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待遇司法解釋

1. 農村土地佔地補償標准有明確規定嗎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 徵收土地的，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

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

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徵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徵收單位平均每人佔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准，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徵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准規定。

被徵收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徵收城市郊區的菜地，用地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

依照本條第二款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

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高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准。

(1)村民待遇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各省區市根據《土地管理法》制定了實施辦法對賠償標准進行細化，如山西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

第二十七條徵用土地，用地單位按照下列標准支付土地補償費：

（一）徵用基本農田（園地、魚塘、藕塘視同基本農田）的，按照該耕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八至十倍補償；

（二）徵用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的，按照該耕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九倍補償；

（三）徵用牧場、草地的，按照該土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七倍補償；

（四）徵用林地的，按照有關規定補償；

（五）徵用宅基地的，按照鄰近耕地的補償標准補償；

（六）徵用空閑地、荒山、荒地、荒灘的，按照該土地被徵用前三年全村耕地平均年產值的三至六倍補償；

（七）徵用集體打穀場、曬場等生產用地，按照原土地類別補償標准補償。

第二十八條徵用土地，用地單位按下列標准支付安置補助費：

（一）徵用基本農田（園地、魚塘、藕塘視同基本農田）的，按照該耕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五至六倍補助；

（二）徵用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的，按照該耕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五倍補助；

（三）徵用牧場、草地的，可按該土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五倍補助；

（四）徵用林地的，按有關規定補助。

前款規定的被徵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每公頃最高不得超過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徵用宅基地、空閑地、荒山、荒地、荒灘、打穀場的，不給安置補助費。

第二十九條耕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按照下列辦法計算：

（一）被征地者向村民委員會申報該耕地前三年種植情況；

（二）被征地所在地的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對被征地者申報的種植情況在被征地村進行公布，聽取農民群眾的意見；

（三）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根據農民群眾的意見對申報情況進行核實；

（四）被征地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根據核實的種植情況、同級統計部門的同期統計報表和同期作物價格計算該耕地被徵用前三年的產量、產值和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

其他土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計算辦法參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依照本辦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

第三十一條徵用土地，用地單位按照下列標准支付被徵用土地上的附著物和青苗等的補償費：

（一）建築物、構築物等附著物，可按照有關規定給予折價補償，也可給予同等數量和質量的附著物；

（二）青苗按照不超過一季作物的產值計算；

（三）對有條件移栽的樹木，付給移栽的人工費和樹苗損失費。不能移栽的，按照有關規定作價補償；

（四）魚、藕和牧草等，按照有關規定作價補償。

征地補償方案公告後，突擊栽種的樹木和突擊搶建的附著物不予補償。

非法佔用的土地上的建築物和其他設施，不予補償。

2. 農村外嫁女的權益有哪些法律可以保護

核心提示：怎樣保護農村外嫁女的權益問題?首先要轉變思想認識、加強對村規民約的審查監督、完善有關立法等。下面就由法律快車的小編為您具體介紹。

各級黨委、政府、司法機關及社會各界應進一步提高認識，強化政府和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切實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努力做到嚴格執法和監督，積極促進農村社會穩定。

（二）加強對村規民約的審查監督

首先，必須釐清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尊重村民自治並非不能監督。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指導與被指導關系適用於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而屬於政府依法行政的范疇的，村委會應成為鄉鎮政府的管理對象。其次，在村規民約制定時，由政府相關部門對內容進行把關，對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的內容不允許提交村民大會進行表決，從源頭上解決村規民約的違法問題。最後，人大、民政部門對本地農村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分配製度進行清理，將與維護婦女權益的法律規定相沖突和抵觸的內容予以清理或者廢止。

（三）完善有關立法

目前，與農村外嫁女權益相關的法律不夠細致，不夠完善，法律規定本身缺乏足夠的約束力。

如《憲法》第4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有同男子平等的權益。」憲法雖然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公民無法提起違憲訴訟，法院也很少引用憲法作為法律依據來判案。《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雖然規定婦女在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徵收等各種權益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但並沒有明確規定婦女上述權益在受侵害時的救濟途徑和訴訟權利，其所宣告的婦女權利近乎空話。

為了使外嫁女的應有權益落實為實有權利，應盡快對《土地承包法》和《婦女權益保護法》等有關法律進行修訂，明確規定包括：村規民約違法法律法規時，哪個部門有權利撤銷;集體經濟組織的身份究竟該如何確定，農村婦女結婚後或者婚姻狀況改變後戶籍、居住地選擇的權益以及不同情況下享有的權利;對於違法法律規定侵害婦女權益的，婦女可以向哪個部門反映和尋求救濟，等等。

