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邏輯

❶ 中國與G20其他國家其中的任意四個國家公司法的比較

香港與祖國大陸的經濟貿易，主要是在公司之間進行，相互投資也主要是以組建公司的方式表現。不過，兩地在公司方面的法律規定卻有著較大差異。就目前來說，在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下，重要的不是消除差異，而是明確和理解差異，從而避免因差異可能帶來的負影響，或從差異中發現合理性和可借鑒之處。

一、兩地公司法基本概況

祖國大陸的公司法以制定法為基本表現，其主要內容是《公司法》，與之相關的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等。其中，《公司法》具普遍適用效力，《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只適用於外商投資企業。《公司法》與外商投資企業法對公司而言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

香港的公司法由制定法和判例法兩部分構成。最初，制定法完全追隨英國，判例法也來源於英國和英聯邦地區，現在，香港已形成包括公司法在內的本地的制定法和判例法，而《公司條例》是香港製定法中篇幅最大的。香港《公司條例》具有廣泛的適用效力，不僅適用於本地公司，也適用於海外公司，不僅適用於私人公司，也適用於公眾公司，不僅適用於單一公司，也適用於公司集團、控股公司和附屬公司。

二、兩地公司法的主要差異及分析

公司法的規范對象主要是公司，公司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公司法既要規范公司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結構，又要規范公司的內部行為和外部行為，故公司法既是組織法，又是行為法。然而，以何種價值取向為指導來設計組織規范和行為規范，則會導致風格迥異的規范體系。作為近代工業文明產物的公司，通過其積聚資本和分散風險的功能，有效地推動了經濟發展並改變著社會結構。從法律角度看，其根本奧秘在於運用了人格分離技術和權力平衡原理。所謂人格分離技術，是指通過塑造公司的法律人格，將公司成員的人格和公司的人格相分離，從而隔離公司責任和成員責任的法律技術。利用此法律技術，可確定公司成員的有限責任，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積聚資本和分散風險。所謂權力平衡原理，是指將公司內部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分解由不同的機構行使，並界定相互制約關系的規則。運用該原理，能使投資者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從而產生職業管理者，可提高資產的營運效率。公司法所確定的組織規范和行為規范在何種程度上運用人格分離技術和權力平衡原理，通常決定於公司法對實現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均衡設計，而該設計又決定於立法者對安全、自由、公平、效益這幾個價值理念的取捨程度。從理論上說，如果公司法能充分體現這幾個價值理念，並將每一個價值發揮至極，這將是公司法的最佳境界。可是，這幾個價值理念之間有著內在的矛盾，當其中某一個發揮至極時，其餘的幾個則可能受損。因此，現實的公司法只能對其作一定取捨，相對平衡。

上述理論在內地與香港的公司法中有不同反映。從總體上看，內地的公司法以安全價值為主要取向，兼顧效益、公平和自由；香港的公司法以自由價值為主要取向，兼顧效益、公平和安全。這與兩地公司法的歷史背景有關。內地的公司法初創於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此後中斷，又恢復於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在對外開放中首先確定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限公司組織形式，在對內改革中又逐步將公司制從私營企業擴展至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目前將公司製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途徑，並制定了與之相應的公司法。公司法的發展過程受特定時期的政治因素影響，起伏較大，不論在公司的適用范圍還是公司的設立監管等方面，有較多的限制。這種狀況現在開始有所改變。香港的公司法直接來源於英國，1856年通過第一部《公司條例》，從1948年起不再緊隨英國。現行《公司條例》修訂於1984年。香港公司法作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以「建立自由，帶來活力」 為目標，為保障香港經濟自由、高效、繁榮發展提供相應規則。值得提到的是，香港繼1962年成立公司法修訂委員會後，又於1984年成立了公司法改革委員會，負責對香港公司法不時加以審議，以確保該法適合新的經濟環境的需要。內地雖尚無此專門機構，亦有學者提出改革公司法的建議。就當前兩地公司法的內容來看，差異較多，現擇其部分述評如後。

（一）關於公司性質的定位。

對於公司的性質，兩地的法律觀念不盡相同。內地通常認為，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在法律上，也將公司定位於「企業法人」 ，而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等組織不能稱為公司。在香港，商業組織的主要形式是公司，但公司並非都是純粹的商業組織。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條規定：「任何二名或多於二名為合法目的而組織起來的人士，可在一份組織章程大綱內簽署其名字，並遵從本條例中其他規定，成立一間具有法團地位的有限責任公司或無限責任公司。」在立法上，沒有將公司確定為商業組織。實踐中，一些學校、慈善機構、居民會等非商業組織也可以採取公司形式設立和運作，公司具有廣泛的社會性。這種做法，在內地公司法上是不可能的。對此也可能有另一種解釋，即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因而社會組織也商業化。但我認為，這種解釋並不確切。

內地公司法對公司適用范圍有嚴格限制，這一方面是源於「營利性」的認識，視公司為商業工具，投資者希望以此為自己增加利益。另一方面也與多年前的公司被濫用而造成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歷有關。從安全穩定的角度考慮，不希望公司性質泛化。香港公司法容許公司有廣泛的適用性，也不否認「營利」為公司性質的根本，但在香港法上，營利和牟利有所區別，並不必然發生聯系。牟利是指投資者從公司分得回報，營利是公司通過經營獲利，使資產保值和增值，公司之營利並不必然向投資者分配。因此，一些公益事業就可以採用公司的方式來運作。在這里，公司成為經營管理的手段——組織形態意義上的工具，而不僅僅是商業工具，這使公司的人格分離技術和權力平衡原理獲得廣泛運用有了較為自由的空間，同時也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得以改善。

