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國躍刑法
總體來說，刑法好考一點，西南政法大學的侯國躍教授說，刑法的難度只是民商法版的0.3倍，在外面，大多數刑權辯律師都在刑法領域挺全能，但是民事方面的律師，大多隻是在婚姻家庭、或物權、或公司法、或知識產權等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有建樹，民商法是個大集合。並且最近民商法挺熱門的，而且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民商法將會更熱門。（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取決於其法律體系中民法與刑法的比例）
當然了，這個分學校，人大刑法的研肯定比二本學校的民商法的研要難考多了。
Ⅱ 未滿16周歲不予處罰
法律主觀：
刑事責任年齡，是指法律所規定的行為人對自己實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會行為負刑事責任必須達到的年齡。刑事責任是實施犯罪行為的法律後果，又是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成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我國刑法規定，承擔刑事責任的一般年齡界限是年滿16周歲以上的人，即凡年滿16周歲的人，實施了刑法規定的任何一種犯罪行為，都應當負刑事責任。根據刑法規定，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只有犯刑法規定的幾種特別嚴重的犯罪時，才負刑事責任;對於不滿14周歲的人來說，實施刑法規定的任何犯罪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這就是說，不滿16周歲的人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外，是不構成犯罪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因不滿16周歲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的，也存在教育和矯治的問題，因為這種行為畢竟給社會造成了危害，行為人在思想觀念、道德觀念上需要教育、矯治，這既是對社會負責，也是對行為人本人負責。因此，刑法規定，對於因不虧猜滿16周歲不予處罰的，應當責令他的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根據刑法規定，對於因不滿16周歲實施刑法規定的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的，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即主要靠未成年人的家長或者其監護人加強教育、管理，該未成年人的家長或監護人應當認真負起責任，對子女嚴格要求，加強對子女的教育，特別應重視在法制、紀律、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二是在必要的時侯，由政府收容教養，這是針對有些家長或監護人難以對未成年人進行管教或有其他一些特殊原因等所作的規定。比如有的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殺人、防火、爆炸等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並且習性頑劣，家長或監護人根本就管不了，放在社會上，可能繼續造成危害，同時也不利於對其本人的教育和挽救，也有的未成年人因為是孤兒，或家庭中的一些特殊情況，家長或監護人難以落實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銷凳型，因此需要政府採取措施，進行管教。政府收容教養，即由政府有關部門依法將這樣的未成年人收容起來，在特定場所進行教育，對於尚未完成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政府應當保證其繼續接受義務教育，並且應當重點加強法制、紀律、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和訓練，使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法律客觀：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粗型，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 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Ⅲ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Ⅳ 刑法老人指的是多大年紀
法律分析：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之一 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九條 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審判的時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Ⅳ 我國法律老人年齡
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
隨著社會老齡化的日益加重，中國的老年人越來越多，所佔人口比例也越來越高，2010年我國老年人口（≥65歲）占總人口比重8.9%；2011年我國老年人口比重達9.1%；2012年我國老年人口比重達9.4%。截至2014年底，我國8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2400多萬，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人。
贍養老人的不是單以父母的年齡來確定的，而是要綜合子女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擁有贍養父母的能力和父母是否有勞動能力或者生活困難來確定。
目前中國沒有關於老年人什麼年齡能獲得子女贍養權的規定，或者說，子女從什麼年齡開始，需要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的年齡規定。但我國法律規定，對於無勞動能力、生活困難的老年人有權要求子女履行贍養義務，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費用。
自古以來，矜老恤幼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刑事立法的角度來看，我國97年刑法就明確規定了對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護，相比對未成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規定，老年人犯罪卻無相關規定。《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創建了新中國刑法對老年人從寬處罰的規定：一是規定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老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而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二是規定年滿七十五的老人如果符合緩刑的條件一律要適用緩刑，沒有例外；三是規定對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老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老人多大年齡不負刑事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16周歲以上是完全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之一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九條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審判的時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Ⅵ 從《法經》到《宋刑統》中國法典在編纂體制上經歷了哪些重要變化
