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典條件
1. 商事行為的商事行為概述
商事行為是大陸法系國家商法中的特定概念。商事行為是相對民事行為而言，絕大多數商事法律關系的設立、變更和終止都是通過商事行為實現的。商事行為相對於民事行為的獨特性也是商法得以從一般民事法律中獨立出來，自成體系之原因所在。商事行為與商主體密切相關，二者共同構成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制度的基石。
大陸法系國家對商事行為的認定有不同標准。以法國商法為代表的商事行為主義認為，應根據客觀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來判定是否屬於商事行為，以德國商法為代表的商主體主義則認為，判斷商事行為應根據行為主體的身份，即主體中是否雙方或一方是商人；以日本商法為代表的折中主義綜合前二者的主張，認為判定商事行為既應根據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也應結合考慮行為人的身份。
在我國，商事行為不是立法上使用的概念，而是商法理論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人們對商事行為的概念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商事行為是「商事主體依據自己的意志，為追求資本增值依法所實施的各種經營活動」；有的學者認為商事行為是「商主體所從事的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行為」；有學者認為「商事行為是商事主體設立、變更、終止商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行為，事實上即屬於商事主體的對外經營行為」；也有的學者認為，商事行為是商人資本經營的行為，是商人為了確立、變更或終止商事法律關系而實施的行為。台灣學者張國健先生則認為，「商事行為，系與民事行為對立，商事行為，須受商法法典及其特別法、習慣法支配，並以營利為目的，及與其有關之一切行為語言。」這些觀點或傾向於商主體中心主義，或傾向於商事行為中心主義，或采折中主義，各不統一。
本書認為，商事行為是商主體以營利性為目的，旨在設立、變更或消滅商事法律關系的經營性行為。商事行為是商主體所為的行為，與商主體這一特定身份相關，非商事主體不得從事商事行為。商事行為是商主體在商事經營中所為的行為，它具有商事經營這一特定的經營屬性，非商事經營的行為，即使由商主體所為，也不屬於商事行為。商事行為旨在設立、變更或消滅商事法律關系，該行為同一定的法律規范相聯系、受法律規范調整，其性質由法律所確定。 商事行為具有民事行為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民商分立的國家，民法有一般規定，商法有特殊規定，商事行為的特徵就在於其與一般民事行為的差異。這是由商事活動與一般民事活動的不同決定的。
（一）商事行為是以營利為目的的行為。
營利性是商法的基本特性，同時也是商事行為的基本特性之一。商事行為的營利性主要應從行為的目標來考察，而不在於行為的結果，行為結果是否盈利不能成為判斷商事行為成立與否的依據。
在實踐中，對營利性的判斷一般採取推定原則。一是根據主體來推定。當行為主體為商人時，通常推定其行為具有營利性。如《日本商法典》第503條第2款規定：「商人的行為推定為為其營業而實施的行為。」二是根據行為來推定，即根據其行為的客觀目的和商事習慣等來加以確定。
（二）商事行為是經營性行為。
經營性是商事行為區別於一般民事行為的重要特徵之一。經營性是指行為人的營利行為具有反復性、不間斷性和計劃性的特點，表明主體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連續不斷地從事某種性質相同的營利活動，具有職業性。大陸法系多數國家商法均規定，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一般民事主體偶爾從事營利活動，不屬於商事行為。經營性活動是一種重復性的、經常性的活動，履行了商事登記的行為可以推定為商事行為，具有經營性特徵。
（三）商事行為是商主體所為的行為。
商事行為是商主體這一特定主體所從事的行為。某一主體要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商事行為，就必須具有特定的商事行為能力，主體的行為能力對於行為的有效性起著決定性作用。這一特徵在不同國家的商法中表現不同。在採取嚴格商人法原則的國家中，民事主體必須通過商事登記等合法手段獲得商事行為能力；而在採取嚴格商事行為法原則的國家中，商法實際上認可民事主體在民事行為之外，同時具備商事行為能力，因而非經商事登記的主體從事的營業行為也應受到商法規則的支配。
正是由於商事行為具有上述不同於一般民事行為的特徵。因此大多數國家的法律將商事行為從一般民事行為中獨立出來，以商法特有的規則對其加以調整規制。 （一）單方商行為與雙方商行為
這是以行為當事人是否均為商主體為標准進行的劃分。
1．單方商事行為。也有的稱之為「混合交易行為」，是指行為人一方為商主體而另一方為非商主體所從事的交易行為。最常見的例子如商店與消費者之間的商品買賣行為，銀行與顧客之間的存貸行為。對於單方商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各國商法的規定不盡相同。大陸法系一些國家認為，單方商行為本質上仍屬於商事行為，應當受到商法的統一調整。如《德國商法典》和《日本商法典》均規定，當事人一方實施商事行為時，本法適用於雙方。而法國、英美法系國家則認為，單方商行為是商事行為與一般民事法律行為的結合，商法中有關商事行為的規定只適用於商主體一方，其相對人則適用民法中的規定。
2．雙方商行為。是指行為人雙方均為商主體所從事的營利性營業行為，如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的商品銷售行為。雙方商主體是商自然人或商法人不影響該商事行為的成立。雙方商行為直接適用商法，各國法律和實踐中在此基本不存在爭議。
對單方商行為與雙方商行為作出區分的意義在於使商法對不同商事行為區別規定。如果當事人的一方不屬於商人，那麼，商法的立法和實踐中應適當考慮其在交易中的弱勢地位，從而給予一定的傾向性保護，實現雙方當事人在實質意義上的公平。
（二）絕對商行為與相對商行為
此以行為的客觀性質和是否附加條件為標准進行劃分。
1.絕對商行為。.又稱「客觀商行為」，它是指依照行為的客觀性和法律的規定，當然屬於商行為的行為，而不必考慮實施該行為的主體是否是商人。它具有客觀性和無條件性，不以行為主體是商人和行為採用營業方式為條件，凡是商法明文規定的，一律認定為商事行為。它是確立商人概念的基礎。按照大多數國家商法的規定，票據行為、商業證券行為、保險行為和海商事行為等均屬於絕對商行為。絕對商行為通常是由法律列舉限定的，不能作推定解釋。
2.相對商行為。又稱「主觀商行為」、「營業商行為」，是指依行為人的主觀性和行為自身的性質而認定的商事行為。它以行為主體是否為商人以及行為是否具有營利特性為認定要件，只有在行為主體是商人或行為具有營利性時，才能認定為商事行為。當行為主體或行為目的不符合法定條件時，其行為僅構成一般民事行為，適用民法的一般規定。
絕對商行為和相對商行為將同類行為中的營利性商事行為與非營利性民事行為區別開來，體現了商法的特別法屬性。
（三）基本商行為與附屬商行為
此以商事行為在同一營業活動內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的不同進行劃分。
1.基本商行為。指直接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的商事行為。基本商行為包括絕對商行為和相對商行為。由於絕對商行為和相對商行為在整個商事交易行為中屬於基本形式，且符合商事交易行為的基本要求，故稱其為基本商行為。
2、附屬商行為。又稱「輔助商行為」，是相對基本商行為而言，指在同一商事營業內雖不具有直接營利性的內容，但卻能起到協助基本商行為實現營利目的的輔助行為。如，廣告行為、代理行為等。但對此概念近年來，有新的解釋和理解，即不把附屬商行為固定化，而根據特定商事主體的經營內容確定其行為的附屬性，把主營業務理解為基本商行為，把兼營業務理解為附屬商行為。如，對於零售商來說，銷售是基本商事行為，而倉儲和運送則是其附屬商事行為。而對於承運商來說，運送為其基本商行為，而原材料購買則是附屬商行為。
