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5個司法大案感想

①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

② 辛普林案件

應該是世紀大審判「辛普森案件」吧？！

1994年，辛普森的前妻妮可和男友戈德曼被發現死於家中。有暴力前科的辛普森被鎖定為殺妻嫌疑人接受審判，但由於公訴方提供的證據和證人存在缺陷未能說服陪審團，1995年辛普森最終被無罪釋放。但許多美國人堅持認為，「辛普森殺害妻子的鮮血連上帝都看見了，但法律沒看見，所以辛普森無罪」。這場全美矚目的審判有「世紀大審判」之稱，也是美國當代最具爭議的案件之一。

然而據報道，辛普森如今將在長達兩小時的電視專訪中以假設的口吻敘述自己的「殺妻」細節，而他的《如果我做了》一書，也被輿論稱為「殺妻書」。據報道，由於美國司法制度有「一事不二審」的原則，辛普森既已被判無罪，不管他在書中如何聳人聽聞地渲染自己的殺人細節，都不會因同一案件再受起訴。

有英國媒體評論說，盡管辛普森被無罪釋放，但是在許多美國人的眼中，他就是殺人兇手。策劃出版辛普森「殺妻書」的美國新聞集團受到了輿論的指責。一些批評者說，出版商出版辛普森「殺妻書」是不顧社會正義的唯利是圖之舉，辛普森在書中等於變相承認自己當年在法庭上矢口否認的事實，更是對美國司法公正的挑戰。

但是，這些評論者很可能只說對了一半。辛普森案在當時和以後，是是非非，都有不少爭論。辛普森「殺妻書」的出版當然是出版商的唯利是圖，但對弄清歷史真相卻也不失為一種補充，而「挑戰司法」的結果，若能促進司法的進步，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11月20日，新聞集團「老大」默多克終於站出來公開道歉，並宣布取消有關辛普森的電視專訪和出書計劃，並就這些計劃可能給辛普森案件受害人帶來傷害表示道歉。

隨著默多克的道歉，這場「殺妻書」鬧劇也「休克」了。但這段10多年前的「舊事重提」，仍然給我們留下了不少回味之處……

辛普森其人

詹姆斯·辛普森是美國橄欖球超級明星，1947年生於舊金山市的一個黑人貧困家庭。他投身橄欖球運動後，曾獲得全美大學橄欖球聯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後來辛普森進入職業聯賽，先後在紐約水牛城鷹嘴隊和舊金山淘金者隊擔任主力，創造過一個賽季帶球沖刺2003碼的驚人記錄，至今未被打破，被譽為橄欖球職業比賽史上的最佳跑鋒。

退出體壇後，辛普森又投身影視和廣告業，在電影中扮演主角，曾在我國上映的《卡桑德拉大橋》中黑人國際刑警的扮演者正是辛普森。他還在美國廣播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擔任體育評論員；在美國最大的計程車公司赫茲擔任形象大使。

辛普森的奮斗史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之夢。他生在黑人貧民區，父母是小人物，他又患佝僂症，然而，憑借著體育天賦，辛普森成為美國人心中的英雄、體育明星和好萊塢影視明星，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

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18歲白人女侍者妮可一見鍾情，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辛普森又懷疑妮可和男模鬧緋聞。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1992年3月，辛普森和妮可離婚，此後仍常一起拋頭露面，甚至繼續同居。1994年6月12日，妮可及其男友戈德曼在洛杉磯寓所雙雙被殺。案發之後，警方所鎖定的殺人嫌疑犯首先便是辛普森，將他逮捕並送上了法庭。此案波瀾迭起，高潮不斷，最後辛普森被戲劇性地宣判無罪。

「世紀審判」仍舊撲朔迷離

「世紀審判」 「黑」「白」顛倒

1995年10月3日，美國西部時間上午10點，當辛普森案裁決即將宣布之時，整個美國一時陷入停頓。據說，這時柯林頓總統推開了軍機國務；前國務卿貝克推遲了演講；華爾街股市交易清淡；長途電話線路寂靜無聲。數千名警察全副武裝，如臨大敵，遍布洛杉磯市街頭巷尾。CNN統計數字表明，大約有1.4億美國人收看或收聽了「世紀審判」的最後裁決。

陪審團裁決：辛普森無罪。

辛普森案件開審後，公訴方出具證據723件，血證如山；辯護方以392件證據反證「證據不足」。陣容強大的辯方指控主要負責此案的警官曾使用過侮辱黑人的字眼；另外，警察局有人為了種族偏見，故意栽贓嫁禍辛普森，假造證據。在審理中，辛普森在眾目睽睽下竟然無法戴上「殺人手套」，而作為警方重要證據的一雙沾有辛普森和他前妻血跡的襪子被證明為實驗室里的產物，令陪審團嘩然。

控辯雙方唇槍舌劍歷時460天，最終經陪審團裁定，辛普森無罪釋放，美國歷史上最著名謀殺案的審判劃上了句號。采訪此案的記者超過1000人，美國新聞媒介把辛普森案的審判稱為「世紀審判」，被美聯社評為「1995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

判決宣讀後，一位白人婦女淚水奪眶而出，嘆了口氣說：「美國完了。」在黑人居住區,黑人們歡呼雀躍、載歌載舞地慶賀勝利。當時的總統柯林頓要求美國人民尊重陪審團的裁決。

一年以後，加州高等法院的一個民事審判庭開始審理此案。4個月後，陪審團作出裁決，辛普森對其前妻妮可及其男友的謀殺負有責任，並判辛普森向戈德曼的父母賠償850萬美元。5天以後，同一陪審團再度判辛普森支付25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費。這樣，他要為民事責任支付總計3350萬美元的賠償。辛普森隨即搬到佛羅里達州，該州的法律可以保護他的財產不用於賠償。據報道，辛普森至今一個子兒都沒有賠，但巨額律師費用加上人格破裂令辛普森一蹶不振。

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結果，被一些評論家歸於陪審團的組成上：民事審判的陪審團9名成員全是白人，而刑事陪審團中有9名黑人、2名白人和1名西班牙裔。

刑事判決出來以後，檢察官克拉克曾說：盡管自由主義者不想承認這一點，但一個以黑人為主的陪審團不可能在此類案件中作出公正判決。此話引起了媒體軒然大波,媒體對此報道的程度和收視率大有壓倒柯林頓總統當天發表國情咨文之勢。

據說，此案宣判以後，洛杉磯街頭和其他地方的白人與黑人甚至是各走各的路，連在同一個部門工作的黑人和白人之間也變得隔膜起來。

「殺妻出書」

真假莫辨

辛普森的「案後案」之謎大概要算美國新聞集團旗下的出版商准備出版的這本辛普森自傳：《如果我做了》。

出版商里根最近就因為同意出版這本書飽受各方批評。里根辨解說，她之所以願意出版辛普森的書是因為她本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覺得這本書的收益將會給辛普森的孩子。里根說，辛普森來找她提出了想出書的念頭，在這本書中，辛普森將以假想的方式提出，如果是他參與了這一殺人事件，他將如何進行。

盡管里根承認辛普森並沒有直接說他殺害了前妻及前妻的男友，但她認為這本書將是辛普森的自白。

而美國一家報紙已經提前向公眾披露了該書的部分內容，並將這本自傳形容為「一顆重磅炸彈」。據看過這本書的人說，辛普森在書中描述的殺人場面「真實得讓人不寒而慄，沒有人會質疑他所說的就是真相」。因此，美國輿論對辛普森的新書發行和美國媒體大肆炒作的行為普遍表示不滿。被害的妮可的妹妹表示，里根書店出版這樣一本書，是在助長「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

里根書店的做法在美國出版界引起了不少批評。權威人士認為：「這不是想讓公眾傾聽一個故事，其真實目的就是賺錢」,這種做法「令人作嘔」。很多大型書店則宣稱很可能拒不接納這本「臭名昭著的新書」。包括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在內的一些美國電視媒體則拒絕對辛普森的受訪實錄進行電視轉播。受害者家屬及新聞出版界稱，這是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挑戰。

