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意義
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解釋具有如下意義：
首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防止無權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可謂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誠然，這些規定都有各部門的職責所在，且該解釋是對程序法的解釋，但是，它從側面說明了無權解釋的存在。
其次，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有權解釋的司法機關之間不發生越權解釋。我們知道1981年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中明文說明了審判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檢察解釋歸最高人民檢察院，但是現實中，「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釋，雖然聯合解釋讓法律的適用更為統一，但難免有檢察院介入審判解釋和法院介入檢察解釋的嫌疑。
再次，堅持罪刑法定有助於劃清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則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因此司法解釋不能成為二次立法。另外筆者還認為，對於最低追訴標准最好是由立法機關解釋，因為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的根據，應屬於「明確含義」而不是「具體適用法律」。雖然「進一步明確含義」和「具體適用」不能絕對的區分，但筆者仍認為在無法明確區分時應推定為應該進行立法解釋，而不是司法解釋，因為立法解釋更能更好的顯示罪刑法定原則。實踐中我們甚至出現轉授權的現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筆者認為此類規定欠妥當，不可否認，同樣的盜竊金額在不同的地區造成的社會危害肯定會不一樣，但把數額標准確定權授權給高級人民法院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上述這些意義應該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對解釋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義，此意義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於司法解釋的實質意義：有助於司法機關在忠於法律規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規范含義的范圍之內正確進行司法解釋，也就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在合法的范圍內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讓司法解釋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實現實質法治。以此進一步推不難得出以下幾點：
1、賦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價值的最頂端，合理的解釋法律可以讓公民在可預料的禁止的范圍內不為一定的行為，反過來講，公民可以將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司法解釋則是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和「准准繩」。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權的發動。司法解釋中諸如追訴標準的規定即是對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對應追訴的犯罪進行追訴。犯罪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受到懲處，合理的司法解釋有利於更好的打擊犯罪，以此保護人民。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規定不等於機械的明確規定，而應是邏輯上的明確規定，實踐中必須避免此類理解誤區。
總之，堅持以罪刑法定原則指導刑事司法解釋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確解釋：即由正確的解釋主體在正確的許可權內解釋其應解釋的內容並用正確的方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其正是通過正確解釋法律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據並以此促進人權的保障。
㈡ 中國對外締結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有什麼用
刑事司法協助是國家間交往頻繁、人員流動增多、跨國犯罪不斷出現的產物。國家間開回展答刑事司法協助，有以下幾點意義：第一，有利於有效地打擊犯罪。人類社會的進步，交通和通訊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交往帶來了便利，也為一些不法之徒進行跨國犯罪或犯罪後潛逃國外開了方便之門。按照國際法准則，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擁有主權，一個國家的司法機關不能進入他國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者進行搜查、扣押等刑事訴訟行為，為了不使潛逃國外的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國家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就有了必要。因此，刑事司法協助是有效打擊有涉外因素犯罪的重要手段。第二，有利於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刑事司法協助的實質是兩個有司法主權的國家的司法機關在打擊刑事犯罪方面互相配合。刑事司法協助活動的依據是雙方共同參加的國際公約、雙方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或者根據互惠原則，開展刑事司法協助，需要兩個主權國家的司法機關在互相尊重他國司法主權的前提下進行。如果不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刑事司法協助就不能進行
㈢ 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重新界定對司法有何意義
此次修改，對證據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重點。除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化證人出庭和保護制度等以外，對於證據概念的重新定義，則「牽一發而動全身」，它標志著證據觀念的根本轉變，即由過去的實質證據觀轉向形式證據觀，這對於整個證據制度的完善來說，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證據概念的重新定義
二、形式證據觀下證據屬性的再認識
三、證據種類及其規范性表達
四、新證據觀念下的事實認定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了兩個證據規則，即第五十條中的口供自願性規則，第五十四條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口供自願性規則體現的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基本精神，核心要旨在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願性，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為了遏制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取證行為。上述兩個證據規則的目的都是為了防止因刑訊逼供而發生的冤假錯案，人民法院為了保障人權和程序公正，可以確認某一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從而拒絕將其作為定罪的依據，這極大加強了證據在刑事證明和訴訟程序中的重量。而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一次在我國引入了對證據合法性的裁判程序，將證據資格與證明標准、證明責任和證明程序聯系在一起，充分體現了證據、證明與證明規則之間的密切關系。
㈣ 請你談談司法獨立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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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後一道屏障，它不僅關繫到人的權利能否實現，而且更是人們的理念的保障。自然法學派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的理性，而司法過程也是一種追求理性的過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義」。雖然永恆的正義是不存在的，但是具體正義的標準的實現，只有通過一個大家公認的機關給予定位，才能為大家能接受。而這個機關就是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只有獨立才能行使這項職權，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呢?