（四）固有商行為與准商行為
此以法律對商事行為的不同確認方式為標准進行劃分。
1.固有商行為。也稱作「傳統商行為」、「完全商行為」或「純然商行為」，是指依據法律規定或法律列舉可以直接認定的商事行為，它包括絕對商行為和固有商人的營業商行為。
2.准商行為。又稱「推定商行為」、「非固有商行為」，是指擬制商主體所實施的經營性商事行為。這種商事行為往往不能直接根據法律的規定來加以確認，而必須通過事實推定或法律推定來確認其行為性質，如非商事主體所從事的信息咨詢服務等。
2. 商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商法基本原則如下：
（1）強化商事組織原則。強化商事組織原則要求提高企業素質和完善企業結構。我國軍工企業在改革中存在著很多障礙。於是針對我國的國情，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應遵循強化商事組織原則。
（2）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從兩個方面體現，一個是商事交易主體的地位平等，一個是誠實信用。
（3）促進交易迅捷原則。主要體現交易簡便，短期時效，定型化交易規則三個方面。
（4）維護交易安全原則。維護交易安全原則在商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商法典條件擴展閱讀：
商法的一般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
一、強化企業組織。
1、提高企業素質。主要依靠兩套法律機制，一是企業融資和確保企業財產基礎的法律機制，二是實現企業優勝劣汰和實現資產優化組合的法律機制，如破產、重整、兼並制度。
2、完善企業結構。包括完善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和協調企業內部關系。
二、提高經濟效益。
1、商法保護產權，主要體現在界定產權和維護其權威上，包括在產權受侵害時，給予及時，充分的救濟。
2、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著可以低成本地進行交易，從而提高經濟效率。破產法對維護信用有積極的作用。
三、維護交易公平。
就是要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主要體現為平等原則和誠信原則。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權原則、禁止內幕交易等，體現了平等原則。董事對公司的忠實義務、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等，體現了誠信原則。
四、保障交易安全。
3. 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條件
適用國際商事慣例的條件與方式
通用國際商事慣例的條
國際商事慣例只有符合一定的先決條件才能得以適用，但是，必須符合哪些條件，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分歧。
當事人協議選擇
如前所述，國際商事慣例得以存在和為人們所遵守的基礎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其適用當然必須經有關當事人雙方協議選擇。一般地，只有當事人選擇的國際商事慣例才對當事人有拘束力。有學者認為，這是國際商事慣例適用的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國際商事慣例可以因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同意有瑕疵（如因錯誤或被脅迫欺詐而同意適用）而無效。不過，這只是一般情況。有時候，未經當事人協議選擇，國際商事慣例也可能被適用。這主要發生於下列兩種情況：一是默示推定適用。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第2款規定：「除非另有協議，雙方當事人應視為已默示地同意對他們的合同或合同的訂立適用雙方當事人已知道或理應知道的慣例。」據此，即使當事人沒有協議選擇，但只要當事人沒有明示排除，仍然可以將國際商事慣例適用於有關當事人的合同關系。二是國內法強制適用。有的國家已將某些國際商事慣例移植到國內法中，從而在這些國家，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了法律的普遍約束力。這樣，不管當事人協議選擇與否，在這些國家，特定的國際商業交易都必須適用特定的國際商事慣例。
公共秩序問題
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是否必須以不違背公共秩序為先決條件，學者們觀點不一。
有的學者主張以公共秩序限制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中國《民法通則》和《海商法》對此作了肯定。我們認為，國際商事慣例是在長期的國際商業交往實踐中形成的世界通行做法，它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採納，因而各國立法均未見有以公共秩序排除國際商事慣例適用的規定。中國以公共秩序限制國際商事慣例適用的規定與外國沖突法立法例相對照，實屬惟一的一例。而且，依中國有關法律規定，只有中國法律和中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時，才可以適用國際商事慣例。那麼，以公共秩序排除有關國際商事慣例以後，中國將適用什麼作為裁判的依據呢？在中國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過程中，中國法律的空白點還很多，在立法中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應有的法律地位是完全必要的，而對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作不合理的限制必然會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不良影響。因此，對中國立法中以公共秩序排除國際商事慣例的規定應進行深入研究後再決定取捨。
合理性問題
對這一條件，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發展中國家以國際商事慣例片面反映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為由，主張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應以其合理性為先決條件。但是，西方國家反對這種主張，認為國際商事慣例都是合理的。這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擴大和限制國際商事慣例適用的兩種不同態度。
法定的適用順序
除上述條件外，中國《海商法》第268條第2款、《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對國際商事慣例的適用還有一個限制條件，即中國法律和中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沒有相應的規定，否則，不予適用。這實際上為國際商事慣例在中國的適用設定了一個先後順序，即國際條約、國內法、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前兩種規范不能適用時，國際商事慣例才有被適用的機會。《瑞士民法典》第1條也規定：「如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日本商法典》第1條也規定了類似的適用條件。
4. 國際商事慣例的構成條件
