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保障與我國刑法的完善

㈠ 刑法修正案七的特徵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高票通過刑法修正案(七)，這是我國刑事法治建設契合時代要求，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舉措。

關於刑法修改的基本特點

縱觀10餘年來的歷次修改，我國刑法修改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

其一，在刑法修改模式上，逐步確立了以頒布修正案為主要的修法模式。相比於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修法模式，這種修法模式兼顧修法的及時性、科學性和維護刑法典的統一性，受到了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一致認同。從一定意義上講，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確立，標志著我國刑法修改模式的基本成熟。

其二，在刑法修改技術上，呈現出漸趨成熟的特徵和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注重刑法立法語言的准確性和涵括性。以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條為例，該條對偷稅罪中的具體偷稅手段用「欺騙、隱瞞」進行概括，同時對定罪量刑的具體數額作概括化表述，修改為「數額較大」、「數額巨大」。二是更強調刑法條文內容的明確性與可操作性。在一般情況下，規定內容越是明確，對司法機關就越有指導性。從歷次刑法修正案對刑法的修改來看，刑法條文內容的明確性與可操作性可以說是立法者努力追求的一個目標。

其三，在刑法修改內容上，立足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突出修正重點，時代特徵鮮明。總體而言，自1997年刑法典頒行以來，刑法修改的章節主要集中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修改的內容也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公司企業管理、金融管理、職務犯罪等領域。這些修改立足於國情，是在刑事法治領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維護與促進，是對危害、阻礙社會進步的突出的犯罪行為的法律遏制與回應，反映出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其四，在刑法修改過程上，愈加體現對民意的尊重和吸納，突出立法過程的公開性與民主性。刑法修改過程越來越重視發揚民主，堅持走群眾路線，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更是在網上公布並向社會廣泛徵求意見。立法過程的公開、民主，不僅可以起到良好的法制宣傳教育作用，有利於刑法的實施，同時也是一個傾聽民眾意見、吸納民眾合理訴求和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

關於刑法修改的方向展望

我國刑法改革的宗旨，是實現刑事法治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以維護與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發展和持續進步。這一宗旨決定了我國刑法的修改應著力在以下兩個發展方向上作出努力。

其一，應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是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確立的當前及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應當堅持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法的修改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際上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重要表現。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本世紀刑法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刑法的修改理當自覺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導，在刑事政策的大視野中予以把握。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在強化對一系列犯罪懲治的同時，也注意了對偷稅罪、綁架罪等犯罪的合理從寬對待。這種注意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增補對犯罪的合理從寬處遇的立法特色，是以往刑法修正案所欠缺的。這也是今後刑法修改時尤其應當倡導的。

其二，應著力體現現代刑法的功能。具體而言，一是在刑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大力強化人權保障的功能。雖然近年來我國刑法的修改在強化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方面作出了值得稱道的努力，如刑法修正案(七)增補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的犯罪，無疑是對廣大公民基本人權的強化保護。不過應當注意的是，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不僅包括對廣大公民基本人權的強化保護，而且也涵括對違法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切實維護。二是刑法修改中應注意體現刑法功能有限即刑法謙抑的觀念。治理社會治安和犯罪問題決不能一味地依賴刑法，而需要進行綜合治理，並在社會基礎和相關制度上減少犯罪滋生的條件。不可否認，刑法功能有限的觀念在我國刑法修改中得到了一定的體現，如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的「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罪」最後沒有被通過，此次刑法修正案(七)也沒有規定該項內容。但值得指出的是，刑法功能有限的觀念在刑法修改過程中尚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刑法萬能思想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市場。

㈡ 我國在法治層面是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權的

我國在法治層面尊重和保障人權如下：

法律分析：

1、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的憲法原則，它要求各級國家機關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2、憲法保護的人權內容也很廣泛，既包括平等權和人身權利、政治權利、也包括財產權、勞動權、受教育權等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權利。

3、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立法活動的基本要求。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法律進一步明確了公民享有的具體權利，規定了侵害權利的法律責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三條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2、自由權：

