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典原則

1. 法定孳息的定義

法定孳息一般按持續的時間來收取。如《日本民法典》在第89條中規定：「法定孳息，於收取權利存續期間，以日計算取得。」我國台灣《民法典》第 70 條第2項規定：「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取得其孳息。」不過，用益權人取得天然孳息的，相對人向其收取的法定孳息的數量，還要考慮天然孳息的數量和質量。以法定孳息換取天然孳息，是對價表現之一。 例如，某甲將一頭牛租給某乙用於繁殖(用益租賃)，僅以租賃持續的時間計演算法定孳息有明顯的不足。 法定孳息的物質表現形式原則上是貨幣
貨幣為一般等價物，不但財產的交換價值用貨幣衡量，用益價值也適宜用貨幣衡量。法定孳息的物質形式是可以有例外的。《瑞士債法典》第275條第2款規定：(用益租賃)「租金可以由現金支付，也可以是果實一部分或者出租人參與收益分配。」用益租賃的承租人對收取的果實，取得了所有權，即用益債權人依債權取得了天然孳息的所有權。承租人用一部分果實向出租人支付，出租人取得的是法定孳息，但不是貨幣。
法定孳息既然原則上是貨幣，宜應統一對法定孳息請求的訴訟時效。我國《民法通則》在第136條中規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在我國，對其他用益收入(法定孳息)都是二年的訴訟時效。筆者認為，不支付租金和拒絕支付租金的訴訟時間太短，不利於保護出租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將收取法定孳息的訴訟時效統一規定為二年或者統一規定為二年以上。

2. 日本民法典的特點

資產階級民法的內容和原則主要集中體現在法典的財產部分。法典不僅運用了諸如法律代理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普遍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而且還貫徹了資產階級的立法原則；不過在財產法部分，也保留了一定的封建色彩。永小作制度又稱永佃制度，是明治民法在財產領域保留封建內容的重要體現。 家族法則大量保留了封建時代的內容。包括：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明確規定了戶主的特權，親屬會議決議對家族事務起決定作用；公開確立夫妻之間的不平等，妻子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規定繼承分為家督繼承和財產繼承；庶子及非婚生子女的應繼份較少。

3. 日本公民法的全文內容有哪些

日本民法（不再稱「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著嚴重的矛盾。
就民法的全部說，其中的兩大部分即財產法和身份法（親屬編和繼承編）是矛盾的。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則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長制的家族制度基礎之上的，不承認家族成員（包括家屬、妻、子女）的獨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這兩部分互不相關，兩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不同的原則上，互不影響。實際上，經濟關系和身份關系是密切相關的，身份上的支配關系與經濟上的平等關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紀的農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關系，就是這個道理。
親屬法
日本親屬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戶主（家長），戶主為進行其對全家族的支配（統治），擁有強大的戶主權。在日本舊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戶主權，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強。戶主權的內容主要有：⑴對家屬的居所指定權（明治民法第749條）；⑵對家屬入家去家的同意權（第735、737、738、743條）；⑶對家屬的婚姻、收養的同意權（第750、776、848條）；⑷對不服從統治的家屬進行制裁的離籍權與復籍拒絕權（第741、749Ⅲ、750條）；⑸對家屬的婚姻、收養的撤銷權（第780條）等。明治民法中規定的戶主權，較之明治維新前封建社會家族制度中的強大的戶主權當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對家族進行統治，加上舊日習慣力量的影響，戶主事實上具有較民法規定的更強大的統治力。戶主的這種地位，又因家督繼承中的全部財產獨占繼承而得到加強。
在這種家族制度之下，婚姻關系、親子關系都從屬於維持「家」這—最終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現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國民法典中原來也有許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規定，例如要夫經夫的許可不得進行訴訟（第215條），妻未經夫同意，不得為某些法律行為（第217條)，但法律同時規定了補救辦法（如審判員得許可妻進行訴訟，法院得經妻的請求許可其實施法律行為，第218、219條）。但日本民法硬性規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與未成年人、禁治產人並列為無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終是新舊思潮的斗爭焦點。這是因為，這不僅僅是民法中的問題，而且聯繫到憲法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在明治憲法的整體體制之下，家為國之本，家長（戶主）制與天皇制是一脈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對家長的孝，也是否定對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當然是絕對不可以的。
財產法
在財產法的內部，也存在著矛盾。日本民法物構權編里的永佃權就是從封建的地主佃農關系沿襲下來的封建的不平等關系。永佃權（永久耕作權）稱為「永」，而民法規定不得超過50年（第278條），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剝奪（德川時代還允許農民對自己開墾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權）。在永佃權里，有許多不利於農民或對農民極其苛酷的規定，如永佃權人只要繼續兩年怠付佃租或受破產宣告時，地主就可請求消滅永佃權（第276條），又如永佃權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減少收益受到損失，仍不得請求減免佃租（第274條），第275條規定，永佃權人因不可抗力連續3年全無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內收益少於佃租時，可以拋棄其權利。這一條表面上是授與永佃權人一種「權利」（拋棄），實際上是將土地交給地主。第272條又規定，地主可以約定禁止永佃權人將永佃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出租。總之，永佃權人完全是—個無權者。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是違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說它是一種變相的封建關系。[3]
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充滿封建氣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見容於日本的一些衛道士。原來，在個人主義的財產法之下，承認家屬個人享有財產而且准許其積累財產，家屬在經濟上有了地位和實力就會發生「獨立」思想，他們對戶主的「恭順意識」和孝心就減弱了，這當然是對封建家族制度的沖擊。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據臨時教育會議的建議，設置臨時法制審議會，著手對民法的親屬繼承兩編進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復日本自古以來的「淳風美俗」。法制審議會於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後提出對兩編的「改正要綱」。日本政府設立民法改正調查委員會對民法進行修改。正在要進行修改時，日本戰敗，這個工作被擱置了。如果不是這樣，真正不知這個「新民法」又會改成什麼樣。[4]