國際商事慣例是在長期的商業或貿易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用於解決國際商事問題的實體法性質的國際慣例。它具有以下特點： 國際商事慣例（一）經過長期反復的實踐而形成 早在11世紀，地中海沿岸各國的商人團體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即開始自行制訂一些規約，即所謂商人法，這種商人法就是商人們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習慣做法。這種習慣做法一開始只流行於一定的地區和行業。隨著國際商業的不斷發展，其影響不斷擴大，有的發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圍內通行。 （二）被許多國家和地區認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嚴格地講，任何一種國際商事慣例，都不是以正式國際條約這種國家之間的協議法形式出現的，而是由地區、行業、國際組織（通常是民間組織)或商業團體把國際商業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習慣做法歸納成文，給予明確的定義和解釋，公布於天下。國家對國際商事慣例的認可，即意味著國家賦予它任意性法律的性質。 （三）具有確定的內容，針對性很強 目前，世界上普遍適用的國際商事慣例基本上都是成文的，大都是由某些國際組織或某些國家的商業團體根據長期形成的商業習慣制訂的，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規定，內容十分確定，是判定有關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解決有關當事人的爭議，處理索賠、理賠案件的重要依據。 （四）是任意性而非強制性的規則，運用起來十分靈活 盡管國際商事慣例被許多國家和地區認可，具有普遍適用性，但不同於國際條約之於締約國及其國民，也不同於國內法中的某些強制性規定，它對有關國家和國民不具有當然的法律約束力，也就是說它不具有直接的普遍法律約束力。通常，只有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適用某些慣例時，當事人才受該慣例的約束，該慣例才對該當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它仍處在不斷的發展演變之中，而且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和國際民商事交往的飛躍發展，其變化速度在加快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徑 國際商事慣例不是國家立法，也不是國際條約，不具有當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須經過國家的認可。國家認可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間接和直接兩種途 國際商事慣例徑。 1.間接途徑 這種途徑是指國際商事慣例通過當事人的協議選擇而間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國際商事慣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徑。在國際合同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為世界各國普遍承認。這樣，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就因法院地國或仲裁地國承認當事人的選擇而被間接地賦予法律效力。這一途徑已為一些國際條約所規定。 2.直接途徑 直接途徑不以當事人協議為條件而是直接通過國內立法或國際條約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法律約束力。 (1)國內立法的規定。《日本商法典》第1條規定：「關於商事，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商習慣法，無商習慣法，適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條規定：「本法無相應規定時，法官應依據慣例。」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條都規定，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此外，美國《統一商法典》明確規定採用國際貿易中普遍承認的原則和慣例。特別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將《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全盤移植到其國內法中，賦予其國內法上的普遍約束力。 (2)國際條約的規定。1964年《國際貨物買賣統一法》第9條第2款撇開當事人的協議，直接認可慣例的約束力：「當事人還須受一般人在同樣情況下認為應適用於契約的慣例的約束。」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8條第3款規定：「在確定一方當事人的意旨或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應有的理解時，應適當地考慮到……當事人之間確立的任何習慣作法、慣例和當事人其後的任何行為」，從而直接認可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效力。 （二）國際商事慣例法律效力的表現形式 國際商事慣例取得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取決於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具體規定，各國國內法和國際條約的規定可歸納為三種情況： 1.契約性效力 一般說來，有關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都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所謂契約上的效力，是指國際商事慣例只有在當事人同意適用時才對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即國際商事慣例的拘束力源於當事人適用該慣例的合意。它是相對於具有強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9條就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契約上的效力，而不是強制性拘束力。這種契約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過國內法和國際條約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承認而間接賦予的。 2.強制性效力 如果一個國家通過立法賦予國際商事慣例以普遍約束力，該國際商事慣例就有強制性效力。《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國內法的效力。還有些國內法和國際條約雖未將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全盤移植，但也對其效力作了強制性規定。在上述情況下，國際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於法律的規定，不再需要藉助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當事人是否協議選擇，已取得了等同於國內法效力的特定國際商事慣例都必須適用，其效力是強制性的。 3.替補性效力 有些國家的國內法確定了國際商事慣例的替補性效力，即在有關國內法和國家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對有關事項未作相應規定時，適用特定國際商事慣例填補其空缺。
