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刑法罪名
❶ 什麼是簡單罪狀、敘明罪狀、引證罪狀、空白罪狀
簡單罪狀是刑法+分則條文對具體犯罪構成特徵的描述沒有超出罪名的概括，罪狀的一種。例如，中國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的」就是簡單罪狀。
敘明罪狀，又稱「說明罪狀」。在是指刑法分則條文中比較詳細、具體地描述犯罪構成的特徵。罪狀的一種。例如，中國刑法規定「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就是敘明罪狀。
引證罪狀是對某一犯罪構成的特徵，以引用同一法典中其他條款的方法加以確定和說明。
空白罪狀，是指條文沒有直接地規定某一犯罪構成的特徵，而是指明確定該罪構成需要參照的法律、法規的規定。比如刑法第325條第1款規定：「違反文物保護法規，將收藏的國家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贈送給外國人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罰金。」
該條款僅指明在確定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送珍貴文物罪的構成特徵時應當參照文物保護法規的規定，而沒有直接、具體描述該罪的特徵，因此屬於空白罪狀。對空白罪狀必須與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相結合，才能夠正確的認定該種犯罪的特徵。
(1)空白刑法罪名擴展閱讀：
空白罪狀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特徵，具有使刑法典具有超前性、保持刑法典的相對穩定性、嚴密刑事法網的功能，所以它受到中國最高立法者的青睞。另外，中國刑法立法追求完美的「大一統」的立法模式迫使立法者不得不犧牲罪刑明確性而選擇大量使用空白罪狀的立法技術。
敘明罪狀適用於立法者認為犯罪的特徵並不是一般人都清楚，需要詳細加以描述的情況，其特點是便於人們准確充分的理解法律條文的含義，正確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
一部刑法典中，如果已有對某一罪狀具體描述的條文，為了區別同一罪狀在不同隋況下適用刑罰的不同，同時避免文字上的重復，可以運用引證罪狀。如中國刑法第110條第2款規定：「過失犯前款罪的，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是引用第1款對破壞交通工具罪狀的描述，來說明第2款罪名的某些構成特徵。
❷ 葯品安全方面刑法中的空白
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和第一百四十二條分別規定了生產、銷售假葯罪和生產、銷售劣葯罪，從罪狀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是採用了空白罪狀，直接參照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的規定。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假葯：（1）葯品所含成分與國家葯品標准規定的成分不符的；（2）以非葯品冒充葯品或者以他種葯品冒充此種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葯品，按假葯論處：（1）國務院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須批准而未經批准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3）變質的；（4）被污染的；（5）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准文號而未取得批准文號的原料葯生產的；（6）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第四十九條規定：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為劣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葯品，按劣葯論處：（1）未標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2）不註明或者更改生產批號的；（3）超過有效期的；（4）直接接觸葯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未經批準的；（5）擅自添加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輔料的；（6）其他不符合葯品標准規定的。可見，我國葯品管理法把葯品成分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規定為假葯，把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國家葯品標準的規定為劣葯，並採用列舉的辦法羅列了一系列認定假葯和劣葯的情形。
刑法按照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規定，對假葯、劣葯進行的這種二元區分，雖然表面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不難發現，刑法引用葯品管理法對假葯、劣葯的規定既不科學，也不嚴謹，更難以操作，不利於實現對葯品安全的刑法保護。2001年「兩高」《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就曾涉及相關問題，但隨著復雜多變的形勢發展，該司法解釋已經遠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2009年5月「兩高」又出台了《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但是該解釋也只是從技術層面解決了部分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關於假葯和劣葯的區分與定性的合理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刑法中假葯、劣葯界定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
