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的完善

㈠ 1997年刑法修訂的歷史背景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大規模修訂。修訂後的刑法，通稱「新刑法」「九七刑法」或「97刑法」，於當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刑法在很多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將條文總數增加到了452條，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准確把握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充分體現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形成了科學的罪名體系等等。無論從立法技術還是具體制度設計上看，都是我國刑事立法乃至法治建設征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新刑法實施25年的歷程表明，罪刑法定原則已經深入人心，除了懲罰犯罪，人權保障的作用被人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刑法回應社會重大關切，順應時代發展，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新刑法頒行25周年之際，對這部法律全方位加以審視和評判。對於總結立法經驗，展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建設的成就，堅定製度自信具有重大意義。
 
 1997年刑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刑事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確立罪刑法定原則，築起刑事法治的人權保障體系，開辟刑法理論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中國刑法走向世界的基礎。

此後的25年來，立法機關並沒有固步自封，而是與時俱進，持續保持發展和完善的積極姿態，刑事立法修改完善成績斐然，有效地滿足了國家、社會以及人民群眾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和保障經濟發展等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

可以肯定地說，1997年刑法（以下簡稱「97刑法」）的頒行及其25年的發展與完善，充分見證了我國刑事法治不斷健全的進程，也是我國刑事法治成果的集中展現。

罪刑法定原則，掀起刑事司法革命新浪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出修訂，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為一體的「97刑法」誕生了，在新中國立法史寫下了眾望所歸的一筆。

讓我們將歷史的指針撥回到1986年，以一個案例近距離地感受這部法律的成長歷程。
這年6月27日下午，魯和平、朱永勝兩人正在上海四川中路一個水果攤賣西瓜。一名顧客購買西瓜後，將隨身攜帶的一個黑色拎包遺忘在水果攤上。

魯、朱二人看到後不僅沒有替這位顧客保管遺失物品，而是迅速將其藏匿了。當失主前來找尋時，更是謊稱從未見過。事後，二人瓜分了拎包內價值1.8萬多元的財物。

很顯然，這是一起蓄意侵佔他人遺忘的巨額財物的惡劣行徑，已經達到了犯罪的程度，法律必須嚴懲。但在當時的刑法中，卻找不到相應的罪名和懲罰條款。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關法院根據1979年刑法中的類推制度，比照1979年刑法第152條，對魯和平、朱永勝以侵佔他人遺忘財物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當時考慮到1979年刑法分則只有103條，可能有些犯罪行為必須追究，法律又沒有明文規定，不得不規定了類推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原副主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長黃太雲教授介紹，當時，立法機關在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規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多達130條。

從發生在1986年的這起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在當年中國還難以制定一部十分詳盡、完備的刑法的特定背景下，該制度確實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

但在該制度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有專家提到，雖然類推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立法的疏漏與不足，但是，與公民權利、自由可能遭受的「法外」侵害相比，刑法漏洞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缺陷。

彼時，在刑法修訂的過程中，對於是否廢除類推制度並在「97刑法」當中設置罪刑法定原則，存在一些爭議。
主張保留類推制度的專家、學者認為，考慮到懲治犯罪的實際需要，刑法又不可能盡善，刑法會對一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缺乏界定，通過類推可以對這部分犯罪加以懲處。因此，他們認為類推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當時立法機關與當時主流觀點傾向於確立罪刑法定主義。「採用類推制度因為刑法沒有具體規定，執行時不好操作。而且，1979年刑法對類推作了嚴格限制，並且要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當時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數量並不多，立法機關認為有必要也有條件取消類推的規定。」黃太雲教授說。
在刑法修訂過程中，立法機關盡可能對當時出現的各種犯罪行為在分則中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和刑罰，從而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最終確立掃清了障礙。
1996年12月24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同志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中指出：「這次修訂，刑法分則的條文從原來的103條增加到281條，對各種犯罪進一步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最終，「97刑法」在確立罪刑法定原則（第3條）的同時，廢除了類推制度，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

㈡ 我國為什麼要修改刑法

保護法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2)我國刑法的完善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三大訴訟法中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案件都是不公開審理，刑訴中多了一個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屬於法定不公開審理情形，三大訴訟法中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的可以不公開，民事訴訟中增加一項離婚的案件也屬於申請不公開可以不公開。

