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貪賄司法解釋

⑴ 兩高關於貪賄司法解釋

兩種貪污、受賄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認定問題作出了規定。一是贓款贓物去向與貪污、受賄故意的認定關系問題。二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身邊人收錢行為的刑事定罪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實踐中較為普遍的兩種貪污、受賄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認定問題作出了規定。一是贓款贓物去向與貪污、受賄故意的認定關系問題。《解釋》明確，只要是非法獲取財物的貪污、受賄行為，不管事後贓款贓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於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也不影響貪污、受賄罪的認定，以此堵住貪污、受賄犯罪分子試圖逃避刑事追究的後門。二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身邊人收錢行為的刑事定罪問題。本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該行為能否認定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犯罪，關鍵看其對收錢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後的態度。為此，《解釋》明確，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後未退還或者上交的，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對於這里的特定關系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指的是「與國家工作人員有近親屬、情婦（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關系的人。

⑵ 如何准確認定履職與受財相對分離的受賄犯罪

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兩高」《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貪賄案件解釋》）為當下司法機關准確處理各類貪污賄賂犯罪案件提供了更為全面系統的認定標准與依據，其中許多條文的內容有待結合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加以理解領會。相較於刑法教科書式的理想化受賄犯罪模式，即在收受他人財物的同時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實踐中的受賄行為更趨隱蔽，履職謀利與收受財物這對受賄犯罪相伴相隨的客觀表現行為往往被人為分隔開來，以規避刑事查處的風險，以至刑事認定的難度增大。全面理解掌握《貪賄案件解釋》相關規定，釐清履職與受財的邏輯關系，無疑具有現實積極意義。
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須建立在行為人職務便利的基礎之上。失去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便利的依託，為他人謀取利益即使非法，也不構成受賄犯罪。
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會議紀要》）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託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會議紀要》將承諾、實施、實現為他人謀取利益，以及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而收受其財物，都視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其中，實施、實現謀取利益的在客觀上均有利用職務便利具體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雖然沒有利用職務便利具體謀利，但以明示或者暗示的形式表明會利用職務便利謀利。而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則只需證明受賄人主觀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賄人有具體請託事項，且收受其財物即可，不需要受賄人有具體的謀利行為。
《貪賄案件解釋》在《會議紀要》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內涵與外延，《貪賄案件解釋》增加了「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後基於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情形，即事後收受他人財物型受賄。
構成該種事後收受他人財物型受賄，必須具備兩方面的要件：一是履職時未被請托，即行為人屬於依法自然履職，行賄人此時未打招呼也未輸送財物；二是履職完畢之後，行賄人出於感謝、報答等原因送其財物，行為人為此收受財物。
也就是說，所謂的事後受賄，必須是基於受賄人的職務便利行為而發生賄賂關系，如果確有證據排除行為人是基於此前的履職行為而收受財物的，則不能認定「為他人謀取利益」，進而不能認定為受賄犯罪。例如，某甲因為職務行為認識了某乙，事後兩人結識並成為朋友。某乙得知某甲是炒股高手，就將自己的錢款委託某甲炒股，並約定虧了由某乙承擔，賺了則兩人平分。能否認定某甲系為某乙謀利而收受其財物，關鍵要看某乙是基於何種考慮委託某甲炒股，是基於某甲之前的履職行為而「心存謝意」，還是確實因熟識關系而信賴某甲的炒股技術。如果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某乙是因為某甲之前的履職行為而出於感謝並借用合作炒股的名義給某甲財物，應認定某甲系受賄；反之，則不能認定為受賄，雖然某甲作為公職人員交友不慎重，但尚不構成受賄犯罪，違反黨紀政紀的應當依紀律處分。
無論是事前受賄還是事後受賄，收受財物的行為必須涵攝於「利用職務便利」。《貪賄案件解釋》第十五條規定，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累計計算受賄數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前後多次收受請託人財物，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當一並計入受賄數額。該條規定的內容被有的刑法學者通俗稱之為「感情投資型受賄」，意指行賄人出於「長線投資」的考慮，提前打埋伏實施輸送財物的行為；或者在國家工作人員履職行為實施之後相當長時間內以各種名目輸送財物，實則出於對其履職行為的感謝，以掩蓋受賄犯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徵。該條解釋以履職行為為中心，向前向後有效延伸了對賄賂行為的認定，體現了司法機關從嚴懲治受賄犯罪的決心，比之之前的《會議紀要》等司法解釋性文件有相當程度的擴展。《會議紀要》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並與請託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後收受請託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2007年「兩高」《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雙方約定的時間可以是在利用職務便利謀取利益的前後，但依然要求約定的內容系在離職後收受請託人財物，並在離職後實際收受的，以受賄論處，且對離職前收受請託人財物的與離職後收受的財物部分應一並計入受賄數額。
比較該三份司法解釋，《會議紀要》與《意見》的解釋邏輯與認定標准基本一致，《意見》對《會議紀要》有一定的微調，有限放寬了離職後收受賄賂的認定范圍。而觀照《貪賄案件解釋》第十五條的規定，無論受賄人是在職收受財物還是離職後收受財物，只要其利用職務便利為請託人謀取利益，之後因此收受的財物都應當計入受賄數額。對於其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達到一萬元以上的，也必須計入受賄數額。需要強調的是，參照該第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之前收受的財物未經處理的顯然應當累計計算，達到一萬元以上的就應當計入受賄數額。該第十五條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託人謀取利益的「前後」時間跨度沒有作出專門的說明，實踐中是否需要加以一定的時間限制，以防止認定過寬？
筆者認為，無須設置專門的時間限制，以避免機械片面地認定受賄犯罪，關鍵是要把握利用職務便利與收受財物之間權錢交易的內在邏輯聯系。判斷權錢交易內在邏輯聯系成立與否，履職與受財時間發生的先後，以及履職與受財之間的時間間隔均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要透過虛假的表象認清財物贖買權力滿足個人私利的受賄犯罪的內在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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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如何認定職務犯罪案件中的自動投案