5. 商主體的界定
各國由於立法理念的不同，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沒有形成統一的標准。 （一）法國。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該法典第一條明確規定：商人者，以商行為為業者。這一規定強調了商主體資格對商行為的依存，創立了通常所說的規制商主體的客觀主義原則。
（二）德國。德國舊商法仍以商行為來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國新商法典則確立了「商人中心」原則，其第1條第1款規定：「本法典意義上的商人是指從事商事經營的人。」它以商人構成要件來界定商主體，而不管商主體以何種類型出現，將商人分為法定商人、注冊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為，商人為之適用商法，其他人為之則適用其他法律。這確立了規制商主體的主觀主義原則。
（三）日本。日本現行商法典第四條規定：「本法所謂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義，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人。」它以行為標准為核心，兼顧名義標准和職業標准，一方面從一定的行為自身性質將其視為商行為，另一方面又列舉出另外一些行為，僅在特定條件下視為商行為，並將行為人視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為被監護人進行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營業活動時，經過登記的，可以認為是商人。這種做法融合了客觀主義原則和主觀主義原則，因而被稱之為折衷主義原則。
（四）美國。美國《統一商法典》對商主體沒有嚴格限定，范圍很廣，第2-104條規定：「商人是指從事某類貨物交易業務或因職業關系以其他方式表現其對交易所涉及的貨物或做法具有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人。也指僱傭因職業關系表明其具有此種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代理人、經紀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標准中，以日本商法典為代表的折衷主義原則將概括主義與限制列舉主義有機結合，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較為合理，為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我國在制定商法典時也應以折衷主義為界定商主體概念的原則。此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適合現實需要，因此我國在立法時應統一使用「商主體」這一概念。
6. 商法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現今的中國，是一個倍受歡迎的字眼。經過長期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壓抑，經歷建國初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式的遏制商業時期以及長期計劃經濟時代後，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包括商業在內的第三產業，民眾對「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國現實中，實在是承受著太多的神話，彷彿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靈了。在法學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樣是很熱門的一個話題。
本文對商法的學習研究，不僅僅是因為商法的熱門，更多的是緣起於學術上對商法性質定位等問題的爭論：如學者普遍認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學者否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認為商法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商人習慣法，從一開始就和民法毫無關系[2]；大部分的學者贊成商法並非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而有的學者主張商法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或者說是眾多法律部門中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4]。此外，對於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問題也是爭議的焦點。本文試圖通過對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現實中著實混亂。與之相關的有商法、商人法、商業法、商事法、商貿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盡管在《論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經作了詳細的辨析和論述，但是在此還是有必要進一步強調。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謂商人法，是「中世紀期間有關商人、商業事務的習慣法規和原則的總稱。」[6]因此，商人法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概念，是對歷史上形成的商人習慣法的總稱。相對來講，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於法律部門的劃分爭議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們認為商法是「傳統上指與民法並列，並互為補充的部門法，即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7]或者是「規范商人、商業組織和商業行為的特別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首先，商人法是一個歷史上的概念，更為准確的稱謂應該是商人習慣法，而商法是一個現實的法典意義上的概念，其最為本質的特點就是直接或者間接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因此，如果嚴格按照法的定義來講，商人法是習慣法而不是法，因為其沒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這一結論可以從後文對於商人法的發展歷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質精神是不同的。從我們對商人法的歷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產生和發展，無不貫穿著實事求是、務實創新的精神。由於歐洲中世紀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響，致使商業行為不被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認可，商業活動無法獲得當時的既有法律保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商業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個歐洲大陸的復興，需要有調整商人活動的規范，因此商人自發的從羅馬法的萬民法中尋求依據，並且直接適用到中世紀的商業活動中。這種活動完全是有了客觀的需要以後才發掘相應的制度，是一種客觀的活動。
