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刑法

㈠ 刑法的畢業論文寫哪些題目比較好寫

1、有研究來價值。它是指自法學論文題目有學術價值,即有助於法律專業和法學學科的發展。

2、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指對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指導或促進作用。

3、有創新性。它是指該題是前人沒有研究過,根據這個題目寫出來的法學學術論文,能填補本專業的空白。

4、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它是指自己選定的法學學術論文的題目雖然有人已經寫過,但內容不深刻或不全面,或有疏漏甚至是謬誤之處。

5、有強烈的創作欲。由於寫作法學學術論文需要付出艱辛的腦力勞動,要克服重重困難,而要做到這些,就需要自己有主動的強烈創作慾望。

6、符合自己擅長的法學專業。這是指選定的法學學術論文題目,是自己擅長的法學專業內的題目。法學學術論文,是法學專業性、學術性很強的文章。

7、吸收相關學科的知識,使法學專業知識與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邏輯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知識相融合。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寫出創新突出,緊跟時代發展潮流的學術論文。

（以上內容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㈡ 刑法方面的論文

發了email刑法方面的論文題目 但是有錯email不能發

刑法方面的論文題目
1、論共同犯罪專屬
2、論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態
3、論我國刑法中的牽連犯
4、試論我國刑法的累犯
5、我國刑法的時間效力問題研究
6、論期待可能性理論
7、論我國刑法中的身份犯
8、論過失危險犯
9、犯罪中止研究
10、間接正犯探析
11、論我國刑法的財產刑
12、論單位犯罪自首
13、論法定量刑情節的立功
14、論持有型犯罪
15、論我國刑法的轉化犯
16、試論我國刑法的結果加重犯
17、論我國刑法中的組織行為
18、我國刑法溯及力原則探析
19、論我國刑法中的罰金刑
20、論我國刑法中的沒收財產刑
21、資格刑的反思與重構
22、論我國刑法的司法解釋
23、共同犯罪與身份若干問題研究
24、論剝奪政治權利的完善
25、多種量刑情節的使用與完善
26、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27、論相對刑事責任年齡
28、職務過失犯罪研究
29、論單位犯罪主體
30、我國刑法假釋制度適用對象研究

㈢ 刑法方面的論文

1、可以抄圍繞販賣自己孩子構成遺棄罪還是販賣人口罪進行論述；
2、可以圍繞刑法第100條以及法制史討論，刑法100條是否屬於恥辱刑，圍繞法理進行惡法論證；
3、可以圍繞盜竊虛擬財產是否屬於盜竊進行論證，並倡議推動虛擬財產保護；
4、暫時就想到這么多，本科階段要求不用太高，找個小切入點，自我論證就可以吧。只要論據充分，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不會有問題。盡量避免與他人雷同。論文其實不管你觀點是對還是錯，只要能自圓其說就可以了。

