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
⑴ 古代的法院什麼樣的
古代的法院什麼樣的？
最早的法院是出現在西周時期的司寇，這是一個專門從事司法審判的一個機構，司寇與夏商兩代形成的監獄結合，成為了我國歷史早期的司法機關。
到了秦朝建立的時候，當時設立了最高直屬的法院延尉府，延尉任院長，而地方上的司法長官則由郡守和縣令充當，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劇中人們打官司總去縣衙告狀的原因了。事實上我國後來的封建王朝都是借鑒了這一套司法系統，只是機構組成有所變遷。
到了漢武帝時期，尚書台取代了延尉府成為了最高的司法機關，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將延尉府該稱為大理寺，並且創立死刑由皇帝復核的制度，唐朝以後三省六部制度逐漸成熟，出了大理寺得到保留以外，又有刑部和御史台承擔了司法職責，這個制度到了兩宋時期才得到逐步的完善，
但是在明朝都時候，特立獨行出一個別樣的獨立於司法以外的一個機構，廠衛特務審判機構，這個部門是由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組成的，這個機構主要的任務就是專門服侍皇帝及其後妃的宦官成員組成的另一特務司法審判機構。這個機構的司法主要還是向皇帝和最高集團服務的。
以上就是我國古代法律部門的出現和發展，它見證了中國封建社會司法從無到有的一個過程，也是我國古代司法的結晶的一個體現，它也記錄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變遷！
⑵ 為什麼古代司法從屬於行政
只有東亞的司法才從屬於行政，大食和歐洲的司法體系都相對獨立，司法權一般是宗教掌握，行政由世俗勢力掌握，在神權統治時期，司法權力壓倒世俗的行政權力，
⑶ 你知道中國古代司法的鼻祖是誰嗎
皋陶。
皋陶（公元前2219-公元前年），偃姓，皋氏，名繇，字庭堅，少昊之墟（今山西洪洞縣皋陶村）人。上古時期東夷部落首領，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聖」（堯、舜、禹、皋陶）之一，後世尊為「中國司法始祖」。
歷經唐虞夏三個時代，長期擔任掌管刑法的士師一職，以正直聞名天下。相傳架構了中國最早的司法制度體系（五刑、五教），強調「法治」與「德政」的結合，促進社會和諧，天下大治，形成「皋陶文化」，成為後世儒家和法家思想產生的重要精神淵藪之一。
公元前年，帝禹二年去世，時年106歲，葬於六地。大禹念及功德，封其後裔於英、六一帶，尊為六安國國和偃國始祖以及二十四姓的鼻祖。天寶二年（743年），追封「大唐德明皇帝」。
(3)古代司法擴展閱讀：
主要成就
皋陶與高辛氏的契、後稷共同輔佐大舜，成為中國先秦史中一位深遠影響的人物。其創刑、造獄，倡導「明刑弼教，以化萬民」的思想為四千多年來我國各個時期制定、完善、充實各項法律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歷史上被人們喻為「聖臣」。
在堯和舜時期任士師、大理官，負責氏族政權的刑罰、監獄、法治，即司法長官。皋陶被聘任為掌握刑法的官後，協助執政司禹處理領導事務。禹即位，被禹選為繼承人。但皋陶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繼位 。皋陶是與堯、舜、大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
⑷ 中國古代司法的特徵
一、古代司法的特點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權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權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認可其至高無上地位的情況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權於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權威、政治權威。最終的司法裁判權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體現，一方面，利於實現君主對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於實現司法的相對統一。
（二）司法與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動需要專門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去參與，這也是司法職業化、專門化的需要。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司法機關與並有相關的司法人員，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說，專門機關和專職人員應該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體現，但從中國古代的實際情況來看卻不是這樣的，司法與行政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實體、輕程序與輕證據、重口供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韋伯所總結的「卡迪司法」，即所謂的實質非理性。不可否認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較而言，對實體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程序的追求，所謂程序不過是實現實體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體現的價值，「純粹程序正義」的觀念更是無法想像。這種司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即務實主義精神。
（四）刑事與民事的有限分離
先秦時代，司法中有「獄」、「訟」，「獄」主要關乎刑事審判，而「訟」主要關乎民事審判，體現了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初步分離。但是，從司法制度的整體來講，民事與刑事的分離並不十分明顯。比如，審判的具體機構是同一的，審判人員也是同一的，審判方式、甚至處罰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們有公、私法的觀念，其適用法律的條件，司法審判的方式，證據規則的適用，責任承擔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區別，而古代社會的這種區分是不明顯的。比如，在古代，欠債不還是可能挨板子的，這樣的懲罰顯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斷罪及其責任