一、司法獨立的涵義
司法獨立一詞通常在兩種意義上使用：一是結構意義上，是指司法機關獨立於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因此司法獨立是一種「國家權力的結構原則」；二是程序意義上，司法獨立的意旨是在司法過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維護程序正當性和結果正確性，因此也被稱為「技術性的司法規則。」由此，我們可以用一個較為概括的概念——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依據法律事實，依照法律的規定對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司法體制早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對此，國家最高層領導也有了相當認識，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而筆者以為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於司法獨立，要實現司法獨立，就必須對影響司法獨立的種種關系有清醒的認識。
二、影響司法獨立的外部關系
（一）司法獨立與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實質權力關繫上，國家機關必須接受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司法機關與司法工作也不例外。雖然黨的領導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司法機關並不享有政治結構即國家權力關繫上的獨立。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下，部分地區司法機關與地方黨委的關系是不正常的。司法機關基本上受命於黨委，成為黨委的附屬產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權掌握黨委手中。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黨委經常性直接過問案件情況並參與案件的討論和審理。更有甚著憑自己的主觀判斷、個人情感給案件打批條，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謂的「絕對服從黨的領導」需要，事實上這種「以黨代審」的做法導致的部分辦案不公，反而使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成為導致腐敗的誘因之一。
（二）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
德國法學家沃爾夫甘·許茨曾說過「行政侵犯司法，特別是侵犯法官的獨立，
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問題。」可見，司法獨立就是要不受任何地方的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案件。「地方影響對於確立法制和文明性來說，即令不是唯一有害的障礙，也是最有害的障礙之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司法獨立就必須建立起不受地方影響的獨立司法機關。建國以來，司法機關的領導體制雖幾經變動，但我國法院的設置基本上還是走行政區劃的老路子，審判工作與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現象極為明顯：其一，司法機關依行政區劃設置，與行政機關一一對應。這種層層設置的方式顯然是模仿行政機關建制的，明顯缺乏對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慮。其二，對司法人員按行政幹部進行管理，與行政機關相對應。其三，工作方式上實行層層把關的首長負責制和請示匯報等行政方式，明顯不利於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進行。
如此以來，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就受制於當地政府，在這種體制下，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獨立性難以得到切實保證。以致於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主義和執行難現象。相當多的司法不公，其本身不是法官素質低的原因造成而是由於當地政府施加影響。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經濟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關當地政府的財源，而法院經費又是地方財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誘惑和國家權力的影響難以做出公正的判決。由於審判的事實不獨立，人事、財政上對地方政府的依賴性，形成了一大堆「關系案」、「人情案」。
三、影響司法獨立的內部關系
（一）審判委員會與合議庭
在西方國家，司法獨立就是要法官獨立，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依據自由心證的原則，在充分聽取當事人舉證，並在雙方當事人當庭出示證據的情況下作出判決或裁定。依據《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我國行使審判權的主要形式是審判委員會，合議庭和獨任庭，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三種組織形式之間未形成明確的職責范圍。在我國，審判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疑難案件。《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審判委員會不僅有權「討論」案件，而且有權作出「決定」，並特別強調「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結果使法院獨立審判，公開審判流於形式。具體說來，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不論是由獨任庭審判還是由合議庭審理，一旦審判委員會作出決定都必須五條件予以執行，其裁決具有終局性效力。
在實際審判過程中，審判委員會並未參加合議庭，不能充分了解雙方當事人的辯論及舉證情況，只是依據審判長的報告就對案件作出判決或裁定，這樣一旦有所謂「重大」、「疑難」案件需要審判委員會參與其中，庭審往往就會成為走過場，真正參與審判法官沒有決定權，而實際決定權卻掌握在庭外的審委會手中。以致造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怪現象。這顯然與我國奉行的「庭審中心主義」和我國確立的公開審判制度是背道而馳的，更破壞了司法獨立性。
（二）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
依據《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但在審判實踐中，往往是下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一旦遇到了疑難、復雜問題，以請示法律問題為由與上級法院商量裁判結論，向上級法院請示，而受案法院也是來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級如何裁判等。上下級法院這種不正常溝通的直接結果就是使下級法院喪失了獨立性，本應由自己審理的案件逐級請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積月累，造成了訴訟效益價值嚴重下降，給老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破壞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於上級法院作出的決定，下級法院必須遵照執行，這樣就使得當事人本想通過上訴改變不利於自己審判結果的願望落空，在事實上導致了「一審終審」，無形之中可能會造成大量冤假錯案，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樣，這與我國的「二級終審」制度是相違背的。
四、司法獨立與法官的身份、經濟地位、素質
在我國現行司法體制下，司法獨立一個重要障礙是經濟保障不足，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動中可能獲得的非法利益與其合法利益相比誘惑太大，易於影響其廉潔與公正，也使司法獨立受到損害；其次，法官的身份也無法真正獨立。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各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由同級人民代表作出決定，這樣一來，法官就有可能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對立法機關介入司法侵犯司法的行為置之不理，甚至與某些立法機關官員一道從事妨礙司法公正的舉措。種種現象背後隱藏著共同的一點，那就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背後並未肯定司法機關在國家基本權力結構中的獨立，造成了我國司法機關相對於立法機關並非互相制衡的分權關系而是上位對下位的關系。所以，法官個人的身份獨立也就無從談起。最後，法官的素質問題與司法獨立密切相關。司法的獨立必然要以一個高素質、高效率的司法群體為依託。這是處理和應對各種復雜關系的前提條件，也是司法獨立的內在要求。否則在現實生活中，司法獨立無法實現，只有維護法官職業的高尚性，法官的高素質性，才能實現司法立，進而達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西方國家大多規定法官、檢察院必須是大學法律系畢業。如英國規定：只有具備十五年或十年以上資格的律師，才能被任命為上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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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刑事司法協助的刑事司法協助的概念和意義