㈣ 最近我要寫一篇刑法的論文，題目自擬，最近有什麼熱點

刑法學畢業論文題目： 1. 論犯罪的基本特徵和本質特徵 2. 我國犯罪成立理論的體系性特點及其缺陷 3. 論犯罪成立要件與犯罪構成要件的異同 4. 犯罪本質特徵新說 5. 「犯罪客體不要說」之檢討——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 6. 關於犯罪客體的若干問題思考 7. 論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爭 8. 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的新解讀 9. 論刑法中的人身危險性 10. 試論不法侵害的認定 11. 現代刑法中報復主義殘跡的清算 12. 我國法治視野下刑罰目的的理性選擇 13. 報應主義與目的主義之對峙及調和 14. 論刑法中危害結果的概念 15. 論刑法中的行為對象 16. 試析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 18. 論犯罪構成的情節要求 19. 關於刑法情節顯著輕微規定的思考 20. 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研究 22. 論定罪情節與情節犯 23.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情節犯研究 24. 量刑情節適用的若干問題研究 25. 論刑法適用中的隱性不平等：以劉海洋案為視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則與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刑法解釋及其發展趨勢 28. 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踐中的得與失 29. 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的沖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則 31. 罪刑法定與自由裁量權 32. 犯罪「故意」的學理分析 33. 從主觀要件中對「明知」的認定問題的探討 34. 明知必然發生能否放任? 35. 違法性認識在我國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違法性認識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復合罪過形式理論之合理性質疑 38. 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不應考慮主觀要素 39. 論刑法適用解釋 40. 司法解釋之刑法謙抑性的背離 41. 狹義刑法解釋若干問題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權解釋中的功能 43. 中國刑法司法解釋體制演進過程之檢視與反思 44. 論司法解釋的法律監督 45. 我國刑法立法解釋性質問題初探 46. 刑法有權解釋主體辨析 47. 間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問題思考 49. 論犯罪預備行為的處罰范圍 50. 論我國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結果加重犯基本理論研究 52. 結果加重犯刑事責任根據及其合理性問題探討 53. 論我國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類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56. 實行過限問題研究 57. 共謀共同正犯問題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問題思考 59. 過失共同犯罪若干問題思考 60. 共同過失與共同犯罪 61. 過失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及其適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論研究 63. 過失危險犯基本問題研究 64. 中國刑法上的新類型危險犯 65. 論危險犯的危險狀態 66. 危險犯犯罪形態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險及其判斷：從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別出發 68. 數額犯中「數額」概念的展開 69. 犯罪數額研究 70. 不純正數額犯略論 71.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72. 關於「單位累犯」問題的思考 73. 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論單位犯罪停止形態 75. 論單位犯罪主體消亡後刑事責任之承擔 76. 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結構——「新復合主體論」之提倡 77. 論單位實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78. 單位共同犯罪的幾個疑難問題探究 79. 關於被害人承諾的若干問題思考 80. 事後承諾與阻卻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寬恕與死刑適用 82. 被害人承諾成立要件比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諒解」相關制度的設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及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 85. 試論刑法中的被害者過錯制度 86. 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試析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立法之不足 88. 對弱勢群體中犯罪現象的觀察與思考 89. 「親親相隱」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認為是犯罪」司法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91. 對不能犯處罰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92. 論未遂犯的處罰范圍 93. 《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若干問題思考 94. 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規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淺析 97. 完善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於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與構成身份新論 101. 論脅從犯不是法定的獨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間論 103. 論想像竟合犯——兼與法條竟合犯相區別 104. 再論牽連犯 105. 我國刑法溯及力若干問題研究 106. 完善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論海外華僑的刑法保護 108. 淺析刑法條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為研究 110. 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11."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112. 「見死不救」行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關系研究——兼評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 114. 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先行行為 115. 先行行為可以為犯罪行為 116. 法益狀態說——作為犯與不作為犯的區別標准新探 117. 論作為犯罪客體的法益及其理論問題 118. 針對中國絡犯罪之認定探討——兼評刑罰相應立法的完善 119.中國絡中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及其刑法保護 120. 計算機犯罪之犯罪客體再研討 121. 論我國中國絡犯罪的界定：兼論我國中國絡犯罪的立法現狀 122. 論計算機中國絡犯罪 123. 試論中國絡共同犯罪 124. 關於中國絡空間中刑事管轄權的思考 125. 論「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國刑法中無限防衛權的再思考 127. 我國刑法未設立無限防衛：對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定性 128. 論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 129. 論「假想防衛」 130.業務過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職務行為正當化研究 132.論家庭暴力中的正當防衛 133. 刑法競合論 死罪、死刑與期待可能性 134. 論死刑的具體適用——兼對新舊刑法中的死刑適用作一比較 135. 論死刑罪名與死刑限制 136. 試論死刑適用應設年齡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則探討——以中國的有關立法與實務為主要視角 138. 關於社區矯正若干問題的思考 139. 行刑社會化及其理論基礎探討 140.試論非監禁刑及其執行體制的改革 141.保安處分的理論與實踐 142.保安處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運用 143.大陸、台灣刑法中保安處分制度比較 144.大陸與台灣刑事責任年齡之比較 145.教唆犯罪的理論與實踐 146.論未遂的教唆的可罰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問題研究 148.間接正犯研究 149.論轉化犯 150.我國刑法中的轉化犯及其價值趨向 151.轉化犯與結果加重犯——兼論刑訊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的刑事責任 153.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困境與詮釋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規范中的具體適用 155.認識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 156.特別自首若干問題思考 157.對「以自首論」的理解和適用 158.餘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單位累犯、數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問題 160.論量刑中減輕處罰和免除處罰的適用 161. 論剝奪政治權利刑內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間重新犯罪如何處罰 163.減刑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4.我國假釋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5. 論我國的緩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論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論我國短期自由刑的改進 168. 淺議我國刑法中的財產刑 169. 刑法中沒收財物之分類研究 170.論赦免的刑事政策意義 171.論死刑緩期執行變更為死刑立即執行若干問題探討 172.論數罪並罰的根據：兼論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論酌定從輕情節 174.刑法中關於保護國有資產的立法不足與完善 175.慣犯問題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學界定 177.論刑法中的嚴格責任 178. 緊中國避險限度條件的