「自由權」這個混合體詞語不應存在，「權」已經是個包含了具體的規范，有容許和禁止的條文，而自由是含有無限制無約束性的主觀感性概念性形容詞，把無限局限於規范性權之內是不合邏輯的表達。

3、財產權：

財產權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延伸。如果一個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選擇他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質作為支持，對自我勞動的所得進行排他性的佔有，就是生命權與自由權必不可少的保障。

㈢ 我國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1]權利保護的基本國際准則

20世紀後半期，強化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成為刑事訴訟改革的主要趨向。《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意決定書》等國際人權公約，確立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的基本國際准則，主要包括：（1）權利平等原則。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2]（2）司法補救。保證權利或自由被侵犯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3）生命權的程序保障。規定：未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死刑；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3]（4）禁止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5）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6）對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嚴的待遇。人格權是人權的三個資格條件之一[4]，是維持有生命的主體資格的精神條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是人，他們同樣享有人格，其人格同樣是受人尊重的，不容任意剝奪。（7）獨立公正審判（8）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辯護的權利。辯護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應當享有的一項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從某種意義講，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就是辯護權發展的歷史。[5]（9）對未成年人給予特別保障。（10）無罪推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11）反對強迫自證其罪。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被強迫承認犯罪。目前，已有許多國家承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包括我國的台灣、香港地區。（12）刑事賠償權。以上這些刑事司法國際准則，是各國進行刑事司法的過程中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標准，其總的精神是在國家追究犯罪者刑事責任的過程中，防止國家濫用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實現司法公正。

（二）我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主要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接受先知的權利；律師幫助權；申請迴避權；刑事賠償權等。[6]

第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特定機關，特定程序不受逮捕。現行刑事訴訟法據此對偵查階段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規定了具體的條件、程序和期限。對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採取的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

第二，接受先知的權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享有的權利是國際公認的司法准則。犯罪嫌疑人有權及時獲知被指控的內容和理由，獲知所享有的訴訟權利。如告知犯罪嫌疑人因何被採取強制措施或被訊問，從何時起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幫助，有權委託辯護人等。

第三，律師幫助權。我國憲法保障一切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辯護權。《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這就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從審判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

第四，申請迴避權。這是一項救濟性權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權申請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書記員、鑒定人、翻譯人員迴避，對駁回申請迴避的決定有權申請復議。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阻止有利害關系的人員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刑事賠償權。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賠償的權利。」立法機關於1994年5月制定了《國家賠償法》。根據該法，凡是沒有犯罪事實或沒有證據證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受到錯誤拘留或逮捕的，最終被宣判無罪的，因有關國家官員違法採取財產措施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依照規定的程序獲得國家賠償。

二、刑訊逼供與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的沖突

現實與理論總是存在差距的，同時制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對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方面仍舊存在極大不足：超期羈押，刑訊逼供，妨礙律師正常執行職務仍是目前我國司法實踐的三大頑症，其中刑訊逼供問題尤其嚴重。雖然我國法律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刑法還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罪」，但仍舊屢禁不止。

（一）刑訊逼供的涵義

美國《國際網路全書》對「刑訊」下的定義是：「刑訊是一種故意使肉體或心理上承受痛苦的體罰。」[7]我國《刑法》給「刑訊逼供」下的定義是：「刑訊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該行為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也損害了司法辦案人員的形象、法律的威嚴，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信仰。

（二）刑訊逼供的危害

在訴訟文明化、人道化日益得到彰顯的今天，各國均明文禁止刑訊逼供的今天，刑訊逼供這種古老而又野蠻的訴訟手段卻在法治的時代背景下禁而不絕，嚴重危害社會。

首先，刑訊逼供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刑訊逼供是通過施以肉刑或變相肉刑來實現的，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體上承受巨大的痛苦，這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一個人，即使是觸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嚴也是應當受到保護的。然而在「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審訊哲學盛行的今天，對一些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來說，刑訊逼供已是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的了。有些司法機關的領導人員對刑訊逼供的嚴重危害性認識不足，甚至存在錯誤認識，以為刑訊逼供只是工作方法問題，出了問題也是「工作上的失誤」，是「好心辦了壞事」，即使造成了嚴重後果，觸犯了刑律，也說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計地予以開脫。正因為有了這層保護傘，使得某些辦案人員更加的肆無忌憚，完全不顧及犯罪嫌疑人的權益，以致造成死亡、重傷的嚴重後果。

