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冤濫
1. 千年包公觀後感1500字4篇
千年包公觀後感
包公以清廉剛正形象傳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見到秉公辦事、堅持正義的官員，便常用「包公再現」、「鐵麵包公」等話語表示肯定，在自己碰到糾紛或官司之類的麻煩事時，也總是希望能遇到像「包公」一樣的好官、清官。這就是在許多普通百姓心目中存在的「清官情結」。
包公之所以能給世人留下清官形象，除了他清正廉潔的作風外，更主要的正是由於他始終堅持大宋吏律，不唯上，不唯權，敢於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他能堅持做到依法行政。
因此，面對「清官情結」，我們既要看到民眾對官員清廉正義、剛正不阿的外在要求，同時更應該看到這情結背後所隱含的要求領導幹部依法行政、依法辦案的法治意識。其實，正是由於這種意識，才分外凸顯出包公在當今社會依然值得緬懷的價值。
在當前的法治社會里，我們評價一個領導幹部是否盡職盡責，關鍵是看他能否堅持依法辦事。尤其在今天我們的各項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健全的情況下，如何依法辦事、能否依法辦事更是對幹部提出了挑戰。長久以來存在於人們心目中的「清官情結」，在當今時代其實更應該解讀為要求領導幹部秉公執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情結」。
面對包公像起誓，在形式上體現了後人對先賢的崇尚，表現了一種學習的姿態。對於走向和諧與法治的今日中國來說，筆者衷心希望這種學習姿態真的能在全社會化為具體行動，並且深入精髓，領會包公身上真正值得體會的法治意識。
千年包公觀後感
第一集《清心直道》
通過包拯青少年時期真實的故事、包拯出仕時明志詩，介紹包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個性形成的原因;通過包拯家訓以及包氏後人對他的懷念，突出包拯的清正廉潔的家風與精神至今仍有深刻影響;通過同時代的官員劉筠對他的影響，呈現北宋仁宗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訓豈止教誨子孫，而不惠及世人呢?感慨之餘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包氏子孫在對家訓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形成了包家嚴謹的家風，這對培育和踐行有哪些啟示?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非一日之功，不可急功近利
優良的家風形成，往往是通過創立者的建立，和幾代甚至數代人的不懈努力踐行而形成的，通過父傳子，子傳孫，子子孫孫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圍，在生活的點滴之中不斷地踐行，形成一種無言、無聲的教誨，最為直觀、最為直接、最為基本、最為經常的家庭教育，包家也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的踐行過程中，鑄就了包家言傳身教的典範，鑄就一代又一代的英才。而核心價值觀，更是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准，其形成也決不可奢望短期而成。5月4日，*在 北京大學 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於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青年有著大好機遇，關鍵是要邁穩步子、夯實根基、久久為功……核心價值觀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要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變成日常的行為准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
二、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引導要接地氣，更需要模範示範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以24個字概括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當前需要大力宣傳、引導核心價值觀，更需要每個人努力去踐行，只有讓群眾認識它、接受它、踐行它，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體現它實際的價值。包家的「孝肅遺風」之所以被世代遵循，與其說是家訓的嚴厲，倒不如說是包拯的言傳身教，模範示範。老百姓曉得包拯，尊稱包公，多不是讀史，而是看戲，看傳，看畫，聽故事，聽說書。民間傳說至少有兩種趨向：一是將眾多的清官形象，集中到包拯身上，使之成為清官的代表;二是把想像的清官樣子，通過包拯表現出來，使之成為理想的化身。一位高官，歷朝歷代，能得到這般推崇，除了包拯，還能數出幾位呢?表彰先賢，世上立有許許多多的碑，石碑、銅碑、金碑，還包括書之於典籍，即所謂樹碑立傳。但是，又有哪一種碑，能比老百姓的心碑更高大，更偉岸?