㈤ 刑法論文選題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2、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內罰模式的選容擇

3、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4、共同過失犯罪應成立共同犯罪

5、從食品安全法實施中看刑事責任的完善

6、論應權利人同意之行為--被害人同意理論的重構

7、反思與重構:犯罪客體新論

8、罪刑法定視野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

9、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10、競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11、「訴訟詐騙」定性研究--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為視角

12、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構建--刑事一體化的分析進路

13、《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協調研究

14、加強行政法與刑法交叉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15、環境犯罪的刑法現狀及其改進

以上刑罰論文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㈥ 刑法總則 論文選題

一、刑法總論

1. 試論刑法的調整對象

2. 刑法立法解釋探討

3. 刑法司法解釋研究

4. 刑法基本原則若干問題研究

5.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蘊含

6. 論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化

7. 刑法適用平等原則探究

8. 論罪刑相適應原則的理論基礎

9. 論罪刑相適應原則與刑罰個別化

10. 試論犯罪的本質

11. 犯罪概念的反思與重構

12. 論犯罪的基本特徵

13. 試論刑法空間效力的幾個問題

14. 試論我國大陸與港澳台刑事管轄權的沖突與其解決

15. 關於刑法中的行為研究

16. 論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7. 論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

18. 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19. 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為研究

20. 試析刑法中的危害結果

21. 論刑法中的因果關系

22. 試論犯罪客體的概念和特徵

23. 關於犯罪對象的若干問題研究

24. 犯罪客體與犯罪對象的關系研究

25. 關於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犯罪適用問題研究

26. 試論刑事責任能力

27. 論醉酒犯罪與刑事責任

28. 關於單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 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

30. 論單位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31. 試論故意犯罪

32. 故意犯罪的認識內容研究

33. 試論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 論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劃分標准

35. 論過失犯罪

36. 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比較研究

37. 間接故意與過於自信的過失之比較

38. 論違法性認識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 試論刑法中的認識錯誤

41. 試論法律上的認識錯誤

42. 試論事實上的認識錯誤

43. 試論嚴格責任在我國刑法中的適用

44. 對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45. 關於犯罪構成的若干問題研究

46. 論正當防衛中的幾個問題

47. 試論防衛過當的界限及其罪過形式

48. 特殊防衛問題研究

49. 論緊急避險中的若干問題

50. 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比較研究

51. 試論犯罪預備

52. 論犯罪未遂中的幾個問題

53. 論犯罪的著手

54. 犯罪中止研究

55. 論犯罪既遂的判斷標准

56. 論共同犯罪中的幾個問題

57. 共同正犯研究

58. 間接正犯研究

59. 片面共犯研究

60. 試論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態

61. 單位共同犯罪探究

62. 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

63. 試論首要分子

64. 幫助犯研究

65. 脅從犯研究

66. 教唆犯研究

67. 試論一罪與數罪的劃分標准

68. 想像競合犯研究

69. 試論法條競合

70. 慣犯問題研究

71. 關於結合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72. 牽連犯研究

73. 吸收犯研究

74. 試論數罪並罰

75. 論緩刑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76. 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77. 論我國刑罰體系的修改和完善

