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中國化

⑴ 民法體系化的意義在何談談你對我國制定<<民法典>>的認識和看法.

所謂民法典的體系，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體系，也 可以說是將民法的各項規則有機地組合在民法典中的邏輯體系。在民法典編纂工程已然 啟動的情況下，學者與立法者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應當如何建構與確立民法典的體系 。本文擬對此談幾點看法。
一、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體系，其根本的目的在於獲致一個關於民法典的完備的體系，從而 在該體系的支撐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說，民法典體 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系化與系統化是民法典的內在要求。近代意義上的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文 法，是追求體系化與嚴密邏輯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體系性以及由之所決定的邏輯性 為重要特徵的，體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體系性與邏輯性的「民法典」只能稱為「民 事法律的匯編」，而不能稱之為民法典。民法典必須滿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這種形 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其體系的完整性之上。並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 化的理念，即將涉及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而首先確立居於民 法典的支柱與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體系可以發揮預先規劃、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民法典 層次分明、構造嚴謹。因此，民法典體系的確立對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 此，探求民法典的體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
第二，體系化有助於在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制度中充分貫徹民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平 等、誠實信用、私法自治、維護交易安全等，同時有助於消除防止整個法典價值觀念彼 此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單行的法律固然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的某一領域貫徹一種或多種民 法價值觀念，但是無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領域中實現諸多民法基本價值觀念的和諧融洽。 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王澤鑒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於法典化的理念，即將涉及 民眾生活的私法關系，在一定原則之下作通盤完整的規范，(註：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例如，現代民法不同於古代民法的一個 主要方面在於，現代民法不僅注重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同時也注重對交易安全的維護 。當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對所有權的保護發生沖突之時，現代民法優先保護的是交易安 全。此種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別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編章之中。例如，總則中 的表見代理制度，物權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無權處分制度等，都體現了優 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選擇。因此，只有通過對民事法律規范的法典化才能夠使民法中 的各種價值貫徹如一，並協調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第三，體系化有助於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一 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由於我國許多單行民事法律 法規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為了適應改革的不同階段對法律調整 的需求或者是為了適應特定的目的或環境而採取的權宜之計。由於在立法之初對嗣後所 進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動缺乏通盤的考慮，也由於沒有考慮到民法自身的體系化，這就使 得各個法律法規之間經常存在著沖突與矛盾的現象。在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通過確立 民法典的體系，能夠消除現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亂與沖突，將各項法律制度整合為有 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我國民事法律的統一，建立起內在和諧一致的民事規范體系。在民 法典的體系建立之後，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邏輯結構，在民事普通法中形 成總則與分則相區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內在結構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與各個單行的民 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別法之間的和諧體系。這個體系構建之後，就可以形成一套嚴格的法 律適用規則，可以有效的為行為人提供相應的行為規范體系，為法官提供完整、和諧、 清晰的裁判規則體系。
第四，依照科學的、完備的體系所構建的民法典有助於民法規范的遵守與適用。一方 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適用民法提供極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 以不同於判例法，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適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體系化也將促使法律 工作者在適用民法之時形成體系化的思維觀念，體系化要求我們去掌握體系化的民事法 律規范，例如關於債的請求權的確立之時，應當考慮債的請求權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才 能使我們用一種體系的觀念來適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體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種請求權 時，應當首先判斷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有合同關系，然後才能考慮是否存在無因管理請 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權，最後才判斷是否存在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體系化可以促 使法律工作者用體系化的觀念分析解決個案，從全方位的角度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糾紛。 (註：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1999,p5—9.)
第五，體系化有助於通過保證民事法律規范的穩定性，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生活關系的 穩定性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誠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黃茂榮教授所言，法的 體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綜覽性」，從而提高其適用上之「實用性」，而且可以提高 裁判上之「可預見性」，從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構成的體系「圓滿無缺 」，則光憑邏輯的運作便能圓滿解答每個法律問題。(註：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 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民法典的體系化就是要將市民社會 生活中最基本的規則抽象出來，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通過此種體系的安排使其成為穩 定的規則，獲得長久的生命力，不因國家的某項政策而隨意發生改變。
