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可預測性

㈠ 國際刑法混合執行的優缺點

國際刑法混運姿合執行的優缺點

優點：

1、可以有效地推進國際司法合作，促進執法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司法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增強司法機構之間的互信，提高司法機構的能力和效率。

2、可以有效地控制國際犯罪，更好地保護國家及其他國家的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保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

3、可以有效地推動國際司法改革，改進司法制度，提高司法公正性，改善司法效率，提升司法質量。

4、可以有效地推動國際合作，促進國際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國際社會的和諧穩定。

缺點：

1、國際刑法混合執行的實施過程中存在著法律制度上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影響到司法機構的依法行事。

2、國際刑法混合執行的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法律空白，從而影旁賣絕響到司法機構的司法判斷。

3、國際刑法混合執行的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司法機構之間的管轄權沖突，從而影響到司法機配滑構的司法行為。

4、國際刑法混合執行的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司法機構之間的法律文化差異，從而影響到司法機構的司法行為。

㈡ 考察中國法律與審判的可預測性問題的案例

（1）《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公報案例在實踐中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所選案例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建議認真閱讀其中所有的民事案例。
（2）《人民司法·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的機關刊，一個月出兩本，一本是理論，一本是案例。所選案例都有較為深入的評析，且為實務中的熱點案例，值得閱讀並思考）

值得推薦閱讀的案例分析作品
（1）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選》，人民法孝鬧游院出版社歷年依次出版。
這是一套連續出版物，每年出四輯（現在似乎還出了月刊），所選案例都是非常有代表的案例，即便不自己動手分析，僅僅是閱讀這些案例都非常有幫助。建議從後往前，一本本閱讀其中的民事案例。最好是能夠挑選自己感興趣的，動手寫寫分析報告）
（2）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1-8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王澤鑒巧銷教授的這八本書被戲稱為「天龍八部」。其在兩岸民法學界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而王教授的寫作模式也一再被兩岸民法學者模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王氏案例分析模式，雖然略嫌僵化，卻也充分展現了法學研究中學術性與規范性。
（3）王利明《民法疑難案例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記得讀研究生時，王利明老師曾出版《合同法疑難問題研究》，被民法學研究生們奉若至寶。此書是王利明教授在以往的《合同法疑難問題研究》等著作的基礎上完善而成的，其中分析的很多問題是民法中非常重要的問題。
（4）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王澤鑒:《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
德國著名民法學家梅迪庫斯的這本書《請求權基礎》已經出至第9版（2011年，由波茨坦大學的彼得森教授Prof. Peterson修訂出版），此書德文原名為「Grundwissen zum Buergerlichen Recht」，即「民法基礎知識」。副標題為「Ein Basisbuch zu den Anspruchsgrundlagen」，即「請求權基礎的基本讀物」。國內學者陳衛佐、田士永、王洪亮、張雙根將其翻譯出版，非常值得推薦。王澤鑒教授的這本書其實就是仿照梅迪庫斯教授的這本《請求權基礎》寫作的，兩者可以參照。
（5）哈里·韋斯特曼、哈爾姆·彼得·韋斯特曼：《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人大出版社2013年版
排名在前的是老爹，在後的是兒子。老爹比兒子牛多了，有自己的方法論，其大作《物權法》最新版（第8版）2011年終於修訂出版了，修訂者是他的兒子以及Gursky與Eickmann。這本德國民法基本概念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門讀物，作者21章每章開頭一個例子，然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分析介紹，深受讀者歡迎，已出版至第16版。值得推薦！
（6）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侵權法案例分析》、《法律適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
國家法官學院與德彎寬國國際合作機構編輯的這一套書充分展示了德國民法的案例分析方法，尤其是所謂請求權基礎分析法。值得推薦！

