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小論文

Ⅰ 對新公司法的點評與思考的論文，參考文獻15個以上的並且列明有哪些文獻。

一、引言

長期以來,由於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佔有大部分資本投資,資本產出率較低,為了維持一定的就業水平,保持社會穩定,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大銀行信貸規模、財政赤字來增加資本投資率以維持較高的GNP增長率,結果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政府不得不進行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隨著公司改制,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進入新的階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為了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以緩解就業壓力,並推進公司改制,政府這幾年進行的是凱恩斯主義式的大力財政投資,以期望刺激投資和需求。但是,宏觀經濟的繁榮來自於微觀經濟的活力,這種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個階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

一般來講,公司的資本包括自有資本和借入資本兩部分,自有資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資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經營過程中積累而形成的資本之和;借入資本指的是由債權人投入的資本。公司中自有資本、借入資本的結構及其相互之間的比例關系,包括自有資本的結構(涉及到所有權結構)、借入資本的結構以及二者之間的比例關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資本結構。顯然,資本結構的形成與所有者、債權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關系。
首先,我們簡單分析理想狀態下,股東、債權人和管理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令S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資本,D為債權人投入的借入資本,不考慮利息;△S為受監督和約束的管理者對整個資本進行經營而帶來的預期新增資本,那麼事前的實際債務比率為D/(S+D),事後的預期債務比率就為D/(S+△S+D),如圖。假定資本投資者(所有者和債權人)與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業的資本得到最大增值,對圖分析可以得出:

(1)債權人對過高的△S並不敏感,但當預期(S+D+△S) (2)如果投資產生的預期△S的不確定性很高,即使債權人願意提供貸款,考慮到償債的壓力(限制了進一步贏利性項目的投資)和無力承擔債務的後果(破產),為保護自身投資企業的資本S,所有者也不會允許經營者不顧投資效益而盲目舉債。
(3)如果所有者和債權人的制約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給予管理者較好激勵措施,以期望△S盡可能地大;另一方面,當預期△S較小時,過高的債務會加大企業破產風險,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換。考慮到在職的個人控制權收益,管理者也不願冒破產或解職而舉債的風險。
在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約束機製作用下,公司的債務才可能保持一個合理結構范圍;從最大化公司價值角度看,公司資本結構所導致的控制權分配和相關機制決定了能否僱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盡最大努力來最大化△S。由於△S的大小與管理者有密切的關系,需要對公司的結構做進一步的理論分析。
我們知道,公司化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及控制權的分離為特徵的,由於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數不同,對經營績效的責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對稱導致監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車」問題,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權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託人)的最大利益,從而產生了委託代理問題。現代企業理論認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屬於私人信息,由於存在交易成本和未來事項的不確定性,對於管理者應該如何做以及做到什麼程度,簽訂一個完全的最優委託代理合同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公司中某些行動必須在將來才能確定,而不完備的初始委託代理合同無法做出具體規定時,為了約束管理者偏離股東利益的行為,需要一種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結構正是這樣一種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層、董事會、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人之間的一整套關系(OECD,1999);或者說是處理股東、貸款人、管理人員、職工等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實現經濟目標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現初始合同中沒有規定的情況時的一種決策機制,其本質反映了企業中所有權的安排所導致的控制權配置狀況。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產權,明晰的產權結構有利於公司化後控制權的重新安排。由於企業所有權是指其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為了解決企業的激勵問題和管理者的選擇問題,最大化公司價值,控制權的安排應使二者對應,特別是分配給企業中最重要的、最難監督、最有信息優勢的成員一定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對於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義。也正是這些制度安排,支配著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股東、債權人和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使得參與各方能從這種關系中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
實現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權安排及治理結構形式有很多種,代理成本的現實存在表明,現代公司實際達到的經濟效率總是次優的。次優理論決定了對於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公司治理機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適用所有類型企業和所有經濟環境的公司治理機制。而國有企業的改革重組實質上是對公司治理機制的各種可能方式的一種相機選擇,其中產權交易、並購和破產機制是轉移控制權從而對治理結構調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由股東起作用依賴於資本市場的美英模式;一種是由銀行起作用依賴於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會導致投資不足問題,後者則可能會導致過度投資問題,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都不利於最大化公司價值。我國一系列的金融體制改革,說明我國的公司改制傾向於構建第一種治理模式。那麼,這種模式下應該存在什麼機制使管理者減少上述代理行為,從而有利於資本結構的優化呢?

三、公司治理機制與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講存在7種調整管理者與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的治理機制:內部機制、機構持股、大股東、外部董事、債務政策、管理者市場、控制權市場。其中前4種為內部選擇機制,受公司所有權結構影響,後3種則是由外部決定的,這7種機制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公司代理問題的嚴重程度。
當公司中所有權非常分散時,由於監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監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東的搭便車問題就普遍比較嚴重,沒有人有積極性去監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權非常集中,比如國有企業或國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難被大股東(全民)直接監督。這兩種情況下,中小投資者實際擁有的控制權就顯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權很大,經營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據領導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過擴大公司規模、轉移定價、增加不必要的開支、投資對自己更有利的項目來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種情況在我國改制後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論上認為管理者總是有擴張規模獲取個人利益的傾向,那麼讓管理者持股或認購較大股份,自己監督自己,就應該是一種外部監督成本太高時的好機制,但在國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擁有股份,也很難起到這個作用。當所有權比較集中時,外部投資者有很強的激勵去收集信息和監督管理者,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車現象(國有股權集中並沒有這個效果)。但集中的股權改變了公司的委託代理狀況,不可能徹底消除代理問題。因為,首先,機構持股本身帶來新一級的代理問題;其次,由於得不到監督所帶來的全部收益,大股東不可能盡全力監督,相反,他可以通過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對中小投資者有效保護的大股東(機構持股、大股東)治理也可能不是最優的。從理論上講,董事會對於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會的效率值得懷疑,因為執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執行董事監督管理者是困難的,而外部非執行董事也沒有足夠的利益驅動來更好地監督管理者。在國有公司中,董事會究竟有多少動力和能力激勵約束和監督管理者,更讓人懷疑。
可見,通常意義上的上述4種內部治理選擇機制的共同點在於,即使公司的管理績效大幅提高,監督者(或自我監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需要一種更低成本、更強約束力的機制。管理者市場和控制權市場被認為是對管理者進行控制約束的有效外部機制,但它依賴於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我國來講,這兩個市場剛剛發展,所起作用極其有限。
對管理者進行約束的另一個重要機制是公司的資本結構,特別是公司債務的選擇。從控制權角度看,債務的實質是債權人施行控制權的能力,而債權則表現為一種相機控制權。當公司破壞債務合同條款或無法到期償還債務,債權人將行使其法律權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資本。債權人的清算或破產威脅將約束管理者以擴張規模和獲取個人利益為目的的投資行為,同時也迫使所有者加強對管理者的監督和激勵,必要時替換現任管理者。債務作為這樣一種約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產機制為前提的。當銀行為最大債權人時,起到控制權相機轉化的條件是:第一,其本身貸款結構要合理,否則破產會暴露其財務狀況,銀行會陷入債權人消極狀態,即公司(特別是清算價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償還貸款,銀行也不會令企業破產;第二,銀行的貸款資本的配置不應受政策干預,否則銀行就沒有動力去監督企業,債權機制將失去作用。銀行只有有能力和動力監督公司的狀況,才能發揮其債權人作用。可見,我國銀行體系改革對企業資本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性。
現實中,以股權分散和銀行持股為代表的兩種治理模式在公司運營中都遇到了問題,美國的公司改革與日本的主銀行體制的改革說明了二者有融合趨同的傾向。美國學者Anup通過對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及其相互影響的實證研究,認為機制的選擇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賴性,過分強調單一機制將不利於企業價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機制都幾乎不起作用,將會使管理者控制權非常大,公司資本結構必然會惡化。

