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理論論文

Ⅰ 刑法論文可寫的主題

【題目】職務侵佔罪與貪污罪比較研究
【題目】減刑制度比較研究
【題目】侵佔罪比較研究
【題目】數罪並罰原則研究
【題目】搶劫罪研究
【題目】累犯制度比較研究
【題目】綁架罪研究
【題目】論立功
【題目】強奸罪研究
【題目】中外刑法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題目】故意殺人罪研究
【題目】論我國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題目】合同詐騙罪研究
【題目】刑罰載量情節研究
【題目】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研究
【題目】刑罰載量的原則研究
【題目】侵犯著作權犯罪研究
【題目】自由刑發展趨勢研究
【題目】騙取出口退稅罪研究
【題目】罰金刑制度研究
【題目】偷稅罪研究
【題目】死刑威懾效果的實證研究
【題目】保險詐騙罪研究
【題目】刑罰威懾機制研究
【題目】信用卡詐騙罪研究
【題目】重刑主義與傳統法律文化
【題目】貸款詐騙罪研究
【題目】刑罰機制研究
【題目】集資詐騙罪研究
【題目】刑罰功能研究

Ⅱ 刑法畢業論文中文摘要

論刑法的因果關系本份論文資料包括:開題報告,中英文摘要,論文,目錄,文獻綜述,任務書,答辯,中期檢查表,等 論文編號:XF012 摘 要
刑法因果關系歷來是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新論迭出的問題，在我國刑法學的研究當中，中外學者在對刑法因果關系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表了諸多的專著和論文，由此亦在一定的程度上解決了刑法因果關系的許多問題，然而至今為止，有關刑法因果關系的紛爭並未停止，歷史上就有偶然因果關系說與必然因果關系說之爭，現在又有高概率之說、條件說、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區分說之論，這些觀點的出現，表明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正在深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開闊了視野，但同時又給了我們一種不是隔靴搔癢——抓不到實處，就是只提出問題卻沒有說明如何解決問題的淺嘗轍止的感覺，刑法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和解釋學，其立論的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實際問題，作為刑法學的重要課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從我國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來看，情況似乎並不如此。而國外刑法因果關系的內容與結構與我國存在明顯的差異，美國刑法因果關系建立在判例法基礎之上，層次清晰、規則、體系完整。盡管目前刑法理論界不乏走出「必然性」與「偶然性」爭論困境的呼聲，但教學和司法層面仍然遵循原有理論。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因果關系理論進行重新思考，構建新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本文循著我國學者門在因果關系研究的蹤跡，借鑒國外有關方面的先進理論，從比較的角度，發現其中的問題，闡述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研究的不足之處，並對重新構建提出自己的一點意見和建議。關鍵詞：因果關系 英美法系 抗辯制度
O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bstract
Penal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but also on Diechu a new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China's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o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published numerous books and papers, This is also a certain extent, resolved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many of the problems, but so far,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did not stop the disputes, there is the history of occasion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that is bound with that dispute, and now high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facts and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of that distinc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se views that the criminal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is deepening, as we further study a broad vision, but also gave us a not Gexuesaoyang - Zhuabu Dao is, is the only question is not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hallow taste Zhe only the impression that criminal law as an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hermeneutics, the argument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Criminal Law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important issue of the Penal Code, of course, is no exception, however, from China's current research on this issue, the situation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case.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Code 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inal Code caus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case law, the level of clarity, rules, system integrity. Although there are currently out of "inevitability" and "chance" of the plight of controversial calls, but the level of teaching and still follow the original theo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of China's re-thinking and build a new Criminal Cod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In this paper, follow China's scholars in the door on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traces of foreign parties advanced theories,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found the problem, expounded China's Criminal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inadequacy of the study and proposed re-build their own point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Causal relationship；Common law；Defence system
目 錄
摘 要………………………………………………………………………………………Ⅱ
Abstract………………………………………………………………………………… Ⅲ
引 言……………………………………………………………………………………… 1
一、我國刑法因果關系概述…………………………………………………………1
（一）因果關系的定義……………………………………………………………………1
（二）因果關系的特點……………………………………………………………………2
（三）因果關系的研究價值…………………………………………………………… 3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現狀及評論…………………………………………… 3
（一）我國的研究現狀……………………………………………………………………3
1．局限於哲學的角度…………………………………………………………………………3
2．側重於偶然因果關系與必然因果關系的研究……………………………………………3
3．與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及刑事責任完全分離……………………………………………4（二）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的研究現狀………………………………………………5
1．英美法系的研究現狀………………………………………………………………………5
2．大陸法系的研究現狀………………………………………………………………………6
三、重構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7
（一）弱化哲學上因果關系理論………………………………………………………8
（二）借鑒美國雙層次結構理論………………………………………………………8
（三）確立因果關系抗辯制度…………………………………………………………9
結束語………………………………………………………………………………………10
參考文獻………………………………………………………………………………… 11
致 謝………………………………………………………………………………………12以上回答來自: http://www.lwtxw.com/html/53-1/1905.htm

Ⅲ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

刑法學以世界各國刑法為研究對象，是隨著刑法的產生而出現的，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刑事責任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下面是我帶來的關於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一)
1. 論信用卡詐騙罪

2. 集資詐騙罪研究

3. 論保險詐騙罪

4. 論合同詐騙罪

5. 騙取出口退稅罪研究

6. 論偷稅罪

7. 走私罪研究

8. 論虛假廣告罪

9. 緩刑適用實證研究

10. 論網路虛擬財產的刑法保護

11. 監督過失責任論

12. 刑法學視域下的克隆人及其立法

13. 應設立“性賄賂罪”

14. 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15. 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罰模式的選擇

16. 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17. 網路流行語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及其對策思考

18. 我國恐怖主義犯罪的成因與防治

19. 在押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救助

20. 社會化與社會控制視角下的青少年犯罪

21. 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原因探析

22. 虛假訴訟罪:概念界定與學理分析

23. 論幫助信息網路犯罪活動罪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二)
1. 論“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2. 論醫療事故罪

