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總綱
A.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刑法有什麼改變
唐律的刑法原則 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一起犯法的區分帶頭犯罪和跟從犯罪;兩罪以上一並發生,以重罪者罰;再犯加重刑罰;知情者要揭發;否則當同罪;老小傷殘減免刑罰;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內容 1、第一篇:是關於刑罰種類及它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為《唐律疏議》的總綱,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 五刑--即笞(讀痴)( 用滕條打)、杖(用棍打)、徒(讀side)( 搬到偏遠地方)、流(放逐到邊關)、死(即死刑)。 十惡--謀反、謀叛、謀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八議顫知、請、減、贖、官當、免等都是各級官僚的法律特權。 2、第二篇衛禁: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 3、第三篇職制: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 4、第四篇戶婚: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 嚴格保護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權 嚴禁脫戶漏口、逃避賦役 維護封建的婚姻家庭關系--離婚以七出、義絕為條件;財產繼承採用諸子平分制,貴族身份的繼承權只屬於嫡長子孫。 5、第五篇扣庫: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 6、第六篇擅興: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 7、第七篇賊盜:是關於保護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 以謀反、謀大逆、謀叛罪嚴懲危害封建政權及皇帝特權的行為。 嚴懲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對盜罪作了明確規定--強盜、監守自盜 嚴禁買賣人口 8、第八篇斗訟:是關於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 9、第九篇詐偽: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 10、第十篇雜律: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 *** 方面的犯罪。茄埋消 11、第十一篇捕亡: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 12、第十二篇斷獄: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2006-11-15 19:30:28 補充: 我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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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問江蘇省公務員考試 A卷考公文寫作么
A卷按以往來說是不考公文寫作的,不過會有公文知物團虧識;
刑事和民事訴訟法好像不考 只考刑法或氏民法總綱 不過行政訴訟法是必考的,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法律,什麼合同法行政復議法 處罰法 公司法。。。你自己挑重要的看看罩神吧
C. 民法通則、刑法、民事訴訟法與保障的權利之間有什麼關系
民法通則:保障了民事權利
刑法:保障公民合法權利不受國家非法侵犯的作用
民事訴訟法:從訴訟程序上保障公民通過司法獲得救濟的權利。
我不確定,自己剛好在寫這個......
其他的不用了吧?
D.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什麼區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寬森家根本大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母法,是一切法律的襲悉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拍巧乎之一,是關於制定什麼是犯罪以及對於犯罪如何處罰的法律。是 部門法之一。
E. 盜竊行為的認定
一、本罪的概念和特徵
(一)概念
華律網
它是指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
(二)本罪的四個主要特徵
1、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本罪侵犯的對象是公私財物,即國家、集體所有或者公民個人所有的各種財物。這里的「財物」,具有以下特點:(1)財產本身必須是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的物品。(2)從財物的形態上看,主要是有形的物品,但盜竊電力、煤氣、天然氣、熱氣、冷氣等雖屬無形財產,因其本身既有經濟價值,又有使用價值,而且能為人們所掌握和控制,因此亦構成盜竊罪。(3)人們能夠控制和享有。否則,即使具有經濟價值,而不能為人們所控制,也不能視為盜竊意義上的財產,例如無線電波等。但是,盜竊他人長途電話帳號、盜接他人通信線路,造成損失,數額較大的,也應以盜竊罪定罪余型處罰。刑法第265條就明文規定,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即盜竊罪的規定定罪處罰。(4)一般是動產。不動產不能成為本罪的對象,但與不動產可以分離,而又不喪失原物價值的附著物,如盜竊房屋上的瓦、門、窗,土地上生長的零星樹木、莊稼、果實等,仍可成為本罪的對象,數額較大的,也應構成盜竊罪。(5)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盜竊某些特定的對象,構成其他犯罪的,應按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處罰。如盜竊槍支、公文、證件、印章等,因此應根據刑法關於盜竊這些特定物品的具體規定分別定罪處罰。
2、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盜竊的行為。
盜竊公私財物必須是「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即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或者是個人盜竊數額雖不夠「較大」,多次盜竊的行為也構成本罪。所謂「數額較大」,「數額較大,」以1000元為起點。對於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3、本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構成本罪。