在內地改革過程中，一些事業單位改為企業管理，頗類似於香港法上的公益事業公司化。不過，就目前的法律來看，在這方面尚須規范和完善，如果採用公司形式來處理此類問題，則有必要對現行公司法中某些限制性規定加以修改。

（二）關於公司類型的選擇。

學理上對公司的分類和法律上對公司類型的選擇，內地和香港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根源於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各自特徵。內地公司法受大陸法系的影響較大，香港的公司法則與普通法系一脈相承。

內地公司法規定的公司類型主要有：有限責任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外商投資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對於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即由承擔無限責任的股東和承擔有限責任的股東共同組成的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等有股東承擔無限責任的公司，在法律上未予承認。顯然，內地公司法對公司類型的選擇，看重的是股東責任有限。這種選擇，與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當代社會經濟中鼓勵投資的重要作用是吻合的，同時，也有利於改變政府對國營企業承擔無限責任的狀況。

香港公司法所涉及的公司類型較多，包括：私人公司、公眾公司、海外公司、無限公司、保證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經理負無限責任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附屬公司、公司集團等，但在《公司條例》中作明確定義的不多。上述公司類型中，最基本的是私人公司和公眾公司。

香港法中的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是指具有下述特徵的公司：(1)成員（股東）人數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2)不向公眾發行股份和債券；(3)股份轉讓受嚴格限制。此種公司因不具有公開性，又被稱為封閉式公司。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法所指的私人公司只強調非公開性，而不強調投資者責任的有限性，因此具有較大包容度，可包含有限公司、無限公司、保證有限公司、董事經理負無限責任的有限公司。另外，私人公司中的有限公司亦可被稱為股份有限公司，即根據公司章程大綱，公司成員的法律責任僅限於所持有股份的承諾款額，此種公司即為股份有限公司。顯然，私人公司不同於內地的有限公司，兩地的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完全相同，因為內地的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可以向公眾募集資金的。

所謂公眾公司(Public Company)，是指可對公眾募集股本的公司。香港《公司條例》沒有對公眾公司做直接規定，而是通過《公司條例》第30條確定：如果公司修改章程，致使不符合私人公司的條件時，就須向公司注冊署長呈交一份符合公司條例附表2的招股章程陳述書而成為公眾公司（該附表2的標題是「私人公司成為公眾公司時須交付處長的代替招股章程陳述書的格式及其須列載的報告」）。從邏輯上說，公眾公司是私人公司的相對面，除私人公司之外的公司，就應該是公眾公司。但香港法律沒有規定如何直接成立公眾公司，而是以私人公司為基點來反映公眾公司，所以，如果一家公司在成立時就希望成為公眾公司而使其章程不具備私人公司的要求，具體該如何操作，香港的法官也感到困惑。與內地公司相比較，公眾公司相似於內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公眾公司包括一部分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上市公司。

私人公司與公眾公司在法律上的待遇是有差別的。私人公司可以不向外界公開業務狀況，每年向公司注冊官呈交（年檢）報告時，可豁免呈交資產負債表和核數師（負責財會監督的專業人員）報告，而公眾公司則不能享有這些特權，在香港注冊公司中，私人公司數量最多。

香港公司類型中的無限公司，保證有限公司，董事、經理或董事經理負無限責任的有限公司是頗具特點的。無限公司的股東對公司負無限責任，但公司具有法人資格，故債權人不能直接向公司成員主張權利；保證有限公司，是指公司成員承諾以在公司章程大綱中的認繳額（保證額）為限，於公司清盤時承擔責任的公司。這種公司的特點是，公司成立時，成員可不出資，公司所需要的資金可以另行籌措，股東的責任界限是承諾保證額，如果公司清盤時，營運資產已足夠清償債務，則股東不須最終出資。此種無本經營的方式，尤其適合於以推動藝術、教育、科學、福利事業為目的而設立的機構。但是，假如承諾人最後不能履行承諾，其風險必然會轉嫁給債權人。董事、經理或董事經理負無限責任的有限公司，是指由公司章程大綱確定，使公司的董事(Director)、經理(Manager)或董事經理(Managing director)負無限責任的公司。不過，無限責任只在公司清盤時才可能發生，從債權人角度看，此種公司有較強的安全性。這類似於大陸法系中的兩合公司。

香港公司法對公司類型的多元確定，不大注重邏輯關系，更多的是為實際需要提供盡可能廣泛的選擇，適應自由經濟的要求。多元本身就是自由的體現。不過，自由不是任意，所有自由的選擇都須以法律為邊界。香港公司法的意義之一正是在於為自由選擇公司提供法律邊界。

比較而言，內地公司法將公司類型限制在股東責任有限的范圍，大大降低了因多元類型而可能形成的不穩定因素，但是限制了實際存在需要的自由選擇。香港公司法中的保證有限公司、無限公司、管理者負無限責任的有限公司，在內地法律中尚無可對應的法律形式。這幾種公司，既可為社會中的多元需要提供更廣泛的自由選擇空間，也有利於處理管理者利益約束軟化的問題，又有利於對債權人利益的安全保障，而這些都是內地經濟改革中尚待解決的基本問題。