中國古代重視結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寬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為了實質的公正，可以能動司法，以協調好天理、國法與人情的關系。但是，就絕大多數的案件來講，是不需要過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確的規定，此種情形之下，依法斷罪就成為司法官的基本職責。為了實現司法權的統一和皇權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許可權，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斷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種種違法行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無疵之過」、「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責任的最好制度體現。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響司法觀
司法觀念只是社會整體法律觀的部分體現。中國正統法律思想深受儒家倫理觀影響，處處體現著倫理觀念的影子。儒家思想發端於孔子，以「仁」為核心，以倫理等級觀念為基礎，形成自己的獨特思想系統，這些思想武裝了人們的頭腦，更影響者人們的生活實踐，司法理念與實踐也概莫能外。
⑸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時期
在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時期，就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裡，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就已有了類似現在治安管理的職能分工。當時，國家設有司民（戶籍）、司稽（捕盜）、司寇（刑獄與糾察事務）等相應的官職。
戰國時期
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魯國則設有大司寇一職。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擔任過魯國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在縣鄉兩級，則創設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門基層治安機構——亭。亭是秦漢時代政府的末端組織之一，遍布全國，主要設置於交通要道處，大致每十里(相當於3公里)設置一亭。亭本來是為軍事交通設置的機構，後來逐漸演變為兼具軍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層政府機構，兼司緝捕盜賊和維護治安之職。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後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後，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台這種中樞組織，尚書台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 漢朝對於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三國兩晉南北朝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隋唐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監察。但刑部許可權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准以後才能執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於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裡。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清
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後，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⑹ 古代司法制度沿襲變革
中國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時（公元前21世紀）開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結束的中國奴隸制類型法制和封建制類型法制。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國家實現其統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頒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為國家治理和維護統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中國古代法制從總體上說呈現出「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演進規律。司法機構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極具中國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司法機構設置之遞演嬗變具有同質繼承關系，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某一具體機構職能亦存在諸多差別。
一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概述
奴隸制社會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奴隸制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發展。從司法機構設置來看，夏商時期沒有形成和設置專門的司法機構。夏王和商王擁有國家最高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國王的裁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時期周王及各諸侯國的內部開始設有專職的司法官員。中央為司寇，地方有鄉士、遂士、縣士等專職司法官員，但周王掌握國家最高司法權。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主要特點就是司法權高度集中。未設置有專門司法機構。但出現了專職輔佐王權最高司法裁決權的司法官員。
封建制社會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從秦代開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完整的司法機構的設置逐漸建立並不斷豐富完善。
從中央司法機構縱向沿革演進來看，秦漢最高司法機關是廷尉；漢代尚書開始參與司法審判；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機構名稱出現變化，北齊時正式設置大理寺，司法機關稱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監察機構御史台的監督職能得到加強；隋唐演變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礎上增加了審刑院；元朝設大宗正府；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現「廠衛」等特務司法機關，清代則設立了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司法機關理藩院和維護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機構。