關於民法典體系的構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五編制模式，而應該在此基礎上有所創 新，有所發展。一百多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生活高度復雜化、多樣 化，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作為經濟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體系與內容理應與時俱進。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我們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構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體系。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時 代需要、面向21世紀的民法典，這樣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發揮出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 用，並為世界法學的發展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二、構建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
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是我國民法典體系構建中的一大難題。2002年12月22日 我國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草案在總則之外規定了八編，即 ：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收養、繼承、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對 此種體例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單行法應當被納入民法典，哪一些不應 當被納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收養法不應當納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學者認為 ，各種知識產權法如著作權、專利法等應當納入到民法典中。還有的人認為，信託法、 勞動法等也應在民法典中加以規定，並獨立成編。各種觀點都是不無道理的。
應當看到，民法典的體系並非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它要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 變動，如果將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確實需要將某些重要的民事單行法納入到民法典的 體系當中，那麼屆時對民法典體系作出突破也是極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無所不 包的、龐雜的法律匯編，編纂民法典絕非意味著將任何屬於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應當 盡可能的納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無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體系必須處理好民 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相互關系。我認為民法典與民事單行法的關系應當從以下方面加以 考慮：
第一，民法典是對各種民事活動的基本的、普遍適用的規則所作的規定，民法典規定 的是市民社會生活中基本規則，它在整個國家民事立法體系中屬於最普通、最基礎的民 事立法，然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居、紛繁復雜的，為此需要大量的單行法律以調整各 種民事關系。但這些單行民事法律並不都需要納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會生活中普遍適 用的、最基本的規則才應當由民法典加以規定，而對那些技術性很強的、僅僅適用個別 的、局部性的民事關系的規則不應當民法典規定，而應當由單行法來解決，例如物權法 主要解決的是物權中人們對財產進行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普 遍適用的規則，而信託法僅僅調整的是信託關系，它不是普遍的關系，而是在特殊情形 下產生的，它是物權法的特別規則。因此物權法應納入民法典，信託法則應當作為民法 典之外的單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確立的制度、規則應當保持較強的穩定性。民法典作為最高形式的成 文法必須保持最大程度的穩定性，不能頻繁地修改或者廢除，這種穩定性正是民法典具 有實現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可預期性功能的基礎。民法典中有些 甚至是千百年來人類市場活動所共同遵循的規則的總結。至於那些隨著社會經濟生活常 常會發生改變的法律規則應當由民事特別法加以規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權、債權的 許多規則是交易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規則 則常常不斷變化發展，如果將各種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動的技術性很強的 知識產權規則都納入民法典，無疑會妨礙民法典內容的穩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調整那些私法領域內的基本民事法律規則，至於處於公法與私法交 叉地帶的法律規則，例如勞動法、保險法、社會保障法等，由於其本身並非單純的民事 法律規則，而體現了較強的國家公權力干預的性質，所以應當制定單行立法。例如，德 國的學者就將勞動法稱為「特別私法」，其原因就在於，勞動法並非完全的純粹的私法 ，勞動合同的訂立也並非基於完全的合同自由，國家常常要做出許多的干預。
第四，民法典主要規定的是實體的交易規則以及對與實體交易規則聯系極為密切的程 序問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如不動產登記規則可以在物權法中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但 是那些非常瑣碎的具體的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程序性的規定，應當由單行法加以規定。 例如，知識產權法涉及到有關專利、商標登記的具體程序規則就不應當在民法典中作出 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收養法由於涉及到大量的具體的程序性規則，其中更 多的是國家基於公共利益對收養條件等作出的嚴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收養法不 應被納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處理民法典與單行法的關系之時，爭議最大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律規范如何安排的問 題。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的一種類型，知識產權法也應當屬於民法的范疇 。我國已經制定和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這些法律是否都應 當都納入民法典?對此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將各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律都 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於：第一，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一個內容非常龐雜 的規范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實體 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國際法也涉及國內法，顯然，將其放到民法典是困 難的。與其如此，還不如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的相關內容。