（四）加強司法救濟

「外嫁女訴村民委員會」的案件目前在法院得不到受理，最主要的原因是村民委員會的訴訟地位不明。村民要尋求司法途徑幫助，必須先請求鄉鎮人民政府對其與村民委員會的糾紛進行調解，對調解決定不服，才可對鄉鎮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訴訟。

在現有法律不盡完善的情況下，法院在處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訴訟過程中，應該依法受理和及時審理符合條件的訴訟請求，堅持法律基本原則與法律條文相結合，准確適用法律。最高法院應該適時出台相關的司法解釋，明確村民委員會在此類訴訟中的地位和性質，以及外嫁女在權益受侵害時的訴訟途徑等。

3.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的司法解釋是什麼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的司法解釋是：本村出生且戶口未遷出地；與本村村民結婚且戶口遷入本村地；本村村民依法辦理領養手續且戶口已遷入本村地子女；其他將戶口依法遷入本村，並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地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地同意，接納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4. 戶籍遷回原籍享受村裡的待遇嗎

同學呀，當然不合理了，你可以找你們的村長,或者找一下你們那個縣的領導反映一下，估計其中的一些款被人給吞了，你要找當地律師咨詢一下.或者是找<戶籍法>研究一下。你看一下和你一樣的情況看看:
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國家鼓勵大學畢業生去基層就業的相關政策相繼出台，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返回家鄉，或暫時在家待業，或當村官，或在鄉村中小學任教，或自主創業。一些新問題隨之產生，比如他們享受不到村民待遇，沒有編制，沒有發展空間等。這些新問題關繫到返鄉大學畢業生的切身利益，關繫到新農村建設的人才支撐。

為返鄉大學畢業生排憂解難，政府責無旁貸。我們欣喜地看到，這一新問題已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視，有關部門正在或已經出台相關政策。

濟南7名返鄉大學生享受不到村民待遇

「在外面上了幾年大學，回村後我們竟成了黑人。」賈濤對自己的現狀一直覺得委屈：「就連刑滿釋放、解除勞教後的人員回村，嫁入村裡的媳婦，落戶村裡的養子女都一樣是村民，我上了幾年大學，怎麼連做村民的資格都沒有了？」

和賈濤有同樣遭遇的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七賢庄村的3名大學畢業生，以及與該村毗鄰的後龍村的3名大學畢業生，已分別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村委會，要求享受村民待遇。

得不到村民都有的土地補償費，也沒資格買優惠的經營房

賈濤1999年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分校經濟管理系，讀會計專業專科。2002年畢業時他找工作費盡周折，「像我們學會計的，沒有工作經驗找工作很難。可應屆畢業生，哪有經驗呢？」2002年他把戶口轉回原籍七賢庄村。

在家閑待了五六個月後，2002年年底，賈濤到一個干會計的叔叔所在單位幫忙幹活，半年後，又先後到一家超市和一家私企打工。說起現在的工作，月收入僅有幾百元的賈濤說：「除了能讓自己吃飽，已經所剩無幾了。」

和賈濤一樣，在2002年，七賢庄村還有3名大學生林娜、呂元勛和陳士麗因畢業沒找到工作，最終把戶口轉回本村。

「開學報到時，孩子們按照入學通知書的要求，各自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將戶口遷到了就讀的高校。戶口遷走後，孩子就沒有領到一分錢的土地補償費和糧食補助費。」賈濤的家人說。

七賢庄村位於濟南的城鄉接合部，村民600餘戶，3000餘人口。由於城區的擴建，特別是濟南大學的新校區擴建，七賢庄村的土地被徵用。當時七賢庄村委會曾幾次將國家劃撥的征地補償款，按人頭分為土地補償費和生活糧食補助費兩個項目向村民發放。

這4名大學畢業生作為新的村民也去領取，但村委會以「大學生屬於非農業戶口，他們畢業後身份改變了」為由，拒絕向賈濤等4人發放補償款。當時的村委會主任說：「這是七賢庄村的慣例，誰都無法改變這個慣例。」

2002年秋天，七賢庄村委會在村東南角承建了一處綜合農貿市場，將沿街的經營房廉價向村民出租和出售。村委會規定，由村民自願申請並經村委會批准後，每名村民可購買30平方米的經營房，享受一定的優惠價，而賈濤等4名戶口已遷回村的大學畢業生卻未能被列入購房范圍。