當前位置>>重點分析>>《法經》的主要內容和其歷史地位
五、《法經》的主要內容和其歷史地位
公元前5世紀，魏文侯重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改革。李悝總結了春秋末期以來各諸侯國立法司法的經驗，結合魏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的法典。
《法經》是一部"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其中《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的法律；《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穩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法經》內容、篇目、體例、結構雖然比較簡單，但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以"法治"思想為指導，參考、總結、吸收前代各個政權的立法經驗，集中代表了當時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法經》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體而言：
1．從律典結構來看，《法經》以嚴懲盜賊罪為核心，根據罪名類型、辦捕程序、量刑標准等各項不同內客分立篇目，其中已有總則與分則、實體法與程序法、刑事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等各方面內客，首次創立了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篇章體例結構，為後世各代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從立法宗旨來看，《法經》為維護君主專制集權制度，鞏固地主階級統治，保護人有權為核心的社會制度，首次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立法原則。它把直接侵犯官私財產所有權與人身安全、危害地主階級政權及社會秩序的盜賊罪視為最嚴重的犯罪，作為嚴厲打擊的重點對象，開創了後世各代立法的根本精神。
3．從法律內容來看，《法經》貫徹重刑主義法制原則，沿襲夏商西周五刑制度，不惜動用殘酷的肉刑、死刑和族刑連坐等嚴刑峻法制度的發展方向。
總之，無論律典體例、篇章結構、立法宗旨、內容實質等各個方面，《法經》都成為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標志，對後世二千多年的各代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法經》作為中國古代成文法典之原始源頭，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
也有學者認為《法經》的歷史地位表現在：
1．《法經》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基本原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標志著中國古代的立法技術已開始走向成熟，成為後世立法的模式。
2．《法經》的出現有利於司法的統一，便於司法官准確適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經》的出現有利於立法的系統，使立法活動在兼顧歷史沿革和橫向聯系的科學環境中進行，避免重復和抵牾。
4．《法經》將實體法（《盜法》《賊法》《雜法》）和程序法（《因法》《捕法》）大致區分開來，有利於按客觀規律指導法律實踐活動。
5．《法經》的出現，有利於法律文獻的整理、修訂、解釋和研究。
《宋建隆重評定刑統》的簡稱，它是我國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國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所謂「刑統」，是按照新的體隸編纂的刑書，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條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
宋朝沒有像唐、明清那樣的律典名稱，這是一個特例，宋朝只有相當於唐律的《宋刑統》。
由於在宋朝和唐朝之間有了一個混亂的五代十國，所以宋朝繼承的法律名稱沒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後周的「刑統」名稱，結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統》。後來，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不過，《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竟然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是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制定
宋朝的立法活動，始於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當時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等人奏請朝廷建議修訂法律，得到朝廷同意後，由竇儀等人主持其事。次年編成《宋建隆重詳定刑統》，並於同年八月「謨印頒行」，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首部刊版印行的法典。
內文
《宋刑統》的體例，仿照唐末的《大中刑律統律》、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而制定。
其律文只是《唐律疏議》的翻版，除「折杖法」外很少變動。但其收集了唐朝開元二年（714年）到宋朝建隆三年（962年）近150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根據需要選出209條（包括「起請」32條）附於律文之後，與之並行。這是《宋刑統》與《唐律疏議》的重要區別。其篇目，仍與唐律一樣，共12篇、502條，不過在每篇下設有「門」，合計213門。
修改
《宋刑統》自頒布以後，雖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數次修改，但改動很少，正如《宋刑統·序》說「終宋之勢，用之不改。」
但該書原刊本已失傳，現行的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國務院法制局刊印的重校范氏天一閣本。