㈢ 司法權的重要性

其一，司法是法律生命之所系。法律是在運動中實現自身價值的，只有在司法中法律才能成為法律，否則，法律只不過是一張紙或一個死的規則，它只具有文化意義而沒有規范意義。因此，可以說沒有司法就沒有法律。同時，無論是制定法還是習慣法，在不同的司法制度與不同的法官手裡其結果會有很大的差異。司法制度的優劣對法律的可預測性影響極大。而法律的根本作用就在於它的可預測性，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可以預測結果的規范。就這一點來說，司法也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有什麼樣的司法就有什麼樣的法律。所謂法治，要言之，就是規則主治，雖然規范的確定性是有限的，但是，追求法律的確定性是法治社會首要的道德義務。這一道德義務將司法推向了前台。
第二，司法是權力正常運作的保障。任何社會的正常運作都離不開權力的有效運作和權力濫用的防止，這兩方面都離不開司法的介入。具體來說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說。一是權力對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最終都離不開司法。現代社會權力對社會的推進與改造主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實現。而立法的目的只有通過司法才能正確貫徹。現代行政權擔負對社會的管理和服務雙重功能，這兩大功能和實現本身離不開司法。二是不同權力間的許可權糾紛離不開司法的裁決，當立法權與行政權存在不協調時，需要司法權來評判。當不同層級的立法權之間、不同層級的行政權之間產生不協調時，同樣要司法權來評判。三是對權力濫用的控制離不開司法。例如，立法權是否符合憲法、是否符合一般價值要有司法裁決，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法律也離不開司法的裁決。形形色色的權力腐敗更離不開司法權的最終裁判。正是司法的介入將不同權力的沖突由實力的較量轉化為說理，轉化為法律問題，以保障權力的正常運作，防止權力的暴力化傾向以及不同權力間的暴力沖突。
第三，司法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司法是權利保障和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權利的有無最終得由司法來確認，相互沖突的權利主張要通過司法來裁決，受到損害的權利需要司法來給予救濟。這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司法是人權的保障。現代社會，司法還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條防線，司法失真將使社會失去起碼的公正，使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與信心。所以，司法是一個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的基本保障。1962年美國黑人的造反運動就是因為當時阿拉巴馬州的瓊斯法官在蘇利文案的審理中奉行種族主義政策，黑人看到通過司法實現正義無望才走上街頭的。
權力的來源有不同的依據，在現代社會，權力的終極來源是人民，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假設。但是，人民只是政治和法律上虛擬的，除了「全民公決」這一很少使用的權力行使方式以外，人民是無法行使權力的。人民必須通過法律將權力授予不同的人和組織。因此，權力就有一個規范依據的位階問題。有些權力是一般規范賦予的，有些權力是議會法律賦予的，最重要的權力則有憲法賦予。司法權是最重要的權力，所以，司法權是屬於憲法規定的權力。之所以這樣說的理由有：一是立憲史上的理由。三權分立是現代憲政的基本原則，憲法的基本內容就是規定三權，其中包括司法權。在各國立法史上，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關系均有憲法規定，司法權的獨立與權威、司法權的設置等等也都由憲法規定。在此前提下，有關司法的次一級的問題才有議會法律加以規定，關於司法機關的內部程序性的規定也要經過議會授權方可有最高司法機關來規定。這一切規定都必須遵守法律位階原則，任何規范都不得違反憲法。至於行政機關，那是無論如何都無權對司法權說三道四的。二是司法權與訴權的的特殊關系——司法權是實現訴權的基本條件，沒有司法權的正當行使，訴權就會落空。而訴權則是公民最基本的憲法權利，沒有訴權則公民的一切權利都將流於空談。所以，訴權是先於政府而存在的，是高於政府的，他應當由憲法規定，實現訴權的司法權也理應由憲法規定。
現代意義的司法一詞是指審判或裁判，這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憲法理念而對權力所作的劃分。這一劃分是以權力行使與規范間的關系而做出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劃分，具有普遍意義。依據這一理念，創造規則的權力是立法權，執行規則的權力是行政權，而依據規則做出裁決的權力則為司法權。因此，司法權是相對於制定規則的立法權和執行規則的行政權而言的。對國家權力作這樣的劃分源自西方。早在柏拉圖和亞里土多德的混合政體理論中就有三權分立的思想，經過洛克和孟德斯鳩的闡述，它成為憲法的基本原則。我國則在清末變法引進西律文化時才有司法權一說。在民國時，才真正確立了現代的司法觀。在民國體制下，國民大會代表主權，在他之下設立立法、行政、司法、、監察五院行使治權。司法院的職能是審判。在作為行政機構的行政院內再設一司法行政部，是為主管與司法有關的行政事務的機關。1949年以後，實行形式上的立法、行政、審判（司法）三權分立，但是另設一司法部，司法的含義又顯得模糊起來。但是嚴格說來，司法部名實不符，因為它不管「司法」，而是主管與司法有關的行政事務。它設在行政系列本身就表明他不是「司法」的，而是「行政」的。行政權而以司法名之使得外國人不明就裡，也表明我們的司法觀念中有嚴重的行政意蘊。
司法權的裁判性質說明它的行為是說理而不是行動。以往將司法權定位為「刀把子」起碼是對司法權行為特徵認知的錯誤。「刀把子」和行為特徵是行動而不是講理。刀把於理論把司法權定位於工具是欠妥當的。因為「刀把子」論將司法認定為某一主體達到自身目的的暴力，這與司法權的裁判中立不符。司法權作為裁判權是在兩造間裁決的權力，它本身不能為兩造中的任何一造所用，不應當成為兩造中任何一造的工具，它應當是兩造的「公具」，而不應成為任何一造的「私器」。
就裁判權意義上的司法權而言，我國與西方一樣存在。但是，依孫萬勝博士的考察路徑和語境分析，我國司法權的運行更多地體現國家本位型，而非程序本位型，也沒有達到目的本位型。故可以說，我國法院的威權色彩較為濃厚。以《刑事訴訟法》為例，「審判」一詞出現的次數不低於數十次，與審判長、審判人員、審判組織、審判監督程序等復合起來的次數，超過百次；相反，「裁判」一詞，僅出現於第204條當中，以列舉的形式說明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的情形之一，是「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在這里，「枉法裁判」是一個固定法律術語，若非如此，在刑事訴訟法中可能就難覓「裁判」一詞的蹤跡。審判一詞暗含法院的權威性，因為權威而使法院的地位多少都凌駕於當事人之上，再加上古代父母官傳統的影響，就使得我國裁判權的中立性就會顯得薄弱。