一、我國刑法假葯、劣葯二元界定之缺陷反思
（一）刑法對假葯、劣葯作二元區分不科學、不合理
首先，我國刑法對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並沒有實現對其社會危害程度的合理劃分。刑法以偽劣程度的不同將不合格的葯品分成假葯和劣葯，從對生產、銷售假葯和劣葯行為的定罪量刑之差異上足以窺見，在法律規定的潛意識中，劣葯的社會危害性不及假葯的社會危害性大，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假葯和劣葯的社會危害性往往難分伯仲，並且，生產、銷售假葯罪與生產、銷售劣葯罪兩罪在罪名上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罪名的成立和量刑上卻相差甚遠。生產、銷售假葯只要「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就可以定罪且最高可以處死刑，而生產、銷售劣葯則需要「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才以犯罪論處，且最高刑是無期徒刑。社會危害性相當的兩種行為不僅罪名不同，且構罪的要件和刑罰處罰都有所不同，此時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難以得到體現。我國葯品管理法以葯品的偽劣程度對假葯、劣葯進行二元區分是不科學的，並沒有實現對兩種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的合理劃分，對假葯、劣葯制售行為的打擊也有失公正。
其次，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所產生的實際結果違背了對假葯、劣葯進行劃分的初衷。葯品管理法將成分含量不符的情形界定為劣葯，其本意是針對投料不足但差量極小的生產現象提出的。以某種葯品為例，按照國家葯品標准，其中某一成分的含量需要達到98％才算合格，而如果廠家偷工減料只投入了95％的該成分，因此造成劑量不足而使葯效略有下降，那麼這種葯品就屬於劣葯。從這個角度看，該界定在行政法中，對於確保葯品的質量是切實有效的。然而，由於葯品管理法對劣葯的含量是否符合法定含量的界限范圍並沒有作出具體的規定，使得一些不法經營者可能有機可乘。不妨假設一種較為極端的情形，如某葯某成分合法含量為85％以上，但某產商葯品根本不含有該成分，即該規定的成分實際含量為0％，毫無疑問該葯屬於假葯。但是倘若不法商家為獲得暴利同時規避法律，把這種葯品的該成分變為2％，成分2％葯品的療效和不含該成分的葯品療效沒有實質的差異，但在處斷上則有很大的差別。含量為0％者屬於假葯而含量為2％者屬於劣葯，在構罪標准和追究責任時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結果。
最後，假葯、劣葯的二元區分也造成了實踐中假葯、劣葯之間難以區分的情形，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葯品管理法通過列舉的辦法將假葯與劣葯的表現形式列舉出來，但這些表現形式在假、劣葯認定過程中容易出現競合，使得具體的操作過程中難以進行區分與界定。例如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屬於劣葯，第四十八條的規定變質了的葯品屬於假葯，但超過有效期葯品性質區別很大，部分超過有效期的葯品還處在葯品穩定期內，沒有失去葯效或者還沒有變質，但有一些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失效甚至產生有毒有害物質。這樣超過有效期的葯品是假葯還是劣葯就可能出現競合，即假如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了，那麼該葯品既是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所規定的假葯又是該法第四十九條所規定的劣葯。這里有學者指出可以採用法條競合中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來解決這個競合問題，即當超過有效期的葯品已經變質則適用重法以假葯論處，若還處於葯物穩定期內即還沒有變質時則以劣葯論處。⑴雖然原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方面，該原則的適用使得法律對劣葯情形中的「超過有效期的葯品」這一情形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義。另一方面，該處理原則在實際操作中給司法者帶來了不便，對於絕大多數超過有效期限的葯品是否已經達到變質的程度用肉眼是難以識別與認定的，只能通過一定的檢測手段加以辨別，根據「兩高」出台的《關於辦理生產、銷售假葯、劣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傾向於委託省級以上葯品監督管理部門設置或者確定的葯品檢驗機構檢驗，這就給執法者帶來了很大的操作困難，甚至各地標准或者檢測方法的不同可能對變質的認定結論也會有所不同。
（二）葯品管理法對假葯、劣葯的界定不嚴謹、不規范
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條和第四十九條採用列舉的方法羅列了一系列認定假葯、劣葯的情形，但有些情形的規定和表述缺乏相應的嚴謹性和規范性。
首先，對假葯、劣葯概念及范圍的規定不具體，不嚴謹，缺乏可操作性。具體體現為：一是關於假葯中所規定的變質的和被污染的情形規定得不夠具體。對於變質和污染達到什麼程度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這種操作性不夠強的規定往往只能流於形式，難以落實。本文認為此處應當對變質和被污染兩種情形有一個定性和定量的指標，具體規定什麼情形與什麼程度屬於變質和被污染的情形。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對於變質或被污染的葯品屬於按假葯論處的葯品，根據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在處罰通知上必須載明葯品質量檢驗結果是不科學的，應該直接將其規定為假葯，而不是按假葯論處；⑵二是我國葯品管理法第十一條規定「生產葯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葯用要求」，但何為該法所謂的葯用要求也沒有具體規定，因此在缺乏法律解釋的情形下，本條規定給實際操作帶來了困難。三是我國葯品管理法用於界定劣葯的「含量不符」概念中的含量不明確，距離標准含量的多少並未給出具體規定，使得含量懸殊的葯品可能定為同一種性質。