拘役屬於刑事處罰，行政拘留屬於行政處罰，刑事拘留屬於刑事強制措施。罰金是刑罰，罰款是行政處罰。刑罰里有沒收財產，行政處罰里有沒收違法所得、非法財物。

㈢ 刑法修正案九的亮點有什麼

今天在京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備受關注的現行刑法第九個修正案。
刑法是我國的基本法律。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先後通過一個決定和八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據介紹，這次修改刑法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一些地方近年來多次發生嚴重暴力恐怖案件，網路犯罪也呈現新的特點，有必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出發，統籌考慮刑法與其他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法律的銜接配套，修改、補充刑法的有關規定；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需要進一步完善刑法的相關規定，為懲腐肅貪提供法律支持；落實黨中央關於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要求。
這次修改刑法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對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懲處力度不減，保持高壓態勢；同時，對一些社會危害較輕，或者有從輕情節的犯罪，留下從寬處置的餘地和空間。
亮點一：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再減少9個適用死刑罪名
刑法死刑罪名已減至46個
新法進一步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對走私武器、彈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幣罪、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阻礙執行軍事職務罪、戰時造謠惑眾罪等9個罪的刑罰規定作出調整，取消死刑。
據了解，我國現有適用死刑的罪名55個，取消這9個後尚有46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任務也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據此，總結我國一貫堅持的既保留死刑，又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做法，新法進一步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
據介紹，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來，我國社會治安形勢總體穩定可控，一些嚴重犯罪穩中有降。實踐表明，取消部分罪名的死刑，沒有對社會治安形勢形成負面影響，社會各方面對減少死刑罪名反應正面。這次取消死刑的9個罪名，在實踐中較少適用死刑，取消後最高可以判處無期徒刑。對相關犯罪在取消死刑後通過加強執法，該嚴厲懲處的依法嚴厲懲處，可以做到整體懲處力度不減，以確保社會治安整體形勢穩定。此外，上述犯罪取消死刑後，如出現情節特別惡劣，符合數罪並罰或者其他有關犯罪規定的，可依法判處更重的刑罰。
新法還進一步提高對死緩罪犯執行死刑的門檻。
現行刑法第五十條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
刑法修正案(九)將上述規定修改為：對於死緩期間故意犯罪，情節惡劣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後執行死刑；對於故意犯罪未執行死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的期間重新計算，並報最高人民法院備案。
亮點二：嚴懲恐怖主義犯罪
一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形式
增加恐怖犯罪財產刑規定
刑法修正案(九)為維護公共安全，加大了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懲治力度。
針對近年來暴力恐怖犯罪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總結同這類犯罪作斗爭的經驗，新法在刑法現有規定的基礎上，作出以下修改補充：一是，對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增加規定財產刑。二是，增加規定以製作、散發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過講授、發布信息等方式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或者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犯罪；增加規定利用極端主義煽動、脅迫群眾破壞國家法律確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會管理等制度實施的犯罪；增加規定明知是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節嚴重的犯罪。三是，增加規定以暴力、脅迫等方式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的犯罪。四是，將資助恐怖活動培訓的行為增加規定為犯罪，並明確對為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的，追究刑事責任。五是，將為實施恐怖活動准備凶器、危險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組織恐怖活動培訓或者積極參加恐怖活動培訓， 為實施恐怖活動與境外恐怖活動組織或者人員聯系，以及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或者其他准備等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
亮點三：加強人身權利保護
嫖宿幼女罪名已成為歷史
收買婦兒一律作犯罪評價
刑法修正案(九)針對猥褻兒童、虐待兒童、老年人的案件時有發生，社會影響惡劣的情形，對刑法相關規定進一步作出完善。
一是，修改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擴大適用范圍，同時加大對情節惡劣情形的懲處力度。具體規定為：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二是，修改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對於收買婦女、兒童的行為一律作出犯罪評價。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將「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修改為「可

㈣ 你覺得我國現在的刑法如何

相信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都會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權益，這個時候刑法的存在就非常有必要。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部正確的法律，那我這個社會秩序將會被擾亂，人民苦不堪言。下面就由小編來為大傢具體闡述一下我對刑法的了解與認識。