3. 論搶劫罪

4. 貸款詐騙罪研究

5. 《刑法修正案(九)》中“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相關條款的理解適用

6. 論《刑法修正案(九)》關於職業禁止的規定

7. 企業犯罪預防中國家規制向國家與企業共治轉型之提倡

8. 從《刑法修正案(九)》看我國死刑制度的進步

9. 論危害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解釋

10. P2P網貸與金融刑法危機及其應對

11. 《刑(九)》有哪些變化

12. 大數據技術在預防官員貪腐犯罪中的應用

13. 民營企業民間融資法律風險探析--以“刑民界分”為切入點

14. 論刑法中的精神病辯護規則--以美國法為範例的借鑒

15. 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查處工作的幾點思考

16. 網路金融犯罪及有效的防控策略研究
刑法學畢業論文選題(三)
1. 緩刑制度研究

2. 論假釋制度

3. 論數罪並罰制度

4. 論罰金刑

5. 死刑問題研究

6. 持有型犯罪研究

7. 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的區別

8. 論洗錢罪

9. 論非法經營罪

10. 姦淫幼女類強奸案中主觀“明知”的審查認定

11. 利用木馬程序刪改數據進而竊取錢款之定性

12. 簽發空頭支票支付債務的行為定性

13. 食品葯品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

14. 開封聯合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活動

15. 本溪開展打擊食品等違法犯罪專項行動

16. 遏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司法保障

17. 煙紙店的法律故事

18. 困境與出路:罪刑法定司法化再解讀

19. 工程建設領域賄賂犯罪研究

20. 淺議《刑法修正案(九)》關於虐待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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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高分求畢業論文（刑法）

刑法的效力范圍，也稱刑法的適用范圍，是指刑法在什麼時間、什麼空間及對什麼人具有效力。它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涉及國際關系、民族關系以及新舊法律關系，是任何國家的刑法在具體適用前所必須解決的原則性問題。只有正確解決了刑法的效力范圍，才有可能准確、有效地適用刑法，打擊犯罪，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刑法典第6至第12條時關於刑法效力范圍的規定。

第一節 刑法的空間效力

一、刑法空間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對地和對人的效力，它實際上要解決的是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問題。由於刑法的空間效力涉及到國家刑事管轄權的范圍，從而也就關繫到維護國家主權、協調國際關系的問題，各國刑法都十分重視空間效力的規定，並且在解決空間效力的問題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則。從各國刑法規定和理論主張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則：（1）屬地原則，即以地域為標准，凡是在本國領域內犯罪，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適用本國刑法；反之，在本國領域外犯罪，都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的。（2）屬人原則，即以犯罪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都適用本國刑法而不論犯罪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反之，外國人犯罪，即是發生在本國領域內，亦不適用本國刑法。這一原則是建立在本國公民應保證對本國法律的忠誠和服從的基礎上的。（3）保護原則，即以保護本國利益為標准，凡侵害本國國家或國民利益的，不論犯罪人是否本國人，也不論犯罪地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保護原則的實質是國家運用刑法手段使本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來侵害。（4）普遍原則，即以保護各國共同利益為標准，凡發生國際條約所規定的侵害各國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論犯罪人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犯罪地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上述各原則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現代世界各國刑法多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其他原則。我國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國刑法的屬地管轄權
刑法第6條第1款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這是我國刑法關於刑法空間效力的基本原則。這里的「領域」，是指我國國境以內的全部區域，包括領陸、領水和領空。根據國際條約和慣例，以下兩部分屬於我國領土的延伸，適用我國刑法：（1）我國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國刑法典第6條第2款也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軍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處於停泊狀態，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我國領域內，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於外國領域內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國駐外使領館內。根據我國承認的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而受本國的司法管轄。
所謂「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條關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規定。所謂外交特權和豁免權，是指一個國家為保證駐在本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正常執行職務而給予的一種特殊權利和待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內容較為廣泛，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權，不受駐在國的司法管轄」。這種特權是建交國家之間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則而對等給予的。當然，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不過，依照刑法的規定，我們不能對他們進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們的刑事責任問題。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國召回，或者建議派遣國依法處理；對於其中罪行嚴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條的這個規定，既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法律的尊嚴，有尊重了有關國家，有利於協調我國於他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2）刑法第90條關於「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適用本法規定的，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本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施行」的規定。在理解這一例外規定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其一，少數民族地區對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於外交特權和豁免權，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適用，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與少數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傳統相關的部分，諸如情節不嚴重的重婚、姦淫幼女、械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毀壞財物等。這種變通或補充規定相對於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從總體上看，刑法基本上還是適用於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於適用刑法的部分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由自治區或省的國家權力機關制定變通或者補充規定，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其三，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的變通或補充規定不能與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沖突。（3）現行刑法施行後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特別刑法的規定。現行刑法施行後，國家立法機關仍由必要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單行刑法、附屬刑法規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對刑法典作修改補充。如果這些特別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規定與新刑法典的規定發生法條競合或沖突，應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4）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規定。由於政治歷史的原因，我國刑法的效力無法及於港澳地區，這屬於對刑法屬地管轄權的一種事實限制。如根據1997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不過，根據兩個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者因港、澳特別行政區內發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者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以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實施。
刑法第6條第3款規定：「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該款針對隔離犯的特殊情況對屬地管轄的具體標准作了明確的規定。這里涉及三種情況：（1）犯罪行為與犯罪結果均發生在我國境內：（2）犯罪行為在我國領域內實施，但犯罪結果發生在國外；（3）犯罪行為實施於國外，但犯罪結果發生於我國境內。對於上述三種情況，均應適用我國刑法。
三、我國刑法的屬人管轄權
刑法第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該條是對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的規定。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我國刑法規定之罪的，不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者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種傾向性，並非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認為必要時，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適用我國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兩類人員具有代表國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負特殊的職責，其工作與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故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實施的犯罪在管轄上應從嚴要求。
對於我國刑法在域外的屬人管轄權，刑法第10條進一步規定，在我國領域外犯罪，依照刑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即使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處理。這表明我國法律的獨立性和國家主權的不受干預性，外國的審判對我國沒有約束力。但從實際合理與國際合作角度出發，為使被告人免受過重的雙重處罰，該條又規定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從人道主義出發對被告人的具體情況作了實事求是的考慮，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四、我國刑法的保護管轄權
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罰處罰的除外。」該條即是對我國刑法保護管轄權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國刑法有權管轄，以保護我國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國人所犯之罪必須侵犯我國國家或公民利益。（2）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低刑須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低於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則不適用）。（3）外國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應受刑罰處罰（對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則不適用）。當然，要實際行使這方面的管轄權會有困難，因為犯罪人是外國人，犯罪地點在域外，我國要行使管轄權，就需要引渡罪犯，並涉及與犯罪地國家管轄權的沖突，存在諸多實際困難。但是，假如刑法對此不加以規定，就等於放棄自己的管轄權，那些犯罪的外國人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我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進行侵害。我國必須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場，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我國駐外工作人員、考察訪問人員、留學生、僑民的利益。
此外，對於外國人在我國領域外侵犯我國國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同樣適用刑法第10條的規定。即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國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五、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現代國際社會有效懲治與防範國際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國刑法第9條對此也作了明確規定。即：「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行使刑事管轄權的，適用本法。」根據該規定，凡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中規定的罪行，不論罪犯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也不論其罪行發生在我國領域內還是領域外，也不論其具體侵犯的是哪一個國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國境內被發現，我國在我國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內，如不引渡給有關國家，我國就應當行使刑事管轄權，按照我國的刑法對罪犯予以懲處。在我國刑法中，普遍管轄權有其適用范圍和條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間效力的輔助性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參與反國際犯罪斗爭、行使捍衛整個人類權益之職責和履行國際法義務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轄的對象是特定的，即僅限於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且在有關國際條約中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轄原則是刑法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的補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屬地管轄、屬人管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之適用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的問題。換而言之，對實施了國際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適用屬地管轄、屬人管轄或保護管轄等原則之一行使管轄，就不必適用普遍管轄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按照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必須具備如下條件：第一，追訴的犯罪是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國際犯罪。第二，追訴的犯罪是我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范圍之內。第三，追訴的犯罪系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外。如果是發生在我國領域之內，則應依據屬地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二不需要依據普遍管轄原則。第四，犯罪人必須是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國公民，應當依照屬人原則適用我國刑法，也不需要適用普遍管轄原則。第五，對追訴的犯罪，我國刑法有明文規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國領域內居住或者進入我國領域。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對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轄權。否則，就沒有行使普遍管轄權的義務，也沒有依據普遍管轄原則適用我國刑法的可能。

