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司法

① 1787年憲法是如何體現分權與制衡原則的

立法、行政、司散租賣法三權型裂分立,立法權歸國會,行政權歸總統,司法權歸聯邦最高法院.
國會掌握財權、最高決策權、立法權等權力.國會通過預算給各個部門提供資金,可以否決總統的行政決定,負責宣戰、媾和等.國會可以彈劾總統等官員.
總統是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美軍最高統帥,對外代表美國.總統可以否決國會的決定,國會可以「反否決」,但是總統不可以再「反反否決」.總統可以提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經過國會批准後任職.但是總統不可以撤換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聯邦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權,處理各類重大案件、審查法律法規等是否違憲.
實踐證明,三權分立沖逗不可能是絕對分立的.美國是分權最徹底的國家,但是也沒有絕對分立.

② 怎樣協調司法的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在形式上的逐步深人和實質上的不斷反復，司法到底是沿職業化方向繼續前進，還是應調轉頭重走民主化（大眾化）道路，受到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還就此等問題展開了立場與觀點的激烈交鋒。{1}在這場學術論爭過程中，我國司法要不要民主化始終是爭議焦點。
在西方司法發展史上，司法只有且僅僅只有職業化一說。所謂司法大眾化、司法民主化的思想主張從未出現過，更遑論上演司法應不應民主化的學術論戰。陪審團和不具有職業法官資格的治安法官的長期存在，在主張司法民主化的我國學者看來，此乃司法大眾化、民主化的標志，但在西方學者看來事實根本不是如此。所謂司法民主化（大眾化）的命題完全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命題，至少在西方它未曾作為一個學術論題亦未曾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存在過。
竊以為，在檢討這個命題之前，首先應比較深入地認知司法與民主之間存在著何種關聯。否則，貿然地提出或反對司法民主化都因基本知識儲備不足而顯得過於主觀、支離破碎。鑒於這種認知，筆者不揣譾陋，試作此文，擬就司法與民主之間存在的三種關系略陳管見，以拋磚引玉。期許本文的探討有助於我國學者更深入地認知司法、民主之本質內涵，從更寬廣的視域把握司法與民主之間的關系，俾使尚在繼續中的所謂司法民主化爭論像真理一樣越辯越明。
一、司法、民主之本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在探究司法與民主的關系之前，首先得認知它們各自的本質特徵，缺乏對它們本質特徵的深入認識，那有關它們相互關系的任何闡述都是一種缺乏知性的猜想和臆斷。
司法、民主的本質特徵問題，其實是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應該說，學術界對其本質特徵已有基本的概括和總結，且在諸多方面形成了共識。遺憾的是，大多數主張司法民主化的學者恰恰對有關司法、民主本質特徵的共識不夠重視甚或視而不見，從而使這場司法民主化爭論陷入一種基本概念內涵不清、本質特徵不明的話語混沌之境。因此，在此我們先得把司法、民主的本質特徵梳理一番，以告別這種混沌的爭論敘事，還爭論一個話語清晰之場域。
司法，已然是一個溢出學術界的常常被民眾提起、出現頻率異常之高但又罕見被定義的大眾化概念。在英美世界頗有權威的《布萊克法律詞典》里，Judiciary（司法）詞條有三層意思：(1)負責解釋法律和主持正義（administering justice）的一個政府部門；（2）法院制度；（3）一批法官。{2}這第一層意思可看作是「司法」這一概念術語的基本內含，而第二、第三層意思實際上是第一層意思的主體構成元素而已：那個被稱為司法的政府部門乃是由一批法官組成的法院系統。
如果說《布萊克法律詞典》的這種解釋抽象有餘、具體不足、難以理解的話，那日本憲法學家蘆部信喜教授所界定的司法則具體得多，比較明白易懂。他說：「所謂司法，一向被認為是指『就具體的爭訴，通過適用和宣明法律而進行裁判的國家作用』。如果更加嚴密地加以定義，則可以說司法是『在當事人之間存在有關具體案件之糾紛的情形下，以當事人提起訴訟為前提，由獨立的法院基於其統轄權，通過一定的訴訟程序，為解決糾紛，形成何者為法的判斷，保障法的正確適用之作用』。」{3}蘆部教授的界定簡言之就是：司法者，法院依法裁判紛爭的國家作用也。司法的主體是由法官構成的法院，其使命是依法裁判各種糾紛，其裁判過程的最大特徵是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規定，所謂「法官一方面獨立於官方命令，另一方面又從屬於法律」。{4}此外，司法裁判由置身糾紛中的當事人啟動，沒有當事人的主動訴訟就不可能有司法裁判發生，所謂「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5}是故，被動性而不是主動性，亦為司法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這也是司法與立法、行政的重大區別之一。