4、本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非法佔有」是指將公私財物竊離原來的場所或使之脫離物主的控制,而實際置於行為人的控制之下。至於非法佔有是為了自己,為了第三人,還是為了小集體,均不影響盜竊罪的成立。盜竊罪的故意內容是:行為人明知其所要竊取的是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的財產,其竊取行為必然會給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造成經濟損失,但為了達到自己非法佔有的目的,而希望這種結果的出現。可見其故意內容包括三層含義:(1)行為人明確地意識到其竊取行為的對象是他人的財物,即不屬於自己的公私財物;(2)行為人明知其竊取行為會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而故意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3)行為人在其主觀故意的支配下,對實現其非法佔有目的的行為方式——秘密竊取作出明確的選擇。我國憲法總綱、刑法總則第2條,將保護公私財產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加以規定。社會實踐表明,侵犯財產的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佔的比例最大,其中盜竊罪案件所佔比例也呈上升趨勢。盜竊行為的多發性,盜竊手段的多樣性,盜竊發生的隱蔽性等,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二、對本罪的認定
(一)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
主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
1、盜竊罪與一般盜竊行為的罪限。其區分有數額和次數兩個可供選擇的標准,只要具備了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其中之一的,就構成盜竊罪,否則,只是一般違法行為。
一般說,個人盜竊數額達到「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就可以成立本罪。然而實際中盜竊案件的情況十分復雜,其發案數屬刑事案件之首。為了正確把握罪與非罪的標准,在審理盜竊案件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認定盜竊罪的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慶毀和》第6條的規定,一方面盜竊公私財物接近「數額較大」的起點,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1)以破壞性手段盜竊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的;(2)盜竊殘廢人、孤寡老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的;(3)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具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另一方面盜竊公私財物雖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並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3)主動投案的;(4)被脅迫參加盜竊活動,沒有分贓或者獲贓較少的;(5)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2、把盜竊自己家裡或近親屬財物的行為與社會上的盜竊罪區別開譽盯來。這里所指的「盜竊自己家裡」的財物,主要指偷竊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的財物,也包括偷竊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親屬的財物。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的財物和非近親屬的財物不等於本人的財物,但又與非共同生活的其他人的財物有所區別。這里所指的「盜竊近親屬」的財物,是指盜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近親屬」的財物。所謂「近親屬」,按照我國刑訴法第82條第6項的規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由於行為人與近親屬之間存在著特殊的關系,因此,在處理這類盜竊案件時應當有別於社會上普通盜竊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4項規定:「偷竊自己家裡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但是,如果行為人盜竊惡習太深,屢教不改,盜竊數額巨大,甚至勾結外人共同盜竊家庭及親屬財物,嚴重影響到家庭及親屬安寧,家庭其他成員或者被害親屬堅決要求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行為人誤將公私財物當作自己的財物拿走,或未經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或私自挪用代為保管的他人錢物,用後歸還等情況,因不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不構成盜竊罪。
(二)正確認定既遂與未遂
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界定,對於定罪和量刑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盜竊未遂,談不上數額較大,實際社會危害性也很小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而不構成犯罪;但是如果以珍貴文物等重要的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盜竊對象,因其社會危害性大,也應認定盜竊罪(未遂)。
在區分標准上,應堅持以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否齊備為標准,但在有些情況下,盜竊罪既遂與未遂較難區分,這就需要一定的標准。在具體把握上筆者贊成「失控說」,即應當以盜竊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是否使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失去了對該財物的實際控制,區分盜竊罪的既遂與未遂。凡是由盜竊的財物已經脫離了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的實際控制,即為既遂;如果竊取的財物實際仍在財物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之下,即為未遂。因為盜竊罪是對公私財物所有權的侵犯,盜竊行為人通過其所實施的盜竊行為,使公私財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了對公私財物的合法控制,才能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有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項的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如潛入銀行金庫、博物館等處作案,雖未得逞,因盜竊目標數額巨大,盜竊目標極為重要,一旦盜竊得逞,會使公私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屬於情節嚴重的盜竊犯罪,應當追究其盜竊罪(未遂)的刑事責任。