4. 急！以日本民法典制定過程為例，談談你對法制建設過程中如何處理本國法制傳統與外來法律之間的關系，500字

二、 日本民法典制定的過程

（一）「舊民法」的制定與「法典論爭」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課，於明治9年(1876年)著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請法國專家來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局，加緊起草工作。民法編纂局一度劃歸外務省，後來又歸司法省，由法國專家負責財產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負責親屬法部分，最後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所完成的民法草案稱為舊民法典。舊民法典中相當於現行民法典前三編（總則、物權、債權）的部分由博瓦所鈉德起草，而親屬法和繼承法部分由日本法學家負責起草。從具體內容來看，盡管舊民法典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法國民法典，但與法國民法典有諸多不同之處。比如，將租賃權規定為物權；不動產物權變動中第一買主盡管沒有登記也可以對抗第二買主等。[4]

日本就舊民法典的實施展開了斷行派與延期派的論爭。當時的論爭不僅限於法律方面，而且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涉及到立國的根本問題。法典論爭的核心是關於親屬法的，尤其集中在家制一點。在論爭中，最能刺激國民感情的是穗積八束的論文《民法出而忠孝亡》。他聲稱，舊民法典破壞了日本親族制度中固有的「醇風美俗」，會給日本國體造成不良影響。結果，帝國議會於1892年通過《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實行法律案》。[5]就這樣，一部充滿近代色彩的民法典夭折了。法典論爭表面上爭論的是民法典，但其實質上是日本固有的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思想之間的沖突，這個沖突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始終存在，這次法典論爭是這個沖突達到巔峰的表現。為了調和這個沖突，日本不得不對舊民法典進行修改。

（二）「新民法」的制定

新民法即現行民法，舊民法施行延期後，日本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設置法典調查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以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三人為起草委員，另以數十人為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日本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特別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進行，於1895年完成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次年這三編在議會通過，於當年4月27日公布。親屬編與繼承編於1898年通過公布(同時公布的還有《法例》與《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於1898年7月16日施行。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稱為「明治民法」。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現在。其中親屬編與繼承編在二次大戰後經過了重大修改。

四、 日本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

從上面對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與發展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日本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日本國內的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日本的風土人俗和國情。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日本民法典是必要的，它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一）、關於「西方化」和「本土化」

本來「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爭論在上個世紀初就開始了,只不過近些年又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而這次爭論又恰在醞釀和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所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影響。一百年來,中國學習西方民法,或者稱之為中國民法的近代化,效果又怎樣?很多法理、法史的學者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繼受西方先進的近現代法文化、法規則是時代的要求,但是必須注意植根於中國本土社會的法文化、法規則是基礎。這里的基礎主要是指本土社會中包括的中國傳統法文化、法規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社會現實新創造的法文化和具體制度。我國現在制定民法典就是把上述這些因素中的優勝之處有機地整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從民法的現代化出發,我們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方面的一個結合點,中國傳統的及現實中好的東西要保留,但對糟粕也要勇於剔除;對西方的經驗,我們要借鑒,但也要有所取捨。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民法中有關基本原理和交易規則等應該與國際接軌,而親屬、繼承等方面的制度應該有我們自己的特點。