由此我們可以說，要讓也像清官包公一樣家喻戶曉、人盡皆知，就要大力宣傳引導，並且其宣傳必須接地氣，必須選好故事，宣傳典型，其形式必須生動活潑、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必須從國民教育抓起，從幼兒園娃娃抓起，從每個家庭抓起。從而實現以良好的家風弘揚，讓深入人心，並由此落實到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中，貫徹到各階層群眾中。更重要的是廣大黨員幹部要首先做好模範帶頭作用，帶動人們自覺增強的意識，牢固樹立信念、崇尚高尚的道德准則和保持良好的精神風尚。
三、踐行核心價值觀須常懷敬畏之心
包公子孫對家訓的嚴格踐行足見其對祖訓常懷敬畏之心。所謂敬畏之心指的就是對事物有著非常的尊敬而又不敢逾越，從而心懷畏懼的一種心理狀態。一個人有了敬畏之心，就心有所主，行為就有了方向、准則和規范，在行為之中就能夠自我約束，從而不做超出界限之事。人一旦沒有了敬畏之心，則往往會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所以，人，總是要有一點敬畏之心的。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那是講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狀態。但不能放大為人什麼都無所畏懼。共產黨人不敬畏神靈，但要敬畏歷史，敬畏人民。
要通過完善各種規章制度，提高人們遵守核心價值觀獲得的正效益，同時也提高違反核心價值觀行為的成本，徹底扭轉當前社會上講誠信的老實人吃虧，不誠信的行為反而常常獲益的現象。大力宣揚並營造社會正氣，引導人們以敬畏之心來踐行，有了敬畏，才會有自律。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體將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轉化，才能成為有效的道德規范。有了自律的基礎，相互的他律——道德規范、社會公德、法律法規，才有實施的可能。於是，當人們無條件、沒商量地對常懷敬畏之心之時，核心價值觀才能高懸於上，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千年包公觀後感
第二集《鐵面無私》
敘述包拯任監察御史及開封府尹等官職時，不畏權貴，彈駭貪官污吏及皇親國戚的故事，其中以「七彈王逵」、「六彈張堯佐」與「斷冷清案」最為精彩，突出包公鐵面無私、不畏權貴、執法如山的可貴精神。
說到『包青天』，那可是家喻戶曉的，這就是鐵面無私的包拯。
其實，有很多的關於包拯的故事，現在，我給你們講一講這個故事的大體內容：一天，包拯去陳州災區放糧，災民紛紛向他告包勉(包拯的侄子)的狀。包拯大怒，找包勉試問，包勉請求看在母親的面上放他一馬，這一說，包拯更加大怒，就這樣，包拯大義滅親將包勉判了死罪。
怎麼樣?包拯的確是鐵面無私吧!我覺得，包拯這樣如此出以公心，真是難得呀!現在，有很多像包勉那樣的貪官，而像包拯這樣出於公心的，真是少之又少呀!
包大人：
您這樣出以公心，真是令我敬佩呀!雖然您夾在親情之間，可是您的第一感覺只有一個，那就是，有罪就判，不能徇私包庇。讓我記憶最深的是這里：嘉佑元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權知開封府，他於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里任，最後只有一年有餘。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的井井有條。您可真是厲害呀!不愧被稱為「包青天」，是人民心中的頂樑柱。
千年包公觀後感
第三集《以民為本》
通過「斷牛舌案」、「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說明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思想。對貪官污吏鐵面無私，對百姓卻心懷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來，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歷史的依據，縱觀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民為本，體恤民情。
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先賢提出的治國理念，歷史源遠流長，自從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將國家的命運與民心向背聯系起來。儒家先哲提煉和升華了這種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學說。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如果「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張「薄賦斂、寬力役、救災患」，大緩吾民以安天下」。從這一理念出發，包拯經常深入民間，體察百姓疾苦，為民請命，並極力主張節省國家費用，要求減冗吏，減冗兵，減修建，省奢侈。包拯還將這一理念體現在立法上,並落實在其司法、執法的實踐中。他認為立法應當貫徹「公私利濟」，「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的原則，並以此來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減輕災害地區與貧困地區的田賦，對重災區要罷除一切無名科率，減免百姓對官府的積欠，並開倉濟貧等。
(二)清正廉潔，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時，就寫下一首「明志詩」，詩曰：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這也是包拯流轉下來的唯一一首詩，可謂吉光片羽，卻成為包拯一生為官做人的光輝寫照。這首詩是寫在包拯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郡守府第的牆壁上的，據《宋史》記載，端州因出產「端硯」而聞名天下，常要向宮中進貢。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藉此機會額外索取，以贈權貴，數量有時超過進貢的數十倍。包拯到任後，便命工匠嚴格按進貢數製作，自己不持一硯歸。包拯死後，宋仁宗親自到包拯家中參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飯食，雖貴，如初宦時」，更是感慨不已。當時朝廷對他的評價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吳奎在包拯《墓誌銘》中稱其「峻節高志，凌乎青雲。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白始及終，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歐陽修盡管與他政見有所不合，但對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贊佩，稱其「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
