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錫中級人民法院孫迅
A. 再線急求一經典刑事案件分析
1.交通肇事中致人死亡應定交通肇事罪還是定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
2.被害人存在過錯能否減輕被告人的責任？
3.知情不舉能否構成犯罪？
[案情]
被告人肖某系某公司汽車司機，於1994年2月13日19時許酒後駕駛無牌照的小轎車，載著張某、唐某從某市街道行駛在超車時，將在機動車道上停留下來的系鞋帶的婦女鄭某及其子李某撞倒，致李某死亡、並將鄭某帶掛於車下。此時肖某將車暫停了一下。被告人張某、唐某發現該車撞人後，有人前來追車，即對肖某說：「有人追來了，快跑。」肖某在明知車底下有人的情況下，又駕車逃跑，將鄭某拖拉500米，致鄭某顱底骨折、廣泛性腦挫裂傷、胸腹重度復合傷、急性創傷性休克而死亡。事後，張某曾兩次對唐某說：「撞人的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公安人員第一次訊問張某時，張某說事故發生時自己不知道，直到唐某家門口時才知道。當日公安人員第二次訊問張某時，張某即供述了全案的基本真實。某市人民檢察院以肖某犯交通肇事罪惡和故意殺人罪、張某犯包庇罪、唐某犯窩藏罪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原判]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肖某違反交通管理法規，酒後駕駛無牌照的汽車在馬路上行使，造成汽車撞死他人的嚴重後果，情節惡劣，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又在明知他人被撞倒帶掛於車底的情況下，為逃避法律制裁，不顧他人死活繼續駕駛車將被害人鄭某拖拉500餘米致鄭某死亡，其行為又構成故意殺人罪，手段殘忍，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張某在案發後供述了案件的基本事實，並未作虛假證明：被告人唐某未給肖某提供藏匿處所，也未幫助其逃匿，張某、唐某的行為均屬於知情不舉，尚不構成犯罪。該院依照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人規定，判決被告人肖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告被告人張某、唐某無罪。一審宣判後，肖某以不是故意殺人、量刑重為由提起上訴；市人民檢察院以張某構成包庇罪、唐某構成窩藏罪為由提出抗訴。
[改判]
二審法院認為，肖某違反交通管理法規，酒後駕駛無牌汽車拉人肇事，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肖某在駕車逃跑時意識到車底下掛著人，但仍不停車，繼續駕車逃跑，將被害人鄭某拖拉500餘米，放任危害後果的發生，導致鄭某創傷性休剋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肖某所得不是故意殺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張某、唐某人行為均屬知情不舉，不構成犯罪，原審對二人判決並無不當，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意見不予採納。肖某的犯罪手段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應當判處死刑，但考慮到被害人不應在快車道上停留系鞋帶等具體情況，對肖某可不立即執行死刑。該院依照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二）項的規定，維持一審判決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肖某有期徒刑六年、宣告張某、唐某無罪的部分；撤銷對肖某故意殺人罪的量刑部分；肖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和交通肇事罪處刑六年並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評析]
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實踐中對於具體的交通肇事中致人死亡如何正確定性、量刑常常發生爭議，就本案來講一、二審法院也有不同意見。
一、被告人肖某有行為構成一罪還是數罪，對此有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肖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酒一駕駛汽車在馬路上行駛，將李某當場撞死，駕車逃逸中又將鄭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已構成交通肇事罪。
另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肖某違反交通運輸法規，酒後駕車，將李某當場撞死，已構成交通肇事罪；其明知鄭某被拖掛車下，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顧鄭某的死活，駕車逃逸，將鄭某拖拉500米，致其死亡，又構成故意殺人罪，應對被告人肖某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並罰。
以上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從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的主觀方面講，交通肇事罪是由過失構成，故意殺人罪是由故意構成，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本案中被告人肖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酒後駕車，將李某撞死，肖某對這一結果主觀上是過失的心理，因此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之後，肖某在明知鄭某被拖掛車下，為逃避制裁，仍不顧他人死活，駕車逃逸，這時肖某的主觀心理已發生變化，即由撞死李某時的過失轉化為對鄭某造成危害結果的放任，結果使鄭某被拖拉500米而死亡，肖某對這一死亡結果是持放任心理，也就是一種間接故意，因此這一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應對其實行數罪並罰。
本案中如果被告人肖某將鄭某撞倒但未拖掛車下。而駕車逃逸，造成鄭某死亡，那麼肖某的行為仍只構成交通肇事罪。
二、關於本案的量刑相同，一、二審判決被告人肖某交通肇事罪量刑相同，對故意殺人罪的量刑不同。一審判決對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是因為被告人肖某殺害鄭某的手段殘忍、情節特別惡劣；二審判決不但考慮到被告人肖某的犯罪手段、情節、後果，而且考慮到被害人鄭某快車道上停留系鞋帶，也違反了交通規則這一重要情節，因此對肖某的故意殺人罪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審法院的這一判決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在全面考慮雙方的責任、過錯的基礎上作出的結論。
三、一、二審判決張某、唐某不構成犯罪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公訴機關卻認為二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產生分歧的原因在於對知情不舉行為的認識不同。我們認為，張某、唐某知情不舉是一種不作為行為，對於不作為行為，法律規定為犯罪的才能追究刑事責任、依法律規定，不作為構成犯罪在客觀方面要符合三個條件，即1.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積極行為的義務。2.行為人有履行特定義務的實際可能而未履行；3.不作為行為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和對象。可以看出，張某、唐某不符合上述三個條件，因此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如果本案中張某、唐某在事後資助肖某躲避追捕或者在公安機關向其調查取證時做虛假證言以使肖某免受刑罰，則可考慮二人是否構成包庇罪、窩藏罪或者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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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我想了解一下 金融詐騙犯和詐騙犯的案例 案情經過
新華網北京月13日電（李煦 高志海）身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江與某銀行北京某支行分理處主任戴某相互勾結，採取掛失和偽造存款單位印章、預留印鑒卡等手段，大肆進行金融詐騙，給國家造成巨額經濟損失，最終在京受到法律嚴懲。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3日以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數罪並罰一審判處朱江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扣押在案的1000餘萬元發還銀行；繼續追繳其詐騙所得贓款。
北京市某投資顧問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江與某銀行某支行分理處主任戴某（另案處理）合謀後，並在戴授意、幫助下，採取存摺掛失及偽造存款單位印章、預留印鑒卡，偽造轉賬支票的方法，先後分別於1998年3月，把馬某存入該分理處2000萬元中的1000萬元轉出歸自己使用；於1998年9月，將馬某以某房地產開發公司名義存入某銀行某支行分理處的3000萬元轉入自己的投資顧問有限責任公司賬戶。於1999年5月到6月間，將北京某電力有限責任公司存入分理處2億元中的8400萬元轉出騙走。案發後，支行先後賠付馬某4000萬元，墊付電力有限責任公司7262萬元。
朱江於1999年6月逃往美國，後於2001年2月26日回國投案自首。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朱江與銀行內部人員相勾結，大肆進行金融詐騙活動，其行為已分別構成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詐騙數額均特別巨大，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予懲處。鑒於其能夠主動回國投案並協助追回部分贓款，法院依法對其予以從輕、減輕處罰。據此，作出上述一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