村委會認為4名大學畢業生遷回戶口也不再是村民

在與村委會協商未果的情況下，4名大學畢業生於2003年8月將七賢庄村委會告上法庭，要求市中區人民法院判令：他們享受與村民同等的待遇；村委會補發4人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生活糧食補助費各500元、土地補償費每人各8000元，以及享有「經營房」認購權。

庭審中，七賢庄村委會代理人認為，這4名大學畢業生身為非農業戶口且已成年，已不再以耕作土地為生活來源。至於他們畢業後又將戶口遷回村，那是公安部門戶籍管理的需要，他們已不屬本村村民，不應享受對征地補償款和生活補助費的分配權，也不應享受村民福利房的認購權，應駁回他們的訴訟請求。

兩個月後，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賈濤等4人雖出生於該村，但他們大學畢業後已具有國家幹部身份，不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不再是其所在村的集體組織成員，不應享有土地補償費等分配權。駁回賈濤等人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後，4名大學生不服，聯名向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

市中區人民檢察院受理後認為，賈濤、林娜等4人系本村出生，且現戶口仍在本村。他們入校讀書時其戶籍的遷出並不表明脫離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是基於一種學籍管理規定的行為。大學生在校讀書期間不是就業，其生活費或學費主要依靠家中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的供給，在其未就業之前就否認其村民資格，違背了法律的規定。因此，4名申訴人仍屬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享受與其他村民同等的待遇。

2005年12月，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檢察院就此案提請抗訴。2006年3月24日，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市中區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此案。

2006年10月16日，市中區人民法院再審判決，七賢庄村委會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4名大學畢業生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的生活糧食補助費各500元。

對於土地補償款問題，再審判決書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只能用於發展生產和安排就業，不能挪用和私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農村經濟組織因土地補償費發生爭議，不屬於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不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對此類爭議，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應由有關行政機關協調解決，故原審原告要求原審被告給付土地補償費各8000元，本院依法不予處理，原審判決對此進行實體處理，屬於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對於原審被告村委會在本村東南角所建經營房屬於該村農民集體所有的財產，依法應當由原審被告村委會行使管理權，因此，對於原審原告要求被告批准購買30平方米經營房的請求屬於村委會按照民事議事程序而討論、決定的事項，亦不屬於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圍，法院不予受理。」

上了幾年大學，連選舉權都丟了

2004年，七賢庄村村委會換屆選舉。賈濤等4名大學畢業生找到村裡，想履行自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村裡卻以他們不是「村民組織成員」為由加以拒絕。

賈濤質問：「我們在這里沒有選舉權，在哪裡有呢？」當時的村委會幹部啞口無言。

林娜的母親說：「孩子們接到再審判決書後，不知所措，他們也曾找到法院，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確認他們屬『集體組織成員』，但法官拒絕了。恐怕下次村委會換屆選舉時，這幾個孩子們還是沒有選民資格。幾年大學讀下來，連最基本的權利也丟了。」

「這些錢(指生活糧食補助——記者注)是七賢庄村民才能有的，既然現在把這些錢判給了我們，就說明我們是七賢庄的村民，其他的待遇我們也應該享有。為什麼其他的我們卻依然不能享有呢？」輸了官司的幾名大學畢業生無奈地說：「村委會還表示，根據判決，以前的生活糧食補助給，以後的還是不給。看來我們得打一次官司，他們才給我們一次錢啊！」

談起官司，賈濤說：「當時自己剛畢業，對社會上一些事情看得不清楚，覺得這樣的官司根本不用打，因為其他村裡都能給畢業的學生解決這些問題，怎麼唯獨我們沒有？」

賈濤的一位當律師的表叔說：「學生考上大學，地應該還是學生自己的，是讓學生父母種著來養活這些孩子的。」

賈濤委屈地說：「國家應該制定一個詳細的政策，畢業生回到村裡，什麼應該享有，什麼不應該享有，都應該明明白白地寫出來。當時學生考出去讀書，國家要求將戶口遷出去，現在遷回來，卻享受不到應有的待遇。」

另一樁官司推來推去沒有結果

在與七賢庄村毗鄰的後龍村，有3名大學畢業生程宗君、梁啟明、侯振遭到了類似的事情。2006年7月，這3名大學生也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享受村民待遇。

