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斗紛
A. 析張扣扣案 | 其情可憫，其罪難恕
農歷2017年的除夕夜，陝西漢中37歲的男子張扣扣將其鄰居王家70歲老父王自新及其兩個兒子王校軍 ，王正軍三人殺死於血泊之中。此案一出，輿論一片嘩然，其中不乏稱贊其俠義至孝，為母報仇，不傷婦孺的聲音。
據案情通報及網上文章報道，1996年張扣扣13歲時，其母親汪某路過鄰居王家時，因平日素有矛盾，將口水吐在王家兒子王富軍身上，引發口角，王家17歲的三子王正軍聞訊趕來加入爭吵。汪某拿起一塊扁鐵在王正軍的臉上打了兩下，王正軍隨即從路邊撿起了一根木棒朝汪某頭部猛擊，致汪某於當晚死亡。
王正軍被判故意傷害致死罪，因其犯罪時未滿18周歲，判七年有期徒刑。其父賠償張家連喪葬費在內九千餘元。
張扣扣認為殺人者被輕判，於2017年大年三十報復殺死王家父子三人。
在我看來，張扣扣其情可憫，但其罪絕對難恕。
張扣扣的母親被毆打致死時，張扣扣親眼目睹，當時還是13歲少年的他受到莫大的刺激，對其今後人生的成長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因年幼失母，他的人生比原本應該經歷的艱苦了許多，可能就此造成暴戾的性格。而心理受到重創的少年，沒有得到適當的心理疏導，以致仇恨一直壓抑在心頭，到成年後仍未化解，終於暴發出來造成慘劇。可以說，張扣扣的身世是可憐的，他的成長過程是令人同情的，他為母報仇殺人的動機存在令人憐憫之處。
但張扣扣的殺人暴行，無論於理，於法都是應當受到嚴懲的。於理而言，當年張母被殺，不論殺人者王正軍，還是其家人，都沒有事先蓄意將其母殺死，在張母的挑釁引起紛爭斗毆後，王正軍一棒將張母打倒，從96年的判決書來看，這一棒的出發點並不是將張母打死，而是斗毆中的傷害行為，其後發生張母死亡的後果法院將其判斷為故意傷害致死是合理合法的。但張扣扣的行為是完全的蓄意謀殺。大年三十吃完年飯後，提著刀去了王家，將王家父子三人殺害，並放火燒了王家的汽車，殺人後還去他母親的墳前燒紙告慰亡靈。如果說當年的王家父子仗著人多勢眾，身強力壯將張母傷害致死，現在的張扣扣的報復行為在故意性和手段的殘忍性上比王家父子有過之而無不及。王正軍的行為已經受到了法律的懲罰，他當年不足18周歲，按當時的刑法判了7年有其合理之處。張扣扣殘忍地連殺三人，更應該為他的行為付出法律的代價。
雖然網上對張扣扣的行為有叫好聲，認為其俠義者有之，認為其至孝者有之，認為其反抗司法不公者有之，但我認為，於個人、於家庭、於國家，張扣扣的行為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於個人，張扣扣正值37歲，身強力壯之時，如能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日子應該不會過得很差，但他被仇恨蒙蔽了雙眼，被復仇引向了狹路，最終使自己也走向了不歸路。相信，這並不是他九泉之下的母親願意看到的結果。
於家庭，其母早亡，其父家貧未再婚，其父想必已年老體衰，張正是家中的頂樑柱，正應該好好生活，對父親多盡孝道，奉養天年，卻為了報死去母親的仇，讓活著的父親陷入孤苦伶仃。手刃弒母仇人，看似大孝，實則不孝。
於國家，張扣扣罔顧法律，以暴力復仇尋求一時之快，造成了惡劣影響。在這里，是否存在司法不公且不輕易去評判它。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法制建設日趨完善的今天，張扣扣案如果還能引來一片叫好之聲，不能不說是法治的悲哀。如果每個人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都採取私力救濟的手段，而不是尋求法律的幫助，這個社會就會陷入以暴治暴的混亂局面。如果任由輿論影響司法，張扣扣不受到嚴懲的話，無疑對社會造成很壞的導向作用。
文明法治，任重而道遠。希望張扣扣案能得到公正的審判。
B. 司法腐敗具體包括哪些方面
懲治司法腐敗相關的現行法：法官法，檢察官法等
結合西方的法官制度,談談你對遏止我國司法腐敗的主要想法
答制度是因人、地域、文化背景等客觀因素而異的，西方的任何制度
只能作為參考，研究！並從中選出或修改適合自身國情的條款。
並且樓主亦該意識到腐敗，不僅是司法部門！而僅靠條款、制度
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腐敗的。貧富差距拉大，人均素質偏低
才是導致腐敗的根本原因。宏觀調控跟不上社會經濟的增長速度直接成為腐敗的溫床。
個人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首先還是得從教育抓起！「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這句已經很古老的口號，現在仍然是句口號，不過也難怪，在要求受教育者全面發展的同時，教育者們又達到這一標尺了么？
其次，目前中國處於經濟轉型期，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到「次經濟強國」 之所以「次」，中國和西方的差距在縮短，但就象賽跑，沒人會等著你追上來。而要想趕超別人，就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否則，落後會繼續。。。腐敗仍會繼續。。。
PS：發達國家一樣有腐敗，但發達國家沒有更多的人崇拜腐敗！有小部分人痛恨腐敗根本目的在於自己沒腐敗上！！！
所以。。。再一句老調，任重。。而道遠、道艱！！！
什麼是司法腐敗
1、 社會不正之風的影響是產生司法腐敗的污染源。
眾所周知，近幾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確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勿庸諱言，也由於種種原因，那些過去曾被長期批判鞭撻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也與之俱生，而且呈蔓延發展趨勢。作為經常接觸社會陰暗面和形形色色犯罪分子的司法機關，自然也難免會受到各種不正之風的腐蝕，使一些幹警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潛移默化地發生了變化。如近些年來，一些幹警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淡薄了，個人主義滋長了；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丟掉了，享樂主義膨脹了；廉潔執法的榮譽感忘卻了，利用權力撈取個人好處的邪念萌生了。這些"內因"使他們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襲擊，最終被金錢和貪欲所吞嚙。另一方面，目前，愈亂愈烈的說情送禮風也導致司法腐敗的一個重要誘因。當前，一些打官司、辦事情，習慣於拉關系、走後門，搞權錢交易、權情交易、權權交易，在通過法律解決矛盾時，他們不是依靠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是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向執法人員送禮行賄，企圖打通關節，使執法人員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處理，許多案子剛接手，雙方說情人就接踵而至，出現了「案子剛進門，雙方都託人」的怪現象。以致造成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屢禁不止，成為產生司法腐敗的土壤和溫床。
2、 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是產生司法腐敗的「催生劑」。
不少有識之士認為，個人權力高度膨漲，缺少監督制約，必然導致腐敗。作為執法人員，盡管其大都「官小職微」，但他們在處理具體案件中，卻掌握一定的權力，有的甚至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因此，加強對他們的監督，特別是在個案中實行監督，尤其顯得迫切和必要。就目前我國的監督機制來講，有權力機關的法律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社會輿論的監督等等。可是，由於我國的法制建設還未完全走上正規，在懲治和預防司法腐敗的立法方面存在著明顯不足，對司法部門的監督還顯得非常不力。首先，就人大及常委會的法律監督而言，由於長期以來沒有法律依據，缺少監督程序和措施，常常是過問一下案件的審理情況，而不能發現程序和措施，常常是過問一個案件的審理情況，而不能發現掌握司法腐敗的實質問題；就人民群眾監督而言，由於不少群眾認為「民告官」徒勞無益，害怕打擊報復，對司法腐敗現象採取一種克制、忍耐的態度，造成司法人員違法違紀的傳聞多，真正受到查處的少；就內部監督而言，由於司法人員具有特定的身份，他們的違法犯罪活動又往往是在「執法」的名義下進行的，犯罪行為具有較大的隱蔽性，查處工作阻力、壓力比較多，使一些案件難以查處，或者嚴查寬處，甚至不了了之。在司法幹警缺乏社會各方面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就難免使一些腐敗滋生和蔓延。
3、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內部管理不嚴是產生司法腐敗的內因。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薄弱。目前，一些司法機關不同程度存在重業務素質輕政治素質，重辦案輕政治學習，重物質建設輕思想建設的現象，使個別幹警的人生觀發生扭曲和錯位，將權力商品化、市場化而產生司法腐敗。其次，有些司法機關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抓落實不夠。近些年來，有的司法機關雖然都制定了清廉從政、嚴肅辦案等規章制度，但「雷聲大，雨點稀」者多，真正抓好落實者少，制度流於形式，收效甚微。其三，對司法腐敗現象查處力度不夠，打擊不力，有些司法機關內部紀檢、監察組織機構不健全，人員配備不齊，存在「家醜不可外揚」等思想，對已暴露出來的違法違紀案查處不力，甚至遷就故息，未能起到常鳴警鍾，防微杜漸的作用。
相關文章書籍譚世貴編《司法腐敗防治論》》、《中國司法改革理論與防止司法腐敗的對策研究》等
C. 如何認識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強司法權威
所謂司法公信力，依筆者的理解是指，廣大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所給予的信賴程度。所謂司法權威，是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在廣大公眾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及絕對執行的效力。司法公信力與司法權威二者之間，司法公信力是前因，司法權威是後果，兩者互相聯系、相輔相成。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司法公信力若是很高，反映在社會層面上則是社會秩序井然，廣大公眾普遍地崇尚法律、敬仰法律；一旦出現糾紛和爭端，大家便想到的是依靠法律手段來解決。而作為司法官員，在廣大公眾的心目中那就是公平和正義的象徵，就是會說話的法律，其司法權威之高不言而喻。從目前我國的司法現狀來看，司法公信力較低，司法權威較差。主要表現在：案件服判息訴的比例不高，往往形成「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的局面，涉法信訪、上訪事件年年不斷激增；在普通老百姓甚至於黨委、政府領導的心目中，司法官員與行政官員沒有什麼區別，當事人哄鬧法庭，威脅、毆打、辱罵司法工作人員，阻撓執行、抗拒執行的現象時常發生；新聞媒體及社會輿論對司法案件的辦理過程及裁判結果隨意地品頭論足，評論是非，否定其效力；在各地方開展的評滿意（或不滿意）單位時，司法部門很難躋身於滿意單位的行列之中……探究我國目前司法現狀的原因，筆者認為，首先與我們國家的民主法制進程有著重大的關系。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人治歷史的國家，行政權力長期凌駕於司法權力之上，「權大於法、以權壓法」現象比比皆是，故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敬重大官更甚於敬重法制。人們有了冤屈，習慣地寄希望於大官為自己伸張正義、主持公道，而不是訴諸於法律來解決。其次，司法公信力較低的這一現狀還與我們國家的司法水平普遍偏低有著必然的聯系。