一、職務犯罪認定自首有專門規定

對於電話通知到案的情況，最早來源於普通刑事案件。公安機關為了節省警力，給嫌疑人一個機會，電話通知嫌疑人到公安機關說明情況，後嫌疑人如實交代犯罪事實。對於這種情況，目前最高法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但是各地的司法文件已經將其擴大放寬適用，一般認定為自動到案。

對於職務犯罪案件，兩高在2009年公布《關於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對職務犯罪案件自首問題做了專門規定。

其中規定，成立自首需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兩個要件。

同時規定，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期間如實交代的，沒有自動投案條件，不屬於自首。

其實根據這個《意見》很好理解，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屬於自動投案，關鍵在於正確理解投案行為的主動性和自願性。除了投案時間、投案對象外，一般還要注重兩個問題：一個是犯罪分子本人的主動性，二是必須自願置於有關機關的控制之下。

職務犯罪不同於普通刑事犯罪，職務犯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其涉及到的主要是貪賄犯罪和瀆職犯罪，因此自願性和主動性的界定也更加嚴格。

職務犯罪中，行為人的自願性和主動性體現在未受到辦案機關（紀檢部門、檢察機關）的任何通知前，主動、自願地到辦案機關交待自己的問題，由辦案機關處置。

而在接到辦案機關的通知後再到指定地點去交代問題的，缺乏到案的主動性，屬於被動到案。

二、目前流行做法的觀點誤區

很多人對此不解，稱行為人是有逃跑的機會的，沒有選擇逃跑，而是按照辦案機關的通知去到指定地點如實交代問題，這也體現了一種自願性。

這種觀點有兩點誤區：

一是沒有認識到普刑案件和職務犯罪案件的區別。

要理解到普刑案件之所以趨向於將電話通知認定為自動投案，是由於案件繁多，這樣做會節約大量的司法資源；而職務犯罪本來就有特殊性，其中還包括一個黨規黨紀的約束，一個國家工作人員到底有沒有這點黨性和紀律性，能不能自願主動交代自己的問題，也是黨性和紀律性的一方面體現。職務犯罪案件辦理應當有自己的堅持和原則性要求，不能普刑案件中對普通群眾的照顧和妥協放到職務犯罪案件中，也不能讓職務犯罪自首的認定「無底線」。