第二節 刑法的時間效力

刑法的時間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時間、失效時間以及對刑法生效前所發生的行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一、刑法的生效時間
刑法生效時間通常有兩種規定方式：一是從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再施行。我國現行刑法的生效時間即屬後者，這樣做是考慮到人們對新法比較生疏；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學習和研究，便於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工作人員做好實施新法的心理、組織及業務准備。
二、刑法的失效時間
刑法的失效時間即終止效力的時間，由國家立法機關規定。我國刑法的失效有兩種方式：一是由國家立法機關明確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後代替了同類內容的舊法，或者由於原來特殊的立法條件已經消失，舊法自行廢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如果適用，則有溯及力；如果不適用，則沒有溯及力。
對於刑法的溯及力，各國採取不同的原則，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新法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根據這一規定，對於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97年10月1日修訂刑法生效前實施的行為，應按以下情況分別進行處理：
1．當時的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現行刑法認為是犯罪的，只能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現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對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規定為犯罪為由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2．當時的刑法認為是犯罪，但現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只要這種行為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則應適用現行刑法，即現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當時的刑法和現行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按照現行刑法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原則上按當時的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此即從舊兼從輕原則所指的從舊。但是，如果當時的刑法處刑比現行刑法要重，則適用現行刑法。此即從輕原則的體現。
4．如果根據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了生效的判決的，該判決繼續有效。即使按現行刑法的規定，其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處刑較當時的刑法要輕，也不例外。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適用當時的刑法。對一種行為刑法的溯及適用，只限於未經審理或者雖經審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的場合；已經生效的判決，不應根據刑法的規定加以改變，以維護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嚴肅性和穩定性。
在貫徹從舊兼從輕原則時，還涉及如何對跨越新舊刑法的繼續、連續行為適用法律的問題。對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於檢察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典第12條若干問題的通知》第3條指出：對於發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修訂刑法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但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類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也指出：「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典一並進行追訴。2.對於開始於1997 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的，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刑事司法解釋效力范圍探究

編輯：凌月仙仙 作者：屈學武 出處：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釋的效力范圍，僅限於刑事實體法意義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釋所涵括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域。
眾所周知，就一般意義看，司法解釋確屬有權解釋：因為它一經最高司法機關頒布，即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從司法解釋的性質及其功效看，它又並不等同於刑法規範本身。刑法的解釋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對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內涵、外延的詮釋，簡單說，就是對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條文字義及其內容的具體解讀；二是對司法認定的特定"法律事實"（即個案）與某一具體刑法規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釋（或解答、批復等）；三是對整個刑法體系的價值及其刑罰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統解釋。[1]
就此意義看，上述第一、二項解釋主要囿於刑法規范論、范疇論的解釋；第三項解釋則是就刑法價值論的解釋。有鑒於此，實踐中，作為有權解釋的刑法司法解釋，大多限於針對第一、二事項的解釋；而第三項解釋即有關法價值論的解釋主體，多為刑法理論界而非刑事實務部門。雖然司法部門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項進行解釋時，也會綜合刑法的價值取向來考量有關問題，但准確地說，司法解釋的功效，主要還在於根據有關立法意圖、立法意蘊，結合有關字義所昭示的客觀涵義，來解釋特定的法律條文之字義所涵蓋的具體內容以及個案與確定規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見，刑法司法解釋實際上並非單純地僅僅依存於特定的、靜態的刑事法律獨立地存在著，就其實質意義看，應當說，它只能依存於有效刑事法律的運作而存在。換言之，沒有刑法的實際操作，就沒有實質意義的司法解釋的存在價值與空間。在此基礎上，要理順刑法解釋的效力，特別是它與刑法溯及力的關系，看來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釋論的基本問題：