面對公眾洶涌而來的批評，美國新聞集團不得不取消「辛普森計劃」。總裁默多克發表聲明說，「我和資深管理人員同意美國民眾對於這個計劃不妥當的批評」，「我們對於由此引起被害人家屬的痛苦感到十分抱歉。」

但是，據報道，盡管《如果我做了》上市被取消，但一部分書已先行運到了各地的書店。有媒體猜測，訪談就算不公開在電視中播放，已經製作完畢的專訪隨時可能出現在網路上。

「辛案」關鍵詞

「黑鬼」

辛普森案審判期間，檢方的「明星證人」福爾曼警官是最讓人生疑也最倒霉的人。案件審理期間，辯方特意設立了一個免費舉報熱線電話，結果了解到這位警官曾有過很多極為惡劣的種族歧視言論。辨方律師還收到了一位女劇作家10年多次采訪福爾曼的錄音。在錄音談話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爾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用語，共達41次之多。福爾曼還自吹自擂：「我是世紀大案的關鍵證人，如果我不幫助檢方撐住，他們就會輸掉這個大案。血手套決定一切，如果沒有手套，拜拜別玩了。」辯方律師把福爾曼稱為「一個擁護種族滅絕政策的種族主義者、一個作偽證的傢伙、美國最令人可怕的惡夢和魔鬼的化身」。

辛案結束後，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訴福爾曼警官。結果，他因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

「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

辛普森案戲劇性頗強。有媒體認為，警方本來已經掌握了足以證明辛普森殺害前妻及其男友的證據，但他們為使案件更加「血證如山」，愚蠢地偽造了一雙沾有辛普森和他被害的前妻妮可血跡的襪子。正是這雙襪子，最終被被告方證明為實驗室里的產物，陪審團嘩然。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隻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隻，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有評論家認為，即便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個證據如這只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採信。於是，盡管控方女檢察官克拉克在總結發言中慷慨陳詞，打動了大量觀眾，卻並未讓陪審團動心，一致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

「超越合理懷疑」

有專家認為，辛普森能夠洗脫罪名，關鍵在於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案採用的定罪標準是「超越合理懷疑」。這個術語包含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由於刑事案人命關天，所以陪審團在裁決無罪時，不一定非要確信被告清白無辜。只要檢方呈庭證據破綻較多，沒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嚴格標准，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但陪審團仍然可以判決被告無罪。

對於「超越合理懷疑」，美國證據法權威衛格莫教授認為，這個法律術語的含義「難以捉摸，不可定義」。但是，這個術語包含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由於刑事案人命關天，所以陪審團在裁決無罪時，不一定非要確信被告清白無辜。只要檢方的呈庭證據破綻較多，沒達到「超越合理懷疑」的嚴格標准，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被告涉嫌犯罪，但陪審團仍然可以判決被告無罪。有人說，美國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寧可漏網一千，不可冤枉一人」。媒體稱此話「極為傳神」。

「手套不合手就判他無罪」

辛普森殺妻案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證：一副沾有鮮血的手套。但是當辛普森戴著這副手套向陪審團展示時，發現該手套並不合他的手。隨後，美國著名黑人律師、辛普林的辨護人強尼·柯克倫說出了一句名言：「如果手套不合手，那你們就必須判他無罪。」

一些法律專家指出，正是這句話讓辛普森的案件來了個驚天大逆轉。很快，法庭就宣判辛普森無罪。而他的那句話從此成為了美國人經常引用的經典對白。

柯克倫出生於1937年，他的曾祖父是一位黑人奴隸，他父親是一位保險銷售員。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非常喜歡辯論，在高中時，他的辯論課成績非常優異。高中畢業之後，他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來取得了法律方面的學位。柯克倫於2005年3月29日因腦部腫瘤在美國洛杉磯去世，享年67歲。

③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196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是在美國當代社會中引起廣泛爭議的重大案件,其原因在於該案涉及的"政教分離"原則長期以來在美國社會中存在著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作出的禁止政府涉足公立教育中的宗教活動的判決遭到了美國社會輿論的普遍抨擊,但從深層次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目的在於將政府侵害公民權利的危險降到最低,以便使所有民眾都能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並未違反民意,恩格爾案先例也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一直為聯邦最高法院所堅持.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自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成名以來，西方思想界普遍認為，基督新教是推動17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化和民主政治的最重要動力。北美殖民地早期，在英國飽受迫害的新教派別清教徒（清教徒一般稱puritans，但最早移民北美的是清教徒中的一個獨立派，稱為pilgrims。他們先是從英國移民荷蘭南部的萊登，十年後又移民北美）在遠涉重洋的移民途中訂立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對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可是，當清教徒定居北美、獲得宗教自由後，卻實施政教合一的高壓統治，無情地迫害其他教派的教徒，其血腥和殘酷程度令人膽戰心寒。

為了使新生的美國免於重蹈歐洲和北美殖民地歷史上政教合一、宗教迫害的覆轍，制憲先賢在1791年批準的憲法第1條修正案中特別規定了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憲政原則。1802年，美國的國父之一、第三任總統傑弗遜寫下了一句傳頌至今的名言：「我以崇高的敬意注意到，美國人民宣布他們的立法機構『不得制定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活動自由的法律』，因而在政教之間立起了一道分離之牆（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傑弗遜關於「分離之牆」的名言，後來成為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同義詞，它被解釋為：政府部門（包括公立學校）應當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不得促進或禁止任何宗教。

1962年的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Engel v.Vitale）就是一樁涉及到「政教分離」這一憲政原則的美國式「大案要案」，具體說來，就是在公立學校中進行宗教活動是否違反了美國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

一、「政教分離」原則明確，「分離之牆」高矮難定

這樁鬧得美國社會沸沸揚揚的案件，起因不過是一條只有區區三十來個字的祈禱文。1951年，出於「教化學生道德」的目的，紐約州教育委員會建議各地方教育委員會，可以要求公立學校的學生在每天上課前誦讀以下祈禱詞：「萬能的上帝，我們承認您是我們的依靠，祈求您賜福於我們、我們的父母、老師和國家。」（almighty God, we acknowledge our dependence upon thee, and we beg thy blessings upon us,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and our country.）1958年，拿騷縣教育委員會採納了這一建議，並在全縣公立中小學校中推行。

但好心卻未必能夠辦好事，這一祈禱規定引來了一場大麻煩。在該縣新海德公園第9聯合自由校區，以斯台文·恩格爾（Steven Engel）為首的5名學生家長強烈抗議縣教委的這一做法，因為他們並非基督徒，而是分別信奉猶太教、惟一神教和無神論。他們認為，這種校園禱告是政府試圖向所有學生強制灌輸基督教教義，從而極大地侵害了非基督教家庭孩子們的信仰自由權，混淆了他們的思想，破壞了他們的信仰，因此，它不僅危害了學童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嚴重違反了《權利法案》所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是明目張膽的違憲行為，理應予以取締。1959年，恩格爾等人把縣教育委員會主任瓦伊塔爾（Vitale）告上紐約地方法院，但他們的訴訟請求先後被州初審和上訴法院駁回。恩格爾等人毫不氣餒，又將該案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讀者們也許會想，那三十來個字的禱告文只不過是句口頭禪，何必認真？況且，學校要求學生禱告也是為了加強學生思想道德教育，有何不可？這么一件芝麻粒大的小事，怎麼就會跟「政教分離」這么嚇人的字眼掛上鉤呢？人家紐約的兩級法院都覺得家長們是小題大做了，恩格爾等人幹嘛這么叫真，還要費時費錢地到聯邦最高法院那裡去討個說法呢？

但大多數美國人可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禱告事小，原則事大。「政教分離」原則可不是高高在上，虛無飄渺的東西，稍不留意它就會叫平頭百姓吃盡苦頭。北美殖民地早期，新英格蘭大部份地區把清教定於一尊，毫不留情地排擠和迫害其他教派及教徒。這些前車之鑒，令美國人時刻警惕政教合一的危害。為此，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即前十條憲法修正案）中，第1條便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旨在「確立國教」的法律（通稱establishment clause，政教分離條款），從憲政制度上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的權威性，它和信教自由條款（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clause）一起構成了捍衛美國人民「宗教自由」權利的兩道不可逾越的閘門。