在漢朝如果遇到法律無有關規定，同時又無適當判例可以比照時，可以《春秋》經義附會法律作為斷案的依據。這一制度是漢武帝時董仲舒所創，受到朝廷的重視。
2.女徒顧山
漢代專為女犯設立的贖刑，女犯定罪判決後可以釋放回家，但每月必須出錢三百由官府僱人到山上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應服的勞役。
3.《九章律》
漢高祖時蕭何制訂，共九篇。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又吸收了秦律，增加了《戶律》、《廄律》、《興律》三篇，合為九篇，故稱《九章律》，這是一部綜合性的法典。
4.親親得相首匿
允許一定范圍的親屬之間對於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謀隱匿。漢律規定，卑幼匿尊親長，不負刑事責任；尊親長首匿犯死罪的卑幼，雖應處刑，但可以請求減免，首匿犯一般罪的卑幼也不負刑事責任。
5.通行飲食罪
指給農民起義軍通情報、當向導、供給飲食。漢律嚴格鎮壓此種行為，犯者處死刑。
6.見知故縱之法
官吏看見或知道有人犯法，特別是看見或知道「盜賊」在活動，則必須舉告，不舉告即為故縱；官吏對應判刑的罪犯，則必須判刑，不判刑者也為故縱。見知故縱者與罪犯同罪。
7.決事比
以類似的法律條文和典型案例來比照斷案法。西周、秦、漢乃至以後的封建王朝都廣泛採用這種做法。
8.上請制度
唐律規定的一項保障貴族官僚封建特基本原則。指貴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無權審理，須先奏請皇帝裁斷，以使其予以減刑或免刑。
9.約法三章
這是漢朝最早的立法，劉邦進入咸陽與秦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10.魏律
三國時期魏國一部主要法典。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陳群、劉劭等增刪漢律而成，在漢九章律的基礎之上增加九篇，並改漢之具律為刑名，列於全律之首。
11.晉律
晉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泰始律》），晉武帝泰始三年完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推行全國的法典。晉律以漢律、魏律為基礎，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條。
12.北齊律
25.御史台
中國古代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西漢時稱之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東漢光武帝時改稱「御史台」。唐代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長官，御史中丞為次官，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設侍御史若幹人，負責糾彈中央百官，並負責參與大理寺的審判活動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殿院設中侍御史若幹人，負責糾彈百官在宮殿中違法失禮之事，並巡視糾察京城及朝會、相等。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主要負責監察地方官吏。宋、元沿襲唐制，繼續稱御史台。明初改御史台為「都察院」，清沿明制，御史台之名遂廢。
26.三司推事
又稱三司會審，中國古代三法司（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書？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後世的「三法司」之稱即源於此。漢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為三法司。明、清兩代從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難案件，由三法司會同審理。
27.宋刑統
Ⅶ 我國法典立法技術的發展
（一)法典化的淵源和法典化的興起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Ⅷ 論述西周的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析
馬克思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 刑罰的輕、重，緩、急，最終決定於犯罪行為對統治關系的威脅程度。這個道理早在我國奴隸制鼎盛時期的西周初年，已被當時統治者階級所覺察，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制定的禮律條令中。
奴隸主階級的聖人周公旦，為鞏固和加強奴隸主階級對廣大奴隸的階級專政，總結歷史經驗，主持制定了內容十分廣泛的《周禮》。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闡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的刑法思想。這就說明了統治者階級在適用刑罰上的寬、嚴，輕、重，是依照當時、當地的階級斗爭形勢的緩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況，而由他們審時度勢予以決定的。當然，這些記載只是他們對其國家社會所處時代的盛衰，治亂形勢的直觀認定而確立的刑政方針。逮及周穆王時代所制定的《呂刑》中，他們就把它看作是適應形勢適用刑罰的一種常規了，並從刑法理論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論證和說明。《呂刑》規定「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大意是說，對於刑罰的適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輕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講根據不同時期犯罪的不同情況，應當依照客觀形勢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輕重的刑罰，使其符合於各個不同時期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正確執行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區別有分析地去適當用刑，以求得安定社會秩序的一致需要。這種思想和制度，既是對刑罰適用的歷史總結，又反映出適用刑罰的客觀規律性。自其形成以後，即受到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視。
「刑罰世輕世重」，最早見之於《尚書》中的《呂刑》。《尚書》也稱《書經》，它系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該書據傳是由春秋時儒家創始人孔子編選而成。可見這一刑罰思想無疑首先為儒家所肯定和繼承。孔子在進一步闡發這種思想時，就明確點出了時代的形勢條件。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把這一刑法思想說得有因有果，變化有律，同時，孔子還以「有張有馳」的道理說明了隨時應變的客觀需要。他講：「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里所講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適時用刑的基本原則。