一．對司法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確理解
有觀點認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兩大內容，而對刑法的司法解釋既然與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著司法解釋與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間效力與時間效力。此一"效力"解讀法，我們認為未免失諸重形式而輕實質。
我們知道，刑法的空間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對何人適用的問題。而這里的"同等"效力，顯然並非相對於可予適用的地域和人員而言，而是相對其司法解釋與其被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強制力而言。即這里所謂"同等"的本旨在於：指令任何受法律規范約束的人，包括適法、執法、守法人員都有義務如同適用、遵從刑事法律規範本身一樣地一絲不苟地去適用、執行、遵從它，不得輕忽懈怠。就此，我們再從逆向推理即可發現，司法解釋並不發生與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間效力問題。這是因為，司法解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外地，自動地適用於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釋因而難以發揮自己獨立的空間效力。換言之，司法解釋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間效力，被動地適用於一定范圍內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確定司法解釋就其適用范圍作出了（不違背刑法空間效力）的專項特別規定，例如，除有關國際犯罪外，中國刑法的空間效力對於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在中國領域之外實施的、並非針對中國國家或國民的危害行為一概無效。由此，司法解釋便不可能獨自啟動並生效於此類人、此類事，等等。可見，就空間效力看，司法解釋不存在獨立的、法外的空間效力生存基礎。

二．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
對刑法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之爭，主要集中在此類司法解釋是否受制於刑法的溯及力規定問題。眾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項刑法規范生效以後，對其生效前發生的未經審判或者判而未決的行為是否適用的問題，亦即新法能否適用於舊行為的規定。能適用則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適用則無溯及力 當今世界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在其刑法總則中對刑法溯及力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例如，《德國刑法典》第2條第2、3款明文規定，"刑罰在行為時有變更的，適用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行為終了時有效之法律在判決前變更的，適用處刑最輕之法律"。我國《刑法》第1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對《刑法》上述規定，刑法學理界一般稱其為"從舊兼從輕原則"。
綜觀上述各國、包括我國刑法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可見，刑法的溯及力規定，一是針對法律而言；二是針對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針對刑事實體法而言。否則，它就不可能稱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國內卻時有刑法學者或刑事實務部門人員針對刑法的解釋提出其有無溯及力問題的質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發了《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其中第2條規定，對於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行為時沒有相關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據此，有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無異於明確規定了刑法司法解釋有溯及力。主張對刑事司法解釋，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對那些明顯作了擴大解釋的，原則上應當只對其施行後的行為有評價功能；認為若法律解釋的溯及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則廢止類推的成果不會得到很好鞏固。[2] 有學者甚至提出，對刑法的解釋，也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法定的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3]

三．刑法司法解釋發生有無溯及力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關於堅持罪刑法定、反對重刑主義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關於刑法司法解釋不應有溯及力、否則即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觀點，實屬對刑法溯及力規定或罪刑法定原則的重大誤解。在此，我們不妨從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解釋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論理由如下：
首先，從法律規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國關於溯及力的規定，均是針對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針對法律的"解釋"。刑法司法解釋雖然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於法律本身。這一點，也是刑法司法解釋與刑法立法解釋的重大區別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釋時常穿插於刑法條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條至94條均屬立法解釋，但又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就此意義看，該類立法解釋，實際上已經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釋另當別論）。刑法的司法解釋則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組成部分，僅是輔助刑法得以順利實施的、運行法規范的工具。雖然實踐中，由於當前我國刑法司法解釋確實存在失諸規范的情況，因而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法律或准法律。但無論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規定看，"解釋"並不是"刑法"本身的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刑法》第12條所謂的"本法"限指"刑法"、並不包括刑法的"解釋"在內。因而以《刑法》第12條的規定來佐論刑法司法解釋"應有其溯及力"規定者，確屬援引依據上的失當，明確地說，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釋"與"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本身看，該原則本質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適用事後法或重法。其要義在於禁止適用"事後法"與"重法"，以有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而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范得以順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該工具質量是否合法、達標、應手的問題，並不存在事後法或重法的問題――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法"。事實上，實踐中，司法機關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難問題之後，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檢察院針對專門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規定司法上不得適用事後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適用事後司法解釋的溯及力規定來。也就是說，從刑法規定看，刑法司法解釋不是《刑法》第12條的調整對象，司法解釋因而不存在有無"溯及力"的問題。當然，無可諱言，實踐中，很可能發生由於新的司法解釋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刑法白地規定的最新詮釋，會擴大刑事法網圈，從而可能發生將過去未達起刑點的案件納入犯罪圈之實例。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擴大並不必然產生重法的實質意義的後果。這是因為，無論是"數額較大"還是"情節嚴重"，都是相對於一定比例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因而幣量面值的縮小或擴大並不簡單地等同於貨幣實際價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會危害性的克減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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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刑法學論文題目有哪些