（三）關於公司資本的要求。

資本是公司營運的物質基礎，也是公司設立和存續必須具備的三要素之一。法律對於公司資本的要求，主要反映在公司設立時和公司設立後這兩個階段。在公司設立時，一般都要求遵循資本確定原則，即公司資本總額應確定於公司章程。然而，確定的資本總額是在公司成立前募足還是在公司成立後到位，這就形成了法定資本制和授權資本制的區別。在公司成立後，公司的財產是否必須維持與確定的資本總額相當以及資本可否減少，又有了資本維持及不變規則和資本補充及可變規則的不同。其間的差別，體現出立法者在安全與自由兩種價值理念中的選擇。

內地法律對公司設立時的資本要求，採取二元方式。其一，《公司法》採取的是法定資本制，該法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應達到法定資本最低限額，即：以生產經營為主的公司和以商品批發為主的公司不得少於人民幣50萬元，以商業零售為主的公司不得少於人民幣30萬元，科技開發、咨詢、服務性公司不得少於人民幣10萬元。該法定資本為注冊資本，是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設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1000萬元，是實收的股本總額。上述注冊資本均足額繳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出具驗資證明，方可申請公司注冊登記。其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外商投資企業法則採取授權資本制，允許投資者的出資在公司成立後一定時間內陸續到位。對於公司成立後的資本要求，也是採取二元辦法。依《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其注冊資本可依法增減，減少後的注冊資本不得低於法定的最低限額，當減少注冊資本時，應通知債權人，債權人有權要求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但倘若公司未能清償或提供擔保，公司能否減資，則未予明確，此系立法漏洞。而依《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成立的公司，其注冊資本則不能減少。上述二元規則，反映了立法者希望在安全和自由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香港公司法對公司資本的要求，採取授權資本制。在法律上，無最低資本額的規定，但要求公司的注冊資本額應在公司章程大綱內確定。其確定的意義有二：第一，該注冊資本是公司名義上最高可募集的股本總額，一旦確定，非經修改公司章程大綱內的資本條款，不得更改。第二，公司注冊署以公司注冊資本額為注冊收費的基礎，除基本注冊費外，按千分之六比例收取。公司的資本分為注冊資本（名義資本）、發行資本、實收資本、未收資本、准備資本、資本准備等，其中准備資本較有特點。所謂准備資本，是經公司股東特別會議決定，除非公司清盤才予催收的未收資本。這部分資本對保障債權人的利益頗有意義。雖然公司可以自由運用所籌得資本，但公司條例規定公司不可隨便減損已繳付的資本。對此，《公司條例》及有關判例作了許多限制，如限制公司購買自己發行的股份，禁止附屬公司購買控股公司的股份，禁止公司用股本派發股息和紅利等。若公司需減少資本，除須經股東大會作出特別決議以外，還得向法庭請求頒令同意，而法庭頒令同意的前提是，所有提出反對的債權人已經得到清償或得到擔保。這樣處理的目的「是要保障公眾人士和債權人」 。

從上述內容來看，在公司資本問題上，兩地的法律均考慮了有關自由和安全的因素，不過，在安排上有所區別：內地公司法是通過在公司設立時的法定資本制和實繳資本的規則來保障交易中的安全，避免因資本虛假而造成交易風險，實現對債權人的保護。在此基礎上，公司資本的減少可被允許。這體現出的是「在安全前提下的有限自由」的模式（但公司資本減少時法律規定上的漏洞則例外）。而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安排卻相反，是先考慮資本的自由（授權資本制），再考慮交易的安全（不得減少注冊資本）。香港公司法採取的是「在自由的基礎上保障安全」的模式。但與內地外商投資企業法的安排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1)允許准備資本存在，(2)可減少公司資本。比較來看，內地公司法對資本的安排側重於初始靜態資本的確定，力圖從公司成立之始就具備確保交易安全的基礎，但這種安排卻不利於提高資金融通效益，且實際上很難避免因抽逃出資或經營虧損而給債權人帶來的風險。對於內地公司法中有關資本的規定，有學者認為應朝授權資本制方向改進。香港公司法對資本的安排較自由靈活，看起來似乎容易產生交易的不安全，但可通過動態的資金融通來減小交易風險，並且，通過對投資後的嚴格監管及允許存在准備資本等措施，從動態結果上來保障交易的安全，這有利於提高資金融通效益。不過，法律似應對注冊資本的到位時間有一定要求，否則，無本經營的風險是難以避免的。

還應當注意的是，兩地法律都考慮到在公司減少資本時，須對債權人加以保護，但保護的程序和方式卻有區別：內地公司法採取通知債權人程序，對公司不予清償債務或不提供擔保的法律後果則不置可否，債權人無反對的資格；香港公司法採取法院許可程序，債權人有反對資格，而法院的許可以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擔保為前提。比較而言，香港法的規定更有利於保護債權人，只是大大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在這方面，內地公司法應予以完善。

（四）關於公司章程的規定。

公司作為組織，必須要有章程。公司章程是有關公司結構的組織大綱及公司行為的基本規則。章程對於公司，猶如憲法對於國家，不可缺少。然而，不同傳統的法律對公司章程的規定卻有所差異，「英美法將公司章程分為基本章程與附屬章程兩種，大陸法不作這樣的區分」 。這種差異也反映在內地和香港的公司法中。

