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司法裁量

1. 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具體建議有哪些

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具體建議：一、立法機關根據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發展狀況，通過對立法技術的研究，加強立法准確、精確的程度，以減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具體案件進行裁判的對自由裁量權的啟用。二、法官平時應加強對法律、法規的學習，深入對立法精神和原則的理解和掌握，定期或不定期內舉辦案例研討會。三、加大調解力度，努力實現當事人意思自治。四、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司法解釋工作，從而有效的控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防止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五、各級人民法院時常加強對審判工作的研究，健全和完善法院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召開審判長聯席會議，充分發揮審判委員會的作用，促進自由裁量權的正確行使。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應當當庭宣布不公開審理的理由。

2.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限制

法律分析：所謂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訴訟過程中，在正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基礎上，基於案件的基本情況，根據公正、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對案件事實或者法律適用問題酌情作出裁判，或者是在多種合法的法律解決方案之間進行合理選擇。法官自由裁量權並沒有明文進行規定，比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便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體現。自由裁量權是在法律限定的范圍內由法官根據自己的意志進行裁量的權力。自由裁量權只能在法律對有關事項無明確規定或只規定了處理的原則、幅度或范圍時行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根據自己的法律意志進行的，而法官意志決定於正確的司法理念，即法官個人的法律意志要和國家的法律意志保持一致。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的個人意志要受到尊重，不能以領導意志、行政意志或其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法律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3. 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如何控制

首先，對自由裁量權進行道德控制，必須要加強思想建設，不斷提高精神文明的水平。
1、增強公僕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明確我們的權利是人民給的，我們要用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力努力為人民服務。如果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公僕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實質上就是公務員職業道德的必然要求，是控制主觀濫用自由裁量權的保證。
2、增強行政能力，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光有好的思想，並不必然能夠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對於復雜的問題和層出不窮的新事物，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去處理。我們只有不斷地向書本去學習、向實踐學習、向他人學習，不斷地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才能在客觀上把自由裁量權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內。
3、要克服不良思想的侵蝕，防止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加強思想教育，使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增強自己的內控力，遏止私慾的膨脹，在思想上消除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慾念。
其次，對自由裁量權進行法律控制和制度控制，從源頭上解決自由裁量權過於「自由」的問題，使之具體化、規范化，具體較強的可操作性。
1、建立迴避制度。在行政執法時，如果執法活動與執法人有厲害關系，該執法人應當迴避。迴避應實行主動迴避與申請迴避相結合。迴避與否，有該工作人員所在單位的領導決定；領導需要迴避的，有班子集體決定。
2、建立執法責任制。執法責任制也要有可操作性，要明確區分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況，看是主觀濫用，還是客觀濫用；是偶爾濫用，還是一貫濫用等等，來區別不同責任。使責任與個人的待遇和職務的升遷掛氣勾來，真正把執法責任制落到實處。
3、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把自由裁量權行為納入司法軌道。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具有申辯權、請求舉行聽證權、申請行政復議權、提起行政訴訟權、請求國家賠償權等等，使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利具有可救濟性，是凡是涉及到公民權利和公民義務的執法行為（包括自由裁量權）都應舉有可訴性，確立司法最終解決原則。
4、建立行政執法監督體系。監督主體不僅有黨、國家機關（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查機關、審判機關），還有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基層群眾和公民。對已有的法定監督方式還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繼續補充、完善；對沒有法定監督方式的，要通過立法或制定規章，以保證卓有成效的監督。同時，要有對濫用職權的人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還有對監督有功人員的獎勵和保護。
5、在立法層面，要處理好法律條文的「彈性」和執法的「可操作性」關系，盡量做到明確、具體，減少「彈性」，尤其是對涉及到公民合法權益的條款，更應如此。「徒法不足以自行」。配套的法律文件，構成一個有不同層級組成的法律體系（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層級低的規范性文件，可隨著形勢的發展廢、改、立，以適應不斷變化，從而也可以克服法律因穩定性較強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不便於做出硬性規定，至少應有一個參照標准，作為指導性的意見。如最常見的「情節輕微」、「情節惡劣」，由於沒有一個參照標准，在實際執法辦案中，「自由裁量權」已演變為「任意裁量」，造成混亂，就不足為奇了。
6、要強調行政機關說明作出具行政行為的理由。在行政訴訟中，對濫用職權的證明，原告負有舉證責任，但由於這種舉證比較困難，借鑒國外的 作法，應當強調行政機關說明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理由，以便確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規授予這種權利的目的。對說不出理由、理由闡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應認定為濫用職權。
7、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提高執法水平。行政執法人員素質不高是個較普遍的問題這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很不適合，有些行政執法人員有「占據一方，唯我獨尊」的思想。為此，一方面要加緊通過各種渠道培訓行政執法餓、人員，另一方面對那些不再適宜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人要堅決調出，使得行政執法隊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8、實行定量分析，定性與定量想結合。《行政處罰法》第四條規定了行政處罰應考慮的基本因素「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執法部門可根據以上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況及所佔比重等，以綜合評定的方式來確定一個可供操作，也便於實現行政處罰的統一。可設想建立這樣一個公式，猶如單位對每位職工進行的工資核算，工齡、級別、職務、任職年限等各種情況按不同的標准、檔次逐一對應，其總和即是該同志的應得工資。以「無照經營」為例，其應考慮的法定因素為「無照經營的事實、性質、情節、後果」（何人、何事、何地、何時、何因、何情、何果）。以「情節」為例，可分為「輕微、一般、比較惡劣、惡劣」四檔。再對這四檔予以明晰，確定其具體內容。以「輕微」為例，時間短（15天以內）、規模小（資產500元以內）、違法獲利少（100元以內）、未出售假冒偽劣產品、消費者無投訴、第一次違法或不知道違法、有立功表現、主動消除或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後果等。其餘，以此類推。
9、人民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司法監督
《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了人民法院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原則，人民法院通過行政訴訟依法對被訴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使司法審查權，審查的主要內容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適當性。
但是，這並不是說人民法院對自由裁量權就無法進行司法監督了。如前所述，行政機關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滲透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各個階段，由於不正確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其表現形式主要有濫用職權、拖延履行法定職責、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等，所導致的法律後果是人民法院有權依法撤銷，限制履行或者變更具體行政行為。
然而，審查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原則，表明了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審查權。當前，我國正在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強調為政清廉，人民法院應當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在這方面要有所作為。一方面要嚴格依法辦案，即要保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又要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克服畏難思想和無原則的遷就行政機關。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議權，對那些確實以權謀私者，或者其他違法違紀者，人民法院無法通過行政訴訟予以糾正的，應當以司法建議的形式向有關部門提出，以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關於對自由裁量權的控制，還可以概括一些措施，如：行政檢察控制、行政機關的上下級間的控制、新聞監督等等，本文就不加以論述了。但是，不管對自由裁量權如何進行控制，都要掌握一個尺度，那就是：控而不死，用而不濫。調動自由裁量權高效靈活的積極因素，抑制它容易被濫用的消極因素，使行政權的行使符合我國依法行政的要求，符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這就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要強化行政問責。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制度，對違法決策、行政不作為或者亂作為，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要依法嚴肅追究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直至行政首長的責任。

