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刑法案例

⑴ 【原創】大明王朝自創刑法之錦衣衛及鎮撫司獄下篇

明神宗萬曆時期（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那些對朝廷上疏建言或者觸忤為皇帝斂財的礦監稅使的人，動輒就會被朱翊鈞下入詔獄。

為此，刑科給事中楊應文上疏道：

「監司（有監察州縣之權的地方長官的簡稱；明代布政使、按察使亦因有監察官吏之權，稱為監司。）、郡守（明代之知府）、縣令、普通民眾，一時間被逮押入鎮撫司大獄者有一百五十多人。雖然已經對他們進行了拷打審問，但是，遲遲不移送法司，鎮撫司大獄禁衛森嚴，水火不入，天氣暑熱，致使疫癘之氣，充斥囹圄。」

錦衣衛指揮使駱思恭也上言道：

「按照以前的慣例，熱審每年都要舉行，時間一般會安排在小滿之前。現在，已經有兩年沒有執行熱審制度了。鎮撫司大獄中關押人犯二百多位，他們關押日久，不予決斷，很多人通過拋擲瓦片來聲冤。」

順便說說熱審。

熱審是中國古代為了疏通監獄的淤塞、減少癘疫的發生，在夏日實行的對罪犯予以減免或保釋的制度。

《禮記·月令》曰：

「盂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系。」

明代的熱審即依此而來。

明成祖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首出熱審制度。開始時，熱審僅決遣輕罪；等到後來，稍微寬松，流徒以下，均可命出獄聽候。

為了清楚熱審時令的詳情，再說一下小滿。

小滿是中國農歷二十四節氣之一，是夏季的第二個節氣，其含義是夏熟作物的籽粒開始灌漿飽滿，但還未成熟，只是小滿，還未大滿；具體時間一般在公歷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之間，具體標准視太陽到達黃經60°時為准。

另外，鎮撫司大獄中的狀況，就連鎮撫司的陸逵也向上匯報道：

「鎮撫司大獄中的獄囚，對關押很是怨恨，為了表達不滿與抗議，有人甚至持刀自斷手指。」

（曾見新聞報道，韓國人為了表達對日本人的抗議，有持刀自斷手指的舉動。至此方知，大明王朝時，中國人早已開此先河了。能不能說，中國人也是有過骨氣的呢？）

楊應文、駱思恭、陸逵的上疏，朝廷都未予處理回應。

但是，這個時候，天下告訐的惡風已經逐漸衰弱了，大臣被逮捕入罪者也相對較少了。到了萬曆末年的時候，即便是朝臣被逮押執系，處置也相對較為寬大。於是，錦衣衛大獄中羈押的官民也逐漸沒有多少了。

明熹宗（朱由校）天啟時期（公元1620年～公元1627年），錦衣衛都指揮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是大太監魏忠賢的義子，他們的黨羽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等助之為惡，拷打折磨楊漣、左光斗等人（其刑訊之慘烈狠毒、泯滅人性，史料多有記載，此處不贅）。

當時，對於凡被認定有貪贓之罪的人的辦理，還限定了審訊的期限，並按期限進行督責。規定期限內，受審者沒有招供或承認，負責審訊的官校就要被處以杖責之刑。所以，官校們在審訊時，無所不用其極。一般規定的審訊期限是兩天，兩天之內，受審者沒有繳納足夠的金銀，就要在獄中接受全刑。

所謂全刑，就是木枷、鐐銬、棍杖、拶[zǎn]指（用拶子套入手指，再用力緊收，是舊時的一種酷刑）、夾棍（用三根相連木棍夾擠受刑者足部，使之產生劇痛、流血灑地。）這五種刑具全部使用一遍。

刑訊過程，五毒俱下，受刑者無不血肉潰爛，呼喊叫號之聲沸反盈天，他們痛苦難忍，輾轉求死而不得。

在這種場景下，許顯純依然呼喝訓斥，神情自若。對於入罪者的最終處理，許顯純都伺察魏忠賢的心意，進行決斷。審訊時，魏忠賢所派遣的聽案記錄之人沒有達到現場，許顯純從來都不敢開始審訊。

當時，有一天晚上，許顯純下令，讓獄中關押之人分舍就宿。得到這個命令後，獄卒說道：

「今天晚上，肯定會有壁挺的人犯。」

所謂壁挺，是獄中的專用名詞，也就是「死」。

次日，就有了楊漣死去的訊息。

左光斗等人，先後在獄中被鎖住頭顱後拉死。

那時，獄中每死去一個人，都會停屍很多天，然後才用蘆席裹住，拖出牢房的大門。夏季天熱，死者往往會腐爛生蛆，慘不可言。因為獄中的事件非常保密，所以，死者的家屬都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故去的具體時日。