但是與商人法這種客觀需要而產生的活動相反的是，商法的產生可以說是一種主觀的活動，缺乏客觀的現實基礎。盡管在關於商法特點的論述中都提及商法規范的技術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靈活性和適用的廣泛性，但是考察商法產生的現實，其就是拿破崙為了解決軍火供應中經常出現差錯而影響其軍事活動的問題，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拍腦袋」法典。因此，法國商法典從一開始就不是從社會需要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花，其到現在雖幾經修改，但只有數十條有效的條文。從這一情況中我們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說僅僅是個別人主觀活動的產物，並不是社會發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業法
在外文的翻譯中，我們經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詞，此外還有Commercial Law。對於這兩個詞語的准確翻譯，應該是這里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
應該說商法是大陸法系的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國家中，並不區分法律部門，因而沒有法律部門劃分意義上的商法的概念，而僅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達的意思應該是與企業或者經營有關的法律。如果說將其翻譯成為商事法還勉強說的過去，可以理解為與商業事務有關的法律，翻譯成商法則是一種認識上的誤區。考察英美法國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發現其中不僅規定了大陸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組織的內容，更多的是關於反托拉斯法、稅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內容，甚至包含了不動產和共有、遺囑、信託、知識產權等內容，完全不是大陸法系所說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強行的將Business Law與商法對應，則更多的情況下是會產生誤解的。所以應該用商貿法的概念來表達Business Law，同時也區別商業法。
商業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國也是一個不太准確的概念，因為我國使用商業法實際上是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的概念。「商業法通常指計劃型經濟商業法」，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商業立法。其立法的范圍僅限於國內商業，其內容與傳統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規定：（1）商業的作用和地位；（2）商業的基本任務和目的；（3）國家對商業工作的領導和監督；（4）商業行為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指導下進行；（5）維護消費者的利益。」[10]從其內容可以看出商業法和商法的內容迥異。商業法在實質意義上應該是以產業政策法為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再者，對於Commercial Law的翻譯，有的稱之為「商業法」，而有的直接稱為「商法」。對商業法的概念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分析，不再贅述。而對於將Commercial Law翻譯成商法的做法，有一點是必須要澄清的。現在有的學者將美國的《統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稱為商法，並且將其作為商法法典化的例證，[11]這是一種誤區。盡管在翻譯上我們可以籠統的稱為「商法典」，但是就連這些學者自己都承認美國統一商法典「內容、體系與法、德、日等大陸法國家各異其趣」，怎麼可以僅憑名稱的類同而就簡單的認為其是商法？事實上，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內容龐雜，既包括了商業票據、銀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證、艙單、提單和其他所有權單據、投資證券等，又包括了貨物銷售（主要是關於合同的內容）、擔保交易的內容，實則是關於商貿法規的總匯，而絕不是像某些學者稱贊的那樣是「現代商法產生的標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確了商法的相關概念，進一步對於商法的考察，自然離不開對商法產生的歷史進行考察。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商法的歷史中得到很多內容，直接論證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問題。無論是主張商法在現代社會中還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商法典的論點，還是主張商法在現代泛商化情況下逐漸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體化的論點，都會從歷史上商法產生的原因和現實生活的角度出發進行考察的，只不過其對於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會有不同的結論。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考察歷史，然後回頭看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同時我們希望能夠不再依託於法學教材中對商法發展的歷史陳述進行分析，因為我們發現法學領域中對其的論述，大體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們希望能夠借用歷史學考察的結論對這一過程作更為明晰的考察。同時，由於對這一過程的歷史考察是一個極為宏觀的視角，因此必須借鑒社會學的分析研究方法，更為明確的說就是使用社會結構理論進行指導。
（一）從歷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產生和發展
論及到近代商法的產生，通行的觀點認為是商法起源於十一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各個自治城市。這個時間是處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統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極其盛行的時期，怎麼會產生與封建法和教會法格格不入的商法，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