㈣ 什麼叫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根據形式的原則，注重以抽象、邏輯的方式解釋事實問題，它是關於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判斷；「實質理性」是根據特定社會秩序中的實質（公正）原則，無需經過抽象的邏輯分析，而是要返回到具體情境和現實秩序中去查看其適用性，是基於價值對不同事實做出的倫理關系判斷。

形式合理性關注不同現象之間的邏輯性，是一種抽象的（理論）合理性，具有普遍性、客觀合理性的特點；實質合理性則是對特定目標的追求，基本屬於對不同現象的傾向和偏好，帶有主觀合理性的特點。

現代西方的文化現象，其普遍效力就體現在以形式理性為取向來安排社會行動，然而西方之所以出現以形式理性為核心取向的生活秩序，關鍵卻在於實質理性「有可能引入有條理的生活方式」、打破傳統，從而導致了專注目標的形式理性的發展。

韋伯同時也擔心在西方社會，實質理性枝圓會變得不如形式理性那麼重要、猛坦塌實質理性正在消失，制度的非人格化可能使人失去存在的價值而走入理性的鐵籠。

形式：

具有事實的性質，是關於不同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

具有價值的性質，是關於不同價值之間的邏輯關系判斷。

特點：

手段和程序的可計算性，客觀的合理性。

目的和後果的價值，主觀的合理性。

(4)司法可預測性擴展閱讀:

馬克斯·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韋伯曾於海德堡大學求學，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

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是同泰勒和法約爾同一歷史時期，並且對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確立做出傑出貢獻，是公認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弟弟為德國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信褲伯。

「形式理性」、「實質理性」充當了韋伯考察理性化歷史命運的重要工具，實質理性、乃至「實踐理性」、「理論理性」都跨越了文明與時代，但唯獨「形式理性」只誕生於工業化時期的西方。