包拯不光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家人、親屬要求也是非常嚴厲的，他在晚年時立家規:「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家風》中就說到：「龍圖懿範九州頌，孝肅家風萬世傳。」而對於自己親屬作姦犯科的，包拯也絕不輕饒。包拯是廬州人，他在任廬州知府時，包氏家族的一些親朋故舊以為可以仗勢為所欲為,結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飭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親自審訊，重重地處罰了堂舅。京劇有一出傳統戲《鍘包勉》，就是依據包拯處罰親友的史實所編。
(三)不畏權貴，嚴懲腐敗。
包拯痛恨貪官，他曾給宋仁宗上過《乞不用贓吏》的奏摺。包拯在奏摺中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對貪官、贓官，要「不以輕貸，並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以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9]為了施行這一原則，包拯不惜犯顏直諫。當時,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屢受恩賞、加官晉爵，甚至於一日之間連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群牧制置使四項官職，主管全國財政大權，他在任職期間，欺上瞞下，玩弄權術，魚肉百姓。對此，包拯極力反對，曾三次上疏彈劫他，盡管宋仁宗執意庇護張堯佐，最後也不得不免去張所擔任的官職，包拯也為此得罪宋仁宗被調離京城達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監察御使時，曾經連續參掉兩個違法亂紀的高官。一個是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剝百姓，逼得人們逃入山洞。為此，包拯一連七次上奏彈劾他，迫使皇帝罷了王逵的官。另一個是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在任期間販賣私鹽一萬多斤。
(四)明察善斷，制止冤案。
包拯在處理案件時非常重視邏輯推理等司法技術的應用，表現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據《宋史》記載，包拯頗善鞠獄，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長知縣時就體現了出來。一天，有一農民的牛舌夜間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裡包拯就對那農民說，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割牛舌的人就會出來了。農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話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狀告這農民私宰耕牛，包拯說：「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於是，盜驚服，只得承認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認為,要實現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斷各種訴訟案件，各級長官的選擇就非常垂要。精選慎擇是包拯一貫的主張，他極力反對縣令和地方官吏的輕授輕任。在擺拔任用官員中他特別反對兩種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贓濫之人。針對當時酷吏嚴刑造成許多冤獄的情況，包拯主張加強司法監察。他曾給宋仁宗上《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的奏摺，批評國家雖設「按刑之司」(類今檢察院)，以糾郡縣「刑罰冤濫」，然「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提刑司見某郡縣有未斷之重罪，就「遷延引避」，「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當時之所以出現大量冤獄的原因是：一是郡縣長吏不得其人，「不辨虛實」，因偏聽偏信、主觀武斷所造成;二是緣於一些官吏妒才害賢、挾私報復或貪贓枉法所致。為防止和減少冤獄，他主張必須知人善任，「進用賢雋，斥去形跡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幸，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對關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議應委提刑司「親往審問決斷」，以此來保證獄案的明斷。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現代啟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包拯的清廉官德對當下的為政為官者，特別是對於我們身兼打擊犯罪、保護人權、懲治腐敗的檢察官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一)樹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培養清廉品質。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執政黨，黨領導人民建設和發展，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使我們的事業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活動的特殊地位對司法人員的清正廉潔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貪污腐化成風的北宋社會中保持了清廉，才贏得了當時及後世民眾的敬佩。作為檢察官，必須按照「堅持執法為民，緊緊依靠人民，維護人民權益」的要求，切實踐行執法為民的宗旨，不斷加強黨性修養，培養清正廉潔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檢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直面社會上的一切骯臟和丑惡現象，同它們作堅決的斗爭。