中國古代地方司法機構司法與行政不分，漢至唐大體上分為三級審理，宋至清未大體上為四級審理。其中，秦漢地方司法機構為郡、縣兩級。郡守縣令監理司法，基層設鄉里組織，負責本地治安與調解工作；三國兩晉南北朝為州、郡、縣三級；隋為州、縣二級；唐沿襲隋，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同時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時起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元為行省、路、府（州）、縣四級；明為省、府（州）、縣三級。明朝在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清為省、道、府、縣四級。
通過以上對中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類型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中央專設司法機構，並保持三大司法機構格局。地方則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
二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研究
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包括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在內，總體而言淵源繼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質繼承關系。法律制度是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具體到司法機構其遞演嬗變，存在諸多類似之處。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司法機構設置又有著與一定時代具體法律制度相適應的基本特徵的差異。
一、秦朝初步確立皇權控制下的統一集權司法機關體系
秦朝建立以後，通過統一法度等措施，確立了一套統一集權的司法機關體系。中央司法機構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組成。秦朝沿襲戰國以來確立的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傳統，實行行政機關與司法職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設專門的司法機構。實行郡、縣兩級制，郡守、縣令或縣長兼理司法。另外，在郡、縣下還有更低一級的行政級別，如鄉、亭和里。秦朝皇帝通過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審判權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權，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理判決，皇帝擁有最高裁決權和最終決定權。秦朝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出現了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司法職能機構。中央一級司法機構設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專職司法機關。地方則形成了郡、縣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機構體制。
二、兩漢時期逐漸形成中央和地方兩級較完備的司法機構
漢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為基礎和參照。兩漢時期的法律制度朝著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漢朝法制的發展也體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司法機構。在中央司法機構中，有尚書、廷尉和御史大夫三個機構組成。地方司法機構類同於秦朝時期，設郡、縣兩級，司法與行政不分。漢武帝時期設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脹的相權的「尚書」這一司法機構，使司法審判大權轉由尚書和廷尉共同行使。這種由其它機關參與司法活動的機構設置模式是君主專制制度下的產物。皇帝為防止司法機關職權過重，便給予某些機關以一定的司法權，起到分散司法權的作用，從而便於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後裁決，由皇帝獨攬。尚書、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機構的出現，為後來的審判、復審、監察的「三權分立」格局打下了雛形。可見，漢朝時期，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司法機構都比較完備。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這一時間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構主要有廷尉、尚書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機構日趨擴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時曾改為「大司寇」，北齊時曾改為「大理寺」，但不管稱謂如何，其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不變。但是尚書的機構在這一時期逐漸加強，而相對廷尉的權利有所縮小，部分司法權轉給了尚書。東漢後三省制漸成，使尚書台脫離少府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這一重大變革給司法機構發展以深刻影響。此時雖尚未設立刑部，但尚書台之下均設置有負責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獄的機構。這種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反映了傳統司法機構的完善和強化的趨勢。這一變化為隋唐司法機構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分工合作監督制約司法機構設置體系趨於完備