其次，對假葯、劣葯概念及范圍的規定不夠全面，存在法律漏洞。在明確假葯的情形中第六項規定「所標明的適應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在這當中只規定了超出情形而完全忽視了縮小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確實超出情形更為普遍，但是縮小情形也不容忽視。現實生活中存在不少以縮小適應症或功能主治而刻意誇大某種特徵或功能以達到強化目的的現象，其所大力宣傳的可能並不是葯品的主要功能而只是迎合了市場的需要。
再次，假葯、劣葯概念的表述不符合刑法嚴謹邏輯的要求。例如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擅自添加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及輔料的」屬於劣葯，同樣是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條還表述「輔料，是指生產葯品和調配處方時所用的附形劑和附加劑」。附加劑是包括著色劑、矯味劑等除了主葯以外的一切附加材料的總稱，因而輔料與著色劑、防腐劑、香料、矯味劑是包容與被包容的關系，而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條在列舉劣葯的情形時把它們並列敘述，存在邏輯上的問題。
二、國外及國際組織關於假葯、劣葯之法律界定
世界衛生組織將假葯定義為：故意或欺詐性地標錯品種或/和其來源的葯品。具有同類性質的產品、含有標准成分或不具有標准成分的產品、不具有活性成分或活性成分含量不足的產品以及偽造包裝的產品都屬於假葯。⑶國際制葯協會（1FPMA）聯合英聯邦制葯協會對假葯進行了定義，認為假葯是指故意或欺詐性地標錯品種或/和其來源的葯品。其中含有標准成分、不具有標准成分、不具有活性成分以及偽造包裝情形都屬於假葯。⑷
此外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對葯品的定義也比較科學和全面。以美國為例，在葯品管理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有著葯品監督管理方面完善的管理體系和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美國《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FDCA）經過多次修改，已成為世界上最全面的葯品管理法律，其中有關規定我國可以予以參考和借鑒。根據美國《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的規定，所謂假葯是指某種葯品或葯品的容器或標簽上，未經授權，帶有該葯品的實際生產商、包裝商或經銷商以外的其他葯品生產商、加工商、包裝商，經銷商的或與之相似的商標、商號或其他標識、印記、設計，因而錯誤地將該葯品指向，或使得該葯品被認為是由該其他生產、包裝或經銷商生產、包裝或經銷的。⑸美國的《聯邦食品、葯品和化妝品法案》中把所有不合格的葯品統稱為假葯，並且根據葯品的實質問題和形式問題把假葯劃分為摻假葯和冒牌葯，即把內在質量存在問題的葯品歸為摻假葯，而把葯品本身沒有問題但標簽有問題的葯品歸為冒牌葯。⑹
三、假葯、劣葯概念之統一與立法完善
從上述有關國際組織及美國關於假葯的定義及范圍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與國外其他國家關於假葯的定義具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1）假葯的認定標准不同。我國的判斷標準是國家葯品標准，把葯品所含成分或成分含量與國家葯品標准規定不一致的認定為假葯或劣葯，而國外則把葯品的標示與實際是否相符作為判斷假葯的主要標准。（2）兩者關於假葯所規定的范圍不同，根據國外關於假葯的認定標准，不僅包括實質的冒充還包括了商標、葯品名稱、標示、外觀及包裝等形式的冒充，而我國假葯概念中的「冒充」僅指對葯品的實質性冒充，我國關於假葯所規定的范圍比國外所規定的假葯范圍窄得多。（3）我國根據不合格葯品的偽劣程度將不合格的葯品分為假葯和劣葯兩種，大多數國家並沒有這樣劃分，而是根據不合格葯品是外在質量不合格還是內在質量不合格將不合格葯品劃分為摻假葯和冒牌葯。兩種劃分方法相比較，雖然我國這種劃分方法從制定者的原意來說，意圖根據不合格葯品對人體造成的危害程度來區分假葯、劣葯的不同懲處辦法，從而達到有效懲處假葯、劣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於假葯、劣葯之間的界限難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難以明確，這就使得立法者的原意難以實現。而美國對於不合格葯品的劃分方法，由於劃分標准清晰、思路清楚，便於葯品監督管理部門人員快速、有效地對不合格葯品的屬性進行判定，這對我國此類立法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基於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中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規定，將假葯、劣葯兩個概念統一起來，統稱為偽劣葯，不再進一步區分。刑法中對假葯、劣葯進行區分也是違背了該劃分的立法初衷的。同時，國外相關立法基本上不區分假葯與劣葯，若我國對假葯與劣葯也不加以區分，可更好地與國際接軌，從而有利於開展司法協助等合作交流活動。我國目前對不合格葯品的規定只限於實質的不合格葯品，而沒有包括形式上的不合格葯品，因此沒有必要把不合格葯品再進行細分。因此，通過對假葯、劣葯界定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在我國刑法中可以借鑒國外的相關規定，將假葯、劣葯兩個概念統一起來，統稱為偽劣葯，不再進一步區分。