明思宗朱由檢緝拿誅滅魏忠賢一眾黨羽之後，那些被冤枉迫害致死者的子弟望著獄門呼天搶地、叩首祭拜，書寫祭文祭奠親人。

此情此景，悲慘異常，朱由檢聽聞之後，都曾為之惻然。

自從大太監劉謹在明武宗時期（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創立了立枷的刑罰之後，錦衣衛大獄中就一直使用這種殘酷的方式來折磨入獄者。

所謂立枷，是一種刑具，又稱為站籠；它前面長，後面短，長的一端觸地。籠上有口卡住囚犯頸部，晝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先在腳下墊物，套定卡住脖子後再撤出墊物，致囚犯懸空窒息而死。

明神宗時，御史朱應轂上疏，言及立枷之殘酷，請求朝廷廢除這一刑罰。

朝廷未予處理回應。

到了魏忠賢為虐，更是變本加厲，將立枷所用的刑枷改成大枷，越發泯滅人性。

此外，這一時期還創設了斷脊、墜指、刺心等刑罰，真是慘無人道。

朱由檢曾經問身邊的人員道：

「立枷是做什麼的？」

宦官王體乾（明熹宗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明思宗定魏忠賢逆案，被革職籍家。）回答說：

「立枷是用來懲處大奸大惡之徒的！」

朱由檢聽罷，神情嚴肅、面露不悅，說道：

「即便如此，使用立枷刑訊，還是讓人覺得可憐！」

因為朱由檢這么說，大約也是魏忠賢清楚其當時的處境，所以，他還是有所畏懼、有所收斂。

大明王朝東廠的禍害，到魏忠賢得勢時，達到了極端。

但是，縱觀有明一代，東廠與錦衣衛，幾乎沒有不相互牽連、相互勾結的時候。在處理刑獄時，判決的輕重，東廠常常能夠從皇帝那裡得到或顯或隱的訊息，往往能夠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在內廷，是沒有任何牽絆的。至於外朝，如果朝官對相關刑獄案件進行扞格，那麼錦衣衛就會出手，對朝官進行偵訪緝拿。隨後，所拿朝官被送入鎮撫司北司，嚴刑拷打，秘密審問，最後，鍛煉成獄，以確保相關刑獄的處理判決與內廷心思一致。如此這般處理之後，才會將刑獄移送法司。即便是東廠所獲的案件，刑訊審問之後，也必然會移交鎮撫司，再次進行刑訊審問，然後，移交刑部，擬定罪行。

東廠和錦衣衛，似乎沒有勢均力敵的時候，普通的狀況是：

東廠權勢較強的時候，錦衣衛就依附於東廠；東廠氣焰稍弱的時候，錦衣衛就會凌駕於東廠之上。

明世宗嘉靖時期（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的錦衣衛都指揮使陸炳緝拿司禮太監李彬、東廠太監馬廣，發掘其陰事，李彬與馬廣皆被問罪至死。這是因為陸炳得了內閣首輔嚴嵩的心意，才成就的案件。由此可見，此時錦衣衛的威勢稍在東廠之上。同時，也可看出，此時內閣大臣的權勢稍重於宮內的中官。

等到後來，中官的地位日漸見重，內閣大臣的地位反倒在東廠宦官之下了。此時，錦衣衛指揮使沒有不奔競於東廠門下的，他們都甘願做東廠的役隸。

錦衣衛官校的升任授職，一般有四個途徑：一是勛衛，即建立功勛（多武職）功臣子弟；一是任子，即因父兄的功績，得以保任授職；三是科目，即通過科舉考試；四是功升，即在本衛就職期間因功授職。

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前，朝中文官的子弟是不屑到錦衣衛去任職的。

明神宗萬曆初期，劉守有以名臣之子（據《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禁衛》載，劉守有乃明朝名臣、故大司馬、謚庄襄、劉天和之孫。）的身份執掌錦衣衛。自此以後，朝臣子弟，都很樂意往錦衣衛任職。

當時，士大夫與這些人平日也有往還，所以，刑獄危急緊迫時，頗倚賴他們從中使力。劉守有的兒子劉承禧，還有吳孟明，就是其中名聲比較響亮的人物。

朱由檢的疑心病很重，對群臣沒有能放心的。

宦官王德華統領東廠，以殘忍刻毒來輔佐朱由檢。

其時，吳孟明掌錦衣衛大印，對於刑獄之事，他偶也也會輕縱、放舍，但是，無論如何，他都還得觀望東廠的意旨，不敢稍有違逆。

當日，鎮撫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為惡。

那個時代，凡是縉紳之家，平日門下多少會有人來人往的蹤跡，為了避嫌並免於禍患，這樣的人家，都是很晚才起來開門，很早又快快把門關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不敢相聚議論或竊竊私語。錦衣衛旗軍的校官在誰家走一遭，誰家就如同經歷大盜搶掠一般。在廠衛官校的眼中，官員的家，就是窩藏贓物的囊槖，所以，只要官員被盯上，官校入門之後，財產錢物，大家均分其利。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氛圍下，那些圖謀大明江山的組織和個人安排奸細潛入京師，打探消息虛實；那些佣夫販子暗中接受准備傾覆大明社稷的起義團體差遣，私下活動。如此狀況，即便民眾覺察，為了不受牽連，也沒有人會主動去向官家舉發。