但上述概括分析，尚是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徵，還說不上是其實質性的內部特性。學界對於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徵素有研究，但對其實質性的內部特徵則幾乎無人問津，相關文獻甚為鮮見，因而值得在此探討一番。筆者以為，司法實質性的內部特徵在於這種裁判活動所依賴的或者說所需要的不是人的自然理性而是法律的技藝理性，由此決定了有資格裁判案件糾紛的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而必須是受過法律職業訓練因而具有法律家職業技能和倫理的法官。這一點，早在1608年英國著名法律家柯克（Edward Coke)就曾向其要求「以國王的身份」裁決案件的詹姆斯國王作過堪稱最早且最經典的闡述。柯克說：「確實，上帝賦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賦；但陛下對於英格蘭國土上的法律並沒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遺產、或貨物、或財富的案件，不應當由自然的理性，而應當依據技藝性理性和法律的判斷來決定，而法律是一門需要長時間地學習和歷練的技藝，只有在此之後，一個人才能對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於審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鑄的標桿[量桿]和標准。」{6}詹姆斯雖貴為國王，但他未受過法律訓練，所以不能染指司法裁判。經過柯克與詹姆斯的這番較量，英國最終守住了從事司法職業的法律理性而非自然理性要求這一司法底線，從而捍衛了英國的法治。
對於司法而言，被動性和法律程序等外部特性固然重要，但一旦司法裁判者—法官缺乏必要的法律訓練、不具備足夠的法律理性和職業倫理，那司法就徒有其外表和形式，其精神內核則付之闕如、難覓其蹤。司法最重要的特徵在於法官具有足夠的法律技藝理性。正因為如此，所以，不是誰都可以勝任司法職業、不是具有自然理性的任何人都能擔當法官裁判案件，此乃司法區別於立法和行政的最為鮮明的特性。
司法的本質特性如此，那民主之本質如何呢？
古今中外有關民主的思想學說可謂不勝枚舉。美國學者達爾（Robert A. Dahl)曾概嘆「各種民主思想，猶如一片巨大的、無法穿越的灌木叢」。但達爾本人還是成功地走出了民主思想的灌木叢，並總結認為「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等五項元素構成民主的基本內含。{7}細致地分析這五項民主標准，即不難發現，其核心就是「投票選舉」。在民主政治中，成年人的公民資格最重要的內含就是享有投票選舉的權利。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和充分的知情等等都是投票選舉的基本要件及內含。對議程的最終控制，關健還在於對投票選舉過程的最終控制。可以說，這五項元素實質上都是圍繞著投票選舉而轉，投票選舉才是民主的中心和本質，所以，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說：「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8}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選舉不制定政策；選舉只決定由誰來制定政策。選舉不能解決爭端，它只決定由誰來解決爭端」。{9}對此有充分的認知，我們才能理解經濟學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闡述的「競爭政治領導權的民主理論」，即：「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10}
綜上所述，民主就是一種通過投票選舉決定政治權力具體行使主體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目的在於捍衛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使之不致於遭遇政治權力侵犯或剝奪。民主化的投票選舉為的是避免出現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主義、總體國家、威權主義、獨裁統治等種種蹂躪人民自由權利的恐怖的政治統治。因此，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民主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誰也不能選擇自己進行統治，誰也不能授權自己進行統治，因此，誰也不能自我僭取無條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權力。」{11}認識到民主的本質特性，就能很好地理解為什麼「當今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最普遍意義上的『民主』的涵義典型地是人民主權思想與個人權利受法律保護的思想的融合（但更經常的是混淆）」。{12}
通過以上對司法與民主各自本質特性的分析，我們可知，它們兩者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關聯，{13}堪稱「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司法主體是特定的，以具有法律技藝性理性為條件；而民主主體是廣泛的，任何具備自然理性的成年人都是民主主體。司法以裁判糾紛為天職，而民主以選舉更優的政治權力行使者以避免專權為目標。盡管民主同樣需要避免司法專權，但歷史證明，控制和杜絕司法專權的最好方式絕不是讓民主選舉方法主宰司法。托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民主後指出，美國「某些州的憲法規定法庭的成員由選舉產生，並准許多次連選連任。我敢大膽預言，這項改革遲早要產生極壞的後果，而且將來總有一天要發現，這樣削弱司法官員的獨立性，不僅打擊了司法權，而且打擊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14}是故，民主的方法不宜適用於司法領域。司法與民主之間不存在某種必然聯系，司法的內在特性決定了它與投票選舉的民主制度之間最常態的關系就是彼此沒有關系，理論上應該是司法你過你的獨木橋，民主我走我的陽關道，兩者之間沒有交集、互不相干。