隋唐時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機構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權分立式的司法機關設置體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機構，同時負責復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審判機關。御史台掌管監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參與冤案大案的審理。刑部的正式確立，標志著我國古代中央司法機構命名的明確，以後歷代不改，一直延續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審判，刑部主管復核，御史台主管監察的這種既有分工，朋彼此監督制約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司法統治，以及皇帝對中央司法權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增設審刑院以加強對中央司法機構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唐朝時期的制度，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其變動主要是刑部的職權擴大，尤其是復核職能增強。宋太祖建隆年間另設審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審判復核機關，同時也擁有的審判權和復核權，審刑院是皇權加強的產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權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還設立了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三個法定機關，專門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訴的案件，以及上訴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區設開封府，州縣之上設立中央派駐各路的提點刑獄司，旨在強化皇帝對各級司法機構的控制權。
六、元代蒙古貴族壟斷司法體系，司法機關各領其事「不相統攝」
元代在司法機構的設置上較混亂。元朝中央司法機構設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刪減。元朝設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設大宗正府審理蒙古貴族案件；設樞密院，兼掌軍法審判；設宣政院，專理宗教審判；設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設中政院，兼理宮內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縣地方行政機構，兼領司法職能。蒙古貴族統領司法體系。
七、明清兩代中央司法機構設置發生較大變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機構及清代旗人特權司法機構的出現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中央司法機構設置至明清時期發生較大變化。主要體現在司法機關職掌的變化和名稱的改異。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設置，一定程度上體現職權分離和相互牽制的特點。同時也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明朝的中央司法機構統稱「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與都察院。明朝將元朝廢除的大理寺重新設置起來，但是其職責改為法律復核機關。刑部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須由大理寺復核，可見刑部與大理寺的職能，正好與唐宋時期的相反。御史台改為都察院，其職責不變，仍是監察百官，參與審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突出特點是出現了「法外」特務司法機構。主要是「廠」、「衛」司法，內廷的東廠、西廠和內行廠，外廷的錦衣衛。廠衛制司法機機構成為加強皇權專制和實行高壓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點是法外用刑，三法司無權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機構和法律約束，擁有監督司法機關的權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處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爭的工具。特務政治加劇了明代社會矛盾，削弱了司法機構的權威。
⑺ 關於中國古代的司法權問題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禮教為指導原則
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以刑法為主刑
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口含天憲"
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⑻ 在中國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麼
古代法院沿革
中國古代類似今天法院的機構最早叫什麼稱謂，史無可考。據後人的研究，一般認為夏、商、周三代稱「司寇」，這與古人所說的「刑起於兵」關系密切。「司寇」兩字的本意是「負責抵禦外來侵略」，管理曰「司」，外敵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國者稱之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稱皆與軍旅有關，也印證了「兵刑同源」這一古人的判斷。
西周時期，從機構上講，其時官署與官員是同一物，同一稱謂。周天子作為國王，按今天的權力概念，他不僅是最高行政權，也是最高立法權和審判權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貴族官員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確切地說，在周人的觀念中，無法理解我們今天常言的行政與司法之別。但他們自有一套設官分職的理論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負責審理案件的機關就是「司寇」，這一機關的長官也叫「司寇」，成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級審判機關。史書《周禮·秋官》上說「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輔佐官稱「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國司法，後者助前者「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其下屬有「士師」、「士」等十幾種官員。地方上設「士」為司法官，也是初審機關，掌其轄區內獄訟。據史書所載，一般審級分為地方和中央兩級，重大案件及諸侯間訴訟由周天子或「司寇」裁決。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不遵舊制。《史記·李斯列傳》講，到戰國時，齊國稱「大理」，楚國稱「廷理」秦國稱「廷尉」，等等。