內地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章程由股東共同制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由發起人擬訂經創立大會通過。公司章程應當載明的事項包括：公司的名稱和住所、經營范圍、設立方式、注冊資本、發起人姓名及認購的股份數、股東名稱和權利義務、股東的出資方式和出資額、轉讓出資條件、公司機構及其產生辦法和職權與議事規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解散和清算等。公司章程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經理具有約束力。

香港《公司條例》將公司章程分為章程大綱和章程細則。章程大綱規定公司的名稱、地址、資本、目的、成員責任等對外昭示公司基本情況的內容。章程細則規定公司的成員大會、大會的議事規則、董事的任免、董事權力及職責、董事的議事程序、秘書、印章、帳目等公司內部管理的內容。《公司條例》的附件分別規定了各種公司章程的大綱和細則的範本，公司章程大綱和細則對公司及其成員均有約束力。

兩相比較，內地和香港的公司章程有以下主要區別：

在章程結構上，內地公司法採取一元結構，將公司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集於一體；香港公司法採取二元結構，將公司的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分別處理。

❷ 公司法草案未通過

本次《公司法》修訂，深入總結企業注冊資本制度改革成果，吸收借鑒國外公司法律制度經驗，豐富完善公司資本制度。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為行文方便，本文所稱的《公司法》如未特別標注，均系指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2次會議審議並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草案》內容尚未通過，請讀者注意。

（一）引入授權資本制

在堅持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的前提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權資本制。《公司法》第97條規定，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可以授權董事會決定發行公司股份總數中設立時應發行股份數之外的部分，並可以對授權發行股份的期限和比例作出限制。第164條規定，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定發行新股的，董事會決議應當經全體董事2/3以上通過。發行新股所代表的表決權數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代表的表決權總數20%的，應當經股東會決議。

授權資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時只需發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可以作出授權，由董事會根據公司運營的實際需要決定發行剩餘股份。這樣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又給予了公司發行新股籌集資本的靈活性，並且能夠減少公司注冊資本虛化等問題的發生。

根據《公司法》第25條的規定，公司注冊資本、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稱屬於公司登記事項。《公司法》第96條規定，公司股份總數、公司設立時應發行的股份數均屬於應載明與公司章程的必要記載事項。「授權資本制乃調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概念與股份發行程序的一種設計……公司法授權公司得於章程所定的資本總額，在預定發行股份總數的范圍內，得分次發行者，載明第一次發行的股份數額，並認足或募足之，即可完成公司設立登記，開始營業；其後，所余未發行之股份，亦得依其需求，經董事會的特別決議，即可分次發行新股，現金增資無需再經過股東會變更章程等程序，有效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籌措企業資金的彈性機制。」

（二）引入類別股份制度

修訂前的《公司法》（2018年）第131條規定，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以外的其他種類的股份，另行作出規定。實踐中，對於優先股以及特殊表決權股份等已經在資本市場上得到實踐。《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證監會令第184號修正）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優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規定的普通種類股份之外，另行規定的其他種類股份，其股份持有人優先於普通股股東分配公司利潤和剩餘財產，但參與公司決策管理等權利受到限制。再如關於特殊表決權股，為貫徹國務院、證監會的相關意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票上市規則》（2020年12月第二次修訂）第4.5.4條規定，上市公司章程應當規定每份特別表決權股份的表決權數量。每份特別表決權股份的表決權數量應當相同，且不得超過每份普通股份的表決權數量的10倍。

本次《公司法》修訂對類別股份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第157條規定，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發行下列與普通股權利不同的類別股：（一）優先或劣後分配利潤或者剩餘財產的股份；（二）每一股的表決權多於或者少於普通股的股份；（三）轉讓須經公司同意等轉讓受限的股份；（四）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類別股。公開發行股份的公司不得發行前款第二項、第三項規定的類別股；公開發行前已發行的除外。

❸ 公司法務需要掌握哪些法學知識

公司法務要掌握的法律有，公司法、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常用法律法規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證據法之文本、問題和案例等。
公司法務需要具備的能力：
1、有法律方面工作經驗，精通公司法、知識產權相關企業法律事務；
2、具備企業管理、財務等綜合知識和管理經驗、熟練掌握公司法、專利等法律知識；
3、具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較強的溝通能力、分析及應變能力和文字功底；
4、能對公司經營決策提供法律風險評估。
與律師相比，公司法務的工作相對沒有那麼高負荷，工作也比較有計劃性，只不過作為一個支持部門，要做到讓所有部門都滿意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盡管看上去是一個在條條答胡橡框框內做事的崗位，但做法務也同樣需要用創意的思維去思考商業實踐的問題。做脊說服能力和感染力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在談判中為公司爭取到更多的利益。此外，法務工作有一個最新趨勢，那就是從一個商業創意開始法務就需要介入，之後服務於商業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這意味著法務需要熟悉公司的所有業務，也就是有更多日常文案工作要做。這些工作很枯燥，但還是要做到足夠嚴謹。
法務應加強社會律師與公司法務以及公司法務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實現社會律師與公司法務的相互促進與提升，用法律的力量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清旁六條 設立公司，應當依法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設立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設立條件的，由公司登記機關分別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設立條件的，不得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設立公司必須報經批準的，應當在公司登記前依法辦理批准手續。
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