說白了，「政教分離」原則就是指政府和教會井水不犯河水，誰也不能幹涉誰，否則就有教會干政或政府確立國教之嫌。傑弗遜曾經對該原則做過形象的比喻，發表過高論，他認為，所謂「政教分離」，就是要在國家和宗教之間建立一道「分離之牆」，政府與宗教都不得侵犯對方的「領地」，因為宗教只是「個人與他所信仰的神」之間的事情，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種宗教與他人全無關系，政府的「合法權力」也只在於約束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

不過，如果我們用心回顧一下美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審視美國的社會現實，就會十分驚奇地發現，傑弗遜所期望的「分離之牆」並沒有把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開。在美國，宗教與公共生活和政府行為摻和在一起的事實在是太普遍了。例如，「我們信賴上帝」一語不僅銘鑄在美國政府發行的硬幣上，而且也赫然懸刻於國會大廈的牆壁。聯邦國會開會的開場白是牧師的禱告，最高法院也要先誦讀「上帝拯救合眾國和這個可尊敬的法院」後才可以開庭，聯邦軍隊中也設有隨軍牧師，即使你去法庭作證，也必須像總統宣誓就職一樣手按《聖經》，發誓你所說的一切句句屬實，否則你是必輸無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外人看來，這不是公然違背自己的憲政原則、自毀「政教分離」的長城嗎？但美國人卻不這么看。在他們眼裡，政教之間當然要有一道「分離之牆」，但它並不是直插雲宵、密不透風的。美國的宗教傳統實在是太久太濃了，完全徹底地政教分離是不現實的。問題不在於政教之間是否可以依照傳統習慣保持一定的相互交叉，而是在於在這種交叉中，政府是否通過干預或強制的手段刻意推崇某種宗教或教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一切都可按部就班，照舊執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政府就沒有對所有的宗教和教派做到「一碗水端平」，難免有確立國教之嫌。這時，傑弗遜的「分離之牆」自然也就派上了用場，政府有責任強制解除此類交叉。

然而，在不同的場合，「分離之牆」會有「高矮」之分、「密疏」之別，因而如何在具體的事件中判斷此牆的「高矮密疏」就不斷成為美國人激烈爭論的話題，其涉及的范圍之廣令人瞠目，大至政治選舉、公共教育，小到社區管理、商賈買賣，「政教分離」原則幾乎無處不在。其中，尤以公立學校中是否應當舉行宗教禱告為最。此種行為事關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問題，因此，美國人往往會爭得面紅耳赤，常常要鬧到法院。而且，即使是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後，美國社會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判決的贊成和反對方還會在各種場面或媒體上大吵一通，最後甚至還會上升到向國會提交憲法修正案的程度。這個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就是最好的明證。

二、法庭較量，要上帝還是要權利

1961年12月4日，最高法院舉行了訴訟調審會議。圍繞是否應當受理本案，大法官們意見不一。懷特克（Charles E.Whittaker）和斯台沃特（Potter Stewart）兩位保守派大法官極力反對受理，他們認為，縣教委的做法並不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因為校園祈禱的目的只是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並無讓有其他信仰的學生接受和信仰基督教之意。連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也多少有些同情地方教委，盡管他一向被認為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司法先鋒。但是，在多數大法官的堅持下，最高法院最終接受了本案，並責令訴訟雙方向最高法院提交詳細的訴訟書。

在隨後的4個月里，控辯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一方面精心起草訴訟書，另一方面又極力爭取社會各方的支持，結果，幾乎整個美國都捲入了這場是要上帝還是要權利的爭論。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美國道德聯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教委員會等社會團體聲援恩格爾等家長，而紐約教委等20個州的有關政府部門則支持拿騷縣教委。一場勢均力敵的司法較量開始了。

1962年4月3日，聯邦最高法院開庭審理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圍繞究竟是應尊崇上帝還是應當顧及學生的宗教自由權利，控辯雙方唇槍舌劍，法庭辯論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拿騷縣教委的律師認為，雖說學校的課前祈禱可以被視作宗教行為，但它並不是強制性的，不願祈禱的學生完全可以保持沉默，校方也不會為此懲罰他們。

家長一方的律師則針鋒相對，指出校園祈禱雖貌似自願，但在教師的目光注視下，幼小的學童如果不從，必然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因此，這種禱告事實上已成為校方的強制行為，「自願」一說根本站不住腳。不僅如此，家長們還強調，祈禱文本身明顯表明，縣教委所推行的祈禱旨在宣揚基督教義，根本不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已經侵害了公民信教的自由權。他們還引經據典，指出追求宗教自由貫穿於美國早期的殖民地經歷和後來爭取獨立的革命中，強調美國今天享有的宗教自由是先輩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因此，縣教委的做法褻瀆了美國歷史，背叛了宗教自由精神。

縣教委則反駁說，教委的規定決無刻意推崇基督教之意，因為祈禱文的文字是絕大多數宗教都會採用的語句，侵犯公民權利的指控純屬無稽之談。同時，宗教祈禱是美國的文化遺產之一，宗教的印記不僅體現在民眾日常使用的貨幣上，而且也出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國歌中，因此，公立學校舉行宗教祈禱完全是秉承美國的優秀傳統，也為世人所接受。

這一輪較量相當精彩，基本上算是打了個平手，法庭辯論頓時陷入僵局。

見此情形，家長一方立刻將突破口轉向指控縣政府幹預宗教事務：突出祈禱文的內容是縣教委指定的，而且祈禱也是在作為政府雇員的公立教師的指導和監督下進行的，因此，政府實際上介入了宗教事務，從而違反了憲法第1條修正案所確立的「禁止確立國教」的政教分離原則，當屬公然的違憲行為，理應取締。

縣教委反駁說，在犯罪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教育主管部門的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學生的道德教化，此乃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本意。政府根本無意涉足宗教事務，全然沒有違反政教分離憲政原則的嫌疑。

這樣，控辯雙方的分歧最終就集中在下面這個總題上：政府採取宗教祈禱的方式對學生進行道德教化是否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盡管拿騷縣教委百般辯解，千方掩飾，卻無法從根本上抹去課前祈禱的濃厚宗教色彩。這樣，在庭審後舉行的大法官會議上，除斯台沃特大法官外，其餘參審的6名大法官一致認定，縣教委的行為已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干預，明顯違反了憲法「禁止確立國教」條款。

6月25日，代表最高法院，布萊克（Hugo Black）大法官宣讀了由他執筆撰寫的多數意見。

在判決書中，布萊克大法官首先追溯了美國宗教自由觀念發展的歷史。他指出，早期歐洲移民遠涉重洋拓殖北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逃避母國官方教會的宗教迫害。雖然在美國獨立前各殖民地也出現過官方教會，但在1786年傑弗遜起草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通過後，美國人開始深刻地認識到「政教合一」的嚴重危害，這就是憲法第1條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確立國教」和保護公民信仰自由權不受政府幹涉的原因所在。布萊克認為，拿騷縣教委在公立學校中推行的課前祈禱無疑屬於宗教活動范疇，由於「祈願上帝賜福」的祈禱文是由政府機關「指定」的，因此構成了政府對宗教事務的「捲入」，這就「完全違背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必須堅決予以取締。

其次，布萊克大法官認為，拿騷縣教委所雲學生祈禱是「自願的」，因而祈禱並未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權，也不代表政府支持宗教行為的辯解是站不住腳的。他指出，審查一項政府行為或法律是否違反了「禁止確立國教」條款，並不依賴於政府是否「直接強迫」人民信仰某一宗教或教派，只要政府以其權勢、威望和財力支持了某一宗教或教派，就對其他宗教組織構成了「間接強制力」，並使它們在宗教事務中處於劣勢地位。從這一意義上講，政府的這一行為違反了政府應在宗教事務中保持「中立」的憲法原則和「禁止確立國教」條款，聯邦最高法院必須對此加以堅決制止，否則就會出現宗教或教派間的相互「憎恨、不敬和蔑視」，甚至有可能出現宗教迫害，因為「確立國教與宗教迫害是比肩而立的」。