戰國時法家代表商鞅據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並以歷史事實論證了應時變法的道理。他講：「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苟況則提出：「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他甚至還提出了：「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的罪刑相適應的主張。故而他認為：「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征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 至於在什麼形勢下用輕刑，在什麼形勢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獨特見解。但對「刑罰世輕世重」的規律，在認識上同他人卻是一致的，而且還指出了刑殺犯罪者的目的，不限於只對本人的懲治，要重在懲「其未也」，以預防犯罪，不能忽視對他人心理影響的一般預防。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更全面地闡發了這一刑法思想。他講：「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 「嚴刑則民親法」，「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反之，「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這就是說，明智的統治者，要考慮到根本，不要隨心所欲，目的在給人民以利益。統治者制定刑法，不是為了厭惡人民，而是愛民的根本。刑罰嚴厲了，人民都會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無從產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並無什麼常規，為了治理好社會而定法設刑。法律要能隨時代的需要而變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當時犯罪情況相適應，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時代變了治理國家的法律不變，那就會出亂子，即使善於治理眾人的人，如果不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設禁懲罪，那也是會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統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隨時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罰的輕重應當以能夠治理好國家而適時採用。可見，韓非把「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明確闡發為：一方面立法要適應形勢，做到「法與時轉則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適應形勢，達到「治與世宜則有功」。
道家老、庄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勢的發展，有隨時應變的思想。他們主張本「天理」定刑法，規范人群，順其自然。
經過春秋戰國法學鼎盛時期「百家爭鳴」和秦王朝「專任獄吏」、「嚴刑苛法」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中國歷史上各代統治者都把「刑罰世輕世重」思想，作為其「法治」精神的經典加以運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隨時應變者，又都受到這一規律的懲罰。
漢朝統治者有鑒於周初採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的刑政方針，取得了「成康之治」的歷史經驗，同時又根據漢初百姓久苦秦時嚴刑苛法的客觀現實，遂即實行簡法輕罰和「省約煩苛」的刑政策略，也獲得了載諸史冊的「文景之治」。在這中間，刑罰適時，無疑是他們鞏固統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漢政治家賈誼及時作出了「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的歷史總結。就是偏安中國一隅的蜀漢，由於其丞相諸葛亮能審時度勢，實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齊，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終於也得到了「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治理效果，實現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安定局面。
漢儒董仲舒認為「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建議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家輕視刑法的思想影響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標榜。晉朝葛洪尖銳地予以批駁：「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莫不貴仁而無能致純仁以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 在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的階級社會里，單憑講「仁」勸善，不可能解決你死我活的反對統治關系斗爭的犯罪問題。歷史事實表明：「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 可見，治與亂的關節，以賞罰分明為急。治理國家的人沒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卻有亡國的法律和治國的法律之分，其區別就在於刑賞「有分」或者「不分」。這里的「分」字，主要是講，當刑則刑，當賞則賞；反之，即為「不分」。然而就治亂急務之一的刑罰來講，還有個世輕世重之分，重刑地與非重刑地之分，某種罪重與某種罪輕之分一這就是說，處刑的輕重都是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唐朝白居易說得好：「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 所以宋朝變法人王安石在闡明其變法主張時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他還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這就是說，國家的治理，有賴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執行，又有賴於善於審時度勢的執法人。只有全面實現了這兩個條件，才能收到實際的治理效果。