在這一普遍的理性化進程中，韋伯考察了科層制、法律、宗教、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結構與制度，但理性化自身卻並非一種綜合性的概括，因此韋伯在一個領域中描述的理性化過程，通常與另一個領域中展現的不同，正如韋伯所言，理性化具有「不尋常的變化形式」。

㈤ 什麼是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論和法律不強人所難原則求詳解，容易理解的回答，不要粘貼復制的！感謝~！

對這兩個問題我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很淺的程度上。
1）：所謂期待可能性，指的是從行為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不為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的情形。
要將一個人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考量，就必須要求這個人在作出這種行為之前能夠通過可能的渠道去知悉這個行為產生的後果。這是刑法的可預測性的要求，同時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論中的前置性要求。最能體現這個要求的規定就是刑事責任能力的劃分：在我國刑法理論中，不滿14周歲的人是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因為不滿14周歲的孩子沒有義務「懂法」。
如果一個人在做出某種違法行為之前知道這種行為可能受到刑法的調整，還要視行為時的具體情況：是不是有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如果這個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有兩種行為可以選擇：一個合法一個違法。並且這兩種行為都可以達到同一目的。那麼此時他就具有期待可能性。如果他實施了違法行為的話，法律就可以對其進行處罰。反之，如果當時就只剩一種可能解決問題的途徑，即違法行為，那麼這個人在當時就沒有期待可能性，法律就無法對其進行處罰。具體體現在刑法總則中就是緊急避險行為和正當防衛行為。
2）：「法律不強人所難的」含義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含義相同，比如說最近熱烈討論的將「見義勇為」納入刑法調整范圍之中的問題。見義勇為和舍己為人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果一個人具有這種品德的話將受到社會的廣泛贊譽。但大多數人是不具備這種高尚品德的，人生來自私，「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就是對這種自私的敷衍。所以，法律不能要求大多數人去做與自己的本性相違背的事。這就是「法律不強人所難」的含義。
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㈥ 法的可預測性和正當性怎麼理解

法的可預測性，簡單而言，即指法律在實際與實踐的運行過程中的事先預判以及對可能結果的出現所作的預測。從微觀的司法實踐運作過程來說，所謂法的可預測性中的預測，即指在司法活動中(更為確切的講，在審判活動中)，對法官會做出何種司法判決的一種預判。

法律現象中的妥當性（合法性）與正當性（合理性）二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一些西方學者、特別是自然法學派與法律實證主義者，則往往各持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復興自然法學派在批判法律實證主義時，說它只考慮法律規范、程序方面的「形式上的合法性」（妥當性），而不問「內容上的合法性」（正當性或合理性）。

(6)司法可預測性擴展閱讀

法的規范作用分為五個方面：

一，指引作用。這是指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二，評價作用。這是指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具有判斷、衡量他人行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作用。

三，教育作用。這是指通過法的實施，法律規范對人們今後的行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誘導影響。

四，預測作用。這是指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的規定，事先估計到當事人雙方將如何行為及行為的法律後果，從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安排。

五，強製作用。這是指法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實現，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懲罰違法行為。法的強製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證。

㈦ 法的可預測性和正當性怎麼理解

法的可預測性，簡單而言，即指法律在實際與實踐的運行過程中的事先預判以及對可能結果的出現所作的預測。從微觀的司法實踐運作過程來說，所謂法的可預測性中的預測，即指在司法活動中(更為確切的講，在審判活動中)，對法官會做出何種司法判決的一種預判。

當法律憑借國家強制力取得社會的支配地位時，其自身的正當性常常被預設為不證自明的前提；盡管，法律已成為判斷我們和他人行為正當與否的標准，但是其規制的能力與社會的接受度卻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高；因此，從理論上來對法律的正當性基礎進行論說，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一般來講，人們總是傾向於從兩個角度對法律進行分析：內部的和外部的，也就是不外乎——「我是法律，我應當怎麼樣？」與「我要求法律，應當怎麼樣！」；搏顫而最為關鍵的握茄是：如何從第三人的角度來理解法律——「法律可能影響我，它應當怎麼樣！」。從第三人的視角論證法律的正當性基礎是其中的一個選項，而合法性無疑段銀察是對正當性的最為一般理解，正當的法律就是一種預期的滿足。

