包括依法設立的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企業和具有法人資格的獨資、私營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
2、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的情況。具備下列行為之一的，均不視為單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處罰：
（1）個人為進行違法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
（2）公司、企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
（3）盜用、借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所得或私分的。我國對單位犯罪原則上採取雙罰制，即單位犯罪的，對單位處罰金，同時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刑罰。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Ⅵ 單位犯罪與共同犯罪有什麼區別都是幾個人犯一個罪，區別在哪兒
1、犯罪主體不同。
單位犯罪的主體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共同犯專罪可以是二人以屬上共同故意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是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就是犯罪集團。
2、犯罪動機不同。
單位犯罪必須是在單位主體的意志支配下實施的；團體犯罪中，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3、兩罪適用刑罰不同
單位經濟犯罪的刑罰適用採取雙罰制原則，當單位實施經濟犯罪時，既對單位適用刑罰，也對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適用刑罰;而共同經濟犯罪的刑罰適用，則是根據各個犯罪主體在共同經濟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確定其刑罰。
Ⅶ 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認定與辨析應該怎樣認定
方懷宇
案情簡介
2002年12月20日，孫某、鄒某及廖某(另案處理)三人擬從事木材、木地板的進口業務，並商定成立一家實際運作、體現實際效益、日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分紅的公司作為母公司。同時，由孫某出面與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一家公司作為殼公司，實際從事母公司的各項進出口、內貿、咨詢業務，通過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代理從事進口木材業務。由廖某出面在香港收購B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B公司)，配合母公司進行進出口及咨詢業務，並解決部分境外資金。2003年2月11日，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99萬元(占出資額的33％)、孫某出資人民幣102萬元(占出資額的34％)、廖某出資人民幣99萬元(占出資額的33％)在杭州市注冊設立浙江C經貿有限公司(下稱C公司)。其中，廖某負責財務、稅務及發展戰略，鄒某(C公司副總經理)主要負責業務，孫某(C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負責公共關系及人事，並協助鄒某開展業務。
2003年2月至2004年5月間，孫某、鄒某及廖某以C公司名義在通過B公司與境外供貨商先行確定木材真實交易的基礎上，另定低於真實單價的報關單價，並以報關單價與境外供貨商簽訂假合同。後由C公司出面委託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作為進口代理，委託中國D公司等報關進口，並通過要求境外供貨商提供虛假發票等手段，從境外走私木材入關178次，累計偷逃稅額合計人民幣230餘萬元。C公司將進口板材在浙江省、上海市等地銷售，部分銷售收入進入C公司賬戶，部分進入孫某實際控制的杭州E商貿有限公司(下稱E公司)等賬戶，通過上述賬戶按報關價向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支付貨款，通過B公司及李某個人賬戶向境外供貨商支付差額部分款項。
2004年5月，C公司、孫某及鄒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被杭州海關緝私局立案偵查，C公司所有的500萬元人民幣亦被杭州市海關緝私局暫扣。後該案於2004年8月移送至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公訴機關指控上述三被告以低於真實價格的報關價格向海關申報進口，走私進口木材，偷逃應繳稅額230餘萬元人民幣，均已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
本所接受C公司委託，仔細地查閱了案卷，積極地調查取證，逐漸掌握了該案脈絡。經過認真研究，整理出了成熟的辯護思路，決定對C公司作無罪辯護。
爭議焦點
本案公訴機關主張被告單位C公司的走私行為已經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且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應當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但被告單位C公司認為該公司是孫某等人為了個人進行違法活動而設立的，並且以木材進口走私為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走私犯罪的獲利已被其私分，C公司本身並無非法所得，因此不構成犯罪。
圍繞著該案究竟是C公司的單位犯罪還是孫某、鄒某的個人犯罪的問題，控辯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爭議的焦點集中體現在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認定上。
審理判決
本案的訴訟進程可謂一波三折。2004年12月14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認為被告單位C公司犯走私普通貨物罪並判處罰金人民幣235萬元，而被告人孫某和鄒某則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分別被判處六年和四年有期徒刑。被告單位C公司認為一審判決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均存在錯誤，處罰不當，遂依法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並在上訴狀中明確提出了不構成單位犯罪的理由，同時通過審計師事務所對C公司的所有木材業務進行審計，表明C公司本身並未因進口木材業務而獲利，並將審計報告作為證據提出，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宣告C公司無罪。
2005年3月21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撤銷一審刑事判決，發回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並於2005年7月26日判決被告單位C公司無罪。被告人孫某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被判處無期徒刑，被告人鄒某以走私普通貨物罪被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