第二 ，知識產權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本身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自新技術 革命於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產權法中出現了一種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 的若干規則，創設出一種工業版權制度，如集成電路部圖設計，即屬於此種情況。再如 ，著作權鄰接權的范圍正在隨著傳播技術的提高逐漸擴大，如信息網路傳播權等權利都 納入到知識產權的范疇。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將知識產權的類型固定化，不一定適應知 識產權的發展需要。第三，將知識產權單行法收入民法典，會妨害民法典的體系的和諧 。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決定了其規則應當具有普 遍適用和相對抽象的特點。而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定較多，且變化性較大，若將此一 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 。我認為，知識產權不應當作為獨立的一編在民法典中作出規定。民法典對此作出規定 可以考慮採納第二種或第三種模式，即僅規定知識產權的共同規則，或僅在民事權利的 客體中確認知識產權，這樣有兩個作用：一是宣示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二是共性的規 則在特別法中不好規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規定。
三、應當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為構建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
盡管我們不能完全照搬德國的模式，但我認為應當借鑒德國模式，採取法律關系的要 素來構建我國民法典體系。潘德克頓學派的一個偉大的貢獻在於，以法律關系的要素作 為構建民法典總則體系的骨架，「德意志編別法創設總則編之一舉，意義甚為重大，當 時德國法律學者皆認為：對各種法律關系共同事項，另有謀設一般的共同規定之必要。 」(註：陳棋炎：《親屬、繼承法基本問題》，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版，第3頁。)也就 是說，潘德克頓學派將整個法律關系的理論運用到法典裡面去，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民法 典的體系結構。具體來說，在總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後在分則中確立法 律關系的內容，該內容主要是民事權利，具體包括債權、物權、親屬、繼承權利，當總 則中確立主體、行為、客體與分則中的權利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關系，例 如總則中的主體、行為、客體與物權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構成完整的物權法律關系。由 於法律關系的各種要素都已具備從而形成完整的法律關系，這種構架模式體現了潘德克 頓體系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如果我們要採納潘德克頓制定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思路，那麼總則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 來構建，至少需要規定以下內容：第一，主體制度。主體是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的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體制度是獨立的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說必備的民事權利能 力與民事行為能力方面的規定，是商品關系的當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體主要包 括自然人、法人和合夥等。第二，客體，客體是民事權利和義務指向的對象。根據概念 法學的體系思想，應將作為法律規定的客體的構成要件分離出若干要素，並將這些要素 一般化，形成類別概念，並借著不同層次的類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並因此 構成體系。(註：拉倫茨：《法學方法論》，第356頁。)總則中規定客體制度的主要理 由是：我國民法總論已經在總則中抽象出來了法律行為的概念，對於法律行為的構成要 素的客體是應該也可以抽象出來的。建立抽象的客體概念，可以涵蓋未來發展出來的客 體。因為客體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形 財產權利在迅速擴張，近來有學者認為，像養老金、就業機會、營業執照、補貼、政治 特許權利等都屬於財產權范疇。(註：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1996 Wis.L.Rev.340.)因此 ，權利客體一詞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這就需要使客體概念的包容性更強。第三，行為 ，民事法律行為又稱法律行為，它是指民事主體旨在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 義務，以意思表示為內容的行為。作為民法總則中的一般規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關 理論在現代民法學說中居於重要地位；盡管在我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也不承認婚姻 為契約行為，但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仍然是十分廣泛的。這一制度作為觀念的抽象，不僅 統轄了合同法、遺囑法和收養法等具體的設權行為規則，形成了民法中不同於法定主義 體系的獨特法律調整制度，它不僅可以對現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行為進行調整，而且能 夠涵蓋許多新的交易形式，並對其進行規范；而且又以完備系統的理論形態概括了民法 中一系列精緻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學說中令人矚目的獨立領域。(註：參見董安生：《 民事法律行為》，前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是不履行民事義務的結果，也是對不履行義務行為的一種制裁。關於總則中是否應當規 定民事責任制度的問題，曾經在學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我國《民法通則 》單設民事責任制度，因此總則中應當規定民事責任制度。我認為，總則不可能對民事 責任的具體內容進行詳細、全面的規定，因為無論是合同責任還是侵權責任，都不屬於 總則的內容，而是分則的內容。盡管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具體規則，但總 則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則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總則中規定一般民事責任的 概念確定了民事責任的特殊性，因為民事責任的概念只有在總則中規定才合適的，在總 則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對此作出規定。另一方面，總則在規定了法律關系的主體客 體以及簡單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民事責任，也是順理成章的。由於侵權行 為將獨立成編，因此總則中應當有相應的制度與分則中的制度相適應。另外，侵權責任 和違約責任存在著一些共性，例如關於歸責原則、免責條件、刑事附帶民事、民事責任 與刑事責任的關系、責任形式等。這些應當在總則中設置一般規定。
人格權、親屬權、繼承權、物權、債權，是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權 利，是民事主體參與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經濟交往所必備的權利，而且其內涵都已經比較 成熟，因此，有必要通過民法典而非一些單行法來確認。分則的權利體系應當以已經發 展成熟、並且已經為社會生活廣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權利為基礎來構建，當然也應當為 未來新的權利成長提供足夠的法律空間。