程宗君2001年考上煙台大學海洋學院輪機工程專業，後專升本，2006年畢業。畢業後，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將戶口轉回本村。

據了解，自1994年開始，後龍村土地陸續被徵用，2006年春，後龍村發放土地安置補償費，程宗君的父親程加祿去村委會要兒子那一部分遭到拒絕。2006年7月，這3名大學生委託程加祿將村委會告上法庭。第一次起訴被市中區人民法院駁回，後被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再審時，法院認為，大學生要土地安置補償費首先要有村民資格，這個歸人大管，便將此事推給了人大。此案至今沒有結果。

而沒找到工作的程宗君只好跟著父親做生意。

有關部門將出台相關意見

濟南7名返鄉大學畢業生狀告村委會要求享有村民待遇的事件在山東並非個案。

據當地媒體報道，山東省有的村就規定，以2003年12月31日為界限，戶口在村裡的，即可享受村裡的「福利」，不在的則不能享受。

有學生家長質疑，既然回鄉落戶，就應分到土地，同時享受村民福利，如果不能享受，這和不落戶又有什麼區別？

其實早在1998年，山東省農業廳下發的《關於延長農村土地承包期的意見》中就提出，農村考出去的大中專在校生應當保留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畢業分配工作的除外。

2004年10月1日施行的《山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辦法》規定：「原戶口在本村的下列人員，依法享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其中就包括「高等院校、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

據了解，山東省有關部門將開展調研，並出台相關意見。

應解決返鄉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待遇問題

「表面上看這是利益沖突，深層次則凸顯了改革帶來的新舊價值觀念的沖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蔡軍，這樣看待濟南返鄉大學畢業生狀告村委會要求村民待遇的官司。

「大學生分配體制改革之前，上大學就意味著能『吃皇糧、包分配、當幹部』，在此背景下不允許大學畢業生參與分配集體經濟利益具有正當性。但隨著人事制度的改革，國家幹部的范圍越來越小，目前主要包括列入公務員序列的國家工作人員。大學生沒當上公務員，他就不是國家幹部，把戶口遷回村裡，他就應當享有村民參與分配集體經濟利益的權利。」蔡軍說。

蔡軍說，在高等教育改革前，高校不僅不收學費，而且還向學生發放生活補貼，所有這些成本最終都由國家承擔。在此制度下，大學畢業生當然不應該與沒有享受這種待遇的其他村民爭利。而高等教育改革以來，雖然國家財政仍向高校提供大量撥款，但學生及其家庭負擔的教育成本同樣越來越高。學生和家庭越來越把高等教育的投入視作對將來事業的投資。在這種變革下，大學生們接受高等教育並不意味著就應該放棄參與分配村集體經濟利益，村民委員會也不能取消畢業生參與分配村集體利益的機會。

蔡軍說，農村家庭省吃儉用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家庭，如有在校大學生享受不到土地補償費、糧食補助費等待遇，還要為其承擔各項讀書費用，其壓力可想而知。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生畢業後不再走「計劃分配」的老路了，如本案的幾名大學生目前均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如果他們現在連村民待遇都沒有，這樣就可能會使有些人覺得：留在農村比讀大學更合算。其後果不利於教育事業的發展，不利於農村人才的培養，更不利於農民真正擺脫貧困。

他建議，有關立法、執法機關以此案為鑒，在立法和執法中注意觀念更新、與時俱進，以適應時代的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對比城市大學生，農村出來的大學生背負著更多的生存壓力。沒有工作，土地是他們的最後一點保障，也是他們應有的權利。所以對大學畢業生返鄉後的身份待遇等問題，應當著力加以解決。」

5. 浙江省關於農村自留山補償的一些問題！急需 給高分

農村土地被國家徵用，伴隨著土地徵收補償費分配所帶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等問題由此凸現，尤其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所涉問題表現尤為突出。此類糾紛背後往往交融著各種利益的沖突、觀念的碰撞、法律的滯後與制度的羈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已於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對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分配�1�7�1�7�1�7題分作三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進行規定，作為司法實踐的法律依據。由於農村土地徵收補償費分配問題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和對象的廣泛性，涉及到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認定、村民自治決議效力、法律性質與適用等諸多問題，使的司法實務中的案件審理困難重重，致使現實與法律發生激烈沖突。筆者試對這類案件涉及的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正確處理此類案件提供參考。
一、有關土地徵收補償費的基本概念及主要問題