但是，杭州市人民檢察院不服重審結果，認為對自然人系輕罪重罰，且將贓款人民幣500萬元發還被告單位存在錯誤，因此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本案再次進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最終採納了被告單位的觀點，駁回了檢察機關的抗訴，宣告被告單位C公司無罪。
經典評析
(一)綜觀本案，無論從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來看還是從法律適用上來看，本案被告單位C公司都不構成單位犯罪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均未對單位犯罪下定義，但是根據我國刑事法律的一般理論，單位犯罪通常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謀取本單位利益，由單位的決策機構決定實施，或者由單位的負責人或其授權的主管人員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這種理解同樣適用於單位走私犯罪。在認定單位走私犯罪時，除了以單位名義這一表面現象以外，不能脫離單位走私犯罪的兩個主要特徵：單位意志的整體性和單位利益的團體性。而這兩個特徵中最根本的是單位利益的團體性，即為單位謀取利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於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具備下列特徵的，可以認定為單位走私犯罪：(1)以單位的名義實施走私犯罪，即由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由單位負責人或被授權的其他人員決定、同意；(2)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違法所得大部分歸單位所有。
同時，根據1999年6月18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和第三條的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其中，單位是否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應根據單位實施走私行為的次數、頻度、持續時間、單位進行合法經營的狀況等因素綜合考慮認定。而走私所得歸單位所有是單位走私犯罪的最主要特徵。
本所律師根據該案證據，針對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提出了自己的辯護意見。
1．被告人孫某、鄒某及廖某設立公司的目的就是從事走私犯罪，即採取以低報價格的方式進口木材走私來謀取個人利益。
首先，2002年12月20日的會議備忘錄清楚地說明了孫某、廖某和鄒某三人設立公司的目的。該備忘錄是真實的，有三方親筆簽名，且三人對簽名的真實性均無異議，確系其真實意思的表示。
其次，上述三人在各自盤問筆錄中對C公司設立目的的供述也相互印證，證明了設立C公司之初三人就打算採取低報價格的方式進口木材謀利。根據杭州市海關緝私局的盤問筆錄，2002年12月，孫某、廖某和鄒某三人「在籌建C公司時，採取低報價格的方式進口木材，同時，為低報價格走私進口木材提供方便，決定在香港收購B公司」。此時，孫某尚未找到「業務掩護」浙江A集團有限公司。2003年2月，C公司成立後，完全按照孫某等人事先的預謀，通過B公司大肆進行走私活動。浙江A集團僅僅是做大業務規模的考慮，對孫某等人的犯罪故意和犯罪活動毫不知情。後來孫某供述稱：「是我找來廖某和鄒某合作，我們三人一致認為如果木材按正常操作是要虧本的，所以延續了低報價格的做法，只有這樣才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潤，這是我們心知肚明的。」鄒某也在盤問筆錄中供述稱：「2002年底，廖某、孫某與我三人經商量決定找一家比較有信譽的殼公司作為我們的業務掩護，主要從事低報價格進口木材，後來孫某發揮他的優勢，找到了浙江A集團。」
再次，C公司設立之初的業務就是從事低報價格進口木材。根據法院的認定，第一筆走私發生在2003年2月6日，而C公司正式成立的時間是2003年2月11日。因此，C公司還沒有正式成立走私行為就已經開始了。
2．孫某、鄒某和廖某實際獲取走私的獲利並沒有歸公司所有，浙江A集團分文未得。
首先，走私進口的木材並沒有全部入公司的賬。走私貨物的價值分兩部分：一是報關價值，二是報關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差價，即低報部分。孫某等人只是將報關價值入賬，並沒有將貨物的全部真實價值入賬。同時，孫某等人利用E公司和李軍個入賬戶支付大量差價款，通過與E公司的關聯交易轉移了C公司的利潤。
其次，從偵查的情況來看，孫某、廖某和鄒某三人在2003年和2004年已有多次分紅，且分紅的時間和具體情況也都很清楚，但是同為股東的浙江A集團卻對此絲毫不知情。雖然孫某和鄒某均辯稱分紅來源為期貨經營的利潤，但是通過公安部門對孫某開設的所有期貨賬戶盈虧情況的調查表明，孫某以E公司名義在上海F期貨公司設立的賬戶自2003年至2004年7月共虧損80多萬元，在江蘇G期貨的賬戶基本持平，而孫某以個人名義在F期貨公司的賬戶虧損60多萬元。同時，鄒某和廖某沒有開設期貨賬戶。從期貨賬戶上過賬並用來分紅的資金全部是由木材走私所得。也就是說，無論是E公司還是孫某，經營期貨均未獲利，分紅來源為期貨經營所得利潤的說法是虛假的。
再次，審計報告表明木材走私並沒有給公司帶來利潤。由於進口需要，被告單位C公司委託A集團對外開立信用證，並對外付款，木材銷售的部分回籠款進入被告單位賬戶，用以歸還A集團信用證墊款及賬面成本開支。這並不意味著公司獲取了走私的非法所得。真正的所得根本沒有進賬，而直接以現金或通過銀行卡流進了孫某、鄒某和廖某的口袋。該案案發後，公安部門委託浙江H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財務進行全面審計，該審計報告表明被告單位2003年和2004年經營木材業務沒有利潤反而虧損355萬元，這也進一步證實了被告單位未獲利而個人獲利的事實。
3．走私進口木材已經成為C公司的主要活動。
從公司2003年2月設立開始至2004年5月案發，孫某、鄒某和廖某三人在前後不足16個月的時間里，已經認定的走私行為就達178起，平均每個月十多起，這對於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公司而言，不能不稱得上公司的主要活動。就已經認定的178起走私行為的次數、時間、頻度等來看，足以認定公司主要從事低報價格進口木材的走私犯罪活動。
(二)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辨析單位犯罪與單位內部成員個人犯罪有著明顯的界限，我國刑法對待這兩類犯罪在刑事政策上也是有區別的。總的來說，對待單位犯罪中的單位成員的懲罰，要比單純的個人(自然人)犯罪要寬。比如，有的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如果是單位犯罪，其成員的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刑法》第153條)或者無期徒刑(如《刑法》第192條等)；而有的犯罪，個人犯罪的法定刑，要比單位犯罪中單位成員的法定刑高一個檔次(如《刑法》第175條等)；還有的犯罪，如是個人犯罪可以並科罰金，而單位犯罪中的單位成員則無並處罰金的規定(如《刑法》第182條等)。因此，為了不寬縱犯罪，法律對單位犯罪主體的確定一直採取從嚴原則。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有相當多的自然人為掩蓋其罪行，把單位作為犯罪的工具。對這些犯罪如果都以單位犯罪來對待，實際上就縱容了犯罪分子，使其逃避了較重的刑罰處罰。