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民事權利如何進行排列，從而合乎民法典體系的邏輯性。我認 為，確立這一體系，應當著眼於以下思路：首先應當強調人格權應當優先於財產權的基 本理念，因此，人格權應當置於民事權利之首。人格尊嚴、人身價值和人格完整，應該 置於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因為一方面，現代民法要充分體現人 本主義得精神，強調對個人的終極關懷，因此應當將就個人利益而言更為重要的人身利 益置於財產利益之前，優先保護。另一方面，財產權與人格權相比較，畢竟不如人格權 那樣對個人更為重要。試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謂「萬貫家財」 又有何用?還應當看到，人格權財產是個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嚴等涉及社會利益 。這正如美國侵權法重述第85節認為，「人類生命和肢體的價值不僅屬於他個人，而且 屬於整個社會。因此其價值高於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 法草案之中，將物權法置於民法典分則中的各編之首，這主要考慮到民法通則第五章「 民事權利」中的體系，在該章中首先規定了物權的內容，因此立法機關最終將物權放在 分則中的各編之首，我認為這種體例雖然不無根據，但從理論上說仍然值得商榷。畢竟 物權與人格權相比，人格權更為重要。其次，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權利優先於一般財產 權。因此，有關親屬權、繼承權也應當優先於物權債權等財產權。有關婚姻家庭的規定 與人格權同屬於人身關系的范疇，兩者具有更密切的聯系，所以將其置於人格權之後、 財產權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關於物權與債權的關系，民法典草案將物權置於債權 之前是比較科學的，畢竟物權是產生債權的前提，只有在產權明確的情形之下才能發生 交易關系。第四，關於債權的概念，我國民法典草案未設立獨立的債權總則，有關債的 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幾種債的形式(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是在總則中的民事權利一章中規 定的。我認為，在侵權行為法獨立之後，尤其在我國合同法總則已經非常充實和完備的 情況下，沒有必要再規定與合同法總則大量重復的債法總則。但從民法典體系構建考慮 ，物權是與債權相對應的概念，物權法已經獨立成編，債權法也應當獨立成編，債權制 度的確立，使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締約過失等債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應有的位置 ，並且為這些關系確立了適用的規則。設計債法總則還是基於立法技術的考慮，它可以 使民法典的條文更為簡約。現實中的各種債都是具體的，通過歸納其共同事項，將具有 共性的部分規定在債法總則中，可以起到一種立法經濟與儉省的作用。當然，有關債權 的總則應當盡量簡化，可以考慮對合同法總則中沒有規定的內容作一些補充性的規定。 按照這樣一個邏輯順序，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應當為人格權、親屬法、繼承法、物權、債 權總則、合同法的一般規定。
民法典之理想與現實的世紀博弈 來自: 免費論文網
在民法典分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各編之後，應當規定一個對各類民事權利加以保護的侵 權責任編，這就需要將侵權法獨立成編。從表面上看，規定獨立的侵權責任編似乎與以 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則的做法相沖突，因為總則規定了主體、客體與行為，而分 則應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及權利展開，如果增加民事責任制度，似乎分則的體系就形成了 與總則不和諧的現象，即分則以雙重標准展開。我認為，以法律關系理論構建民法典分 則體系的思路並未因增加獨立的侵權責任編而受到破壞。因為：一方面，法律關系的要 素，不僅僅應當包括主體、客體、行為及內容還應當包括責任，因為責任既是對民事權 利侵害的結果，也是違反民事義務的後果，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義務的違反也不 會產生責任，因此既然規定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就必然要規定民事責任。所以在分則體 系中詳細列舉了各種民事權利之後，再規定完整的侵權責任制度這在邏輯上是更為嚴謹 、自恰的，可以更為清晰完整的表現一個民事法律關系產生、發展的過程。反之，僅規 定權利而無責任，無法確定對權利的救濟措施，法律關系的要素並不完備。另一方面， 由於我們已經在總則中規定了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例如各種民事責任的共性問題已經 在總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分則中規定侵權責任可以與總則遙相呼應，在民法典中構建 一個完整的民事責任體系。侵權行為是對各種民事權益侵害的結果，所以侵權行為法應 當置於各種權利之後。在民法典分則中先列舉各類民事權利，然後規定對民事權利的保 護措施，即侵權責任制度，這也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四、關於人格權制度的獨立成編問題
我認為，人格權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是適應豐富和發展民法典體系的需要，也是符 合民法典體系發展的科學規律的。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 情況出發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應當重視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民法是 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國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我國要制定一 部反映中國現實生活、面向21世紀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須在體系結構上與我們這個時代 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繼承合理的傳統，又要結合現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當然，創新 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更不能為了標新立異而「創新」，任何創新都必須與客觀規律相 符、具有足夠的科學理論的支持。人格權的獨立成編不僅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持和重大的 實踐意義，而且從民法典的體系結構來看，完全符合民法典體系的發展規律，並對民法 典體系的豐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格權獨立成編是符合民法典體系結構的內在邏輯的。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不 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 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 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 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 現象。另一方面，由於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不能突出其作為民事基本權利的屬性。在 民法中與財產權相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 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 名譽、隱私等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 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 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 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 地位。由於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性質的不同來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 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第二，從民法的調整對象來看，人格權理所當然應當獨立成編。民法主要調整平等主 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點不僅得到了立法的確認，而且已經成為學界的共 識。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是兩類基本的社會關系，財產關系因民法的調整而表現為各類 財產權，而人身關系作為與人身相聯系並以人身為內容的關系主要包括人格關系和身份 關系，在民法上應當表現為人格權和身份權。
第三，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 。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 的權利，其實還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其獨立既繼受了既有 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

