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專家

㈠ 論述：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

1． 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的引入
獨立董事制度是英美公司法上「一元化」治理結構的產物，作為上市公司董事會體制改革、強化監督功能、優化治理機制的重要標志，它於90年代以來在市場高度自由化、法治化的英美發達國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與此同時，獨立董事制度也受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重視與引用，這其中包括我國。所謂獨立董事通常是指「外部董事（即非執行董事，是指在公司里不擔任經營管理職務的董事）中非公司股東單位派出的、並與公司（管理層）無經濟利益與親屬關系的獨立社會人士，」⑴他們往往由企業家、銀行界人士、專家學者以及政府退休官員等組成。
我國《公司法》並未規定獨立董事制度，但該制度率先在我國海外上市公司中試點，最早開始探索設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有兗州煤業、中國聯通、中國石油等公司。在國內A股上市公司中，也有不少公司聘請社會知名人士和專業人士擔任公司獨立董事，有些公司獨立董事的比例高達50%（如內蒙古包頭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據統計，2001年8月中國正式推行獨立董事制度之前，已有201家A股公司的董事會引入了獨立董事，截止2002年6月30日，在118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124家上市公司共選聘了2414名獨立董事，其中80%的公司聘任了2名獨立董事。」⑵由上觀之，雖然獨立董事制度只在上市公司實踐尚未被普及推廣，但已呈方興未艾之勢。而與此相應的立法則稍顯滯後，但從1997年中國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的選擇性條款「可以設立獨立董事」到2002年中國證監會與國家經貿委聯合發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則》中的強制性條款「應當設立獨立董事制度」，足以體現出中國有關證券監管層積極推行獨立董事制度的鮮明立場和觀點。然而對於獨立董事制度應否被引入的理論爭辯不但並未因此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以社科院劉俊海博士為代表的積極肯定者有之⑶，以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為代表的全盤否定者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學者們在沒有統一公司立法的情況下，對這一制度的評價褒貶不一，甚至大相徑庭。
制度移植話題是當今社會轉型時期法學討論的焦點之一。「從法學研究的視角來看，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一種制度的移植。」而制度移植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需考慮植入環境是否有利於本土化的條件之生成、之實現。換言之，中國有無獨立董事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否有必要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制度的推行是否難逃「南橘北枳」的命運……這些均需要在法理上作進一步的分析。總體說來，獨立董事制度在中國上市公司的引入，尚處於萌芽、探索階段，體現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邏輯進路和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趨勢。因此，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本土化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問題和困惑，更加迫切呼喚法律制度的創新和理論的跟進。
2． 獨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獨立性是獨立董事最重要的品格之一，也是其在董事會中發揮不可替代作用的原因之一，它往往會使董事會的決策和利益選擇更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正是基於此，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才得以發揮。
首先，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於公司治理監督機制的完善，進一步防止「內部人控制」，從而實現全體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較之內部董事，獨立董事對CEO和高級管理人員方面的監督更加超然和有力。Weisbach的經驗研究證明，「獨立董事佔主導地位的董事會，比之於內部董事佔主導地位的董事會更易在公司業績滑坡時更換經理」。獨立董事制度的這一優越性具體表現在：由於獨立董事在財產、人格、利益和運作上都具有獨立性，並且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因而其可以比較公正和獨立地參與董事會的活動，並對董事會和經理層進行客觀的評價；由於獨立董事出任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公司中各種核心權力機構的主席或主要成員，因而其權力基礎比較穩固，行使權力的空間也比較大；由於公司的財務報告必須經獨立董事進行審計，公司的關聯交易必須經獨立董事簽字後方能生效，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一些重大決策中具有否決權，因而可以在制度上保證公司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持證經營；由於兩名以上的獨立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可以直接向股東大會、證監會和其他有關部門報告情況，因而在董事會的內部制衡與股東大會的財產制衡和證監會的社會制衡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系，進而形成了內外結合的、立體的和交叉的制衡體系，如在解除不稱職的高級經理、建立「獎勤罰懶」的激勵約束機制、限制對股東不利的公司收購等方面，保護了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當前，我國有關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一系列措施也正在向縱深推進。在採取諸如減持國有股、嚴格公司審計制度、對扭虧無望的PT公司摘牌退市，強化證券監管杜絕或限制以圈錢為目的的增資擴股等措施外，加強公司監督機制建設為重中之重，」⑷而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對此無疑是有著重要作用的。