四、債務機制、管理者激勵與優化資本結構

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說明,某種形式的所有權集中和對中小投資者的法律保護、較強的債務機制應該是一個好的治理結構的基本特徵。由於債務更多地是作為一種事前約束機制來起作用,為了減少管理者事後消極的可能性,應該在發展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和管理者市場的基礎上,給予管理者直接的報酬激勵和適當的產權激勵,如分配給其部分股權、股票和期權等,同時應該根據其控制權收益的大小,確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換機制。我們的現狀是,國有股份在國有公司中仍佔有很高比例,初始委託人虛置的國有股份,即使股權集中,也沒有監督的動力,相反政府官員作為代理人可能與管理者合謀,同時機構投資者與中小投資者還弱小,因此依靠實際股東監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剛剛發展,控制權市場對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內也很有限;銀行作為最大債權人還沒有能力和動力起到相機控制權的轉移作用(其中一個原因是破產機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諾不可信,無論對管理者的選擇還是對管理者的報酬還不具有市場競爭特徵。從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權很大,內部人控制問題比較嚴重。因此,國有企業實際上仍然不存在優化資本結構的治理機制。可見,為了激勵管理者投資擴張並限制和約束其無效擴張,保證投資擴張的效率,應該發展兩個市場,既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東或機構股東,同時必須加強債務約束機制和管理者激勵機制構建。
筆者認為,伴隨銀行金融系統的改革,債務機制和管理者激勵將首先對治理結構重構與資本結構優化起到積極作用。按照委託代理理論及自由現金流量理論,管理者有追求規模、擴大投資的傾向,投資決策總體上可能是次優的。而投資項目的收益直接影響著公司的資本結構,從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資激勵與資本結構有非常強的相關關系。所以為了優化資本結構,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資者利益的能力。通過有效的所有權結構改革以增強對管理者的監督和激勵,以滿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個人參與約束效用最大化,通過債務來約束管理者未來可獲取的現金流,從而約束管理者損害企業價值、追逐個人利益的擴張行為,這是資本結構優化的主要途徑。由於我國股權融資的成本低,股權融資並不影響經理人對公司的控制權,反而增加了經理可自由支配的現金流。與之相比,債務融資可能是一種更強的約束。債務融資應該被充分考慮,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現金流、約束經理人尋租與過度投資等行為的作用。經營的持續性,以及外界環境的不確定,決定了公司的資本結構應該是動態變化的,在上述合理機制的作用下,資本結構優化應該表現為公司的自主優化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簡單地調整債務比率並不能解決資本結構優化中的根本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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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公司法相關論文範文3000字(2)

公司法相關論文篇3
淺談中小企業公司法的運用

一、發起人在公司成立中的單方行為

公司法並沒有對成立中小企業中發起人單方行為進行規定,例如慈善捐贈、政府捐贈等。實際上,發起人通過單方行為實施捐贈或者獲得捐贈時,可能是用自己名義,也可能是用成立中中小企業名義,如果有關立法不進行約束管制,發起人處於自身利益考慮可能會做出不良行為,造成成立中中小企業、債權人等有關主體利益受損。

在本人看來,公司法應增加以下規定內容,來彌補立法缺陷:發起人在中小企業成立過程中用自己名義實施捐贈等行為從而讓中小企業受益的,有關所有法律責任由成立後中小企業承擔,反之,發起人承擔一切後果;而發起人出現接受捐贈等有關行為時,成立後中小企業承擔一切法律後果。

對於在中小企業無法成立情況下,因為發起人過錯造成交易方利益受損問題處理辦法,公司法並未明確規定。比如在中小企業成立過程中,由於發起人 廣告 宣傳錯誤造成交易方利益受損,抑或對交易方商業機密造成侵犯的情況。本人認為,公司法應進行以下規定來彌補立法缺陷:出現該情形的,按照侵權法規定的過錯責任原則,由發起人承擔賠償損失責任,不同發起人根據過錯嚴重性承擔具體賠償份額。

二、《公司法》對成立中中小企業的責任規定不足與完善

成立中中小企業責任規定有利於保障其行為制度和人格制度有效落實。但是,對於成立中中小企業責任發起和清算內容,公司法規定不夠具體全面。

(一)公司成立發起責任制度

責任發起主要針對發起人,根據公司法第28條第2款內容規定,“股份持有者不按之前規定額度出資的,應向已按規定額度按時出資的股份持有者承擔違約責任”;而第31條內容規定,“成立有限責任公司後,如果作為公司成立資本的非貨幣資產實際價值額度明顯少於公司規定的價值額度,該資產出資方應當不足剩餘差額;成立中公司其他股份持有者也要承擔責任。”公司法的這兩條發起責任規定存在一定缺陷,具體包括:首先,規定沒有明確提到貨幣資產出資問題。對於這點,立法機關看來可能是因為貨幣出資必然要經過驗資程序,所以認為發起人出資一定是足額的。但實際上,發起人可以利用虛假出資等 方法 來混過驗資環節,抑或和驗資機構合夥騙取成功驗資資格,這種情況十分常見。

在本人看來,有關條款中應加入規定“發起人貨幣出資必須足額”。其次,針對發起人出資行為,我國法律是按中小企業成立前後進行分類的。中小企業成立前,發起人如果不按規定出資就屬於違約行為,所以並不直接向中小企業承擔出資責任;中小企業成立後,按照合同法第28條規定,如果發起人出資不足,應當負責補足額度,其他有關發起人也要承擔責任。本人認為後一種責任規定太過簡單。