二是沒有正確認識「自動投案」的兩性。

「自動投案」的內涵在於主動性和自願性。主動性是客觀行為特徵，自願性是主觀心理特徵。二者相輔相成，不能割裂來看。

在職務犯罪中，行為人的主動性體現在辦案機關未掌握犯罪事實、犯罪線索或者已掌握犯罪事實和線索，但是並未告知行為人，要求接受談話、調查時，行為人深刻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願意將自己置於辦案機關的控制之下，因而主動找到紀檢部門或者檢察機關陳述自己的問題。當然，這種客觀行為也體現了自願的心理特徵。

而在辦案機關電話通知要求行為人接受調查談話後，行為人做了心理斗爭，再到辦案機關指定的地點接受調查談話的，雖然能夠體現自願性，但是不能體現主動性。這明顯是一種被動通知、被動談話、被動調查。

舉個例子就能很好理解：

比如說在某個國家機關派駐的紀檢部門在掌握該單位王處長涉嫌受賄50萬元的犯罪線索護，電話通知該處長，要他到360會議室去談話。這種情況能算是自動投案嗎？明顯不是。

那麼，現在，將距離置換遠一些，紀檢部門電話通知該處長，讓他到某個賓館去接受談話，而不是在本單位的會議室，這種情況能算是自動投案嗎？明顯也不能啊。不能以談話地點的距離認定到案的自動性，如果以「逃跑」理論來介入的話，明顯該理論不能成立，因為要想逃跑，是不分距離遠近的。

那麼現在置換辦案主體，將辦案機關改成檢察院，某檢察院掌握王某涉嫌受賄50萬元的線索之後，到王某單位聯系紀檢部門後，打電話通知王某到該單位360會議室接受談話。這種情況能算是自動投案嗎？也不能啊。現在將談話地點置換的遠一些，將會議室變成某賓館或者檢察院，能算自動投案嗎？很簡單的道理，也不能算。核心在於王某缺乏主動性，在某種程度上說，被通知到案的行為人是否有自願性都是待定的問題，如果到案後都不能如實交代，如何能體現出自願被置於辦案機關控制之下？因此只有到案後如實供述的才能真正體現出自願性。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電話通知到案的，對於自願性並不能完全體現，要結合之後是否如實供述才能判斷是否具有自願性；而對於主動性，則更不能體現。因此，職務犯罪中電話通知不能算是自動投案，只能算被動到案。

三、最高法院觀點

實際上，在最高法院編的《刑事審判參考》中，一直延續本文所持觀點。

在《刑事審判參考》總第84輯【第755號】劉某、姚某挪用公款案中，就有這樣的分析：「如果行為人明知辦案機關掌握了其犯罪事實，由於翻然悔悟、迫於壓力或者其他原因，自行主動到辦案機關投案的，不論其基於何種動機，均屬於自動投案。辦案機關在掌握了犯罪事實或線索的情況下，直接找到涉案人員調查談話，即使其如實交代犯罪事實，因缺乏自動投案這一要件，也不成立自首。被告人劉某在未接到辦案機關任何調查、談話通知的情況下，主動到集團公司紀委投案，屬於自動投案。」這個分析也說明在未接到辦案機關任何調查、談話通知的情況下，主動到辦案機關投案的，屬於自動投案。而在接到辦案機關調查、談話通知以後，再到案的，不屬於自動投案。