其次，刑訊逼供違背了現代刑事訴訟的一系列基本價值目標的原則。

第一，刑訊逼供損害了正當程序的價值目標。長期以來，我國都是重實體、輕程序，但長期的司法實踐已暴露出了這種觀念的嚴重弊端。現代刑事訴訟理論提出：實體真實與正當程序是刑事訴訟制度所追求的雙重價值目標。正當程序的核心理念在於限制國家權力，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納入法律的軌道，依照正當、合理的法律程序進行，以防止國家司法權力的濫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而刑訊逼供作為一種野蠻而殘酷的訴訟手段，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為代價獲取證據，這與正當程序觀念的要求是相背的。即使從實體真實的角度，刑訊逼供或許有時有助於發現實體真實，但犧牲了程序正當，可能導致法律喪失其威嚴，使人們逐漸喪失對法律的信仰，不再尋求法律的保護，從而動搖法律制度的根基。

第二，刑訊逼供不利於實體真實。在司法實踐中，通過刑訊逼供發現實體真實是有前提和條件的，它依賴於兩個預設的前提和條件。第一、作為刑訊逼供對象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為人；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刑訊下所作的口供必須是客觀真實的。[8]從理論上講，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就有可能發現實體真實，以打擊犯罪。然而，現行機制並不能確保這兩個前提和條件的實現。從偵查機制看，偵查權指向的對象僅是嫌疑人，而並非一定是真正的罪犯；偵查權運作的結果既可能性是查明案情、查獲罪犯，也可能性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並不能確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罪犯。在司法實踐中，一旦發生犯罪嫌疑人並非真正的罪犯的情形，刑訊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錯案。

第三，刑訊逼供違背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要求將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前推定為無罪，控訴方承擔證明責任，控辯雙方居於平等地位，法官中立裁判，從而設定了刑事訴訟三方主體的地位的相互關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與司法權力的分工和制約，其訴訟程序按客觀和理性精神運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訊逼供與封建糾問式訴訟下的有罪推定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從而與無罪推定原則在內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沖突：刑訊逼供實質上是國家追訴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通過刑訊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為證據來證明被告人有罪，這實際上是在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是將本應由控訴方承擔的證明責任強加給被告人承擔，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的責任規則強調控方舉證的基本要求，違背「不得強迫自我歸罪」的國際准則。

第四，刑訊逼供可能動搖法律的權威。法的價值的實現在於法律在現實社會中的具體運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與貫徹，永遠只能是一堆廢紙而已。法律的貫徹實施關鍵在於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對法律的極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樹立這樣的信仰，法律就應以保障公民的權利為出發點。法律的運行包括立法、執法、司法等，且重在執法和司法。刑訊逼供則嚴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可能使其喪失對法律的信任，同時在社會上引起嚴重的後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邊的人也對法律能否保護自己產生懷疑，認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執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喪失，也就沒有什麼權威可言了，這樣法律終將成為一紙空文。

（三）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

現代法治國家都有明文規定禁止刑訊逼供，我國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訊逼供現象在我國卻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

1、法律制度方面

第一，「如實回答」義務的不合理。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句話明確規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如果不「如實回答」的話，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如實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開口說話，如何才能使其開口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問話予以回答，也面臨著其回答是否「如實」的問題。「如實」的判斷標准和依據是什麼，又由誰來做出判斷？如果偵查人員認為其沒有回答或其回答並不「如實」，沒有盡到「如實」回答的義務，是不是就意味著他必須承擔所謂的不盡義務的責任，並受到相應的懲罰？就意味著偵查人員可以據此採用極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說「實話」？