司法水平的高低情況又取決於司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如何。就目前而言，我國的司法隊伍整體素質不容樂觀。在業務素質方面，雖然十多年來司法工作人員基本普及了大專、本科文憑，著力於提升其法律素質，但他們的實際司法水平與人民群眾的期望值相比，仍存在著較大差距，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在職業道德素養方面，司法部門對隊伍的管理和監督雖不斷地在加強，但受社會大氣候的影響，不少的司法工作人員仍然存在著不注重職業道德，工作作風差，司法行為不廉潔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司法水平的正常發揮。再者，有關我國司法領域運行方式的一些改革舉措脫離了現實的司法環境，單純追求法律效果，無視社會效果，導致司法裁判結果與廣大民眾奉行的道德評判結果相去甚遠，導致廣大民眾對司法裁判結果不認同、不滿意，這也是當前司法公信力較低的原因之一。最後，司法管理體制亦決定著司法部門的公信力大小。當前，我國司法部門的人、財、物權均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這種管理體制決定了司法權不能獨立、正常地行使，司法裁判往往要奉行地方黨委、政府的旨意，地方保護主義客觀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嚴重地影響到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在充分認識到上述影響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權威的因素之後，對症下葯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歷史因素、管理體制等不是輕易隨便就能改變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且必須做的是從力所能及的地方抓起，從群眾不滿意的地方做起。依筆者的淺見，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強司法權威，必須從司法職能的定位、司法運行方式、司法審判效果、法官隊伍建設和司法外部環境等五個方面入手，才能取得實效。一、正確認識和了解當前的司法工作職能目前，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期，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凸現期。各種利益之爭、矛盾糾紛層出不窮。這些矛盾糾紛能否及時化解，關繫到社會的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問題。因此，客觀社會現實對司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司法工作的主要職能就是化解社會矛盾、平息紛爭，充分運用法律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司法方面的努力。每位司法工作人員必須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將「定紛止爭、案結事了」作為自己辦理每一個案件的終極目標。也只有定紛止爭、案結事了的司法，才能取信於民，才能推進法治，而不是成為涉訴信訪的對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所言「人民法院只有在滿足人民群眾司法需求、解決社會矛盾方面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權威才能進一步樹立起來。」二、結合我國的國情，注重司法運行的方式司法運行的方式是指司法部門的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及工作手段。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司法運行方式充分體現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司法理念（或者說指導方針），也可以反映出這個國家在司法領域方面的國情。符合國情的司法運行方式，能充分發揮其司法職能，從而實現司法的最終目的。相反，違背國情的司法運行方式則會阻礙司法工作應有職能的發揮，難以建立起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其司法行為是不受廣大公眾歡迎和認同的。目前，我國的國情是，公民的維權意識逐漸在增強，大量的矛盾糾紛涌至司法機關尋求解決，而公民的法律知識普遍欠缺、對司法的運行程序知之甚少，訴訟技能普遍較差。因此，我們的司法運行方式必須結合這一國情，才能讓人民群眾滿意，從而建立起司法公信力，進一步樹立起司法權威。「司法為民」就是我們應有的司法理念。這一司法理念是我們司法工作的出發點和根本宗旨，它必須貫穿於司法工作的始終。如何實踐這一司法理念？筆者認為，一要保障民眾的司法知情權。即司法活動的全過程要向社會全面公開，譬如：對當事人進行熱心、負責地訴訟指導；有關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要認真、悉數地告知；司法過程中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語言；裁判文書要充分地論證說理；對民眾廣泛關注的案件信息適時對外公布等等。二要保障民眾的司法參與權。即司法活動要尊重當事人對程序的選擇權，落實人民陪審制度，同時要依靠工會、婦聯、基層組織和群團組織來參與解決糾紛，不能獨立特行、單打獨斗。三要保障民眾對司法的監督權。司法工作應廣泛地收集社情民意，主動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司法工作的建議和意見，暢通當事人的信訪申訴渠道。四要樹立和諧司法的觀念。在司法活動中和裁判結果上要充分體現人文關懷，積極探索、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體系，對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施必要的司法救助措施；適時開展巡迴審理，就地辦案等便民司法工作方式；增強司法的親和力，注重運用調解方式開展司法工作。總而言之，司法運行的方式必須貼近民眾、服務民眾，只有這樣做，才能讓民眾對司法工作滿意，才能談得上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的問題。三、努力實現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司法效果是單純從法制角度來看的效果。一個案件的裁判既嚴格遵循了程序法的規定，又准確運用了實體法的條款，那就是最佳司法效果。而社會效果則是從司法裁判的結果是否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相一致來看的效果。一個案件的處理達到了定紛止爭、讓黨委、政府滿意，得到民眾認同的目的，那就算取得了最佳的社會效果。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單純追求法制意義上的司法效果，不注重社會效果，則是脫離社會現實的司法，純理想主義的司法，人民群眾不會感到滿意、不會認同其司法效果。因此，司法工作必須尊重民意、善待民意、吸收民意，准確把握司法裁判與民意的最佳結合點，才能實現司法審判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當然，要做到這個「統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法官不斷增強自身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不斷提高調解技能和裁判藝術，讓案件的裁判結果更加貼近民眾、貼近社會。四、提高法官業務素質，狠抓隊伍建設不放鬆法官是司法工作的主導者，是聯系民眾的橋梁和紐帶。因此，要提高司法公信力，樹立司法權威，提高法官的素質是關鍵。一名法官，若是講不清道理，釋不明法律，寫不出有質量的裁判文書，這樣的法官在民眾的心目中肯定是沒有公信力的，亦談不上司法權威。因此，加強培養法官的業務素質是第一要務。一名法官，若是對當事人的正當訴求採取「生冷橫推」的態度，漠視甚至壓制當事人應享有的訴訟權利，這樣的法官同樣是建立不起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的。因此，第二要樹立法官的親民、護民形象，養成良好的工作作風。一名法官，若是與一方當事人親、對另一方當事人疏，或者接受一方當事人的吃請和財物，這樣的法官同樣在民眾的心目中是沒有公信力的，亦談不上司法權威。因此，還要不斷地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素養，努力維護法官的清廉形象。唯有如此，法官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黨和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提出的全方位的司法需求，進一步發揮好職能作用。五、努力營造良好的司法環境，助長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一個地方，黨委、政府及權力機關對司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如何，對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權威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司法工作不能僅注重獨立行使司法權，還應適當地延伸司法職能，做出卓有成效的服務保障工作，才能贏得黨委、政府的高度認可，在建立司法公信力方面得到他們強有力地幫助。同時，還要適時開展對廣大民眾的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活動，讓他們學法、懂法，進而相信司法，尊重司法和維護司法。此外，還必須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系、交流、溝通，正確把握住對司法工作的輿論導向，為建立司法公信力、樹立司法權威搭建有力的宣傳平台。還要積極探索與律師之間交流、溝通的方式和機制，共同努力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樹立和維護良好的司法形象，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D. 想找一些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案例,謝謝
（一）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制度的確立
所謂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在中國的僑民成為民刑訴訟的被告時，如該國與中國訂有不平等條約，則中國法庭無權裁判，只改稿能由其派駐中國的領事按其本國法律裁判。領事裁判權是帝國主義國家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攫取的一項特權。它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使帝國主義侵略分子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各種損害中國人民的活動。領事裁判權的確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志。
依照這種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不論其發生何種違背中國法律的違法或犯罪行為，或成為民事刑事訴訟當事人時，中國司法機關無權裁判，只能由該國領事，或由其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據其本國法律裁判。領事裁判權也稱「治外法權」。