(二)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案觀念，提高專業素養。隨著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基本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成為民主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檢察機關在確保法律公正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完成憲法法律賦予的神聖使命，適應新時期新任務的需要，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依法辦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維護法律尊嚴和法制權威。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既是人民司法應當恪守的基本原則，也是廣大檢察幹警必須樹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為作為一種專業性較強的活動對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偉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斷案技能之上的。現階段，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要求廣大檢察幹警不僅能夠熟練掌握法律知識，領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夠洞察世事人情，科學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找准法律與個案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從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勝敗皆服」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執法行為，做到嚴於律己。清官和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台上的孿生兄弟，從這一角度輻射，這條啟示是清官廉政思想的反面借鑒，因為今日中國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個民主和法制漸進完善的社會，中國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標邁進，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潔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者人人皆為清官。這就要求我們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務人員加強官德修養，更是要加強制度建設。*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不僅如此，作為身負國家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官，不但自己要嚴於律己、規范執法，更要約束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不能「燈下黑」。這要求檢察官不僅本人要帶頭遵守《檢察官法》《廉政准則》等法律法規，還應要求「身邊人」經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以互相監督、互相促進。
四、結語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冤假錯案集中出現，如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等，給我們的檢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戰，曹建明檢察長強調要從社會關注的典型案件和近期發現的冤假錯案中進一步認真剖析和反思，切實做到舉一反三、引以為戒。因此，防範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底線的末端，我們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的大門之外。這要求我們的法律監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樣堅持以民為本、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明察善斷，才能切實制止冤假錯案的出現。
包拯的清廉官德無疑對當今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但凡事都有兩面，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和評價其對社會的積極貢獻和時代局限，方能避免因時代變遷形成的偏見即過份愛揚或過多貶抑。斯人已去，但只要人們對懲惡揚善、正義公道的渴望還存在，「包青天」的價值和魅力就不會衰弱。合肥包公祠的楹聯贊揚他「為官存正氣，從政樹廉風」，「正氣耿光昭日月，廉潔清棟婦孺知」。包孝肅公墓園的楹聯是「廬州有幸埋廉相，包水無言吊直臣」。這都表達了後人對包拯的崇敬與懷念。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乾的人，有拚命硬乾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我想這也是對我國歷史上包括包拯在內的諸多清官最高最公正的評價