《刑事訴訟法》第93條「但書」規定：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看起來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權，是針對所謂的「如實回答」義務所享有的權利。但是法律並未對什麼問題「與本案無關」做出明確的規定，亦未規定由誰確認，是偵查人員還是被訊問者？遺憾的是，事實上並非如此，偵查人員總能使盡其渾身解數使其所提的問題與案件有「關聯」，被訊問者仍要遵守「如實回答」義務。由此可見，此項「但書」不僅沒有保證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反而成為偵查人員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據之一。

第二，偵查活動監督不力。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偵查活動合法與否進行都督，但是，偵查機關的絕大多數偵查措施都是自行決定的，且法律並未規定檢察院可以在偵查過程中派員在場。因此，檢察機關這種所謂的監督是極其不力的。而由檢察院自行偵查的案件，其偵查權力則更為強大，對於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無需經任何機關同意便可自行決定逮捕。同時，為了減少來自各方面的干擾，保證偵查、起訴工作順利進行，對於偵查活動也是不允許媒體進行報道的，即使享有特權的律師，在我國，不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無要求其在場的權利，就是要會見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麼的自由。[9]所以整個訊問過程是在秘密狀態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經遭到過刑訊逼供，外人根本無從而知。而遭到刑訊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訊當場翻供，他也很難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審判機關最終還是以證據不足為由，認定犯罪嫌疑人曾在偵查機關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盡管事實並非如此），從而做出不利於犯罪嫌疑人的判決。這客觀上就為刑訊逼供的發生提供了有利條件，更為實施刑訊逼供者壯足了膽。

第三，證據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證明價值高等特點，歷來都被稱為「證據之王」。一份如實供述的口供，無疑是極佳的證據。在尚未獲取其他重要證據的情況下，口供的作用和意義更加重大。不僅解決了犯罪嫌疑人否認犯罪的問題，偵查人員還可以從其供述中獲取其他線索，並進而找到其他的證據，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正因為此，口供深得偵查人員的「喜愛」。要獲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從實招來，怎麼辦？「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則要啥有啥」。

對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立法者希望能藉此減少辦案時對口供的依賴，從而減少刑訊逼供。但是，這條規定其實並不完善。口供總是以書面形式存在的，並不能如實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過刑訊逼供。而且，我國法律並未規定，根據刑訊逼供所得的口供獲取的證據是無效的，因此，偵查人員可以通過口供中具體的犯罪情節，獲得其他的證據材料。這樣，口供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同樣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

2、認識觀念方面

第一，歷史包袱沉重。在漫長的歷史中，我國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輕人權的道路，刑訊逼供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合法的存在著。就連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訊作為看家手段，動不動就「大刑伺候」，聲稱「不用大刑，焉得實供」。解放後，盡管在法律上刑訊逼供被加以嚴禁，但刑訊逼供的思想依舊存在並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生活。這種錯誤思想之所以會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國一直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實體、程序孰輕孰重盡管目前尚未有定論，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對程序公正價值的評價卻很值得我們借鑒。他說：「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標，程序是訴訟的游戲規則，只有依據程序進行的訴訟才是法律意義上的訴訟。」

第二，司法工作人員法制觀念淡薄。有些人認為刑訊逼供盡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於查明犯罪事實，挖清餘罪，客觀上提高了偵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訴訟必須以公正為基礎，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還有一種錯誤觀念認為，對於那些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人來說，他們不但觸犯了刑法，而且還拒不交待，對於這種人進行刑訊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這種思想完全忽視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權利。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問話固然應該如實回答，但如果以此為借口，此時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的話，這不但有違人道主義精神，更嚴重的是它將動搖法律賴以存在的規范性基礎，使人們對國家的權威產生動搖。

第三，人權和人權保護觀念的淡薄。在長達幾千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中國人權及人權保護觀念淡薄。我國的人權和人權保護觀念的承認和接受的時間不長，有關人權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宣傳、教育也開展不久。新中國建立後的最初10年、20年內，由於西方強國蠻橫在加以抵制和封鎖，長時期地被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這種國際環境和外部局勢特別容易激發中國人民自我保護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教條化了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使中國人民、領導國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國家權力體系，始終對西方國家包括西方的人權價值觀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為一種民族意識，一種法律文化，在我國缺乏歷史基礎的情況下，要想在短期內徹底改變，形成深厚的人權觀念和人權保護格局是不可能的。