78. 論刑事責任

79. 試論刑事責任的根據

80. 試論刑罰權及其根據

81. 刑罰的功能研究

82. 刑罰的目的研究

83. 論死刑存廢的基本立場

84. 試論死刑的演變及其走向

85. 論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

86. 論死刑廢止的條件

87. 論資格刑的修改與完善

88. 關於管制刑存廢之我見

89. 試論罰金刑

90. 試論沒收財產

91. 量刑情節研究

92. 論自首中的幾個問題

93. 論單位自首

94. 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95. 論累犯中的幾個問題

96. 論單位累犯

97. 試論我國刑法中的減刑制度

98. 論我國刑法中的假釋制度

99. 假釋制度比較研究

100. 試論我國刑法中的追訴時效 1.論罪刑相當原則
2.罪行法定原則及其實現
3.正當防衛制度思考
4.死刑存廢論
5. 累犯制度
6. 論刑事被害救濟
7. 法條競合芻議
8. 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的幾個問題
9. 論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
10. 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的比較分析
11. 論教唆犯的性質
12. 論共同犯罪的中止
13. 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分析
14. 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防範
15. 女性犯罪趨勢探析
16. 青少年犯罪趨勢探析
17.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問題
18.論刑法上的犯罪概念
19.論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20.論法人犯罪
21.論犯罪客體
22.論犯罪故意或者過失
23.論定罪的原則與方法
24.論刑罰的目的

㈦ 刑法方面的論文

刑法博大精深抄，內容繁雜，理論眾多。是法律中最發達的部門法了，可寫的內容太多了。我建議一下，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理論，故意的認識問題，不真正不作為犯罪，原有自由行為理論等等，想簡單一下，建議刑罰論（結合我國刑種改革），罪數論.

㈧ 刑法的案例分析論文怎樣寫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據所給案例，對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應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專責任，以及如屬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二是如果構成犯罪，構成什麼罪；三是闡述定罪量刑的原則。