二、司法與民主在何種意義上相關聯
盡管從其本質特性上看司法與民主之間原本一個以依法裁判糾紛為職責、一個以確保主權權力最終歸屬於人民為目標，兩者在旨趣上沒有交集，難以產生某種聯系或形成某種關系。但一旦把目光從理論轉向歷史和現實，我們又不能不發現它們兩者事實上有時存在著一定聯系、形成某種關系。當然，有時也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這後一種情形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闡述的，前一種情形則是本文第四、五兩部分重要剖析的對象。
那麼，司法與民主具有某種關系時，它們是在何種意義上相互關聯或彼此制約的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只有兩個字：權力。如前所述，民主的本質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權力的選舉安排；而依法裁判紛爭的司法同樣是一種國家權力即司法權。司法與民主一旦存在關聯，那結果一般只有兩種：(1)民主監督、制約司法的裁判權力；(2)司法以裁判民主選舉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糾紛尤其以對民主決定之結果實施審查的方式監督和制約民主權力本身。司法與民主之間這兩種關系的具體理論及實踐問題下文將予詳論。在此，我們要探討的是民主與司法之間何以會產生這樣兩種關系？
專門行使依法裁判糾紛而無旁鶩的司法固然屬於國家權力之一種，但其特性決定了與立法、行政相比，它身上的權力品性是如此之淺淡以致於可以忽略不計。啟動的被動性、裁判的法定性、法官的中立性等司法特性決定了司法裁判即便是在行使一種權力，那它也只是在執行立法者以法律形式所體現的人民的民主權力，而不是承載司法（法官）自身意志的權力。正因為如此，所以，1788年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闡述美國聯邦憲法的司法條款時敬告「紐約州人民」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故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判斷亦需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15}而在此前，將三權分立學說提到憲法原則高度、在政治思想學說史上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深入分析的法儒孟德斯鳩更是斷言「國家的法官不過是法律的代言人，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緩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緩和法律的嚴峻」，「裁判只能是法律條文的准確解釋。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見的話，則人民生活在社會中將不能確切地知道他所承擔的義務」。是故，孟德斯鳩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16}
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認為，因為在司法裁判中政治與權力均非中心地位。換言之，司法權是一種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權力，孟德斯鳩所謂的某種意義上不存在意指司法權在政治與權力的意義上不存在。{17}既然司法本質上執行的是民主立法者而不是法官本人的意志，既然司法權在政治與權力的意義上具有不存在的特性，那民主監督和控制司法權力就完全沒有必要。而考量司法本是執行民主立法者的意志，民主監督與控制司法有民主對自身不信任之嫌疑，不利於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發展。從這兩個方面來說，民主直接監督及控制司法權力看似是民主對司法的不信任，實則是民主對自己本身的不信任。自己不能信任自己，這說明，民主監督和控制司法實非政治實踐之常態而是一種插曲性的非正常、非邏輯的變態政治之產物。
司法的權力品性就是如此，下面，我們來檢視民主的權力品格。「從字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的權力』，權力屬於人民。」{18}權力或者說政治權力、國家權力的歸屬問題始終是民主的終極關懷之一。由於民主決定了權力歸屬，所以，民主本身亦是一種權力—決定國家政治權力歸屬的權力。是故，誰來監督和制約民主多數以防止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首先指出的「多數暴政」問題，就成為我們人類社會在贊美民主、實踐民主過程中必須直面的隱憂性問題。
在政治理論上，解決這個隱憂性問題的最優方案是通過立憲的先定約束制約民主多數專制，強調民主多數統治只能是一種有限的統治。所謂有限，是指人的基本自由與權利應免於受民主多數恣意干涉、侵犯乃至剝奪。借用美國聯邦大法官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的司法判決意見來說就是：「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會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權利，不可以受制於投票，它們不依賴於任何選舉結果。」{19}換言之，「基於人類在民主歷程中所經歷的經驗和教訓，民主必須是自由的民主」。{20}。一旦出現侵犯自由的專制民主，那此時就要用憲法來予以制止民主的專制，並恢復人的基本權利。憲法，是個法律文件。它本身無意識、不作為，它需要藉助司法部門即法院和法官來實施它所預設的憲法審查。司法正是通過憲法審查來監督和制約民主多數權力的。在憲法審查過程中，司法對民主權力產生了抑制和預警，使得民主權力在個人的基本權利面前難以越雷池半步，個人的基本權利非但不是民主權力這把刀俎下的魚肉。相反，民主權力應以捍衛個人的自由權利為己任。否則，民主權力本身的正當性就不能不受質疑。