總之，刑訊逼供現象之所以能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長期存在，是由於人們尚未意識到它對社會整體發展的危害性，由於因刑訊逼供造成的冤假錯案畢竟是少數，因此這些人的感受和呼聲便常常被淹沒而無礙大局。但是，社會的個體權利與價值已經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法律日益成為調整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主要手段的情況下，人們的思維方式必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出於對法律的信任和對公正的追求，人們不僅不會漠視少數人被侵犯的權利，而且會設身處地地想到在同樣遭遇時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必須看到刑訊逼供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刑訊逼供不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而且侵犯了國家法制建設的根基。在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訊逼供現象已經成為破壞司法公正、侵犯人權，從而影響依法治國大局，甚至影響整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

三、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機制的完善

我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問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簽署了一系列的有關國際公約，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10]；加強了國內立法，如在《憲法》中明確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在《刑法》中規定「刑訊逼供罪」；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擴大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范圍等；加強了執法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然而，從司法實踐中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現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方面仍舊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從背景上分析，既有現行訴訟制度的不健全，也有傳統訴訟觀念的消極影響。對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機制可以從制度完善和觀念更新兩方面入手。

（一）制度完善

第一，確立「拒絕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確立有限的「沉默權」規則。拒絕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最早源於美國殖民地時期的「被告人說話」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律師的介入以及辯方證人的作證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隨著殖民地與英帝國之間沖突的加劇，殖民地的人民開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審團審判等普通法權利，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寫入美國獨立前各州的憲法或人權宣言的。[11]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主要是為了防止這樣一種危險，即一個人所說的話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訴的證據。沉默權制度則是對這一制度的延伸。

「沉默權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對司法人員，包括警察、檢察人員、法官的訊問保持沉默，不證明自己有罪的權利[12].」在我國確立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進一步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與1979年7月1日頒布的刑事訴訟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內容有所增加。例如，規定定罪權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中疑罪從無的內容；取消了免予起訴制度；規定了律師有權在偵查階段介入；規定庭審基本實行控、辯式等。但是，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不斷深入，客觀形勢要求，刑事訴訟進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確保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賦予他們沉默權，已經是勢在必行。（2）是順應世界訴訟民主化潮流發展的需要。在當今世界，刑事訴訟民主化的不斷發展已逐漸成為一個大趨勢，其中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是一個重要內容。為了順應訴訟民主化的發展趨勢，我國也應當根據我國司法實際形勢及其利弊關系，逐步確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權」的原則。當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進「沉默權」原則的同應對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有利的一面。

第二，確立類似「米蘭達規則」的警告制度。「米蘭達規則」（Miranda Rules）又可稱為「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s），是警察訊問嫌疑人時的一項重要程序規則，也是「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的延伸適用。按照「米蘭達規則」的要求，在羈押訊問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須被告知：（1）你有權保持沉默；（2）你所說的任何事情都將並且能夠被用作在法庭上反對你的證據；（3）訊問時，你有權請一名律師在場；（4）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我們可以為你免費指定一名律師，在訊問時為你提供幫助。[13]第一句話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權。肯定沉默權，便切斷了口供與案件之間的必然聯系，促使偵查人員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積極尋求其他證據，這樣便可減少類似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第二句話是對犯罪嫌疑人慎言的一種警告，是對沉默權的補充。第三句話則是規定訊問時律師有權在場。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但並未規定訊問時律師有權在場。由於犯罪嫌疑人與偵查機關相比，在訴訟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較大，若讓犯罪嫌疑人單獨面對偵查機關，就容易受到偵查機關的強制，包括刑訊逼供。而律師熟悉法律，清楚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義務，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同時律師與了解偵查機關的權力義務，訊問時有其在場可以對偵查人員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防止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第四句話是有關獲得律師幫助的補充。