據此，布萊克在判決書中支持恩格爾等學生家長的上訴請求，要求紐約州法院必須按照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精神重審該案，禁止在公立中小學中繼續推行課前宗教祈禱。

三、法院裁決明確 校園禱告餘波難平

恩格爾案是一樁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它使美國社會在繼1954年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cation of Topeka）之後又一次受到了強烈的震撼。

盡管在判決中最高法院追述了「政教分離」原則在美國逐步確立的艱難歷程，試圖以此論證禁止各級政府幹預宗教的必要性，但是，由於該判決挑戰的是美國傳統的道德和宗教觀念，觸動的是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所認可的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因而判決一經公布，反對之聲便驟然而起、不絕於耳。全美最有影響的天主教周刊《亞美利加》抨擊說，這份在周一公布的判決是「黑色星期一判決」，是對上帝徹頭徹尾的不敬。阿拉巴馬的聯邦眾議員喬治·W·安德魯斯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對美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背叛，這些大法官們在通過布朗案「將黑人塞進了學校」後，「現在又將上帝拋到了九霄雲外」。西弗吉尼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C·伯德則攻擊最高法院是在「摧殘美國人的靈魂」。而另一位國會議員威廉姆斯更是聳人聽聞地認為，最高法院通過審理該案，實際上是在「刻意和謹小慎微地陰謀以唯物主義替代美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其目的是要使美國「共產化」。

不僅如此，部份保守派國會議員還試圖通過修改聯邦憲法的方式來推翻最高法院的判決。據統計，在該案判決之後的一年內，共有22名聯邦參議員和53名聯邦眾議員分別向國會提交了類似的憲法修正案，聲稱政府可以在公立學校以及其他公共事務中向有關人員和機構「提供祈禱文」，但這些修正案都沒能獲得國會中三分之二多數議員的支持。雖然60年代初冷戰的加強和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淡化了美國國內政治對校園祈禱問題的關注，但在以後的歷屆國會中，仍有部份議員不間斷地提出旨在推翻恩格爾案判決、以使公立學校祈禱合法化的憲法修正案。雖然無一能夠通過，但卻可以看出，恩格爾案判決對美國社會和民眾心理的強烈沖擊遠不是可以輕易地消弭的。

在一定程度上，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謂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冷靜思考的話就會發現，批評最高法院的人實際上完全曲解了最高法院所持的宗教自由的標准，大多地受制於對《聖經》和上帝的崇拜情結。其實，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不是要反對人民自由地信仰宗教，恰恰相反，是為了使宗教自由權更具有憲法的保障。它所禁止的只是政府不能逾越政教之間的「分離之牆」，它所擔心的也只是一旦容忍政府幹預宗教事務，宗教迫害就可能接踵而至。因此，維護公民憲法權利的至上性，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才是最高法院在恩格爾案中嚴守政教分離原則的根本宗旨。

從最高法院做出恩格爾案判決至今，盡管大法官的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主流司法理念也漸趨保守，但在嚴防政府幹預宗教、保證公立學校遵守「政教分離」原則方面，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是一致的，無意推翻恩格爾案的司法先例。在1963年的school district of Abington township v.Schempp和1968年的埃珀森訴堪薩斯等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以絕對多數票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和堪薩斯州分別要求在學校中誦讀《聖經》和禁止在學校中講授進化論的法律，他們所據的憲法基礎依然是「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在1971年的Lemon v.Kurtzman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關於政府直接擔負教會學校教師工資的《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並提出了判斷政府是否涉嫌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三項標准，即：法律必須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法律的主要或首要效果必須是「既不促進也不限制」宗教；法律必須防止政府「過分地」捲入宗教事務。在1985年的Wallace v.Jaffree案中，最高法院認定，阿拉巴馬州一項在公立學校規定「靜思時間」並鼓勵學生進行宗教祈禱的法律違憲，因為該項法律的「惟一目的」是要向社會表明政府是支持公立學校宗教祈禱的，這已使政府涉入了宗教事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在1972年的Lee v.Weisman案中，最高法院再次秉承恩格爾案先例，判決Rhode Island普羅維登市一所中學在畢業典禮上舉行宗教祈禱的行為違憲，因為在畢業典禮這樣一個學生普遍渴望參加的重大儀式中，學校的上述做法實際上已構成政府「強制」學生參加某一特定的宗教祈禱。

「政教分離」作為一項基本的憲政原則，總體上已為美國社會所普遍接受。但是，由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傳統在美國的根深蒂固，對《聖經》和上帝的信仰早已深深地滲入到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因此，相當一部份甚至是大多數美國人在政府鼓勵或指導某種宗教活動、而這種宗教活動又符合他們的宗教和道德觀念時，往往會不自覺地默認甚至欣然接受政府的行為，並對最高法院裁定政府行為違憲的判決表現出極大的憤怒。

但是，頗為可貴的是，在恩格爾案判決後的40年裡，最高法院一直沒有屈從民眾的壓力，堅持以恩格爾案為司法先例嚴格審查政府在宗教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方面與最高法院在美國政府體制中所具有的獨立地位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因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深知，他們是維護美國憲政體制和諧發展的最後一道屏障，他們的每一項判決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美國政治的順利動作。因此，在面對涉及憲政原則的大案要案時，決不奉行從快從重的原則，也不盲從社會輿論。尤其是在涉及校園禱告的問題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更是注意加強審查政府是否介入宗教活動的力度。在他們看來，中小學生無論是在心智發育還是在道德養成等方面都尚未成熟，如果他們不自學地或被迫地參加了政府確定的某些宗教活動，那麼，這不僅有違「政教分離」憲政原則，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權，而且也極可能影響到學生的思想和獨立人格的形成，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高法院並未從根本上違反民意，它反對政府捲入宗教的目的，恰恰是為了使民眾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自由地選擇和堅持自己的信仰。

如果說民眾要求的主要是公民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宗教自由的話，那麼，最高法院著重考慮的則是如果容忍政府幹預宗教，公民的宗教自由就會遭遇潛在的威脅。二者的目標一致，只不過關注的角度稍有差異罷了。