其次，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於公司的專業化運作。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商業環境中，具備專業特長的獨立董事是公司決策的「外腦」資源，因為獨立董事一般都是技術、法律、財務或經營管理方面的專家，他們可以利用其專業知識和經驗對公司戰略、投資、項目計劃等提出客觀的意見和建議，為公司的發展帶來新知識、新技能和新經驗，協助管理層改善經營，發揮其智囊團的作用，從而有利於公司提高決策水平和經營績效；此外，獨立董事的加盟還可以提高公司決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公開化程度，最終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
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思路是建立權力分立和制衡的機制，其結果是把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權全部交給經理層，然而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足夠成熟的企業家階層和真正的職業經理人市場，許多企業尤其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理並沒有經過系統的培養和專業的訓練，對經營管理之道知之甚少。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固然要靠提高經理層本身的素質和能力，但獨立董事們的顧問和參謀作用也不可小視，從這一角度來說，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對我國有著更多的現實意義。
再次，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於提高一國的宏觀經濟水平。獨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經濟警察的角色，它通過對公司內部利益沖突問題的解決，使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公司業績得以保障、競爭力隨之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因而提高，從而使資本市場健康運作，國家的金融體制更加扎實、防範風險的能力更加堅強，最終實現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
資本是衡量一個公司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在有了一定的原始資本的前提下，融資渠道對公司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從而獲取高額利潤則至關重要，而融資渠道是否暢通無阻又取決於公司在證券市場上的良好聲譽和發展潛力。在我國目前存在嚴重信用危機的證券市場上，獨立董事的加盟能極大改善公司聲譽，推進經營活動，因為他們能搭建起公司經營層與外部投資者、乃至社會公眾之間的對話、互動橋梁，或者直接成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信息披露的天堂里的使者，從而提高公司價值，這對眾目睽睽之下的公眾公司而言，無疑是個無價之寶。從這一角度來說，獨立董事制度已不僅有助於公司順暢融資，同時還有利於我國現階段整個證券市場規范、健康的發展。
最後，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於我國公司提高國際競爭力。對於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尤其在美國上市的我國企業來說，建立獨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完善的一大「國際標志」，也是公司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國際化的重要一環。
正是由於獨立董事制度的上述作用，使得其被各國普遍採納，也掀起了一場風靡全球的運動，成為各國公司治理專家及政客、媒體聚焦的熱點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點以及投資者的追捧點；而一朝有事，如安然事件的東窗事發和國內一些上市公司不成功的實踐，獨立董事制度又成了鋒芒所向之處。對獨立董事制度的評價之所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因為我們對這一制度缺乏全面、客觀的認識，和所有制度一樣，獨立董事制度在擁有優越性的同時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3． 獨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分析
美國著名公司法專家克拉克在指出獨立董事制度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的同時，更多地分析了它的缺陷，指出它並非完美的控制力量。而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內，其對完善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
首先，獨立董事制度解決不了上市公司治理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獨立董事制度除了能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內部人控制」的影響和非公允關聯交易的發生，增強董事會的獨立性外，對於國有股權虛置，股權結構過於集中，公司控制權市場難以形成以及經理層缺乏長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等問題，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這些問題的解決要靠公司治理這一系統工程的完善。