由於歷史的原因，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到七世紀伊斯蘭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這個原來「羅馬帝國的內陸湖」從東南西三面被封鎖，歐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紀時期。「七世紀伊斯蘭教擴張造成的地中海封鎖，必然使上述商業活動迅速衰落。八世紀中的商業停頓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維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時趨於衰落。當然，羅馬的城市還在繼續存在，因為他們是教區行政的中心，……不過，這些羅馬城市已經失去了經濟的重要性與市區行政的意義。」[13]無論是試圖從地中海北岸少數的朝聖者經過地中海到麥加朝聖的行為，還是在北海、波羅的海附近的海盜活動證明這個時期的商業存在，都是徒勞無益的。「從各種觀點來看，九世紀以後，西歐在本質上是一個農業社會。」[14] 與這個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就是封建勢力、教會勢力的昌盛，而商業在這個社會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但是從上面的記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歐洲中世紀城市可以分為教區行政、市區行政和經濟區三層意義。
但是商業的沖動是人類抑制不住的，在經歷了數個世紀的商業消亡以後，地中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商業活動都在九世紀以後慢慢復興，這種復興活動從南北兩部刺激著西歐大陸的商業活動，而最早的商業復興還是來自於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發源地。
無論最初的商人是怎麼出現的，由於歷史材料的缺乏難以准確的回溯，但是有一點事實是可以知道的：根據Norman J.G. Pounds的估計，在1050年，西歐商人階級數量達到幾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數量竟達到幾十萬人。[15]在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商人作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繼續活躍的經濟，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顯現出一絲人類文明曙光，但是其發展是經歷了千辛萬苦。主要的表現就是：
第一，商人在經濟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財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地位，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由於中世紀歐洲的社會結構主要是依據城市為主的農業社會，所以城市生活對於人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進行商業活動、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說的作為教區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沒有商人生存的環境。但是商人並沒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創造了商業場所，並由此演變成為商業城市。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為封建或者宗教的勢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說有時封建或者宗教勢力還需要依靠這些商人的幫助：一方面教會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從商人處得到，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的分裂狀況也不容許封建勢力過多得干預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這些自治城市中如魚得水，飛速的發展起來。
第二，在意識形態上，歐洲中世紀教會法是禁止牟利行為的，這對商人的打擊是巨大的。在奧里臘克的聖·格臘爾的傳記中記載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會的道德標准和商業行為是不能相容的：聖·格臘爾從羅馬進香回來，在帕維亞遇到一些向他兜售東方貨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機將他在羅馬購買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給商人，並且說明了是花多少錢買來的。商人們祝賀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為他們認為同樣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錢。格臘爾責備自己欺騙了賣主，立即將差額寄回去，因為他不願意貪便宜而犯貪婪的罪過。[16]
商業行為謀取商業利益是違背教會法的，因此商人在經營商業的活動中在意識上並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銀行家和投機家的遺囑中都說明了應該對那些曾經受他們欺騙的窮人賠償並且將他們的一部分產業捐贈給教會。如康布雷主教記載的魏令波爾的故事：魏令波爾和一個富商的女兒結婚，並且將富商的經營大為擴充，他包攬了一個城門的稅收，而且自己花錢修築了橋梁，但是在死後還是將自己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教會。[17]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宗教宣揚的最終審判中得到赦
7. 什麼是商主體
商主體在傳統商法中又稱為商人。是指依據商事法的有關規定，參加商事活動，享有商事權利並承擔相應義務的自然人和法人組織。作為商人應當具有商法上的資格或能力，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營業性商行為，並能獨立享受商法上的權利和承擔商法上義務。學者們在概括商主體概念時，往往強調其主體的基本特徵，認為商業主體者，乃指商業上權利義務所歸屬之主體也 。商主體也就是各種商事活動的參加者和商事法律關系的當事人。然而，現代各國商法在對商主體概念作法律概括時，往往並不注重商主體的外部特徵，而更加強調構成商主體的實質性條件。也就是說，法律上通常要求商主體必須以持續地從事某種營利性商行為作為其基本構成條件，並規定凡是以從事特定的商行為作為其經常性職業的個人或組織 ，均可依法定程序成為商人。 與早期商法不同，在現代的商人法或商習慣法中，商人(商主體)概念並不具有非常確切的法律含義，也並不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被加以保護。1808年的《法國商法典》率先廢除了以商人為標准界定商法內容的舊的商人法原則，而代之以通過商行為來界定商法范圍的所謂商行為法原則，並禁止任何自然人享有商業特權。按照現代各國商法的一般理解，構成商主體的實質性標准在於商人必須從事營利性的商行為。也就是說，作為商人必須具備四個構成條件：(1)商主體所從事的必須是商行為，並且這種商行為應當具有特定性；(2)商主體必須自己就是其所從事的商行為的主體，是具體商事營業活動的主人，是商行為權利義務的實際承受者；（3）商主體須持續地從事同一性質的營利性行為，偶然從事某項營利活動的個人或組織通常不屬於商人；(4)商主體須以特定的營利性活動為其職業或經常性營業，從事非營業性營利活動者按照不少國家的法律規定也不屬於商人之列。 商主體的特徵 商人作為商法上的行為主體，除應具備民法中有關民事主體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徵外，還具有一些不同於一般民事主體的法律特徵。這些法律特徵主要表現在： 首先，商事主體必須具有商事能力。所謂商事能力系指商事主體在商法上的商事權利能力與商事行為能力的統稱。