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司法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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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如何區分輿論監督司法與輿論干預司法的界限
從本質來說輿論的作用就是監督司法,因為輿論是沒有裁決權的,只有提意見建議的權力。司法可以參考,但可以拒絕不符合法律條文的意見建議。
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應該努力做到既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又合理的處理輿論的監督,做到辦案不受社會輿論的傾向性引導,保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公開。這就要求廣大法院檢察院應該堅持依法辦事,依章程辦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要求作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能力,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平衡好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兩者的關系,共同努力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二者關系辯證統一,輿論監督可以促進司法獨立,司法獨立也可以反過來有利於輿論監督更好的實現,而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將輿論監督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程度上。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
法律依據:
《最高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
為進一步落實公開審判的憲法原則,規范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工作,妥善處理法院與媒體的關系,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提高司法公信,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對新聞媒體旁聽案件庭審、采訪報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關材料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況提供便利。
第二條對於社會關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舉措以及按照有關規定應當向社會公開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新聞通稿、法院公報、互聯網站等形式向新聞媒體及時發布相關信息。
第三條對於公開審判的案件,新聞媒體記者和公眾可以旁聽。審判場所座席不足的,應當優先保證媒體和當事人近親屬的需要。有條件的審判法庭根據需要可以在旁聽席中設立媒體席。記者旁聽庭審應當遵守法庭紀律,未經批准不得錄音、錄像和攝影。
Ⅲ 社會輿論對司法審判的影響
(一)社會輿論對司法審判的積極作用
1.社會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正
公正是法律的生命,是司法活動的重要原則。社會輿論監督作為社孝啟螞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司法公正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今網路時代的背景下,熱點案件在短時間內能夠迅速引起數以億計的關注,社會公眾可以通過多種平台實時了解案件審判進程,高效便捷地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對司法機關而言,社會輿論的監督既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動力。司法機關在社會公眾的注視下,必須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開展司法審判活動,更加註重工作方式,進一步提升司法公正。另外,社會公眾的監督使司法審判活動更巧埋加公開透明,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司法腐敗和公權力干預司法的現象,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方式,維護了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緩解了司法機關承受的外部壓力,保證了司法審判活動公平、公開與公正。
2.社會輿論有利於實現司法審判的社會效果
「無論媒體還是公眾,都會把案件結果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作為衡量案件審判是否正確的唯一標准。」 現實中,媒體大眾對司法程序的規范性和司法過程的公開性並不敏感,但司法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卻能夠直接觸發社會輿論的中樞神經。在司法審判活動中,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一步一步跟進,從初期的案情分析逐漸轉移到裁判結果的激烈討論,社會輿論在司法審判活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正是社會輿論的持續關注,司法機關在社會公眾的注視下,將司法審判活動保持最大限度公開透明,主動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同時,還要注重司法審判的社會效果,將社會公眾的評價作為衡量司法審判工作的重要標准。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瀘州二奶受遺贈案」中,審判機關認為雖然遺囑在形式上有效,但在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下,法官根據法律解釋和法律適用原則,認為死者遺贈行為違犯社會公德,違背社會公共利益,判決遺贈行為無效。社會輿論的監督直接對司法審判活動進行評價,不僅反映出社會公眾對審判結果的接受程度,更體現了司法審判活動的社會效果,對法治國家的建設有重要意義。
(二)社會輿論與司法審判的負面影響
1.社會輿論影響司法審判的獨立性
審判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即「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在司法審判活動中應避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司法實踐中,因熱點案件形成的社會輿論,通過媒體的渲染、政府部門的關注,給司法審判帶來重重壓力,往往會發生輿論綁架司法,甚至出現「媒體審判」的現象。所謂的「媒體審判」是指新聞媒體利用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審理的案件,發表干預和影響司法活動的新聞報道。社會輿論往往在司法審判活動尚未完結之時,對案件進行預測性判斷,不僅給案件當事人帶來困擾,還給司法審旁昌判機關帶來輿論壓力。在法官做判決之時,如果被別的觀點影響,法官就不再存在了。法院如果被脅迫影響,他們便也不是法院了。 因此,社會輿論的監督必須以尊重法律和正當的司法程序為基礎,不能無限介入司法審判,否則就會嚴重阻礙司法公正的實現。
2.社會輿論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
由於我國關於媒體監管方面的法律尚未形成健全的體系,部分新聞媒體自身定位錯誤,為了獲取流量和關注度,不惜誇大案件事實,甚至故意抹黑司法機關來誤導輿論,故意煽動社會輿論發酵,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再加上近幾年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大打折扣。案件當事人通過正常法律途徑不能維護其合法權利時,轉而訴諸輿論尋求援助,輿論監督的異化會反過來加重對司法權威的損害。社會輿論一旦形成浩大聲勢,必然帶來行政部門對司法的干預,動搖司法審判的獨立地位,導致司法日漸衰敗,而司法的衰敗又進一步加劇人們對司法的不信任。就如季衛東教授所言,「令人遺憾的是,司法合理化的進程在中國卻碰到了制度和文化的瓶頸。審判不能獨立於政府權力以及司法腐敗,導致人們必然訴諸輿論監督」。 司法的價值沒有得到尊重,司法信任危機就難以解決,公眾無法信任司法審判,轉而依靠輿論的監督力量來尋求正義,久而久之,社會就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司法公信力將日益衰敗。
Ⅳ 司法的外部監督方式包括哪些
司法的外部監督方式主要包括:人大監督、輿論監督和公民監督。
(一)人大監督
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由其產生的國家司法機關的監督是其憲法地位的一項重要權力。人大監督司法權的實質,是按照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國家司法權進
行制約,以保證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運轉。人大監督是國家最高層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權力來源的權威性
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監督權直接來源於憲法。人大法律監督所依據的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大法,而在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中,行政機關和司法