其次，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的融和可能存在問題。獨立董事制度起源於英美並不設有監事會的「單一董事會」制度的國家，而我國目前的公司治理結構是類似於德國、日本的設有監事會的「雙層董事會」制度，所以就要求我們對獨立董事和監事各自的權責加以嚴格的界定，否則極易導致權力的重疊和職責的混亂等一系列問題。而我國目前又沒有這方面的統一立法，自然會有許多問題產生，這也是許多人對獨立董事制度大加否定的原因之一。
最後，獨立董事作用的發揮存在障礙。獨立董事發揮作用除了受到時間（獨立董事們身兼數職，很少有時間詳細了解公司及市場的經濟狀況）、信息不對稱、預算撥款、自身知識能力的限制外，還受制於這樣一些因素：一是對獨立董事的選任機制。我國目前關於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和任免程序等均無相關的法律規定，實踐中，獨立董事往往由控股股東任命，這樣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公正性和業務素質等就大打折扣。二是對獨立董事的激勵約束機制。實踐中，相當一批獨立董事從上市公司取得的報酬大大低於內部董事，甚至僅具有象徵意義，有的獨立董事除了「車馬費」外分文不取，調動獨立董事為公司經營獻計獻力的動力源僅僅由良心提供是不夠的；同時對獨立董事因為過錯而使公司利益受損的行為也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追究機制，道義上的責任對獨立董事的約束顯然是不夠的。三是社會和文化環境的因素。在我國普遍缺乏誠信意識的社會環境下，榮譽感並不足以使獨立董事產生對上市公司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因而它也就缺乏足夠的壓力和動力為公司盡責；在我國人際關系濃厚的文化氛圍下，許多獨立董事在參與公司事務中礙於情面而難以堅持自己的立場，「董事會議的社交氛圍崇尚友善和互助，對內部執行人員的批准不肯支持，採取敵對態度，或者提出並追問敏銳的問題都是不友好的。」 ⑸
以上所說的獨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有的是其固有的缺陷，無法改變；有的是在引入過程中遭遇「水土不服」或相關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而產生的，這是可以通過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同努力來逐步解決的。
4． 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公司治理中作用的發揮
由上可知，獨立董事制度既不是完美無缺，也不是一無是處，我們既不能因其在西方國家的成功實踐而「盲目跟進」，也不能因其在國內一些不成功的例子而「全線撤退」。獨立董事制度的功效到底如何，不能抽象地空談，需要結合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健全的法律法規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環境、條件來予分析。「經驗研究表明，僅僅改變公司治理機制本身如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並不意味著一定會對企業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還要看獨立董事制度自身是否完善，企業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是否具備以及獨立董事發揮作用的條件和與此相關的互動、實現機制如何。」⑹美國著名現代化問題研究專家英格爾斯曾指出，「沒有人的心理、觀念、素質的現代化，引進再先進的技術設備在傳統人那裡也是一堆廢紙」。⑺
獨立董事制度是地道的舶來品，在我國欲成功地推行還有賴於其運作的相關條件和制度的完善，基於以上對獨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析，筆者認為，要想使這一制度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應至少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
第一，正確處理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在監控功能上的優勢互補關系。首先，要區別獨立董事和監事在公司中不同的角色和地位。前者屬於公司權力樞紐機關董事會之組成部分，其出任人員多來源於有社會名望或技術專長、管理經驗的「精英階層」；而後者作為專門監督機關的組成人員，其任職資格範圍更為寬泛，而且往往有群眾基礎及職工參與，因而使公司的權力更趨民主化。其次，要區別獨立董事和監事不同的監督內容和性質。前者主要是對董事會所有重大決策的公正性與科學性進行監督，而後者的監督重心應放在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會規范運作和遵守信息披露原則、監督董事和經理經濟行為合法性等方面。最後，要區別獨立董事制度和監事會制度不同的監督特點。前者具有事前監督、內部監督和與決策過程監督緊密結合的特點；而後者具有事後監督、外部監督和經常性監督的特點。在對二者有了明確分工的前提下，還要使二者的合力最大化，使它們相得益彰、相輔相成，共同促進公司整體目標的實現。
第二，健全獨立董事發揮作用的相關制度。首先，建立科學的、適合國情的獨立董事選任機制。其中包括要以寬嚴相濟相結合的原則，細化獨立董事的任職條件之規定；要建立合理的獨立董事選任程序；要明確董事會次級委員會的組成，適當提高獨立董事的比例。其次，健全獨立董事的激勵機制。其中包括聲譽激勵機制和報酬激勵機制。最後，建立獨立董事的義務和責任追究機制。主要包括對其最低工作時間、兼職、任期等的要求和違法後承擔法律責任的規定。
綜上，筆者對獨立董事制度堅持「有限肯定說」立場，我們應當盡快在公司立法上對這一制度加以確認，但不能誇大其作用；我們應當使這一制度本土化，而不是全盤照抄。基於獨立董事制度利弊兩方面的辨證分析，可以看出，它在我國從制度設計到發揮作用，如何趨利弊害、揚長避短，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目前我國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的初衷遠未實現，它的許多優勢因為種種原因還未顯露出來，但隨著我國經濟環境和法制環境的日趨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會日漸突出。

