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實質解釋論與形式解釋論

Ⅰ 犯罪的形式概念與實質概念的區別,如何區分

犯罪的形式概念來是指從犯罪的源法律特徵上描述犯罪而形成的犯罪概念,也就是將犯罪表述為是觸犯刑律、具有刑事違法性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例如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1條規定：「法律以違警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違警罪；法律以懲治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輕罪；法律以身體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重罪.」這就是犯罪的形式概念的立法例.
犯罪的實質概念是從犯罪的社會內容上描述犯罪而形成的犯罪概念,也就是將犯罪表述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例如1922年《蘇俄刑法典》第6條規定：「威脅蘇維埃制度基礎及工農政權在向共產主義制度過渡時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會的作為或不作為,都被認為是犯罪.」這就是犯罪的實質概念的立法例.
是「犯罪的法律特徵上描述犯罪」和「從犯罪的社會內容上描述犯罪」的區別

Ⅱ 刑法的分類

對刑法進行分類，有助於進一步理解刑法和適用刑法。一般認為，刑法有以下基本的分類： 1.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廣義刑法是指關於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即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刑法」一詞有時在狹義上使用，有時在廣義上使用。 2．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 普通刑法是指具有普遍適用的性質與效力的刑法，刑法典便是普通刑法。特別刑法是指僅適用於特別人、特別時、特別地或特別事項(犯罪)的刑法。一般來稅，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屬於特別刑法。香港、澳門、台灣刑法僅適用於中國的特別地，也可謂中國的特別刑法。當某種行為同時符合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的規定時，應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僅適用特別刑法；如果某一行為同時符合兩個同等效力的特別刑法的規定，則應根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僅適用新的特別刑法；如果某一行為同時符合兩個效力不同的特別刑法，則應適用效力更高的特別刑法。 3．形式刑法與實質刑法 形式刑法是指從外形或名稱上(形式上)便可得知其為刑法的法律，刑法典與單行刑法即是。實質刑法是指外形或名稱上不屬刑法，但其內容規定了犯罪及其刑事責任的法律或條款,如附屬刑法。 形式刑法的特點決定了其容易被人們知悉，且威懾力大，故嚴重犯罪宜規定在形式刑法中。實質刑法容易被人們忽視，且威懾力小，故嚴重犯罪不宜規定在實質刑法中。

Ⅲ 刑法的司法解釋

1、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6頁。

3、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於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23頁。
4、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印發《扣押、追繳、沒收物品估價管理辦法》的通知，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9頁。
5、《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不申報繳納稅款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8頁。
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依法不再核准類推案件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9-10頁。
7、《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7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9頁。
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故意傷害、盜竊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5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9頁。
1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裁判文書中如何引用修訂前、後刑法名稱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0頁。
1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22頁。
1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1頁。
1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3頁。
1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37頁。
1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印發《關於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1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嚴厲打擊有關非法出版物犯罪活動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25頁。
1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深入開展嚴厲打擊走私犯罪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4頁。
2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0頁。
21、《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43頁。
2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8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32頁。
23、《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83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騙匯、逃匯犯罪案件聯席會議紀要》，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332頁。
2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機動車輛肇事後由誰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刑事審判參考》合訂本第295頁。
25、《公安部監察部關於開展嚴厲打擊破壞森林資源違法犯罪活動專項斗爭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30頁。
2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鐵路運輸過程中盜竊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2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1頁。
29、《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0頁。
30、《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42頁。
3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11頁。
3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1999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41頁。
33、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涉及條款為本162條、168條、174條、180條、181條、182條、185條、225條。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第1期第46頁。
3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拐賣婦女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3頁。
3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5頁。
3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受託管理、經營國有財產人員挪用國有資金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36頁。
3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國婦女聯合會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5期第12頁。
3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刑事裁判文書中刑期起止日期如何表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0頁。
39、《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請示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6期第46頁。
4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5頁。
4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農村合作基金會從業人員犯罪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8頁。
4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准問題的規定》，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39頁。
43、《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職務是否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7期第44頁。
4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3頁。
45、《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0年《刑事審判參考》。
46、《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關於中國證監會主體認定的請示〉的答復函》，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頁。
47、《公安部關於對爆炸物品購買證有關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8期第37頁。
48、《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9期第40頁。
49、《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貪污、職務侵佔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1頁。
5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量刑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4頁。
5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退休後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5頁。
5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36頁。
5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1期第40頁。
5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未被公安機關正式錄用的人員、獄醫能否構成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罪主題問題的批復》，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15頁。
5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0年《司法文件選》第12期第24頁。
5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1期第28頁。
5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軍人非戰時逃離部隊的行為能否定罪處罰問題的批復》，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2期第49頁。
58、《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2期第55頁。
59、《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載於2001年《刑事審判參考》第6期第48頁。
6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37頁。
6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1頁。
6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3期第43頁。
63、《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4、《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變賣、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5、《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3頁。
66、《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載於2001年《司法文件選》第4期第47頁。