最高法院在全國會議中，也強調經辦案機關電話通知後到指定地點交代問題的，不算自動投案。

雖然最高法院已經明確了上述意見，但是目前在各地省級以下法院中，仍然沒有很好的適用。目前，能夠貫徹最高法這一精神的有江蘇省院和浙江省院。而且在最近的關於此問題請示到最高院的案例中，答復一般也都是電話通知不屬於自動投案的意見。由此可見，這個觀點一直具有延續性，只不過有部分地區的法院未能准確貫徹適用。

說到這里，檢、法、律各位，明白了嗎？職務犯罪「電話通知」不能再濫用。否則也會出現一個隱患，凡是辦案人員想給一個自首的，就電話通知，不想給的就不通知。如此的話，職務犯罪的偵查也會出大問題。認定自首也好，認定自動投案也好，還是要從刑法概念的本源上去認識，從刑法設置這一量刑情節的目的上去理解，而不能任性適用。

⑷ 如何理解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16年4月18日聯合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貪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及其死刑、死緩及終身監禁的適用原則等，強調依法從嚴懲治貪污賄賂犯罪。
關於數額的調整：

貪污受賄犯罪是貪利型的職務犯罪，犯罪數額是其社會危害程度的基本決定因素。因而《刑法修正案（九）》關於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設定，還是以犯罪數額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體的數額模式」為「概括的數額模式」，以維護刑法立法的穩定性和適應性，並授權最高司法機關可以動態地、科學合理地設置某一時期的具體數額標准。《解釋》則將經《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三百八十六條貪污罪、受賄罪由輕到重三種罪狀（即數額）及其對應的法定刑檔次確定為：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3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的為「數額較大」，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的法定刑幅度（《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的為「數額巨大」，適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法定刑幅度（《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300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適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的法定刑幅度（《解釋》第三條第一款）。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對貪污罪、受賄罪設置的起刑點是2000元，1997年刑法典將這一起刑點提高至5000元，《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取消此一起刑點具體數額的規定，而改為「數額較大」的概括規定，並將「數額較大」的確定標准交由最高司法機關以司法解釋來明確。那麼，對貪污受賄犯罪「數額較大」的標准應怎樣掌握？原來的5000元起刑點是應維持不變還是要有所提高？若需要提高，其提高幅度應有多大？對此問題大體上有三種主張：第一種觀點主張5000元的起刑點不宜提高，甚至還應有所降低。認為這是嚴懲腐敗犯罪的要求，是契合中央對腐敗行為「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的，也是符合嚴厲反腐敗的社會輿情和民眾呼聲的。第二種觀點主張此一起刑點應適當提高，但不宜提得太高，比如可以將「數額較大」的起刑點提高至1萬元。第三種觀點主張對此起刑點即「數額較大」的標准應予以明顯地提高，比如可以提高到3萬元。《解釋》採納了上述第三種觀點，將這一起刑點提高至3萬元。《解釋》此一規定是正確的抉擇，因為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絕不等於對貪污受賄犯罪要實行刑事犯罪門檻的「零起點」。我國刑法對犯罪行為之規制一貫堅持質與量相統一的思想，並以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大小來作為區分犯罪行為與一般違法行為的界限。在當前反腐敗的大潮中，中央也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把黨紀政紀挺在刑事追究的前面，即對貪污受賄行為在定罪量刑之前，要有黨紀政紀處分可以獨立發揮作用的空間。再者，貪腐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是一個變數，它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而相應地變化。自1997年刑法典規定貪污受賄犯罪5000元起刑點迄今，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長了約6.25倍，而適用了近20年的貪污受賄犯罪5000元的起刑點卻仍未變化，已嚴重不符合當初設定這一起刑點時所掌握的社會危害程度，因而適當提高這一起刑點數額乃勢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決問題。據介紹，《解釋》將此起刑點數額由原來的5000元提高至3萬元，這也是符合近年來司法實踐中予以刑事追訴的貪污受賄犯罪案件的實際情況的。而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歷來是我國刑事法治所注意貫徹的重要理念。