這種時局之下，即便是那些高門富戶，想要安然度日、想要獨善其身，都一刻也做不到。他們惶惶驚懼、畏縮不安，無有寧日。

那些狡黠奸詐之徒，乘著混亂，恣肆橫行，四處請托，如有人稍微違逆其意願，他們就會飛書誣陷，捏造罪名，尋章摘句、斷詞取義、以片言隻字進行陷害。其結果，常常會株連至十數人入罪下獄、甚至死於非命

姜采、熊開元下獄之後，朱由檢親自指示，下諭錦衣衛都指揮使駱養性，要求暗中將他們殺害。

（朱由檢身為一國之君，不能光明正大，卻在暗中做這些猥瑣卑劣、讓人不齒的小動作，真是小氣小人，弔死煤山，不足以副其罪惡啊！）

駱養性得到朱由檢的諭旨後，泄漏了上意，並且上言道：

「姜采、熊開元二位臣子，即使罪該至死，也應當將他們交付所在官司，令所司書寫其罪，使天下清楚知道其獲罪之因由。皇上如果暗中派臣將他們殺掉，天下民眾、後世之人會說皇上是怎樣的人主啊？」

關於此事，正好很多大臣都為姜采等人講話求情，所以，姜采等人沒有被立即處決，而是被長期拘系。

就這一件事情而言，駱養性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其他事情的處理時，駱養性肆虐也是非常多的。

錦衣衛的舊例，是有功行賞。這種有功行賞，只在緝拿圖謀不軌者後才適用。到了後來，有功行賞，大都是假冒、濫充，根本就沒有規范標准，所報的功績，一百件中，沒有一件是真實的。

廠衛橫肆，官民困苦重重。對於官民困苦，無論如何上疏建言、無論如何請求申述，朝廷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對於廠衛上言請求，無論是多麼的敗壞法度、無論是多麼地荒誕不經，皇帝都會立即採納聽從。

明穆宗（朱載垕）隆慶（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給事中歐陽一敬上疏，極言廠衛等的弊端，說是：

「負責抓捕的隸役，他們很容易逞勢。而且，對於這些人的獎勵升遷，都是以他們辦理案件數量的多少、抓捕人數的眾寡為標准。這些人，憑借可以逞凶的勢焰、能夠邀功的標准，冤枉誣陷他人，以獲取自身的利益。基於此，沒有什麼是他們不能做的。其間，有的強盜已經自首，可以免罪，他們故意讓強盜多牽連無辜的平民進來，以增加入罪者的數量；他們搜刮人家的合法收入與財產，誣陷成盜賊贓物，還裹挾市井豪強，作為偽證；他們暗地裡偽造圖書，攜帶在身上，並假造妖書批語，用妖言假印的律條來誣陷無辜；他們對於姓名相似的人，從不證實，就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來；他們抓到父親，如果其訴說兒子孝順，他們反會判其子忤逆之罪。所以，那些被偵緝查訪的人家，俗語稱之為「剗[chǎn]」。由此也可看出，其毒害之烈，是如何地觸目驚心。因而，上請皇上，從今以後，必須制定製度，事關機密、案情重大、關繫到國家憲令大典的案件，廠衛依照慣例，可以上奏請求皇上裁奪。至於那些案情與罪狀尚不明晰，還沒有經過審訊議定的案件，一定要等法司詳細擬定判狀之後，視案件的判決結果，再確定是否予緝事人員記功。此外，還需兵部、刑部全都查問明白之後，再行請旨升遷獎賞。雖然緝事人員抓捕了官民，但審理之後，確定沒有犯罪的，就不得虛冒成案以求升賞。至於其它訴訟案件，廠衛緝事人員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法司的事權。如若所獲案件無法成立，而錦衣衛官校和鎮撫司人員將官民拷打成重傷，甚至死亡的，須允許法司參與調查治理。法司如果縱容隱瞞、曲意附和廠衛，則須聽憑科道官參與查實驗證。如此，就會使功勞與實際相符合，緝訪也自然會做到合乎事實。那麼，冤枉無辜和濫施刑法的情況，就可以杜絕了。」

朱載垕並沒有聽用歐陽一敬的建言。

內廷的宦官與外朝的法司一同錄囚（亦稱慮囚。中國古代由皇帝或有關官吏訊察囚犯並決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明清時期，皇帝一般不再親自錄囚。），是從明英宗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開始的。當時，朱祁鎮命令何文淵、王文審理行在的疑案，敕令宦官興安一同參與。之後，周忱、郭瑾前往南京辦案，朱祁鎮也同樣敕令宦官同往參與。這個時候，雖然朝廷還沒有執行五年大審（是明朝的會審制度之一，即皇帝定期派出使者，代表皇帝重新審理在押囚犯的制度。）的制度，但是，京師與南京的內廷宦官已經得以參與三法司刑獄的審理了。