④ 辛普森殺妻案的審理和判決反映了英美法系的哪些特點

從辛普森殺妻案看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特點
辛普森殺妻案是指1994年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Simpson)謀殺其妻子和另一男子的刑事案件。此案當時的審理很具有戲劇性，由於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從而使辛普森逃脫了法律制裁案件簡介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Simpson)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
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最後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辛普森逃脫法律制裁，在用刀殺前妻及其男友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本案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無罪推定的最大漏洞案件。
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英美司法制度的特點：
一、充分尊重意思自治，十分注重和解。
二、堅持嚴格的庭審程序，彰顯司法的嚴肅性
三、堅持陪審團制度，彰顯司法的公開與公信
英美法系司法制度的缺陷：
（1）大陪審團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2）金錢了影響法律審判的公正性。
（3）法律技術超越了法律的正義。
（4）美國法律規范之間的相互沖突使得當事人往往無所適從，並導致整個司法活動，甚至整個司法制度過於依賴於律師
（5）辛普森案反映了美國種族歧視問題還很嚴重，走向種族平等之路還很漫長。
辛普森案一出來就被稱之為「世紀大審判」。主角是名人，美國一流的律師團，檢方也擺出決一死戰的最強陣容。法官的確定都必須同時被雙方所接受，經過雙方再三討論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無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辦此案的洛杉機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還能被極其挑剔的辯方律師所接受，可見其聲譽好到什麼程度。
第二輪的陪審團的刪選進行了近兩個月，可見其困難和慎重的程度。候選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審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選人曾經有過被丈夫虐待的經歷，由於辛普森曾經打過他的前妻，所以，這名候選人的資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斷時觸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報私仇」。「除了法官的審查，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由於最終的判決將出自這些陪審員之口，雙方誰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們都有否決權，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刪除了。這也是初選選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而沒有「絕對錄取權」。這就是說，任何一方都只能說不要哪一個，而不能說非要哪一個做陪審員的。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這很不容易。尤其在這個案子里，被告是黑人的體育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個白人，你很難說陪審員種族成分就完全不影響他的判斷。另外，由於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間是離異的夫妻，因此，普遍認為，陪審團的性別比例也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因素。不管怎麼說，到去年11月，陪審團終於建立起來了。其中大多數是黑人。
在美國，各個州對於是否允許電視台進入法庭是有不同規定的。有些州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庭上既不準錄像，也不準錄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電視觀眾就只能在新聞節目中聽到一些簡單介紹。這也為一批畫畫的提供了一種專門的職業，因為新聞媒體為了彌補電視觀眾對法庭審理的視覺了解，總要雇一些藝術家畫現場速寫。有些州的法律使現場的電視傳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須考慮辯方和檢方的意見，最後，由法官裁決。加利福尼亞州就屬於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電視轉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去了解這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運轉的。但是，電視轉播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審員。
法庭的四大要素，檢方、辯方、法官、陪審團都好不容易齊全了，但是還不能開庭，因為要由法官先決定哪些證據可以呈堂，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的證據都可以真的算證據。這話可怎麼說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經提到過了，你還記得在阿巴拉其山區受到地方治安警察無理搜捕的那對年輕夫婦的故事嗎？在那個故事裡，我已經提到過憲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據這個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則」。我又一次體會到，美國的權利法案中的每一個字都不是白寫的。只要你能夠找到條文對得上號，你就可以切切實實地用它來保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利。
這一個過程叫審前聽證。在審前聽證開始的時候，被告也必須先回答法官提出的是否認罪的問題。如果承認有罪，一般都可以事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作一些有限的討價還價。在電視機前，我們看到辛普森無精打採的地回答說，不認罪。於是，聽證開始。辛普森的辯護律師一開頭就提出，在辛普森案發的當天晚上，警察在他家裡所找到的一大堆證據，都不能作為合法證據在法庭上提供給陪審團。他們的依據證是憲法修正案的第四條：「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必須搜索的地點、必須拘捕的人，或必須扣壓的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
當警察接到報案，查看現場之後，很快就去了辛普森的家。他當時已經離家去了芝加哥，警察在他的家裡，發現了一些證據，然後才據此取得搜捕狀，這確實是非常規的做法。在美國，一般來說，沒有非常確定的理由（猜測、推理和懷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狀的。許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無策。那麼，如果警察違規作業，在無搜捕狀的情況下私闖民宅進行搜查，並且成功地如願拿到了證據，這時怎麼辦呢？鐵證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懲罰，警察的違規在成功破案的事實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呢？這在美國是絕對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經提到過，權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國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如果以「成敗論英雄」，豈不是鼓勵警察違反憲法。如果出現製造借口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把他們抵擋在門外呢？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狀進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違憲，即使拿到天大的證據，也只是一個結果，證據作廢，放案犯回家。
所以，在開庭之前，法官首先要判定，警察在案發當晚第一次進入辛普森的家是不是合法，如果不合法的話，那麼所有在他家發現的證據都不能在審判的時候在法庭上出現，這就是「排斥原則」。也就是從理論上講，「非法證據」被「排斥」掉之後，在整個案子里唯一有權決定辛普森是否有罪的陪審員們，就不會知道曾經在辛普森家裡找到過什麼東西，這樣，這些找到的東西也就等於不存在，如山的鐵證也就在頃刻之間化整為零了。你是否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我當時盡管已經知道這個憲法修正案和「排斥原則」，但是還是覺得很新鮮，因為這畢竟是一個謀殺的刑事案件。在我的想像之中，對於一個重大殺人案，真是唯恐證據不足，天底下哪有這號事兒，逮著證據還讓它作廢的呢？對於被害者的家屬，這一點顯然也是難以接受的。在整個案子的審理過程中，最使美國公眾在感情上無法平靜的，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被害年輕人高德曼的雙親。出現在電視機前的老高德曼完全是一個心碎而有尊嚴，強忍悲痛尋求正義的父親形象。他長得很高，顯得清瘦憔悴，他的妻子，被害者的繼母，靠在他的一邊，看上去非常弱小和無助。她看上去是在竭力剋制自己，他們在巨大的喪子之痛面前所表現的互相支撐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
在辯護律師提出警察取證非法、證據不應呈堂之後，高德曼的父親發表了短短的講話，他指責讓陪審團看到所有的證據。所有的人都對被害家屬的憤怒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是所有的人也都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果法官判決警察為非法取證，那就只有讓證據作廢。美國人只認憲法，因為憲法是整體人民的自由保障。他們已經習慣於為此支付代價。還要向你介紹的是，辛普森的陪審團從宣誓就任開始，就隔離了。一般的案子，如果影響不是太大的話，陪審員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轟動，新聞界無孔不入的報道會使陪審團受到極大的干擾。一般在挑選陪審員的時候，就最好挑選那些對案情毫無所知的人，這樣，他們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許呈堂的證據，在判斷時不會受到新聞界的推測和不合法證據的影響。這也是辛普森案挑選陪審團特別吃力的地方，因為在陪審團被選定和隔離之前，證據和輿論已經漫天都是了。你幾乎已經找不到一個人說是沒有大量看過有關報道的。但是，被選中的陪審員都會被告之，只有呈堂的證據才是算數的。至於在他們隔離之後公布的證據，如果被法官宣布為非法的話，陪審員根本就不會知道。所以，自從陪審員宣誓就任之後，他們所能夠知道的信息遠遠少於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甚至也遠遠少於被告。他們被允許知道的東西只限於法官判定可以讓他們聽到和看到的東西。即使在法庭上發生的事情，只要遇到法官認為還需要進一步了解之後才能決定的情況，都會先把陪審員請出法庭。但是作為被告，他有憲法所保證的面對一切與他有關證據的權利。因此，被告是始終在場的。陪審員不可以看報紙、不可以看電視新聞，所以那些庭外發生的事情，比如辯護律師舉行的記者執行會、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等等，他們都一無所知。而被告卻有權知道這一切。
陪審員在這一段時間里，上食品店買吃的，都有法警跟著，以保證他們不與外界接觸。在整個案子結束並移交給他們決定之前，陪審員不可互相交流和討論案情。總之，一切都為了使他們不受到各界的情緒和非證據的影響，以維持公正的判決。因此，你可以這樣說，在這一段時間里，陪審員的自由比該案的嫌疑犯還要少得多。因為受到憲法修正案的保護，被告有權面對全部證據和整個審理過程，因為他是當事人，沒有人可以瞞著他什麼東西，而使他糊里糊塗地就給判了。陪審團卻只可以面對非常有限的合法證據。這個案子實在是比較特別，由於雙方的激烈角逐，審理過程特別長，導致陪審員被隔離的時間居然長達九個月。