⑵ 「法典化」什麼意思中國是法典化的國家，怎麼理解

法典化：沒有固定的用一本法典來包含起來，比如民法典就是將民法法典化。中國是法典化國家，意思是中國法律體系是由各類法典支撐的。

民法的法典化已然成為趨勢，物權法的通過標志著民法法典化又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部。民法的非法典化指的是法律的非正式淵源，比如民事交易的習慣、關於民事行為的一些政策等等。

(2)民法典的中國化擴展閱讀：

對整個社會來說，民法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民事生活是社會生活的根本。民法典的通過為家庭成員的交往和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提供了基本准則。它將有利於促進社會的穩定，使我們的社會更加有序的運行。

對每個個人來說，這部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網路全書」，將我們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人的一生中幾乎所有的民事行為都吸收進來並安排明白了，這將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改變。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我們的生活都更加得到保障，生活的幸福感肯定會大大提升。

⑶ 60餘年磨一法 民法典將如何改變民眾生活

作為今年全國兩會的重頭戲之一，經過數十年醞釀、5年編纂的《民法典（草案）》提交審議。24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舉行代表小組會議，審議《民法典（草案）》。

這是我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具有里程碑意義。草案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民法典出台後，現行的民法通則、物權法等相關法律將被替代。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2日表示，編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簡單的法律匯編，而是對現行的民事法律規范進行編訂纂修，對已經不適應現實情況的規定進行修改完善，對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有針對性的新規定。

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對第一財經表示，編纂民法典有利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民法典作為「民事權利的宣言書」，是公民私權保護的基本依據，也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基礎。

王利明認為，民法典採取了七編制體例，突破了傳統大陸法系體系的安排，增設了人格權編和侵權責任編，這是我國民法典體系的重大創新。

民法典也與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草案對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屆滿續期、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離婚冷靜期及共債等眾多熱點問題均有回應。

增加居住權用益物權，明確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專家委員會專家楊立新，全程參與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他對第一財經表示，過去的用益物權都是在土地上的用益物權，缺少在建築物上的用益物權，此次物權編草案新增了居住權用益物權；還有農村土地問題，明確了「三權分置」原則，民法典草案物權編明確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以自主決定依法採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轉其土地經營權。這些都是創新和亮點。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孟強也對第一財經表示，對老百姓比較關心的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續期問題，民法典編纂回應了人民的法治需求。

孟強稱，物權法規定了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是自動續期的，但是怎麼續期法沒有寫得太明確。這一次在此基礎上向前走了一步，提到了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將來由國務院制定法律法規來完善。雖然還是沒有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但是提到減免，這是一個導向。「對於老百姓住宅類建設用地使用權，將來收費應該是少收或者不收，或者是一個很低的比率，傳達了很清晰的導向。」

上海信栢律師事務所主任、合夥人齊斌分析稱，針對近年來群眾普遍反映業主大會成立難、公共維修資金使用難等問題，草案在現行物權法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業主的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制度。