明代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朱祁鈺命令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一同審錄京師的刑獄。這一次，沒有審理南京的刑獄，也是因為災異而開創了先例。

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朱見深命令司禮太監王高、司禮少監宋文毅分別參與京師和南京的會審。同時，朝廷還派恤刑使前往各地參與地方刑獄的審理，這一制度也就從此建立。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朱見深命太監懷恩會同法司錄囚。其後，審錄刑獄，必須在農歷的丙歲、辛歲舉行。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不再派內廷宦官參與外朝法司對案件的審理。

到了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因為給事中丘俊上疏，朱祐樘又派遣內官參與會審。

凡是有大的錄審，內廷宦官會捧著皇帝的敕令前往，張黃蓋於大理寺。其時，還要搭一個三尺高的法壇，內官中間就坐；三法司的朝官左右兩邊陪坐；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員，只能捧著案牘，站在下面，唯唯諾諾，小心謹慎地聽候吩咐，奔走效勞。三法司審查檢閱已定的案子，案件量刑與原判有所出入、或者有所輕重，全都是按照內官的意思改易的，過程中，一點不敢違逆內官的意旨。

明憲宗成化時期，會審之中，有一個案件，是弟弟幫助兄長與人爭斗，將人毆打致死。對於此案，太監黃賜想要按照最輕的處罰做減刑處理，但是，刑部尚書陸瑜等人堅持不能減刑。於是，黃賜說道：

「同居一室，其中有人與別人爭斗，其他人還都會披著頭發、戴上帽子前去解救，更何況是親兄長與人爭斗呢！」

陸瑜等人不敢辯駁發難，結果，就歪曲法律，進行了判決。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公元 1606年）大審時，御史曹學程因為向皇帝建言而被久久拘押在獄中，群臣請求寬赦他，朱翊鈞統統不予許可。此時，刑部侍郎沈應文代理刑部尚書之職，他聯合都察院與大理寺的長官，出具書面意見，呈送到太監陳矩手上，請求他寬恕曹學程的罪過。隨後會審，案子判定後，還一同署名上奏。接下來，陳矩又私下稟報朱翊鈞，說是曹學程的母親年老，應該憐念。於是，朱翊鈞才有所松動，最終釋放了曹學程。這算是一件美事，同時，也可以看出，太監的權力之重，達到了如何的程度。

錦衣衛都指揮使也可以參與法司在午門外進行的刑獄審理，另外，還可以參與秋後承天門內外的案件會審；但是，不參與大審。

每年處決死刑犯人後，相關部門都會用圖文將每個已行刑囚犯的畫像及罪狀，張榜公布在錦衣衛官署的外牆上，讓民眾觀看省思。

那些奉詔參加審錄的內廷宦官，他們死了以後，可以在其墓寢之中圖寫壁畫，壁畫的內容，是該太監坐北朝南，他的身旁，是司法堂的上官，還有御史、刑部郎中等領著囚犯鞠躬聽命的狀況，把這作為一種榮耀，以昭示後世。

明憲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皇帝敕令內廷宦官監斬強盜宋全。

明世宗嘉靖中，宦官犯法，朱厚熜詔令，對其免於逮捕審訊，只是下交司禮監處理。

為此，刑部尚書林俊上言道：

「內廷外朝，原本是一體的，宮中有宦官犯法，就應該下交司法審理，以驗明其罪並公正處理，不應當把宦官犯法的事情交司禮監，而廢棄了祖宗的制度。」

朱厚熜未予採納。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宦官是不得識字、不得干預政務的，他們的職事，不過就是充任宮中的掃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時，朱元璋曾焚燒了錦衣衛大獄的刑具，還曾下詔申明，大概是要昭示天下與後世，永不再用錦衣衛大獄。

然而，明成祖朱棣出於種種私慾戒備與暗黑心理，違反了他老子不再用錦衣衛大獄的規定，結果，給其子孫留下很大的禍患，殘害了很多天下的忠貞良善，直至江山社稷被滿清佔領。君子為之痛惜，嗚呼！

（本篇結束）

⑵ 明初的空印案，為什麼朱元璋明知道有人冤枉也要處罰上千人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

⑶ 【原創】大明王朝自創刑法之東廠與西廠

《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指出：

東廠的設立，是從明成祖朱棣開始的。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錦衣衛大獄，明太祖朱元璋時，就曾經使用過。後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錦衣衛大獄被朱元璋禁止了。