㈨ 一篇關於刑法犯罪的論文（有案例），2000字以上，還要有個人分析，個人評議，求各位大大幫幫忙，謝咯！

案例；法院審理查明，從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發，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國個省、市自治區，僅在電腦上查獲聊天記錄的就有300多名觀眾，網上銀行匯款記錄達千餘次，計2．4萬元。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龍游縣法院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並處罰金5000元。有關方面證實，因網路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國內尚無先例。
關於網路裸聊是否構成犯罪一直是近年來爭議很大的問題。2007年4月，北京曾出現一樁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區檢察院先以「聚眾淫亂罪」提起公訴，後來又主動撤訴。其理由是無法依據《刑法》找到一個合適的罪名，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最後沒有處理。為什麼方某的案子可以定罪而北京張某裸聊的案件沒有定罪？這里涉及到刑法是什麼？什麼樣的行為刑法才可以將之評價為犯罪行為。
刑法是什麼？首先是一種社會規范。社會規范是指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在社會中的活動規矩和准則。法律、宗教、倫理和風俗習慣都是社會規范，其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強制制定，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表現。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刑法與宗教、倫理、風俗習慣有什麼不同呢？刑法的產生是否是必要的呢？以宗教為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宗教一般具有以下四個特徵：第一，崇拜一個或多個神 第二，有自己的教義，即成熟的信仰體系；第三，有一定的儀式 第四，要求教民順從。在現代社會，宗教依然成為人類社會思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宗教具有教化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但是，僅有宗教是不能維持現代的社會關系的，因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宗教的程度如何，教民對宗教的依賴程度是宗教起作用的關鍵。對於不信仰宗教或偽信仰宗教者，宗教是無法對其起作用的。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義，在同一國家甚至同一地區常常存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教民，不同的信仰信仰體系教化出不同思想的教民，但是，在現實的物質世界裡，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其行為的最低標準是什麼？行為的界限在哪裡？在不同的宗教里是不同的，而且界限是模糊的，僅靠宗教無法讓國民明確自己行為的界限，無法對自己的行為結果做出預測，當然無法有真正的自由。而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同樣具有這種缺陷。即法律以外的社會規范，雖然也可以影響國民的思想和行為，也可以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有影響，但是其內容本身不明確，不穩定，無法調整所有的國民，因此，統治國家，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必須由作為國家最後一道屏障的刑法來充當此角色。作為國家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體系，刑法的第二個特徵是最強的強制力。 各個部門法由於都是由國家權力機關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因此都具有一定的強制力。比如婚姻法規定的一夫一妻制，違反此規定就可能構成重婚。但是，在所有的部門法中，刑法的強制力是最大的，也就是刑法所採用的調整方式會對行為人產生最大的痛苦，可以剝奪行為人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這比如教育一個孩子，絞盡腦汁用盡一切方法後還是無濟於事時，只能採用暴力威嚇和強制。而合法運用這種惡的根據，就是通過合法機關合法程序制定下來的規則。因為人人都明白，在社會中要生存必然要讓渡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形成國家公權力，刑罰就是這種公權力的行駛的表現。因為對犯罪人適用刑罰對社會本身也是一種損失，因此，刑罰必須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適用，即刑罰要具有謙抑性。
這種謙抑性要求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和補充法，只能是足球比賽場上的守門員，而不能充當前鋒、中鋒或後衛。即刑法從調整的社會關系來看，調整所有國家與個人之間所有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不止包括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還包括這些部門法調整的社會關系之外，需要國家公權力規范國民或單位的社會關系，因此，如果僅從調整對象來區分刑法和其他部門法的不同，是無法區別的，刑法與其他部門法的根本區別不在於其調整對象，而在於其調整方法，刑法是採用刑罰這種包含最強烈痛苦的方式來影響人的選擇的。
因為刑法具有最強的強制力，因此自古以來刑罰最容易被統治集團濫用，從保障人權和追求民主的現代精神來看，限制刑罰權濫用，實行罪刑法定成為必然。通過罪刑法定，明確刑罰的界限，從而保障國民行動的自由，也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權不受非法侵犯，這是全世界人民都會贊同的選擇。問題是，刑法即使通過法條明文規定，其界限依然是模糊的，不穩定。因為要將調整無限的法律現象的規范要通過有限的文字表述出來是十分困難的。有的術語，在一段時期，我們能夠通過解釋達成共識，使其界限明確，但隨著時代發展，更新形式的現象會沖擊這種解釋，使得其界限模糊不定。比如，財物，強奸，賣淫，這些詞的內涵和外延立法時沒有很大爭議，而今天來看，其外延則很難確定。而有的表述，從一開始就是界限開放的，這使刑法的邊界無法確定。這些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如何解釋就決定了某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比如本案中的'淫穢物品,網路上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根據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但是適用刑法必須解釋刑法，對刑法進行解釋時，擴大解釋是允許的。這就涉及到將裸聊的錄像可否解釋為淫穢物品屬於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關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的區分，雖然爭議了近百年，但理論上還沒有達成一個共同的標准，一般認為，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的是類推解釋，沒有超出的是擴大解釋。比如南京李寧組織他人賣淫案。賣淫這個詞盡管從一般常用的含義來看不包含男性給同性賣淫，但今天男性給同性賣淫現象很多，所以將這種現象包含在賣淫中是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但是強奸罪的對象是婦女，所以，近來很轟動的強奸成年男子的案件無法定強奸罪。因為如果將男子解釋為婦女，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但本案的問題不止如此，將裸聊的錄像解釋為淫穢物品 是否超出了國民預測的可能性呢？這很難判斷。由此可見，認定有罪者是從實質的角度對刑法條文進行了解釋，否定有罪者是從形式角度對刑法進行解釋。這涉及到了目前我國司法中應該採用實質解釋論還是形式解釋論。從保障社會秩序的角度，實質解釋論當然容易定罪，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形式解釋論當然更科學。

㈩ 論文關於刑法參考文獻

四、討論我國的受賄罪法律完善對策

（一）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

筆者認為，應當取消刑法對於受賄罪客觀要件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使刑法理論上爭論不斷，也給司法實踐帶來諸多困難。把這個規定取消，至少有如下優點：