我國立法將不合格葯品區分為假葯和劣葯兩種，並且對兩種犯罪分別規定不同程度的刑罰，其目的在於根據不合格葯品的偽劣程度來界定其對人體的危害程度，以此劃分不法行為責任的輕重，進而區分行為的罪刑的輕重。把假葯、劣葯都統一規定為偽劣葯品，雖表面看失去了一種劃分責任輕重的方式，但是根據葯品的偽劣程度來確定不合格葯品犯罪的危害程度並不科學，也不符合實際。因而將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的生產、銷售假葯罪與第一百四十二條的生產、銷售劣葯罪合並為一個罪名，統稱為生產、銷售偽劣葯品罪，根據行為人的違法事實，參照情節的惡劣程度、對社會的客觀危害程度、相對入主觀故意程度以及違法行為被發現後的態度等要素區分刑事責任的輕重，進而區分量刑。這種方法較更為科學，避免出現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的問題，更能實現法律的公正性。
❸ 空白罪狀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關系
關於罪刑法定視野中空白罪狀的適用問題
空白罪狀是我國刑事立法技術的一個特色，有論者對司法實踐適用空白罪狀時，如何貫徹罪刑法定提出了對策和建議。該作者認為，空白罪狀最根本的特徵是某種犯罪的具體特徵（全部或者部分行為要件）需要參照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以下稱參照依據）加以確定。空白罪狀實際上是一種「立法授權」，即最高立法機關僅規定某種犯罪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將該犯罪的具體構成特徵的全部或一部授予其他國家機關通過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來加以填補和充實。由於空白罪狀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特徵，具有使刑法典具有超前性、保持刑法典的相對穩定性、嚴密刑事法網的功能，所以它受到我國最高立法者的青睞。另外，我國刑法立法追求完美的「大一統」的立法模式迫使立法者不得不犧牲罪刑明確性而選擇大量使用空白罪狀的立法技術。
雖然空白罪狀具有上述功能，但是空白罪狀與罪刑法定原則存在沖突。首先，空白罪狀的高度開放性必定帶來很大的擴罪的可能性，它將犯罪的具體特徵留給將來的參照依據去確定，而使現存的罪名變得十分模糊，這違背罪刑的確定性。其次，空白罪狀條文與罪刑明確性原則相違背。這主要表現在：空白罪狀對參照依據指示不明確。對於空白罪狀的參照依據，我國刑法規定不一，表述十分混亂。由於參照依據不明確，所以司法機關在適用時必然是無所是從，出現不統一的現象。其次，參照依據對具體犯罪構成要件規定不明確或者根本沒有規定。
針對空白罪狀存在的問題，該論者認為，司法機關在適用空白罪狀時應當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採取以下對策：第一，正確確定空白罪狀的參照依據。作者認為，空白罪狀的參照依據，從罪刑法定中的角度看只能是指《立法法》中規定的有權立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即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地方政府規章，而不能是不享有立法權的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甚至包括企事業單位制定的管理規定或者規章制度。第二，合理「釋法」。首先，對空白罪狀的司法解釋，應當遵循可預測原則和自律原則。司法解釋所敘述的行為，作為犯罪處理應該在一般人的預料之中或者至少不讓一般人感到意外，司法機關不能越權解釋。當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對於空白罪狀未作填補規定時，司法解釋不能越俎代庖而確立某犯罪具體的行為要件和特徵。其次，處理好司法解釋的能動性和司法被動性之間的關系。作者對參照依據未作規定而司法解釋首先作出規定這種「能動」的司法解釋持反對態度，認為它是違反司法被動性原則和刑罰最後手段性原則的，也是與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背道而馳的。
根據上述原則，作者提出了以下見解：第一，如果參照依據對於空白罪狀所對應的犯罪行為特徵未作明確性規定，根據罪之明確性原則，屬於罪的非法定化，則司法機關不得將該種行為解釋為某一罪名的表現形式。第二，如果參照依據對於空白罪狀所表述的類型化行為僅規定了民事或行政責任而未規定刑事責任，則司法解釋不能將該種行為納入犯罪的范圍，否則就屬於無效的越權解釋。第三，只有當參照依據對於空白罪狀所表述的類型化行為明確規定「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或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條追究刑事責任」時，司法機關始能將該行為作為犯罪處理。
論者最後討論了空白罪狀的溯及力問題。認為如果對於空白罪狀做出填補性規定的參照依據是在1997年刑法典生效後制定的，對於參照依據生效以前，刑法典生效之後的行為，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和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不應追究刑事責任。司法解釋如果對於空白罪狀做出了填補性規定時，也應遵循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明確規定本解釋只對解釋生效後的行為適用。由於司法解釋對於空白罪狀的填補並非立法機關的「授權」，所以當刑法授權的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做出了與司法解釋相反的規定時，原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就不應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