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犯罪，或者在具有違法所得的情況下將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是單位犯罪。單位中的個人假借單位名義實施犯罪，為個人謀取非法利益的，或者單位雖經集體研究決定實施犯罪，但個人共同分取違法所得的，則因利益歸屬的個體性而只能以個人犯罪處理。律師工作中也應當從個案的具體情況出發，明確單位成立的目的、單位的主要活動行為和單位利益歸屬的團體型是區分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重要依據。尤其注意把握犯罪行為是否單位意志的結果，是否表現為單位意志，是否自然人意志的結合等因素，避免把個人犯罪誤當成單位犯罪處理。
本案不但歷時較長，而且案情也比較復雜，本所律師在查明相關事實的基礎上，查閱了大量法律法規，依法調取案件證據材料，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圍繞著該案的爭議焦點提出了自己的辯護意見，即本案為個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被告單位C公司無罪。在此基礎上，本所律師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護並獲得勝訴，最終維護了委託人的合法權益。
Ⅷ 新刑法司法解釋的內容有哪些
新刑法司法解釋
(一)第一條
第一條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本條是關於制定刑法的目的和根據的規定。
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樣，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我國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性質決定了我國的刑法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制定刑法的目的和立法根據的規定中明確地體現了我國刑法的本質特徵。
本條主要規定了以下兩方面內容：
1、制定刑法的目的
根據本條的規定，制定我國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因此，它決定了我國的刑法與其他一切剝削階級的刑法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意志的體現，是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有力工具，是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手中的法律武器，因而也就決定了制定我國刑法的目的只能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其中「懲罰犯罪」，就是通過刑法，規定什麼是犯罪，哪些行為是犯罪，犯什麼罪應受到什麼樣的懲罰的方式，對任何觸犯刑法規定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懲罰犯罪提供法律武器，這是制定刑法的目的之一。「保護人民」是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這里所說的「保護人民」，不僅是指保護人民個人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等合法權利不受侵犯，也包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國家安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遭到破壞。
2、制定刑法的依據根據本條的規定，制定我國刑法的依據有兩個：一是憲法;二是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憲法關於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犯罪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的規定，關於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的規定，關於保護公共財產、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規定，關於保護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規定等等，都是制定刑法的依據。憲法序言中所確定的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並取得社會主義事業成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仍是制定我國刑法的指導思想和根據。建國以來，我國在同各種刑事犯罪的斗爭中，曾制定了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單行刑事法規，特別是1979年制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典以及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一系列的「決定」和「補充規定」，對刑法加以修改和補充。這些法律的實施，對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政權，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並積累了同犯罪作斗爭的大量經驗。同時，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進行。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的滲透、顛覆活動也從未停止，出現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因此，不斷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針對實踐中出現的新的犯罪，調整我國的刑事政策，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有效地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都是我國制定刑法的依據
(二)第二條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本條是關於刑法任務的規定
我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其具體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務。我國的國家安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因此，用刑罰方法同一切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武裝暴亂、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勾結外國危害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等犯罪作斗爭，是刑法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刑法的打擊鋒芒，就是指向這類危害最嚴重的犯罪，這是符合國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國家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根據憲法關於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刑法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公民生產、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同樣受國家法律保護。因此，刑法對於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