(二)公司成立清算責任制度

不管公司無法成立,還是成立公司無效,中小企業在成立過程中或者成立後都失去了法人資格而要進行責任清算。但是關於怎樣清算以及怎樣承擔責任問題,公司法並未進行具體規定。在本人看來,立法內容應加入以下規定,從而完善公司成立清算責任制度:第一,中小企業在成立過程中不具備法人主體人格,相當於是一種合夥狀態,所以可以按照合夥中小企業法來進行清算;第二,如果成立中中小企業有相應的清算規定,可以按照中小企業規定進行;

第三,清算成立中中小企業時,應把股資返還給非發起人股東,按照普通債權人進行處理。這不僅可以保護非發起人股東利益,也滿足公司法中第95條對於發起人責任規定的處理要求。如果成立中中小企業資產無法清償所有債務,由於發起人承擔成立中中小企業債務連帶責任,所以由發起人償還。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公司法應盡早彌補以上立法缺失,基於現有法律體系不斷完善發展,這樣才能豐富理論內涵,並科學指導實踐活動。只有成立中中小企業民事地位得到法律形式確立,對其性質進行合理解釋,重新構建公司成立責任機制,才能協調處理好不同法律關系問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從而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公司法相關論文篇4
淺談公司法所面臨的轉變

1、現行公司法中主要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經濟體制不斷發生變革，而公司法1993年在制定實行之初至今的變動並不大，面對當前市場經濟狀況難免會力有不逮。公司法的制定是秉持“法律內容應當較為完整，且具備大致的基本規范，擁有合理的法律框架”的基本理念。為了使公司法更加完善，更加適應當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狀況，下面我們就對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進行總結， 以填補當前公司法中的部分空白。

第一，注重法律框架設計，缺乏具體的操作設計。於1993年頒布的公司法對框架設計較為注重，就以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來說，不能說是面面俱到，但也算是較為全面了。“堅持公司法內容較為完整，具備大體的法律基本規范，框架合理”它既是人們的意見，同時也是公司法草案的起草原則。公司法的制定順應了當時經濟發展的狀況，具備公司設立及運營的基本架構規則，注意框架設計 然而在操作層面設計上，略顯不足，表現為以下幾點：

存在法律空白。例如在公司法中沒有制定出明確的規定，並將決定權交由其他法律法規或授權國務院，據統計，公司法約有8處法律規定由國務院制定，法律和法規中有8處另行規定，由國家做具有股東大會臨時召開的股東大會，它是公司法賦予少數股東的權利。

但在公司法中卻未明確該項權利的具體內容，股份持有多久具備該項權利、哪種請求方式屬於正當請求、請求不被採納時應如何救濟等等問題在公司法中並未有明確的規定。 一旦遇到股東大會困難，就會產生解決困難;某些“不作為”規定，沒有相應的法律後果規定;部分制度存在設計實施障礙和疑點。

第二，重視過程設計，忽略了“行為人”設計。過程是指公司法對辦事程序及行為過程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對於行為實施者的具體的義務和責任並未設計。

第三，注重組織設計，輕視了機制與機理的條件設計。公司開展有效經營應當以完善的組織機構為前提，現行的公司法比較注重組織機構設計。在公司法中對公司業務執行、經營決策機關、權利機關以及監督機關的職權和組成均有明確規定。但對於組織機構的機制和機理方面就顯得有些薄弱。

2、公司法修改應遵循的指導思想

修改公司法時應當從公司法性質與公司性質兩方面出發。公司法與公司具有怎樣的性質?首先公司法是商法的～部分，它主要對公司內外關系加以調整，在一定程度具有法律強制性，但調整主體是平等的，因此，將公司法界定為私法領域是毋庸置疑的。公司是企業法人的一種，它是一個擴大的個人，並不是一個縮小的社會。

從民法通則中的第42條可以看出，公司法人是一種經營性組織，可將其看做商事主體。從公司與公司法性質對現行公司法進行修改，就是要增加其任意性規則，減少強行性的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投資都具有風險，責任自負和風險自擔是公司的根本原則。因此，修改後的公司法應對規則的充分性與相關當事人公正性加以強調。我們對修改公司法的指導思想歸納如下：

2.1適應世貿組織要求，借鑒成功的法律 經驗 在我國公司法案起草時，公司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普遍的企業形式，因而世界各國在公司法案方面均有所涉獵，為了填補我國公司法的空白，我們應當借鑒過程成功的經驗如股東共有限責任原則、股東平等原則等。我們可以從降低企業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實行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授權制、設立公司准則主義和揭開公司神秘面紗的原則對我國現行公司草案進行修改，增強其實用性和全面性。

實施有限責任公司簡化規則，突出股份公司與有限責任公司二者之間的區別。我國公司法中將公司規定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兩種，其用意無非是將公司形式的決定權交到了投資者手裡。而現行的公司法對這兩種形式的差別明確的區分，雖然有部分規定了歐諾公司組織結構進行區分，但是仍較為復雜。為了使有限責任公司具有的簡便易行特點更為突出，公司法是否可在以下方面加以改進：

現行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制度。我國自1979年的7月以來，中外合資有限責任公司一直實行董事會為公司權力機關的制度，並未在董事會之上設立上位機關股東會。這種體制有別於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組織機構制度，由於其已運行了2O年，我們可進行該方面的相關經驗總結，吸收對公司法修改有益之處。比方說全體股東以書面形式對應作出的決議表示同意，就無需再召開股東會會議;或經全體股東同意，可以不經過召集程序而召開股東會會議。注意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少這一的特點，注意一些召集股東會與股東議決方式的設計。將有限責任公司的監事會和董事會適用范圍縮小，對其進行限制。適當對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及一兩個監事的做法加以改動。

2.2分別實行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和公司立法公司法制定之季，恰逢我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階段。

因而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又成為人們的～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

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權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而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至於國有企業如何為成為公司創造條件，公司法則不必過問了。

2.3應當充分體現我國公司法精神利用法律形式來塑造公司法律人格是我國公司法主要體現的精神，並以公司所有同公司經營分離為前提，通過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來實現對公司法律人格的完善。

3、結束語：

公司法的健全和完善是對企業投資者和債權人行使權利的保證，同時也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的一種重要表現。本文僅對公司法需要改進的方面進行了淺要的描述，以為我國公司法的不斷完善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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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公司法結業論文，題目是公司的類型，應該怎麼寫