正如謝懷栻先生所言，「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因此，我們在借鑒外國法時，強調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應該的。

（二）、關於繼承與創新

這里所說繼承的含義，包括對中國傳統的和近代的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繼承，特別是繼承中國近代以來法制改革和建設的經驗，也包括對各國民事立法經驗的借鑒和吸收。所以，在內容上，我國未來的民法典需要繼承的內容很多。而對於創新來說，內容相對於繼承可能要少一些。但是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理想是創新，因為社會是進步的，我們的民法也應該是隨之發展的。兩個世紀前的法國民法典，一個世紀前的德國民法典，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一直在學。如今，我們制定21世紀的民法典，還必須往前看，往前走，不能僅局限於停留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出色內容上，而要立足於時代的變革。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革，我們要跟上它們的步伐就應該有所創新而且必須有所創新。創新必須以社會的進步和民法的發展為契機，必須以中國的實際為基點，符合中國發展為著眼點。就像日本，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民法典也在不斷地增、刪、改，並且根據需要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來彌補民法典的不足。雖然我們知道一樣新事物被人們認可與接受是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的，而且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也許會很長，但是新事物畢竟是新事物，它的優點是無法被抹滅的，它最終會被人們接受。所以，我們未來的民法典應該有自己的創新，而且我們的創新是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的創新！