秦代一統天下，皇帝擁有最高司法權，《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機關體系，對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後決定權，並可派丞相、御史受命問案；二是皇帝直接審案。史書中載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呈決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每天閱讀的文件很多，以石來計算。按當時的重量，史書講：「石，百二十斤」，約合現在六十斤。秦簡一般長約尺二，合現在23至28厘米，每簡30至40字，可見始皇對政務的勤勉。
秦代統一了戰國時各諸侯國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機構）的名稱，沿用秦國舊稱「廷尉」，屬中央官員九卿之一。「廷尉」負責全國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務，直接向皇帝負責。「廷尉」的主要職責有二：一是負責「詔獄」，即皇帝親自交辦的案件；二是審理地方上報的疑難案件和對重大案件的復審。「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機構和司法長官，作為最高法律官員，「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法是：「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稱廷尉」；另一種說法是：「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廷尉」下設「正」和「左右監」等屬官。但對重大案件的審判，均須皇帝最後裁決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機關也進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屬於行政性的郡守、縣令（長）兼理。地方的郡、縣、鄉、亭各級政權機關都設有相應的專職或兼職司法官員，處理本地區范圍內的司法事務。郡有專任司法官員「決曹掾」，但案件的裁決由郡守決定；縣以下設丞，主管文書、倉儲、司法事務；鄉設有「秩」或「嗇夫」，掌訴訟和賦稅。《史記·張耳陳余列傳》載：秦范陽縣令在任十年中，審判案件，「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證明郡、縣長官對自行管轄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終裁決，有司法審判刑殺之權，只是在案件有疑難時才上報中央「廷尉」。
由於秦代要求各級官吏都要知法、學法、宣傳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傳、執行法律、法令的職責，即使是最基層的「里正」、「求盜」等小吏，也可以處理輕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漢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體制為基礎，在中央，除皇帝總攬最高司法權以外，其中「廷尉」又稱「大理」（漢景帝、哀帝時曾一度稱「大理」。宣帝時增設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專職司法機關，同時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長官，仍作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負責全國法律、司法事務。丞相作為行政長官，御史大夫作為監察長官，與中央其他高級官吏也經常參與司法審判，名曰「雜治」，即非專任之義。
漢代地方司法機關除東漢後期一段，在地方主要為郡、縣兩級司法機關。漢末州由監察區一變而成郡之上的一級行政單位，遂形成州、郡、縣三級。此後，州、郡、縣三級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審判，各自配有專職的司法屬吏。如郡設「決曹掾」為專職司法官等。兩漢郡縣司法權承秦之舊，仍有很大的終審裁決權。《陔余叢考》一書講：「漢郡縣守令皆有專殺權」，「刺史、縣令殺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議後由皇帝裁決。
⑼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向法的轉變過程
第一章
夏商時期的司法
夏商的司法制度
關於夏商的司法體制，沒有具體劃分，其政治體制在以帝國程度
上就是其司法體制的原型。夏商的政治體制有內服和外服之分，
內服即中央和王室機構體系，外服即地方諸侯機構體系。夏商比
較專門的司法機構體系史書上無記載。
夏司法制度
1.
司法機關
大理：中央最高司法管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層司法官
2.
審判制度
「神判」、「天罰」
3.
監獄的設置
「圜土」、「夏台」
商司法制度
1.
司法機構
司寇：中央最高審判機構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層司法官
2.
審判制度
（
1
）重案：
三審，即史與正的審理、大司寇的復審、三公參聽的
再審。
（
2
）疑案：
「疑案，泛與眾共之，眾疑，赫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成之。」——《禮記·表記》
（
3
）
量刑：
可輕可重者，主張從輕；
可寬可嚴時，主張從寬。
3.
監獄的設置
「圜土」
「囹圄」：「所以拘罪人」
夏商的司法總結
其司法主要有以下之特點：
1.
，尚未從行政、軍事體制及其職能中分商兩代的司法體制
及其職能離出來，它們基本上是合而為一體。
2.
商兩代屬於中國權法時代，司法制度具有鮮明的天討、天
罰、神判的特色。司法審判大權握足於各級奴隸主宗主手中。
3.
著司法審判制度的產生，作為刑罰執行機構的監獄也開始
出現。
第二章
西周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機關的設置：
自上而下依次為：①周王
②大司寇
③小
司寇，地方效仿中央，地方司法機構主要是指天子京師和諸
侯國都之下或基層地方執行司法事務的官職或機構。
2)
訴訟審判制度：
1
肺石達窮民，路鼓制度
2
證據制度：僅
控告而無證據則不受理，
至於證據來源，
首先允許刑訊逼供，
就是要求必須要有口供。
並且以當眾宰牲發誓為訴訟輔佐證
據。
3
五聽制度：辭，色，氣，耳，目五聽，察言觀色等技
巧。
4
審理時限：
收禁人犯五六天後才進行審理。
盡心斷獄，
甚之又甚。
5
季節與司法：春夏不受，秋冬行刑。
6
三敕
與民主司法
7
八議制度：規定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不能采
取一般程序審理，必須採取朝廷特別會議由周王最後定奪。
這是後世八議制度的起源。
8
宣讀行書制度：是後世讀鞠乞
鞠的來源。
9
審判程序：一般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一般要經
過二審終審，三宥程序僅僅適用於貴族。
10
法律宣教制度，
周禮的懸法象魏很可能是最早的法律宣傳普及教育制度。
3)
司法較前代之發展：
1
體系更加完備，制度更加成熟
2
統
治放於司法權下，
權責進一步分明
3
司法審判程序進一步嚴
格人性化，重視對人的法律教育。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期司法制度
（一）
司法改革
1.