法律對不同類別企業的具體需求，如設立的條件、設立的程序、內部組織機構等來組建企業。關於企業的種類，我國《公司法》、《合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法律及有關法規有相關規定。
企業種類的確定一般有兩個標准，即學理標准和法定標准。學理標準是研究企業和企業法的學者們根據企業的客觀情況以及企業的法定標准對企業類型所作的理論上的解釋與分類。這種分類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和強制性，但學理上的解釋對企業法的制定與實施有著指導和參考作用。法定標準是根據企業法規定所確認和劃分的企業類型。法定的企業種類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和強制性。但因企業的類型不同，法律對不同種類企業規定的具體內容與程序上的要求也有很大區別。
企業法定分類的基本形態主要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和公司。法律對這三種企業劃分的內涵基本作了概括，即企業的資本構成、企業的責任形式和企業在法律上的地位。從我國的立法實踐來看，我們基本上按所有制形式安排企業立法，劃分企業類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我國也將把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和公司作為我國企業的基本法定分類。我國已頒布《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獨資企業法》。我國法定分類主要有: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公司。
此外，在我國還可以按照經濟類型對企業進行分類。這是我國對企業進行法定分類的基本作法。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我國目前有國有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私營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涉外經濟(包括外商投資、中外合資及港、澳、台投資經濟)等經濟類型，相應我國企業立法的模式也是按經濟類型來安排，從而形成了按經濟類型來確定企業法定種類的特殊情況。它們是:
國有企業
這是指企業的全部財產屬於國家，由國家出資興辦的企業。國有企業的范圍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使用國有資產投資所舉辦的企業，也包括實行企業化經營、國家不再核撥經費或核發部分經費的事業單位及從事生產經營性活動的社會團體，還包括上述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使用國有資產投資所舉辦的企業。
集體所有制企業
這是指一定范圍內的勞動群眾出資舉辦的企業。它包括城鄉勞動者使用集體資本投資興辦的企業、以及部分個人通過集資自願放棄所有權並依法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認定為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私營企業
這是指企業的資產屬於私人所有，有法定數額以上的僱工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在我國這類企業由公民個人出資興辦並由其所有和支配，而且其生產經營方式是以僱傭勞動為基礎，僱工數額應在8人以上。這類企業原以經營第三產業為主，現已涉足第一、第二產業，向科技型、生產型、外向型方向發展。
股份制企業
企業的財產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出資者共同出資，並以股份形式而構成的企業。我國的股份制企業主要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兩種組織形式。某些國有、集體、私營等經濟組織雖以股份制形式經營，但未按公司法有關既定改制規范的，未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登記注冊的，仍按原所有制經濟性質劃歸其經濟類型。
聯營企業
這是指企業之間或者企業、事業單位之間聯營，組成新的經濟實體;具備法人條件的聯營企業，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不具備法人條件的，由聯營各方按照出資比例或者協議的約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經營管理的財產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如果按照法律規定或者協議的約定負連帶責任的，則要承擔連帶責任。
外商投資企業
這類企業包括中外合營者在中國境內經過中國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外合營者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享利潤、共擔風險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也包括由外國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按我國法律以合作協議約定雙方權利和義務，經中國有關機關批准而設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還包括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部資本由外國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單獨投資、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外資企業。
港、澳、台企業
這是指港、澳、台投資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涉外經濟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合資、合作或獨資形式在大陸舉辦的企業。在法律適用上，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法律、法規為依據，在經濟類型上它是不同於涉外投資的經濟類型。
股份合作企業
這是指一種以資本聯合和勞動聯合相結合作為其成立、運作基礎的經濟組織，它把資本與勞動力這兩個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有效地結合起來，具有股份制企業與合作制企業優點的新興的企業組織形式。
其他標准分類
按規模分，企業分為: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
按組織機構分，企業分為:工廠，公司

Ⅳ 論文大綱，題目是公司法強制性和任意性規范的識別，有能者幫幫忙，在線等急急急！！！

一、公司法規范分為任意性規范和強制性規范
強制性規范的定義 任意性規范的定義
二、公司法為強制性規范或是任意性規范之界定
三、從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的區分做出論述
從而進一步討論公司法中是否有強制性規范和怎樣識別強制性規范的問題.同時對任意性規范的條款作用加以認識