刑法學畢業論文題目：
1. 論犯罪的基本特徵和本質特徵
2. 我國犯罪成立理論的體系性特點及其缺陷
3. 論犯罪成立要件與犯罪構成要件的異同
4. 犯罪本質特徵新說
5. 「犯罪客體不要說」之檢討——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
6. 關於犯罪客體的若干問題思考
7. 論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爭
8. 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的新解讀
9. 論刑法中的人身危險性 10. 試論不法侵害的認定
11. 現代刑法中報復主義殘跡的清算
12. 我國法治視野下刑罰目的的理性選擇
13. 報應主義與目的主義之對峙及調和
14. 論刑法中危害結果的概念
15. 論刑法中的行為對象
16. 試析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
18. 論犯罪構成的情節要求
19. 關於刑法情節顯著輕微規定的思考
20. 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研究
22. 論定罪情節與情節犯
23.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情節犯研究
24. 量刑情節適用的若干問題研究
25. 論刑法適用中的隱性不平等：以劉海洋案為視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則與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刑法解釋及其發展趨勢
28. 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踐中的得與失
29. 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的沖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則
31. 罪刑法定與自由裁量權
32. 犯罪「故意」的學理分析
33. 從主觀要件中對「明知」的認定問題的探討
34. 明知必然發生能否放任?
35. 違法性認識在我國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違法性認識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復合罪過形式理論之合理性質疑
38. 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不應考慮主觀要素
39. 論刑法適用解釋
40. 司法解釋之刑法謙抑性的背離
41. 狹義刑法解釋若干問題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權解釋中的功能
43. 中國刑法司法解釋體制演進過程之檢視與反思
44. 論司法解釋的法律監督
45. 我國刑法立法解釋性質問題初探
46. 刑法有權解釋主體辨析
47. 間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問題思考
49. 論犯罪預備行為的處罰范圍
50. 論我國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結果加重犯基本理論研究
52. 結果加重犯刑事責任根據及其合理性問題探討
53. 論我國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類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56. 實行過限問題研究
57. 共謀共同正犯問題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問題思考
59. 過失共同犯罪若干問題思考
60. 共同過失與共同犯罪
61. 過失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及其適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論研究
63. 過失危險犯基本問題研究
64. 中國刑法上的新類型危險犯
65. 論危險犯的危險狀態
66. 危險犯犯罪形態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險及其判斷：從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別出發
68. 數額犯中「數額」概念的展開
69. 犯罪數額研究
70. 不純正數額犯略論
71.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72. 關於「單位累犯」問題的思考
73. 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論單位犯罪停止形態
75. 論單位犯罪主體消亡後刑事責任之承擔
76. 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結構——「新復合主體論」之提倡
77. 論單位實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78. 單位共同犯罪的幾個疑難問題探究
79. 關於被害人承諾的若干問題思考
80. 事後承諾與阻卻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寬恕與死刑適用
82. 被害人承諾成立要件比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諒解」相關制度的設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及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
85. 試論刑法中的被害者過錯制度
86. 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試析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立法之不足
88. 對弱勢群體中犯罪現象的觀察與思考
89. 「親親相隱」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認為是犯罪」司法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91. 對不能犯處罰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92. 論未遂犯的處罰范圍
93. 《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若干問題思考
94. 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規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淺析
97. 完善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於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與構成身份新論
101. 論脅從犯不是法定的獨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間論
103. 論想像竟合犯——兼與法條竟合犯相區別
104. 再論牽連犯
105. 我國刑法溯及力若干問題研究
106. 完善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論海外華僑的刑法保護
108. 淺析刑法條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為研究
110. 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11."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112. 「見死不救」行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關系研究——兼評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
114. 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先行行為
115. 先行行為可以為犯罪行為
116. 法益狀態說——作為犯與不作為犯的區別標准新探
117. 論作為犯罪客體的法益及其理論問題
118. 針對網路犯罪之認定探討——兼評刑罰相應立法的完善
119.網路中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及其刑法保護
120. 計算機犯罪之犯罪客體再研討
121. 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界定：兼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立法現狀
122. 論計算機網路犯罪
123. 試論網路共同犯罪
124. 關於網路空間中刑事管轄權的思考
125. 論「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國刑法中無限防衛權的再思考
127. 我國刑法未設立無限防衛：對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定性
128. 論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
129. 論「假想防衛」
130.業務過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職務行為正當化研究
132.論家庭暴力中的正當防衛
133. 刑法競合論 死罪、死刑與期待可能性
134. 論死刑的具體適用——兼對新舊刑法中的死刑適用作一比較
135. 論死刑罪名與死刑限制
136. 試論死刑適用應設年齡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則探討——以中國的有關立法與實務為主要視角
138. 關於社區矯正若干問題的思考
139. 行刑社會化及其理論基礎探討
140.試論非監禁刑及其執行體制的改革
141.保安處分的理論與實踐
142.保安處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運用
143.大陸、台灣刑法中保安處分制度比較
144.大陸與台灣刑事責任年齡之比較
145.教唆犯罪的理論與實踐
146.論未遂的教唆的可罰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問題研究
148.間接正犯研究
149.論轉化犯
150.我國刑法中的轉化犯及其價值趨向
151.轉化犯與結果加重犯——兼論刑訊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的刑事責任
153.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困境與詮釋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規范中的具體適用
155.認識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
156.特別自首若干問題思考
157.對「以自首論」的理解和適用
158.餘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單位累犯、數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問題
160.論量刑中減輕處罰和免除處罰的適用
161. 論剝奪政治權利刑內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間重新犯罪如何處罰
163.減刑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4.我國假釋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5. 論我國的緩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論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論我國短期自由刑的改進
168. 淺議我國刑法中的財產刑
169. 刑法中沒收財物之分類研究
170.論赦免的刑事政策意義
171.論死刑緩期執行變更為死刑立即執行若干問題探討
172.論數罪並罰的根據：兼論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論酌定從輕情節
174.刑法中關於保護國有資產的立法不足與完善 175.慣犯問題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學界定 177.論刑法中的嚴格責任
178. 緊急避險限度條件的追問—兼論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的行為 179. 淺析避險過當中的幾個問題 180.論對向犯
181. 《刑法修正案(五)》的立法缺陷及理解 182.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評析 183. 刑罰與損害賠償之關系新探 184.論事實錯誤案件的歸責原則 185.重復評價禁止與想像競合犯 186.論未遂犯與不能犯之區別 187.自救行為論
188.過失實行行為研究
189.試論誘惑偵查在我國的法律規制
190. 論刑法中的被脅迫行為
191. 論刑法中的威脅行為
192. 沉默權的立法思考
193. 醉酒人的刑事責任
194. 關於刑法第17條第2款的思考
195. 以「嚴打」為視角審視刑事政策的趨勢
196. 有關安樂死的立法問題的幾點思考
197.事實上的非犯罪化與期待可能性——對安樂死出罪處理的路徑及其法理解
讀
198. 淺談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及現實對策
199. 「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 200. 女性犯罪原因及預防