帝國主義國家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確立始於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簽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稅則》及隨後簽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附則》中規定：「英人華民交涉詞訟一款，……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照辦。」此時的「治外法權」的范圍尚僅限於寧波、上海、廣州、廈門、南京等五個通商口岸。但在隨後簽訂的《虎門條約》中，英國政府強調「倘有英人違背此條禁約，擅到內地遠游者，……交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將「治外法權」的適用范圍擴大到內地。隨後在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范圍又有所擴大，即：美國人與美國人、美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如在中國境內發生法律糾紛時，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此後，俄、法、德、日、意、比等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效法早殲舉英、美，先後在中國取得了領事裁判權。
（二）會審公廨制的確立
會審公廨，又稱會審公堂，是帝國主義列強要挾清政府在租界設立的特殊司法審判機關。1846年，英、法、美等國駐上海的領事，趁上海小刀會起義之機，攫取了上海租界內純屬中國人訴訟案件的審判權。其後，俄國根據1858年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了其領事官與中國官員「會同辦理」俄華訴訟的權力。英國也根據同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取得了這一權力。這兩個條約正式確認了外國領事可以參與對中國人的審判，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領事裁判權。
1858年清政府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的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法院，從此會審公廨在上海正式組成，以後又擴大到廈門等地。按照1868年清陸碧政府與英、法等國訂立的《上海洋涇浜訴設官會審章程》的規定，會審公堂管理各國租界內錢債、斗毆、竊盜、詞訟等案件。凡牽涉有約國洋人必須到案的洋華訴訟，無約國洋人與華人的互相訴訟以及被外國人僱傭和延請的中國人的訴訟，外國領事均有權參加會審。會審公堂名義上是中國的司法機關，但實際上完全被外國領事所把持。會審只是空有其名，審判的主動權完全被外國領事所控制，中國官員往往僅被當作象徵性的陪襯。會審公堂制度的確立，也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
（三）觀審制度的確立
觀審制度是西方列強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以後確立的強行干預中國司法審判的制度。按照早期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的規定，涉外訴訟中一般採用被告主義原則，即接受被告一方國家的司法管轄。但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以後，西方列強開始強迫中國政府接受觀審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國人，被告是中國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中國承審官應以觀審之禮相待。如果觀審官員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有權提出新證據、再傳原證，甚至參與辯論。這種觀審制度是對原有領事裁判權的擴充，也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踐踏。
（四）總之，自從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運用武力訛詐的方法，攫取了在華領事裁判權，從1843年到1943年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存續的一百年中，領事裁判權成為西方侵略者在中國逞凶肆虐、走私販毒、進行各種犯罪活動的護身符。觀審制度、會審公廨制以及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確立，不僅使中國喪失了對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轄權，而且在中國領土上直接設立外國的司法機構，執行外國法律，行使外國的司法權力，結果在中國領土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就外國之裁判」的奇怪現象。這正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鮮明表現。
E. 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麼
現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長期司法實踐證明了的司法活動必須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觀念。它的內涵十分豐富，獨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本文側重於僅就公正與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罰輕刑化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學內涵進行闡述，並就如何進一步樹立和貫徹這些理念進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與效率的理念———「現代刑事司法的永恆主題」
「公正與效率」意味著司法不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訴訟不僅要講求公正，而且要講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質及特徵，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內容。只有正確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實踐這一永恆主題。
1.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法制化的命題。「公正」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於它是哲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一個永恆命題；其常新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歷史內涵又有現實意義，可謂見仁見智。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言：「正義具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之形狀，並具極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機關適用法律、解決紛爭的公正。它是「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它包括與司法權運作有關的各種因素，從主體到客體，從內容到形式，從實體到程序，從靜態到動態，均達到合理而有序的狀態。」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廣泛應用而又賦予不同的內涵。它既有時間和速度的內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內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過充分、合理運用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司法領域已逐漸認識到法院講的公正與社會上及傳統觀念中的公正內涵是不同的。法院講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這個公正是由法律來規范和調整的，是以法律真實為標準的，是以證據裁判為原則的，是以法律事實為依據的。而一般道德觀念意義上的公正則不同，如通常說的「殺人償命」就是一般道德觀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當殺人這一事實進入訴訟程序以後，還要看案件事實，看犯罪情節，純看定案的證據等等，總之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不能認為，法院對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對有法定從輕情節或證據有問題的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則恰恰體現了司法公正。可見，我們講的司法公正與德觀觀念中的公正有時也會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要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須把什麼是司法公正這一問題搞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科學化的命題。公正與效率理念的科學性在於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規律性，即法院必須奉行被動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能主動要求當事人來打官司，更不能「無案找案」甚至「無案造案」；同時，司法審判還奉行中立性原則，法院和法官相對訴訟雙方，應該不偏不倚。
3.正確把握公正與效率的辯證關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刑事審判必須做到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應用法律，嚴格執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適應及無罪推定等原則，做到定罪准確，量刑適當，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應當確保公正。效率理念則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獲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訴訟時間實現訴訟目的。公正與效率是辯證統一的。沒有公正，效率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效率，公正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因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正義被耽擱等於正義被剝奪」。由於刑事審判涉及可能剝奪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審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訴訟的靈魂和生命。古人雲：「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對於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魚」而不是「熊掌」，故決不能用通過犧牲公正的方法來提高效率。所以效率應當絕對服從並服務於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質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證，最終還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司法資源進行糾錯，這不僅有損公正，而且效率價值本身也得不到實現。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僅不能及時解決沖突和糾紛，而且會誘發社會的情緒和行為，導致社會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的加劇。因此它是最沒有效率的」。③