Ⅳ 劉俊海的代表性論文

1.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Then and Now」，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Cindy Schipan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Volume 2002,Number 1. LENGTH: 24908 words. 據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網（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2003年9月13日的統計，該文是該網「亞洲法」論文中點擊率最高的十篇文章之一。
2.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Internet: The Infrastructure for Trust」，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November,2002,35 Vand.J.Transnat'l L.1545. Co-authored with Prof. Timothy L. For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該文曾在美國商法學會2001年年會上榮獲最佳國際商法論文獎拉爾夫·邦奇獎。
3. 「The Perspectives for Tax Law in Hong Kong after 1 July 1997」，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x Law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ward the 21st Century」，held in Leiden,the Netherlands in July 1996 and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in 1997.
4. 「Increasing role of the courts in China」，Law,Development &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Asia，2003.
5.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and the Coming Implementation of CESCR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he domestic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eld in Oslo,Norway,in November 1997.
6.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in China」，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orwegia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the University of Oslo,1997.
7.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Managers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conference of Asia Pacific Economic Law Forum,held in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98.
8. 「Legal reforms in China」，Governance,Decentraliz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India and Russia,Jean-Jacques Dethier (e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p. 373 – 405. ZEF-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No. 13,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Bonn,September 1999. See,It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Governance on China,India and Russia」，3-4 May 1999,hos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Development,Bonn University.
9. 「Overview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China」，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Meeting on Law,Development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sia (II),held in Bangkok,Thailand,19-20 November,2001.
10. 《推行廠務公開制度，增強企業競爭力》，《理論前沿》， 2009年第5期；
11. 《食品安全監管的制度創新》，《法學論壇》，2009年第3期；
12. 《3·15應成為企業對消費者的感恩節——論公司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
13. 《一項塑造法官公信力的誠信工程》，《人民法院報》，2009年2月3日，第4版；
14. 《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資本市場法治：以上市公司監管立法為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15. 《弘揚股東民主理念，激活股東大會制度》，《董事會》，2008年第10期；
16. 《制定國有資產法的思考》，《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17. 《論股權平等原則》，《法學雜志》，2008年第3期；
18. 《改革開放30年來公司立法的回顧與前瞻》，《法學論壇》，2008年第3期；
19.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打造法治工商新品牌》，《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8年第3期；
20. 《論抽逃出資股東的民事責任》，《法學雜志》，2008年第1期；
21. 《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公司承包經營問題研究》，《當代法學》，2008年第1期；
22. 《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法學家》，2007年第6期；
23. 《中國對一人公司的法律規制》，《國際商事法務》（日本），2007年第9期；
24. 《優化事務所內部治理，實現做大做強》，《中國注冊會計師》，2007年第6期；
25. 《法律應該向弱者適度傾斜》，《民主與法制》，2007年第5期；
26. 《關於公司社會責任的若干問題》，《理論前沿》（中央黨校），2007年第22期；
27. 《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在中國的解釋與運用》，《中國法律》（香港），2007年第8期；
28. 《一本不平的平話——評<行業協會商會平話> 》，《中國商貿》，2007年第6期；
29. 《優化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法治環境》，《資本市場》，2007年第11期；
30. 《法學研究要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法學論壇》，2007年第2期；
31. 《價格同盟：行業協會的社會責任亟待強化》，《人民法院報》，2007年10月16日；
32. 《法律應該向弱者適度傾斜》，《民主與法制》，2007年第5期；
33. 《新公司法中揭開公司面紗制度的解釋難點探析》，《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34.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社會》，《法學論壇》，2006年第6期；
35. 《新公司法解讀》，《北大商業評論》，2006年第7期；
36. 《新公司法實施中的爭點》，《光明日報》（2006年12月26日）第九版整版刊登；
37. 《構建和諧社會與法理念的更新——兼論和諧社會與社會法的完善》，《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5期；
38. 《評<；公司集團基本法律問題研究>；》，《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2期；
39. 《從公共服務視角看行政機關的六種服務》，《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14期；
40. 《新公司法的制度創新及其對仲裁實踐的影響》，《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41. 《妥善解決股權分置改革中涉及外資股東的難點法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領導內參》，2005年第27期。該文被黃菊副總理批閱，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信息一等獎；
42. 《證券法律的制度創新》，《中國金融》，2005年第22期；
43. 《誠信株連的啟示》，《新財經》，2005年第11期；
44. 《股改的法律依據何在》，《新財經》，2005年第9期；
45. 《公司社會責任與和諧消費環境的營造》，《法治論叢》，2005年第4期；
46. 《建議盡快糾正對〈聯合國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民事權利」的不準確譯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1997年第63期。該文被錢其琛副總理批閱，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省部級）優秀信息獎。
47. 《關於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的建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專供信息（國辦）》，2004年第21期。該文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優秀決策信息對策研究類二等獎；
48. 《金融危機的法律防範》，《中國法學》，1999年第2期；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1999年第6期；
49. 《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的法律思考》，《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
50.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中國法學》，2002年第6期；後載入《商法論文選萃》，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
51. 《論證券市場法律責任的立法和執法協調》，《現代法學》，2003年第1期。該文在2004年7月榮獲重慶市新聞出版局、重慶市期刊協會頒發的優秀論文獎；被收入《中國商法學精萃 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2. 《關於企業和企業家的維權立法問題》，《當代經濟》，2004年第4期；
53. 《論股東累積投票權》，《環球法律評論》，2003年第1期；
54. 《完善國內仲裁司法監督問題的法學思考》，《北京仲裁》，2004年第1期；
55. 《論新公司法的現代化》，《環球法律評論》2004年冬季號；
56. 《中國公司法移植獨立董事制度的思考》，《政法論壇》，2003年第3期；
57. 《一人公司制度難點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6期；
58. 《創新裁判思維，維護金融債權》，《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辦），2006年第1期；
59. 《企業國有產權轉讓中的法律問題研究》，《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主辦），2005年第3期；
60. 《新公司法的制度創新》，《月旦財經法學》（中國台灣地區），2006年第3期；
61. 《公司法的修改與解釋：以司法權的適度干預為中心》，《法律適用》，2005年第3期。該文獲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適用》「珠海杯」徵文二等獎；
62. 《論政府與人民的法律角色定位》，《法學評論》，1996年第1期；後載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劉海年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
63. 《淺議法人財產權》，《經濟研究參考》，1996/ZJ；
64. 《論股東的表決權》，《法律科學》，1995年第6期；
65. 《論不公正的新股發行與股東權的保護》，《河北法學》，1995年第6期；
66. 《公司法修改應著力創新》，《法學》（華東政法學院），2004第7期；
67. 《中國應盡快制定國有資產保護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領導參閱》，2006年第20期；
68. 《完善證券法，鼓勵投資信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領導內參》，2005年第28期；
69. 《強化公司社會責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9月27日第3版；
70. 《創新法律制度，構建和諧社會》，《群言》，2005年第11期；
71. 《論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民商法官的裁判思維》，《山東審判》，2005年第3期；
72. 《建立社會公眾股股東單獨表決制度的有關問題》，《中國金融》，2004年第23期；
73. 《公司社會責任與和諧消費環境的構建》，《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05年第4期；
74. 《修改公司法，放寬公司的擔保能力》，《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75.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人和企業產權制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03年第164號；
76. 《傾力打造非公有制企業健康發展的法律環境》，提交2003年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專題研討會，收入《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中國工人出版社，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辦公室編，2004年2月第1版；
77. 《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保護》，《群言》，2003年第7期；
78. 《上市公司分立與小股東權益保護》，《證券法律評論》2003年卷；
79. 《規制政府采購人變相指定供應商的法律思考》，《中國政府采購》，2003年第6期；
80. 《政府采購法重視對供應商權益的保護》，《中國政府采購》，2002年第6期；
81. 《論完善證券法律責任的協調實施機制》，《法律適用》（國家法官學院），2003年第4期；
82. 《論獨立董事制度的幾個相關法律問題》，《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3期；
83. 《整頓和規范市經濟秩序的法律思考》，《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3年第7期；
84. 《營造放心消費環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質量萬里行》，2003年第3期；
85. 《電子商務主體及准入監管研究》，1.5萬字，載入《市場監管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工商出版社，2003年7月版；
86. 《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若干思考》，《法學論壇》，2002年第6期；
87. 《政府采購法重視對供應商權益的保護》，《中國政府采購》，2002年第6期；
88.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權轉讓若干問題研究》，《中國民商審判》，2003年第1卷；
89. 《修改公司法的指導思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2年12月1日；
90. 《投資基金立法若干爭議問題研究》，《中國證券報》2002年3月29日第12版，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6期轉載；
91. 《市場化成熟度標桿——中國投資基金立法若干爭議問題研究》，《國際貿易》，2001年第9期；
92. 《民主管理公司——歐盟職工參加公司機關制度的立法過程》，《國際貿易》，2001年第7期；
93. 《論投資基金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法學雜志》，1999年第1期；
94. 《中華人民共和國投資基金法學者建議稿》，《民商法論叢》第14卷，2000年；
95. 《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四個法律問題》，《法學》（滬），1996年第3期；
96. 《論股東的代表訴訟提起權》，《商事法論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97. 《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建立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商事法論集》，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98. 《商法學研究述評》，《法學研究》，1997年第1期；
99. 《政府幹預市場經濟必須走向法治化》，《特區理論與實踐》，1999年第2期；並在《改革內參》第9期、第10期、第11期和第12期全文刊登；後載入《面向21世紀的思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20周年回顧與前瞻.》，王洛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依法治國與廉政建設》，劉海年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
100. 《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企業改革與管理》，1999年第3期；
101. 《加入WTO後，政府幹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勢在必行》，《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1年第12期；
102. 《論社會權的保護及<；經社文公約>；在中國的未來實施》，《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研究》，劉海年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
103. 《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的法律分析與思考》，《國有企業改革法律報告》，第1卷，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104. 《公司法修改中的重大問題》，《民商法前沿論壇》，第3輯，：王利明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105. 《加強公司法解釋學研究，積極審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商事審判研究》，2004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
106. 《依法推進費改稅》，《經濟與法》，1999年第3期；
107. 《職工參與公司機關制度的比較研究》，《商事法論集》第3卷.，王保樹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
108. 《論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的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文萃》（1993～1995），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位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09. 《股東權法律保護的理論和實踐》，《法學》，1995年第8期；
110. 《關於加強鄉鎮企業法律機制的研究》，《法學雜志》，1992年第1期；
111. 《這樣的「聯手」有違法律》，《民主與法制》卷首，1999年第10期；
112. 《中國應允許設立一人公司》，《民主與法制》卷首，1999年第14期；
113. 《國際慣例≠真理》，《新華文摘》，2002年第9期；
114. 《股民狀告證券商侵權案件的法律啟示》，《國際商報》， 1999年7月26日第7版；並被法律之星網站1999年8月11日法制論壇轉載；
115. 《挑戰股東利益最大化——美國近年非股東利害關系人立法研究》，《國際貿易》，2002年第7期；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民商法學》1998年第10期；
116. 《資本與知本最佳組合：建立有限合夥制度解析》，《國際貿易》，2002年第2期；
117. 《中國公司法的特點》，《法學雜志》，1994年第2期；
118. 《股東權模式的內涵與功能》，《中國民營科技與經濟》，1994年第2期；
119. 《有關中國公司立法的若干建議》，《中國證券評估雜志》，1993年第6期；
120. 《轉換國有大企業經營機制的重要途徑》，《法學雜志》，1993年第2期；
121. 《股東權保護的理論與實踐》，《法學》（上海），1995年第8期；
122. 《國有企業改建為國有獨資公司探討》，《法制日報》，1996年4月25日理論版，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1996年第4期；
123. 《入世後中國經濟立法的完善》，《經濟時刊》，2000年第1期；
124. 《政府采購立法若干原則研究》，《中國政府采購》，2001年第4期；
125. 《論商事打假行為》，《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4期。該文於2001年3月榮獲國家工商局、中國工商管理學會和中國消費者協會主辦的「12315」面向21世紀消費者權益保護徵文一等獎；
126. 《塑造科學消費的良好法治與倫理環境——談商家、政府職能部門及社會團體、中介機構在推動科學消費方面的作用》，《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11期；
127. 《建議盡快糾正對〈聯合國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民事權利」的不準確譯法》，《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1997年7月30日，第63期。1998年2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信息獎；
128. 《中國簽署〈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應當注意的若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信息專報》，1997年10月12日，第83期；
129. 《「兩權」分離理論失敗，立法應取權利本位》，《內參情況》，中國青年報社編，1994年1月8日；
130. 《股份制與合作制不能「捏」在一起》，《內參情況》，中國青年報社編，1994年6月8日；
131. 《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應限制在五個法律層次》，《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領導參閱》，1998年第22期；
132. 《人權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要求》（A·艾德著），譯文，2萬字，《外國法譯評》，1997年第4期；
133. 《加強農村社會穩定的若干法律對策》，《法學雜志》，1998年第4期；
134. 《走向成熟的中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6年第2期；
135. 《中國公司法確認股東累積投票權的理論探討》，《江海學刊》，1996年第3期；
136. 《消費者疑假買假勝訴，經營者知假賣假敗訴》，《內蒙古質量技術監督》，1996年第6期；
137. 《論股東權保護的淵源》，《法學雜志》，1996年第2期；
138. 《中國公司法的特點》，《法學雜志》，1994年第2期；
139. 《轉換國有大企業經營機制的重要途徑》，《法學雜志》，1993年第2期；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1993年第4期；
140. 《論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確認和行使》，《政法論壇》，1991年第1期；
141. 《論中國經濟法的目標模式》，《江海學刊》，1988年第4期；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法》，1988年第5期；
142. 《論企業兼並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經濟與法》，1988年第10期；
143. 《建議盡快制定私人企業法》，《經濟與法律》，1987年第8期；
144. 《有效維權重在加大違法成本》（專訪），《人民日報》，2005年3月17日第5版；
145. 《理順工商關系，保護消費者權益》（專訪），《人民日報》，2003年11月3日；
146. 《完善信用立法，夯實誠信根基》，《人民日報》，2003年6月17日；
147. 《正當競爭應鼓勵》（專訪），《人民日報》，2002年7月15日；
148. 《醫患糾紛解決機制的公開化與公正化》，《中國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3期。