機關所依據的可以是憲法,但更多的是依據法律、法規行使監督權。人大監督代表的是國家意志、人民意志,體現的是我國國體和政體的本質與內容。
2.監督對象的廣泛性
人大的法律監督,從對象上,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從客體上,包括了三機關的人事、財政、立法、執法活動。[1]在我國,沒有任何其他機關能夠像人大一樣同時擁有監督全部國家機關重要活動的權力。
3.監督層次的至上性
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人大監督同其他國家監督形式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機關的關系,國家機關體系內一切其他層次的監督都必須向它負責,並接受它的監督和制約。
4.監督方式的間接性
人大的監督權側重於對監督對象起威懾、督促、指導作用,主要是通過間接手段來達
到監督目的,一般不直接去糾正、處理違法行為。主要表現在人大在聽取「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或對它們進行質詢時,通常只發表一些評價性意見,對有關機關
的違法行為提出批評性意見,要求自行糾正其違法行為等方面。人大最嚴厲的監督方式是罷免或撤職,而這也僅僅是促使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的手段。
(二)輿論監督
輿論監督,是指電視、廣播、網路、報紙報刊等大眾傳媒對各種社會現象所進行的揭露、報道、批評或抨擊。輿論監督具有相對的言論自由性、及時性、廣泛性。
1.新聞輿論監督是公眾了解、參與和監督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的重要媒介,是防止和糾正司法腐敗,推進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實現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監督力
量。司法通過公開接受輿論的監督,滿足憲法賦予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公眾對司法的監督權、參與權、知情權和表達權;輿論通過司法公開監督司法行為,從而能更
好地促進公正審判、防止司法權的濫用,同時也是確保司法公正能夠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的有效方式。
2.新聞媒體監督在現代法制國家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不敢小看的監督力量。平民百姓街頭小巷的議論成不了氣候,而新聞媒體的評論就不一樣,對法院的審
判具有強大影響力,甚至決定了法院判決的走向,因而素有「媒體審判」之稱。而輿論監督本身具有覆蓋面大、影響深遠、及時有效等特點,它通過營造輿論環境進
而影響人們的心理、思想、行為,並藉此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從而起到約束國家權力、保障司法公正的作用。輿論監督可以提升司法的透明度和公開度,拓寬公眾
參與權力運作的渠道,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和糾正司法偏差,有助於捍衛公民的權利和實現社會的正義。從「房姐事件」「問題奶粉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等諸
多案件來看,輿論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升了司法機關的辦事效率及公開程度,推動了社會公正的落實。同時,正面的輿論報道可以提升法院的公信力,宣傳普及
法律知識,促進法治社會的建構與發展。拿「孫志剛」案件來說,正是由於輿論的廣泛關注,引起了國務院的重視,推動了《城市生活無著落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
出台,進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三)公民監督
公民監督,一般是指公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的活動。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公民的監督權具體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批評和建議權;二是申訴和控告權;三是檢舉權。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和黃炎培談論如何避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權更迭周期時,曾經說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公民監督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活動的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而公民監督司法權則是公民監督權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也是公民參與公權力行使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公民監督司法
權主要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和人民監督員制度實現。
Ⅳ 輿論監督的法律依據
第三十四條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模範地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版,依法辦事,清正廉潔,勤權政為民,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自覺地接受黨和群眾的批評和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第十二條第三款:公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
第七條第7款:法官應當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
第八條第6款:檢察官應當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察法》
第三條:人**察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五條: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Ⅵ 司法監督和輿論監督的邏輯關系
一、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2009年12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一)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司法腐敗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了《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在權利面前,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們傾向於安全,有序,可預見的世界,不希望出於混亂,難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適應中,由於權勢,金錢的影響,導致一方受到偏袒,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無序的狀態。」人們對於自己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人們渴望在後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輿論監督,司法活動就被置於公眾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擺脫了由於金錢和權勢帶來的不公,為司法審判塗上了一層防腐劑,從而有利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現。
(二)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輿論不僅對社會、對群眾起著特殊的監督作用,它對於黨、對於政府、對於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者也起著監督作用……經過這樣經常的輿論監督,這類行為將會大大減少。例如中央電視台法制頻道以及各地方衛視的法制節目在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農民時建峰偽造軍車牌照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案,電視台對其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類似的輿論監督使得案件在公開、公平、公正環境中的解決,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此外,輿論監督是的廣大的普通的民眾參與到案件的評論中來,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監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專斷以及冤假錯案的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於案件的持續跟蹤報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以及警示社會大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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