Ⅶ 關於涉及民法,刑法,婚姻法的800字論文

摘要：我國民法體系中存在三大責任，第一是侵權責任，第二是違約責任，第三就是本文所討論的締約過失責任了。所謂民事責任，是指民事主體因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義務所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後果。這三大責任的承擔方式各不相同，如，侵權責任可以通過賠償損失、返還財產、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等方式來進行救濟。特別是人身侵權方面的，有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等方式是其它兩個責任所不具有的特殊方式。對於違約責任來說，可以通過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來彌補。那麼與其相適應的，三者所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大小又有著明顯的不同。簡單地說，侵權責任在於賠償受害人實際受到的損失，有時可以擴大到可以預期的損失，精神方面也有相應的規定支持一定的賠償。違約責任在於使守約方利益達到合同得到適當履行的狀態。而締約過失責任僅僅只是是損失恢復到未訂立合同之前的狀態。我覺得這樣的規定並不能完全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該結合具體的情況，擴大締約過失責任賠償的范圍。
關鍵詞：締約過失 責任承擔 賠償范圍
一、締約過失責任的內容以及法律規定
締約過失責任是由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在1861年提出的理論，主要思想中心在於保護合同簽訂人的信賴利益。用耶林的原話說，就是指：「從事契約締結的人，是從契約外的消極義務范疇，進入到契約上的積極義務范疇，其因此要承擔的首要義務，系於締約時善盡必要之注意。法律保護的並非僅僅是一個業已存在之契約關系，正在發展中的契約關系也應該包含在內，否則契約交易將暴露在外，不受到保護，締約一方當事人不免成為他方疏忽或者不注意的犧牲品。契約之締結產生一種履行義務，如果這種效力因為法律上的障礙被排除，就會產生一種損害賠償義務。因此所謂契約無效者，僅僅指的是不發生法律效力，不是說不發生任何法律效力。簡單地說，當事人因為自己的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或者無效者，對信其契約為有效的相對人，應賠償因此項信賴利益所生之損害。」
也就是說，在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因違背其依據的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致另一方的信賴利益的損失，並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由此，根據我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到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又根據第五十八條的相關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合同取得的財產應該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按照自己的責任大小承擔相應的責任。
以上兩個法條雖然沒有直接對締約過失這個概念進行明確的定義與解釋，但是由此可見，我國民法是對因為一方違背誠實信用原則造成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了，但是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欺詐脅迫、違背社會公益、國家利益等不能生效所造成的一系列損失的責任承擔作出了規定的。即由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人承擔，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則在各自的責任范圍內承擔。但是這個范圍到底是多大，涉及哪些損失，這方面的規定就存在缺陷了。
正如摘要中提到的，締約過失責任損失賠償的目的旨在使得受害人的利益恢復到締約之前的狀態。例如某甲與某乙締結合同，後來因為某乙的過失導致合同不能成立，那麼根據我國目前的相關法律規定，某甲所能主張的損失只在於為了訂立合同所支出的交通費、誤工費等損失。倘若某甲因為此合同的不能訂立蒙受了重大的經濟利益損失，那他僅僅只能受到交通費、誤工費等賠償，那其餘的損失將要由他自己來負擔，因為別人的過錯，責任要自己來承擔，我覺得這是不盡合理的。
二、應當承擔締約過失責任的情形
1、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
2、假借訂立合同，進行惡意磋商
我覺得這一種情形與第一種情形具有很類似的地方，想像一下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一方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來做出這樣的行為，是純粹出自好玩？我想不會的，大多數還是為了謀取利益，就像某些皮包公司，或者是來套取流動資金以供公司周轉，從而拆東牆，補西牆的。
3、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
這一點是需要展開說明的，此種情況下存在締約過失責任與侵犯商業秘密競合，根據《合同法》、《反不當競爭法》、《專利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關於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規定，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損害賠償額參照侵犯專利權損害賠償額的方法進行確定，權利人收益的減少、調查和制止侵權的合理費用包括律師費均構成泄露或者不正當地使用商業秘密損失的組成部分。
4、有其他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
三、締約過失責任的立法基點

我國對於締約過失責任的立法原意在於保護合同相對人的信賴利益，我覺得之所以會產生以上的問題，原因就在於這個所謂的「信賴利益」到底指的是什麼。從表面來看，此處的「信賴利益」僅僅只是一方當事人相信合同能夠訂立，能夠生效。所以當這個合同不能成立，不能生效時，我們的法律僅僅保護了為了訂立合同的支出，把這部分損失作為了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范圍。但是立法者忽略的還有訂立合同背後的利益，那就是合同的期待利益。每一個合同訂立都有著自身的目的，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合同的目的都在與盈利，沒有利益可圖，合同訂立就失去了意義，哪怕是贈與合同，也有著其特殊的利益。在此不詳細討論。那麼這個合同的目的實現，就是期待利益。人們是為了期待利益才簽訂合同的，合同不能訂立，不能生效，真正的損失就在於期待利益的損失了。法律所要正真保護的，其實是期待利益。只是有些當事人並不會因為合同的不能訂立，不能生效而蒙受除了交通費、運輸費、誤工費等之外的損失，他可以通過轉換合同締約人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我們所要保護的也就限於信賴利益即可。只是某些合同對於時間、機會有著重大的要求，錯過了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機會，會造成重大損失，例如，房價即將上漲，甲某明明知道自己的房屋已經出賣給了第三人，卻主動要求和想要買房的某乙就同一套房子進行的磋商，並且表示有意願與某乙訂立合同。乙相信他的話而沒有及時購房，最後又沒能和甲達成協議。不得不以高價與他人訂立房屋買賣合同，從而遭受損害。這個案例就是屬於締約過失責任的范疇，要是法院認定某甲只是損害了某乙的信賴利益，只支持某乙對於為了訂立合同支出費用的賠償請求，而不支持其它請求。由某乙獨自承擔高價購房的額外支出。對某乙是不是不公平。不管甲某是出於什麼心態，做出這個惡俗的玩笑，只承擔一些無關痛癢的費用根本不能起到對甲的懲戒作用，也許他並不會因此吸取教訓，在今後的日子裡，繼續對他人實施類似的行為。這樣下去，勢必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使得合同訂立人缺乏信任感、安全感。這是要不得的。另外再舉一個例子，甲公司和乙公司訂立一個買賣合同，約定由甲公司在三天後交付100件精密零件給乙公司，甲公司向社會發出要約邀請，尋找公司訂立承攬合同，丙公司聲稱自己願意做這個工作，甲公司就放棄了與其它公司訂立合同，轉而與丙公司協商，丙公司因為某些原因沒能和甲公司就合同達成一致，卻因此延誤了期限，致使甲公司沒能在約定的時間內交付100件精密零件，致使乙公司蒙受重大損失，乙公司就以違約為由將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賠償因此受到的損失，如果說此時由甲公司獨自承擔這個責任，丙公司只承擔對甲公司的締約過失責任，這也是很不公平的。同樣會導致公司在今後訂立合同時候畏首畏尾，錯失良機，要知道在商品經濟發達的當今社會，時間就是金錢，資本流通速度就是效益，我可以想像這樣的結果是多麼糟糕。舉著兩個例子不是說我國法律沒有對訂立合同進行保護，只是保護力度不夠。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在立法上做文章。
四、對締約過失責任承擔范圍擴大的相關建議
法律是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映，解決的是特定的社會問題，就好比是醫生給人看病，講究一個對症下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殊情況特殊對待，我覺得現在立法的最大缺陷在於，法條的規定有點一概而論，也就是不管你這個締約過失責任具體情況是怎麼樣的，責任人主觀心態是什麼，其過錯程度有多大，到底是過失，還是故意，因為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造成了多大的損失，這個損失與合同不能訂立或者生效又有多大關系。排斥了這些考量，一味的說，要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以為這樣就可以保護合同相對人的利益了，我們可以通過本文所舉出來的一些例子看出，如果只是這樣的話極大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不公正問題。話說回來，我們的立法者也並不是不懂這個道理，只是局限於當前的國情，而且國外也有大量的立法是與此相一致的，比如德國就對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作出了明確的限制。就我的看法，我們可以從合同的性質著手，結合以上幾大因素進行分析。如果無過錯的一方並沒有因為合同的未成立或者未生效蒙受除了信賴利益之外的損失，那麼就按照當前的立法，相關責任人只被要求賠償訂立合同支出的費用。倘若相對人遭受的其它損失很大，恰恰是因為責任人的行為無法使訂立合同的預期利益等到實現造成的，那麼責任人也應該承擔與他過錯相適應的責任。換句話說，類似於侵權責任、違約責任的規定，相對人有過失的可以適當減輕責任人的責任。責任人基於過失造成的損失也應該較主觀惡意造成的損失來得輕些。
參考書目：《民法原論》、《合同法研究》