⑤ 請簡要敘述一下辛普森案件，並談論一些自己對法律的認識。

辛普森成名之後，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一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見鍾情（註：妮可當年十八歲），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洛杉磯西部一豪華住宅區里，一隻小狗在不停地狂吠，引起了鄰居家的注意。人們在一住宅門前發現兩具血淋淋的屍體。女死者後來證實是妮克·布朗·辛普森，而她身後是餐館的侍生郎·高曼。兩人渾身血痕，而且被利器割斷喉嚨而死。死亡時間是晚上十點多。 案發當晚黃昏，妮克同孩子到高曼所在的餐館吃飯。離開後曾打電話說遺留下了一副太陽鏡，高曼找到後對同事說下班送還給妮克。 案發後凌晨，四名警察部偵探來到死者前夫即著名的 黑人美式足球（橄欖球）明星辛普森住所，在門外發現其白色的不朗哥型號汽車染有血跡，車道上也發現血跡。按鈴無人回應，偵探爬牆而入，其中一個偵探福爾曼在後園找到一隻染有血跡的手套和其它證據。 案件主要證人是當時住在客房的朋友基圖，他作供說客房牆外有像地震一樣的響聲。此外一個被電話預約的接辛普森去機場的司機說：十時左右他到辛普森家按門鈴無人回應，接近十一點時，發現一高大黑人（與辛普森相似）匆匆從街外跑回屋，再按門鈴後辛普森回應了，出來說他睡著了，然後坐車到機場去芝加哥。
逮捕
案發後凌晨，辛普森在芝加哥酒店接到警方通知前妻死訊，清早趕回加州。回來辛普森在律師極力反對下單獨接受了警察一小時的問話。當時警察發現辛普森受傷。他解釋說，接到前妻死訊過於激動打破鏡子而受傷的。警察經過幾天調查後，決定將辛普森列為主要疑犯准備逮捕。 六月十七日，辛普森的律師准備陪同辛普森回警察局時，發現本來在樓上休息的辛普森已不知去向。隨後全國觀眾在電視上看見了難忘的鏡頭：天上直升機隊，地上巡邏車隊全面出動，幾小時終於發現辛普森的白色小車。幾十輛警車在洛杉磯公路上展開飛車追逐。最後辛普森被逮捕。
審理
正式審判開始後，在開庭陳詞時檢方指控辛普森預謀殺妻，作案動機是嫉妒心和佔有欲。離婚之後，辛普森對妮克與年輕英俊的男人約會非常吃醋，一直希望破鏡重圓，但希望日益渺茫。案發當天，在女兒的舞蹈表演會上妮克對辛普森非常冷淡，使他萌動了殺機。戈德曼則屬於誤闖現場，偶然被殺。法醫鑒定表明，被害人死亡時間大約在晚上10點到10點15分之間。辛普森聲稱，當晚9點40到10點50之間他在家中獨自睡覺，無法提供證人。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根據律師的建議，辛普森依法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出庭作證。 但是，檢方關於預謀殺人的指控似乎不合情理，主要原因是：辛普森當晚要趕飛機，他已預約了豪華計程車送自己去機場。這一安排實際上堵死了他本人作案的後路，因為他必須在短短1小時10分鍾之內驅車前往現場，選擇作案時機，執刀連殺兩人，逃離兇案現場，藏匿血衣凶器，洗凈殘留血跡，啟程前往機場，整個環節稍有差錯閃失就會耽誤飛機起飛的鍾點，這時，計程車司機便會成為重要證人。另外，對辛普森這種缺乏訓練和經驗的「業余殺手」來說，使用槍支是最佳選擇，根本沒必要用利刃割喉殺人。這種作案方式不僅弄得自己滿身血跡，而且會在兇殺案現場、白色野馬車和自己住宅中留下難以抵賴的「血證」。 辨方認為，妮克有可能被販毒集團或黑手黨殺害，因為妮克有吸毒歷史，如果她大量購買毒品之後未能按時支付，就有可能被黑手黨暗下毒手，而割喉殺人正是黑社會慣用的兇殺手段。另外，戈德曼與妮可之間也不是一般關系，有人曾看見他駕駛妮可那輛價值15萬美元的白色法拉利牌高級跑車在街上兜風。更令人生疑的是，1993年到1995兩年期間，在戈德曼打工的那家義大利餐廳竟然有四位雇員被謀殺或神秘失蹤。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僅僅依賴間接證據就把被告定罪判刑絕非易事。這是因為，僅憑個別的間接證據通常不能准確無誤地推斷被告人有罪，必須要有一系列間接證據相互證明，構成嚴密的邏輯體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才能准確地證實案情。此外，間接證據的搜集以及間接證據和案情事實之間的關系應當合情合理、協調一致，如果出現矛盾或漏洞，則表明間接證據不夠可靠，不能作為定罪的確鑿根據。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檢方呈庭的間接證據之一是在殺人現場發現了被告人的血跡，可是，由於溫納特警長身攜辛普森的血樣在兇殺案現場遛噠了三個小時之久，致使這一間接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辛普森案中，由於檢方證據全都是間接證據，因此，辯方律師對這些「旁證」進行嚴格鑒別和審核，是這場官司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令人失望的是，檢方呈庭的證據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使辯方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兇手。 1995年10月3日，美國西部時間上午10點，當辛普森案裁決即將宣布之時，整個美國一時陷入停頓。柯林頓總統推開了軍機國務；前國務卿貝克推遲了演講；華爾街股市交易清淡；長途電話線路寂靜無聲。數千名警察全副武裝，如臨大敵，遍布洛杉磯市街頭巷尾。CNN統計數字表明，大約有1億4千萬美國人收看或收聽了「世紀審判」的最後裁決。 陪審團裁決結果：辛普森無罪。
13年後的審判
2009年10月3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克拉克縣地區法院的陪審團做出裁決，辛普森的綁架、武裝搶劫等12項項指控全部成立。法庭定於12月5日作出宣判。現年61歲的辛普森可能面臨終身監禁。巧合的是，13年前的這一天，辛普森接受「殺妻案」庭審裁決，並在這場堪稱「世紀審判」的漫長司法審理落幕時無罪開釋。 這樁案件發生在2007年9月13日，包括辛普森在內的6人闖入體育紀念品商人布魯斯·弗洛門在拉斯維加斯一家酒店的房間內，總共奪走700餘件體育紀念品，其中大部分都和辛普森有關。辛普森在三天後被捕。後來他聲稱，這些體育紀念品都是在1994年他的妻子被殺後失竊的。 根據法庭宣讀的裁決，辛普森所受綁架、武裝搶劫等12項罪名指控成立，立即轉入羈押狀態，等候最終宣判。同案被告人克拉倫斯·斯圖爾特所受多項罪名指控也全部成立。
編輯本段案件疑點
血跡證據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一是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結果。刑事專家一致同意，血跡化驗和DNA檢驗的結果不會撒謊，但是，如果血跡受到污染、不當處理、草率採集或有人故意栽贓，那麼它的可信度則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這些毛病全都存在。 檢驗結果表明，所有疑點都聚集在辛普森一人身上。兇殺現場兩處發現辛普森的血跡；現場提取的毛發與辛普森的頭發相同；警方在現場和辛普森住宅發現的血手套是同一付，兩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的血跡；在辛普森住宅門前小道、二樓卧室的襪子和白色野馬車中都發現了辛普森和被害人的血跡。這樣，檢方證據堪稱「血證如山」，辛普森涉嫌殺人似乎已是無法低賴的事實。 但是，辯方陣營認為這些「血證」疑點極多，破綻百出。 首先，襪子上的血跡非常奇怪。辯方專家指出，這只襪子兩邊的血跡竟然完全相同。根據常識，假如襪子當時被穿在腳上，那麼襪子左邊外側的血跡絕不可能先浸透到左邊內側，然後再穿過腳踝浸透到右邊內側。只有當血跡從襪子左邊直接浸透到右邊時，兩邊的血跡才會一模一樣。換言之，血跡很有可能是被人塗抹上去的。在庭審時，檢方出示了幾張發現血襪子的現場照片，可是照片上的時間順序卻自相矛盾。案發之日下午4點13分拍照的現場照片上沒有這只血襪子，可是4點35分拍的照片卻出現了血襪子。那麼，血襪子究竟是原來就在地毯上？還是後來被警方移放到地毯上？對此問題，警方的答復顛三倒四，前後矛盾。另外，辯方專家在檢驗襪子上的血跡時發現其中含有濃度很高的防腐劑（EDTA），辯方律師提醒陪審團，案發之日，警方在抽取辛普森的血樣之後在血樣中添加了這種防腐劑。 其次，從現場勘查報告看，身高體壯的戈德曼曾與兇犯展開了一場血戰，他的隨身物品——一串鑰匙、一個信封、一張紙片以及一個呼叫機——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說明打鬥的范圍很大，搏鬥很激烈。戈德曼的牛仔褲上有血跡向下流的形狀，說明他不是在極短時間內死亡，而是在負傷之後仍然挺身而斗，拚死抵抗。他被刺中了30餘刀，最後因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致死。據此推斷，兇犯渾身上下肯定也沾滿了血跡。可是，為什麼在白色野馬車上只發現了微量血跡？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兇手下車後，卻在圍牆前門車道和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上留下了很多明顯血跡？還有，假設辛普森穿著血衣血鞋沿前門小道進入住宅大門，又穿著血襪子走上二樓卧室，為什麼在門把、燈光開關和整個住宅內的白色地毯上沒發現任何血跡？ 再次，根據血跡檢驗報告，在現場兩處地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血跡。一處在從被害人屍體通向公寓後院的小道上，警方發現了五滴被告血跡，大小均勻，外形完整。但辯方認為，假設辛普森在搏鬥中被刺傷，按常理，應該在起初大量流血，過一會兒血量才會逐漸減少，所以，血滴絕對不可能大小均勻。另外，血滴應是在搏鬥或走動中被甩落，以撞擊狀態落地，因此，血滴的外形不可能完整。另一處，是在公寓後院圍牆的門上警方發現了三道血痕。可是，檢方專家在檢驗這些血痕時再次發現了濃度很高的防腐劑（EDTA）。 最後，辯方專家指控，洛杉磯市警署刑事實驗室設備簡陋，管理混亂，檢驗人員缺乏訓練，沒有按照正常程序採集現場血跡。由於證據樣本處理不當，所以檢驗結果令人生疑。比如，按照正常程序，在採集血跡樣本進行DNA分析時應當先用棉花沾起血跡樣本，待自然風干之後才能放入證據袋中，可是，警方檢驗人員在血跡尚未風干時就已將樣本放入證據袋。據此，辯方律師舍克毫不客氣地表示：警署的刑事化驗室簡直就是個「污染的糞坑」。
手套證據