重新啟用錦衣衛大獄，也是從明成祖永樂年間開始的。

姑且不說別的，僅就朱棣設立東廠、復用錦衣衛大獄二事，就可以簡單看出朱棣的一些端倪。這些端倪，不需要用史跡一一來證明，僅憑簡單分析，就可以得出：

一、朱棣雖然做了皇帝，但是，無論出於什麼理由，他的帝位都是從自己的侄子手中搶奪過來的。在中國一直以來的傳統觀念中，這種搶奪，既不具備正當性，也是不光彩的。即便是朱棣可以把江山坐得風生水起，但是，因為程序的不合規、不合制，就是他人不說，朱棣自己內里多少也還是會不安、多少也還是會心虛的。

二、朱棣當了皇帝之後，無論他做什麼，大家都會記著，他的江山是從侄子手裡搶來的，在君臣父子倫理的社會中，這種道德的惡是無法洗刷的。所以，那些維護程序與制度者，永遠都視朱棣為盜賊。另一方面，朱棣可以搶別人的位子，別人也就可以依樣畫瓢，搶奪朱棣的位子，這是朱棣內心會擔憂思慮的。

三、統治之中夾雜了程序不正當、破壞共識、踐踏制度的行為之後，掌權者往往會寢食難安。寢食難安之後，就會採用極端、集權、黑暗、卑劣的手段與措施，對其心中猜疑的各種風聲燭影的行為、事件進行壓制。朱棣設立東廠、復用錦衣衛大獄，其間，就有如此這般的因素在。

四、在靖難之前，無論朱棣的處境是多麼地艱難，是多麼地讓人同情；靖難之後，那些始終維護朱元璋、朱允炆（建文帝）的朝臣與子民，都會認為，朱棣就是私慾、就是奪權、就是狼子野心。這種對朱棣的印象，在靖難之後，是永遠都很難改變的。

設立東廠、復用錦衣衛大獄，並不是兩個單獨的事件。其實，在朱棣的掌控之中，東廠與錦衣衛是相倚並存的。故而，在說到這二者時，還常常並稱為「廠衛」。

起初，朱棣打算在北平起事的時候，為了刺探宮中（南京）的事情，他就想辦法把建文帝的左右收買，作為自己的耳目。

有此背景，在朱棣即位以後，他就專門倚賴宦官。

當時，東廠就設立在東安門北（時在南京），任命寵愛的小人指揮監督。東廠的主要作用和職責，是暗中搜尋查訪圖謀叛逆、妖言惑眾（所謂煽動輿論）的所謂大奸大惡。

這個時候，錦衣衛還沒有那麼強勢。

東廠與錦衣衛均權分勢，已經是遷都北平以後的事了。

但是，遷都之前，在錦衣衛指揮使紀綱、門達等人大為幸進、先後執掌錦衣衛的時候，東廠的權勢已經稍遜予錦衣衛了。

說到紀綱、門達，可參見《明史》。

《明史》卷三百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五《佞幸傳》首列紀綱、門達二人。

這里，就將紀綱其人其事，按照明史《紀綱傳》，做一詳細的敘述：

紀綱，臨邑人（今屬山東德州），曾為諸生，也算是讀書人了。

燕王朱棣起兵奪權的時候，兵過臨邑，紀綱在朱棣的馬前叩頭，請求為其效力。朱棣與紀綱談話之後，很是喜歡他，便收納了他。

紀綱擅長騎馬射箭，其為人諂媚逢迎、詭詐狡黠、善於挖掘鉤探他人的內心意圖與思想動向。

朱棣非常寵幸紀綱，等到即位之後，他便擢升紀綱為錦衣衛指揮使，命其掌管親軍、統理詔獄。

所謂詔獄，主要指九卿、郡守一級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方能系獄的案子，也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刑獄。詔獄之意，即為此刑獄之案犯，均由皇帝親自下詔定罪。

朱棣登基後，都御史陳瑛誅滅建文帝時期的忠臣數十族，親屬牽連被殺者達數萬人。

有此先例，紀綱便深知朱棣的用心。於是，他廣布校尉，每天刺探臣民陰事，匯報給皇上。朱棣將一切事件全權交付紀綱處理，紀綱便對相關人等痛加誣陷和詆毀。

朱棣認為紀綱忠誠，視其為自己的肺腑，提升他為都指揮僉事，仍執掌錦衣衛。

紀綱任用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人為其羽翼，誣陷並逮捕浙江都察使周新，致其死命。

皇上看不順眼、或者痛恨的宦官與武臣，全都交由紀綱定其罪行。紀綱常將這些人帶到家中，先安排他們洗沐，又招待他們飲食，還會假惺惺對他們說：見到皇上，我一定會請求他寬宥你們的過失。等到將這些人的金銀財帛誘取凈盡後，紀綱就會立刻把他們押到鬧市誅殺。

紀綱多次指使家人偽造詔書，帶去各地鹽場，前後勒取食鹽四百餘萬斤。返回時，還再稱有詔，又奪用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鹽入其私宅，不予運費報酬。