縱觀中國古代刑法史，「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是厲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離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變化因時」，在治理國家上都或長或短地出現過所謂太平盛世。同歷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樣，唐太宗李世民認識到在立法設刑上有「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言用刑輕重失其序，則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義，他們」刪煩除細，改重就輕「，刑」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這對於盛唐之初的」貞觀之治「實不無促成作用。與此相反，秦王朝一味嚴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細「，又一世而終。南北朝時南宋梁武帝蕭衍銳意儒雅，專精佛教戒律，標榜」仁政「，輕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訓免，王侯人家橫行不法而不為罪，結果法紀廢弛；自食其果。
歷代統治者有鑒於歷史上這些經驗教訓，在鞏固其階級統治的過程中，在立法設刑和審判活動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堅持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法原則，並結合其當時當地階級斗爭的特定形勢，推行了一套相應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罰制度。同時，又由於階級斗爭形勢具有時起時伏、此起彼伏和某個時候或某個地區某種犯罪比較突出的復雜情況和種種特點，決定了刑罰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種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時而變化的。此外還有法不變而刑政變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在相國蕭何的贊助下，鑒於當時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約法三章」，「省約煩苛」，簡法省刑，取悅民心，文、景時代達到了史稱的大治。到了漢武帝時，劉徹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擊斷的刑制。隋文帝楊堅初得天下，有鑒於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駭」的歷史教訓，實行改革，刪除酷刑，「輕刑慎罰，」「疏而不失」，以輕代重，「取適於時」。隋煬帝楊廣繼位，他基於農民起義對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嚴刑」，又實行「天下盜賊巳① 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慮囚」之制，貞觀時代又有「縱囚」之舉，可謂寬緩輕刑。但到武則天統治時期，卻文重用酷吏，濫施刑罰，不問罪行輕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稱嚴苛重刑。
宋、明兩代，則與上述情況不盡相同。他們在建國之初，即實行重刑政策；但刑罰世輕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國長期割據之後建立起來的一個統一封建王朝。邊境未靖，斗爭激烈，它「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時弊」。宋徽宗趙倍統治時期，在刑罰適用上又「改重從輕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贓論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結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懲元縱弛」，一開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綱紀」，「懲創奸頑」，嚴懲朋黨和貪污犯罪。但後來他又告誡其太孫朱允炆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繼位後即諭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規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行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專「務宗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時宜，律、例並重，創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簡，因時制宜」，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則指導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濫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現。有法不用，群情激憤；民不畏死，革命興起，結束了清朝的一代統治。
二、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這有兩種形式：
其一，借鑒西周刑用「三典」的歷史經驗，北宋統治者基於「禍起於輦轂之下」和包拯《請速除京東盜賊》的奏摺，遂確立了「重法地」的刑罰制度。據此，凡在「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處罰。宋仁宗開始只規定以京城開封諸縣為限，後來把「重法地」逐步擴大到幾乎半個中國。清王朝基於民族岐視和壓迫的基本國策，公開推行漢、滿異制的刑罰制度。滿人犯罪，照例折罰，日滿開釋，或賠償了事；漢人犯罪，則不分情節，重刑懲治，甚至按照姓氏滅族，株連無辜。逮及其末年，他們又以「地方不靖」為名，在人民革命興起的地方，授命督撫大吏，先斬後奏，「明正典刑」。
其二，歷代封建統治者，從戰國時魏國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經》六篇開始，就「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刑罰重點打擊的對象，一直是盜賊犯罪。及至南北朝時北齊在其刑律中，總結出危害封建統洽最嚴重的犯罪十種，名曰「重罪十條」，作為他們刑罰打擊的重點。在歷史進入隋、唐以後，封建統治者更把這「重罪十條」明定為「十惡大罪」，雖遇赦猶除名，故稱「十惡不赦」。除此「謀危社稷」的「十惡」之外，歷朝各代還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輕罪法。秦朝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漢朝有《輕侮法》，宋朝有《盜賊重法》。史稱唐、明合制，但其刑罰輕重，卻也不盡相同：「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盜賊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則明律又較唐律為重。」 明初還嚴懲貪官，「詔犯贓者無貸」；清末為鎮壓革命，凡「沿及國變，而就地正法」。
這都是「刑罰世輕世重」思想，在我國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變而刑政即政策變的「刑罰世輕世重」制度