Ⅷ 刑法專業方面畢業論文3000字2017

刑法是規定犯罪與刑罰以及刑事責任的一系列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代表國家力量的公權力對私人的一種制裁。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刑法 畢業 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刑法方面畢業論文3000字篇1

試析敲詐勒索罪認定中若干問題

論文摘要敲詐勒索犯罪的本質特點在於行為人出於非法佔有目的，使用脅迫手段對他人施以精神強制，從而獲取對方交付的財物。但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無緣無故對他人進行敲詐勒索的情況較為少見，總是基於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詐勒索行為中又伴隨著一定的行使權利行為，如何准確把握刑法對敲詐勒索罪的規定，明確敲詐勒索罪的保護法益，分辨敲詐勒索主觀目的與客觀行為之間的組合變化，以及區分正當行使權利行為與借行使權利之名行恐嚇勒財之實之間的關系，在司法實踐中顯的尤為重要。

論文關鍵詞敲詐勒索行使權力正當性可訴性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他人實行要挾、威脅，索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我省目前的數額較大標准為1500元以上)。敲詐勒索罪的基本構成是：行為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他人實行要挾、威脅——對方產生恐嚇心理——對方基於恐嚇心理做出處分財物的決定——行為人取得財物。從刑法條文和罪狀本身理解，此罪在認定上似乎沒什麼疑義，但在司法實踐中過程中，卻經常在很多問題上產生爭議，同一性質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機關往往會作出截然相反的認定，筆者在下文中將結合一些真實的案例進行簡要的闡述。

一、存在權益糾紛時對行為人非法佔有目的如何認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築工地幹活，幹活過程中因瑣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與李氏父子發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鬥中因一不敵二受了點輕微皮肉傷，在被人勸開後，王氏哥哥認為自己被打吃了虧丟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來其外甥等幫手，之後王氏兄弟共計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將李氏父子攔截住，並採用部分言語威脅的手段索要人民幣5000元現金作為被打賠償，最後索得現金人民幣3000元，讓李氏父子打下欠條2000元，當時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闆在場。WWW.11665.COM當晚李氏父子回家後向親朋好友一訴說，都認為對方是在訛詐這個錢出的冤，遂在第二天報警，警方調查核實後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將王氏兄弟刑拘。

敲詐勒索案件中，當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不存在任何權益糾紛時，一般不存在認定與適用上的困難，但在實際辦案中實施敲詐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於一定的理由實施敲詐行為，即往往與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債權債務或侵權賠償糾紛，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詐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賠償關系，之後採用了部分脅迫手段取得財物，而取得的財物通常肯定大於自己的實際損失，但這種索要金額超出實際損失的行為是否就一定能認定為行為人具有非法佔有故意存在爭議，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卻有人被打傷屬實，盡管屬一點皮肉傷從治療費用上說索要5000元賠償顯的有點多，但也不是絕對沒有道理，因為一個人被打既有肉體上的損傷也有人格上的羞辱，從精神損害賠償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獲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說即使達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張的權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訴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萬元的賠償顯然也是被允許的，既然從訴訟程序都能被接受，為什麼在私力救濟程序中就不能主張，顯然在此案中不能簡單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賠額過大就因此認定其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筆者認為，在存在權益糾紛的敲詐勒索案件中判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可根據以下兩點作參考：(1)主張的權利是否具有可訴性;(2)主張的權利具有民間道義上的正當性;所謂權利的可訴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會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間道義上的正當性，是指盡管這種權利主張不會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間普遍存在，具備一定的正當性，比如說賭債、高利貸欠款等。如果主張的權利屬真實存在且具備上述兩點特性之一，就不能簡單的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其實在兩高的司法解釋中已經有這樣的先例，比如對高利放貸者以綁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討要高利債，就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二、敲詐勒索中手段上的正當性是否影響定罪

案例2：一天小鎮上的胡某發現自己的一輛電瓶摩托車被盜，當即邀了兩個好友一起去找車，竟然真的在一條馬路邊發現了自己的被盜車輛，其後該三人躲在車子附近，當小偷周某來拿車時被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報警，胡某三人便以此為要挾條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幣，之後小偷周某籌錢無果後自己托家人選擇了報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刑拘。