❹ 急求論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 怎麼寫……跪求，在線等

關於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目前在法理學界有三種觀點，第一種是傳統的三要素說，認為法律規范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組成；第二種是兩要數說，認為法律規范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構成；第三種是新興的三要素說，認為法律規范由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構成。筆者認為這三種觀點都存在著需要商榷的地方。本文在分析這三種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管見，以求教於方家。
一、 現有觀點的評析
1．這三種觀點都認為法律規范的核心要素是對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即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都認為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中包括法律後果部分；都認為法律規范是內容，法律條文是形式，法律規范與法律條文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一個法律條文可以包括幾個法律規范，一個法律規范可以體現在幾個法律條文之中。
其一，授權性規則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義務性規則也不一定有法律後果。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按照行為模式的不同，分為授權性、命令性和禁止性三種法律規則，或者分為授權性與義務性（令行禁止）兩種，這里講的授權包括授予權利或授予權力。」有的學者則認為法律規則從「內容上看可以將它分為授權性規則、義務性規則和職權性規則」三種。還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 「按它規定的實體內容」不同，可以分為「授權性規則和義務性規則"。筆者認為學者們的表述雖然有所不同，但實質內容相同,都認為法律規則分為授權性規則和義務性規則。「授權性規則是指示人們可以作為、不作為或要求別人作為、不作為的規則。授權性規則的作用在於賦予人們一定的權利去構築或變更終止他們的法律地位或法律關系，為人們的自主行為和良性互動提供行為模式，為社會的良性運作和發展提供動力與規則保障。授權性規則的特點是為權利主體提供一定的選擇自由，對於權利主體來說不具有強制性，它既不強令權利人作為，也不強令權利人不作為，相反，它為行為人的作為、不作為提供了一個自由選擇的空間。」從以上引述中我們可以得知授權性規則中既不包含否定性後果——制裁，也不包含肯定性後果——獎勵。如果人們出色地為了應該為的行為,法律可能會給予獎勵，但不絕對。如果人們為了不應該為的行為，法律一般會加以制裁,但也不絕對。對民事責任的追究，需等權利人自己提出來；有些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追究，也需等權利人（或稱為受害人）自己提出來，如果權利人自己不提出來，無法追究違反義務的人。
其二，有些法律部門沒有法律後果。法律部門「是按照法律規范自身的不同性質、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領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劃分的不同法律規范的總和。」學者一般都持這種觀點。根據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以及調整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我國法律體系劃分為以下主要的法律部門：（1）、憲法法律部門；（2）、行政法律部門；（3）、民商法法律部門；（4）、經濟法法律部門；（5）、勞動法法律部門；（6）、科教文衛法法律部門；（7）、資源環境保護法法律部門；（8）、刑法法律部門；（9）、訴訟法法律部門；（10）、軍事法法律部門。許多學者認為憲法條文中沒有規定法律後果。有學者認為「在許多法律條文中，為了立法上的方便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往往沒有規定法律後果，而只規定了行為模式。憲法的許多條文都是如此。」 也有學者認為「現行憲法條文之中，絕大多數為不完全性規范，這當然是因為憲法是大法、是母法，不可能也不應該一一具細地將法律後果一類的條文規定在憲法之中，但憲法的規定也不能流於空泛，應有相應的部門法規和單行法規加以落實。」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學者只是認為憲法條文中沒有規定法律後果，並不認為憲法法律部門中沒有規定法律後果。他們的理論根據是法律規范和法律條文的聯系與區別。學者一般都認為法律規范與法律條文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法律規范是法律條文的內容，法律條文是法律規范的文字表達和表現形式，法律規范與法律條文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一個法律條文中可能包含了一個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組成部分，也可能包含了兩個，甚至多個，但也可能是一個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組成部分由一個法律文件中的不同法律條文來表現，甚至由兩個不同的法律文件來表現。筆者認為憲法法律部門中沒有法律後果。如果認為有的話，規定在其他法律文件中的法律後果是屬於憲法法律部門呢？還是屬於其他法律部門？法律後果只能屬於一個法律部門，因為任何一個法律部門都是由一些同類的法律規范組成的，而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組成。上面所引關於成年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法律後果要麼屬於憲法法律部門，要麼屬於刑法法律部門。而如果法律後果只屬於一個法律部門的話，另外一個法律部門將無法存在。這將和法律部門劃分理論相矛盾。而刑法法律部門和憲法法律部門的劃分是世界公認的。所以筆者認為，解決此問題的方法就是承認憲法法律部門沒有法律後果。其實，除了憲法法律部門外,訴訟法法律部門也沒有法律後果。
其三，如果認為法律後果是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也與立法實踐存在著沖突。立法機關在立法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法律規范都規定有法律後果，對授權性的法律規范沒有規定法律後果，只對義務性的規范才規定了法律後果。而且人們違反了義務性的規范時，並不是都會遭遇制裁性的法律後果。只有當義務人違反了義務會給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時，才規定了制裁性的法律後果，即法律責任。如果是社會危害性小的行為、違反以後容易糾正的行為或義務人一般不會違反的行為，並沒有規定法律後果。