Ⅵ 求公司法和婚姻家庭法結課論文題目

公司法和婚姻家庭法結課論文題目，這個你可以去查一下，網路就會有。

Ⅶ 公司社會責任方面論文例文

履行公司社會責任作為實現公司好公民形象的條件，需要將公司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制度化、規范化的管理體系，有明確的計劃、有專門負責部門、有一定的經費保障、有可操作的規范化的管理程序。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公司社會責任方面論文例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公司社會責任方面論文例文篇1

試論公司對勞動者的社會責任

摘要：公司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經濟組織體，而勞動者則作為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在現代公司中的居於重要地位。公司與勞動者的關系不僅直接影響到公司的利益和長足 發展，也關系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寧。因此，現代公司法在強調盈利性的同時，也注重對於公司社會責任的研究。那麼公司對勞動者應當承擔哪些社會責任?立法對該問題的規制又該進行怎樣的制度構建?本文將嘗試對此進行探討。

關鍵詞：勞動者;公司社會責任;勞動權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確立及其對勞動者的責任

傳統的公司法理論認為，公司的唯一目的是謀求利潤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進而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公司僅對股東負責，至於社會責任則純屬國家和政府的職責。其隱含的邏輯是，公司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就能極大地增進社會利益。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公司規模的不斷擴大，公司的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越來越加劇。公司社會責任問題被屢屢提及並引起極大關注。

然而，究竟什麼是公司社會責任?對此尚無統一學說。一般而言，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的義務。它是對傳統公司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惟一目標的修正與補充，但並不否認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而是強調在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對公司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包括公司的職工、消費者、債權人、公司所在的社區等)承擔適當的社會義務。其中雇員利益是 企業社會責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內容。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企業法尤其是傳統公司法中，勞動者並非是公司的成員。但勞動者的利益和命運與公司的運營又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勞動者是公司的一種重要的利益相關者。為了促使公司切實保障和充分考慮勞動者的利益，當代各國無一例外地將公司對勞動者的責任列為公司社會責任的一項主要內容。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