總括而言，司法和民主都具有權力的共性。正是在監督和制約彼此的權力上，它們兩者之間結束了彼此沒有關聯的態勢，相互之間產生了監督、制衡乃至控制之關系，司法與民主之間的兩種新型關系模式由此而生。加上它們原本之間無關系的關系模式，那司法與民主之間就出現了三種關系模式。下文對此三種關系模式分別予以詳論。
三、關系一：司法與民主，井水不犯河水
司法，是一種適用法律規范裁判糾紛的法律制度，它要求的是法律技藝理性；民主，是一套通過投票決定公眾意志和選擇多數偏好的政治制度，它以人民的自然理性為基礎。一個是法律理性的法律制度、一個是自然理性的政治制度，此乃司法與民主最大的差別。它決定了司法與民主之間最自然、最常態的關系模式，就是彼此之間沒有關系，猶如一個是井水、一個是河水，各有各的思想源流、價值功能和制度目標，彼此和諧共存、互不幹涉。
在這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諧關系模式下，有一個現象值得在這里認真對待，那就是僅憑自然理性的陪審團參與司法，與受過法律專業訓練、具有法律技藝性理性的法官一起裁判糾紛。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把陪審制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標志，{21}筆者陋見以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陪審團在法庭上的出現，並沒有改變司法與民主之間的井水河水關系，把陪審制視為民主這種政治制度對司法這種法律制度的制約的認知其實是對陪審制的重大誤解。
盡管陪審制像民主制度本身一樣古老，在古希臘城邦民主時代就非常盛行，{22}但一般認為現代陪審制起源於法治的故鄉—英國。由陪審團審判被認為是英國法律的光榮，它被贊美為自由在英國永存的明燈。參與陪審團審判是英國每個臣民都可以享有或期望享有的特權。但無論從其起源上看，還是從其主要功能上考量，陪審團參與審判都不是旨在使司法民主化，讓民主制度或者說民主原則延伸至司法裁判領域甚至主宰司法裁判結果並不是陪審團審判的初衷和目的。相反．通討陪審這種身臨其境所帶來的親身體驗和感觀，培養人民的責任意識、權利觀念和守法習慣，才是陪審制的根本旨趣所在。因而，陪審制不是司法民主化的標志，陪審團的存在沒有改變司法與民主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的無關系事實。
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在談到陪審制時把它視為培養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習慣的課程。他說：「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八百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我相信，參加這種司法活動對於培養英國人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它任何活動。」{23}托克維爾的確把陪審制定性為一種「政治制度」，但他更多的是像丹寧勛爵一樣把陪審看作是一種訓練公民精神的課堂。他認為：「不管怎樣應用陪審制度，它都不能不對國民性發生重大影響。」他將其影響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1)陪審制，特別是民事陪審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維習慣進人所有公民的頭腦。而這種思維習慣，正是人民為使自己自由而要養成的習慣；(2)陪審制教導所有的階級要尊重判決的事實，養成權利觀念；(3)陪審制教導人們要做事公道。每個人在審判鄰人的時候，總會想到也會輪到鄰人陪審他；(4)陪審制度教導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5)陪審制度賦予每個公民以一種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和參加了自己的政府；(6)陪審制度對於判決的形成和人的知識的提高有重大貢獻等等。總之，托克維爾把陪審團視為社會能夠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24}當然，托克維爾也談到了陪審制度的民主性質，但這是從陪審員的階級屬性上來說的，與他所言的民主性質相對應的是陪審團的貴族性質，而不是專制性質。{25}
如果說丹寧勛爵和托克維爾的觀察與立論尚不能充分證明陪審團審判不是民主制衡司法即司法民主化的產物，那陪審團審判的規則及其變遷亦能足夠佐證本文的論點。眾所周知，陪審團審判時對於事實認定堅持所有陪審員一致同意原則，而不是民主性的多數同意原則。如果說陪審制旨在使司法走向民主化，那它為什麼自身都不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則呢？這在邏輯上能成立么？陪審團審判業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其間它發生了幾近面目全非之巨變，而它最大、最明顯的變化不是別的，正是它在各國司法審判中的日漸式微。如果說陪審制目的在於使司法民主化，那它不應該面臨著不斷被削弱之命運。此外，在司法的上訴審中，一般都是法律審，由陪審團參與上訴審在世界各國幾乎屬於極少數之例外。如果說陪審團審判旨在使司法過程民主化，那為何在上訴審中不用陪審團來民主化它呢？難道上訴審不重要？既然不重要那世界各國為什麼無一例外地設置上訴審呢？這三個不容置疑之事實，不是從反面強有力地證明陪審制並不像一些學者想當然地認為的那樣旨在控制司法權，意在使司法民主化嗎？