2．傳統的三要素說認為法律後果只有制裁一種，沒有獎勵性的後果，法律後果都是肯定性的，沒有否定性的法律後果。筆者認為這是需要商榷的。這種觀點認為：「法律後果中不應包含『獎勵』，盡管國家的確通過立法對某些有益於社會的行為規定了獎勵措施，但從法律規范的結構來看，這些獎勵性規定實際上屬於三因素中『處理』部分的授權，行為人由於從事了有益於社會的行為而享有取得某些利益，如一定物質或精神獎勵的權利，而相對應的主體則承擔使其獲得這種利益的義務，如果義務主體沒有履行這種義務，或者侵犯了前者應享受的權利，就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從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結構的因果鏈條來看，凡是法律授予的權利，必須通過有關制裁的規定來保護，這恰恰體現出法律調整的基本特徵之一在於法的國家強制性，即對違法行為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通過對違法行為的制裁保護合法權利。」 筆者認為獎勵不屬於三因素中「處理」部分，而屬於法律後果的部分。認為授權獎勵屬於「處理」部分，而授權處罰屬於法律後果部分是值得商榷的。該獎勵的不獎勵，可以追究義務人的責任；該處罰的不處罰，也可以追究義務人的責任，這是另外一個法律規范的內容了。這種觀點認為：「法律後果都是肯定的，無論規范中規定的是權利、義務還是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都是一種肯定的法律關系。國家對於違法行為本身持否定態度，但法律規范中規定的由於違法行為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和制裁措施卻是合法的，肯定的。」
3．新興的兩要素說認為規范適用的條件不是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這是值得商榷的。這種觀點認為「規范適用的條件」不是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規范適用的條件」雖然存在，但已被包含在行為模式中，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要素；二是許多法律規范沒有「規范適用的條件」.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商榷，提出了三點理由：一是任何一個法律規范都有「規范適用的條件」，如果沒有它，「一個法律規范就會處於一種絕對的、無條件的狀態，其結果只會使法律規范失去規范性，並走到自己的反面，成為一種任意性的東西。」二是「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互不相同或各有側重的」。「『規范的適用條件』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行為的時間和場合、行為的確定主體、范圍和對象，等等。」因此認為「規范適用的條件」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要素是很難令人信服的。三是「以許多法律規范並無『假定』或『規范適用的條件』部分為理由，否定它是法律規范結構的邏輯要素之一，是混淆了對法律規范結構的邏輯分析和實際分析。因為從邏輯的角度分析法律規范的結構，其目的在於找出設置法律規范時所必須考慮和反映的要素，至於在法律規范的實際設置中是否把『規范適用的條件』單列為一個具體部分，則是法律規范結構的實際表現形態問題。認為許多法律規范沒有『規范適用的條件』部分，最多隻能說明這些規范的試用條件在規范的實際表現形態中沒有被單列出來。」 筆者認為該學者對「規范適用的條件」是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的論證已非常充分。筆者就「規范適用的條件」的獨立性進一步加以論證。法律規范中所設定的權利義務都是具體的，只有在具體的情境中才能確定一個主體的權利義務。在有些情況下，權利會被剝奪。
二、 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只由規范適用的條件（或稱為假定）和行為模式（或稱為處理）構成。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法律後果要素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只由規范適用的條件（或稱為假定）和行為模式（或稱為處理）構成。
1． 從理論上分析，法律後果要素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
法律規范是一種行為規則，指導或約束人們的行為，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和禁止做什麼，只要有了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一個法律規范應當只有一個適用條件，而不能同時有兩個適用條件，一個法律規范針對的應是同一個人或同一類型的人，而不能同時針對兩個人或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如果認為法律後果是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將導致一個法律規范有兩個適用條件或同時針對兩個人或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當法律後果是承擔民事責任時，出現一個法律規范有兩個適用的條件。
2．有些學者已看到了法律後果要素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只是他們不願意否認原有的理論。
有學者認為法律規范結構的邏輯構成要素由規范適用的條件、概括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三部分組成，而「法律規范結構的邏輯要素的最直觀、最常見的表現形態是兩種：規范適用的條件+行為模式；行為模式。」 該學者已認識到「『法律後果』要素本身就具有『行為模式』的含義，它可能是一種授權性行為模式，也可能是一種命令性行為模式或禁止性行為模式。因此，在法律規范結構的實際表現形態中，一個法律規范的『法律後果』，同時又可以是另一個法律規范的『行為模式』。這種情況所採取的表現形式是：將一個規范的『法律後果』表現為另一個規范的的『行為模式』；將一個規范的『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糅合於另一個規范的『規范適用的條件』中。」該學者還以刑法第174條和民法通則第106條進行了例證。刑法第174條「規定：『故意破壞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名勝古跡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從一個方面看，這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屬於規范的否定式法律後果。這個規范寫全了就是：對於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名勝古跡（單列出的『規范適用的條件』），任何人不得故意破壞（禁止性行為模式），違者將被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否定式法律後果）；從另一個方面看，這個條文的前半句是『規范適用的條件』部分，後半句卻是『行為模式』部分，即有關國家機關的職權，而『法律後果』部分則可以從刑法第188條規定的徇私舞弊罪中求得。這顯然又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筆者認為該學者的分析值得借鑒，但得出的結論值得商榷。正如該學者所說，前半句的適用對象是一般的任何人；而後半句適用的對象卻是特定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這應當屬於兩個不同的法律規范，歸屬於不同的法律部門。前者屬於文物管理法，後者屬於刑法。對於法律規范結構的邏輯形態和現實的表現形態的不一致，該學者認為「法律規范結構的實際表現形態，在實質上合乎邏輯的，在表面上則是不合乎邏輯的，因而也可以說是生動靈活的。」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邏輯結構是現實結構的歸納和總結，現實結構是邏輯結構的基礎，邏輯結構應當與現實結構是一致的，如果出現不一致，說明作為理論而存在的邏輯結構對現實結構地抽象不準確，需要修改，因為作為實踐而存在的現實結構是不會出錯誤的。