司法實踐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對自己享有怎樣的權利並不清楚，甚至是一無所知，確立這樣的警告制度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種現象。犯罪嫌疑人只有明白自己享有怎樣的權利，才能更好地利用，從而更好地保護自己，所以在強調依法治國，對人權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的今天，實行這種制度是必要的。

第三，確保律師的會見權、確立律師在場制度。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與律師會見權是其最基本的權利。通過會見，律師可以從犯罪嫌疑人那裡了解案件有關情況，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偵查機關的不當對待並能為其提供法律咨詢。這是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發揮辯護職能的基礎。我國刑訴法第96條規定，被聘請的律師，有權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訊問後或被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會見犯罪嫌疑人。六部委《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也對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最短的時限作了規定，而且指明「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但是偵查機關各自從部門的需要出發，對法律條文的含義和邏輯結構作出有違立法本意的解釋。比如，法律明確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國家機密案件外不需要經過批准，而他們則規定必須經過批准；最短時限48小時被當作除外條款來執行等等。另外，我國刑訴法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由偵查機關決定是否派員在場。這一法律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更是被偵查機關淋漓盡致地擴張解釋。派員在場成為律師會見的前提條件。按偵查機關內部規定，派員在場一定要派承辦人員，其他人員不熟悉案情。由於派員在場的人員的特定性，會見律師須圍繞承辦人員轉。承辦人員聲稱「忙」，律師即無法實現會見權。而遲到的會見，實際上已無必要，律師會見形同虛設。偵查人員在百忙之中安排會見，又事前警告，事後追問，使犯罪嫌疑人與律師之間的交談毫無保密性可言，更使犯罪嫌疑人心理負擔過重，嚴重影響其與律師的交流溝通。

因此，建議我國立法應明確偵查人員的在場應是「看得見但聽不見」的在場，這樣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危險舉動，又能確保其與律師安全交談[14].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是律師介入偵查階段真正發揮辯護職能的一個基礎性、保障性權利，是律師進行其他訴訟活動的前提。這種會見只有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才有實質意義，而現行立法關於偵查人員會見時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及其執行狀況大大削弱了律師會見所應發揮的作用。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偵查機關在不告知律師的情況下，以錄音、錄像方式進行秘密監控。這種做法嚴重侵犯了律師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秘密交流權，應當明確加以禁止。簡而言之，法律對會見權的限制越來越少，應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特別是會見的保密問題，必須得到法律的認可。

第四，完善證據制度，確立自白任意性規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訴訟當事人要保護自己的實體性權益就必須用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張，沒有證據支持的主張就不會得到法律的保護，合法的權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證據在程序方面維護當事人權利的功能主要表現為證據規則的作用，即一方面通過合理的舉證規則和質證規則來保障當事人能夠行使收集證據、使用證據和審查證據的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嚴格的證據排除規則防止司法人員濫用職權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一般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只有是其自由意志的產物，是「自願的」，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法證據規則在美國就是「毒樹之果」原則。「毒樹之果」原則是1920年的西爾夫索恩訴合眾國一案中確立的，在該案的判決中，法庭指出，非法獲取的證據不應當被用來獲取其他證據，因為最初非法獲取的證據已經腐蝕、污染了所有隨後獲取的其他證據。[15]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尚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規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不足。但是，作為一項基本證據原則，涉及公民的重大權益保障，由司法機關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形式來加以規定，其合法性是值得質疑的，它與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遵行的程序法定原則的精神和要求根本相背離的。所以，基於訴訟規范化的要求，自白任意性規則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應在刑事訴訟立法中得到確立。

第五，確立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司法實踐中，當被告人以曾經遭到刑訊逼供為由當庭翻供時，法官常問的一句話是：你的證據是什麼？而現實中絕大多數的被告人因

㈣ 為什麼說保障人權原則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則

刑法是預防和懲治刑事犯罪的法律。

刑法保障人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人民的人身財產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刑法通過嚴懲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的犯罪，達到就是在保護其他人的人權。
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及罪犯也是人，也有人權，刑法相關規定也要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例如未成年人達到一定年齡才入刑，孕婦和75歲以上的老人不適用死刑等，都是刑法保障人權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