2.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3. 中國法系的特色
簡論中華法系的特色與價值
摘 要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它 具有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中華法系的特色在於:一是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傳統。表 現在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律條簡明、因時制宜、相對穩定;二是訴訟法 制審慎肅重;三是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研究中華法系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頌古 」,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應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加以批判地吸收。
關 鍵詞 中華法系 法治 法典 訴訟制度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華法系亦然。中華法系是世 界史上著名法系之一,在立法思想、理論、法典編制 以及司法執行方面,顯具民族特色。它作為一種法 文化形態、形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一部分,且為世 界文明的一大貢獻。歷代「官著為令」的律,以及法 理家們「私議其理」的著述,積累的經驗(包括反面的 教訓),具有歷史鏡鑒價值,可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服務。本文概敘其要,就教於學界同仁 及讀者。
一 、重法治,修法典我 國有史以來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不斷發展壯 大,如無一套治國理政、固邦安民的法制,難以想像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表現。它作為 一種政治措施、一種政策,是治理國家的客觀依據和 准則。對此,從李悝著制《法經》到秦律的規模宏闊 ,顯可驗證,中國人對法律功能的認識,領人類政治 文明之先,且於實踐上歷代相因,孜孜以求。商鞅明 確主張「垂法而治」①。孔子雖然主張「為政以德 」,但他也認為「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②,主張 法治與德治結合,期望「禁於未然」,標榜「刑期於無 刑」。孟子繼承孔子的主導思想,對法律的作用有進 一步的認識:「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③如不以法為治,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治 國理政,如憑一時的主觀意向甚至喜怒哀樂,無一定 的准繩,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歷史上歷代統治 者均強調法律的功能,重視法典的編制,以求運用法 制來維護和發展經濟,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提高政 府機構的職能,乃至社會穩定、國家有序治理、長治 久安,為此,就不能不制訂一些合乎實際情況的規定 。至遲到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立法活動,已結束了 往昔「設法以待刑,臨時而議罪」的局面,而魏相李悝 集諸國刑典作《法經》六篇和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 地出土的秦律竹簡足以表明,我國封建法律的基本 原則和體系已初步確立。漢武帝以後,儒法趨至合 流,寬猛相濟,刑罰與教化結合成為立法與司法指針 ,也是中華法系的主導精神。返觀歷史,歷代王朝不 僅把制定法律作為取得政權後的重要任務,治國理 政的重要政治決策,而且因時而易,定期地修訂法典 、編纂法典。據文獻著錄的不完全統計,以《九章律 》為上限,《大清律例》為下限,即有法典160種之多 。中 華法系重法治、修法典傳統,表現在兩方面:
一 是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我 國法律公開化始於鄭國子產鑄刑書。法律公開化的理論(主張)創始於孔子。他率先反對「不教而誅 」,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知者不為過,不知法應 予「寬宥」。商鞅則更具體地宣稱:「法令者,民之命 也,為治之本也。」「聖人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 」④。他同時要求並規定主管法令的官吏做好宣教 工作,每有問必答,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 知民知法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⑤,秦律竹簡中 《法律答問》計187條,就律文術語和意圖作出明晰 而微的解釋,又是對官吏和百姓的法律宣傳教育材 料,無疑商鞅的法律公開化主張,在當時是付諸實施 了的。法 律公開化,要求法律既布之,又宣之,使吏民知 法,從而守法,官善執法。法典既定,就要以為國家 懲惡導善、賞功罰過、判斷是非的准繩、准則,就得發 揮它應有的功能、作用,經由官府(國家)公布,進行 宣傳教育,使吏民知法,守法,不敢以身試法,才有利 於社會穩定與發展,有利於安定統治與管理秩序,同 時多少能防止官吏操縱法令,因緣為奸。個中之理 ,歷代統治者大略是知曉的。《大清律》中明文規定 ,凡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 事務」,並且以此作為官吏年終考績的標准和條件之 一。當 然,中國歷代統治者重視法律公開化和法律的 宣教,主要目的在威嚇人民,使之俯首就範,並防患 於未然。然而,從中國古代法律公開化的理論與實 踐中,我們應歷史地審慎地選擇其有益於今的東西 。如:法律公開,對官民都是一種威懾力量;使官民 的行為「應為」、「不得為」就之於規范化;抑遏產生犯 意,預防犯罪;特別是對國家機關及其官員,有利於 他們廉潔自律、秉公執法,廣置一種社會約束、監督 機制;有利於官民法律意識的培育、法律知識的傳播 ,從而有利於民族法文化精神的孕育、弘揚。對此 ,本著歷史主義原則,我們要吸取其精華,繼承、利用 ,並賦予現時代精神。