F. 關於偷盜行為是依據什麼判決的
內容提要]
我國憲法總綱、刑法總則第2條,將保護公私財產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加以規定。社會實踐表明,侵犯財產的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佔的比例最大,其中盜竊罪案件所佔比例也呈上升趨勢。盜竊行為的多發性,盜竊手段的多樣性,盜竊發生的隱蔽性等,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不安定的因素,對社會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地起到懲罰犯罪、預防犯罪的目的,新《刑法》將1979年刑法規定在一個條文中的盜竊、詐騙、搶奪罪分為三個獨立的條文,在第二百六十四條對盜竊罪從定罪到量刑檔次都作了明確規定。這樣,不僅使社會上客觀存在的盜竊犯罪受到應有的制裁,而且更有利於我們同盜竊犯罪作斗爭,從而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和公序良俗。
[關鍵詞] 盜竊 概念特徵 認定 刑事責任
一、盜竊罪的概念和特徵
(一)概念
它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
(二)盜竊罪的四個主要特徵
1、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本罪侵犯的對象是公私財物,即國家、集體所有或者公民個人所有的各種財物。這里的「財物」,具有以下特點:(1)財產本身必須是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的物品。(2)從財物的形態上看,主要是有形的物品,但盜竊電力、煤氣、天然氣、熱氣、冷氣等雖屬無形財產,因其本身既有經濟價值,又有使用價值,而且能為人們所掌握和控制,因此亦構成盜竊罪。(3)人們能夠控制和享有。否則,即使具有經濟價值,而不能為人們所控制,也不能視為盜竊意義上的財產,例如無線電波等。但是,盜竊他人長途電話帳號、盜接他人通信線路,造成損失,數額較大的,也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65條就明文規定,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條即盜竊罪的規定定罪處罰。(4)一般是動產。不動產不能成為本罪的對象,但與不動產可以分離,而又不喪失原物價值的附著物,如盜竊房屋上的瓦、門、窗,土地上生長的零星樹木、莊稼、果實等,仍可成為本罪的對象,數額較大的,也應構成盜竊罪。(5)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盜竊某些特定的對象,構成其他犯罪的,應按刑法分則的有關規定處罰。如盜竊槍支、公文、證件、印章等,因此應根據刑法關於盜竊這些特定物品的具體規定分別定罪處罰。
2、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秘密竊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多次盜竊的行為。具體講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兩個要件:
(1)行為人實施了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秘密竊取」是指行為人採取其主觀上認為不會被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經手人發覺的方法,暗中竊取,從而取走財物。如溜門撬鎖、翻牆越窗、潛入室內等竊取財物。其主要特徵有:首先,秘密竊取是指取得財物時沒被發覺,暗中進行。如果取財是在暗中進行的,但將財物竊取到手後被發現,爾後公開攜贓逃跑的,仍應定盜竊罪。如果是使用騙術,轉移被害人的視線,在其未發覺的情況下竊取財物的,也應定盜竊罪。其次,秘密竊取是針對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而不是指其他人。即使竊取財物被其他人發現,但只要是乘被害人不知覺取走財物的,仍為盜竊罪。最後,秘密竊取是行為人自以為沒有被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發覺。如果行為人在竊取財物時,事實上被害人已經發覺,但以為是秘密而將財物竊走的,仍構成盜竊罪。如果行為人當時明知被害人發覺,繼續將財物取走的,行為已具有公然性,因而應定為搶奪罪。
秘密竊取,是盜竊罪的本質特徵,也是其區別其他財產性犯罪的關鍵。
盜竊罪與搶劫罪這一侵犯財產性犯罪就有明顯區別。刑法第269第規定,犯盜竊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按照搶劫罪定罪處罰。依照刑法第263條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直接危害財物所有人或者經手人、看護人、保管人,公然劫掠其控制下的財物的行為。兩罪在主觀方面、主體方面是相同的,最大的區別就正表現在犯罪的客觀方面,即:盜竊罪是在財物控制人不備的情況下,以秘密竊取的方式將其財物拿走,因而表現出行為的秘密性;而搶劫罪則是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直接從財物控制人手中劫取財物,所以表現出行為的強制性、公開性和當場性。對於盜竊轉化為搶劫的,則應特別強調搶劫犯罪的「當場性」,即行為人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人身強制方法的當時、當地就劫走或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兩個行為當場完成,一般沒有時間間隔。因為搶劫行為是同時地、不可分割地侵犯了財產所有權和人身權這兩個客體。但對「當場」的理解不能過於狹窄,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與取得財物之間雖持續一段時間,也不屬於同一場所,但從整體上看行為並無時間間斷的,也應認定為當場取得財物。當然,就具體的案例還得對「當場性」進行深入的分析。