同時，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必須強化效率意識，盡可能地提高審判效率。在新世紀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著重提出司法效率問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說它具有時代特徵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講究高效率，人們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說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為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為面臨大量的訴訟案件，提高效率是社會的需求。所以，不講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與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義；沒有效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須協調發展，單純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對整個司法價值的損害。
二、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有罪則判，無罪放人」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同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不僅要依法懲治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權，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全國人大已經批准我國加入《國際人權最低保障公約》，「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已載入憲法。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我們必須強化人權保障意識。我們樹立這一理念，就是一要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的原則；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三要做到嚴格執行審限，防止「兩超」案件發生。
1.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原則。「有罪則判，無罪放人」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對於刑事案件經過審理後，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依法作出有罪判決；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特別是應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請迴避、辯護、舉證、最後陳述、上訴等各項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活動中真正體現依法保障人權。為充分體現依法保障人權，兩高兩部制定了《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其實質就是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進一步落實辯護制度，強化人權保障意識，促進司法公正。
3.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嚴格執行審理期限，嚴防「兩超」案件發生。人民法院依法懲罰犯罪，必須在法定時限內審結案件，才能確保刑罰產生預期的打擊和威懾作用；同時，對於在法定時限內，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終止訴訟程序，宣告被告人無罪。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具體措施，也是人民法院嚴格依法辦案的必然要求。嚴禁隨意延長羈押期限或者變相超期羈押被告人。
貫徹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切實解決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造成「兩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視的原因，有審限意識淡薄的原因，有防範機制不全的原因，但筆者認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兩超」現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審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審限僅一個半月。若扣除雙休日，一般案件的實際工作日僅有23天；二是審判期限與羈押期限相聯系，因此在審限內不能審結案件也就自然對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羈押；三是無論案件的繁簡，都實行一樣的審限，很不科學。上述因素造成的後果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法院老是違法，總是出現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但深究原因，與立法不完善息息相關。為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刑訴法時應從立法層面對此加以解決：一是延長審理期限。縱觀世界各國，英美法系的國家沒有審判期限，辦理一個案件法官需要多長時間就可以用多長時間；大陸法系國家雖有審判期限，但它比我國的審限要長得多。因此，我國的刑事審判期限應該有所延長。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釋為主、羈押為輔的強制措施制度。三是將審理期限與羈押期限相分離，並根據繁簡分流的原則改革、完善審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預審程序，嚴格案件交付審判的條件。當然，在刑訴法沒有修改之前，解決的辦法就是進行繁簡分流，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而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理念———「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
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不僅要嚴格依照刑法的規定，而且要嚴格執行刑訴法的規定，這是公正司法的起碼要求。司法公正不僅包括實體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刑事實體公正表現為有罪必罰，無罪不罰，罪刑相適，罰當其罪。而程序公正則表現為訴訟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我國傳統刑事訴訟觀念將程序僅僅視為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價值長期受到漠視。實際上，程序公正是現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僅僅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還具有自身獨有的價值內涵，它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馬克思曾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作過精闢論述，指出：「審判程序和法二者的關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就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內部生命的表現。」④這一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刑訴法和刑法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也說明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方法和任務的統一。
從一定意義上講，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於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突出注重人權保障。從目前的現狀看，由於我國還沒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因此，「二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證據規則，依法排除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言辭證據，強化證人、鑒定人出庭，進一步落實保障人權和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建立和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探索和研究。
四、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書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司法原則，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職責。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強化中立裁判意識，既重視控方的意見，又重視辯方的意見，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對待控辯雙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體現公平和正義。為保證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對具體案件不能搞公、檢、法「聯合辦案」，因為這不符合司法審判的中立性原則，也不利於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樣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審判法官應當牢固樹立文明司法的理念，無論是開庭審判、調查取證還是宣判、執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時，要做到形象公正。由於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法官在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的情緒，都有可能給人以不公正的感覺，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為轉變審判作風、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內容，採取切實措施抓出實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須公正，做到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權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堅決擯棄和杜絕司法活動中不文明的做法。過去，有的地方通過捆綁、遊街等形式，來營造「嚴打」聲勢，展示「嚴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適應歷史進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應當堅決擯棄和杜絕。集中統一宣判、集中統一執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堅決廢止。