就司法機關而言，剝奪了舊貴族的司法審判權，改由封建職
採納
⑽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刑法相當發達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相對刑法稍顯滯後。
提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刑罰那麼在這個古老的重刑主義的國家其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是如何變化發展的呢 先從奴隸社會下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夏朝說起。
中國古代的刑罰是由戰爭中的軍令發展而來的。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嚴格的軍紀違反軍紀者要受到嚴厲的處罰。這些在戰爭中使用的處罰手段逐漸演變成為平時懲治內部平民的刑罰。夏朝統治者從天命神權思想出發把法律說成是神的意志的體現把施刑說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命令。《甘誓》就是個很好的佐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絞絕其命。予今惟恭行天之罰。」
夏朝確立了墨刑在臉上刺字並塗墨、剕刑砍掉腳、劓刑割鼻、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五刑且規定昏自己做了壞事而竊取美名、墨官吏貪得無厭、敗壞官紀、賊肆無忌憚地殺人都要被處死。
商朝取代夏朝後繼承和發展了夏朝的「奉天罰罪」的神權法思想。在刑罰上保留了夏朝的五刑墨、劓、宮刑和大辟改剕刑為刖刑實質一樣另外商紂王還創立了炮烙令人在燒熱的銅柱上行走掉下即燒死、醢把人剁成肉醬、脯把人殺死後曬成肉乾、劓 2 殄即沒絕家人、剖心比干受此刑等酷刑。
西周滅掉商朝以後沿用了商朝的五刑另外增加了圜土之制將犯人關入監獄強制服勞役的刑罰刑期為一到三年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嘉石之制對於尚未構成犯罪的違法者束縛其手腳坐在嘉石上令其悔過然後從事一定時期的勞役期滿釋放的勞役刑流刑將犯人流放遠地、鞭刑用荊條抽打犯人背部和贖刑用金錢或者財產來折抵刑罰但主要適用於疑難案件和貴族犯罪。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朝時刑罰種類繁多生命刑就有族刑夷三族、戮先羞辱再斬殺、棄市殺之於市公共行刑、腰斬、梟首斬首掛在木桿上示眾、定殺將麻風病人投入水中、車裂、坑殺具五刑肉刑黥墨、劓、斬左趾、斬右趾、宮刑流放刑勞役刑徒刑城旦、舂米鬼薪、白粲司寇、作如司寇罰作、復作舂刑財產性貲刑貲甲、貲盾、貲徭贖刑沒收財產恥辱刑髡、耐。
漢朝初年的時候死刑有梟首、腰斬、棄市、殊死肉刑為黥、劓、宮、斬左趾以及斬右趾徒刑分為髡鉗城旦舂、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罰作、復作和隸臣妾此外還有徙邊、笞刑、罰金以及顧山犯徒罪的女子令放還家中每月交納三百錢由官府僱人勞作來折抵其刑。漢文帝時廢除了肉刑改黥刑為髡鉗城旦舂改劓刑為笞三百改斬左趾為笞五百改斬右趾為棄市。在漢景帝時期又改革了笞刑先是在公元前156年將笞五百改為三百笞三百改為二百 3 後又在前144年減笞三百為二百笞二百為笞一百同時又制定了《箠令》規范笞刑的刑具規格、受刑部位並規定施刑中途不得換人等等。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 「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西魏和北齊明令禁止使用宮刑應宮者沒為官奴婢宮刑至此被取消。流刑在漢朝時作為死刑減等之刑不屬於常刑但在北魏時期成為法定刑。
北周時按照距離京師的遠近將流刑分為五等兩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在此時期刑罰種類也在逐漸減少北齊、北周時確立了由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組成的新五刑制度向新的封建五刑過渡。