再如,盜竊罪與詐騙罪這一侵犯財產的犯罪也有明顯的區別。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二者在侵犯的客體、犯罪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都是相同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犯罪的客觀方面。從客觀上看,盜竊罪的行為是秘密竊取他人佔有的財物,這竊取是使用非暴力脅迫手段,違反財物佔有人的意志,將財物轉移為自己或第三者佔有。而詐騙罪首先要求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從而使被害人陷入錯誤的行為。欺詐行為使對方陷入錯誤,對方產生的錯誤認識也是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所致,即使對方在判斷上有一定的錯誤也不妨礙欺詐行為的成立。在欺詐行為與對方處分財產之間,必須介入對方的錯誤認識。如果對方不是因為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產,就不成立詐騙罪。在一般情況下,盜竊罪與詐騙罪之間,只要嚴格按照各自的犯罪構成標准進行界定,並不難區分。但是,社會現象錯綜復雜,有些犯罪行為人在盜竊犯罪活動中可能有欺詐行為,有些犯罪分子在詐騙活動中也有秘密行為,判定其犯罪活動是詐騙罪還是盜竊罪,主要是看行為人非法佔有財物時起關鍵作用的手段是什麼,如果起關鍵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竊取,就應定盜竊罪;如果起關鍵作用的手段是實施騙術,就應定詐騙罪。
又如,盜竊罪與侵佔罪亦是侵犯財產性質的犯罪,二者卻也有明顯的區別。刑法第270條規定,侵佔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將自己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或者將他人的遺忘物、埋藏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還的行為。盜竊罪與侵佔罪的主要區別表現在客觀方面。侵佔罪在客觀上表現為將自己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或將他人的遺忘物非法佔有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行為。拒不交出,即包括承認本人獲取遺忘物而不交出,同時還包括拒不承認獲取了他人的遺忘物而不交出,也包括將自己合法持有的他人財物非法轉歸自己所有,拒不退還。盜竊罪與侵佔罪的區分,在理論上不難理解,但司法實踐中卻容易混淆.侵佔與盜竊是兩種不同的行為。侵佔的特點是某一財物不在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而非法據為己有,而盜竊的特點是採取秘密竊取的手段將處於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的財物據為己有。因此,某一財物是否已經不在他人控制之下,就成為區分侵佔罪與盜竊罪的關鍵。
(2)盜竊公私財物必須是「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即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或者是個人盜竊數額雖不夠「較大」,多次秘密竊取的行為也構成本罪。所謂「數額較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98年3月26日《關於盜竊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中的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500元至2000元為起點。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第1項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為「數額較大,」該條第2款還指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上述數額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的標准。關於被盜物品數額的計算方法,參照上述高法1998年3月10日的司法解釋第5條的規定計算。所謂「多次盜竊,」根據上述高法的司法解釋第4條的規定,對於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新刑法的這些規定,比1979年刑法對盜竊罪單純數額犯的規定更為合理。同時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152條規定的慣竊罪,但補充規定了多次盜竊構成犯罪不受數額的限制。故在司法實踐中,只能將慣竊行為作為情節嚴重的盜竊罪的一種情形加以考慮。刑法的這一修改,改變了原刑法構成盜竊罪只能單純以數額為標準的缺陷,對打擊數額雖未達到較大標准,但多次盜竊的行為將起到積極作用。
3、本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構成本罪。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雖然根據1979年刑法的規定可以構成慣竊罪,但1997年刑法取消了慣竊罪罪名,因此,不滿16周歲的人實施了盜竊行為不構成犯罪。
4、本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並且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不具有這一特定目的,不能構成本罪,如未經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用畢後即歸還的,因不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故不構成本罪。「非法佔有」是指將公私財物竊離原來的場所或使之脫離物主的控制,而實際置於行為人的控制之下。至於非法佔有是為了自己,為了第三人,還是為了小集體,均不影響盜竊罪的成立。盜竊罪的故意內容是:行為人明知其所要竊取的是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的財產,其竊取行為必然會給國家、社會、集體或他人造成經濟損失,但為了達到自己非法佔有的目的,而希望這種結果的出現。可見其故意內容包括三層含義:(1)行為人明確地意識到其竊取行為的對象是他人的財物,即不屬於自己的公私財物;(2)行為人明知其竊取行為會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而故意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3)行為人在其主觀故意的支配下,對實現其非法佔有目的的行為方式----秘密竊取作出明確的選擇。
淺析盜竊罪 二、對本罪的認定
(一)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
主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
1、盜竊罪與一般盜竊行為的罪限。其區分有數額和次數兩個可供選擇的標准,只要具備了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其中之一的,就構成盜竊罪,否則,只是一般違法行為。