中 華法系傳統的另一表徵是律條簡明、因時制宜 、相對穩定。古代法律的本質特徵,固然是為了維系 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鎮壓人民的反抗,但是,如果 法令刑獄滋繁,「法密則國無全民」,吏民動輒得咎 ,反而不利於自己的統治,甚至激化社會矛盾,置自 己於矛盾的焦點之上。漢初,賈誼等總結經驗,指出 秦法繁苛、刑罰峻重、「赭衣載道」正是秦王朝速亡的 原因之一。晉代史學家、法學家杜預由此而提出:法 律應「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 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⑥。要之,法 律以簡明為當。所以,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在司法實 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使法律條文逐漸由繁復趨於簡 明。中 國古代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尤注意於法律之權 威性、相對穩定性。他們一定程度地認識到,法典的 制定和頒行,不僅僅關乎自身的安危,乃國家與社會 的嚴肅「至事」,如無權威性和相對穩定性,有法不守 不執等於無法,而朝令夕改、迭更屢變,必自亂其法 ,為害尤劇。商鞅「徙木立信」,令出必從,致秦國富 強;王莽自亂其法,終於崩潰傾覆。唐太宗以隋末法 令多廢、自亂其套為鑒,提出「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 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不能盡記,更生奸詐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實不益道理,宜令細審,勿使互文」⑦。從歷代修律 的史實中看出,立法審慎、律條簡明、相對穩定,構成 封建法典制訂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和准繩,至今仍 有歷史借鑒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 、訴訟法制,審慎肅重法 律一般由實體法(內容)和程序法(形式)兩部分 構成。歷代統治者為准確、有效地執行司法職能,都 制訂訴訟法規,建立和健全訴訟制度。中華法系雖 然「諸法合體」,沒有單行訴訟法規,但各律均有訴訟 法的部分,或從本條附例。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 《法律答問》和《封診式》里的某些條文可見,秦朝開 始,訴訟制度已初具規制。從地方到中央的訴訟程 序,厘然清晰。自漢至唐,大體建立健全了三級三審 制,從宋到清末,大致健全了四級四審制。總的說來 ,中國古代訴訟法制審慎肅重,其可供參考和借鑒者 ,至少可作今人的研究資料,值得汲取的歷史經驗亦 堪注目。犯 罪是復雜的社會現象,既關乎社會成員的個人 命運,更關乎國家的命運。司法不當就會造成冤、假 、錯案,直接影響法律的嚴肅性,間接影響社會和國 家的安定。歷代統治者為實現長治久安,一般都致 力於規定嚴格的審訊判決程序,持比較慎重的態度 。法律固有其鮮明的階級性,然而亦有其廣泛的社 會關系和社會管理的關聯性。法律又是一個有系統 、有條理、有其自身邏輯的學科。它要求在審訊判決 過程中,明晰「緣情」、「合理」、「依法」三者的關系,於 審理案件時注重搜集材料,調查情況,釐清事實, 條分縷析,耙梳整理,所以,中國古代法官稱作「理」,最 高審判機關稱作「大理寺」,取「理其正也」之意也。審 訊判決要求達到使「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無嘆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⑧,即為天下大治表現的一 端。中 國古代,秦律已創訴訟程序制度,到隋唐時即已 比較完善。中央司法機關建構了由大理寺、刑部、御 史台既有各自分管分工,又有相互制約、監督的組織 體系和體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個司法機關的獨 擅,減少了冤濫。從一般訴訟程序看,縣是最低層次 審判機關,縣的上審級有州和府,要沖之地有都督府 ,邊遠地方有都護府。縣的上審級各種審判機關,對 縣而言處在同一審級水平,各種審判機關之間則並 非都處同一水平線上。如州與府之間,有直隸州與 非直隸州同府之間的不同相互關系。但從總體制看 ,一般是縣———州———府的三級三審制。大理寺作 為全國最高級審判機關,負責審訊朝廷百官犯罪和 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對徒刑、流刑罪犯的判決,須 經刑部復核生效,對死刑判決,須經皇帝的批准。刑 部作為全國司法行政機關,除負責司法政令外,負責 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和全國各地徒刑以上的犯罪案 件,發現疑案、錯案及屬於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 令原州、縣重審復判,流刑、死刑案件則移送大理寺 復審重判。御史台作為中央監察機關,掌管糾察彈 劾之事,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 當遇有重大案件和冤情嚴重案件,為審慎理案,由刑 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織「三司推事」(三司 會審)。三司會審採取集議制,三司集議後,上報皇 帝最後裁決。同時,又設「異議請裁」制度,即在合議 審判中,對律令及事理有疑爭,各審官見解不一,可 「議律論情,各申異見」,由上級最後決定。這是對司 法爭議採取行政救濟之法。此外,值得稱道的是確 立和基本執行了審判迴避制度。凡是主持審判的官 員與訴訟當事人有親戚及其他關系關連的,均須移 文迴避。這對於加強打擊犯罪,阻遏對審判工作的 干擾,防止官吏的徇情偏袒,達致審慎公正的判決 ,是有積極意義的。總 之,歷代統治者,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不斷積累 和總結經驗,深知在訴訟行為上玩忽不慎、草率判決 ,造成冤假錯案,孳生枉法曲理,首先是不利於統治 的,也會影響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所以才不厭其煩 地制定並實行一套相互制約、慎肅審理與判決的制 度。這方面的歷史借鑒價值猶有現實的批判繼承意 義。死 刑執行謹慎是訴訟法制審慎肅重的重要表現 。