六、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如何正確適用刑罰不僅是個嚴肅執法的問題，也是一個刑罰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為此，必須樹立正確的刑罰指導思想和科學進步的刑罰觀，樹立正確的刑罰價值取向。
1、樹立正確的刑罰觀必須高度重視量刑問題。長期以來，重定罪輕量刑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人認為刑事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內輕一點、重一點沒關系，特別是在「嚴打」中，認為重是方法問題，輕是立場問題，不論對象，一律從重判處，沒有做到罰當其罪，這是錯誤的。量刑是適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樣關繫到案件的公正與否，量刑失當，該重而輕，該輕而重，或者同一類案件在不同地區量刑結果出現較大差異，甚至同一法院對同一類案件作出差異較大的判決，都會削弱和降低刑罰的適用效果及功能。只有嚴格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准確量刑，才能充分發揮刑罰的效能，實現刑罰的目的。
2、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輕刑化的道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曾指出的：「歷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從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回心轉意。」⑤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刑罰的輕刑化是一種必然。產生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犯罪的增加決非判得不狠、不重。嚴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懾犯罪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和杜絕犯罪的發生。長期實行重刑主義，必然會使刑罰的負面作用逐步積累起來，形成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如果處罰不當，尤其是輕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屬、親友對國家、社會產生不滿甚至仇視心理。這些人集聚得越多，對國家和社會的威脅也越大。所以我們必須從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確地運用刑罰這一手段。
首先應當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並逐步減少死刑，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也正在於此。死刑問題，人命關天，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司法制度還不盡完善，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完美，無論標榜多麼公正的法官，都可能會因為錯誤的證據、虛假的事實而作出錯誤的死刑判決。」而死刑是剝奪被告人生命的刑罰，一旦用錯，將無法彌補和回轉，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毛澤東曾指出：「凡介於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⑥在刑事審判中，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判處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緩。不能為了所謂「平民憤」就把可殺可不殺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還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案件，要注意宣傳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導社會公眾觀念的轉變。
其次，要依法充分適用管制、緩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罰。無論是主刑還是附加刑、監禁性還是非監禁刑，都是我國刑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手段。對於那些罪行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適用監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對於一些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現、不關押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依法適用非監禁刑，同樣有利於貫徹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對立情緒，增強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覺性，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於減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機會，對社會的長治久安也有著長遠的重要意義。同時，還可以減輕監押負擔，降低刑罰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罰資源。對此我們應及時更新觀念，對於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不是很深，或者確有悔罪表現，不關押也不致於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特別是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應當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充分適用管制、緩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
F. 司法公信力是怎樣生成的
若是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法律是絲毫沒有力量的。 ——菲力普斯（美） 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英國法諺 論文提要：援引法律條文所作判決，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正義執著追求的「理想主義」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眾感知，解決糾紛的「現實主義」卻往往被民眾認為是公平、公正。司法作為社會矛盾的調節器，妥善化解爭議和糾紛，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關鍵。司法公信力的生成過程，實質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過程。司法機關一般不直接使用強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們自願信任和服從。司法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通過糾紛的解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司法人員樹立公平、公正、執法為民、服務大局等現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習慣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為符合司法客觀規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環節。法官的判決不能追求一個法律價值而不顧其他的社會價值。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必須統籌兼顧, 必須考慮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問題，必須權衡利弊得失,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尋求正義與和諧的結合點。 關鍵詞：司法公信 內涵 民間法 生成 近年來，隨著我國法治化的進程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新的社會問題和糾紛層出不窮，在堅守正義和維護和諧的兩難處境中，人們常把目光投向司法機關，尋求司法機關的權威說法。但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人們對司法機關能否維護公平正義仍持懷疑，司法公信力在人們「欲說還休」的法律意識下，依然面臨著挑戰。一、依照法律所作出的裁判因何並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眾的認可——揭開司法公信力的面紗 （一）發生湘西南地區的兩習俗案折射出機械的規則之治並不能生成司法公信 由於法律並沒有廣泛地被信仰，法律人和普通人對法律的認識與看法存有巨大的差距，在平常的司法實踐活動中,就是嚴格依照法律規則條文所作出的裁判,也並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眾的認可，法律人認為的公平正義，在普通人的眼裡有時就蛻變為司法不公。法院在適用法律時會不可避免地面臨法與情、情與理等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困惑。以下兩個案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湘西南的某縣，謝某家的耕牛走進了肖某家的禮堂，按當地的習俗，牛進禮堂會給堂屋的主人帶來晦氣，肖某為除晦氣多次請求謝某「謝地掃堂」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謝某賠禮道歉並承擔「謝地掃堂」的費用。法院認為牛進禮堂並沒有給肖某造成實際上的損害，請道士作法「謝地掃堂」是封建迷信，法院不宜支持，故駁回了肖某的訴訟請求。肖某認為牛進禮堂會帶來一生的晦氣，「謝地掃堂」是天經地義的，法院是黑暗的，靠不住的。當地村民也認為法院沒有公正處理，支持肖某私力救濟，於是肖某就與本村幾個村民去向謝某討還公道，在理論的過程中發生打鬥，致謝某輕傷，法院依法追究了肖某的刑事責任，判處肖某有期徒刑六個月。