我國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是以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二元制形式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城市市區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於農民集體所有。」而我國現實中的農民集體所有權又存在三種形式：鄉鎮農民集體所有權、村農民集體所有權和村內農民集體所有權1。 因此，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可以由鄉鎮、村、村民小組三級所有。享有農村土地所有權的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是村民委員會，以及村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土地徵收，是國家為了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補償為條件，強製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權，他人的土地所有權因國家的徵收而消滅。在我國，土地徵收實質是國家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徵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主要由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享有，其享有的農民集體土地大部分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方式承包給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一部分可能已其他方式承包。雖然我國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但土地的所有權並未因承包而發生性質的變化，故，國家徵收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主要的是對承包地的徵收。

國家在徵收土地時，必然要對土地權利人的財產權利造成損失，由於這種損失是土地權利人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做出的犧牲，因此，依據公共負擔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世界各國都規定土地徵收後必須給原土地權利人一定的經濟補償。在我國，《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土地徵收補償原則、補償標准和支付對象作出規定，依據上述規定，國家徵收土地，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有用途給予補償，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徵收耕地的補償費用中各個費用的歸屬、如何分配，只有在分清各個費用性質的前提下，才能正確處理。在現實生活中，徵收土地方往往在對水塘、水渠、機耕路、山地、林地、荒地、自留山、自留地等不屬於耕地的土地的徵收時，均按徵收耕地的補償費方式進行補償。這些補償費屬什麼性質，如何處理，法律、法規無規定，給實際處理問題帶來困惑和難度。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十二條至二十四條是對農村耕地被徵收而產生的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組成的征地補償費如何確定歸屬、如何分配作出的規定。

《解釋》第二十二條規定：「承包地被依法徵收，承包方請求發包方給付已經收到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的，應予支持。承包方已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以轉包、出租等方式流轉給第三人的，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青苗補償費歸實際投入人所有，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歸附著物所有人所有。」應當明確，該條是在農村耕地中承包地（承包田、地、山等）被依法徵用的情況下，有關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糾紛如何處理的規定。承包地之外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徵用，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的歸屬，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在農村，這些土地通常會發生被一部分村民耕種，其耕種的原因有故意佔種、無意越種、村委會或村民小組未通過承包方式無償讓其耕種等，這些土地被徵用後，國家所支付的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應如何歸屬，《解釋》沒有進一步規定，由此而發生的歸屬、分配糾紛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遇到。

承包地被徵收安置補助費糾紛的處理，《解釋》第二十三條作出了規定。安置補助費，是國家徵收農村集體土地後，安置被征地單位由於征地造成的多餘勞動力的補助費用。通過支付安置補助費，保障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和生活來源的失地農戶的基本生活，因而安置補助費具有很強的人身性。從《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的內容看，安置補助費是採取法定限額的計算方式，與土地的位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土地市場交易價格和人均耕地面積等影響土地價值的因素無關，也並不體現土地在不同投資水平或不同投資情形下出現差別的實踐價值。關於安置補助費的歸屬，《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安置補助費可以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安置單位和被安置人員。實踐中，在承包地被徵收而沒有安置單位的情況下，安置費往往直接支付給作為發包方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對安置費進行管理和使用，用於統一安置因土地被徵收而喪失基本生產資料和生活來源的農戶的生產生活。由於安置補助費設立的目的指向失地農戶，產生的權益理應歸屬失地農戶。因此，安置補助費雖應首先支付給發包方，但並不意味安置補助費必然歸發包方所有。當被征地的家庭承包方不需要統一安置的時，安置補助費應當發放給該家庭承包方或用於支付該家庭承包方的社會保險費用，這在《解釋》中已經明確。因安置補助費具有很強的人身性，安置補助費只能補助給失去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其他方式承包人不能成為安置補助費的給付對象，《農村土地承包法》將農村土地承包區分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並規定只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解釋》將安置補助費的請求權主體確定為家庭承包方。現實中，徵收方徵收耕地之外的農村土地時，也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安置補助費，這些安置補助費的歸屬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在部分承包地被徵收時，參與了安置補助費的分配，之後又有承包地被徵收，其要求以放棄統一安置為條件按其被徵收承包地的面積享有安置補助費的問題，《解釋》沒有進一步規定，由此而發生的歸屬、分配糾紛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遇到。