刑事司法協助是指一國的法院或者其他的司法機關，根據另一國的法院或者其他司法機關的請求，代為或者協助實行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司法行為。刑事司法協助是司法協助的一種。司法協助除了刑事司法協助外，還有民事司法協助。
刑事司法協助作為一項司法制度存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三世紀，埃及就同鄰國簽訂了遣返罪犯的《和平條約》。1624年，格勞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一書里明確提出了對國際性罪犯實行「或起訴或引渡」的司法原則，奠定了近代刑事司法協助的理論基礎。1689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1886年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都有關於引渡案犯的規定。1833年比利時採用國內立法的形式制定了世界第一部《引渡法》。1854年法國和葡萄牙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而另劈蹊徑的則是義大利和奧地利，它們是把司法協助的規范分散於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典之中。但是，最具有特色的卻是聯邦德國於1982年頒布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無論從內容到規模都堪稱集大成者。從設立國際法院來審判國際性犯罪的情況看，萊比錫軍事法庭審判了因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犯有戰爭罪的德國戰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的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和東京公開審判了軸心國戰犯，在司法協助上達到了空前的局面。從已有的國際性文件來看，1889年美洲國家締結了第一個地區性引渡公約，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簽訂的《非洲和馬爾加什共同體組織公約》和1972年生效的《歐洲公約》，進而對刑事案件的訴訟轉移、有條件的判決和有條件的釋放都作了明確規定。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沒有同任何國家簽訂過引渡或其他刑事司法協助的專門性條約，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批准日內瓦四公約的附加議定書時，對「關於引渡事項上的合作」條款聲明予以保留，因此我國不承擔向外國引渡案犯的義務。但是，在同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簽訂的雙邊司法協助協定中，也包含有相互送達司法文書、協查案件、證據的收集和移讓等刑事協助內容。我國在處理同外國引渡人犯的實踐中，多是根據具體情況實行個案協助，更有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確立的獨立自主和靈活主動的外交原則。
國際社會對刑事司法協助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理解。狹義上的刑事司法協助是指與審判有關的刑事司法協助，它包括送達刑事司法文書、詢問證人和鑒定人、搜查、扣押、有關物品的移交以及提供有關法律資料等。廣義的刑事司法協助除了狹義上的刑事司法協助外，還包括引渡等內容。所謂引渡，是指一國把在其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為犯罪或已被定罪判刑的人，根據有管轄權的國家的請求，在條約或互惠的基礎上，移交給請求國，以便追究其刑事責任或執行刑罰的一項制度。
我國對司法的理解是廣義上的，司法不僅包括審判，而且包括對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甚至判決的執行。因此，在理論上，我國學者主張的刑事司法協助也是廣義的。「刑事司法協助包括各國為最終實現對罪犯的制裁而開展的各種類型的國際刑事合作。」而且刑事司法協助是國家關系的重要內容，是一國司法權的有效域外延伸，具有重要的外交價值和司法價值。
刑事司法協助是國家間交往頻繁、人員流動增多、跨國犯罪不斷出現的產物。
國家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有以下幾點意義：
第一，有利於有效地打擊犯罪。人類社會的進步，交通和通訊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交往帶來了便利，也為一些不法之徒進行跨國犯罪或犯罪後潛逃國外開了方便之門。按照國際法准則，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擁有主權，一個國家的司法機關不能進入他國逮捕犯罪嫌疑人或者進行搜查、扣押等刑事訴訟行為，為了不使潛逃國外的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國家間開展刑事司法協助就有了必要。因此，刑事司法協助是有效打擊有涉外因素犯罪的重要手段。
第二，有利於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刑事司法協助的實質是兩個有司法主權的國家的司法機關在打擊刑事犯罪方面互相配合。刑事司法協助活動的依據是雙方共同參加的國際公約、雙方簽訂的司法協助條約或者根據互惠原則，開展刑事司法協助，需要兩個主權國家的司法機關在互相尊重他國司法主權的前提下進行。如果不尊重他國的司法主權，刑事司法協助就不能進行。
㈥ 國際人權公約中刑事司法准則有哪些積極意義
【正文】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中國已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從而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入世，其意義決不限於經濟貿易，它必將對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法律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本文僅就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動關系略述己見。
一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形成的有關刑事法律的制定、實施和遵行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以下三個特徵：1.國際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世界各國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標准、規范和政策。毫無疑問，各國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則，這種刑事司法准則是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在同犯罪作斗爭中形成的，具有本國的特色。但隨著國際交往的加強，全球一體化同樣會對刑事司法帶來重大影響，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形成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這些刑事司法准則為各國所遵循，因而成為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2.刑事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與刑事有關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對犯罪的懲治，因而與一個國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聯系的。刑事司法活動涉及刑罰權的行使，以往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他國是不能幹涉的。但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形成，國家刑罰權的行使同樣要受到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限制。3.選擇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作為國際化的規范，並不具有對各國天然的強制性。各個國家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以便決定是否受這一公約的約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就要遵守其所規定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選擇性。聯合國通過發布為數眾多的示範性和建議性的刑事司法准則，便於幫助各國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適當的選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往往是經國內立法確認以後才發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國內法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確認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就是逐漸地擺脫以專政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權保障為歸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進。