肖某認為自己比竇娥還冤，出獄後不斷找法院尋事、不斷地上訪，此事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很多村民對法院的判決感到困惑。因為在鄉親們看來的, 「謝地掃堂」是天經地義的。另一個案例是發生在湘西南的某瑤族鄉，劉某的女兒英年早逝，出殯時，好事的尹某「燒煙包火」，按當地的習俗，「燒煙包火」會使亡靈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對死者的不尊重，劉某找到尹某，要求尹某向他賠禮道歉，並賠償他一定的精神損失，兩人協商不成，在許多村民的陪同下來到法院，要求法官處理。因兩當事人都沒向法院提起訴訟，法官只對次糾紛進行調解，法官認為「燒煙包火」是一種習俗，因當地人都信仰，「燒煙包火」會給死者的親屬造成精神上的傷害，尹某明知「燒煙包火」習俗因好事還故意燒，是對死者的親屬的侵權，故尹某應向劉某賠禮道歉，至於精神損失，劉某與尹某都是本村人，適當表示下就行。跟隨劉某、尹某來的許多村民都拍手叫好，認為法官這樣處理公道。尹某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主動向劉某賠禮道歉，兩人重歸於好。 上述兩個案例都涉及到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所不同的是,案例一中法官嚴格依據國家法的規定,從國家制定法層面來看,無疑是一個公正的判決;然而,很多村民對法院的判決卻難以接受,認為「謝地掃堂」是天經地義的。顯而易見,該判決並未獲得公眾的認可,並不是一個有公信力的判決。反觀案例二 ，法官從「習俗被信仰，違背習俗會給當事人造成一定傷害」邏輯出發,認為尹某違反習俗會給劉某造成精神上傷害，建議尹某向劉某賠禮道歉，該司法行為村民都認為公道，具有公信力。為什麼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的公正判決,卻沒有公信力,得不到人民群眾的認可,而沒有國家法律規定，依從民間法邏輯作出的司法行為,反而具有有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究竟為何物，直教法官如何相許？ （二）司法公信力之內涵在於信仰 什麼是司法公信力？國家出現後，司法作為定紛止爭、除暴安良的手段，也是人們在對追求的東西依個體行為能力難以實現時而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司法公信力來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司法權面對公眾交往以及利益交換所表現出的一種責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義的信任力。（1）是指司法人員以司法執法活動為媒介向人們提供正義、公平的司法行為，在人們心中自發形成的誠實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力。 傳統理論從司法權力和司法機關的角度研究，認為司法公信力是能夠引起普遍服從和尊重的一種公共性力量，是司法權力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信譽與相互評價，表現為司法權應具有的獲得社會公眾信任的能力。（2）也有學者認知論的視角出發，主張司法公信力是社會公眾對司法行為的社會印象和社會判斷。盡管理論界對司法公信力的界定眾說紛紜，但都認為司法公信力是一種信仰。司法公信力的內涵是信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公眾對司法權的信仰。社會公眾對司法權的態度，指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處理某些社會糾紛的制度設計和結果的態度。它主要表現為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享有處置某些社會糾紛的權力正當性的是否認可，與對司法機關處斷某些社會糾紛的結果的是否尊重與服從。洛克、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們都主張社會公眾對司法權力的信任和尊重，是社會公眾實現理性社會認知的結果。在司法實踐中，社會公眾對處理個案的司法機關或裁判人員的懷疑比較普遍，但社會公眾對司法權本身還是信任、尊重和期待。第二、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尊重。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態度體現在對司法機關處斷社會矛盾、平息社會糾紛的職能以及司法權力實現過程或結果的是否尊重與信任。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尊重，是當事人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的促動力，是社會公眾對法律裁決的普遍服從。第三、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人員的信任。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人員的態度是對法官運用法律知識定分止爭得專業素養以及維護公正廉潔的道德水準的評價。（3）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人員的信任在於社會公眾經法院調解或裁判的案件，能真正做到案結事了，化解矛盾。司法公信力是法律的靈魂所在，「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正如盧梭所形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銘刻在大理石或是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眾的內心裡，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憲法，每天都在獲得新的力量，它可以保持一個民族的精神」。（4）二、民間法能否遠離糾紛解決的場域——對國家法中心主義的反思 （一）法律的局限性致使國家法不能獨領江湖 如何處理法律的穩定性與靈活性，如何處理循法與變法的問題一直是東西方法學中一個永恆的課題。（5）的確，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即使法律再公正，條文再細密完全，機構再健全，執法人員素質再高，也無法實現法律應有的治理社會的效果；法律經常變化，人們往往無所適從。但社會又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新的社會關系、新的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法律的穩定性又難以應對社會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法官進行裁判的依據是法律，裁判的過程與質量與法律自身的質量休戚相關。在成文法國度，法官沒有權力依據判例修正和彌補法的缺陷，不得不援引現有的法律規范是通過演繹推理得出裁判結論，作為演繹推理的三段論的大前提的法律規范，其具體內容是由法律預先確定的，法律規定本身存在的問題必然將通過裁判結果表現出來。國家制定法的滯後性、不靈活性等固有弊端會導致依據古板的或者不適時的法律規定作出的裁判難以說服民眾，不利於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法律規定的不具體或者缺失，不同法律規定之間不相和諧、相沖突，法律的變動過於頻繁，都會導致司法過程中無法可依或有法不敢依。法官對法律的選擇不同而使得同樣的案件在同一法院的判決結果迥異，法律規定與社會普遍倫理相沖突的問題，依法裁判的結果辜負了民眾以人之常情與普遍的倫理對司法所寄的厚望，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影響司法公信力。如何處理法律的穩定性與靈活性，如何處理循法與變法的問題，就要求在糾紛解決的場域，不能單純依靠國家成文法。「在中國社會轉型時的法制建設中，從總體上看，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之間必須盡力溝通、理解，在此基礎上相互妥協、合作，這樣可以避免更大的傷害，獲得更大的收益；而不能按照一種思辨的理想型法制模式（無論是強調國家制定法還是強調民間法的模式）來構建當代中國的法制。」（6）法律的本身也存在需要民眾認知的問題，國家制定的法律在與民眾認同的習俗發生沖突時，結果往往會是兩敗俱傷：民眾認同的習俗在強勢的法律面前落敗，但是國家成文法的暫時的勝利卻往往需要付出司法的公信力為代價，國家法的本身局限性與缺陷也是造成司法公信力力缺失的重要客觀原因。（二）民間法還不能遠離糾紛解決的場域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國家法的期望值還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完全指望通過國家法來解決糾紛場域的所有問題。民間法的存在，有其合理的價值和生存的時間、空間基礎，在法律還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級階段，允許代表或滿足了一定區域、一定人員的法律需求的民間法與國家法一起發揮作用是應當的。習慣、民俗是人們以往經驗的總結、是鄉土社會不斷試錯、日益積累而獲得、鄉土社會認為是符合公平正義觀念的規則系統。適用被鄉土民眾公認的有效的民間法處理發生在鄉土社會的糾紛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的、應當的。其實，代表普遍民眾意志的國家法與代表部分民眾意志的以習慣、民俗為表現形式的民間法並非是格格不入，「國家法與民間法，實乃互動之存在。互動者，國家法借民間法而落其根、坐其實；民間法藉國家法而顯其華、壯其聲。不僅如此，兩者作為各自自治的事物，自表面看，分理社會秩序之某一方面；但深究其實質，則共築人間安全之堅固堤壩。即兩者之共同旨趣，在構織人類交往行動之秩序。自古迄今，國家法雖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備，然民間法亦為人類交往秩序所必須。故人間秩序者，國家法與民間法相須而成也。」（7）國家法雖然是國家法律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卻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無論其作用多麼重要，它們只能是整個法律秩序的一個部分，在國家法之外、之下，還有各種各樣其他類型的法律，它們不但填補國家法遺留的空隙，甚至構成國家法的基礎。當然，也正因為其非官方性，這部分法律往往與國家法不盡一致，乃至互相牴牾，但這並不妨礙它們成為一個社會法律秩序真實和重要的一部分。」（8）適用民間法處理鄉土社會的糾紛也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在我國一些落後的鄉土農村普遍沿襲、保存、使用著大量的以習慣、習俗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民間法。鄉土民眾對國家法不甚了解，而對家喻戶曉，老幼皆知、人人信守的習慣、村規民約卻奉為經典，習慣、習俗等民間法已紮根在鄉土民眾的心中，鄉土民眾對民間法的信仰大大超過了對國家法的呼喚，事實上，在鄉土社會糾紛解決的場域，國家法往往還處於邊緣化地位，人們接受、應用法律的能力、頻率都比民間法低。因而發生在湘西南地區的牛如堂屋案，法官依國家法公正地判決並不能生成公信力，也並不能妥善地解決兩當事人的糾紛，可見，國家法推進和宣傳還不能完全消除和拋棄人們心目中認可的習慣，民間法仍有自己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我們還不能以法律人的眼光去指責和譏諷「掃堂去晦」的荒唐。對民間法，廝守還是放棄，我們法律人並不能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鄉土民眾，在鄉土民眾還未能作出正確擇決之時，在國家法還未能吹綠鄉土社會之際，民間法不能遠離糾紛解決的場域，重視公認的民間做法，允許鄉土社會認可的民間法與國家法雙管齊下是很正常和應當的。 三、司法公信力如何生成——追問司法方式的轉換 司法作為社會矛盾的調節器，妥善化解爭議和糾紛，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關鍵。