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怪傑

❶ 「三絕怪傑」鄭板橋究竟怪在何處呢

鄭板橋中年得中進士，任過知縣。在遇到災荒時，鄭板橋都具實呈報，力請救濟百姓。他還責令富戶輪流舍粥供飢民糊口。他還帶頭捐出自己的俸祿。他刻了一方圖章明志：「恨不得填滿普天飢債」。因為幫助受災貧民訴說及賑濟而得罪上司，乾脆辭官不做，應了：「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下海回到揚州以賣畫為生。

畫 竹 怪

鄭板橋一生只畫蘭、竹、石。他認為蘭四時不謝，竹百節長青，石萬古不敗，這正好與他倔強不馴的性格相吻合。他的畫一般只有幾竿竹、一塊石、幾筆蘭，構圖極其簡單，但構思布局卻十分巧妙，用墨濃淡襯出立體感。竹葉蘭葉都是一筆勾成，雖只有黑色一種，但卻讓人感到蘭竹的勃勃生氣。他畫的竹都少許，沒有超過四支的。這些看來簡單的竹，他可嘔心瀝血，勤於觀察，他晨看竹、黃昏也看竹、月夜看竹、雨中也看竹、風里也聽竹，胸中有竹。所以，他說：「四十年來畫竹枝，白日揮筆夜裡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竹，畫到生時是熟時。」因此，板橋畫竹，是把個人的品格、見地、抱負、愛憎都融合在筆墨之中。

❷ 清末怪傑辜鴻銘 亂世風流，民國大師的鄉愁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何人？這是一個沒在中國長大，卻時刻不忘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這是一個接受西方教育，卻熱衷於推廣東方文化的學者；這是一個走在時代前列，卻一直留著古董辮子的老古板。

辜鴻銘可謂一代「怪傑」，他精通八九門語言，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

那個年代，學界，不，是整個中國，這個東亞都彌漫著一種「西方中心論」。洋人的東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學說都是正確的，東方的東西都是落後的，糟粕的。可這個從小在國外長大的辜鴻銘卻不喚運是這樣，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有了一個比較，就此產生了一個持守終生的定見。他以為儒家學說之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以為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重任。他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幾乎就是一篇國學宣言。此後他所著述的《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等，所翻譯的「四書」中的三書《論語》、《中庸》、《大學》等中國傳統典籍，賣力向世界傳播儒家學說，鼓吹東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應該說在此之前，還沒誰更系統、完整、准確地向域外有意識地傳輸國學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泉州府惠安縣遷居南洋，積累下豐厚的財產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罩沖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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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 「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直到1885年，辜鴻銘第一次「回」到了中國。

在中國，有兩個地方對於辜鴻銘來說是有些特殊的。一個是他的祖籍，一個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關於辜鴻銘的祖籍，實在不是我賣關子，而是一樁懸案。關於辜鴻銘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說服力的考證材料，往往基於猜測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廈門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晉江數說。「漳州海澄」一說大概依據檳榔嶼華人移民大多來自漳州海澄，如《檳榔嶼華人史圖錄》即稱檳榔嶼辜氏家族來自「漳州海澄」，但並無歷史文獻加以證實；後三種說法——廈門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晉江——較為流行。近現代史學者黃興濤說：「關於辜氏的祖籍是福建，這沒有分歧，但在具體所屬地區上則有不同說法，除了『同安』說外，還有『廈門』說和『晉江』說，辜氏曾自稱『廈門辜湯生』（TomsonAmoy）。『晉江』說最早出自王森然，見北京圖書館館藏《辜鴻銘評傳》稿本，現有關晉江人物誌，也有把辜鴻銘列入的，但持『同安』說的人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羅振玉的說法，我個人認物鏈殲為同安說較確。」（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黃興濤的判斷是對的，但依然缺乏考證支持。