③ 英國和法國的權力制衡原則是什麼

1.典型的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形式

美國憲法明文規定了立法、執法和司法的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和3個權力機構之間的制衡機理。在分權方面：根據美國憲法第1、2、3條之規定，立法權屬於由參眾兩院組成的國會，因而經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有權決定全國政策，掌握財政支出等大權；[9]行政權由民選的總統統一執掌；司法權屬於法官，他們受到終身任命，並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為才被解職，從而使之能不受報復、沒有恐懼地決定案件。為了保證分權原則的實施，根據憲法和慣例，凡在合眾國政府下供職的官員，不得兼任國會議員，不得提出議案，不能出席國會會議，司法獨立，法官終身任職，總統對法官有任命權，但無罷免權，議會對法官的任命有同意與否決的權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彈劾之外，也無罷免權。
在制衡方面，為了保護公民和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美國憲法設計了一個不允許任何權力分支部門掌握全部政府權力，同時又能整體而有效地推進政府工作的權力關系模式。它規定國會有權要求總統條陳政策以備審議，有權建議、批准總統對其所屬行政官員的任命，有權批准總統對外締結的條約等，從而體現了國會對總統的制約。國會對司法機關的制約則體現在：參議院有權審判彈劾案件，有權建議或批准總統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懲治叛國罪的權力，有彈劾審判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並撤銷其職務的權力。同時，美國憲法還規定了總統對國會的制約。表現在：總統有立法發掘權，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對立法機關的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總統對司法權力的制衡表現在：總統有特赦權，有提名並任命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權力。最後，美國憲法規定了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應當擔任有關彈劾總統案的審判長，因而體現出司法權力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此外，根據美國憲法慣例，法院享有司法審查權，這樣法院也當然獲得了制衡立法的權力。
美國式的分權模式對其它國家產生過重要影響，當今許多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就沿襲了美國的這種模式。
2.英國式的以議會為重點的分權模式