紀綱曾陷害大商數十家，榨盡他們的資財後，才肯罷休。

詐取交趾使者的珍奇；侵奪官民的田宅；皆是紀綱的作為。

抄沒原晉王、吳王的家時，紀綱曾私下隱匿並吞沒金銀財寶無數。抄沒時，得到王的冠服，紀綱還自己穿戴，並置酒高坐，命優童奏樂，向其敬酒，歡呼萬歲。

紀綱曾想買一位女道士做小妾，不想，那位女道士被都督薛祿先弄去了。後來，紀綱在大內碰到薛祿，就毆打薛祿，薛祿的頭被打裂，幾乎致死。

因都指揮啞失帖木不給自己讓道，紀綱憤怒痛恨，他便誣陷啞失帖木冒功領賞，後將其捶打而死。

紀綱還閹割良家子弟數百人，充當自己的左右侍從。

皇上下詔選妃嬪，察看考核通過後，命令她們暫時出宮，等到了年齡之後，再行送入宮中。其間，紀綱卻將其中最優秀的入選人員納為自己的小妾。

原吳中大富豪沈萬三，明太祖洪武年間被抄沒，但是，抄沒時遺漏的資財還很多。沈萬山的兒子沈文度匍伏拜見紀綱，向其進獻黃金和龍角、龍文被、奇寶異錦，希望能成為紀綱的門下，以便歲時供奉。紀綱就令沈文度為自己求索吳中美女。此後，沈文度還倚仗紀綱的權勢，搜刮民財民物，並與紀綱五五分贓。

紀綱蓄養眾多的亡命之徒，私下製造的刀甲弓弩數以萬計。

端午節時，皇上去射柳，紀綱囑咐鎮撫使龐瑛說：

「我故意射不中，你去折下柳枝。鼓噪說是射中了，試一試眾人的心意如何。」

龐瑛照紀綱的話去做，竟然沒有人敢出來糾正。

於是，紀剛高興地說：

「已沒有什麼能難住我了。」

於是，紀綱便開始圖謀不軌。

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七月，仇恨紀綱的內侍揭發了他的罪狀。皇上命給事中、御史在朝堂之上彈劾紀綱。隨後，將紀綱交由都察院審理治罪。按查之後，紀綱確有舉報彈劾的那些罪狀。定案後，即日將紀綱押到鬧市，施以磔刑（即凌遲處死：割肉離骨，斷肢體，再割斷咽喉）。紀綱的家屬，不分老少全部遣去戍邊；並開列紀綱的罪狀，頒示天下。紀綱的黨羽莊敬、袁江、王謙、李春、龐瑛等人，或誅殺或發遣邊地，處罰不等。

這是很完整，也很典型的錦衣衛指揮使（明代特務頭子）的事跡與人生，其間字里文外的種種意涵，無須贅述，讀罷皆可瞭然於心。

門達，明英宗（朱祁鎮）天順年間擔任錦衣衛指揮使。他性格機警沉鷙，奪門之變中有功，後掌錦衣衛，所為之事，與紀綱相類。終被逮捕治罪，判處斬刑，關進獄中。明憲宗（朱見深）寬恕其罪，發其往廣西南丹衛充軍，死於其地。

到了明憲宗時期，東廠由宦官尚銘掌領。

或嫌東廠處事不足，朱見深於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另外設立西廠，以監聽打探事情，並命令宦官汪直督管。汪直所率西廠的隨從衛隊人數，是東廠的一倍。

西廠偵查打探的范圍，從明朝的京師遍及天下各處，四面八方，無所不及，即便是王府，也不能豁免。

西廠設立之後，在汪直的統領下，數興大獄，權焰超出東廠之上。很快，西廠就被大學士商輅、萬安、劉珝、劉吉劾奏；之後，大臣跟進上疏，劾奏西廠。為此，朱見深雖然憤怒，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還是罷止了西廠。

沒過多久，本是奸佞之徒、九年秩滿仍不得升遷的御史戴縉，暗窺皇帝意旨，盛稱汪直功勛卓著。

於是，朱見深又下詔，復開西廠。

汪直前後掌領西廠六年，被冤死者接連不斷。

這一時期，西廠的權勢，也遠在錦衣衛之上。

正趕上汪直多次外出邊地監軍，大學士萬安就向朱見深上疏，大體說是：

太宗（明成祖朱棣）興建北京，雖已命錦衣衛緝查偵訪隱匿之情，但仍然擔心外官徇情枉法，所以，又設立了東廠，讓內臣（宦官）提督。東廠設立至今，行之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其行事大都有一定的規制。之前，因為妖狐夜間出沒，致使人心惶恐，聖上憂慮，才添設了西廠，特命汪直掌領，以備不虞。西廠之設，也只是一時權宜之計，是為了慰安人心。現在，汪直鎮守大同，京中官民眾口一詞，都認為應當革除西廠，希望聖上恩准，革罷西廠，西廠官校，安排各回原錦衣衛處。