《解釋》第二十四條是關於土地被徵收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本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土地補償費分配如何處理的規定。根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徵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土地補償費是土地被徵用後的補償費用中最重要的部分。《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該補償費實質上是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到土地補償費後，其成員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就土地補償費發生的糾紛是最多的，該類糾紛往往涉及農民的根本利益，具有矛盾激烈、難於化解的特點，由此引起的涉訴信訪在整個涉農信訪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且審判實踐中如何處理涉及的問題也是最多。如土地補償費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否可以分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如何確定，特別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問題，由於土地補償費的性質決定土地補償費只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進行分配，不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不能參與土地補償費的分配，這就決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是解決土地補償費分配的基本前提。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標准，是我國現行法律的空白點，也是法學界的一個長期爭論而懸而不決的問題。大量糾紛之所以難以處理，其根源就在於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事關農村社會生活的基礎，對廣大農民而言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關繫到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工作的順利進行，關繫到農村村民自治機制的運轉、關繫到對農村特定人群合法權益的保護。此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勢必使為數眾多的涉農糾紛無法得到徹底和妥善處理，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不利於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二、審判實踐已明確的問題

1、土地補償費用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分配

對土地補償費的用途，《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明確規定，是禁止用於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的。但這些規定因與現實有較大差距，且不分配引發的社會問題也較多，很多地方均將土地補償費分配到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長期以來，雖操作沒有法律依據支持，卻在實踐中被很多法院裁判予以認可。由於法律規定和實踐操作的不一致，土地補償費能不能分配的爭論一直伴隨和影響著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處理。 對這個問題，《解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打破了這方面的法律限制，第二十四條已規定土地補償費用經民主議事程序討論決定可以用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分配，承認了長期存在的實踐操作，允許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事程序將土地補償費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分配。

2、人民法院應受理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

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性質和能否作為平等主體間民事案件受理長期存在爭論， 2005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這類案件性質認識上也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4年《關於王翠華等六人與廬山區十里鄉黃土嶺村六組土地徵用費分配糾紛一案的復函》（民他字﹙1994﹚第28號）中明確不能受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給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對農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分配糾紛是否受理問題的答復》（法研〔2001〕51號）中明確此類案件可以作為民事案件受理，由於兩者效力的不同、答復的不一致，在審判實踐中以哪個為依據引發了較多爭論2。 這個問題，隨著《解釋》的公布迎刃而解，此類糾紛法院作為民事案件受理已不存在爭議，明確了此類案件性質屬民事財產糾紛。在受理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時，我們應注意的是對用於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爭議提起的民事訴訟不應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該解釋第一條第三款中明確規定：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於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是法院在受理此類糾紛時應注意的一個問題。

3、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性質屬民事財產侵權糾紛

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性質屬民事財產糾紛，在審判實務中許多人對此尚存有疑惑。征地補償費的分配爭議包括對土地補償費分配爭議、安置補助費的分配爭議和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屬發生的爭議，這三類爭議都是典型的民事爭議。《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決定了土地補償費的所有權性質應是集體組織所有權，即歸該集體組織范圍內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換言之，土地補償費的受益主體是該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全體成員。故土地補償費是屬於農村集體所有的公有財產，而不是屬於私有的共有財產，其因集體土地的被徵用造成土地的流逝而取得構成土地補償費分配的基礎，決定了分配的程序和分配的范圍，即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由全體村民決定，分配的范圍在農村村民集體組織內部。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所體現的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村民）之間發生的糾紛，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自治決定分配土地補償費後，對部分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村民）的財產權侵犯的財產侵權問題，不分給土地補償費是民事財產侵權行為，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從民法理論上講是民事財產侵權糾紛。

三、對處理征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所涉各類問題的見解

1、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訴的性質問題

對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實踐中法院對訴的性質認識不一，一種意見認為是確認之訴，因而作確認之訴受理，在裁判上僅進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另一種意見認為兼有確認之訴和給付之訴，因而在裁判上既確認資格，又判決給付義務並明確具體金額。究竟哪種意見正確？筆者認為第一種意見和做法較妥當。理由是：按《解釋》第二十四條「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其表述是「份額」不是金額，也不是數額，其應是一種權利等分的表述，主張的是支持權利。由於具體分配標准帶有不確定性，法院無法裁判。因是否分配和分多少、留存多少均需要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事程序討論，法院無法確定。假設法院裁判確定給付具體金額後，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事程序討論決定不分配土地補償款，或新增加成員導致分配金額標准變化，這種合法自治權將與法院裁判沖突，法院裁判將無意義。 2、如果判令給付義務和具體金額，法院執行存在較大困難。涉訴集體經濟組織在土地補償費到手後往往即用於成員分配，法院裁判後集體經濟組織常無財產可供執行。現實中，這方面的案件申請執行人因法院裁判無法執行而上訪的事例屢見不鮮。這種情況下司法權威將受到極大影響。