還有學者認為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在邏輯上必然包含假定、處理和制裁三個因素，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必須通過國家命令表現出來，國家命令只包括兩個因素，即「如果……則」，只要具備這兩個因素，就具備了一個行為規則的基本素質和功能，所以可以將這種國家命令稱為命令性法律規則，依據具體內容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兩種：一種由「假定」和「處理」兩個因素構成，稱為調整性規則，它為主體規定在一定場合的權利和義務，旨在建立一種正常的法律秩序，執行著法的調整職能；另一種由「假定」和「制裁」兩個因素構成，稱為保護性規則，它規定了對違法行為的制裁措施，旨在維護正常的法律秩序，或者使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執行著法得保護性職能 「執行調整職能的規則和執行保護職能的規則之間在邏輯上有內在的聯系，二者必須結合起來，才能完整地發揮法律的職能。保護性規則中的『假定』，恰恰就是違反某個調整性規則中『處理』部分規定的事實狀態。我們將在內容上有必然關系的調整性規則和保護性規則結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要素構成的邏輯上完整的法律規范。」筆者認為調整性規則和保護性規則都是由「假定」和「處理」構成的。因為「制裁」就是「處理」，只不過，「制裁」是針對另外一種情況的「處理」。例如，上引合夥企業法第六十六條所規定的「制裁」，就是當合夥人違反該法第五條時，授權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其加以管理和處罰，這種規定本身就是一種「處理」，只不過，該「處理」針對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不是針對合夥人。而且調整性規則並不是必須與保護性規則結合起來，才能完整地發揮法律的職能。其一，在許多情況下，權利人可以直接依調整性規則提起訴訟，要求法官予以保護，法官也可以直接依調整性規則作出判決，支持權利人的請求，這時法律並沒有規定保護性規則。例如，《婚姻法》第38條第一款規定：「離婚後，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權利，另一方有協助的義務。」如果撫養子女的父或母一方拒絕另一方探望子女，法律對拒絕履行協助義務的一方沒有規定「制裁」措施。有探望權的一方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權利了呢？不是的，權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探望子女，法官會判決支持其請求，如果義務一方還拒絕，權利人可以申請強制執行。其二，在一些情況下，調整性規則和保護性規則並不是銜接地天衣無縫，導致保護性規則無從發揮作用。例如，《婚姻法》第20條規定：「夫妻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一方不履行扶養義務時，需要扶養的一方，有要求對方付給扶養費的權利。」如果有扶養義務的一方不承擔義務，但情節不惡劣時，刑法中規定的保護性規則就不能發揮作用，因為《刑法》第261條規定為：「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權利人的權利是不是就不能得到保護了呢？不是的。權利人可以依據上引《婚姻法》第20條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保護自己的權利，法院應當依法做出支持權利人的判決以保護其權利。
3． 從法學研究實踐來看，學者都是按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來撰寫學術論文和著作的。
盡管學者在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但公認法律是法律規范的總稱。從這一定義出發，在研究具體部門法時，就應當搞清楚這一部門法究竟有多少個法律規范，使讀者閱讀學術論文和著作後知道這一部門法有多少個法律規范。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篇論文和一本著作明確地告訴我們某一部門法有多少個法律規范，並依據各自的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告訴我們這些法律規范的內容，在實踐中基本上是按法律條文的順序和內容來撰寫的。這樣，法理學中的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就和具體部門法的研究實踐是脫節的。當理論和實踐脫節時，就說明理論存在問題，需要修改。當學者按法律條文的順序和內容來撰寫時，實際上是按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兩個部分來撰寫的。因為體現法律規范的法律條文要麼直接寫明了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要麼是只寫明了行為模式，而隱含了規范適用的條件，這樣，法律條文中都包括有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兩個部分。
4． 從行政執法和法院司法實踐來看，行政執法機關和法院也都是按規范適用的條件和行為模式來製作行政決定書和裁判的。
在實踐中，行政執法機關製作行政決定書是直接依據適用的法律條文。例如，當有營養保健品公司對其生產的產品性能進行虛假宣傳，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對其進行查處，製作行政處罰決定書時，先要引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認定該公司實施了違法行為，然後再引用第24條決定如何對其進行處罰行政機關是將兩個法律條文分開使用的，兩個條文所起的作用不同，第9條用來判斷該公司的行為是否違法，第24條用來作為處罰該公司的依據，如果法律沒有規定可以對這種行為進行行政處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就不能對該公司進行處罰，這時第9條是不是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呢？如果認為法律後果是法律規范的構成要素，就會認為該規范不完整，無法發揮作用。實踐表明，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的法律條文照樣可以發揮作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第11條規定的低於成本價銷售行為、第12條規定的搭售行為和第14條規定的詆毀商譽的行為沒有規定行政責任條款，當有經營者實施了低於成本價銷售行為、搭售行為和詆毀商譽的行為這三種行為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雖然不能對其進行行政處罰，但可以告知其行為是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違法行為，可以責令其停止違法行為，經營者就會停止違法行為法院製作裁判也是直接依據適用的法律條文。當一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被法院判決欠了本公司的債，股東沒有其他的財產可以用來還債，股東所持有的股份又沒有被拍賣出去時，法院認為依據《公司法》第149條的規定，公司可以用對股東擁有的債權作為收購款，收購股東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然後注銷這一部分股份，從而達到清償股東與公司之間債務的目的。但是要作到這一步，必須經公司的股東大會同意授權，而在收購以前，該股東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東，公司無法在股東大會上作出這樣的決議。為了解決這一個問題，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一款第（十一）項的規定，作出一項裁定，強制收購股東所持有的股份，然後注銷這一部分股份。在這一份裁定書中所引用的兩個法律條文都沒用法律後果.