朱見深同意。

此後，西廠的事務，全都歸東廠，由宦官尚銘專掌其事。沒多久，尚銘也被罷黜了。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員外郎張倫曾上請廢除東廠，朝廷未予回復處理。

明孝宗比較仁厚，所以，東廠與錦衣衛不敢恣肆橫行，掌管東廠的羅祥、楊鵬，僅僅奉職而已。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宦官劉謹讒毀東廠太監王岳，王岳被殺，東廠遂由「八虎」之一的宦官丘聚執掌。

接著，朱厚照又恢復設立西廠，任命「八虎」之一的宦官谷大用領銜。

丘聚、谷大用都是劉謹的同黨。

所謂「八虎」，即劉謹、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位宦官。

此次東廠、西廠同時並存之後，就互相競爭，刺探搜事，派出的邏卒，遍布四方。

南康（今屬江西贛州）吳登顯等以競渡龍州戲樂，竟然被殺死抄家。

遠州僻壤的士民，看見鮮衣怒馬、操京師言語者，避之唯恐不及。

官員聞風，秘密對其進行賄賂。

在這種情勢氛圍之下，無賴潑皮乘機為奸，天下人皆重足而立，不敢邁步，暗裡恐懼憤恨而已。

此時，錦衣衛指揮使石文義也是劉謹的至交故舊。

所以，這一時期的東廠、西廠、錦衣衛全都在劉謹的掌控之中，廠衛的權勢也有合一之勢。

此外，劉瑾又改惜薪司的外薪廠為辦事廠，榮府的舊倉地為內辦事廠，親自統領。京師稱此為內行廠，即便是東廠、西廠也全在內行廠的伺察范圍之中，這就更加酷烈了。

並且，自此創立成例：

凡被偵查入罪者，罪無輕重，全都施以杖刑，永遠戍邊；或者枷項發遣。刑枷重達一百五十斤，沒幾天，入罪者便會被折磨致死。

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瑋、御史王時中等人全不能倖免，被迫害瀕死，然後謫戍邊地。

御史柴文顯、汪澄因為微罪，甚至被凌遲處死。

官吏軍民非法而被迫害致死者數千人。

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劉謹被判凌遲處死。八月，劉瑾被施行凌遲，刑3357刀，分三天完刑。

隨後，西廠、內行廠全都革除，只有東廠仍然留存如故，並由張銳統領。

張銳與錦衣衛指揮使錢寧共同以緝事為由，恣肆羅織，廠衛之稱由此而名聲大振。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東廠由宦官芮景賢執掌，他任用千戶陶淳，做了很多誣陷讒害的事情。

給事中劉最上章劾奏，被貶謫為廣德（今屬安徽宣城）州判；御史黃德用奉命出使；其間，他們碰巧遇到一位叫顏如環的人同行。顏如環用黃色包袱包裹行裝。芮景賢立即上奏，這些人全部被逮押下獄，劉最等定罪編戍，各有差別。給事中劉濟上疏，言道：

「劉最的罪刑還不至於戍邊。況且，他被緝拿執押於宦寺之門，鍛煉敲打於武夫之手，裁決於內官所降之旨，如此，如何向天下公示？」

劉濟上疏之後，朝廷沒有予以處理。

這一時期，全部罷除了天下的鎮守太監。但是，守舊頑固的大臣仍然拘泥於舊有的慣例，說是東廠乃祖宗所設，是不可以廢除的。這些人哪裡知道，東廠的設立，並不是明太祖的定製。

不過，朱厚熜駕馭中官嚴格，宦官都不敢太過恣肆。

這個時候，東廠宦官的權勢遠不及錦衣衛指揮使陸炳的權勢。

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太監兼管東廠。

此時，馮保在東上北門之北建廠，稱之為內廠；稱初建者為外廠。

馮保與張居正興起王大臣之獄，意欲除掉高拱全族。錦衣衛指揮使朱希孝極力加持，高拱才得以無罪。

由此可見，此時的錦衣衛並不大附會東廠。

萬曆中葉以後，朝廷的礦監稅使常常外出為害，而東廠的主事宦官張誠、孫暹、陳矩等，都較為恬靜。其中，陳矩曾主持審理妖書案件，其間，他並未株連濫殺，時人還頗為稱許。

這個時候，皇帝也無意刻核，所以，動用刑罰較為稀少，以至東廠、錦衣衛的大獄之中都長出青草來。

等到了明熹宗（朱由校）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太監統領東廠，任用錦衣衛指揮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以苛酷殘虐鉗制中外，至此，東廠、錦衣衛的毒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關於這一時期廠衛的殘毒，此處不贅。