Ⅳ 什麼是法律的形式解釋什麼是法律的實質解釋

首先，在現有的法律解釋的分類下，並沒有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分類。
其次，在現有的法律解釋的分類下，可以將某些解釋方法歸為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分類下。
形式解釋，應當是針對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進行解釋的方法。在此前提下，文理解釋應當屬於問題中的形式解釋，即依照文法規則分析法律的語法結構、文字排列和標點符號等，以便准確理解法律條文的基本含義。（來源：網路-法律解釋）
實質解釋，應當是能夠闡明法律條文真實含義，以使法律能夠合理地得以適用，以實現公平正義的解釋方法。在此前提下，實質解釋的方法包括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論理解釋等方法。

Ⅳ 如何評述我國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實質犯罪論者，也是實質解釋的積極倡導者。「前田堅持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但他反對形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主張從實質的觀點修正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使得刑法在規制行為時，必須考慮憲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義與實體的正當程序具有密切關系，故必須從實質上理解罪刑法定主義。前田認為，對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解釋刑法時，先是確定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確定該法規的保護法益，考慮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再後，當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一定價值時，要對該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衡量；此後，計算處罰該行為對其他案件的影響效果：最後，考慮解釋結論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協調統一性。關於解釋允許的范圍，前田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解釋的實質的允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文通常的語義成反比。』即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大，距離法文的通常語度越遠，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小。」 {48}與此相對應，有學者批評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引申出來的實質解釋論的觀點，指出：「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出發，有見解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在語言可能具有的意義的范圍、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和保護法益、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比較衡量。按照這種見解，『解釋的實質處罰范圍和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條文通常意義之間的距離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便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處罰的原則，因此，在確定處罰范圍的時候，不應當加人處罰的必要性考慮。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使犧牲處罰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國民基於預測可能性進行行動的自由的原則。

在三階層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下，也許這種解釋方式的爭論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回觀我國學者就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論，仍然是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之下展開的[6]，存在這種爭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兩種解釋方法還是可以統一的。首先，從上面二者的爭論以及對爭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有些爭論是無關緊要的，駁斥對方的有些論據顯得疲乏無力，既難以駁倒對方，也很難支持自己的主張。其次，對於有些問題，嚴格按照形式解釋的結論，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難以為國民接受，此時，需要實質解釋為先，而對於另外一些問題，徹底遵循實質解釋立場，會出現擴大處罰范圍的處理結果，這時，有必要以形式解釋為首。再次，形式解釋論者在形式解釋之後，還要作實質解釋，並不是實質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形式解釋論者僅作形式解釋而不作實質解釋，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也要作形式解釋，並不像形式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無法再作形式解釋[7]。本文認為，對於有些問題的解釋，需要形式解釋優先，有些問題則需要實質解釋優先，其餘的問題採取何者為先均可。盡管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強調自己既進行形式解釋也進行實質解釋，但解釋的先後順序卻完全相反，根據本文的結論，嚴格的形式解釋論和徹底的實質解釋論都不能合理解決所有問題，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提法，代之為形式實質統一論或者並合論。

立足於當前我國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為主的犯罪構成體系之下，似乎不應存在這種爭論，因為，犯罪構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脫離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就意味著犯罪構成要件既要實質解釋—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釋—符合刑法的明文規定，實質解釋和形式解釋在平面式的犯罪構成要件下，很難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先形式解釋合理還是先實質解釋合理，在實際判斷中，往往同時進行，形式解釋的同時也在實質解釋，反之亦然。

Ⅵ 2 刑法的解釋和適用范圍-羅翔說刑法筆記

前言：

    不是法學生，但覺得羅翔老師講的非常生動有趣，讓人深思，所以mark了重點，也許在未來很多年後的某個時刻，突然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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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解釋和客觀解釋

    主觀解釋就是探究立法者的原意去進行解釋。

    客觀解釋就是不需要去探究立法者的原意，而應該根據客觀生活的實際需要去進行解釋。

    刑法解釋採取折中說。第一，我們需要尊重立法者所規定的語言，不能突破語言的極限。第二，我們在語言的范圍內，可以根據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進行解釋。

形式和實質

    形式就是探究語言的形式。

    實質就是探究條文背後的法律精神。

    刑法解釋採取折中說：在解釋法律的時候，應該是在形式基礎上追求實質。一方面我們的解釋不能突破語言的形式界限，否則就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拘泥於法律的形式表達，而是要探究背後的精神。

按解釋效力分類：有權解釋和無權解釋。

    有權解釋是有法律效力的解釋，包括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做解釋。

    無權解釋是學者所做的解釋、某些機構所做的解釋，在司法審判中只具有參考作用，並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學理解釋可以類推，但沒有意義。

