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司法

㈠ 有哪些社會輿論影響司法判決的案例

楊達才，男，漢族，1957年月生，陝西鎮坪人，1982年1月參加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大學文化（延安大學政教系哲學專業），原任陝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2012年8月26日，楊達才在延安交通事故現場，因面含微笑被人拍照上網，引發爭議並被網友指出楊達才有多塊名表。2012年09月21日，陝西省研究決定：撤銷楊達才陝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2013年8月30日，西安中級人民法院在3號法庭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楊達才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同年9月5日獲刑14年。

葯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駕車撞人後又將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後駕車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時再次撞傷行人，逃逸時被附近群眾抓獲。後被公安機關釋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葯家鑫提起了公訴。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葯家鑫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45498.5元。5月20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葯家鑫案二審維持一審死刑判決。2011年6月7日上午，葯家鑫被執行死刑。

㈡ 司法工作如何面對輿論壓力

順勢而為支持人多的，幹掉人少的。

㈢ 辯題輿論關注司法公正弊大於利 作為反方二辯如何反駁正方輿論有利於普及法制教育的論點。

回扣司法公正啊，利弊是對於司法公正的啊，不是對於公眾的法制教育

㈣ 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失法律的權威性；而在西方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則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這兩者的差異正是本文企圖理清的。 （一）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媒介與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不應處於根本對立的態勢。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也確實出現過媒介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現過司法壓制正確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的產生在於二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於： 第一，媒介的職業特徵就是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則是消極的，它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許可權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第二，媒介要求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松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三，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而司法語言講求用詞嚴謹，前後一致。 第四，新聞事實是記者的所見所聞或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則是指有確鑿證據的事實。 第五，輿論監督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則代表著國家強制力與終局裁量權。 出現傳媒與司法之間的矛盾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何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 目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著職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某些司法部門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越權和擴張權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驅動下，以輿論監督司法的名義進行炒作，這種非規范行為對司法的損害是很大的。這里特別就傳媒對於司法報道的炒作態勢多講幾句。 我國傳統的犯罪案件報道，本來有「聲討、公審、槍斃」的模式，忽視司法獨立、實行輿論審判的積習較深厚。現在又多了一層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出現了越來越多干擾司法審判的情形。例如在報道蔣艷萍經濟犯罪案件時，各媒體的報道都一邊倒，使人難以看到或聽到不同的、客觀的評說。沒等法庭進行庭審調查，報道中就說起訴書「言之鑿鑿」（那麼何必還要法院審判呢？）；審理過程中，又把律師和蔣的申訴斥責為「強行狡辯」、「百般抵賴」（那麼何必還要設置辯護制度呢？）。再如張君搶劫殺人案審理時，某家全國性報紙發表《重慶滿街聲討「魔頭」》的通訊，搶在法庭判決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諸如「張君該千刀萬剮」、「殺一儆百」、「用張君人頭祭奠亡靈」等等極端的語句，缺乏基本的文明。這種「文革」式的對案件報道的「熱心」，顯然會妨礙司法的公正審判。 針對這類情況，可以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應景措施（作為道德性質的要求，它們尚是相當軟弱的）。例如，媒介對於司法的監督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報道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現出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 第二，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只宜評論已有的審判結果，而不應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第三，媒介的評論文章，應限於意見范疇，不應追求聳人聽聞的情節，不應帶有民意審判的意味。 第四，要與上級司法和紀檢部門保持聯系，以得到支持，並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以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三） 對司法腐敗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還要考慮到，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基本的、最後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如果當事人頻繁地找尋記者解決各種糾紛，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說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應有系統地報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說明什麼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會公正，給媒介受眾指出一條通過司法正確解決糾紛的路子，給他們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於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與權威，加快法制體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同時，必須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現在傳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傳媒自身的原因外，也與司法體制上出現較多紕漏，以及人員素質較差有關。因此，重建司法救濟手段在公眾中的威信，會有助於減少傳媒監督司法中較多的越位現象。 （四）從長遠考慮，僅憑介紹幾個做得較好的輿論監督司法的媒介欄目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與司法關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權利與義務。這方面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新聞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獨立，不能違背「無罪推論」的原則；在此前提下，傳媒有權利報道和評論庭審活動。如果報道失誤，傳媒應承擔責任。 二、明確輿論監督權與公正審判權相互沖突與協調的制度空間。這需要考慮規范傳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圍、傳媒評論司法的職業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誹謗、侮辱和有失公正與平衡的原則）、健全監督的外部環境等問題。 三、改革司法，減少司法公正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樣有傳媒監督的廣闊天地，可以像監督普通人一樣，監督司法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和職業行為中的違法行為；同時應監督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司法外部的行為。 在這些法律框架還沒有成形之前，法學界和新聞學界要有經常的學術交流，首先要在職業道德方面達成共識，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然後，爭取形成較明確的法律框架，最後形成法律或法規。 總之，活躍而健康的輿論監督，不是司法獨立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獨立來保證，輿論監督則通過客觀地展示和評論司法過程，協助實現這種公

㈤ 如何正確處理輿論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您好，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 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使新內聞監督法治容化。首先，維護司法的權威性。維護法律與司法的權威，這是新聞媒體監督司法工作的基本准則。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時，要堅持客觀、准確、公正的原則，從客觀的角度，以還原事實真相的方式來進行報道，僅對事實上的客觀性的事件本身經過進行描述，對其是非曲直不進行任何評判。其次，要加強對輿論監督的檢查與糾偏，除了新聞立法，還應從外部加強對新聞媒體報道活動的監督和制約。
二、 完善司法獨立制度。我國的司法獨立也正處在初級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與不足，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我國司法獨立運作行政化，司法權力地方化，行政干預司法現象嚴重。同時我國的司法獨立還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完善司法獨立，使司法獨立真正的遠離立法與行政的干涉，才能使公眾更加信任司法，更加相信司法的公正性，從而保持司法的權威，減輕輿論對司法獨立不利的一面，保證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干擾較小到最少的地步。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㈥ 如果有人表示自己如果因為輿論罪被司法懲罰，出來一定要屠童大殺，司法還敢懲罰大嗎

首先，我國家刑法的規定中，沒有輿論罪這一罪名；第二，司法機關不可能因為罪犯揚言如被懲罰會實施報復性行為，而放棄對罪犯的追究。說幾句狠話，司法機關放過你了？這種想法未免太幼稚可笑了。

㈦ 社會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社會輿論只起督促作用，司法公正以法律為准繩，必須依法判定。

㈧ 輿論應不應該影響司法

司法審判必須獨立，不能受輿論影響。這是底線。但輿論對司法公正、透明又有推動作用，司法審判人員不能忽視輿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