一部中國刑法發展史充分證明，「法因時變」是絕對的，它通行於古今和各地，不僅各國（指諸侯國）有各國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韻律，就是每一個朝代的法律也是極少始終不變的。而且變則盛，不變則衰。唐初及時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貞觀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隨之而進入盛唐。「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當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關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為一部死法，終致成了清朝統治由盛變衰，由衰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法律乃是治國安民的章程，統一人們言行舉止的行為規范，又不宜更改、變動過於頻繁，而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否則，朝令暮改，春定秋變，人們將無從措手足，也不利於鞏固對社會的統治。所以「不變」，只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個條件不是別的，就是「適於時」。對此，歷代統治者和法律家都採用過一些辦法，以解決這對變與「不變」的矛盾。其具體辦法歸納起來，也有兩種。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以皇帝的詔、誥、敕、令和諭旨等法律形式去解決法律對形勢的應變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自從有了成文法以後，是歷代統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種辦法，並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詔、諭大赦等作法，許多朝代都曾採用過。但也有法外從詔的，例如，宋朝的「御筆手詔，」就是一種突出的表現。不過以「其所自斷，則輕重取捨，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變亂舊章」的惡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絕對的穩定，則以例文來彌補律文不能應變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見之於《尚書??呂刑》：「上下比罪」和《禮記??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則定例修文，附於律文之後。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個創舉，制定了一部不同於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規定：「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議定罪名，議定奏聞。」他們在辦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據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見（現）行則例》。以後，又把《則例》並入《清律》，成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區別是：「律一成不變，例則逐年增刪。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猶日星然，縣（懸）諸天壤，而不易。例則如躊躔度次舍之運行。或日易焉，或歲改焉。故天道五歲而一旋，星家於是有置閏之法；律例亦五歲而一輯，法家於是有增修之文」。其審判機關在具體辦案中，就可以遵照 「蓋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則有曲折輕重，非可以概論者也。是故斷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則因時而變通」 的精神，結合當時當地具體情況的需要，對具體案犯論罪科刑。
律和例區別既定，例文隨時應變以適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執行的結果則勢必出現：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漸成空文，而例則越來越繁雜、紊亂。其中有前後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還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這樣就不是「刑罰世輕世重」，而成時輕時重和忽輕忽重了。結果是：一片混亂，法制盪然。正如恩格斯所說，「法令與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 這是清朝統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顆苦果。
總上史實說明，「刑罰世輕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要求的。只有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有區別地制定和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效地發揮刑罰作為社會自衛手段的積極作用，推動社會前進，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寧。如果刑罰不能隨時應變，以過時之法治新形勢下之世，不僅無效，往往適得其反，這在我國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晉朝明法掾張斐就曾說：「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故在辦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便……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這些歷史經驗的總結，都是值得重視的。但同時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確指出的那樣，「刑法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為 「時輕時重」，朝令夕改，那也於治理不利。可見，刑罰世輕世重，古今歷來如此。其規律是：法隨時變，刑與勢宜。其方式：或以地別，或以罪異。其方法：或時移法變，用敕令、諭旨以節制刑罰；或律守一定，而例則隨時變通，使刑罰的適用，同犯罪情況和形勢需要相適宜。就是說，刑罰的輕重要適應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從時代的差異上表現出輕重不同的刑罰。這是斗爭的需要，用刑的規律。運用得好，國家則治；運用不當，社會則亂。它是我們從中國四千多年的階級斗爭史中可以看到的一個治與亂的變化脈絡。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聖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為治」 這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規律所決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