檢方呈庭的重要證據之二，是福爾曼在辛普森住宅客房後面搜獲的黑色血手套。可是,這只血手套同樣疑雲密布。 首先，根據福爾曼的證詞，當他發現血手套時其外表的血跡是濕的。辯方專家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兇案大約發生在6月12日深夜10點半左右，而福爾曼發現手套的時間是6月13日早晨6點10分，時間跨度在7個小時以上。辯方用模擬實驗向陪審團演示，在案發之夜那種晴轉多雲和室外溫度為攝氏20度的氣象條件下，事隔7小時後手套上沾染的血跡肯定已經幹了。那麼，福爾曼為何一口咬定是濕的呢？辯方提供的解釋是：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福爾曼來到兇殺案現場後，悄悄地把血跡未乾的手套放入了隨身攜帶的警用證據保護袋之中，然後，他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辛普森住宅，趁人不備偽造證據，這樣，盡管時間跨度很長，但血跡仍然是濕的。 其次，假設辛普森是殺人兇犯，當他滿身血跡、驚惶失措地從殺人現場逃竄回家，把凶器和血衣藏匿得無影無蹤之後，根本沒必要多此一舉，單獨溜到客房後面藏匿血手套。另外，辛普森對自己住宅的旁門後院、地形道路了如指掌，按常理，他不太可能撞在空調上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並且在遺失血手套之後不聞不問。從各方面情況分析，撞在空調上並丟失手套的主兒顯然是一個對住宅內地形和道路不太熟悉的人。另外，如果兇犯在黑暗中慌不擇路，瞎摸亂撞，丟三落四，為什麼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 再次，雖然在警方在兇案現場和辛普森住宅搜獲了一左一右兩只手套，並且在手套上發現了兩位被害人和辛普森的血跡，但是，這兩只手套的外表沒有任何破裂或刀痕，在手套裡面也沒發現辛普森的血跡。這說明，辛普森手上的傷口與血手套和兇殺案很可能沒有直接關系。 最後，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兇手，檢方決定讓他在陪審團面前試戴那隻沾有血跡的手套。在法庭上，辛普森先帶上了為預防污損而准備的超薄型橡膠手套，然後試圖戴上血手套。可是，眾目睽睽之下，辛普森折騰了很久卻很難將手套戴上。辯方立刻指出這只手套太小，根本不可能屬於辛普森。檢方請出手套專家作證，聲稱手套沾到血跡後可能會收縮一些。但辯方專家認為這是一種經過預縮處理的高級皮手套，沾血後不會收縮。控辯雙方各執一辭，爭論不休，但是，在一些陪審員眼中這只血手套的確有點兒太小了。
現場警官
辛普森案審判期間，最令辯方陣營生疑的人物是檢方的「明星」證人福爾曼警官。案發之夜這位警官並不當差，既然如此，他為何不辭辛苦深更半夜趕到現場？為何自告奮勇帶隊前往辛普森住宅？更令人疑惑的是，為何白色野馬車上的血跡、客房後的血手套、二樓卧室的血襪子等重要證據湊巧都被他一人單獨發現？他究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超級警探，還是一個劣跡累累的警方敗類？ 在此背景下，福爾曼自然成為辯方律師調查和盤詰的重點對象。為此，辯方特意設立了一個免費舉報熱線電話，希望各界人士提供線索。結果，辯方了解到，這位警官曾有過很多極為惡劣的種族歧視言論。比如，根據一位名叫拜爾（Kathleen Bell）的證人舉報，在1985到1986年期間福爾曼曾揚言，如果他在街上發現一個黑人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同在一車，他就拉響警笛，勒令停車。假如沒有勒令停車的理由，他也會憑空捏造。他甚至狂言：希望看到所有「黑鬼」聚成一堆，一把火燒死或用炸彈炸死。還有一位證人舉報，福爾曼崇拜希特勒，他收藏了大量的納粹德國黨衛軍的軍功章。 但是，福爾曼本人堅決否認火燒「黑鬼」的指控。於是，辯方陣營請求伊藤法官下令，要求允許律師盤詰福爾曼，質問他在過去10年中是否使用過「黑鬼」這種侮辱性詞彙。辯方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徹底詆毀福爾曼的證人資格。辛普森案後，各界人士口誅筆伐，對辯方這種打「種族牌」的訴訟策略嗤之以鼻、痛加抨擊。值得一提的是，在爭議性極大的「種族牌」問題上，「看熱鬧」的外行人士紛紛指責辯方律師，「看門道」的內行專家則怪罪主審法官。 可能有人會納悶，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是否說過「黑鬼」一詞與辛普森是否涉嫌殺人究竟有何關系？按常理，即使福爾曼在「黑鬼」一事上撒了彌天大謊，那並不能直接證明他在世紀大案中的證詞是瞎編偽造；即使這位警官曾有過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那同樣不能證明他故意栽贓和陷害被告。這是一個審判辛普森的世紀大案，為何一不留神變成了審判福爾曼警官的案子？在庭審過程中，伊藤法官為何不顧檢方反對，竟然允許辯方採用這種濫打「種族牌」和「扭轉斗爭大方向」的辯護策略呢？ 信不信由你，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盡管爭議性極大，但辯方的「種族牌」策略和伊藤法官的裁決完全合乎法律。受英國普通法中「品格證據」傳統的影響，美國聯邦和加州的證據法和判例都規定，如果出庭證人的品格被證明有缺陷，則證人呈庭的某些證詞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審判時，檢辯雙方律師都會在證人個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後，如果一位證人在一部分證詞中故意撒謊，那麼，陪審團可以將這位證人的其它證詞也視為謊言。 法官開綠燈後，辯方律師李·貝利一上來就質問福爾曼：「在過去10年之中，你曾使用過『黑鬼』一詞嗎？」福爾曼答：「就我所記得，沒用過。」為撒謊留下了一點兒迴旋餘地。但律師豈能輕饒他，立刻抓住答復中的含糊之處追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你叫過某人黑鬼，你也早就忘了？」這個反問簡直蓋了帽兒了！福爾曼只得故作糊塗：「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回答你用這種方式提出的問題。」律師步步緊逼：「我換句話說吧，我想讓你承認，自1985或1986年以來，或許你曾在某一時刻稱呼某位黑人是黑鬼，可能你自己已經忘了吧？」福爾曼只好硬著頭皮答復：「不，不可能。」律師趁熱打鐵：「你是否就此宣誓？」警官只好回答：「那正是我的意思。」律師換了個角度追問：「如果任何一個證人出庭作證，說你曾用『黑鬼』一詞形容黑人，這個人就是在撒謊？」福爾曼被迫承認：「沒錯，他們是在撒謊。」這樣，辯方律師以密不透風的邏輯和出色的盤詰技巧把福爾曼警官逼進了無路可退的絕地。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這次盤詰結束後不久，辯方從舉報電話中獲悉，一位女劇作家為了收集警察破案的生活素材，在最近10年期間曾多次采訪福爾曼，並錄制了14個小時的采訪錄音。辯方律師審聽錄音後發現，在錄音談話中，凡是提到黑人的地方，福爾曼警官一律使用了「黑鬼」這一侮辱性用語，共達41次之多。此外，在1994年7月28日的采訪中，福爾曼自吹自擂：「我是世紀大案的關鍵證人，如果我不幫助檢方撐住，他們就會輸掉這個大案。血手套決定一切，如果沒有手套，拜拜別玩了。」他還聲稱：「你他媽的就是搞不懂，幹警察這一行用不著規矩，全是憑感覺。去他媽的規則吧，我們到時候瞎掰就足夠了。」在錄音談話中，福爾曼還明目張膽地吹噓誣陷無辜的經歷，他說：「我曾拘留了不屬於這一地區的閑雜之人，如果一定要我講出理由，我就楞說此人有盜竊嫌疑。」「我們警察不是好惹的。我們就是殺了人，也知道該怎麼說。」 福爾曼錄音磁帶的發現堪稱世紀大審判的轉折點。檢方爭辯說，談話錄音只是文學創作的素材，難免有自吹和誇大之嫌，根本不能視為合法證據。但伊藤法官仍然裁決陪審團可以審聽部份錄音。 在法庭盤詰時，辯方律師烏爾曼聲色俱厲，重炮猛轟福爾曼：「你在預審時的證詞是否完全真實？」「你是否捏造警方的刑事勘查報告？」「你在此案中是否栽贓和偽造證據？」面對這些不容迴避的法律問題，福爾曼竟然答復：「我希望維護我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特權。」換句話說，他憑借最高法院1966年在著名的米蘭達案中規定的嫌犯沉默權，拒絕答復辯方針對呈庭證據提出的合理質疑。在總結陳詞中，辯方律師卡克倫指出，福爾曼是「一個擁護種族滅絕政策的種族主義者、一個作偽證的傢伙、美國最令人可怕的惡夢和魔鬼的化身」。 在美國的司法體制中，證據的可信度是打贏官司的關鍵性因素之一。警方作為刑事案件的偵破機關，在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最多，所以，美國法律明文規定，警察必須就搜查和檢驗證據等法律問題出庭作證，這是法庭審判和程序公正的重要環節。警察不同於一般的證人，執法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回答辯方律師質疑的必要性。即使是普通的交通違規罰款案，涉案警察仍然有義務准時出庭，手按聖經宣誓作證。西方司法界有句箴言：「警察是法庭的公僕」。因此，福爾曼要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辯方質疑之舉絕對是荒唐之至，這實際上相當於不打自招，變相承認涉嫌偽造證據，陷害被告。從法理上說，福爾曼的證詞已失去了法律效力。檢方幾乎輸定了。 辛普森案結束後，洛杉磯市地區檢察官毫不留情，正式立案起訴福爾曼警官。結果，他因偽證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獄外監管。這樣，殺人嫌犯辛普森被無罪開釋，執法者福爾曼警官卻淪為重罪案犯。這真不知是美國司法的驕傲，還是它的恥辱？或許兩者兼而有之吧！ 美國法律中有一條著名的證據規則：「面條里只能有一隻臭蟲」。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任何人發現自己的面碗里有一隻臭蟲時，他絕不會再去尋找第二隻，而是徑直倒掉整碗面條。同樣，即便洛杉磯警方獲取了大量能證明辛普森有罪的證據，但只要其中有一樣（襪子）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就都不能被法庭採信。於是，盡管控方女檢察官克拉克在總結發言中慷慨陳詞，打動了大量觀眾，卻並未讓陪審團動心。他們在近40個小時的討論之後，一致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 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 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但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編輯本段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這個世紀大案由美籍日裔法官伊藤（Lance Ito）主持審理——他的父母在二戰時曾被關入日裔集中營。這位法官博才多學，一向以精通法律和嚴謹公正著稱。 檢辯雙方陣營都有黑人律師，日裔法官主持審判，陪審團成員多數是黑人，一旦被告被判有罪，黑人就是想鬧事也沒啥理由。在九個月的審訊過程中，有沉悶枯燥普通人不易明白的血液化驗證據，也有意想不到的發展。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非常有戲劇性。
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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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美國憲政歷程