在這一過程中，我認為借鑒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十分必要的。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清末，中國曾經開展過一場法律改革運動，引入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當時先進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廢除中國封建專制社會殘酷的刑罰，引入罪刑法定原則等體現法治的刑法觀念。但這些先進的法律文化受到當時專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在於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它導致中國傳統法律株連家族這類極其野蠻的制度的廢除。但罪刑法定原則所確立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精神，是頑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當時的御史吳思敬就認為，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一概不予處罰，會「縱惡長奸，莫恥為甚，駭人聽聞。」可見，其抵觸與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正因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雖然宣告了中華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陸法系文化，而其價值內容與精神實質卻並未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不能說是成功的。正如我國學者指出：清末歷史留下的結論是：以本國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來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實質是以中世紀的宗法專制否定現代性。[1]轉瞬間，又一個世紀過去了。值此世紀之交，中國又迎來了一場司法改革運動，而且同樣面臨是排拒還是引入世界上先進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選擇。應該說，經過百年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不僅做好了在經濟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備，而且在法律上同樣做好了這種准備。因此，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推動中國刑事司法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二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在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我認為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價值上的轉換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不僅是一種規范體系，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體系。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第一，實現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權；第二，控制犯罪滋長，維護法律秩序。我國學者指出，國際社會對這兩個目標的不懈追求是推動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體系不斷發展的動力，而保持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平衡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記載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各項文件，有的側重於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有的側重於控制犯罪和維護秩序。但是，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兩個價值目標，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障機能；控制犯罪與維護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護機能。就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而言，兩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中國逐漸地建立起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相對開放的現代社會。由於社會迅猛發展，流動人口大量增加，中國目前正在面臨巨大的犯罪壓力。因此，控制犯罪是當務之急。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一直奉行「嚴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正在形成，對自由與平等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權保障的觀念逐漸地成為社會共識。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機能與保護機能都應受到重視。但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如何選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確認的以人權保障為主導的價值觀念，同樣應當成為中國刑事司法的價值選擇。長期以來，中國受到封建專制思想的影響，對於個人的權利是較為淡漠的，沒有將其放到應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強調保護機能而輕視保障機能，往往以犧牲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代價而保護社會整體利益與維護社會秩序。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引入，中國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價值觀念上的重大轉換。惟此，才能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經過這些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訂，使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對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還存在著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勞動教養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項制度。中國目前實行的勞動教養是指對嚴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或者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收容於勞動教養場所，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關於這種措施的性質，在理論上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非刑罰性的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處罰。但實際上，勞動教養比某些刑罰還要嚴厲，對勞教人員實行收容關押剝奪人身自由，有時長達三年之久，必要時還可以延長一年。顯然，勞動教養是違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任何公民被剝奪自由，必須經過司法程序，經由法院判處。而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至四年的措施，沒有納入司法程序，它名義上由各地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實際上是由公安機關決定的。這種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實保護，使刑事法治建設取得的一些成果化為烏有。