英國資產階級曾經以下議院為陣地，同以國王為代表的封建王權進行過激烈的斗爭。斗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確立了所謂「議會至上」的原則，即議會（實際上指下議院）擁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的權力。[10]以後隨著政黨制度的發展，議會至上原則與責任內閣制產生結合，從而導致在下議院佔多數席位的政黨不僅控制了下議院的主導權，而且也獲得了行政組閣權。行政權對立法權的負責制轉化為多數黨的一種內部控制與反控制。但由於內閣行使權力形式上是以對立法機關尤其是對下議院負責為前提的，而行政權力的總代表國王只淪為一個名義的國家元首，因此我們可以說英國憲制對分權原則的體現是以「立法為重點的」。 現在世界上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和實行議會共和制的國家都採用英國式的分權原則，比如日本、義大利、德國等。
3.法國式的以行政為重點的分權模式

法國早在《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依據孟德斯鳩的見解規定了：「任何社會，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權利獲得保障或者不能確立權力分立，即無憲法可言。」這一精神為法國現行憲法（1958年）所忠實地繼承。法國1958年憲法在序言中明確宣布：忠於1789年人權宣言所肯定的、為1946年憲法序言所確認並加以補充的各項人權和關於國家主權的原則，可見法國是實行分權原則的國家。
法國在現行憲法頒布前，仍然堅持議會主權，實行議會共和制，總統只是象徵性領袖，他協助政治機構的聯合，但並不實際參與政治。由於現行憲法制定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立憲動機，因而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而大大加強了總統權力。憲法第5條對總統賦予眾多首要責任：「共和國總統監督對憲法的遵守。總統進行仲裁以保證國家權力的正常行使和國家的連續性。共和國總統負責保證民族獨立、領土完整，以及條約和共同體協定的遵守。」第64條規定：「共和國總統負責保證司法獨立。」因此有學者認為「共和國總統乃是全國利益的超級法官。」[11]同時憲法還規定：總統有權任命政府總理並根據總理的建議任免其它政府官員；他有權主持內閣會議，簽署內閣會議所決定的法令和命令，因而掌握著超越於政府之上的行政大權。他有權要求議會重新審議其所通過的法案，議會不得拒絕；他有權就一切涉及公共權力組織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復決，因此總統擁有參與立法的重大權力。此外總統主管軍事和國防，共和國總統應上武裝力量的總司令，他應主持高級國防會議和委員會，而且總統還有緊急狀態處置權，在緊急狀態權力行使期間，總統的權力可擴展至議會的立法權。綜上所述，法國現行憲法已將分權制衡的權力中心由議會轉移到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系統，從而塑造了一個「共和君主」。
（二）權力制約原則在社會主義憲法中的體現
社會主義憲法是在一種新型的國家理念下，來規劃國家權力的所屬和運行以及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因此，它力圖克服資本主義國家因實行三權分立而產生的諸多弊端，更強調國家權力行使中的互相配合，更強調國家權力的統一與行使效率。但社會主義憲法並未因此而放棄權力制約原則，我國現行憲法就比較全面地體現了權力的分工與制約原則，表現在：
第一，在人民代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關繫上，規定人民代表要由人民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人民有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建議、控告、檢舉等，重在以人民權利的勢能控制國家權力的動能。 第二，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國家主席是國家最高代表；國務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行政機關；中央軍委是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機關；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這樣我國憲法實際上也遵循了現代國家關於權力分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範式。
第三，憲法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因此我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約由它選舉產生的國家機關，但我國憲法並不象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那樣在賦予立法機關制約權的同時，又賦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反制立法機關的權力。第四，我國憲法為充分保證執法機關正確執法，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本系統內實行監督和制約。編輯本段適用和有關問題（一）民主和法治的矛盾
各國在適用權力制約原則的過程中，通常把經由選舉產生的民意機關（國會、人民代表大會）視為民主的重要表徵，而把非由選舉產生且穩定性極強的司法機關看作法治的代表。當我們一方面遵循人民主權的原則，努力追求和實現民主的時候，又經常讓司法機關祭起法治之盾，去審視和檢查民意機關的行為是否合憲。這樣少數人有權改變和撤銷多數人的意志表達的合法性源泉到底在哪裡？憲法的意志能高於民意機關意志的正當性如何得到證明？我們判斷是少數人或者是多數人代表了正義的根據憑借如何確定等等，這些都是法學和政治學中難解的命題
（二）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通常不僅佔有社會重要的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而且享有重要的權力資源。其決定和行為不僅公民利益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公權力機關和社會組織也起著極大的支配和控製作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權力是在法律之外存在和活動的，它對國家機關的正常運行和公民權力的有效保障都是一種潛在的隱憂。現在我國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出發，決心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結合起來，但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使黨的權力與國家權力以及人民權利之間達成一種最大的均衡，從而實現正和的博弈，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中的一個最困難和最關鍵的課題。
（三）分權思想是資產階級法律和政治學者根據牛頓靜力學說所作的一種深思熟慮的設計，其核心內容是國家如同機械一樣，國家的權力亦可機械均勻地分為三個部分，並且可以保持一種穩定的關系。國家只是執行保護公民權利的被動工具。隨著政治、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事務的日益復雜和人類利益的日趨多元化，客觀上要求國家更積極、主動地介入社會生活，因此國家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的擴張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應對客觀情勢的變化，使國家能為所當為，建立高度權威，又能規制權力的恣意與任性，避免因權力的異化所產生的腐敗，無疑也是人類政治領域所要解決的一個急務。