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商事主體必須能夠參加商事活動，二是指商事主體有特定的經營范圍。 其次，商主體必須以營利性活動作為其營業內容。也就是說，作為商主體要求其從事的必須是特定的商行為，並且必須是持續性地從事該種商行為且以該種商行為作為其營業內容的主體。 第三、商主體的特殊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須經商業登記而取得。從法律上說，商主體資格的取得來源於商業登記制度，因此商業登記這一創設商主體的法律事實既決定著商主體商事能力之范圍，同時又為商法對商主體的稅收、工商管理奠定了基礎。正基於此，多數國家的法律規定均要求商主體的成立必須首先履行商業登記程序。按照我國現行的工商登記法規，任何個人或社團組織凡欲從事營利性營業行為，成立企業法人、個人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者，都必須履行登記手續，領取營業執照；未履行登記手續的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營利性營業活動。 最後，商主體必須是商事法律關系的當事人，是商法上權利義務的實際承擔者。也就是說，作為商事主體它必須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商事活動，獨立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並能以特定范圍的資產承擔財產責任。這一特徵不僅將商主體與不具有獨立資格的商業組織內部機構或商業輔助人區別開來，而且可以將商業合夥與不具備商業名稱和獨立主體資格的民事合夥區別開來。 各國商法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 各國由於立法理念的不同，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沒有形成統一的標准。 （一）法國。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該法典第一條明確規定：商人者，以商行為為業者。這一規定強調了商主體資格對商行為的依存，創立了通常所說的規制商主體的客觀主義原則。 （二）德國。德國舊商法仍以商行為來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國新商法典則確立了商人中心原則，其第1條第1款規定：本法典意義上的商人是指從事商事經營的人。它以商人構成要件來界定商主體，而不管商主體以何種類型出現，將商人分為法定商人、注冊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為，商人為之適用商法，其他人為之則適用其他法律。這確立了規制商主體的主觀主義原則。 （三）日本。日本現行商法典第四條規定：本法所謂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義，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人。它以行為標准為核心，兼顧名義標准和職業標准，一方面從一定的行為自身性質將其視為商行為，另一方面又列舉出另外一些行為，僅在特定條件下視為商行為，並將行為人視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為被監護人進行以從事商行為為職業的營業活動時，經過登記的，可以認為是商人。這種做法融合了客觀主義原則和主觀主義原則，因而被稱之為折衷主義原則。 （四）美國 。美國《統一商法典》對商主體沒有嚴格限定，范圍很廣，第2-104條規定：商人是指從事某類貨物交易業務或因職業關系以其他方式表現其對交易所涉及的貨物或做法具有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人。也指僱傭因職業關系表明其具有此種專門知識或技能的代理人、經紀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標准中，以日本商法典為代表的折衷主義原則將概括主義與限制列舉主義有機結合，對商主體概念的界定較為合理，為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我國在制定商法典時也應以折衷主義為界定商主體概念的原則。此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適合現實需要，因此我國在立法時應統一使用商主體這一概念。
8. 民商合一的原因及條件
正如民商分立有其特定的社會根源一樣，民商合一也有其形成的特定原因和條件。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
首先，自羅馬法以來，民法在私法體系中所具有的基礎地位和核心作用不但使它在法律制度中堅如磐石、牢不可破，而且還形成了它特有的擴張性和包容性。
民法的這種特殊地位和作用，完全是由羅馬私法這一基石及其對後世久經不衰的影響所奠定的。從簡單意義上講，優士丁尼羅馬法幾乎可以與民法劃等號，並對中世紀以後的法律學說與法典化現象產生了普遍的、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由於波倫亞學派法學家的活動以及大量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的影響，優士丁尼羅馬法逐漸變成了所有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共同法。在18、19 世紀的法典化浪潮中，歐洲各國對羅馬法的繼受和參考更為顯著。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是深受羅馬法體例和內容影響的產物。
直到1900年，優士丁尼羅馬法在經過教會法、習慣、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和新德意志帝國的法律的修改之後，仍在一些尚未頒布民法典的日耳曼國家有效。民法的許多概念和原理，如物權、債權、契約、權利主體、權利能力等，盡管十分古老，但它卻能不斷適應每一歷史時期的經濟關系，並通過法律規范的形式表現出來發生作用。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各種具有新內容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不斷涌現，但民法的許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仍然適用，並不斷將這些新的關系納入自己的調整范圍，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民法具有擴張性和包容性。因此，盡管在近代立法史上，商法脫穎出來而成為獨立的部門法，但由於商法沒有羅馬私法這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那麼，這就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喪失自己獨立性的危險。一旦在一個國家的理論界和立法部門形成私法一元化的優勢力量，民法包容商法的可能性就會變成現實。
其次，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具有普遍性，法律不宜再以主體身份來提供特定保護，這樣，從中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商人的特殊地位開始逐步消失，從而動搖了商法獨立存在的基礎。
近代商法直接源於中世紀的商人法，商人法是專門調整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活動的法律和慣例，從嚴格意義上講，只要主體不符合商人的范疇，即使它從事的是商事活動，也不應由商人法調整。但這種情況隨著法國商法典和西班牙商法典採取客觀主義標准，即以商行為為標准來確定商法的調整范圍後而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無疑適應了法國大革命後各種政治主體和經濟主體要求地位平等，適用法律平等的權利主張。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普遍確立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日益擴大，職業商人壟斷商業貿易的局面被打破了。