從北魏時起確立了對死刑的判決須經復奏獲准才 能執行的法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地方上的死刑案 件,必須呈報中央復核,地方司法機關無權隨意處決 。隋開皇十五年(595),曾立死刑須「三奏而後決 」⑨之制。唐承隋制,亦行「三復奏」和「五復奏」制 。唐代還首創過對死刑判決「九卿議刑」⑩的制度 。宋代基本沿襲唐代的「三復奏」的制度,但未嚴格 執行。明清兩代,復繼唐制,並基本上嚴格執行。死 刑執行謹慎還表現在設了不少「禁例」,建立了「秋審 」與「朝審」制。這種「禁制」草創於漢代,至明代日臻 完善。秋審、朝審審核後,分為情實、緩決、可矜、可 疑及留養承祀各類,分別處理。其中,除「情實」( 罪行屬實)奏請執外行,其餘四類人就有可能免於死 矣。綜 上可見,古代中國法制的主要目的在於「禁暴懲 奸」,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是,應當承認,統治者的 所謂「慎刑」,也是為緩和社會矛盾,通過司法限制和 約束,鞏固國家政權,以利於發展生產。上述某些訴 訟法制建制的成果,也是人民大眾迫使統治者作出 的司法政策上的「讓步」,從而爭得的權利。此外,也 包含著長期司法實踐經驗的客觀總結。這些法制 ,畢竟不能成為一紙具文,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建制 ,畢竟較之嚴刑峻法多少能夠減少一些冤濫,減輕人 民大眾的一些疾苦。因此,不能對之輕下所謂「偽善 」的簡單膚淺的判詞。應該承認中國古代訴訟法制 的某些經驗具有可供借鑒的參考價值。
三 、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立 法與執法是法制建設中的兩個重要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現代法制特別是社會主 義法制中才能逐步實現。中國古代封建法制,法自 君出,賞罰隨皇帝之喜怒為轉移,又規定了一套封建 等級和特權,總體說來,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但 是,歷史主義地審視,它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嚴肅護 法、嚴格執法的表現、因素。
首 先,維護法律尊嚴與依法辦事。法律是社會公 共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表 現,而不單是個人的恣意橫行。中華法系的開創及 其歷史演化,也大體如此。法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階 級意志,表現為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就得發揮它的作用,維護它的權威性和尊嚴。中國古代立法者和法 學家,似亦感知到這一點,有的還作過理性的闡明與 詮釋。商鞅就曾指出:「國家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 曰信,三曰權,……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 不以私害法則治。」 古 代中國法是特權法,其集中表現是「八議」之制 。但是「八議」的特權法制也有兩個重要前提:
第一 ,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認定屬「八議」請、減之刑的皇 親國戚、權官貴宦是犯法有罪的。第二,犯了危害國 家和本階級根本利益的嚴重罪行,不適用「八議」。如 :「十惡」、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受財枉法的 應請、減的人,不用此律。可以說,「八議」特權,雖由 皇帝批准,但它是維護國家法律權威和尊嚴前提下 的特權。罪 行法定主義是刑法理論和刑罰執行的重要原則 之一,依法辦事是其具體體現。中國古代各派思想 家在治國方針上有一個共識之點,是治國以「信」,其 中就包括是否依法辦事,依法辦事謂之「信」,否則即 是「失信」。《管子·任法》早就提出「一切唯斷於法 」,主張「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慎子·明法》也主張「 事斷於法」,告誡統治者、司法官員「有法度者不巧以 詐偽」。這些思想、理論、主張,自《秦律》始都有所體 現。如秦律《法律答問》「犯令」、「廢令」條中規定:「 律所謂者,令曰勿為,而為之,是謂『犯令』;令曰為之 ,弗為,是謂『廢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論。」此即 明確指示官吏必須依法辦事,不要做的事做了即按 「犯令」論處。《唐律·斷獄》更明確規定:「諸斷罪皆 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諸制敕斷罪 ,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 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對於斷罪律無正條,《唐律 疏議·名例》規定:「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 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明律規定:「有司輒引比律 ,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擬 定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 故失論。」 可見,古代中國法強調、注重依法辦事 ,顯具罪行法定主義傾向和特點。這對於從主觀上 防止司法官員的「自由心證」、徇私舞弊、濫用刑罰 ,客觀上減少冤獄濫刑,還是起到相當的法律限製作 用,從而給民眾帶來一些好處。而從法文化發展而 言,以往把「罪刑法定主義」視為資產階級法理學的 「專利」,既非「信史」,亦非「信實」。實際上,罪刑法 定主義在中國創始較早,2000多年間源遠流長。在 比較法學上,中國這份遺產未必比歐洲遜色,勿寧說 比之稍勝一籌。