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勞動教養制度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我國學者提出，參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改革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途徑有兩種選擇：一是基本上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將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處罰等）；二是保留勞動教養制度，並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為「保安處分」或者「公共安全處分」，或者其他更適合的名稱，先制定單行法，條件成熟後再納入刑法典；(2)時間應縮短，一般半年，最長不超過一年；(3)決定機關為法院，即由公安機關提出，法院經聽審程序決定是否採取；(4)允許上訴，遭受錯誤保安處分者有權得到賠償；(5)加強檢察機關對此制度的法律監督[3]。對於勞動教養制度不宜採取一廢了之的方法，因為中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數量因素，勞動教養的大多是輕微的犯罪行為，這些行為在世界各國一般都是作為犯罪處理的。因此，我贊同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造。無論如何改造，關鍵的一點就是司法化，即經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決定。只有這樣，才能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勞教人員的訴訟權利。由此可見，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引入中國，中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關制度都面臨著需要改革的問題。
（三）規范上的更新
中國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雖然先後在1996年和1997年進行了修改。在修改後的刑法中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同時應看到，在刑事法規范中體現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都是不徹底的。從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來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我國學者將前半段稱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後半段稱為消極的罪刑法定。這些學者認為，積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嚴肅執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消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來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據這些學者的觀點：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與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權與約束刑罰權，防止濫用，保障人權的統一，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全面的正確的涵義。[4]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刑法第3條規定的正確詮釋。但問題在於：罪刑法定原則是否應當包括所謂積極的內容。縱觀世界各國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極意義上規定的，其基本蘊含在於「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是限制機能，即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包括立法權與司法權）而達到人權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見，中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並非建立在對罪刑法定含義的正確理解之上。同樣，在刑事訴訟法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規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的內容雖然類似於西方國家關於無罪推定的規定，但刑事訴訟法第93條又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實回答的義務。這一規定與無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權顯然是對立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學者指出：由於未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法律並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偵查人員訊問的義務，在偵查、起訴、審判各階段均有關於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設置，因此很難說在中國刑事訴訟中已經完全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5]]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中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和刑事訴訟法中的無罪推定原則都有待進一步完善。由於是刑事法規范，還需要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進行更新。
三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主導下，經過長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國先進的與文明的刑事司法經驗的總結，也是國際社會在刑事司法上達成的共識。中國通過加入WTO，融入國際社會，不僅經濟制度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問題。我認為，在正確處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關系的時候，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際化與本土化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意味著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國際標准靠攏，這是一種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畢竟是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相關因素密切相聯的，是根植於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時候，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特色。例如，國際上對於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態度，廢除死刑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但在中國，由於存在嚴重的犯罪問題，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人，需要適用死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能採納廢除死刑的政策。當然，對於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總之，只有立足於中國本土，才能使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揮作用。
（二）積極與穩妥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之引入，實際上是一種法律的移植。在進行移植的時候，我們既要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又要切忌急躁，而應當逐漸地消化。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完成，而應當緩慢地推進。我們首先要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引入那些國際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在此基礎上，逐漸地提升中國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種穩妥的、適當的方式，才能使中國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國際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與融通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並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要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融通。這里的融通，是指融會貫通，因而包含一種創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資源，經過改造，使之適應刑事法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