4.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來源

1、禁止有罪類推。抄

2、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3、排斥習慣法。

4、排斥絕對不定期刑。

延伸：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

(4)限制司法裁量擴展閱讀：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淵源在不同的法律文獻中，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在正式的宣言中的表述。例如，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第8條宣布:「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強調了判處刑罰要有法可依，並且法律不得追溯既往。再如，1948年的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2款規定: 「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

5. 關於「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規定

關於「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規定
發布者:金曉明律師|時間:2020年06月12日|分類:合同糾紛 |4758人看過
一、關於「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規定
1999年10月1日頒布實施的《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履行地點不明確，給付貨幣的，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動產的，在不動產所在地履行;其他標的，在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履行。
2015年2月4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明確:「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借貸雙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事後未達成補充協議，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仍不能確定的，以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由以上可知，借貸合同是有明確規定可以適用「接受貨幣一方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其他合同是否能適用該規定，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然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為了更好的運用該規定有必要明確一下適用范圍或者對實施范圍在司法過程中達成共識，以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
二、「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適用合同糾紛的范圍
通過文義解釋《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民訴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凡是合同糾紛，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均可適用「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但因《民訴司法解釋》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條對租賃合同、以信息網路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保險合同的合同履行地另有規定。故「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除租賃合同、以信息網路方式訂立的買賣合同、保險合同均可適用於其他所有合同確定合同履行地。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高民智發表《關於民訴法解釋中有關管轄問題若干問題的理解與適用》的文章中「借款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如果爭議的合同義務內容為給付貨幣的，也可以適用本條關於接收貨幣一方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確定管轄法院」。
2015年12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印發的《關於民事訴訟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三條規定:「《民事訴訟法解釋》第十八條第二款中「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適用於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所有合同糾紛，法律、法規或者司法解釋有特殊規定的除外」。
所以，無論是從法律解釋角度還是司法實務角度，關於「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受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適用所有合同(除另有規定的)應是被認可的。
三、怎樣理解「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
爭議標的是指訴訟請求所指向的合同義務內容，「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是指爭議的合同義務是以給付貨幣為內容。對「爭議標的」的理解，特別注意不能把「爭議標的」等同於訴訟請求。訴訟請求在合同糾紛中，是基於合同關系主張對方承擔的合同責任的聲明。合同履行地不能按照訴訟請求種類來確定，只能依照爭議的合同義務來確定，也即訴訟請求所指向的合同義務。

6.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

法律分析：罪刑法定原則可以分為絕對罪刑法定與相對罪刑法定。絕對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認為法官應當逐字地適用刑法。而相對罪刑法定則並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納司法裁量。我國刑法實行的是相對罪刑法定，因而給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在空白罪狀和概括條款的情況下，法官能夠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加以裁量。當然，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應當將司法裁量許可權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之內。只有這樣，罪刑法定原則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條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