關於用益物權，齊斌表示，草案在現行物權法規定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完善，比如落實黨中央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的要求，明確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的自動續期；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刪除耕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規定，以適應「三權分置」後土地經營權入市的需要。此外，為貫徹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增加規定「居住權」這一新型用益物權，明確居住權原則上無償設立，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或者遺囑，經登記佔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滿足其穩定的生活居住需要。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室主任、民法典編纂工作組秘書長謝鴻飛對第一財經表示，這次《民法典（草案）》物權編進一步將平等保護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財產權。如在「混改」過程中，國有股權和其他民事主體的股權的法律地位也平等。這將極大提升我國產權法律保護的水平，實質性改善營商環境。

更加完善的隱私保護

在民法典草案中，獨立成編的人格權無疑是最大亮點之一。而在人格權中，最重要的是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的保護。

特別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個人信息在網路飛速流傳，人們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格外擔憂。民法典草案無疑給人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大數據服務平台（北京）騰雲天下科技有限公司（TalkingData）法務部南鈺彤律師對第一財經表示，民法典草案中對隱私權的規定，使得對隱私權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進一步做到了有法可循。

民法典草案把隱私的定義修改為，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生活、私密信息。明確規定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

南鈺彤稱，與之前《民法通則》相比，民法典對隱私權保護更加細化，增加了隱私保護的內容及場景，還重點將保護個人信息單拎出來，作出具體說明和規定。

民法典（草案）也為即將出台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做鋪墊，進一步體現保護個人信息的重要性。

南鈺彤表示，國家正在進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過程，預計今明兩年會正式出台。

離婚冷靜期制度引發廣泛討論

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編針對協議離婚新設了離婚冷靜期制度，規定「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申請」。

長達30天的離婚冷靜期制度引起了廣泛討論，其中不乏反對的聲音。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會限制離婚自由，對於存在家暴等情況的婚姻而言，更不應該設置冷靜期。

「離婚冷靜期制度在律師圈的反響很大。」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夥人王小成對第一財經表示，一般來說，找了律師這樣的專業人士介入的離婚案件，往往是矛盾比較大的，大部分不會協議離婚，而是會提起離婚訴訟。而就離婚協議而言，也是雙方經過較長時間溝通，在冷靜權衡利弊、互相妥協的情況下形成的，不會是一時沖動。

「離婚冷靜期會對理性離婚有正面的引導，但對於有些案件，會增加時間成本。」更讓王小成擔心的是，這可能會在實踐中增加協議離婚的變數和不確定性，從而增加民政局的工作量，甚至讓協議離婚上升為訴訟，加重法院的負擔。

不過，上海德美律師事務所訴訟部負責人孟建俊告訴第一財經，設立離婚冷靜期制度還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為冷靜期主要針對協議離婚，協議離婚中的確出現大量隨意性較大的情形。畢竟就訴訟離婚而言，從法院受理到一審完畢一般都不止一個月，而且整個過程中法院還會反復勸解。

至於存在家暴等情況的離婚案，孟建俊表示，目前訴訟離婚制度還是比較健全的，存在家暴可以申請禁制令，擔心財產轉移的則可以申請財產保全等。

現行婚姻法沒有具體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有關夫妻債務的認定。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施行，明確了夫妻債務「共債共簽」原則，而該解釋也寫入了此次的民法典草案。

該解釋規定，夫妻雙方共同簽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後追認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屬於夫妻共同債務。

在王小成看來，這有助於保護非負債配偶的利益。與此同時，他認為，明確「共債共簽」原則，可以有效杜絕離婚時虛假債務的出現。

⑷ 我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主要創新點是什麼

1、主要內容：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

2、主要創新點：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

在編纂民法典的過程中，合理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外國的民法條文，更不照抄書本上的民法理論，而是始終堅持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堅持問題導向，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民法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偉大實踐的最新成果。例如，總則編創新法人制度，增設特別法人；物權編落實中央關於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要求，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相關規定作了完善。民法典是民事法治實踐的最新成果。

編纂民法典，通過完善權利保護和救濟規則，更好地維護人民權益。民法典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需求。例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人格獨立、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關注程度日益提高，尊重和維護人格權成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

我國民法典是一部紮根中國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彰顯中國精神的民法典。民法典編纂工作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民法典編纂工作相關匯報。正是因為在編纂工作中貫徹落實黨中央確定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才確保了民法典編纂工作的成功。民法典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徵。