④ 美國政治的「制衡機器」有多個路徑

行政，司法，立法具體制衡制度安排

立法：
具體的立法由立法機構（議會）經過討論與審議，或者通過司法挑戰上到聯邦法院。新的法律通常是總統的團隊或議員想出來的，需要一定比率的議員通過。所以誰都不可以隨便立法。
憲法的修正案都是通過司法挑戰，由下往上打到聯邦法院，大法官釋法，認為已有憲法不合時宜，或者下位法違憲，從而進行修改（憲法是增加修正案，下位法則會廢除）

行政：
警察和軍隊系統的總管是行政分支（總統，以及各級行政機構），那麼總統和行政機構可否隨便叫警察抓人呢？不行，因為他們執法需要依據，是司法機構（法官）出的逮捕令，warren，搜查令才能去抓人或搜查。

司法：
法院，法官能否隨便叫警察去抓人呢？不可以，上面講過警察不是法院管的，法官是審核他們手中的證據是否足夠去抓人，但他們不能指揮警察去抓人。司法機構事實是起到約束lawenforcement的作用，更大於使用武力。
聯邦9大法官是由行政分支的總統任命的，但在實際工作中並不會偏袒行政分支或警察系統的任何人，是由於他們的職責是司法解釋，權力來自上帝，有極強的榮譽感。法官會胡亂審判么？不可以，因為刑事案件中決定罪犯是否有罪是由陪審團決定，陪審團是由平民組成，而且必須12個人全票通過都認為有罪才會罪名成立。所以法官在這里沒有審判的最終決定權。警察也不能隨便審判，他們沒有權力審判，只能權力抓人。只能作證，說服陪審團。