其 次,守法與執法。法不能自行,法制建立與健全 的標志與衡准,在於嚴格守法、認真執法。否則,徒 具空文,等於無法。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大多在迫使 平民守法的同時,也約束、強制官員們奉地主階級國 家之「公」、天下之「公」,謹自嚴守封建國家之法。因 為,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識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 無法儀」 ,上能守法、執法,下才能順其正風而隨 ,才能「下平訟理」,不致於無法無天境地,國家乃安 。而官員守法,關鍵在於執權柄、居顯要者是否能守 法不移,執法不阿。「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反之,「吏安職業,民 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有些頭腦清醒、比較明 智、較有遠見的皇帝(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深知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所以,他 們也多少能自我控制權力而守法,虛心納諫「且為 桿式儀表」 。歷史上,皇帝因守法不夠、執法不 嚴而出現錯失,自動或被動下「罪己詔」的事例 ,也非僅見。漢、唐之所以在世界史上占重要一頁 ,之所以出「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不能不說 與其守法、執法有相當的關系。要 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中國古代的司法機關和 司法官員,同時就是行政機關、行政官員,封建法 制的本質和「行政國家」形態與體制決定了大小官 員、胥吏作威作福、貪贓枉法、營私舞弊、逢迎權 貴、無視法紀、官官相護,草菅民命。但是,從全 部歷史看,也有不少彪炳史冊、載跡口碑的「循吏 」、「良吏」,以及敢於與皇帝犄觸、不惜以身殉職 的「強項令」、清官廉吏,像張釋之、於定國、郅 都、董宣、陳寵、劉頌、戴胄、魏徵、包拯、王安 石、況鍾、海瑞、於成龍,……等等,在「執法如 山」、「執法不阿」意識這個意義上,上述先人不愧 為中華法系精神的活的化身,乃至至今活化在現代 中國人的心中。公正地說,他們之所以執法如山 ,因為他們以執法為業,就要維護法律的信用和尊 嚴,也從理性上深知人民與政權命運的「舟水」關 系。民心不可侮,國信不可失。在當時的社會歷史 條件下,他們在謀求社會、國家的安定和生產與社 會的發展的同時,至少要使勞動人民活下去,縱然 達不到安居樂業也要使他們的生存權利不致被任意 侵奪。所以,他們敢於為民請命,敢於犯死上諫 ,敢於同惡勢力斗。千百年來,執法剛正的清官之 所以為人民所稱贊,並蘊育於民族法文化心理之中世代傳承,其因蓋在於此。歷史經驗,古今一道 。今天,我們有了完善的法制、良好的適用的法律 ,還必須有好的執法人,有一支依法辦事、執法必 嚴、公正無私、清廉剛強的執法隊伍。
再 次,整飭吏治與法官責任制。官吏是國家主要 成分之一,是執行國家職能和政策、法令的工具 。中國封建社會是宗法封建等級制社會,人有尊卑 、貴賤的區分,處在不同社會地位,有不同的身分 。其中,貴賤之分指官人(品)和庶民(良民)的 不同。重視吏治,官的責任重大,社會地位高,法 律對他們的要求也高。對於違制、枉法、貪瀆、侵 害百姓的官吏的懲處也嚴厲。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把 州都督、州刺史的姓名書於屏風,「在官如有善事 ,亦具列於名下」,若有惡跡,即予依法懲罰。他 認為,從官吏走進國家機關的入口言,擇人任官要 始於慎選,「國以民為本」是其大前提,否則,「 比見吏部擇人,唯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 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 。中 國古代法制自始即講求整飭吏治。秦律竹簡《 為吏之道》,規定了官吏職責、行為規范、獎懲辦法 ;《置吏律》、《內史雜》、《尉雜》、《效律》,類如現 代國家的行政法規,一一有所規制。漢代《上計律 》承秦制而有所增益。魏晉南北朝時,有每年一度 的官吏考察之法。依考察結果,定其升降免罰。隋 代,建構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國家機構體系 ,減少了地方政權層次,並規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 律由中央吏部任免,每年考核和「朝集」(到中央 匯報)各一次。刺史、縣令任期三年,不得連任 ,地方官不允本地人充當,以防止徇私包庇和與地 方豪強勾結。這些法制、政制舉措,為後代王朝張 本,帶來積極影響。歷 代立法制律,均較為重視法官審判責任,凡是 法官違法失職、故入人罪、放縱罪犯、對事實認定 和對法律理解有誤而拖累冤抑當事人者,律有懲治 明文,且亦規定完整的法官責任制。一旦發現冤假 錯案,則主辦該案的官員即受依法制裁。秦律《 語書》載,對「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潔」的 惡吏,予以懲罰。司法官員對於其所轄地區不能發 現糾舉犯罪行為者為「不勝任」;明知而不敢治罪 者,為「不廉醫殳(不正直)」。凡是「不直」(故意 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縱囚(應判刑而不判或減 輕情節),都要受嚴辦。漢代,有「監臨部主,見 知故縱」及法官「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 的律條,直至可判死刑。《唐律·斷獄上》規定 更為詳盡,要求法官必須依法定罪,「諸鞫獄者,皆 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 故入人罪論。」《唐律·斷獄下》「官司入人罪」條 ,對法官執法責任從多方面作了規定。其基本意思 是:當事人原本無罪,法官故意虛構事實,或枉法 徇私枉人全罪的,即負全罪全責。宋、明、清代 ,也有類如《唐律》的規定。總之,有制總比無制 好,有制且縝密,辦案人員總得考慮行為後果,工 作就會克盡職守,多少減少些畸輕畸重的判決,阻 遏、防止冤獄的出現。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構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文化整體具有兩重性一樣,中華法系也有其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對此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 「頌古」,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本文著重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側重司法制度和實 踐上積極因素的挖掘和試圖給以總結,加以批判地吸收,對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或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