㈡ 新的公司法有哪幾處修改

走向公司自治

2月25日上午，《公司法》修改專家小組成員王保樹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降低公司設立門檻，是本次修改成果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提交人大審議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中，有限責任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額降至人民幣3萬元，這比先前修改稿規定的5萬元又進了一步。而且，出資人可以分期在2年內繳納；草案還規定，允許股權等法律、行政法規允許的其他形式用於股東出資。不過，增加的出資形式比人們預計的要少，比如不包括著作權出資等等。

在《公司法》中，公司自治與政府管制的關系如何處理始終是一個關鍵問題。張曉森律師指出，現行的《公司法》強制性規范多，授權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少，新的《公司法》修改草案明顯增加了公司自治的內容，這是一個積極變化。

完善治理結構

完善治理結構一直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在「上市公司組織機構的特別規定」中，明確寫進了獨立董事制度。並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應當有1／3以上的獨立董事。同時規定，獨立董事除行使規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職權外，還可行使以下職權：對公司關聯交易、聘用或解聘會計師事務所等重大事項進行審核並發表獨立意見，對上述事項經1／2以上獨立董事同意後方可提交董事會討論的「實權」。

美國公司法律制度中無監事會但有獨立董事，有些國家則相反。日本的規定是，公司可以在兩者中自由選擇。而在中國的《公司法》中，採用獨立董事與監事會並行的制度。對此，王保樹告訴記者，他和其他專家目前仍在進一步努力，希望《公司法》最終可以給予公司選擇權。劉俊海也認為，新《公司法》應授權公司在其章程中自由選擇獨立董事或者監事會。「因為，惟有公司自己，而非立法者，才最清楚哪一種公司治理結構模式適合本公司的實際情況。」他說。

「除此之外，董事的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也被第一次明確寫進了《公司法》。」王保樹教授點評說，「這也是呼籲了很久的內容，以前是只規定了行為，沒有規定行為的後果。」草案還規定，公司董事不得「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屬於公司的商業機會。」以前的草案在表述上沒有使用「商業機會」這一準確概括。

為《證券法》留下伏筆

這次修改草案在上市公司部分做了較大調整。在上市條件中，刪掉了現行《公司法》中「公司在最近3年內連續盈利，並可向股東支付股利」和「公司預期利潤率可達同期銀行存款利率」的規定。上市公司總股本可低至3000萬元。將「持有股票面值達人民幣1000元以上的股東人數不少於1000人，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的，其向社會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5％以上」的要求改為：「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的，其向社會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

在法學界人士看來，《證券法》是《公司法》的延伸。不過，《公司法》先於或者是同時和《證券法》修改都是正常且符合邏輯的。然而，《公司法》先修改並獲得通過，可以為《證券法》留下很好的「制度介面」。

張曉森還指出，即使由於《證券法》修改後帶動《公司法》再次修改，也屬正常。因為從世界范圍看，《公司法》是修改變動比較頻繁的法律。

㈢ 想學習法律實務課程，可是不知道哪裡有這樣的課程可以學

您好，法律實務課程分為線上和線下

線下的實務課程一般由培訓中心在全國各地和律協合作，招生講課，或者是大律所內訓。優點是面對面，缺點是可能你想學的課在其他城市，吃住行住宿這很折騰，培訓費高，車旅費也貴。還有一點就是當場吸收多少就是多少，不然還得拿錄音筆錄音反復聽，音效不好。

線上的實務課程比較方便，可以自由挑選，價格都在幾個小時的課程一般幾十塊錢。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老師，現在線上的課程有的是大咖主講，視頻課程，可以反復聽還有課件。隨時隨地，車上睡覺前都可以。

那麼線上的實務課程就推薦法律名家講堂，基本上法律所有領域的課都有，比較全面，而且名家也很多像人民法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北大法學院教授馬憶南、公司法專家劉俊海、清華法學院崔建遠教授、原最高院高級法官田朗亮、楊征宇太多了，可以上去看看，都是針對法律人研發的實務課，適合法官、律師、檢察院法務等等，在手機微信上關注公眾號：法律名家講堂就能進入主頁。網頁鏈接