3、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其人身權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利;民主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項權利;其他權利是指勞動、婚姻自由、老人、兒童不受虐待、遺棄等權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作斗爭，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務。
4、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否則，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因此，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成為刑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擊。
(三)第三條
第三條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解釋】本條是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
1、79年的刑法基本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制定的，如對於什麼是犯罪，以及對各種犯罪和處刑都作了具體規定，但是考慮到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第一部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比較少，只有103條，而且犯罪情況很復雜，可能出現一些犯罪行為需要追究，而法律又沒有規定，因此，為了有利於同犯罪作斗爭，不得已原刑法保留了有嚴格控制的類推制度，因為保留了類推制度，所以1979年刑法未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實施17年來，各種新的犯罪已充分暴露出來，在認真總結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基礎上，這次修訂刑法，分則由143條增至350條，對各種犯罪作了大量的補充，並對罪狀和處刑作了進一步明確、具體的規定。
(四)第四條
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我國《刑法》的又一項基本原則。
2、《刑法》規定，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具體體現了《憲法》規定的人人平等原則。這一《刑法》原則有兩層含義：
1、要做到刑事司法公正，即定罪公正、量刑公正、行刑公正。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對犯罪的任何人，不分民族、種族、職業、出身、性別、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情況、職位高低和功勞大小，都應予以刑事追究，公正、平等地適用法律。在司法實踐中，只有遵守這個原則，嚴格依法辦案，才能維護和實現《刑法》的權威性。
2、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由於封建殘餘思想、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特權思想在一些人中仍有一定市場，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的現象仍然存在。因此，本條這一規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於在刑法全文司法解釋內容的介紹中，需要明確的是，刑法是為了保護人民且根據憲法來制定的，而且，制定刑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財產以及安全，在出現事故時及時的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而且，刑法與其他的法律一樣，對待任何犯罪行為，絕不姑息。
Ⅸ 單位犯罪中個人的刑事責任如何認定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顯然，單位犯罪除了單位承擔刑事責任，有關個人也可能成為責任主體。那麼何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刑法及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結合實踐，以公司單位犯罪為例，對可能成為單位犯罪中個人責任人的認定范圍有以下建議：
1、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一般來說，公司實施的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對犯罪起指揮、組織、決策作用的人員，主要是公司負責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等，也就是人們觀念中的公司高管。根據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因此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范圍主要有：
(1)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經理、副經理、財務負責人、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人員；
(2)控股股東，是指有限公司中出資額占資本總額50%以上或者股份公司持有的股份占股本總額50%以上的股東；出資額或持有股份的比例雖不足50%，但其表決權足以對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決議產生重大影響的股東；
(3)實際控制人，是指雖不是公司股東，但通過投資關系、協議或者其他安排，能夠實際支配公司行為的人員。
2、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公司實施的單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直接實施犯罪的人員，主要是公司中的其他從業人員或工作人員，概括起來表現行為包括：
(1)直接實施犯罪行為、具體完成單位犯罪計劃的人員；
(2)在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組織、授意或者指揮下，積極參與和實施犯罪的人員；
(3)為實現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圖，積極參與、實施的人員。
3、例外
盡管上述人員范圍可能成為單位犯罪中的責任主體，但是應當注意，在公司犯罪意志形成過程中，對於公司犯罪的意志和行為，必須要求明知，如果上述人員根本就不知情，或者知情後明確表示反對而不是默許或者縱容，則應堅決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