司法公信力的生成過程，實質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過程。司法機關一般不直接使用強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們自願信任和服從。司法人員樹立公平、公正、執法為民、服務大局等現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習慣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為符合司法客觀規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環節。 (一)探求法的精神，司法應由「按圖索驥」向「背水列陣」轉換。 「牛入堂屋」案是司法遭遇民眾質疑，法官的引發新的社會矛盾，與其說是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還不如說是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所導致。隨著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腳步加快，法官的學歷層次、文化知識有所提高，但是法官對社情民意的把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並沒有相應提高。斷章取義地理解司法中立、程序正義、獨立審判等司法理念，機械司法、消極執法、就案辦案，「按圖索驥」司法方式致使司法常遭遇尷尬，法官機械地照搬法律條文，片面追求審判的程式和技巧，忽視糾紛的實質解決，難以達到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難以在司法的過程中生成公信力。司法人員要全面地審視法律、要探求法的精神、要洞悉法律之中隱藏的民意，勿斷章取義，勿教條地、，勿古板地適用法律。法律適用猶如兵法適用，蜀之馬謖僵化地適用「居高臨下，勢如破竹」的兵法規定而痛失街亭，楚漢之爭中，韓信不顧「背水列陣」的禁忌，靈活地適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兵法要義而取得了背水一戰的全勝。法官學會探求法的精神，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要提高正確地適用法律的能力，提高正確地處理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的能力，提高正確地處理「規則之治」與「糾紛解決」的矛盾的能力。探求法的精神，司法由「按圖索驥」向「背水列陣」轉換，能避免法律固有的局限性在司法過程的體現，能使司法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能促進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力求糾紛化解，司法應由「規則主義」向「利益衡量」轉換 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解決糾紛。糾紛的解決，案結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條件。 「牛入堂屋」案，忽視糾紛的實質解決，法官機械地照搬法律條文，致使案結事不了，引發的新的社會矛盾，「燒煙包火」案，從糾紛解決出發，疏導當事人進行利益衡量，取得好的社會效果，有利於公信力的生成。利益衡量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源起於利益法學派的興起，是20世紀60年代對概念法學派和分析法學派進行反思與批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可以說是對規則主義的修正，是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出現的法學方法。該理論主張民事法律審判應當綜合把握本案的實質，結合社會環境、經濟狀況、價值觀念、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對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關系作比較與衡量，作出本案當事人哪些方面的利益應當受保護的判斷，然後再從法律規定中尋找依據，以便使結論正當化或合理化。（9）在基層法院的審判工作中，立足於利益衡量，堅持雙方利益最大化原則，恰如其分地進行訴訟調解，可最大限度的化解了社會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力求糾紛化解，司法由「規則主義」向「利益衡量」轉換，能避免依規則機械司法誘發新的糾紛發生，能在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做到案結事了人和，對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有重要的意義。 （三）細探案件真相，司法應由「以鞋找腳」向「以腳試鞋」轉換 查明案件的真相，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如當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不相矛盾，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基本條件。如果認定的事實如當事人親身經歷的事實相矛盾，要當事人從內心尊重和服從法院的判決那是不可能的事。法官審理案件首先是對證據進行分析、據以發現案件的基本情況，然後再進行法律分析，給事實定性，找到相對應得法律規范，據此得出結論。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往往是先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確定案由，由案由再去尋找法律規范，找到法律規范，再分析要適用該規范要具備哪些要件事實，然後根據證據去核實要件事實是否成立，這種以「以鞋找腳」的方法看起來能提高審判效率，但往往是管中視豹，未能准確地掌握當事人的基本情況，未能全面地掌握案件的真相。「牛入堂屋」案，法官先從「封建迷信法律不予支持」的大前提入手，然後再證實「掃堂去晦」是封建迷信，最後水到渠成得出「不予支持」的結論。這種「以鞋找腳」忽視了對「牛入堂屋」是否造成了損害的事實查明，也忽視了對牛主人疏於看管給他人造成精神上的損害是否要賠禮道歉的思考，故而遭民眾質疑。「燒煙包火」案先從查明案件事實入手，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認定「燒煙包火」是對死者家屬侵權法律事實，然後再找相對應得法律規范進行處理，得出「應賠禮道歉」結論。這樣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查清案件事實，「以腳試鞋」司法方式使公信力得以生成。 （四）服務於民，司法應由「消極應對」向「積極服務」轉換 由於對「居中裁判」、「不告不理」的片面理解，許多法官認為法院的司法活動就是「消極應對」，對向當事人提供司法服務望而止步。「牛入堂屋」案，法官沒有積極向當事人提供司法服務，沒有像「燒煙包火」案的法官那樣對當事人雙方的利益進行法律分析，也沒有積極履行調解的服務去促使當事人和解，結果未能使公信力生成。現代司法服務是指以親民、便民為手段公正、高效為准則，以法律適用效益的最大化為目的，在糾紛的解決的過程中，主要以當事人為對象，所實施的公開、便捷的服務活動。司法服務應當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地利用本地本土司法資源，為社會提供多途徑、全方位服務活動。我國司法正處於由傳統的禮治社會向現代的法治社會的轉型時期。因此，社會對司法服務的需求觀念不斷增強，多層次、多樣化的司法服務社會對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如何利用本土司法資源，建立符合一般公眾需要的審判制度和全方位、靈活的司法服務機制，為訴訟當事人提供其所需求的司法服務，是司法為民的關鍵所在，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條件。法院是社會的特殊服務場所，是集中展示司法文明，體現法治精神的開放性、服務性場域。雖然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保持與當事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以避免對方合理性懷疑，但決不意味著法官不要與當事人合理的接觸，法官不能定位於不曉人情事理的裁判機器。相反，法官更應當親近民眾，體貼民情，洞悉社會的需要。司法的功能主要是通過解決糾紛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唯服務於民、取信於民、知民情、體民意才能使司法為社會和諧穩定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現代司法應當強化法院的社會服務功能。服務於民，司法由「消極應對」向「積極服務」轉換，取信於民、施惠於民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條件。 四、公正應以何種形式被感知——尋求正義與和諧的結合點 司法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通過糾紛的解決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公平、公正地司法，體現人民對正義的基本需求的司法才能生成司法公信力，但公平、公正如何被人們感知,簡單地援引法律條文判決，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正義執著追求的「理想主義」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眾感知，解決糾紛的「現實主義」卻往往被民眾認為是公平、公正。法官的判決不能追求一個法律價值而不顧其他的社會價值。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必須統籌兼顧, 必須考慮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問題，必須權衡利弊得失,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尋求正義與和諧的結合點。 （一）尊重「意思自治」，完善法院調解機制，在協商中感知正義 法院調解是讓各方當事人的訴訟過程中自主協商，討價還價，達成協議，法官僅作為中立的協調人，其職能是主持協調程序、進行合法性判斷和審查，督促當事人執行和解和調解協議。通過調解制度的構建和完善來保障對利益沖突作出合理的判斷和衡平，也是公平、正義讓民眾充分感知的重要方式。但近年來學術界和司法實務界對如何構法院機制仍存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建立調解人員與審判人員分離機制。這種觀點認為，採取調審結合模式容易影響結果的公正性。而將調解放在庭前准備程序，採取調審分離制度，主要是鑒於我國法官隊伍人數眾多，素質參差不齊的實際情況，庭前准備程序的內容對法官素質要求相對較低，因此將庭審法官與庭前法官分而設立，可讓有限的高素質法官專門從事庭審程序中的審判工作，將其從日益增多的訴訟中解脫出來，以真正實現民事案件利益衡量中的「精英裁判」。（10）另一觀點認為，要建立法官主導和當事人協商相融合的調解機制。在堅持依法公正、居中、及時、自願原則的前提下，要建立庭前、庭審、庭後調解衡平機制。也就是法官在案件立案後，案件庭審調查後至宣判前，庭審結束後的三個階段，都應注重調解。這樣既可提高辦案效率，減少訴訟成本；又可達到勝敗皆服、案結事了的目的。（11）筆者認為 在基層法院的調解工作中，要堅持「三階段，三原則」。 「三階段」一是指送達階段，充分了解當事人的訴求，伺機調解；二是庭前准備階段，著力化解矛盾，促進當事人和解；三是指法庭辯論終結後，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以謀求當事人雙方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與當事人共商調解方案，確保息訴解紛，案結事了。