㈣ 《公司法(修訂草案)》全文、說明及修改對照

公司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審議。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予以公布，社會公眾可以直接登錄中國人大網或國家法律法規資料庫(flk.npc.gov.cn)提出意見，也可以將意見寄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北京市西城區前門西大街1號，郵編:100805。信封上請註明公司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2022年1月22日。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的說明
一、關於公司法修改的必要性
公司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公司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性法律。我國現行公司法於1993年制定，1999年、2004年對個別條款進行了修改，2005年進行了全面修訂，2013年、2018年又對公司資本制度相關問題作了兩次重要修改。公司法的制譽做定和修改，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相關，頒布實施近30年來，對於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加強產權保護、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等方面作出重大決策部署，推動公司制度和實踐進一步完善發展，公司注冊登記數量由2013年的1033萬家增加到3800萬家，同時對公司法修改提出一系列任務要求。
第一，修改公司法，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也必須一以貫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將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職責劃入審計署，不再設立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等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作出具體部署。修改公司法，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決策部署，是鞏固深化國有企業治理改革成果，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促進國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修改公司法，是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創新活力的需要。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持續改善營商環境。修改公司法，為方便公司設立、退出提供製度保障，為便利公司融資投資、優化治理機制提供更為豐富的制度性選擇，降低公司運行成本，是推動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更好激發市場創新動能和活力的客觀需要。
第三，修改公司法，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加強產權保護的需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權益。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修改公司法，健全以企業組織形式和出資人承擔責任方式為主的市場主體法律制度，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完善公司設立、運營、退出各環節相關當事人責任，切實維護公司、股東、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產權平等保護的重要內容。
第四，修改公司法，纖敗是健全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資本市場改革，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多層次市場體系。修改公司法，完善公司資本、公司治理等基礎性制度，加強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是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舉措。
同時，現行公司法律制度存在一些與改革和發展不適應、不協調的問題，主要是:有些制度滯後於近年來公司制度的創新實踐;我國公司制度發展歷程還不長，有些基礎性制度尚有欠缺或者規定較為原則;公司監督制衡、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中小投資者和債權人保護需要加強慶豎衡等。十三屆全國人大以來，全國人大代表共有548人次提出相關議案、建議，呼籲修改完善公司法;一些專家學者、有關部門等通過多種方式提出修改公司法的意見建議。
各方面普遍認為，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市場主體積極探索，創造了豐富的公司制度實踐經驗;司法機關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糾紛裁判活動，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和裁判規則;公司法理論研究不斷深入，取得豐碩成果，為公司法修改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和支撐。
二、關於起草工作和把握的幾點
公司法修改列入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工作計劃。2019年初，法制工作委員會成立由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專家學者參加的公司法修改起草組，並組成工作專班，抓緊開展起草工作。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全國人大代表的作用，通過多種方式聽取他們的意見;成立專家組並委託專家學者對重點難點問題開展專題研究;請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國資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總結梳理公司法實施情況，提出修法建議。在上述工作基礎上，經多次徵求意見、反復修改完善，形成了公司法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送各省(區、市)人大常委會和中央有關部門共54家單位徵求意見。總的認為，徵求意見稿貫徹落實黨中央一系列部署要求，深入總結實踐經驗，修改思路清晰，修改內容系統全面、針對性強，重要制度的充實完善符合實際，基本可行。法制工作委員會根據反饋意見對徵求意見稿又作了修改完善，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