閩人歷來重視家譜，但辜鴻銘家族自數代前便已遷居南洋，其家譜在福建已不傳。但換一種思路，遍尋與檳榔嶼早期華僑有關的中英文史料，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實際上，20世紀最初數年，倫敦的阿諾德·懷特和任職海峽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懷特就一直在為包括英國海峽殖民地在內的英屬馬來亞編輯一部資料可靠而翔實的志書《英屬馬來亞志》，而負責撰寫其中人物誌的H.C.羅賓遜（H.C.Robinson）為馬來亞雪蘭莪博物館館長，不僅熟悉地方掌故，還熱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資料（如家譜一類）。該地方誌於1908年在倫敦出版，其中人物誌在「KohSe⁃angTat」下列出了檳榔嶼辜氏家族四代譜系。「KohSeangTat」即辜鴻銘的堂兄辜尚達，為檳榔嶼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長，靠鴉片起家，成為檳榔嶼首富和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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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遜記錄的檳榔嶼辜氏家譜一開始就明確了這個家族的祖籍地：「來自 中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關辜厝村 」。 「同安關」為「同民安關」之簡讀。同民安關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嶺的唯一關隘，向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從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經之路。到清朝為防範「海寇」而實行「遷海令」，將沿海之民內遷數十里，小盈嶺關隘更成了「斷絕山海之勾連」的重地，不僅設有驛站稅口，還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關」本為「同民安坊」，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時於小盈嶺隘口修築，作為南安同安兩縣界標。坊額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書。石坊於清雍正年間圮毀，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馬巷秀才林應龍倡議改建已頹塌之石坊為關，並撰《改建同民安坊為關勸捐序》，得到同安知縣吳鏞的大力支持，遂於同民安坊故址設關隘，以「衛民固圉」（吳鏞《改建同民安坊為關記》）。

惠安縣螺陽鎮上坂村 卻不是出於什麼考證，2004年2月10日，辜鴻銘在台灣的堂侄——原海基會會長辜振甫的太太嚴倬雲女士回閩尋根時，為惠安螺陽辜氏宗祠題字：脈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較靠譜的那一個。去年七月，惠安縣螺陽鎮上坂村辜鴻銘紀念堂（即辜氏宗祠）內舉辦了紀念國學大師辜鴻銘誕辰 160 周年活動。

不論具體在哪裡，其實於辜鴻銘本人而言並不多麼重要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祖輩的遷徙難覓其究竟，所謂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時間長了，不過是一個鄉愁時的符號。而北大，給了辜鴻銘一個鄉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鴻銘居住在東城區柏樹胡同26號。柏樹胡同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胡同30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胡同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佔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台，建築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胡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

據北京晚報的一篇文章介紹,辜鴻銘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佔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牆『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台,建築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柏樹胡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從24號院門進去找尋,24號樓和30號樓之間還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車場,也不知這里是否就是辜鴻銘當年踩過的土地。現在的柏樹胡同,沒有柏樹,更沒有椿樹了,倒是有不少槐樹,而辜鴻銘故居連同其門牌號碼也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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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辜鴻銘的確是一位我們不應忘卻的歷史人物。查辜鴻銘的年譜,1907年他隨同張之洞進京任職外務部,到後來任教北大,最後於1928年去世,期間除了在上海、青島、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後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國際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龍之介、泰戈爾,都拜訪過椿樹胡同(現為柏樹胡同)他的「晉安寄廬」。但由於從五四運動開始,辜鴻銘作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學者地位和價值長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難以保護留存,現在胡同銘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辜鴻銘的辮子是民國初年中國的一道「獨特風景」。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對這道「風景」作了生動的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梁實秋對此描寫得更生動：「先主喜徵逐之樂，顧不修邊幅，既垂長辮，而棗紅袍與天青褂上之油膩，尤可鑒人，粲者立於其前，不須攬鏡，即有顧影自憐之樂。」