2、其他集體土地的土地徵收補償費中各項費用歸屬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承包地之外（不含自留山、自留地）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徵用，徵收方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其歸屬法律、法規也沒有規定；徵收方也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安置補助費，這些安置補助費的歸屬法律、法規也沒有規定。筆者認為，因這些被徵收的土地屬其權利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這些款項由於不存在承包方而需要支付，故此類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應歸而屬於權利人，屬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成為集體所有的公有財產。土地徵收補償費中的土地補償費，其性質已決定了歸被徵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不存在爭議。自留山、自留地不屬於農戶的承包耕地，徵收方支付的土地徵收補償費，其中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因農戶對這類土地存在經營和使用，且經營和使用的依�1�7�1�7是國家的政策，雖不屬於承包耕地，但處理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的歸屬問題時，應基於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誰耕種誰所有的原則，歸農戶所有。產生的安置補助費和土地補償費，由於這類土地不屬承包耕地，不需要對經營和使用的農戶進行安置，且權屬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故安置補助費和土地補償費應歸該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屬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成為集體所有的公有財產。

3、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首先，關繫到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黨和國家農村政策的基石，是充分發揮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條規定，按照規定統一組織承包時，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權利。所以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得不到明確，將直接影響到家庭承包工作的順利進行。其次，這一問題關繫到農戶承包土地的多少。《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條規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農戶承包土地的多少與農戶成員的多少是密切相關的。而農戶成員是以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為計算依據。若不對成員資格的確定標准作出規定，在每一輪承包工作開始時，農戶承包地面積的確定也就沒有了依據。再次，關繫到農村村民自治機制的運轉。村民自治是我國農村社會的基本治理結構。這種村民自治的基礎就是在法律框架內，具有同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自然人就本集體組織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的自治權利。這種自治機制能否順利運轉，必然要求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標準是明確的，從而能夠保障正當的行使自治權的主體來行使村民自治的權利。最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明確化，有利於保護特定人群的合法權益。實踐中的涉農案件中，大量存在的侵犯特定人群（如「外嫁女」等）合法權益的糾紛案件，如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等糾紛，其爭議的焦點和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確定當事人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如果成員資格問題不能解決，這類糾紛案件就很難處理。而只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問題明確了，這些糾紛即可迎刃而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是廣大農民最基本的身份權利，對我國農村法律體系的完整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意義，其所帶來的財產利益是家庭承包制定所擔負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的根本體現。因此從推動中國農村法治建設進程的角度，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標准，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經討論認為，事關廣大農民的基本民事權利，屬於《立法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的情形，其法律解釋權在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不宜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此問題予以規定，就此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立法解釋或者相關規定。實踐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民事財產糾紛，而不是政治民主權利問題，村民權利和村民待遇屬政治權利的范疇不是法院主管的范圍3，因此人民法院在判決中不能使用村民待遇和村民權利等詞句來進行認定裁判。

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形成和存在形式，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國傳統上的農耕社會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自然共同體生活格局，是我國明確農村集體組織形成和繼續存在的基礎。這種自然共同體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徵：一是集體經濟組織是由較為固定的成員所組成的具有延續性的共同體。其內部具有熟人社會的鄉土特色；二是集體財產（主要是土地）是全體構成員賴以維持生計最基本的物質基礎在。集體土地所有權雖為我國土地公有制的一種形式，但作為集體土地所有權客體的財產，卻體現著集體成員的共同的私的利益。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利益與集體成員個人的聯系是以成員權形式體現出來。只要是集體成員，具備集體成員資格，就可以享有集體利益。成員權是基於成員身份產生的財產性權利，它包括自益權和共益權：前者是指成員從組織中獲取自身利益的權利，如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權；後者是指成員參與組織管理的權利。對成員個體而言，它既具有身份性質，也體現財產性特徵。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主體的確定標准問題本身，與理清農村集體組織與其成員個體之間的關系有著直接的聯系，屬於成員權理論所涵蓋范疇。因此，成員權理論可以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標准確定的理論基石。應當對目前我國農村社會的實際情況有清醒地認識和准確地把握，並根據社會發展趨勢對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行必要而合理的預測，從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的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土地的承包經營出發，判斷特定的人是否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4。