(一)公司的營利性與社會責任的關系

公司作為經濟實體，營利是公司存在和發展的動因。正是基於此公司社會責任是要公私兼顧(在 法律范圍內兼顧所有利害關系人的利益)，而非從根本上否認其營利性。若公司無法營利就無法生存，那麼如何來履行社會責任呢?因此,公司的營利性和社會責任並非必定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兩者可以辯證統一於公司利益基礎之上,是相互促進的。例如公司給勞動者以較好的福利，提高勞動條件等，從而使勞動者更加積極地工作，為公司提高效益。

(二)公司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

公司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事實上公司從一開始，就處於一種法律的規制狀態，而任何的法律規制，無不體現出一種社會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的價值平衡，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不存在著不承擔任何社會責任的公司。實踐中，我國已經將公司的社會責任化為法律規制，例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法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等等。這些規定帶有很強的社會性，若不承擔會受到相應的制裁，是剛性的義務。

三、強化公司對勞動者的社會責任之意義

(一)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是公司社會責任的首要內容

公司社會責任是公司對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義務。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是指在股東以外，受公司決策與行為現實的和潛在的、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的一切人。由於勞動者是公司最直接、最重要的非股東利益相關者，是公司須臾不可或缺的利益相關者，因此，在確立公司社會責任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將公司對勞動者的責任列入其中。

1、現代公司的競爭最終都歸結為人力資源的競爭，勞動者所擁有的高素質的勞動是比物質資本更為稀缺的資源，擁有知識和技能的勞動者是公司在激烈的競爭中制勝法寶。

2、勞動者作為一種人力資本，具有一定的專用性。這種專用性將勞動者與公司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只有保護好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才能使公司充滿活力。

3、在勞工問題嚴峻和民主潮流高漲的條件下，為緩和勞資矛盾的需要必須重視勞動者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為了保障公司勞動者的利益，而且也為了促進公司的良性發展，確立公司社會責任的各國無一例外地將公司對勞動者的責任列為公司社會責任的一項主要內容。

(二)公司社會責任是勞動者勞動權實現的保障和推動力量

公司與勞動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二者的利益追求雖有諸多不同，但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公司的行為不僅影響到勞動者，還會通過勞動者的行為影響到顧客及其所接觸到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公司與顧客、供應商及其他外部利益相關者進行的合作起始於公司的勞動者，勞動者在促進公司的長期成功和良好運營中擔當重要角色，直接關繫到公司的效率，而勞動者能夠真正為公司利益貢獻自己的才智的根本基點是勞動權得到切實的保障。公司社會責任的強化有利於推動勞動權的實現，而公司社會責任的踐行反過來會為公司的根本長遠利益、乃至公司制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基礎。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可能會影響其短期利益，但如果公司注意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關注勞動者的健康並使其得到切實保障， 經濟上和生活上的安全感能促使他們為公司的進一步 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時有利於提升公司自身的社會形象。對社會來說，公司在勞動權保障方面承擔社會責任，有利於推動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公司承擔社會責促進勞動者的勞動權保障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公司社會責任問題開始在各國被提起，逐步形成了公司社會責任運動。目前，國際公司社會責任運動在勞動權保障領域主要以社會責任標准作為其實施和驗證的工具和手段。當今國際上有關社會責任的標准形形色色、數量繁多，歸納起來主要分為三大類：政府及政府間組織的標准，包括國際勞工組織的有關公約、聯合國人權宣言等;非政府組織制定的民間標准，包括聯合國全球契約(GC)、道德貿易行動(ETI)准則、SA8000等;各跨國公司自身制定的供應鏈行為准則，如迪斯尼、沃爾瑪、耐克、宜家等。

四、我國現行公司法的規定以及完善建議

目前，我國《公司法》在制定時不見得有意識地以公司社會責任理念為依據，但現行《公司法》的某些條款卻體現了公司社會責任的精神。例如，《公司法》第14條第1款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 法律，遵守職業道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該法第15條第1款規定：“公司必須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加強勞動保護，實現安全生產。”該法第16條還規定：“公司應當為本公司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國有獨資公司和兩個以上的國有 企業或者其他兩個以上的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依照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此外，《公司法》第52條第2款、第56條、第68條第2款、第122條、第124條第2款也規定了有關公司勞動者參與公司治理的規定。

這些規定突破了傳統公司法以公司的營利性為其唯一價值取向的做法，要求公司在追求公司及股東利益的同時，也要採取措施維護公司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特別是公司勞動者的利益。2002年由 中國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則》(以下簡稱《准則》)則在借鑒國外公司治理經驗的基礎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的概念，並要求上市公司必須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准則》第81條規定：“上市公司應尊重銀行及其它債權人、職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准則》還對職工在公司中利益的維護等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准則》也要求上市公司重視其社會責任不能偏離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盡管如此，我國《公司法》還是應該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作出明確規定，包括公司對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的義務。雖然這一義務可以是非強制性的，且已在《勞動法》中有相關的規定，但在公司法這一組織法中作出這一規定，對於公司管理者而言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意味著公司管理者不僅承擔著對股東的義務，還對勞動者負責的義務。它授權公司管理者可以動用公司資源履行這一原本為道德上的義務，其行為的正當性可得到法律的認可，而不會受到股東的追究。加之當今社會環境的變化，公司受到外部有時是很強烈的要求其承擔社會責任的壓力，這一授權就更有可能被公司社會責任的權利主體實際受益。

總結

勞動是財富之源，勞動者是源源不斷的財富的締造者，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往往處於弱勢的地位。公司應積極主動的踐行對勞動者的社會責任，提升自己的形象，增強自己的綜合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同時，勞資關系的和諧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意。

公司社會責任方面論文例文篇2

論公司社會責任的強化及制度完善

摘要：從 經濟 法角度講，公司 社會 責任體現為經濟法對公司行為的規制，達到社會可持續 發展 ，滿足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經濟法價值目標。公司社會責任有助於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有利於公司信譽的建立和長期的發展，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公司社會責任理念的引進和探討必將對《公司法》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為我國 現代 企業 制度的發展提供寶貴借鑒，公司制度的健全又將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

關鍵詞：公司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 法律

公司的社會責任與營利責任相對而言，指在公司追求最大限度的自身利益和股東利益的同時，還應當承擔起不斷增進不特定社會利益的責任。公司不僅是營利法人也是社會組織體，不僅是股東獲取利潤的工具還必須對其獲利行為承擔社會責任。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 理論 界定