(4)民法典的中國化擴展閱讀：

編纂民法典的重大意義：

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立法任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設部署。編纂民法典，就是通過對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規范進行系統整合、編訂纂修，形成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范合理、內容完整並協調一致的法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擺在突出位置，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征程中，編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⑸ 民法典是法律嗎

民法典是法擾臘搭律。在我國狹義的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不包括憲法在內的規范性法律文件。民法局攔典是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的，所以民法典屬於法律。民法典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居於基礎性地位，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
民法典的作用和意義在於：
1、編纂民法典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需要；
2、編纂民法典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3、編纂民法典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客觀要求。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民代緩拿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⑹ 論當代中國法典化思維產生的歷史根源、現實利弊及校正

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其原因主要有: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中國法律傳統的歷史選擇;大陸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響;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結果。
民法法典化問題歷來就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與熱點。對我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歷程進行分析,探討其法典化原因,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我國民法法典化方向和我國民法典命運。筆者試就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做一分析,以期對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簡要歷程

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為修律大臣,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民情,主持修訂民律。1911年8月,修訂法律館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稱民律一草。它仿德、日民法典之體例,分總則、債、物、親屬、繼承五編,計33章, 1569條。這部民律草案雖然因清亡而未及頒行,但是其「潘德克頓式」(Pandekten System)的民法編纂模式,打破了中華法系「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舊體例,其法典化的體例和模式確立了中國近代民法發展的基本方向,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法制的演變。「可以說,《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運動的真正開端。」[1]169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修訂法律館以《大清民律草案》為藍本,於1925~1926年完成編纂《民律第二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分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 1320條。由於時值北洋軍閥割據,政局動盪,因而該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為民法典。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次年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員會, 1929~1931年先後頒布實施了民法總則、物權、債、親屬和繼承五編,共9章、1225條。這完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法典—《中華民國民法》,最終實現了始於清末的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

二、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

為什麼中國近代民事立法走上大陸法系法典化道路,而沒有選擇英美法系的判例民法模式呢?回顧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歷程,我們認為有以下主要原因:

1.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伴隨著社會的歷史轉型,中國法制也在經歷嬗變。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生活條件的集中體現。它反映了一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狀況。正如公丕祥所說的,「推動中國法制變革的主要根源來自於中國社會內部存在著的處於變化狀態中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在這些條件的綜合作用下,形成中國法變革的運動能力和運動方向。」[2]165因此,分析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原因亦應該把它置於這一歷史轉型中去。

近代社會的轉型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源動力。經濟上,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使得中國男耕女織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民刑不分」的封建性法典已經不適應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新變化,因而迫切需要制定民律以便調整、維護民事法律關系的秩序。政治上,中國近代社會由集權政治制度向現代化民主政治制度轉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確立了共和制政體。[

雖然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所竊取,但它始終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政治目標,以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權為價值取向和依歸,並在實踐中切實引進、借鑒實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使得民主法制觀念深入人心。」[3]27-28「對於法典編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並且當法典問世之時,也必定有適當的政治環境。」[4]145因而,民主法制觀念的逐漸普及、民主共和政體的確立為中國近代民法的編纂提供了政治保證。文化上,中國近代社會由封閉、單一、僵化的傳統文化向開放、多元和批判性的現代文化轉型。「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土壤中產生了諸如專制主義、義務本位、禮刑合一、等級觀念、宗族主義、權力崇拜等特殊的文化現象。當我們觀察這些文化現象時,會發現它們恰恰與建立在民主、權利、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法治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私法文化是格格不入的。」[5]18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私法觀念,而民法法典化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在中國民眾心中樹立民法與私法的觀念。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變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文化基壤

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國第幾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居於基礎性地位，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7)民法典的中國化擴展閱讀：

民法典在國家治理體系中位置重要。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離不開法律制度、法律體系以及法治體系的現代化。

作為保障個人權益的最重要法律之一，民法典事關每一個社會個體的方方面面，它以對人的保護為核心，以權利為本位，系統全面地規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在民事活動中享有的各種人身、財產權益。

同時民法是萬法之母。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裡，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事立法不斷進步，但是民法體系仍有待完善。與單行法不同，民法典全面規范民事關系，具有系統性、層次性、科學性的特點，集中體現民法的價值、理念和原則，是民事司法的基本依據和行為准則。

在這個意義上，制定、頒布和實施民法典，是中國法治健全完善的重要標識，更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