按解釋方法分類：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就是從語言的文字元號中所做出的一種解釋，是一種首選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是唯一的，就只能進行文理解釋。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是多樣的，那要做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有許多種解釋方法，但它的解釋效果或者是擴張性效果，或者是縮小性效果。

    比如關於婚內強奸採取折中說，認為婚內強奸原則性是不構成強奸，只有在婚姻關系不穩定的情況下，婚內強奸才是構成強奸。

· 體系性解釋

    把刑法條文置於在整個刑法典中進行綜合性的解釋，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體系解釋具有相對性。    

    比如關於偽造的貨幣是否包括變造的貨幣，我國分別規定了偽造貨幣罪和變造貨幣罪的條例，也就是在立法者看來是不包括的。

    比如搶劫跟強奸的暴力手段，搶劫時高度暴力，強奸並不需要那麼嚴重的暴力。因為強奸的被害人一般是女性，要根據一般女性的觀點來看待強奸罪的強制手段。而搶劫對象男女都有，要根據一般人的觀點來看待搶劫罪的行為手段。

· 當然解釋

    刑法條文沒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已包含於法條的意識之中，從法條中自然而然的可以推導出來的解釋。

    最典型的兩種：舉輕以明重（入罪的）和舉重以明輕（出罪的）

    入罪的標准會更嚴格，要同時符合形式當然和實質當然。如果只有實質當然，沒有形式當然，它其實是一種類推解釋。

    出罪的標准相對沒有那麼嚴格。如果突破語言的形式界限屬於類推解釋，但是沒關系，因為對行為人有利的類推是能夠被允許的。

 · 同類解釋

        刑法中的兜底條款，必須跟列舉的內容要具有等價值性。

        eg.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反面解釋（很少考）

        從反面進行解釋。

 · 補正解釋（很少考）

        通俗來講，就是補上法律的漏洞。

 · 目的解釋

        根據刑法的目的來進行解釋。這是一種最基本的解釋方法。

        關於刑法的目的主要有兩種觀點：基於結果正義的法益侵犯說、基於行為正義的規范違法說。

        法益作為入罪的基礎，倫理作為出罪的依據。

· 刑法的空間效力

    解決刑法在什麼地方對什麼人有效力的問題。

    我國在空間效力上是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屬人和保護，並有保留的采普遍管轄原則。

    四個原則，原則有層級關系

    1）屬地原則

        只要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犯罪，本法都可以管。

        有但書條款，所以屬地管轄有兩個派生：旗國主義和遍地在主義。旗國主義，中國的船舶或航空器也屬於中國領土。遍在地主義，只要行為或結果有任何一項發生在中國都屬於在中國犯罪。像那種國際航空，單純的經過地是不算在內的。如果有共同犯罪人的，只要部分行為發生在中國，那全案中國都可以管。因為這個行為即包括實行行為也包括非實行行為，這個結果既包括實際結果也包括可能結果。

    2）屬人原則（就高不就低）

        只要是中國人，無論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管理。

        有時和他國的屬地有沖突，有一定限制：相對重罪管轄。重罪才管（三年以上）。「相對」：兩個例外。第一個例外，三年以下可以不追究，意味著也可以追究。第二個例外，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是不受相對重罪管轄約束的。

    3）保護原則（就低不就高）

        外國人在外國對中國利益有侵犯時。

        會跟其他原則有更大沖突，要加以更為嚴格的約束：絕對重罪管轄。三年以上才能管，三年以下絕對不能管。同時還有雙重犯罪管轄，要我國和外國都認為是犯罪。

    4）普遍管轄原則

        外國人在外國犯罪，跟中國無關系，是中國所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所有的國際犯罪都必須要轉化為國內法才可以適用。

· 刑法的時間效力

    從舊兼從輕原則

    原則上新法沒有溯及力，除非新法對行為人更有利，新法才有溯及力。

 ⚠️既判力跟溯及力的關系

    既判力高於溯及力。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不再受從舊兼從輕原則的約束。

    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審的案件，由於判決已經生效故適用行為時法。

 ⚠️司法解釋的溯及力

    司法解釋是說明性而不是創造性的，原則上具有溯及力，採取從新原則。如2010年的司法解釋可以被認為1997年就已經有效了。

    例外：如果有兩個司法解釋，行為發生在兩個司法解釋之間，但是在新的司法解釋出台之後才被發掘，適用從舊兼從輕原則。

    兩個原則合並起來，司法解釋的溯及力大致可以表達為從新兼從輕原則。原則上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但是如果有兩個司法解釋，適用對其更有利的司法解釋。

    eg.非法放貸的司法解釋。

⚠️連續犯和繼續犯的法律適用問題

    如果犯罪呈連續或繼續狀態就可能跨越新舊兩法。如果新舊刑法都認為是犯罪，即便新法處罰更重也一律適用新法。但如果舊法不認為是犯罪，新法認為是犯罪，在舊法年代那一截不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