總而言之，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和諧，友善的環境當中，需要我們共同人來維護這份平靜，也需要通過此種方式來讓我們的身心健康。

㈤ 如何完善我國刑法規制盜竊網路虛擬財產

盜竊中國絡虛擬財產不可以認定盜竊罪。 關於虛擬財產能否歸入傳統意義上的財物，在二0一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法意見如下：《解釋》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提出，應當在《解釋》中明確，對盜竊游戲幣等虛擬財產的，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經研究認為，此意見不妥。對於盜竊虛擬財產的行為，如確需刑法規制，可以按照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等計算機犯罪定罪處罰，不應按盜竊罪處理。主要考慮：其一，虛擬財產與金錢財物等有形財產、電力燃氣等無形財產存在明顯差別，將其解釋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公私財物，超出了司法解釋的許可權。其二，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是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對於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行為當然可以適用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量刑。其三，對盜竊中國絡虛擬財產的行為適用盜竊罪會帶來一系列棘手問題，特別是盜竊數額的認定，目前缺乏能夠被普遍接受的計算方式。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明確了具體定罪量刑標准，適用該罪名可以罰當其罪，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其四，從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來看，鮮有將盜竊中國絡虛擬財產的行為以盜竊罪論處

㈥ 我國刑法創制和完善的過程是如何實現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將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作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為刑事制裁的對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禁止而不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違法行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由輕罪變更為重罪的，不屬於犯罪化。例如，對於明知煤礦生產設施明顯不符合安全標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為人依然強令工人違章冒險作業，導致發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傷亡的案件，現在一般認定為過失類型的責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機關改變態度，將其認定為爆炸罪，也不屬於犯罪化。
與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將迄今為止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論處」，既可能表現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現為雖不定罪量刑，但給予行政處罰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別法條的廢除不意味著非犯罪化。例如，日本於1995年基於平等主義的要求，刪除了有關殺害尊親屬罪、傷害尊親屬罪、遺棄尊親屬罪、監禁尊親屬罪的規定，但對於殺害、傷害、遺棄、監禁尊親屬的行為，並非不以犯罪論處，而是以普通的殺人罪、傷害罪、遺棄罪、監禁罪論處。換言之，廢除以尊親屬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廢除了加重處罰的規定。再如，我國1979年舊刑法第101條（特別法條）規定了反革命殺人、傷人罪。雖然現行刑法刪除了這一規定，但並不意味著對該條規定的行為實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對之以普通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論處。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的概念，給人以「大量」的犯罪化與「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覺。其實，一個國家將某一個以往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以犯罪論處時，就屬於犯罪化；反之，刑法將以往作為犯罪處理的一種行為不再以犯罪論處，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義上說，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於刑法的增刪、修改。
刑法產生的歷史，就是犯罪化的歷史。20世紀中葉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沒有非犯罪化。20世紀中葉的刑事立法實踐表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犯罪化，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僅進行非犯罪化。換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斷地、交替地進行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化、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獗等原因，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進行犯罪化。可以認為，在世界范圍內，刑事立法的趨勢已經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麼，我國司法上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將來會呈現什麼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趨勢
在筆者看來，我國在今後的相當長時間，與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應是主流趨勢。換言之，司法機關應當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積極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當今社會非正式的社會統制減弱，因而越來越依賴刑罰。由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考與行為樣態的浸透，導致異質價值觀得到廣泛允許，造成非正式的社會統制力減弱、行為的規制弛緩，其結局必然不可避免地產生通過刑罰的補充完善以維持社會秩序的傾向。另一方面，凶惡犯罪、重大犯罪不斷增加，國民的體感治安惡化，必然要求擴大處罰范圍。況且，以往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護的要求」，現在通過媒體更直接、更強烈、更及時地反映至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國家對市民的刑法保護，成為一項公共服務內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沒有變化，司法機關也可能為了保護市民利益，而實行犯罪化
第二，當今社會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來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科學化、高度技術化，對於個人而言，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進行主體性的控制。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脆弱的技術手段，與此同時，個人行為所具有的潛在危險也飛躍性地增大，人們不知瞬間會發生何種災難。這主要是因為，在當今社會，社會生活的復雜化與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許多犯罪行為一旦得逞，便會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結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嚴重侵害結果後再處罰，而必須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