1．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符合受賄罪本質

犯罪的本質特徵是社會危害性，這是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實來描述，但並非每個事實都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只有對社會危害性及程度具有決定意義的那些事實才是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質特徵，達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①]受賄罪的危害或受賄罪本質不在於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在於收受賄賂行為本身。[②]因此，賄賂罪侵犯的客體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收受賄賂行為即對廉潔性產生危害，具有了受賄犯罪本質特徵，能夠構成受賄罪。至於是否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或行為，是不能夠決定或消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僅是社會危害性程度上的差異。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行為人的受賄行為都侵犯了犯罪客體，從犯罪本質考慮，該行為即構成受賄罪，根本不需要「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因此，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符合受賄罪本質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簡明扼要。

2．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體現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從受賄罪立法初衷看，對於公職人員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的行為，應該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受賄罪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權力的異化，防止職務行為廉潔性受到侵害。而我國現行立法認為僅此還不能認定受賄罪，還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立法這樣規定顯然不能很好的實現立法目的，不利於立法宗旨的實現。從目前政策來看，這樣規定也與「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基本精神不符，與人民群眾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這一要件，才能理順這些關系，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在立法中無視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眾所周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刑罰設置的主要依據，行為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僅取決於在客觀上給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而且還取決於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本文建議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並非在立法中無視「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因素，收受賄賂的公職人員為「他人謀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國家法律法規，相對人應當獲得的利益，無需違背職責即可實現，其侵害的還僅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為他人謀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國家法律法規，相對人不應獲得的利益，相對人若要實現利益，收受賄賂的公職人員必然要違背職責，這樣行為人在侵害職務行為廉潔性的同時又破壞了職務行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為無論在社會危害程度上還是在主觀惡性上都重於前者，對其量刑從重或加重設置是罪責相適應原則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國刑法將賄賂罪分為輕型賄賂罪與重型賄賂罪，其劃分標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圖」，「枉法意圖」與我國的「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圖」即為重型賄賂罪，其刑罰設置明顯重於無枉法意圖的輕型賄賂罪。[③]

3．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有利於打擊受賄行為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取消這一規定可以使法網更加嚴密，使那些收受賄賂又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腐敗分子無法逃脫制裁。同時，取消這一規定能夠減輕司法機關在證明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財物與為他人謀取利益之間因果關繫上的困難，有利於加大打擊受賄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擔心，取消這一要件，會混淆受賄罪與親友間饋贈的界限，可能會導致擴大打擊面。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賄賂歸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職人員的職務權力的制約性基礎之上的，是職權的衍生物，因此，親友間饋贈無論是在緣由上還是在數額上都與受賄罪截然不同。

（二）賄賂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

筆者建議，在我國刑法對的受賄罪規定中，用「不正當好處」取代「財物」，「財物」一詞外延過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闡述。不正當好處，既包括財物等物質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質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建議用「不正當好處」取代「財物」，意義如下：

1．賄賂的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更符合受賄罪本質

從賄賂罪的本質來看，非物質性利益同物質利益一樣，都是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質性利益和非物質利益一樣，都會侵害公職人員行為的廉潔性。而且，「權錢交易」發展到「權利交易」是當前犯罪的新特點，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體表現。如前所述，以《公約》為代表的國際通行做法都將「賄賂」擴展到「一切不正當好處」，我國採用這種做法，

不僅是遵守國際義務的要求、順應了反腐敗斗爭進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本質。受賄罪是以權謀私的犯罪，其本質是對公職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收受或索取的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好處，都毫無疑問地構成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其社會危害性的本質是一樣的。在人的需要和慾望多元化的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好處，都能滿足以權謀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質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們一方面打擊受賄犯罪，另一方面卻把賄賂限制在財物或財產性利益上，勢必會放縱犯罪。因此，將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謀取財產性利益或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規定為受賄罪，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正因為收受財物以外的其他財產性利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也能夠體現受賄罪的本質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們包括在賄賂范圍之中是合理的。