起草工作注意把握以下幾點:一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對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提出的各項任務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為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提供堅實法制保障。二是，在現行公司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的基礎上作系統修改。保持現行公司法框架結構、基本制度穩定，維護法律制度的連續性、穩定性，降低制度轉換成本;同時，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新形勢新要求，針對實踐中的突出問題和制度短板，對現行公司法作系統的修改完善。三是，堅持立足國情與借鑒國際經驗相結合。從我國實際出發，將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規范;同時注意吸收借鑒一些國家公司法律制度有益經驗，還適應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作了一些有針對性的修改。四是，處理好與其他法律法規的關系。做好公司法修改與民法典、外商投資法、證券法、企業國有資產法以及正在修改的企業破產法等法律的銜接，並合理吸收相關行政法規、規章、司法解釋的成果。
三、關於修訂草案的主要內容
修訂草案共15章260條，在現行公司法13章218條的基礎上，實質新增和修改70條左右。主要修改內容包括:
(一)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是國有企業的本質特徵和獨特優勢，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要求。修訂草案依據黨章規定，明確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保證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規定:「國家出資公司中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發揮領導作用，研究討論公司重大經營管理事項，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依法行使職權」。(修訂草案第一百四十五條)
同時，修訂草案繼續堅持現行公司法關於在各類型公司中根據黨章規定設立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等規定。(修訂草案第十七條)
(二)關於完善國家出資公司特別規定
深入總結國有企業改革成果，在現行公司法關於國有獨資公司專節的基礎上，設「國家出資公司的特別規定」專章:一是，將適用范圍由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擴大到國有獨資、國有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修訂草案第一百四十三條)。二是，明確國家出資公司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等根據授權代表本級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修訂草案第一百四十四條);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就重要的國家出資公司的重大事項作出有關決定前，應當報本級政府批准(修訂草案第一百五十二條);國家出資公司應當依法建立健全內部監督管理和風險控制制度(修訂草案第一百五十四條)。三是，落實黨中央有關部署，加強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建設，要求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中外部董事應當超過半數;並在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同時不再設監事會(修訂草案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三條)。
(三)關於完善公司設立、退出制度
深入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改革成果，完善公司登記制度，進一步簡便公司設立和退出。一是，新設公司登記一章，明確公司設立登記、變更登記、注銷登記的事項和程序;同時要求公司登記機關優化登記流程，提高登記效率和便利化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設成果，明確電子營業執照、通過統一的企業信息公示系統發布公告、採用電子通訊方式作出決議的法律效力(修訂草案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四條、第七十六條等)。三是，擴大可用作出資的財產范圍，明確股權、債權可以作價出資(修訂草案第四十三條、第一百條);放寬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設立等限制，並允許設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修訂草案第九十三條)。四是，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強化清算義務人和清算組成員的義務和責任(修訂草案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四條);增加規定，經全體股東對債務履行作出承諾，可以通過簡易程序注銷登記(修訂草案第二百三十五條)。
(四)關於優化公司組織機構設置