5. 不動產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淵源於古日耳曼法的「以手護手」原則。依據該原則，佔有是物權的外形，佔有動產者，即推定其為動產佔有人，而對動產有權利者，也須通過佔有標的物而加以表現。因此，有權利者未佔有其物時，其權利之效力便因此而減弱。任意將自己的動產交付與他人者，僅能向相對人請求返還，若該相對人將動產讓與第三人時，則僅可向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而不得向第三人請求返還其動產。「以手護手」原則注重權利的外觀，並以權利的外觀視為權利的表徵，適應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保護交易安全的客觀需要。
善意取得制度是日耳曼固有的公示思想里日耳曼法的物追及制度及其限制基礎的現代表現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前提是觀念的所有權的產生。按照物權的公示原則，物權正確性的實質通過法律認可的形式反映出來，即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的不動產物權和動產佔有的事實表徵的物權是正確的物權，這就是物權公示所具有的權利正確性推定效力。根據該推定效力，善意第三人信賴不動產的登記或動產佔有的表徵，而與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或動產佔有人為交易時，縱使其表徵與實質的權利不符，對於信賴此表徵的善意第三人亦不生任何影響，該善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權受法律保護。
佔有與本權分離現象的存在是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現實根據和意義。若佔有人與所有人合而為一，則善意取得制度不適用。觀念所有權的發展，使得佔有與本權分離的現象增多，為保護善意第三人之正當利益以保護交易安全，而發展出善意取得制度。近代各國物權公示方法的統一為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提供了基礎。德國民法理由書曾言「在動產交易里，對善意取得者確保取得的安全甚為重要。圓鉛在不動產，對登記簿公正之信賴予以法的保護。在動產，代替登記簿者乃讓與人的所持與佔有，它們構成了應受保護的善意的基礎。」
佔有與登記都具有表徵本權的功能。佔有之所以具有表徵本權的功能，因為佔有即具有事實支配標的物之外觀。隨著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觀念的所有權的發展致使佔有與本權分離的現象經常發生，使得近代以來佔有通常表徵本權的命題受到挑戰。佔有與本權的時常分離，使得佔有作為動產的公示方法就不再充分，不能當然地推定對動產實行實際支配的佔有人即為該動產的所有人，尤其在所有權保留和讓與擔保的場合，以佔有人的佔有這樣的權利外觀認定其為動產的所有人，更顯得可疑。
這就使得善意取得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發生了動搖。觀念的所有權通過一定外形加以明昌梁示的公示原則，在動產物權於事實上被放棄，從而外形再也無法肩任表明物權存在的機能。這樣由公示原則導出的公信原則便失卻了其前提。
在不動產領域，則不存在上述情形。由於不動產登記制耐腔運度的建立和完備，不動產的登記由官方統一進行，使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的權利與真實權利狀態保持一致有著較高的保障，因而社會公眾可以信賴登記簿上所記載的權利即為真實的權利。既然動產佔有因其概然性可生公信力，以登記為公示方法的不動產發生登記與實際權利不符的情形遠較動產為少，因而具有更高的概然性，從而更具有公信力。因此，善意第三人因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記載而與登記名義人為交易時，即使存在登記與本權分離的情形，善意第三人亦可獲其利益，除非有他人向登記機關提出異議並已記載於登記簿上的情形。
權利外觀理論：權利外觀理論在吸收「以手護手」原則佔有為權利之「外衣」的觀念的基礎上，並吸納羅馬法的「善意」要件，應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交易安全之保護要求，逐漸生成發展起來，並成為佔主流地位的學說。它將當事人內部諸要素切斷，是當事人之間的內部情勢不致外溢，而影響、害及第三人，把權利及法律關系的外相形態作為相對人利益的保護標准。 《法國民法典》第2279條規定：「涉及動產物品時，佔有即等於所有權證書。」法國法的善意取得僅適用於動產，這是因為，唯有動產適用於佔有和根據佔有對之作權利歸屬。 《德國民法典》第932條規定：「物即使不屬於出讓人，受讓人也可以因第929條規定的讓與成為所有權人，但在其根據上述規定取得所有權的當時非出於善意的除外。」第929條規定：「轉讓動產所有權需有所有權人將物交付於受讓人，並就所有權的轉移由雙方成立合意。受讓人以佔有該物的，僅需轉移所有權的合意即可。」《德國民法典》第932條雖然未明確指出善意取得只適用動產，但其所指向的第929條則明確將物限定為動產，而且第932條規定與「動產所有權的去的和喪失」之下。《日本民法典》第192條第192條，《瑞士民法典》第708條，中國台灣民法第801條，1952年《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403條均有類似規定，將善意取得之適用限定為動產。各國民事立法都規定只對動產交易依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護，而對不動產交易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但是，《德國民法典》第892條又規定了可以基於相信土地登記公信力而取得土地上的權利，事實上突破了善意取得僅限於動產的限制，將善意取得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不動產。瑞士則將善意取得制度適用於所有已登記的不動產。《瑞士民法典》第973條第1款規定：「出於善意而信賴不動產登記簿的登記，因而取得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的人，均受保護。」台灣《土地法》第43條亦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登記有絕對效力，系為保護第三人，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俾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縱令其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真正權利人亦不得以之對抗該第三人。
台灣地區於1999年3月完成《民法物權編部分修文草案》，與原有條文210條，增訂75條，刪除15條，修正127條，變動幅度甚大。在物權變動方面，為確保善意第三人的權益，以維護交易安全，明定不動產善意取得，於第759條第二項規定：「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有無效或撤銷之原因而受影響。」
各國的不動產制度不同主要在於各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不同。法國、日本以及美國的大多數州對不動產實行契據登記制度，該登記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1）形式審查主義。登記官吏對於登記的申請，只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至於契據上所載權利事項有無瑕疵，則不予過問。
（2）登記無公信力。已登記的權利事項，公眾不可信賴其為真實的權利狀況。
德國、瑞士等國的不動產登記，實行權利登記制度，該登記制度的特點有：
（1）實質審查主義。（2）登記具有公信力。
中國台灣民法規定，不動產物權之變動，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或不得為處分。至於登記，對於第三取得人之關系如何，以之讓與登記法，未為明文規定。
依台灣「土地登記規則」第49條、50條之規定，登記機關接受申請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如有瑕疵，應通知補正。由此可見，中國台灣的土地登記制度亦實行實質審查主義。德國雖實行形式審查主義，但其采「窗口的審查」的同時，採取了公證制度。這樣，公證人便首先對內容進行審查。由於有此審查，登記管理縱只作形式的審查，也可保障登記的正確性。 因而德國的形式審查實可起到實質審查同樣的效果。只有正確的公示，公眾才有理由相信不動產登記有正確的權利歸屬，才能賦予不動產登記以公信力。在實行形式審查主義的國家，由於登記機關對登記事項有無瑕疵不予過問，因此經常會出現登記外觀狀態與實際情形不相一致。因不動產的登記缺乏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也無法獲得其存在的基礎。並且，此時如將善意取得制度適用於不動產，則顯然不利於保護不動產所有權人的正當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雖然在於保護交易安全，但從其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來看，其意亦在於在當時片面強調靜的安全的社會現實中，保護動的安全，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財富增長的需要，平衡善意第三人與權利人之間的利益。因此，在設計善意取得制度時，不能片面的追求動的安全，而忽視了善意第三人與權利人之間的平衡。對不動產登記實行形式審查主義的國家未將善意取得制度適用於不動產，皆因如此將可能摧毀近百年來精心構建起來的所有權的法秩序。