㈧ 司法中不可預見丶可預見結果的概念是什麼

您好，司法活動中的可肆野碧以預見指的是「應當預見」，也就是具有正常行為能力人的判斷應當明了的，比如行為人應當知道打別人一拳就可能會有危害結果的發生。不裂舉可預見指的是行為人無法預見，比如司機夜路開車，有另一人員自殺躺在路中央，司機無法預見也沒有能力預見夜路中躺在路中央的人，所以造成的後果，就不能按照全責去追究脊知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僅供您的參考

㈨ 請舉例說明 什麼是法律的預測作用

法的預測作用是人們根據法律可以預先估計相互間將有怎樣的行為以及行為的後果等，從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安排。

法的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的相互行為。

比如：合同雙方當事人根據合同法可以分別進行預測：對方在一般情況下會全面履行合同；即使對方不履行合同的話，我方還可以通過司法或仲裁程序要求對方履行合同並承擔違約責任，因此雙方當事人就有了彼此信任與指望的法律基礎。

再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 【故意傷害罪】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該條款規定了故意傷害罪的處罰，當某人在預備實施故意傷害行為時，可能會聯想到相關的處罰，然後不再去實施該行為，即為法的預測作用。

㈩ 司法如何贏得信任與尊重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屏障。在經濟社會迅猛發展、面臨著政治民主化和社會轉型的當下，民眾對公正司法和有效權利救濟的期待與日俱增。然而，由於司法獨立性的欠缺、訴訟程序不健全、司法腐敗時有發生、判決文書說理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約，導致個案中常出現民意與司法的緊張關系，司法的公信力不容樂觀。從宏觀層面來看，司法要想贏得民眾的信任與尊重，務必從如下三個方面下工夫： 民意與司法須有效溝通 中國進入網路化時代以來，刑事司法領域的典型案例往往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今年發生的鄧玉嬌案、杭州飆車案、孫偉銘醉駕肇事案，更是在民意洶涌中考驗著司法的公信力。一般認為，民意體現了大眾的常識理性，而判決體現了法官的專業理性。在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民意有充分的自由表達空間，而司法肆睜也會堅守其獨立性品格，並不會被民意所任意左右。同時，民意的理性參與與合理監督，是司法贏得民眾信任、從而擺脫權力控制，真正走向獨立的助力之一。 然而，民意與司法良性互動的理想圖景仰賴制度的支撐，能否創制出把司法的推理過程和法庭之外的社情民意有效結合起來的溝通機制，是司法既尊重民意又不被民意裹挾的關鍵。就民意與司法的溝通機制而言，民眾參與審判、法庭程序的開放與透明、強化判決書的說理性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可行的具體路徑。 首先，透過民眾參審，分享司法判斷職權，全程監督法官，使得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落地生根。誠如是，則法官貪腐、獨斷或被權力干預的疑慮通通降低。況且，參審過程中，法官不得不以常識理性和一般人能懂的語言與民眾溝通，這樣就減少了民眾對司法的疏離感，避免法官不自覺形成職業的傲慢與偏見，使裁判更加正確。此外，參審制還能發揮法治教育功能。因為民眾參與實際案例的審理，身臨其境，易於體會到「定紛止爭」之不易，對法律內容和司法程序會留下深刻的直觀印象。這種司法體驗對於增強其對法律乃至公權力的執行的尊重和認同感，是大有裨益的，它遠勝於抽象的法律說教，無形中也為法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法庭審判的開放和透明機制，是接受民情民意的檢驗和輿論監督的制度保障。只有允許媒體對裂裂歲庭審過程和審判結果作充分報道，以使法官的判案過程公示於社會，接受廣泛而深入的監督，並賦予民眾卷宗查閱權和知情權，才能有效地抗干擾、拒腐蝕。就此而言，近年來，一些法院嘗試的庭審程序電視直播和判決書上網等試驗，值得推廣和借鑒。 最後，強化判決書的說理性，是司法與民意相勾連的終極管道。