「三原則」一是指在明晰相關法律關系及訴訟風險的基礎上，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堅持調解自願的原則；二是指立足於利益衡量，堅持雙方利益最大化原則，站在當事人雙方利益的基礎上進行調解；三是指注重明法析理，在宣揚國家法律的同時，注意引風俗習慣、傳統道德、健康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規勸教化，堅持說理依據多元化原則。（12）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對當事人的權利與義務，對訴訟的風險向當事人耐心地向當事人釋明，引導當事人進行利益判斷與取捨，適時進行調解，有利於解開當事人之間的積怨，有利於化解矛盾與糾紛，有利於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在統籌兼顧中彰顯正義 在美國司法審判中，法官經常從政策、目的及原則等實質性的角度來論證判決的合理性，維護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連貫性。這就是昂格爾所說的合理化法律分析。（13）中國傳統司法主張 「法本原情」、 「衡情度理」，常根據當事人的基本情況進行合理化法律分析。滋賀秀三所謂「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實際上不是一種感覺，而是指一個人在依據情理評估假想對手們之可能有的反證時所進行的思考，法官處理案件時，他會預先設想自己的每個判斷對於各方情緒、心理的影響，必要時他會據此作出策略上的調整。（14）中國傳統司法特別強調「法不阿貴」、「為民申冤」，並且把這樣的價值理念作為一種法官品格的衡量標准；在對待貧民與富人的訴訟中，傳統法官常進行合理化法律分析，堅持「與其屈貧民，寧可屈富民」。（15）在當前中國審判實踐的過程中，要以「拿來主義」眼光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要結合反映當地普遍民意的鄉風良俗、要結合反映人民的普遍意願的政策和黨的綱領，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來論證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司法過程中良俗、政策方針、法律要三位一體，要以法律來彰顯良俗、政策方針的合法性，要以良俗、政策方針來彰顯法律的合理性。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必須統籌兼顧, 必須考慮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問題，必須權衡利弊得失,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從政策、目的及原則等實質性的角度來尋求正義與和諧的結合點。 （三）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用普通人的眼光捕捉正義 美國的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陪審團成員就代表著一般人的看法。美國的陪審團審理案件的特色是「什麼都考慮在內」， 陪審團會考慮正義與非正義、法律之內的與法律之外的、控辯雙方的狀況甚至是「自然法」的因素。陪審團能夠使法律規則保持機動靈活，它有權力可以修改、替換甚至避而不用規則，將「超國家的」或者說「非國家的」意識導入司法，以維護情理和公意、實現個案正義。（16）我國可借鑒美國陪審團制度，進一步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使在司法過程中能將社會公眾的普遍價值觀融入法官的考慮范圍內，真正起到法律人與普通人思維互補的作用，使審判結果既考慮法理、法律又合乎情理、民意。這樣以普通人的目光捕捉正義就容易讓正義被普通人感知，這樣就能夠提高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這樣就能促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五、結論 司法公信力來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司法權面對公眾交往以及利益交換所表現出的一種責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義的信任力。民事訴訟的目的在於解決糾紛。糾紛的解決，案結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條件。司法公信力的生成過程，實質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過程。司法機關一般不直接使用強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們自願信任和服從。司法人員樹立公平、公正、執法為民、服務大局等現代司法理念，努力
G. 中世紀西方的決斗是在什麼情況下引發的
為名譽而決斗，對於19世紀前的歐洲人來說，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在法國和俄羅斯這樣決鬥成風的國家，男人們可以因為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拔劍相向。據記載，在1588年－ 1608年這20年中，僅在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決斗中喪命。我們所熟悉的文學家大仲馬、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都曾參加過決斗；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法國第三共和國總理喬治斯·克列孟梭也是決斗的高手；號稱「鐵血宰相」 馮·俾斯麥更是把決斗當成家常便飯，在大學期間他就與人決斗過27次！連林肯總統都曾走上過決斗場……
一提到決斗，人們往往首先想起的便是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悲劇，或是大仲馬小說里的法國貴族們為了哪怕是想像中的一點點冒犯就生死相搏的情節。但事實上，決斗並不是騎士和貴族的專利，也不僅僅是爭奪愛情和捍衛名譽的危險游戲。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史上，它還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法律制度，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風尚。這種一聽起來就夾雜著騎士味道的、充滿陽剛男人氣的游戲，肇事的起因不外乎以下三種：
司法決斗：誰勝誰贏官司
所謂司法決斗，是指以決斗來解決法律爭端的一種審判方式。
在印歐語系的民族中，這是一種古老的習俗。凱撒就曾說過：日耳曼人用單獨斗劍來解決爭端。而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也有這樣的情節：兩個男人為證明自己是美女海倫的主人而在宙斯面前進行決斗，輸掉的一方就是撒謊者。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司法決斗的精神依據：由神來判斷是非。
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司法決斗被西歐各國廣泛採用。例如，一個人在法官面前控告另一個人犯了某種罪行，而對方堅決不承認，此時法官就會讓兩人決斗，誰在決斗中獲勝就能贏得官司。而輸的一方就算僥幸不死，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時候，如果當事人不服法官的判決，還可以向法官提出決斗，如果贏了就可以推翻判決。因為人們相信：在這種由上帝來裁斷的決斗中，正義的一方是不會被打敗的。
司法決斗的另一個依據是：在尚武的歐洲人看來，只有怯懦的人才會在決斗中被打敗，而怯懦就意味著邪惡。
這種制度當然有其荒謬的一面，但在誣告成風、刑偵手段又極其不發達的中世紀，它的確也是對付誣告的惟一辦法。至少比起「熱鐵取證」「沸水取證」（當事人把手放到熱鐵上或沸水中，如果沒有被燙傷就證明其清白）之類的神判法來，司法決斗更能讓人掌握自己的命運。
榮譽決斗：名聲和愛情比命價更高
15世紀末，榮譽決斗的風俗開始從義大利流傳到歐洲各國，其目的不是辨別是非，而是為了「洗刷」別人對自己的侮辱（有時只不過是出於自己的神經過敏）。
當時，歐洲各國的貴族男子都身佩長劍，隨時准備與別人拼個你死我活——無論理由是多麼微小或荒謬。因為在他們看來，決斗本身就是富有騎士精神和男子氣概的象徵。
最初，榮譽決斗時雙方並不需要助手，但由於給對方下埋伏等卑鄙事件常有發生，不久後，決斗人必須有助手陪同就成了慣例。但是，助手制度很快就帶來了更大的傷亡——為了表明自己沒有辜負朋友的信任，雙方的助手也開始在決斗中大斗特斗，其拚命程度決不亞於決斗的主角。
女人當然也是引起榮譽決斗的主要原因，不過，這倒並不是出於男人們用比武來贏得異性青睞的動物本能，而是因為騎士精神本身就包含這樣的內容：男人應該以生命來捍衛心上人的名譽和尊嚴。因此，在描寫中世紀騎士的小說里，我們經常能看到某位騎士發誓為心愛的貴夫人效勞的情節，這里的「效勞」便意味著：如果有人敢冒犯您，我將立刻和他決斗，不死不休！
政治決斗：政見不和刀劍相向
政治決斗古已有之。古羅馬詩人塔西佗說：在日耳曼國家裡，當一個國家要加入對另一個國家的戰爭時，總是試圖讓戰俘和本國士兵決斗，並通過決斗來裁決戰爭的勝負。
這些古代的政治決斗都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有著嚴格的規章和程序，觀摩者也往往都是政界和宗教界的顯赫人士。
從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另一種政治決斗開始風行：持不同政見的人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決斗——當口舌說服不了對方的時候，就讓槍劍來解決問題吧！到了19世紀，政治決斗甚至成了決斗的主要原因。
在美國，許多州長、部長甚至總統都曾參加過這樣的決斗。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次決斗發生在1804年，因為總統大選紛爭留下的後遺症，當時的副總統艾倫·伯爾向時任財政部長的漢彌爾頓提出決斗，並在決斗中將漢彌爾頓擊斃。這個不幸的消息令美國震驚，一時悼念者如潮，其場面足可與5年前華盛頓逝世時相比。但漢彌爾頓並不是這場政治決斗的唯一犧牲者，副總統伯爾事後被美國人視為「兇手」，政治生命完結之餘自暴自棄，三年後便因涉嫌叛國而被通緝，在美國政治史上也算是最倒霉的副總統之一了。
決斗的喪鍾與尾聲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決斗的負面影響，禁止決斗的命令開始一道道發出。
在廢除司法決斗方面，教會走在了最前面。歷代教皇都多次指出，決斗在本質上違反了非暴力的宗教精神，應該予以禁止。12世紀末，教會發布規定：神職人員即使請替身參加決斗也是犯罪，如果他的替身殺死對方或被殺死，該神職人員要按殺人罪處分。
13世紀後，西歐國家普遍開設宗教裁判所法庭，司法決斗從此衰落。不過，司法決斗的廢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法國的最後一次合法決斗發生在 1547年，而英國直到1819年才正式廢除司法決斗。
比起司法決斗來，榮譽決斗就更難制止了。
1566年，法國國王查理九世發布了一道嚴厲的法規：任何參加決斗的人都要被處以死刑。但法律似乎無法遏止人們對決斗的熱情，在隨後的30年裡，巴黎依然有上萬人死於決斗。甚至連席捲一切的大革命也沒能改變決斗的風尚，只是讓人們把決斗的起因從榮譽、女人轉移到了政治上面。
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尊重生命的現代文明漸漸深入人心，決鬥文化的根基——騎士精神——不可挽回地走向沒落；而現代司法制度的完善，更讓司法決鬥成為了荒謬的傳說。20世紀之後，雖然酷愛決斗的法國人偶爾還會舉行決斗，但往往只是走形式——事先的精心准備足以保障決斗者的生命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納粹統治時的德國和義大利，榮譽決斗曾再度合法化，當時的德國大學生甚至以在臉上留下傷疤為榮。這是決鬥文化最後一次死灰復燃，相對它不乏浪漫精神的過去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恥的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