作者：任東來

豆瓣評分：9.1

出版社：中國法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1

頁數：612

內容簡介：本書的主體部分由三篇精彩的憲法論文與25個司法大案組成，一共28節。這三篇論文是《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和《美國憲政法治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按照歷史發展的軌跡，三篇文章分別扼要論述了美國憲政中的英國因素、美國特徵及平穩發展的原因。25個司法大案則主要包括：確立最高法院司法審查權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引發內戰的「斯科特案（1857）」、結束種族隔離的「布朗案（1954）」、導致總統下台的「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以及裁決總統選票的「布希訴戈爾案（2000）」。每個案例自成一節，既有生動的史實敘述，也有引人深思的法理分析。25個案例異彩紛呈，令人回味無窮。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王緝思為本書作序。他在序中說：「本書並沒有就法律談法律，而是用生動的筆觸，翔實的資料，描述了法治在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從生根到開花的歷程。聯邦最高法院的25個故事所揭示的，是一以貫之而又不斷發展的一種觀念，一種精神。美國憲政的酸甜苦辣盡在其中，讓讀者去細細品味。」「要研究美國的任何一個側面，都需要了解美國法律」。作者以對美國問題的敏銳眼光，積20年觀察、研究之功力，將學術著作的准確性與通俗讀物的可讀性融為一體；相信本書的出版不但能使歷史學者了解美國歷史的憲政之維，也能使法律學者明白任何一個重大案例都是歷史的沉澱。

本書的附錄部分除了收錄《獨立宣言》、《合眾國憲法》、大法官任期表等一般內容外，還逐條羅列、並簡介了寫作過程中所用到的網路資源和參考書。另外，書中的前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和後記（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也同樣精彩。

作者簡介：任東來，1961年生，教授，江蘇宜興人，生於吉林長春。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先後從長春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和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獲得歷史學學士、國際關系法學碩士和世界史博士學位，師從丁則民和楊生茂教授，是國內第一位美國歷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學位獲得者。1988年7月開始執教於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0年晉升為副教授，1998年晉升為教授。

⑦ 哪些講美國法律案例的書籍值得推薦

印象最深的，我一直覺得毒樹之果非常不公平，作者說，這是整個法系內為了實現其公平正義容而不得不為之的犧牲。頓時豁然開朗。雖然現在不從事法律相關行業，但了解美國法律對看美劇、電影以及美國偵探小說都有著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王澤鑒:《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哈里·韋斯特曼、哈爾姆·彼得·韋斯特曼：《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人大出版社2013年版 排名在前的是老爹，在後的是兒子。老爹比兒子牛多了，有自己的方法論，其大作《物權法》最新版（第8版）2011年終於修訂出版了，修訂者是他的兒子以及Gursky與Eickmann。這本德國民法基本概念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門讀物，作者21章每章開頭一個例子，然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分析介紹，深受讀者歡迎。

⑧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⑨ 初二的學生想學法律知識，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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