有人說辜鴻銘的辮子情結代表了他的保守、頑固。這只是說出了部分道理。實際上，辜鴻銘保守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1921年，辜鴻銘對英國文學家毛姆說：「你看我留著發辮，那是一個標記。我是老大中華的末一個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稱為「四夷之邦」，他的「另類形象」是對現代文明的「另類反動」。辜鴻銘說：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們且不去評價辜鴻銘的如何「另類」，單就他的勇於抗爭、勇於堅守，便是今日中國人所不及的，因為抗爭和堅守在今日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文人中已經絕種了。

但他的「另類形象」為時人所不容，也遭來許多嘲弄。當年，辜鴻銘拖著辮子在北大講課，引來學生鬨堂一片。辜鴻銘卻對學生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類似的話後來他在台灣也說過。在台灣講學過程中，「當他老興勃發時，便會叨叨不絕的談些令人捧腹的話，衣冠很奇特，老是穿著一套藍布長衫；戴著紅頂的瓜皮帽子，還留著一條長辮，初看起來，誰相信他是一個中國留學外國的老前輩呢？他有時還痛罵著人家：『你們以為穿著西裝，留著時髦頭發，便夠摩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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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不僅學問超群，作為北大的教授，他的課也深受學生歡迎。辜鴻銘的教學，同樣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課堂上嘩眾取寵。他的古怪離奇的風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師，肯定要被「下課」的。

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辜鴻銘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適，就發生了沖突。要知道，胡適是杜威的弟子，獲得36個博士頭銜，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輕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紅得發紫的時候。可辜鴻銘與胡適一見面，劈頭就問：「你是干什麼的？」胡適說：「在北大教書。」辜鴻銘說：「我們是同事。」又問，「是教什麼的？」胡適說：「教西洋哲學史。」辜鴻銘於是改用拉丁語和胡適說話。胡適說：「對不起，我不會拉丁語。」辜鴻銘說：「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拉丁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他還批評胡適學的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胡適挺窩火，從此，這兩位大師就結下樑子了，經常打口水仗和筆墨官司。

辜鴻銘在北大上課時，總是帶一童僕為他裝煙倒茶。他上課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擺設。因為他頭腦里裝的知識實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躍了，死的教材怎麼能讓他看得上？他上第一節課，腦後拖著一根辮子，穿著臟兮兮的長衫，引來學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節讓學生翻開page one（第一頁），一直到學期結束，他還是讓學生翻開page one。他講英國詩，海闊天空，任意馳騁，幽默詼諧，嬉笑怒罵。講到得意處，他要麼唱段小曲，要麼掏出幾顆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課總是最受歡迎。他對學生要求極嚴，每次上課都要先跟學生約法三章：（一）他一進教室，學生必須起立敬禮；下課後，他先離開，學生再走；（二）學生如果背不出書，不許坐，一直站到下課；（三）能夠受得住約束的聽課，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給學生布置的英文作業，也挺絕，居然讓學生用英文翻譯《三字經》、《千字文》。

作為教師，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給學生最多的知識。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比循規蹈矩的教師，要優秀，更遑論那些照本宣科、了無思想的教師了。辜鴻銘之能夠在中國大學之翹楚的北京大學當教授，自然歸功於校長蔡元培。沒有蔡元培，即無辜鴻銘。今日中國大學教授何其多，但大師卻無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當大學校長，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著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如今，還有不少人會談起辜鴻銘的小辮子和他愛小腳的奇怪癖好，卻忘記了在那個禮崩樂壞，風雨飄搖的時代里，這個長相並不十分中國的固執老頭對這世界發出聲音，他反對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學，讓東方文明在西方世界開花，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艾愷在用中文寫成的《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一書中評價說：「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在那時代，辜氏極受歡迎，他的書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所必讀，譯成了多種歐洲語言。西方多位哲學家引用其書為重要權威；西方客人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舉被後人銘記的辜鴻銘，何嘗不悲哀呢？如果說常人的鄉愁是一個具象，那辜鴻銘的鄉愁，大概是一個叫「中國」的理想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