其三，怎樣確定貪污受賄犯罪「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解釋》結合對既往司法實踐的考察和相關立法精神，將貪污受賄犯罪「數額巨大」的標准確定為滿20萬元，將其「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確定為滿300萬元。其主要考慮是要適當拉開不同量刑檔次的級差，以更好地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下的區別對待。筆者認為，《解釋》這一改動是正確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三百八十六條關於貪污受賄犯罪第二檔次（對應現在的「數額巨大」）的數額規定是5萬元，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檔次（對應現在的「數額特別巨大」）的數額規定是10萬元，法定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其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在起刑點數額（即「數額較大」）過低的基礎上，刑法中對「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具體數額設置也均過低，嚴重脫離當前經濟社會背景下數額之社會危害性程度的真實情況，導致罰過其罪，與配置的重刑顯然不協調。二是數額與刑罰相對應的量刑區間狹窄，輕重罪刑之間缺乏科學合理的幅度和梯次之分。這不但表現在從第一檔次起刑點的5000元（對應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第二檔次的5萬元（對應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到第三檔次的10萬元（對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之間總共僅有9.5萬元的數額差距，而法定刑就從一年有期徒刑上升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導致數額差距空間較小而刑罰輕重差距過大；而且犯罪數額在5000元到10萬元之間的，實踐中的量刑也大體上是按照1萬元判刑一年掌握，看似公平，實則顯屬輕罪重罰。其問題更突出地表現在第三檔次（即10萬元以上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刑關繫上，在此檔次，只要不屬於「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的情況，則貪污受賄數額滿10萬元與不滿10萬元的案件在量刑上輕重差別巨大，而貪污受賄數額10萬元、幾十萬元的案件與數百萬元、數千萬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卻差別不大（其量刑區間僅為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導致這一檔次在實踐中長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不合理現象。以上這些弊端嚴重違背了我國刑事法治中社會危害性理論的基本原理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嚴重有損現代刑事法治的公平正義理念。因而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各方面要求合理調整和適當提高貪污受賄犯罪加重刑罰的第二檔次、第三檔次之數額標準的呼聲很高，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九）》將其更改為概括性的「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立法本意所在。此次《解釋》中將屬於第二量刑檔次的「數額巨大」提高至滿20萬元，將屬於第三量刑檔次的「數額特別巨大」提高至滿300萬元，較過去的相應數額標准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其數額標準的確定是建立在對我國當下經濟社會狀況及貪污受賄數額的社會危害程度認真調研把握之基礎上的，是符合目前我國社會罪刑關系實際的。如此設置，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適用以及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適用都留下了盡可能大的犯罪數額對應空間，有利於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貪污受賄犯罪之量刑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現象，從而較好地貫徹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三、關於情節標準的解讀
在1997年刑法典中，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具體數額為基本模式，「情節」只是其補充因素。《刑法修正案（九）》改變了既往刑法典中單純計贓論罪論罰的具體數額的基本模式，而代之以「數額+情節」（或者說「數額或情節」）的模式，即將「情節較重」與「數額較大」並列，將「情節嚴重」與「數額巨大」並列，將「情節特別嚴重」與「數額特別巨大」並列，相應規定了三檔法定刑。也就是說，由《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條的語義來看，國家立法機關顯然是把「情節」作為與「數額」並列的貪污受賄犯罪之定罪量刑標准看待的，即貪污受賄犯罪之定罪量刑有兩個標准，一為數額標准，二為情節標准，二者並列而相互區別、相互獨立，具備其中之一即可。但是，《解釋》一方面規定了獨立的數額標准；另一方面卻沒有規定完全獨立於數額的情節標准，而是將情節與相對較低的數額（大體上減半）相結合而規定了「數額+情節」模式的標准。此種模式與數額模式的三個檔次相對應，區分為三檔罪刑規范：（1）貪污受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同時具有《解釋》所列舉的嚴重情節之一的，即認定為法條規定的「其他較重情節」，與「數額較大」（即單純的數額在3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一樣適用第一檔次的法定刑；（2）貪污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50萬元，同時具有《解釋》所列舉的嚴重情節之一的，即認定為法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與「數額巨大」（即單純的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一樣適用第二檔次的法定刑；（3）貪污受賄數額在150萬元以上，同時具有《解釋》所列舉的嚴重情節之一的，即認定為法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與「數額特別巨大」（即單純的數額在300萬元以上）一樣適用第三檔次的法定刑。針對《解釋》將《刑法修正案（九）》所規定的獨立於數額的情節標准改造成「數額+情節」模式，應當探討和明確以下幾點：