中國對不動產登記實行實質審查主義，賦予不動產登記以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則，只要無異議登記，即使登記所記載的權利與真實的權利狀態不符，因相信登記正確而與登記名義人進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護。中國雖然在《民法通則》中沒有確定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但《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9條明確規定了共同共有財產的善意取得。此條解釋中的「共有財產」顯然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而且就此司法解釋演變生成的歷程而言，其「實質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動產，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由此可見，中國實際上已經承認了不動產的善意取得。
不動產公示登記的方法，為各國通例。不動產善意取得系藉助登記的公信力原則來達到維護交易安全的目的。善意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與登記名義人進行交易，縱使存在登記與本權分離的現象，善意第三人亦因其信賴登記的公信力而獲其利益。如不動產未予登記，即因缺乏登記的公信力，而第三人仍與無權處分人進行交易，則可推定第三人存在過失，不能適用善意取得。中國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動產登記體系，主要指存在大量應登記而未登記的不動產的現象。但因未登記的不動產不能依公示公信原則而適用不動產善意取得，那麼中國尚未健全的不動產登記體系對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並無實質影響。況且，中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此規定排除了未登記的房地產適用不動產善意取得的可能。 1、否定說：一般認為善意取得制度僅適用於動產領域，認為所謂善意取得，即指「無權處分他人動產的讓與人，於不法將其佔有的他人交付於買受人後，若買受人於取得該動產時系出於善意，即取得該動產所有權，原動產所有人不得要求買受人返還。」
至於不動產，「因以登記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致誤認佔有人為所有人」，「因為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動產之權利狀態為理由予以抗辯已不可能。」
故在建立不動產登記制度後，「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規則在不動產法領域已經無法適用。」
即使存在「不動產准用動產善意取得的必要，也僅在違章建築等極少數未進行保存登記的不動產之上。」
對於「已登記的不動產發生登記錯誤，應通過公信原則或登記更正程序來解決，不適用善意取得。」
2、肯定說。承認不動產善意取得。他們認為中國《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9條關於共同共有財產善意取得的規定，就包括了共同共有不動產的善意取得。認為「如果買受人在買受該不動產時為善意無過失，則采犧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維護交易秩序和交易規則的立場，確認買賣關系有效。並且，在現代社會中，「無論現代不動產登記制度多麼獨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記權利內容與實際權利狀態不一致的情況發生」，不動產因而存在不動產無權處分的可能。
所以，僅以「交易方不會誤信不動產佔有人為有權處分人而與之交易」為理由，一概排斥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之適用是缺乏根據的，對於相信登記公示力而自無權處分人處取得不動產的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有失公允。 否定說雖然都反對不動產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對的理由並不相同。
否定說中有兩種代表觀點，第一種觀點以梁慧星先生為代表，他們認為，「基於物權登記的公信力，即使登記錯誤或有遺漏」。依此觀點，善意第三人因信賴不動產的登記而與登記名義人為不動產交易，即使登記名義人非為真實權利人，亦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否認不動產善意取得。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論基礎問題上，梁慧星先生曾言：「鄭玉波先生將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理論根據解為法律的特別規定，不啻為正確之解釋」，但同時又認為「謂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項基於佔有的公信效力而產生的制度，並無不妥。」
佔有的公信效力，即依物權變動的公示效力，凡佔有動產的人即應推定為該動產的所有人。從權利外觀理論出發，往往容易得出不動產亦可適用善意取得的結論，而法律賦權說卻極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如此似可解釋否定說的第一種觀點在理論上實際已承認不動產善意取得的同時又否認不動產的善意取得的自相矛盾。但是在不動產善意取得的問題上，他們卻又堅決堅持法律賦權說的觀點，對此持否定的觀點。
否定說的第二種觀點以孫憲忠先生為代表，他們認為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存在，又因為不動產登記簿具有對一切人公開的性質，因而任何人無法在不動產領域內提出自己不知或不應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辯。這種觀點將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與不動產善意取得完全對立起來。他們認為，依公示公信原則，即使公示與權利關系不一致，標的物出讓人無處分權時，善意信賴公示的受讓人仍能取得物權。事實上公示的推定力已經具有了確定當事人主觀心理狀態的意義，登記名義人或佔有人推定為真正權利人，那麼信賴該登記或佔有的第三人便被推定為善意無過失。
公示公信原則的標准為客觀標准，而善意取得的標准為主觀標准，因而在不動產領域，由於不動產以登記作為公示方法，第三人以其不知或不應知權利的真實狀態予以抗辯已為不可能。因此公示公信原則可以適用於不動產，而善意取得制度則不適用於不動產。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不動產登記權利內容與真實權利狀態不一致的情況非常復雜，概括起來，導致這種不一致的情況發生的原因主要有：
（1）因登記機關的過錯而造成錯誤登記或錯誤塗銷；
（2）登記以外的法律變動，如表見繼承人取得遺產或繼承人取得應繼份額以外的不動產並為繼承登記；
（3）買賣合同無效或被撤銷，但登記尚未塗銷；
（4）依法律規定取得不動產物權，如徵收土地，但尚未辦理登記；
（5）不動產共同共有關系中，不動產物權僅登記在一個或部分共有人名義下的。在上述情形，第三人往往難以知道真實的權利狀態。第三人如不知或不應知真實權利狀態，信賴不動產的登記而與登記名義人為不動產交易，應為善意。此時如否定不動產的善意取得，顯然不利於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保護。由此看來，此種觀點的缺陷乃在於其對現實生活中已經存在並將繼續發生的錯誤登記等情況視而不見。持肯定說的學者雖然都肯認不動產的善意取得，但其對不動產善意取得的依據存在分歧。有學者認為，「由於不動產的物權變動的公示方式是登記，因而，在不動產交易中，雙方當事人必須依照規定，變更所有權登記，因而不存在物所有權人或者無處分權人人處分不動產所有權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
由此可見，其肯認共同共有不動產的善意取得，乃屬善意取得適用的例外。有學者則認為，不動產善意取得的前提，即不動產權利登記記載與真實權利狀態不符，是「因為現今世界各國的登記審查都僅須為形式審查」。