所以，立法機構實際上不能隨便立法，警察不能隨便抓人（受到司法系統限制），司法系統不能隨便審判某人有罪（由平民陪審團決定），也不能隨便立法（提交法案是立法系統的事，修改憲法只能最高聯邦法院，廢除下位法也是），總統可以隨便抓人投入監獄么？不可以，警察受到司法系統約束。

⑤ 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間如何制衡

三權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分別屬於總統、議會、法院，三者相互制約，例如縣級法院也回可以給總統下答個條子，總統不能不管不顧，人可以不到但他的律師也必須到，這體現了法院的監督作用 。制衡」：立法權屬於國會，又受到總統和法院的制約；行政權屬於總統，又受到國會和法院的制約；司法權屬於法院，又受到國會和總統的制約。通過相互制約，保持權力平衡

⑥ 立法司法行政三種權力的關系

三者都是整個國家機器功能的一個組成部分。立法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司法則保證法律公平的實現。行政組織的功能的行使以立法機關的法律為出發點，對其負責，並受其指導和制約；它以司法機關的強制力為後盾，並受其監督。反過來，行政組織功能的發揮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行政組織在法律賦予的范圍內，自主確定其行為方式，創造性地開展活動，並制約和影響著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功能的實施程度。
制衡是指分立為不同部分的權利之間應形成彼此制約的關系，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獨占優勢。獨立行使是指不依託於其他外力可以自成一體並擁有完善的體系。
一、立法
1. 立法的含義
廣義上的立法概念與法律制定的含義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權的國家機關依法制定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它既包括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活動，它既包括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活動，也包括有權的地方權力機關制定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動。
2. 立法權的分類
(1)國家立法權。由中央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用以調整基本的、全局性的社會關系，在立法體系中居於基礎和主導地位的最高立法權。
(2)地方立法權。由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立法權，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地方權力機關可以是單一層次的，也可以是多層次的。
(3)行政立法權。源於憲法、由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行使的、低於國家立法權的一種獨立的立法權，包括中央行政立法權和地方行政立法權。
(4)授權立法權。授權立法權又稱委託立法權或委任立法權，是有關國家行政機關由於立法機關的授權而獲得的、在期限和范圍內進行立法的一種附屬立法權。
二、執法
1. 執法的含義
廣義的執法即法液首敬的執行，指所有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實施法的活動。狹義的執法權僅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實施法的活動。一般所說的執法是指狹義的執法。
2. 執法的原則
(1)依法行政原則。所謂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在執行法律時，要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不得越權執法、濫用權力或違反程序。
(2)講求效能原則。這一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在執行法律時，在嚴格遵行依法行政原則的前提下，要端正執法態度、完善辦事流程，努力提高行政效率。
(3)公平合理原則。公平合理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執法時應當權衡多方面的利益因素和情境因素，在嚴格執行規則的前提下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適度，避免由於濫用自由裁量權而形成執法輕重不一、標准失范的結果。
三、司法
1. 司法的含義
司法，也叫法的適用，是國家司法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將法運芹培用於具體案件的專門活動。這種專門活動是以國家名義實現其司法權的活動，屬於國家的基本職能之一，在國家全部活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2. 司法的原則
(1)司法公正。包括實體法的公正和程序法的公正，這是司法活動的性質和法的精神內在的要求。
(2)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包括：第一，法律對全體公民平等。第二，公民依照法律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義務。第三，任何公民的合法權益都受法律保護，任何公司的違法行為都要受法律的追究。
(3)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即是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排除主觀想像、分析和判斷。以法律為准繩是指要以法律的標准和尺度審理案件，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
(4)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其中包括：第一，國家的審判權和檢察權分別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統一行使。第二，司法機關依照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三，司法機關在司法中必須依照法律規定正確適用法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8修正)》
第十五條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第五十八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第一百二十七條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2018修訂) 》
第六條人民法院堅持司法公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遵鬧慎守法定程序，依法保護個人和組織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尊重和保障人權。
第七條人民法院實行司法公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八條人民法院實行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權責統一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