其一，為什麼要將情節標准改造成「數額+情節」標准？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法過程中，鑒於過去單純數額標準的弊端，一種意見反對將數額作為貪污受賄犯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標准，主張應以脫離數額的情節作為其定罪量刑的標准，規定「情節較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三種情形及相應的三檔法定刑。國家立法機關經研究沒有採納單純的情節標准之主張，也沒有維持既往的單純具體數額標准之模式，而是採取了將數額與情節並列、「數額+情節」標準的模式。而《解釋》又在數額標准之外的情節標准中加入了數額因素，將情節與數額掛鉤，使情節標准實際上成為「情節+數額」的模式。這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犯罪數額在貪污受賄犯罪危害程度的衡量中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對此類貪利性職務犯罪之定罪量刑雖不能一概地單純考慮數額，但也往往離不開對犯罪數額的考量，這也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和體現；二是完全脫離數額的其他情節之嚴重程度往往難以量化和准確把握，若僅根據其他情節決定刑罰裁量可能會出現數額較小而判刑過重的罪刑失衡現象，也容易給量刑的隨意性留下空間。筆者認為，最高司法機關這兩點考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准確地把握了數額與其他情節對貪污受賄犯罪之危害程度影響的辯證關系，也是借鑒了以往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在侵犯財產類犯罪之司法解釋中的成功經驗。因此，應當予以認同和支持。當然，將來若能對立法上關於情節標准獨立於數額之規定作適當修改，使情節標准從立法上看也有容納一定數額因素的空間，以使立法與司法合理協調，則效果會更好。
其二，關於情節標准與數額標準的關系問題。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相關規范和《解釋》第一至三條的規定，可以說，我國當前對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是採用了「兩套標准」「三個檔次」（三個罪刑單位）。兩套標准之一為數額標准，這也是貪污受賄犯罪基本的定罪量刑模式，區分為「數額較大」（滿3萬元不滿20萬元）、「數額巨大」（滿20萬元不滿30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300萬元以上）三個檔次並配置由輕到重的三檔法定刑；兩套標准之二為情節標准，更確切地講應為「情節+數額」標准，區分為「其他較重情節」（滿1萬元不滿10萬元，同時具備《解釋》所列嚴重情節的）、「其他嚴重情節」（滿10萬元不滿150萬元，同時具備《解釋》所列嚴重情節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150萬元以上，同時具備《解釋》所列嚴重情節的）三個檔次，並與符合數額標准者一樣分別適用三檔法定刑。由此可見，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准與情節標准（「情節+數額」標准）是並行不悖的、彼此獨立的兩套標准：沒有《解釋》所列舉的嚴重情節者即適用數額標准；具有《解釋》所列舉的嚴重情節者適用情節標准（「情節+數額」標准），此時的數額要求要依照《解釋》之規定有所降低，原則上是減半掌握。「兩高」《解釋》對《刑法修正案（九）》所確定的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之概括數額標準的具體化，以及對其情節標准進行的「情節+數額」改造和具體化，使這兩種標准形成互補關系且均明確、具體而具備可操作性，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關於貪污受賄犯罪「嚴重情節」的抉擇。在「數額+情節」模式下，大體上減半掌握數額標准，從而使數額外的其他情節成為影響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為使情節因素正確而充分地發揮其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作用，「兩高」《解釋》以能夠真正體現犯罪特點、並對貪污受賄犯罪定罪量刑有重要意義為標准，認真選擇了若干嚴重情節加以規定。具體而言，對貪污罪規定的嚴重情節有六項：（1）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2）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的；（3）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4）贓款贓物用於非法活動的；（5）拒不交代贓款贓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6）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這些情形從犯罪對象、犯罪行為、行為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認罪悔罪態度及危害後果等方面說明了社會危害性較大，因而被合理地確定為影響貪污罪定罪量刑的因素。對受賄罪規定的嚴重情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僅適用於受賄罪第一檔次的上述貪污罪第（二）至（六）項的5種情節。第二類是同時適用於受賄罪三檔的另外3種情節：（1）多次索賄的；（2）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3）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這三項情節是針對受賄罪特點而設立的，而且對受賄案件的危害程度或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有顯著影響。第一項「多次索賄」表明了行為人主觀惡性較大，第二項「貪贓枉法」又造成損害後果明顯具有更重的社會危害性，第三項組織、人事類腐敗危害性質和程度都十分嚴重，因而將這三項情形規定為受賄案件的嚴重情節是合乎法理與情理的。總之，《解釋》所規定的貪污罪受賄罪的這些嚴重情節，都是從我國相關的司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並具有相應的理論根據。當然，對《解釋》所規定的這些嚴重情節，還可以通過司法實踐予以檢驗和進一步完善。