一般說,個人盜竊數額達到「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就可以成立本罪。然而實際中盜竊案件的情況十分復雜,其發案數屬刑事案件之首。為了正確把握罪與非罪的標准,在審理盜竊案件時,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認定盜竊罪的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的規定,一方面盜竊公私財物接近「數額較大」的起點,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1)以破壞性手段盜竊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的;(2)盜竊殘廢人、孤寡老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的;(3)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具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另一方面盜竊公私財物雖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並具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3)主動投案的;(4)被脅迫參加盜竊活動,沒有分贓或者獲贓較少的;(5)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2、把盜竊自己家裡或近親屬財物的行為與社會上的盜竊罪區別開來。這里所指的「盜竊自己家裡」的財物,主要指偷竊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的財物,也包括偷竊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親屬的財物。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的財物和非近親屬的財物不等於本人的財物,但又與非共同生活的其他人的財物有所區別。這里所指的「盜竊近親屬」的財物,是指盜竊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近親屬」的財物。所謂「近親屬」,按照我國刑訴法第82條第6項的規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由於行為人與近親屬之間存在著特殊的關系,因此,在處理這類盜竊案件時應當有別於社會上普通盜竊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4項規定:「偷竊自己家裡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但是,如果行為人盜竊惡習太深,屢教不改,盜竊數額巨大,甚至勾結外人共同盜竊家庭及親屬財物,嚴重影響到家庭及親屬安寧,家庭其他成員或者被害親屬堅決要求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盜竊罪與買贓自用的界限。與盜竊事先並無通謀,為貪圖便宜或者方便,明知是贓物而購買自用的,應無償追繳贓物,買主不構成犯罪;但買贓自用情節嚴重的,也可以按銷贓罪定罪處罰。確實不知是贓物而購買自用的,應由罪犯承擔損失,買主不構成盜竊罪,也不構成窩贓罪或者銷贓罪,因為其行為不具有犯罪的性質。
4、行為人誤將公私財物當作自己的財物拿走,或未經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或私自挪用代為保管的他人錢物,用後歸還等情況,因不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不構成盜竊罪。
(二)正確認定既遂與未遂
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界定,對於定罪和量刑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例如,盜竊未遂,談不上數額較大,實際社會危害性也很小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而不構成犯罪;但是如果以珍貴文物等重要的數額巨大的財物為盜竊對象,因其社會危害性大,也應認定盜竊罪(未遂)。
在區分標准上,應堅持以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是否齊備為標准,但在有些情況下,盜竊罪既遂與未遂較難區分,這就需要一定的標准。在具體把握上我贊成「失控說」,即應當以盜竊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是否使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失去了對該財物的實際控制,區分盜竊罪的既遂與未遂。凡是由盜竊的財物已經脫離了公私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的實際控制,即為既遂;如果竊取的財物實際仍在財物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之下,即為未遂。因為盜竊罪是對公私財物所有權的侵犯,盜竊行為人通過其所實施的盜竊行為,使公私財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了對公私財物的合法控制,才能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有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項的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如潛入銀行金庫、博物館等處作案,雖未得逞,因盜竊目標數額巨大,盜竊目標極為重要,一旦盜竊得逞,會使公私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屬於情節嚴重的盜竊犯罪,應當追究其盜竊罪(未遂)的刑事責任。
三、本罪的刑事責任
(一)根據刑法第264條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下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一)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上述所謂「盜竊金融機構」,是指盜竊金融機構的經營資金、有價證券和客戶的資金等,如儲戶的存款、債券、其他款物,企業的結算資金、股票,不包括盜竊金融機構的辦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財物的行為。該《解釋》第9條第3款規定了「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主要是指盜竊國家一級文物後造成損毀、流失,無法追回;盜竊國家二級文物三件以上或者盜竊國家一級文物一件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2、流竄作案危害嚴重;3、累犯;4、造成其他重大損失的。該《解釋》規定了上述「數額巨大」的標准,一般是指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數額特別巨大」一般是指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
至於「其它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問題,該《解釋》第6條第3項規定,盜竊數額達到「數額較大」或者「數額巨大」的起點,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別認定為「其他嚴重情節」或者「其他特別嚴重情節」:1、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在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2、盜竊金融機構的;3、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4、累犯;5、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6、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款物,造成嚴重後果的;7、盜竊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的;8、造成其他重大損失的。