2．賄賂的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能夠使立法更加科學

從立法上考慮，將什麼樣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納入到刑法規制之中，取決於這種行為的「客觀性、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謂「客觀性」，是指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必須是現實生活客觀存在的現象，或者雖然當前尚不存在，但根據科學預測，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確有可能出現的現象。如果現實不存在，將來又根本不可能出現，現行法律

便沒有必要作出規定。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的不斷推進，賄賂的內容已經不再僅限於財物。公職人員在經濟交往中接受公款旅遊、色情消費等變相「權利交易」的現象不斷出現，產生了一個「權錢交易、權益交易」的特殊階層，在社會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如果這種現象不受刑律懲處，將有損法律的嚴肅性。[④]

所謂「必要性」，是指客觀存在的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已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到了必須用刑罰規制、否則不足以預防、懲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現行刑法又無法適用的情況，應當在立法中考慮，將其納入刑法規定中。目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時期，法制有待於健全。各個領域，尤其是行政、經濟領域暗箱操作等現象比較普遍，這給貪污受賄犯罪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厚實的土壤。盡管我國當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貪污受賄行為屢禁不止。從司法實踐看，甚至在同一個地方受查處的領導有「前仆後繼」的現象，而且腐敗涉嫌金額還不斷攀升。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索取或收受「財物」會受到懲處，財物之外的賄賂則被認為名正言順。人們的需求並不是單項的，物質外利益的一時滿足，可能轉而促使行為人貪求更多的物質，以便再次或多次滿足前次的非物質享樂，物質與非物質性利益在貪污賄賂犯罪中交迭，滾雪球式越滾越滾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現行刑法中不合理規定，將賄賂范圍擴大為「不正當好處」，將一切財產性和非財產性利益都囊括進來。

所謂「可行性」，是指適用刑罰方法懲治賄賂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實施的可能性。作為賄賂的利益都是客觀實在的，在司法實踐中是可能和能夠加以具體認定的。無論賄賂的內涵如何變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能夠作為賄賂的，不論是物質、物質性利益還非物質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實用性這一特點，它一方面能夠滿足受賄人的物質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為行賄人換回某種好處，從這兩點來認定是否接受了賄賂，在司法實踐中具有較強的操作性。[⑤]

（三）設置受賄罪獨立的法定刑，合理確定「數額」在受賄罪刑罰中的地位

現行刑法典沒有受賄罪的獨立法定刑的規定，刑法典第386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及情節，依照貪污罪的法定刑的規定處罰。筆者認為此種立法是不科學的，受賄罪從行為特徵到保護法益均不同於貪污罪，應該擁有獨立的，能正確反映行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貪污犯罪和受賄犯罪從犯罪本質看是不同的，貪污罪一定侵犯了財產所有權，非法佔有財物的數額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計贓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而受賄罪是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損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賄賂的多寡不影響其用權換利的本質特徵，所以它的法定刑設置應該和罪質相匹配，將受賄罪的法定刑依照與其直接客體完全不同的貪污犯罪顯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學性。

立法以具體的數額來劃分受賄罪量刑的標准，結合收受賄賂還要以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要件，所告知社會成員的是受賄是數額犯，且不為他人謀利的利用職權收受賄賂不是犯罪。受賄罪中的這兩個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會根本利益的行為可能不受刑罰處罰。立法通過「情節」、「數額」、「為他人謀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罰適用的范圍，造成受賄罪法網不密。當然受賄罪刑罰的一旦趨密，會客觀上擴大犯罪的范圍，但「密而不厲」的刑罰設計是符合現代刑法要求的，可以從刑罰方式多樣化、非刑罰方法以及嚴格限制重刑上兼顧「密」和「不厲」的雙重要求，從而也順應刑罰輕緩化的世界潮流。現行刑法典對受賄在5000元以上不滿10000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反之，在公司、企業人員的受賄中，立法沒有規定任何情況下可以減、免刑事責任的從寬情節。這種實際對國家工作人員網開一面的立法規定，與受賄罪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對此類特殊身份犯應該從重處罰的這一普遍原則相背離。有觀點認為，現行立法對貪污賄賂罪的起刑數額之規定與盜竊罪等貪利性普通犯罪之數額標准嚴重失調，不能體現刑罰的公平。[⑥]筆者不同意此觀點，從刑法第383條第1款第4項規定看，即使貪污受賄不滿5000元且情節較輕，也被立法認定為犯罪，而且從罪狀描述看，受賄罪無數額的規定，反之，對盜竊罪等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數額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觀點，是來源於「兩院」有關受賄罪立案標準的司法解釋。而現行受賄罪立法刑罰量刑幅度過寬，不能夠很好的對應刑法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的規定，筆者認為依據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責任，可以緊縮量刑幅度，對幾類危害性特別嚴重的受賄犯罪明確「重罰」外，對普通受賄犯罪可以採用短期監禁刑，並根據受賄罪的職務經濟犯罪特點，多採用罰金刑和資格刑，使得罰當其罪。