在司法判決書說理性普遍不充分的現實情形下，當務之急是改革判決書的製作方法，改變將案件事實和法律條文簡單對應的「粗放式」判決書，代之以法理明晰，邏輯縝密，證據詳實、說理充分的判源睜決書；改變千案一律的「八股式」判決書、代之以針對個案的特殊性，展示法官個性的法、理、情並茂的判決書。這樣，判決書才能夠被民眾接受和尊重，才能真正成為彰顯公序良俗、宣示法理公義、向社會輸送正義的司法載體。 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要統籌兼顧 中國傳統司法認知的思路是強調實事求是，以查清事實為己任，這種實體正義觀發展到極致，會不惜犧牲法的可預測性和安定性，可能導致當事人的纏訟和案件的久拖不決。西方的法院當然也要進行事實認定，根據證據判案，但在那裡強調的事實概念主要是指證據的說服力，未必是客觀真實。法官判決的基礎是由各種司法鑒定技術、程序要件、舉證責任規則等擔保的可靠證據，受這種程序正義觀的支配，法院沒有義務窮盡一切手段追求事實真相。 兩種風格迥異的司法正義觀，使得司法在應對民意和輿論的時候產生不同的反應，中國式審判基於客觀真實的終極追求，更需要考慮具體情境和判決的社會效果，剛性的法律規范為了獲得民意基礎，不得不參照法律之外的道德判斷和民間清理。更為復雜的是，中國普通民眾對司法的觀感和理解，深受美式好萊塢法庭劇和中式包青天連續劇的影響，在「劇情式」司法的耳濡目染之下，人們對司法的想像力游移於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兩個極端之間，而這是任何現實的司法制度都無法同時滿足的一廂情願，期望值太高，信任感自然很難建立。 解決上述司法難題，可行的思路是尋求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調和與共贏。畢竟，司法推理過程要認真對待，證據的收集、甄別和證明力強弱的判斷，必須嚴格按照程序規則對號入座，惟其如此，法律的可預測性和確定性才有可靠的保障，實體公正才有堅實的基礎。但程序正義也不宜過分強調，周全、僵化甚至與社會現實脫節的程序設計，反而無益於實體公正的實現，因而，要注重聽取甚至吸納群眾意見，法庭之外的價值應透過民眾參與審判等理性渠道滲透進來，以此構成司法裁量權行使的尺度，從而使判決結果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協調統一。 司法職業化與司法民主化當齊頭並進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端賴司法過程的公正透明以及司法判決的質量和可接受度。就司法裁判的質量而言，司法職業化趨勢不可避免。目前，法律漸趨精密龐雜，法律的效力層級體系更加細密交錯，法律適用過程的邏輯推理愈形錯綜復雜，若非訓練有素的專業法官無法准確地理解和適用。然而，如果司法裁判權由專業法官高度壟斷，也會帶來民主正當性的不足，致使法官在封閉的圈子裡恣意裁判、偏頗甚或腐敗。此外，在專業分工日益精細化的現代社會，為了解決糾紛中出現的專業技術難題，也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和支持，使得裁判更具准確性與合理性。 因而，一方面，司法職業化仍應列為當前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要通過完善統一司法考試制度，使得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有大致相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保證其具備大致相同的知識結構，提高法律職業的從業門檻。在此基礎上，對法官實行高薪制和終身制，保證法官的獨立品格，使法官不至於為了生存條件和權力擠壓而恣意枉法，而只對法律和自己的良心負責。 另一方面，專業化改革也應盡量避免造成社會疏離，陷入台灣學者蘇永欽教授所言的法官越專業就越自以為是，民眾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職業法官在解釋和適用法律時必須體認，浸潤在人情世故，差序格局的倫理社會中達一兩千年之久的中國社會，對於法律的不近人情、價值中立，不知變通，基本上是排斥的。故而，應該透過法庭的開放透明，民眾的參與審判，判決書的通俗化與公開化，從而在因專業化而增強法律可預測性的同時，也不至於讓普通民眾陷於雲山霧罩當中，對法律產生莫測高深的疏離感。(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