(三)共同盜竊的審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審理共同盜竊犯罪案件,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對被告人分別作出處理:1、對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當按照集團盜竊的總數額處罰。2、對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共同盜竊的數額處罰。3、對共同犯罪中的其他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盜竊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新刑法與舊刑法的差異,最主要體現新刑法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在對盜竊罪進行修改時限制了死刑的范圍。1979年制定的刑法,對盜竊罪沒有規定死刑,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於嚴打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對盜竊罪增加了死刑的規定。實踐證明,增加死刑規定,對於打擊盜竊犯罪,震懾犯罪分子發揮了作用,但實踐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用得不盡適當,適用面偏寬偏大,產生了一些副作用。針對這些情況,新刑法嚴格限制了死刑的適用范圍,即除第264條規定的兩項情形外,對盜竊罪的最高刑只到無期徒刑。
不法得財或得物。在訴訟詐騙中,被欺騙的只有法官而已,被害人本身非常清楚事實的真相,是不會被欺騙的。行為人是利用法官手中的公權力,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這就與通說對詐騙罪的描述有了些許的差別,被害人對財產的處分不是基於錯誤認識,而是迫於公權力的壓力。有學者這樣解釋訴訟詐騙:「欺詐行為的對方只要求是具有處分財產的許可權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財物的所有人或佔有人。」④筆者同意這個觀點。欺騙的目的是獲得財物,無論被欺騙的人是否是財物的所有人或佔有人,只要具有處分該財產的許可權或地位,行為人的目的都能夠實現,這與直接欺騙財物的所有人或佔有人並取得財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例如:甲經常出入超市,發現購物者付款後,總是丟棄發票或收據。某日,甲在超市撿起婦女乙的購物收據,要求乙把所購之物交還,乙怒斥,與甲爭吵。超市召警,警察無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購物品給甲,因為甲有購物憑證。事後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不法獲得財物。有學者認為,甲成立盜竊的間接正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處理事端時,對於乙形成心理壓力而交出財物。乙在此種情況下交出財物,沒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壞,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詐欺罪,是因為乙的「內在的自由意思決定」被破壞,交出財物不是處分財產。⑤筆者認為,本案的情況類似於訴訟詐騙。甲和乙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僅憑甲手中的購物憑證,乙是不會交出財物的,也就是說,甲的欺詐行為對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甲利用了毫不知情的警察。雖然在本案中,警察沒有權力決定財物的歸屬,但是在人們的心目中,警察是公權力的代表,警察的介入或多或少都會對當事人產生一定的心理壓力,乙為了避免招惹麻煩,即使明知事情的真相也只有無奈的交出財物。問題的關鍵在於乙交出財物的行為是否是對財物的處分?「處分」應當如何理解?該學者認為,不構成詐騙罪的理由是,乙的「內在自由意思決定」被破壞,交出財物是迫於警察造成的心理壓力,而不是乙自己的自由意思決定,這種交出財物的行為不是對財產的處分,因此也就不成立詐騙罪。處分權是所有權四項權能中的一項,它的行使攸關財產的命運,傳統民法認為這一權能只能由所有人自己行使,非所有人不得處分他人的財產。處分財產作為一種民事法律行為,要求行為人做出這一行為時其意思表示是真實的。本案中,乙交出財物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迫於心理壓力不得不做出違背自己意願的行為,因此,乙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實的,其「處分」行為是無效的。筆者認為,處分行為有效要求的是意思表示真實,只要當事人對自己交出財物的法律後果有清楚的認識,並且基於這個清楚的認識交出了財物,那麼他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實的,處分行為也是有效的。本案中,盡管乙處分財產的行為是由於警察的介入而被迫做出的,不符合其內心情感,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因為乙對自己的行為是在處分財產是有清楚的認識的,並且自願做出了處分的行為。如果像該學者所說的,在面臨心理壓力情況下所做的決定是「內心自由意思決定」被破壞的決定,是無效的,那麼所有的法院裁決,行政裁決的執行都是無效的。因為糾紛的處理結果必然損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糾紛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自己遭受利益的損失,在執行有損自己利益的裁決時都是被迫的、不情願的,即「內心的自由意思決定」被破壞,在這種情況下的處分行為豈非都是無效的?其實,只要對處分行為及其所帶來的法律後果有清楚的認識,並且基於這個認識做出了處分行為,哪怕這種處分是有違內心情感的,都應該認為意思表示是真實的,處分行為是有效的。總之,關鍵不是「願不願意」,而是「知不知道」,當然,「知道」的前提是對事實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認識。在對處分行為沒有認識時,如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其處分行為無效。行為人從沒有處分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那裡取得財產的,因為被害人沒有處分行為,所以行為人取得財產的行為與盜竊無異,只成立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