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禮儀刑法

Ⅰ 論西周禮與刑的關系

一、禮刑關系的歷史演變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上禮刑關系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四個大的歷史時期。一是奴隸制時期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這是禮刑並存的相輔相成時期;二是春秋後期到戰國、秦朝,這是禮刑相互排斥對立時期;三是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刑律禮制化和禮制刑律化的互動時期;四是隋唐以後至明清,這是德主刑輔、禮刑高度結合的時期。(一)禮刑並存時期禮起源於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宗教儀式。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作為宗教儀式的禮儀逐步發展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性行為准則。傳統禮制是在中國奴隸制時代的宗法家族國家形態中形成的調整宗法家族血緣關系和社會政治關系的規范和准則。孔子曾經說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2]但是,由於史料缺乏,夏禮、殷禮在孔子時代已經難以知曉。禮制的系統化、規范化始於西周的周公制禮。周公制禮使傳統禮制達到成熟化和完備化的地步。西周春秋時代,禮製作為國家制定的調整社會政治關系和宗法家族血緣關系的行為規范,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禮制的本質是體現和保障宗法等級社會中形成的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中國奴隸制社會是一種家與國相通、政權與族權合一、宗支與國法相結合的家族國家形態。在周朝,周姓大家族控制著國家政權,然後按照宗法血緣關系,進行層層分封,建立諸侯國家和卿大夫的領地。層層分封的過程是政權、土地、民眾等等逐級分割的過程,也是等級制度逐級形成的過程。周天子既是國家政權的國君,也是周姓宗大家長。諸侯國家和卿大夫既是本行政區域的最高政治統治者,也是宗族大家長。這種家族國家形所要求的等級秩序集中體現在禮制所強調的「親親」與「尊尊」的等級秩序中。「親親」與「尊尊」既表明法血緣的親疏遠近關系,也表明了君臣上下、長幼有差的尊卑關系。《禮記》說:「禮者,所以定親疏,決疑,制同異,明是非也。」[2](1231)荀子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貴賤皆有稱者也。」[3]因此,禮的本質就是按照身份等級關系,確定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從而為整個社會成員規定套差別性的行為規范體系。2.西周春秋時代的傳統禮制是國家法律的重要表現形式。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並且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周公制禮表明,禮制已經從社會習慣上升為國家意志,是經過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制定並頒布實行的。周公制禮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行為規范,從而使禮制具有了國家法律的明確性和規范性。西周春秋時代的統治者將禮制視為統治國家的主要工具,因此,必然賦予禮制以國家強制力,即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禮的實施。《禮記·禮運》載:「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2](1414)既然禮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4]的重要工具,那麼,違背了禮是要受到國家強制力處罰的。但是,從立法上看,在西周春秋時代,禮與刑尚未實現一體化,兩者屬於不同的法律表現形式。就禮與刑的作用而言,禮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准則,刑則是保障禮制實施的強制性的制裁措施。3.禮制的適用對象主要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奴隸主貴族。在西周春秋時代,禮與刑作為兩種法律的表現形式,在適用對象上還是大致有所區別的。《禮記·曲禮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1249)荀子也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3](121)禮是建立在宗法等級秩序下的社會規范。在西周和春秋時代,只有士以上的貴族才能立廟祭祀祖先,才有宗法。因此,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禮制,也主要適用於士以上的貴族階級。庶人和奴隸無宗法可言,也就不能享受禮制所規定的各項權利。這也表明禮制實際上是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社會關系的特權法。4.禮制的作用方式主要依靠德治教化。在宗法等級制度下,禮制一方面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但是,另一方面也主要依靠德治教化的作用保證其實施。通過禮制的教化作用,防患於未然,將危害統治階級社會秩序的行為消滅在萌芽之中,這是禮制不同於刑法的重要特點。中國古代狹義的法律起源於刑。《左傳·魯昭公六年》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4](1275)西周時代除了《九刑》外,周穆王時代又制定過《呂刑》。夏、商周時代的刑主要是指刑罰,是以殘害罪犯的身體和生命為主要內容的肉刑和生命刑。雖然在夏、商、周時代,奴隸主貴族違背了禮制,也要受到刑罰制裁,但是奴隸制時代的刑罰主要是用來鎮壓庶人和奴隸的工具。在春秋後期成文法公布之前,刑雖然已經成文化,①但是仍然秘存之於官府,仍然處於秘密法狀態。[4](634)(二)禮刑相互排斥對立時期在夏、商、周時代,禮與刑作為兩種主要法律表現形式,雖然禮刑涇渭分明,但受到統治者的並重。這種局面在春秋後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禮崩樂壞」和成文法(刑)的公布,並由此導致了戰國和秦朝禮刑分離、相互排斥的時代潮流。到了春秋時代,建立在宗法等級制度基礎上的傳統禮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整個春秋時代,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再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就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局面的逐步形成。隨著「禮崩樂壞」局面的形成,傳統的禮刑並存關系由和諧並存向著激烈對立發展。這種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表現在立法層面上,以「刑」為核心內容的成文法不斷公布,逐步成為規范社會生活的主要法律規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禮制卻遭到嚴重破壞,逐步退出法律規范領域,演變為民間倫理規范。公元前536年,子產在鄭國鑄《刑書》就引起了中國法制史上第一次禮刑關系的激烈爭論。當時代表傳統禮制的貴族叔向堅決反對公布成文刑法。叔向在鄭國鑄《刑書》之後,給子產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矣。……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以成之,弗可為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4](1274-1276)同樣,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鼎》也遭到了孔子的激烈反對。但是,成文法的強化趨勢卻沒有因為遭到禮制維護者的反對而停止。相反,到了戰國以後,隨著《法經》、《秦律》等刑律的頒布,從立法層面上,禮制終於讓位於刑,成為主導性的法律規范。

Ⅱ 禮儀、道德、法律的區別

首先，三者起作復用的機制不同，禮儀更制多是個人的沒有外在壓力靠自我感覺來調整的行為規范，而道德是更多是雙向的，受輿論的強制，受社會輿論、傳統習慣等方式，來規范自己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法律則更多是體現國家意志，通過一整套執法機關強制實施。
其次，三者的評價標准不同。禮儀以美醜為標准，道德以善惡為標准，法律是以合法非法、有罪無罪為標准。
第三，三者調整的關系不同，禮儀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道德調整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而法律調整的是同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禮儀、道德、法律三者在調解社會關繫上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三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任何社會都不是簡單的一種在發揮作用，而是彼此之間相互配合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Ⅲ 明禮儀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什麼意思

對人民施以教化，使其明禮，用禮儀規范對其起到教化的作用。
在禮儀教化的同時制定法律，專對屬於違反禮儀教化的人予以制裁。
用重刑法來禁止人們犯罪。
使天下人能夠符合治理要求，做守法良民。
這個應該是明朝的法律思想吧。
明朝以明刑弼教，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法律思想貫穿法律制定的全過程。

Ⅳ 明禮儀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翻譯

名禮儀來教化人民，立公正法律來治理人民，加重刑法來約束人民，使天下都在治理之下

Ⅳ 出禮入刑隆禮重法什麼意思

1、「出禮入刑」是指在處理法律案件時，要將禮儀和刑法結合起來，既要考慮當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禮儀規范，又要考慮其行為是否觸犯了法律。
2、「隆禮重法」是荀子提出的一種治國策略，是指在治理國家時，既注重禮儀教化，又重視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