⑸ 2022年最新兩高貪賄司法解釋

【行賄罪】(刑法第390條)
(一)行賄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3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以立案追訴,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
1.向3人以上行賄的;
2.將違法所得用於行賄的;
3.通過行賄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
4.向負有食品、葯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實施非法活動的;
5.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
6.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5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情節嚴重」,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1.行賄數額在10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的;
2.行賄數額在5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並具有上述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嚴重的情節。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10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的,屬於「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情節特別嚴重」,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1.行賄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
2.行賄數額在25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並具有上述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屬於「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⑹ 貪汚受郁300萬以上可判死刑嗎

貪污受賄如「數額特別巨大」即300萬元以上，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一）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日前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兩高）發布新的司法解釋：官員貪賄300萬（人民幣，下同）以上的可判處死刑；判處一般死緩顯得偏輕的可以同時決定終身監禁；終身監禁不再減刑、假釋。
2016年4月18日「兩高」聯合發布有關貪污賄賂刑事案量刑的最新司法解釋。據該解釋，貪污受賄如「數額特別巨大」即300萬元以上，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若同時具有法定從寬等處罰情節，可緩刑期兩年執行。同時，「數額巨大」的標準定為20萬以上，300萬以內。「數額較大」的標准由原來的5000元被調至3萬元。
之前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貪污罪、受賄罪的定罪量刑的數額標准，代之以「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以及「較重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情節」。本次的司法解釋對兩罪的定罪量刑標准重新作出了規定。
該解釋還明確了終身監禁適用的情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過重、判處一般死緩又偏輕的重大貪污受賄罪犯，可以判終身監禁。同時，凡判終身監禁的，在一、二審作出死緩裁判的同時應當一並作出終身監禁的決定，而不能等到死緩執行期間屆滿再視情而定。其中強調，「終身監禁一經作出應無條件執行，不得減刑、假釋。」
這意味著貪腐官員一旦被判為死緩，都將面臨加裁終身監禁的可能；而被判處終身監禁，就意味著將把牢底坐穿，不能夠獲得任何減刑抑或假釋的機會。
據最高法刑事二庭庭長裴顯鼎說，終身監禁是介於死刑立即執行與一般死緩之間的執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緩更為嚴厲。

⑺ 刑法修正案九受賄罪量刑標准

本次刑法九修改對貪污受賄犯罪則相應規定三檔刑罰，即貪污數額專較大或者情節較重，數額屬巨大或者情節嚴重，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情節特別嚴重。同時新法對數額特別巨大，並使國家和人民利益受到特別重大損失的，保留使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