6.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在戰敗後的發展

日本戰敗後，盟國佔領時期，1946年日本國憲法的公布，特別是憲法第24條的「個人尊嚴與兩性實質平等」原則，對民法中的親屬繼承兩編提出了根本性修改的要求。1947年，《關於日本國憲法施行後民法的應急措施的法律》出台，廢除了與憲法精神相悖的條款，並補充了一些規定，與憲法同日施行。1947年12月，《修改民法的一部分的法律》發布，進一步明確了親屬編和繼承編中違反平等原則的內容，刪除了如戶主權、家督繼承等封建性規定，使之更符合「近代化」民法的標准。

在新法的制定過程中，舊制度的擁護者雖未公開反對，但仍試圖緩和修改的徹底性。例如，新法第730條和第897條成為了保守派堅守的最後陣地，前者關於直系親屬的互相扶助被指為「家」制殘余，引發了新舊兩派圍繞其解釋的爭論。盡管新法廢除了「家」的制度和「家督繼承」，但舊勢力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仍試圖留下空間以備將來復興。

在財產法方面，民法的前三編主要沿用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的基礎，適應了當時美國等戰勝國的統治需求，改動較少。而對明治民法第1條的修改，強調了私權應服從公共福利、誠實守信和禁止濫用權利，以及以個人尊嚴和兩性平等為解釋主旨，為整個民法確立了基本原則。

然而，1979年的修改遺留了一些問題，如女子婚後姓氏和非婚生子女權益的規定與憲法原則不符。1993年，東京高等法院判決相關條款違憲，反映出在個人尊嚴與平等問題上，日本民法的爭議將繼續存在。未來，日本民法的修改和完善仍將持續進行。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於1890年制定了舊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內容：①總則；②物權；③債權。日本民法典屬於大陸法系，注重結果而忽視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羅馬法，並且是以1800年《法國民法典》和1907年《德國民法典》為主要淵源的基礎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