下面，簡單說說東廠的專稱詞彙、組織方式、行事過程及相關後續情況等。

凡是中官（太監）執掌司禮監大印者，其屬下稱之為「宗主」；中官統領東廠者，其屬下稱之為「督主」。

東廠的下屬沒有專任官員，其所屬的掌刑千戶一名，理刑百戶一名，也被稱之為「貼刑」。貼刑都是錦衣衛的官員。

東廠的隸役，全都是從錦衣衛那裡提調借取的，以那些最輕黠獧巧者撥充。

役長稱之為「檔頭」，他們所戴帽子上面尖銳，穿著青素[衤旋]褶，腰系小絛，足蹬白皮靴，專門負責偵伺探察。

檔頭手下有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之中的亡命之徒，騙財之賊、挾仇之盜，都把幹事看作是自己窟穴。

幹事發現一件陰事，會通過組織秘密告知檔頭，檔頭視事件大小，先給幹事一定數量的錢財。

幹事所告之事稱之為「起數」。

付給幹事之錢財稱之為「買起數」。

接到告發事件之後，檔頭會帥領番子前往犯事的人家。去到人家之後，左右而坐，稱之為「打樁」。

隨即，番子會突入執押審訊被告發者。

沒有左證符牒，賄賂其一定數量的錢財之後，他們會徑自離去。

其間，若少不如意，就會棍棒刑杖相加，稱之為「乾（同干）醡酒」，也稱作「搬罾兒」。所施的刑法，比官刑要痛楚十倍。

處置過程中，他們還會授意被告發者，使其牽連攀扯出有力人士，這樣，有力人士如果給他們足夠的金銀，那麼，就可以相安無事了。

如果吝惜錢財，不能滿足他們，或者，所給的錢財數量不夠，那麼，他們就會馬上匯報給皇上，被告發者就會被下入鎮撫司的大獄。入了鎮撫司的大獄，立死無疑。

農歷每月的初一，東廠的隸役數百人，在庭中抽簽，然後，按照所抽中的簽，分散到不同的官府，挖掘偵探陰事。

他們監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訊重犯稱之為「聽記」。

他們在其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稱之為「坐記」。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門捉了某奸，胥吏書寫告知坐記者、上呈東西廠稱之為 「打事件」。

需要打事件，就到東華門，即使夤夜時分，也要投進門隙以送入，即刻屏退左右呈達皇帝。

故而，事無大小，皇帝全都得聽聞。

當時，一些人家裡米鹽猥瑣之事，都會被告入，在宮中或傳為笑謔之料。

此時，上下惴惴不安，沒有不畏懼打事件者。

錦衣衛的行事方法也和東廠、西廠相似。但是，錦衣衛的接到的事件，必須具疏上呈，才能達到皇帝處。因而，錦衣衛的權勢遠不及東西廠。

據說，曾經有四個人夜間在密室飲酒，其中一人酒酣，遂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不敢出聲。那人還沒罵完，番子就逮押四人到魏忠賢處，馬上凌遲處死謾罵者，而以錢財慰勞另外三人。三人嚇得魂飛魄喪，動都不敢動。

明思宗朱由檢即位之後，魏忠賢伏誅。

隨後，宦官王體乾、王永祚、鄭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齊本正等相繼統領東廠，大明王朝的告密之風，未曾稍息。

王之心、曹化淳因緝奸敘功，還蔭護其弟侄等人做了錦衣衛百戶。

王德化及東廠理刑吳道正等偵探閣臣薛國觀的陰事，致薛國觀死。

此時，錦衣衛指揮使震懾於東廠威勢已久，大抵都是俯首搖尾，為其所用。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御史楊仁願上疏言道：

「高皇帝（指朱元璋）設立官制，並沒有所謂的緝事衙門。臣下如有不法，則由言官直接糾責，並無暗地告詰之事。後來，為了肅清輦轂，才建立東廠。臣待罪南城時，所閱覽的詞訟，多是因「假番」而進行訴冤。所謂『假番』，即假稱東廠。假稱東廠，就可以為害如此、造成冤獄，更何況是真正的東廠呢？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全都是由長期累積的威勢所造成的。所謂長期累積的威勢，就是東廠考核獎勵提拔的辦法，是以上報事件的數量多寡為標准。為了獲賞升進，番役門就常常懸賞高價來買取事件。為了錢財，受買者以至於誘人做奸盜之事，然後再出賣被引誘者，番役不問其人所自何來、消息所來何自，而引誘者收錢之後，坦然離去。另外，還有懷挾私忿者自首告發，誣陷仇視者以重罪，一般而言，懷挾私忿者沒有不得逞其志的。伏願皇上放寬對東廠辦理事件數量的苛求，這樣，東廠番役為獎賞提拔而追求事件數量的情況就會趨緩，趨緩之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均可止息，這樣，長期累積的威勢或可稍輕。」

後來，楊仁願又切言，錦衣衛校尉不應當由東廠派遣。

朱由檢為此諭示東廠，要求東廠所緝案件，僅限謀逆亂倫，其他作姦犯科的事，自可由有司處置，不宜緝辦，並且對在東廠任事的凶橫貪財的錦衣校尉進行申誡。

但是，朱由檢後來更加倚恃東廠、錦衣衛，直至明朝亡國才停止。

（本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