鑒於上述分析筆者建議，根據受賄罪的本質特徵為其敘明新的罪狀並設立獨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數額」、「情節」的具體規定，從而嚴格限制司法解釋對立法的擴張性解釋，明確告知社會成員本著從嚴治吏的精神，國家對受賄行為不論數額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對於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觀判斷的因素，如「數額」、「情節」和其他影響罪行等級，可以以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確立。

（四）嚴格限制受賄罪死刑適用的范圍

有觀點認為，我國對受賄等經濟犯罪規定死刑，是一種不符合刑罰的效益觀念的選擇，成了一種以剝奪價值大的權益為代價保護價值小的權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顯的構成成本大於收益、投入大於產出的選擇，而且給國民培植了諸如財產與生命可以等價的觀念，從而人為貶低了人的生命價值，因而對受賄這樣犯罪的死刑應予廢除。[⑦]筆者認為，如果單從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絕或減少犯罪的發生，也不能因其殘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惡」之動機，從來就沒有因為嚴刑峻罰人類就改惡從善，因而不是受賄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罰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筆者認為在短時期內取消受賄罪死刑缺乏背景條件：我國刑法分則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個（不包括選擇性罪名），而其中兩章職務犯罪中有死刑規定為2個即貪污罪和受賄罪，反觀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規定的死刑就有17個，如果只單獨取消受賄罪的死刑，對官員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的人民群眾很難認同;在司法實踐中，職務犯罪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危害後果，也有導致嚴重人身傷亡後果的，而在讀職罪中並無極刑之規定，公眾感情很難接受我國死刑適用范圍較廣的情況下，單單對職務犯罪網開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賄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種「補漏」。

筆者認為，受賄罪死刑的廢除必須與我國總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現階段不宜單獨廢除受賄罪之死刑。那麼，現行受賄罪死刑適用的立法規定是否合理?依照貪污罪死刑適用的

標准，刑法典將受賄罪死刑的范圍確定為「受賄在1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筆者認為，這一標准無論從刑罰效益還是司法實踐看都是弊大於利，且超過了一般預防的限度。將受賄罪適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萬元，即使僅從當前的社會生活條件看，也是不合理的。從法律追求看也有悖於限制乃至廢除死刑的歷史趨勢，10萬元作為受賄罪死刑適用的「准用」條件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不大，造成受賄可能處以極刑的條件—涉案數額規定的范圍過於寬泛，使得該罪死刑缺乏嚴格的限制條件，立法或司法解釋對情節特別嚴重又無明確規定，造成司法實踐領域中的死刑風險處於不確定狀態，罪行的嚴重性與法定刑的幅度已無比例關系，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現時存在受賄千萬未處極刑，而受賄百萬卻被判死刑的情況，又造成公眾的質疑。如果說受賄涉案金額對死刑無影響，但為何立法明確規定對死刑無影響的數額條件，反而對有實質意義的特別嚴重的情節不加以規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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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昌：《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頁。

[②] 劉系琳：《論受賄罪的客觀方面》，《蘭州商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18頁。

[③] 王雲海：《美國的賄賂罪——實體法與程序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頁。

[④] 林錦征：《試論我國受賄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24頁。

[⑤] 林錦征：《試論我國受賄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11頁。

[⑥] 何承斌：《貪污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頁。

[⑦] 邱興隆：《刑罰的哲理與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