[33]所以，我國的司法機關有必要對於部分原本並未作為犯罪處理的預備行為，特別是對如重大犯罪的預備行為、恐怖組織的預備行為實行犯罪化（當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為前提）。
第三，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國際交往的增進，在本國實施某種行為卻侵犯外國國家與公民利益的現象，已相當普遍。進入90年代後，刑事實體法領域已逐漸形成了國際標准，要求各國完善國內立法與司法。事實表明，一些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對於我國刑法分則有關「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之類的量的規定提出異議。雖然我國立法機關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機關完全可能接受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建議，繼續降低部分犯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認定標准。
第四，隨著行政管理加強，行政犯會越來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來越明顯。例如，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嚴重。司法機關必然不斷地重新考慮行政犯與行政違法的界限，對以往僅以行政違法論處的行為以行政犯論處。同樣，由於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司法機關必然重新審視一般違法行為與傳統犯罪之間界限，對以往的部分一般違法行為實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車輛較少，城市的外來人員少，盜竊窨井蓋的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顯得並不嚴重，所以一般沒有當犯罪處理。但隨著車輛的增加，人口的膨脹，盜竊窨井蓋行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顯加重，所以現在一般以犯罪論處。
第五，適用刑法的過程也是解釋刑法的過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釋能力低下，不能發現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必然導致原本構成犯罪的行為也不能受到應有的處罰。認為成年婦女與不滿14周歲的幼男發生性交的行為不成立猥褻兒童罪的觀點與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樣具有罪刑法定主義觀念的前提下，隨著解釋能力的不斷提高，司法機關必然能夠充分挖掘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預料的行為也能涵攝在刑法條文所規定的犯罪構成之中，實現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趨勢是否意味著刑法與法治的退步？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筆者認為，非犯罪化的進步，並不等於刑法的進步，更不等於法治的進步。事實上，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會容忍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相反總是採取某種措施禁止、制裁這種行為；在法律內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為，總會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則，就沒有社會秩序與國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機關根據實體刑法與法定程序實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將大量的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在刑事訴訟之外由非司法機關處理，則存在兩個重大問題：其一，雖然從總體來看，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措施，但行政處罰完全可能重於較輕的刑罰。「在實際效果上遠甚於刑罰的行政制裁相當嚴重，將這種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機關裁量的話，就會違反保障程序公正的憲法精神。」

[34]其二，相當多的法益侵害行為，也不一定由行政機關依照行政法處理，而是採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徑，這便更加違反了法治原則。當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為主流趨勢的時代，司法機關同時應避免重刑主義，應當積極地推進刑罰的輕緩化。換言之，隨著社會的發展，雖然刑法的處罰范圍可能越來越寬，但刑罰的處罰程度應當越來越輕。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應呈頹勢
與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間很小，應當呈現頹勢。

[35]
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分則對犯罪構成的規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經基本上將國際社會所稱的微罪與部分輕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實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規定的犯罪大抵相當於國外刑法規定的重罪的情況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幾乎不可能。西方國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現為對無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已將單純違反倫理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國刑法並沒有規定通姦、亂倫、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經充分實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體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沒有很大空間。換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經嚴格限制了處罰范圍的情況下，刑事司法沒有理由進一步限制處罰范圍。正因為如此，刑法第3條前段的規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為如此，我國刑事司法機關不應當盲目進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訴率；還因為如此，在行為符合法定犯罪構成的前提下，濫用刑法第13條但書宣告無罪的現象，應當杜絕。

㈦ 中國有幾次刑法修正案各自生效的時間

截至到2018年，《刑法》共有十次修正案。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一），自公布之日即1999年12月25日起開始施行。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8月31日起開始施行。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12月29日起開始施行。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自公布之日即2002年12月28日起開始施行。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自公布之日即2005年2月28日起開始施行。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自公布之日即2006年6月29日起開始施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自公布之日即2009年2月28日起開始施行。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我國刑法的完善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刑法修正案，對現行刑法中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的有關條文，通過全國人大予以修改、補充，加以完善。刑法修正案是指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對刑法條文的修改和補充。

刑法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是刑法修正的前提和基礎。刑法修正案，作為對刑法條文的具體修正，與現行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