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深入總結我國公司制度創新實踐經驗，在組織機構設置方面賦予公司更大自主權。一是，突出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並根據民法典的有關規定，明確董事會是公司的執行機構(修訂草案第六十二條、第一百二十四條)。二是，根據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董事會建設實踐，並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及外商到我國投資提供便利，允許公司選擇單層制治理模式(即只設董事會、不設監事會)。公司選擇只設董事會的，應當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負責監督;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的成員應過半數為非執行董事(修訂草案第六十四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三是，進一步簡化公司組織機構設置，對於規模較小的公司，可以不設董事會，股份有限公司設一至二名董事，有限責任公司設一名董事或者經理(修訂草案第七十條、第一百三十條);規模較小的公司還可以不設監事會，設一至二名監事(修訂草案第八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七條)。
同時，現行公司法在職工董事的設置方面，只對國有獨資和國有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提出了要求。為更好保障職工參與公司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修訂草案擴大設置職工董事的公司范圍，並不再按公司所有制類型對職工董事的設置提出要求。考慮到修訂草案已規定規模較小的公司不設董事會，並綜合考慮中型企業劃分標准等因素，規定:職工人數三百人以上的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職工代表;其他公司董事會成員中可以有職工代表。(修訂草案第六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
(五)關於完善公司資本制度
為提高投融資效率並維護交易安全，深入總結企業注冊資本制度改革成果，吸收借鑒國外公司法律制度經驗，豐富完善公司資本制度。一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權資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時只需發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東會可以作出授權，由董事會根據公司運營的實際需要決定發行剩餘股份。這樣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又給予了公司發行新股籌集資本的靈活性，並且能夠減少公司注冊資本虛化等問題的發生(修訂草案第九十七條、第一百六十四條)。二是，為適應不同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對已有較多實踐的類別股作出規定，包括優先股和劣後股、特殊表決權股、轉讓受限股等(修訂草案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百五十八條);允許公司根據章程擇一採用面額股或者無面額股(修訂草案第一百五十五條);按照反洗錢有關要求，並根據我國股票發行的實際，取消無記名股(修訂草案第一百五十九條)。三是，增加簡易減資制度，即:公司按照規定彌補虧損後仍有虧損的，可以進行簡易減資，但不得向股東進行分配(修訂草案第二百二十一條)。
同時，加強對股東出資和股權交易行為的規范，維護交易安全。一是，增加股東欠繳出資的失權制度，規定:股東未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經公司催繳後在規定期限內仍未繳納出資的，該股東喪失其未繳納出資的股權(修訂草案第四十六條、第一百零九條)。二是，增加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認繳出資的加速到期制度，規定: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公司或者債權人有權要求已認繳出資但未屆繳資期限的股東提前繳納出資(修訂草案第四十八條)。三是，明確瑕疵股權轉讓時轉讓方、受讓方的出資責任(修訂草案第八十九條)。
(六)關於強化控股股東和經營管理人員的責任
落實黨中央關於產權平等保護等要求，總結吸收公司法司法實踐經驗，完善控股股東和經營管理人員責任制度。一是，完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忠實義務和勤勉義務的具體內容(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條);加強對關聯交易的規范，擴大關聯人的范圍，增加關聯交易報告義務和迴避表決規則(修訂草案第一百八十三條)。二是，強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維護公司資本充實的責任，包括:股東欠繳出資和抽逃出資，違反本法規定分配利潤和減少注冊資本，以及違反本法規定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財務資助時，上述人員的賠償責任(修訂草案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百零七條、第二百二十二條)。三是，增加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職務，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他人造成損害的，應當與公司承擔連帶責任(修訂草案第一百九十條)。四是，針對實踐中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濫用控制地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東權益的突出問題，借鑒一些國家法律規定，明確: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其對公司的影響，指使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從事損害公司利益或者股東利益的行為，給公司或者股東造成損失的，與該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擔連帶責任(修訂草案第一百九十一條)。
(七)關於加強公司社會責任
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有關要求，加強公司社會責任建設，增加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應當在遵守法律法規規定義務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司職工、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利益，承擔社會責任;國家鼓勵公司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公布社會責任報告。(修訂草案第十九條)