三、認為法律規范只由規范適用的條件（或稱為假定）和行為模式（或稱為處理）構成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1． 可以解決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與法律規范劃分理論之間的矛盾。
根據前面的分析，當我們將法律後果作為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時，將導致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與法律規范劃分理論之間存在矛盾，因為，授權性規則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義務性規則也不一定規定有法律後果。當我們將法律後果本身也作為一個完整的法律規則來看時，就不需要考慮法律規則中是否包含有法律後果了，這樣，導致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與法律規范劃分理論之間存在矛盾的原因就不存在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2． 可以解決法律規范理論與法律部門理論之間的矛盾。
同樣根據前面的分析，當我們將法律後果作為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時，將導致刑法法律部門、憲法和訴訟法法律部門的不復存在，因為刑法法律部門中規定的內容都屬於法律後果的規定，不能單獨組成一個法律部門，而憲法和訴訟法法律部門則沒有規定法律後果。當我們將法律後果本身也作為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來看時，刑法中所規定的內容就能單獨組成一個法律部門，憲法和訴訟法法律部門也就是由完整的法律規范組成的法律部門了。這樣就解決了法律規范理論與法律部門理論之間的矛盾。
3． 可以為經濟法等新興法律部門的成立提供理論依據。
法理學界公認法律部門的劃分標準是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即法律調整的對象）和法律調整的方法。之所以將兩者結合起來，是因為「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雖是很重要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標准」，但「它們既無法解釋一個法律部門（如刑法法律部門）可以調整不同種類的社會關系，也不能解釋同一社會關系需由不同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一法律現象。」「因此，劃分法律部門，還需將法律規范的調整方法作為劃分標准。」 而且一個法律部門的調整方法，「首先是它所特有的，因為它同所有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方法有重大區別，其次是萬能的，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夠調整構成此一法律部門對象的社會關系。」 按照這個理論，要論證一個新法律部門的產生和存在，必須論證它有獨特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一些經濟法學者為了論證經濟法是一個新的和獨立的法律部門，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論證的。為了否定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學者也是按照這個思路來論證的，只不過，他們論證的是它沒有獨特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死胡同，因為法律調整方法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種，而法律部門卻有十種左右，這個理論存在問題，需要加以揚棄筆者同意這種看法。筆者認為現在公認的法律部門劃分理論存在問題。筆者在前面已經論證法律規范理論和法律部門理論存在著矛盾，解決的方案是將法律規范的邏輯要素界定為規范適用的條件（或稱為假定）和行為模式（或稱為處理）。這樣劃分法律部門的標准就只剩下調整對象了。只要論證經濟法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就可以得出形成了經濟法這樣一個新法律部門的結論。
4．可以為立法和執法的實踐提供指導。
立法機關在立法的時候需要考慮法律規范之間的協調性和可操作性。如果制訂的是授權性規范，就需要規定配套的義務性規范來保護權利人的權利免受不法侵害，為權利人提供法律救濟手段。如果義務人違反義務後，不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的，就不需要再制訂一個規范來追究義務人的責任了，因為權利人可以依據權利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加以保護，法院可以依據權利性規范和義務性規范做出判決，責令義務人履行義務，如果義務人不按判決履行義務，權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如果義務人違反義務後，可能對權利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的，就需要再制訂另外的規范來追究義務人的責任了，是制訂一個、兩個，還是三個，就要看義務人造成的損害後果的性質和立法者的價值取向了，如果損害不大，立法者認為不需要追究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制訂一個追究民事責任的法律規范就可以了，如果損害比較大，立法者認為需要追究行政責任的，就需要制訂兩個法律規范來追究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如果損害嚴重，立法者認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就需要制訂三個法律規范來追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民事責任是基礎責任，只要有人身和財產損害存在，義務人就應承擔賠償責任，這是不能缺少的，而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規定決定於立法者的價值取向，立法者認為需要規定的就可以規定。
行政執法機關在查處違法行為的過程中，必須依法行政。如果當義務人實施了違法行為時，有追究義務人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的，才能追究義務人的行政責任或提請法院追究其刑事責任，沒有追究義務人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的，不能追究義務人的行政責任或提請法院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可以責令義務人停止實施違法行為。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法律後果要素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只由規范適用的條件（或稱為假定）和行為模式（或稱為處理）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