因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事關農民 的基本民事權利，屬於立法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一）項規定的情形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作出立法解釋或出台相關規定前，人民法院還不具備解決此類糾紛的的必要條件。筆者認為，對於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糾紛，凡涉及對集體組織成員資格有爭議或需要確認集體組織成員資格的 ，應由當事人申請鄉（鎮）人民政府或縣（市、區）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先行確認。對此，國務院國發[2004]28號〈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土地補償費主要用於被征地農戶的原則，制定土地補償費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辦法，這為鄉（鎮）或縣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門確認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提供了依據。

4、認定參與土地補償費分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時間標准問題

法院受理案件中存在個別在集體經濟組織土地統征後新進集體經濟組織的人員，在原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補償費未分配完的情況下，要求對原土地補償費享有成員資格並參與分配的情況，這就涉及到認定參與土地補償費分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時間標准問題。筆者認為，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定的基準時確定為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這種標准主要基於如下考慮：第一、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因此，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最合理的基準時，應當是集體土地所有權喪失但由於目前物權制度不完善，以集體土地所有權喪失為基準時，在實踐中不易操作。相比較而言，由人民政府作出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發布的，其時間點明確清晰，便於操作。第二，與村民自治組織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相比較，政府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並不涉及土地補償費如何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進行分配的問題。因此，對於解決針對土地補償費分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人民政府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為基準時，可以較好地防止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或者實力較大的群體，利用其對於民主議定程序的影響力牟取私利，侵害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第三，如何規定本解釋有關土地補償費分配中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定的基準時，其本身是一種司法政策選擇。相比較，以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為基準時比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確定時更具合理性和操作性，因此是恰當的。

四、理解和適用《解釋》第二十四條時應當注意的問題

土地補償費在性質上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土地補償費的分配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分配不同，它並不考慮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於集體經濟組織的貢獻大小，只要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即應當享有均等分配土地補償費的權利。土地補償費也與土地被徵收後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不同，它只能被分配給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而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則是針對物的所有人和青苗的實際投入人的補償，被補償人可以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可以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外的人。基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而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應當均等，而不能以權利義務一致為由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農村集體土地是對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要土地屬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就始終存在保障作為自然共同體的集體經濟組織的全體成員基本生活的功能。作為一種集體所有的資源，集體土地的形成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個人勞動或者貢獻沒有關系。既然土地補償費的受益主體是該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全體成員，則相應的土地補償費的分配當然就沒有體現所謂「權利義務對等」的合理性。土地補償費分配權是基於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而產生的，這是成員權項下自益權平等性的必然要求。而對這種「平等性」的保障，也是對基本人權的維護。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基於性別歧視等原因而進行差別待遇的做法，是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合法權益的侵害。

1、「村規民約」效力問題

在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中，因農村村民自治決定或村規民約引起的占絕大數，由於法律沒有對村民自治和村規民約進行明確的規定，實踐中對村民自治決定或依村規民約形成的分配方案的司法審查應當是程序的合法性審查還是應包括對其內容的合法性審查，存在不同意見。意見分歧的實質在於法院對村民自治中違法行為應否進行干預的問題。筆者對此認為，村民自治是村集體依法所享有的對�1�7�1�7�1�7村事務的自我管理權，村民自治應當依法進行。但基於司法的消極性、中立性特點，法院不應對村民自治中的違法行為尋求積極主動的干預，法院只在以仲裁者的身份介入糾紛時，才對違法行為予以糾正，以彰顯法律公平正義之價值功能。目前農村土地徵用補償費分配糾紛主要呈現二種形態：一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二是征地補償款分配。 第一類糾紛如上文所述，凡涉及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的均應由鄉（鎮）或縣（市、區）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先行確認。第二類糾紛，人民法院則可直接對村民自治決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進行司法審查，若發現村民自治決定明顯違法，則應以判決的形式予以糾正，如果村民自治決定剝奪土地補償費分配權是不與法律規定相抵觸的，則應及時判決維護村民自治決定。實踐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戶主本人作為代表在村規民約或相關決議上簽名同意「出嫁女」、離婚、喪偶女性及「空掛戶」等不參與分配土地徵用補償費以及本人與村集體組織簽訂合同為得到某種利益而同意今後不參與分配征地補償費等情況，應視為本人對分配權利的自動放棄，形成訴訟的，人民法院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盡可能地維護村民自治決定，以利於農村健康、和諧、穩定發展。

2、認定村民遷入戶口時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