㈤ 陳甦的主要研究領域

自1988年以來，一直從事民商法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如下：公司法，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公司法論文，論題的主要范圍是公司資本制度、設立制度和治理制度等。對公司資本制度、公司治理結構、關聯交易制度，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證券法，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數篇有關證券法論文，主要是信息公開制度、證券法上的民事責任制度和證券市場監管制度等；
物權法，在一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篇，承擔法學所「中國物權法課題組」提出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用益物權部分的撰寫工作，在海域使用權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過程中，擔任立法咨詢工作。
目前正在研究的項目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融風險的法律防範研究」、「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研究」等。
陳甦教授在教學方面，主要講授商法課程，其中公司法、證券法和票據法的授課頗受好評。陳甦教授除了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的博士生之外，還曾參加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等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評閱外校法學博士學位論文百餘部。 陳甦教授還積極參與立法活動，在《公司法》修改中，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司法修改專家組」成員；在《證券法》修改中，為全國人大財經委「證券法修改專家組」成員；先後參加了國家立法機關組織的對《物權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合夥企業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土地承包糾紛仲裁法》、《能源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立法草案的專家論證工作；並為數十個法律、行政法規或地方法規的立法草案提供了書面意見。

㈥ 現代公司的特徵是什麼

3、現代公司制度的特徵

以「經理革命」為標志的現代公司主要體現以下幾個制度性的特徵：

（1）所有權同控制權分離和所有權約束弱化

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現象發生在股票公開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稱為公開公司。這種公司的組織形式和商業活動受到各州的《公司法》的制約。公司法專家克拉克認為，公開公司的組織形式有4項基本原則：（1）投資者資本可自由轉移；（2）有限責任；（3）公司具有強烈的法人性；（4）經營控制制權高度集中。股份有限公司由股東、董事會和管理人員組成。法律規定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他們享受企業創造的紅利；股東選舉產生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董事會作為企業的法人，任命最高管理人員，對公司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並把日常經營權交由管理人員代理行使，因此它具有一種制衡關系。從所有者來看，股東將自己的資產交由董事會託管。除極個別有關公司組織形式的決策（如關閉、合並）外，股東一般無權過問企業的商業活動，也不可以商業決策失誤為由起訴董事會。只有董事會玩忽股東利益，未盡到受託人責任，股東才可以此為由進行起訴。從董事會來看，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人員的聘用、懲罰及解僱的權力。董事會作為股東的受託人，也承擔受託人的法律責任。從管理人員來看，高級經營受雇於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但在實際上，一般投資者既沒有精力和興趣，也沒有可能來關心和監督企業的經營。董事會對經理的監督作用也非常有限，甚至董事會的選舉也往往是由經理人員操縱的。公司的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高級經理手裡。對此，托馬斯·戴伊寫道：「這樣，名義上的權力仍舊歸股東，但實際的權力卻為董事會所掌握。」而董事會決策權，也往往由那些「內部董事」同時也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所組成的團結得很緊密的集團來控制。「由於這個集團對這個組織及其技術和業務問題了解得比較透徹，因此，在董事會里投票的影響力也得到加強。」這樣，經理作為代理人牢牢地掌握了企業實際控制權，而大多數名義上的所有者——股東，對掌握大權勢高層經理，在大多情況下，顯得無可奈何，只有用腳投票表達意願。由於企業規模巨大，接管起來很困難，撤換經理的事很少發生，只是「由於業務管理得很好，或一個主要經理退休或突然病故」時，經理才得撤換。這使得這些公司的「董事和經理人員越來越成為自我任命和不可冒犯的了，實際上他們在公司內部擁有絕對的權力」。

（2）權力由資本向經營才能轉移

怎樣才能解釋經營者掌握企業控制權這一現象呢？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說法是決定企業興衰的要素已由資本轉向經營能力。

進入20世紀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的促進作用日益重要，以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企業經營管理本身日益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經營管理本身成為一種智力密集型勞動，經營管理才幹是高級的生產要素和人力資本，它的重要性已超過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在企業發展中成為核心力量，這就使人力資本取代了物質資本而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如果說過去企業規模較小的時期，憑企業主個人經驗還能勝任的話，那麼在今天，單憑企業主個人的經驗已不能勝任，必須有一批經過專門訓練的職業經營專家來管理企業，而不管這些人是否具有財產所有權。顯然。所有者是不願意輕易放棄其支配權力的，在經營專家經營帶來的效率，迫使所有者不得不放棄。錢德勒指出，在現代企業中，決定誰能擁有高層管理權力的已經不再是他們所擁有的股份而是他們所具有的管理能力。這就導致了家族式企業的衰落。經理革命的過程，就是「經理式資本主義」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資本主義」。對此，托馬斯·戴伊指出，由於現代大型公司「對於技術和計劃工作的需求，使得工業方面越來越需要組織工作的專門才能。資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給的東西。老式的『巨頭』已不中用了。於是美國經濟領域中的權勢便由資本轉移到組織才能方面」。

經濟權力由資本向經營才能的轉移，是20世紀初特別是二戰以來的趨勢。今天，個人擁有的財富已不是衡量其才能的標准。在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最富有的人由於其缺乏經營能力而不再直接控制企業，而大多數掌握企業大權的經理人員，並不是企業的大股東。這一趨勢已為經濟學家們注意到。薩繆爾森認為，現在在公司發揮決定作用的「是日益重要的職業經理階層」。加爾布雷斯則公開宣告，大公司的控制權已經轉移到「技術結構階層」即經理人員、科技人員手中了。盡管這一論斷過於絕對，但物力資本所有權已受到限制，經營管理才幹作為一種智力密集型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已經在現代公司企業中占據了中心位置卻是不可置疑的事實。

（3）企業家職業化

經理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家專業經理化的過程，即企業家職業化的過程。所謂企業家職業化，就是企業經營管理成為一種具有普遍原理、原則和專業技術的專門化的職業。從事這項專門職業的企業家是靠他的經營管理專業才能來獲得他的地位和收入的，而不是靠一些與生俱來的東西，如繼承的財富或與當權者的關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