公司社會責任被稱為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最早於1924年由美國的謝爾頓提出，幾十年來國外學者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了廣泛 研究 ，取得了大量成果，並被立法和司法實踐確定下來[1]。近年來，隨著 中國 企業國際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道德責任標准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進入中國，使企業社會責任成為國內學者研究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含義、要旨大都包括：公司社會責任，指在公司制度以及社會環境的演進中產生的，社會期望公司經營者除了對股東利益負責外，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的制度設計、角色定位、運營與管理應當充分體現有關企業利害關系人或相關利益者(包括股東、雇員、顧客、廣大公眾)的利益和意志[2]。

從公司社會責任的性質和特徵來看，其一，公司社會責任是對傳統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合理補充和擴展，明確公司利潤合理化與社會責任並重的二元價值目標，要求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兼顧社會責任，更好地保護勞動者、消費者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其二，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綜合性義務，包含企業對社會負有的必須強制履行的法律義務與自覺履行的道德義務[3]。一方面，公司社會責任實質是社會使命，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應表現為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為社會必須承擔的法定性責任;另一方面，公司社會責任的核心是通過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是社會期望或者公司自願履行的道德性承諾。

二、我國現階段強化社會責任的必要性

公司在社會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 影響 到與公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利益群體，而且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司以贏利為唯一目標已成為社會不和諧因素的製造者，強化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顯得必要和迫切。

首先，有助於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在市場經濟中，公司的發展是各項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在不同類型的公司中，各種資源在成本、信息、風險、耗損、價值、利潤、貢獻、回報等方面的設計必須充分考慮各種利益關系的參與[4]。否則，由於公司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其與相關利益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自身與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權衡時，往往會犧牲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將造成不平等競爭，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

其次，有利於公司信譽的建立和長期的發展。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與提升公司軟競爭力相結合，使公司內部股東、管理層、職工的關系得到協調，符合社會道德觀和價值觀，體現共同的價值取向和利益目標，從以短期速成為基準的觀點轉變為著眼長期利益的追求，避免政府不必要的法律規制，有助於公司自身形象的樹立和信用體系的建立，保證公司持續長遠的發展。

再次，有利於可持續發展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強烈反對資源濫用和環境破壞，保障了生活品質改善和社會公益實現，促進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公司社會責任理念的引進和探討必將對《公司法》的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為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提供寶貴借鑒，公司制度的健全又將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發展。

三、新《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與完善

我國第一次在《公司法》里以法律形式，明確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體現了以人為本的 科學 發展觀，在公司追求利潤目標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作出平衡，從只強調股東責任到強調包括股東責任、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在內的公司責任體系。這使得我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得到法律的正式規范和支持，是我國社會主義公司法的一大特色。

第一，一般條款的規定。

法律維護正義的過程，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利益平衡過程，面對市場實際操作中出現的一些 問題 和日益暴露的弊端，《公司法》第5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第5條首次在法律中明確了公司的社會責任主體地位，意味著對傳統公司的角色或目標定位的突破。

第二，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公司對債權人的責任至關重要的是切實履行依法訂立的合同，確保交易安全。《公司法》第1條將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規定為公司立法宗旨之一，第20條第3款：“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可見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引入，體現了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

第三，董事與監事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不僅將強化公司 社會 責任理念列入總則條款，而且在分則中設計了充分強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制度。就職工董事制度而言，《公司法》第45條第2款和第68條要求兩個以上的國有 企業 或者兩個以上的其他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國有獨資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有公司職工代表;第45條第2款和第109條第2款允許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設立職工代表董事制度;第52條第2款、第71條和第108條要求監事會應當包括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其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從而有助於扭轉一些公司中職工監事比例過低的現象。

第四，職工勞動保護與民主參與。

《公司法》第17條：“公司必須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 合同，參加社會 保險，加強勞動保護，實現安全生產。”同時規定，公司應當採用多種形式，加強公司職工的 職業 教育 和崗位培訓，提高職工素質。《公司法》第18條：“公司職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組織工會，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公司應當為本公司工會提供必要的活動條件。公司工會代表職工就職工的勞動報酬、 工作時間、福利、保險和勞動安全衛生等事項依法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另外，公司 研究 決定改制以及經營方面的重大 問題 、制定重要的規章制度時，應當聽取公司工會的意見，並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聽取職工的意見和建議。

第五，信息查詢與披露條款。

《公司法》第6條第3款：“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 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明確了社會公眾監督的途徑;第34條：“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

四、公司社會責任的 法律 規制

以中國的國情，公司承擔社會責任需要階梯式發展 ，如同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其內容和標准都需要全方位考量，在學術研究上仍應請求如何將之具體落實的 方法 ，否則將淪為純粹道德化的訴求[5]。

第一，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優化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環境。

公司社會責任的落實首先表現在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完善的規制。通過強化董事的職能，以保證公司在決策時，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6]，以及強化監事會職能等措施，保障公司及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並對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

第二，整合法律資源，構建公司社會責任法律框架。

一種社會關系的調整往往需要多部法律的協調配合才能實現，我國與公司社會責任有關的內容分散在除公司法之外的諸多法律法規之中，而這些法律法規之間缺少制度設計所必需的統一性和關聯性。因此，應以社會利益為本位，充分利用現有法律資源並加以整合，從不同的主旨和范圍全方位建構公司社會責任的法律框架，明確社會責任承擔主體和對象范圍，使公司社會責任的精神具體化、內容明確化、實施操作化。

第三，進行道德立法，形成公司社會責任的“激勵——約束”機制。

在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中有一些高於法律的道德義務，如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方面由公司自願為之，但國家應設立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公司社會責任意識。又如，公司對外財務性和社會性信息的公開與披露，對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進行稅費減免或政策優惠，以及公益訴訟制度與訴權保護機制的建立等措施。

第四，與國際接軌，建立符合國情的中國公司社會責任標准。

目前 全球范圍內的公司社會責任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公司自訂責任准則，二是國際統一的社會責任標准，即SA8000標准。我國應建立自己的公司社會責任標准，要從對企業社會責任理念的培訓到建立制度化評價體系，形成一個全方位的推進戰略，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全面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 實踐[7]。同時，還應建立社會責任指數資料庫，把這些對於社會責任或者是環境保護的因素當作一個具體的指標。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的體系結構可以借鑒國外標準的通行做法，還需突出中國轉型發展階段的國情並符合中國企業的實際狀況，將其落實到具體而有效的履踐對策中。

參考 文獻 ：

[1] 盧代富.企業社會責任 經濟 學與 法學 分析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 劉俊海.公司的社會責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

[3] 黃寅.企業倫理：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7.

[4] 廖斌，徐景和.公司多邊治理研究[J]. 政治 論壇，2003(1).

[5] 劉連煜.公司治理與公司社會責任[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2.

[6] 劉俊海.強化公司社會責任.商事結論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7] 趙瓊.廣東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報告[J].大經貿，2004，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