隋朝的《開皇律》確定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分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兩千里徒刑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笞刑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唐朝的刑罰較以前各代均較為輕緩死刑、流刑減少並且死刑只有斬、絞兩種五品以上官員犯死罪的賜死於家中。流刑則為兩千里、兩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居作一年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流刑服役期滿後在流放之地編入戶籍成為當地百姓。徒刑、杖刑和笞刑均和隋朝相同。因為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所以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朝在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外又創立了折杖法、刺配刑 4 和凌遲刑。折杖法是宋太祖時創立的用決脊杖代替徒刑和流刑用決臀杖來代替笞刑和杖刑。刺配刑是將杖脊、刺字和配役三種刑罰同時施加於一人原是寬宥死刑之刑宋朝為了彌補折杖法的缺陷開始廣泛使用刺配刑成為比唐代的加役流更重的刑罰。宋仁宗時開始使用凌遲即以利刃零割碎剮肌膚、殘害肢體再割喉嚨使受刑之人在極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罰。為了寬恤官吏及士大夫宋朝增設了編管和安置兩種刑罰。編管就是將犯罪的朝廷命官和士大夫編入外州戶籍使其接受監督管理並限制人身自由安置則是將犯罪的官吏貶謫到遠惡之地居住並限制其人身自由。
元朝的刑罰制度比較特殊死刑分為斬、凌遲流刑不分里數「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徒刑分為一到三年五等每等分別附加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杖刑和笞刑均以七為尾數笞刑自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此外元朝保留了很多習慣法很多刑罰還相當重比如黥、劓等肉刑。
明朝仍規定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除斬、絞之外增加了凌遲另外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別附加杖一百。五刑之外明朝還增加了充軍、枷號、遷徙、庭杖的刑罰。充軍是將罪犯送往邊遠地區充當軍戶的刑罰按照路途遠近及區域分為附近、邊衛、極邊、煙瘴、沿海、口外等按刑期分為終身和永遠。枷號是強迫罪犯在監獄外或者官府衙門前戴枷一般重達十五斤至二十五斤示眾受辱刑期為一月、兩月、三月、六月和永遠五等。遷 5 徙則是強迫罪犯全家遷居千里之外。另外明朝皇帝經常用庭杖的刑罰處罰大臣甚至有很多受刑中途被打死。
清朝是的刑罰制度進一步變化笞刑用小竹板分為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和二十板杖刑用大竹板分為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文武官員犯笞杖罪時可以罰俸、降級和革職代替刑罰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流刑三等各附加杖刑一百充軍五等發遣清朝創立的將罪犯發配到邊疆地區給駐防的八旗官兵為奴或當差刺字主要適用於盜竊、逃軍、逃流等罪枷號枷的重量和刑期與明朝有所不同死刑花樣很多斬、絞、梟首、凌遲、戮屍且絞、斬分為監侯和立決兩種。
總的來看中國古代的刑罰由重走向輕由嚴酷走向較為寬和由不規范到逐漸規范比如說原先的奉天罰罪神權思想發展成為後來的依照成文法和具體的罪名施以不同的刑罰。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不同刑罰原則也不相同比如老幼、獨子等減刑貴族、官僚減刑財產刑的發展以及官吏贖刑的變化很多人享有特權或者減刑條件。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刑罰逐漸變輕不過在大的變化趨勢中也有根據當朝的政治環境和階級矛盾不斷調整的小的刑罰的變化。盡管如此古代刑罰也不會跳出封建法律的圈子人治大於法治封建皇權和貴族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在各種稍顯人道的口號之下也還是可以逃脫和減少刑法的處罰帶有很嚴重的不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