同時，通過立法來保護職業商人的特殊地位的作法已經違背國家立法重在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宗旨。因此，在法國、西班牙等國商法中，主體標准不再被採用。商人特殊地位從商法中消失這一現象產生了兩個似乎互相矛盾的結果：一方面是這種現象反映了商法的進步性，它已完全從中世紀的封建商人法發展到了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與時代特徵相符的商法；另一方面卻預示著商法的衰落，因為商法幾個世紀以來獨立存在的基礎正是商人，商法的內容主要是從商人的規則，商人的慣例發展而來。既然商人在商法中已不具有特殊地位，那麼它與民法中的權利主體有何差別呢?既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商法典是否獨立於民法典之外而存在自然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詰問。
但是，在大陸法系商法的另一個重要分支——德國商法中，商人的地位似乎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因為德國商法採用了主體標准。按主體標准，商人在商法中居於核心地位，同一行為，商人為之，適用商法；非商人為之，適用民法或其他法律。「以商人及其行為作為商法的調整對象，以及商人在商法中的核心地位，這是德國商法相別於他國商法的決定性因素和標志」。不容否認的是，與法國、西班牙等國商人地位弱化的趨勢相比，德國商法不但沒有迎合這一潮流，反而在法典中強化了商人的地位。但是，應當看到：
第一，德國商法中的商人概念已經被發展了，它不僅包括屬於自然人的商人，也包括合夥組織、法人，特別是各種人合公司和資合公司，因此它的主體范圍遠遠超出了中世紀商法和法國商法中的職業自然人商人的范疇。
第二，德國商法本身是對民商合一體制的反叛。由於德國的立憲政體不允許實現私法一元化，加之德國商法比較合適地劃分了民法與商法的范圍，賦予了商人以擴大了的涵義，因此德國法學界普遍認為德國商法是一部比較成功的作品，由此使得民商分立體制在德國始終處於穩固的地位。
第三，還應看到的是，即使具有前述兩方面的原因，德國商法所採用的主體標准，所採用的商人概念，仍然受到包括德國學者在內的西方學者的質疑，如德國學者哥德法奇密在十九世紀末就曾對民商分立體制和主體標准提出過尖銳的批評，丹尼斯·特倫指出「哥爾德奇密的學說是對德國法律體系的最後一次嚴重沖擊」。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德國和法國分別採用了客體標准和主體標准，但大前提均為民商分立體制，由於法國採用客體標准，商人的地位弱化了，商法的獨立地位受到更大的挑戰；而在德國，因其採用主體標准，竭力鞏固被充實了新內容的商人的地位，所以其商法的獨立地位相對較為穩固。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傳統商法中商人特殊地位已經削弱或不復存在，民事主體權利平等的民法原則已經滲透到所有的商事活動之中，以法典形式為標志的民商分立體制不斷受到挑戰。
第三，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關系日新月異的變化發展，商法典的內容日益陳舊老化，僅僅通過對商法典本身的改造和修補已經滿足不了經濟關系的需要，於是大量的商事法規破土而出。
獨立的商法典逐漸以支離破碎，從而喪失了與民法典分庭抗禮的力量。十九世紀初誕生的法國商法典，不但其立法質量和科學價值不能與民法同日而語，而且由於它在相當程度上重復了1673年的《商事條例》和1681年的《海商條例》，因此，正如丹尼斯·特倫所說：「它是從以前的模式中獲得動力，更多地受傳統束縛」「它代表了封建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很快就落後於工業革命的需要」。面對工業革命給社會經濟關系帶來的深刻革命，商法典亟需得到及時的修改擴充以適應時代的潮流。但是，從民商分立體制國家對商法的修改擴充來看，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商法的改革不是來自商法典本身的完善，而是來自法典以外的單行立法」。二戰後，法國在1947年曾決定對商法典和其他私法進行全面修改，並設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但面對種種困難，1958年終於放棄了全面改革商法典的計劃，而寧願另立單行法規來修正和補充商法。
事實上，從二十世紀初以來，關於股份公司、匯票、本票、支票、提單、商標、證券交易、保險、租賃等方面的立法已經是通過單行法規的方式予以制訂頒行。在德國，股份法、有限責任公司法、合作社法、證券交易所條例等，均在商法典之外獨立存在。在其他民商分立國家，如日本，情況也極為相似，大量單行商事法規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商法典的內容，商法典越來越徒有其名。因此，在二元化私法體系的國家，商法盡管在形式上仍是重要的部門法，但它在私法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力度已經不斷衰減。商法越來越重要，主要就眾多的商事單行法而言，而商法典在立法和司法中已失去了昔日的輝煌。
第四，學術界對民商分立體制的抨擊、質疑以及對私法一元化的竭力倡導，對民商合一體制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民商分立的形成，由於主要取決於歷史因素、法律傳統和現實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後所產生的各種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學術界幾乎沒有驚起波瀾。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構成一種現實的法律體制開始對社會發生作用，學術界似乎在一夜之間就發現了問題，於是民商合流、私法統一的學術浪潮開始在西歐國家泛起。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法國、德國、巴西、瑞士、荷蘭、義大利等國都出現了力主民商合一的代表人物。但由於法國、德國的私法二元化體制已經形成，要從立法上予以動搖並非易事，因此學術界的質疑無法產生作用，特別是德國，大多數法學家似乎滿足現狀。但在另外一些國家，民商合一的思潮結出了碩果，瑞士、義大利、荷蘭均在立法上實現了民商合一，一些中東和拉美國家也選擇了合一體制。前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不承認私法概念，但也沒有民法之外加訂商法。正是基於這些現象，有的學者主觀地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
9. 撤回要約的美國統一商法典 規定
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205條規定，在貨物買賣中，在規定的條件下可以承認無版「約因」的「確權定的要約」，即要約人在要約確定的期限內不得撤回要約。法國法原則上認為要約人在其要約被受要約人承諾以前可以撤回。法國判例認為，要約人如在要約中指定了承諾期限，要約人也可在期限屆滿前撤回要約使合同不成立，但需賠償對方的損失。如未規定承諾期限，但根據具體情況或正常的交易習慣，要約人如不適當地撤回要約，也應賠償對方的損失。義大利民法典規定，凡要約人在要約中規定承諾期間的，在該期限屆滿以前，不得撤回要約；如在要約中沒有規定期限，則在受要約人承諾以前撤回，但如受要約人善意信賴要約，並為履行作了某種准備，則要約人應對此產生的損失負責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