在敲詐勒索罪中，進行敲詐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脅(也包含輕微暴力)和要挾兩種方式，前一種以暴力威脅的方式實現，就手段本身來說顯然就是不合法、不正當的，但要挾的手段有很多種，有揭露隱私、丑聞、舉報違法犯罪事實、公布不雅照片視頻、向媒體曝光真相等，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採取的要挾手段是報警，從手段本身來說是合法正當的，但手段本身的正當性並不影響對胡某等人構成敲詐勒索犯罪的性質認定。因為敲詐勒索罪從本質上一種財產性犯罪，罪惡本質主要體現於非法攫取他人的財產權，一切手段都是為目的服務，當目的不正當時討論手段本身是否正當已沒有多大意義，這時只需討論手段本身是否對被勒索對象產生了心理上的強制力。當然也不能說手段的正當合法與否對構罪認定完全無影響，筆者認為，當案件中的行為人在非法佔有故意上存在疑問，或者說行為人的勒要財物行為在目的上介於正當和不正當之間，這時手段正當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定罪，筆者在後面還會論述到。

三、消費者維權過程中伴有敲詐勒索行為如何認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經貿大學黃靜購買了一台華碩 筆記本 電腦。買回後電腦運行出現問題，黃靜將筆記本送回公司檢修後仍不能正常使用，隨後黃靜請朋友幫忙檢修電腦時得知其買回的電腦是檢測版的 cpu ，按法律規定不受保證也不得銷售。得知此事黃靜非常氣憤並找到周某作為其代理人與華碩公司進行談判，周某提出要求華碩公司向黃靜作出5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要求，如不接受其將就此事向法院起訴該公司並將此事向媒體披露。此要求遭到華碩公司拒絕，當二人第二次來到華碩公司時，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將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區檢察院向黃某作出不起訴決定書。2008年6月5日，黃靜向海淀區檢察院提出刑事賠償申請。2008年9月22日，檢察院做出刑事賠償決定書，決定賠償黃靜29197.14元。在該決定書中指出“黃靜採取向媒體曝光，將華碩公司使用測試版cpu的問題公之於眾的方式與華碩公司談判賠償的方式，雖然帶有要挾的意味，但與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有本質的區別。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後以曝光的方式賠償，並不是一種侵害行為，而是維權行為，索要500萬美元屬於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

案例3是一個在網路上廣受評議的真實案件，筆者認為此案也是在敲詐勒索罪認定中一個可供參考的標桿性案件。從網上大眾網友評議及專家學者們的論述看，幾乎都認為一邊倒的支持黃靜，認為黃靜等人的行為不構成敲詐勒索犯罪，但對於其不構罪的法律理由卻大都語焉不詳或很難讓人信服，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和檢察院刑事賠償決定書中的論述理由相近，即認為黃靜等人之所以不構罪是因為黃靜等人的行為是一種消費者維權行為，採用的要挾手段只是向媒體曝光，屬於正當手段。雖然筆者也贊同黃靜等人無罪，但確認為上述理由沒有點出問題實質。筆者認為消費者維權並不是使犯罪行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說任何行業任何人的維權行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樣可以構成犯罪，消費者維權也不例外。從黃靜等人索要金額看顯然也大大超出其實際損失，主觀故意上存在非法佔有故意的可能，從要挾手段上說盡管正當，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挾手段合法正當與否在一定程度上並不影響構罪認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為，所以僅是從敲詐勒索罪的罪狀條文本身看，黃靜等人的行為從形式上完全符合。

筆者認為黃靜等人的行為之所以難以構罪，是出於以下理由：

1.這類維權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行使權利行為。這種敲詐勒索行為是基於行使一定的正當權利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在刑法理論上有三種學說：無罪說、脅迫罪說和有罪說。無罪說認為，具有正當權利的人，即使將脅迫作為實現權利的手段，也不宜認定為犯罪，因為行為人不具有非法佔有目的;脅迫罪說認為，刑法設立財產犯罪是為了保護私法上的權利關系，既然行為人具有接受對方交付的財物的權利，而且只要是基於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財物，對方就不存在財產上的損害，因而不成立財產犯罪。但是，其行使權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許的范圍，在國外刑法可構成脅迫罪;有罪說認為，既然行為人使用脅迫手段，使他人基於恐懼心理而交付財物，那麼，就侵害了其對財物的佔有、使用、收益、處分這一本權的事實上的機能，產生了財產上的損害，具有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對行使權利行為持有限度的無罪說，即行使權利行為不構罪應符合限度兩個條件：(1)所行使的權利具有一定可訴性或正當性，即權利內容可能獲得法律的支持或可為民間大眾所接受。這點在前文已闡述過，其實本質上說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質上是相似的，行為人都是一種行使權利行為，且該權利基礎具有可訴性和正當性，所以客觀上成為認定其非法佔有故意的阻卻事由，而案例2中卻恰恰缺少這一阻卻事由;(2)行使權利的手段具有相當性，能為社會大眾所容忍，私力救濟行為沒超過必要限度。即行使權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構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權利行為整體上喪失正當性。比如假設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醫葯費賠償，則行為本身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設案例3中黃靜等人僅是以手中持有華碩高層領導的個人艷照、隱私作為談判籌碼索要賠償，則可能使案件性質發生根本性的轉化，因為這些行使權利的手段已經超出了社會大眾的容忍度，影響了對其權利本身正當性的評判。

2.這類維權行為本質上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認定一行為構成犯罪的基礎。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提供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企業也是也越來越大越專業，普通消費者和大企業在交易過程中更加的處於信息不對稱、地位不平等的弱勢地位。盡管案例3中黃靜等人提出了天價賠償，主觀上具有一定惡的成份，但這類維權行為是處於弱勢地位下的非對稱性抗爭，即使行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達到社會大眾所包容，因為從本質上說這類行為是促進了生產服務者提高產品服務質量、誠信合法經營，懲罰了欺詐者，使更多的消費者免遭同類遭遇，是在促進和維護社會公益，從行為本身看不出一絲的社會危害性。

刑法方面畢業論文3000字篇2

淺談罰金刑數額立法模式的優化途徑

摘要：當前，我過的罰金刑適用范圍逐步擴大，罰金刑數額立法逐步改進，但對於罰金刑數額的規定並非盡善盡美。對此，應結合我國的實際需要和現實可能性進行完善，即逐步減少無限額罰金制的適用;增強限額罰金制與自由刑的協調性

關鍵詞：罰金刑自由刑數額立法模式

一、逐步減少無限額罰金制

無限額罰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對確定性原則，弊大於利。我國刑法規定了大量的無限額罰金制，弊病重重。實踐中，我國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無限額罰金制的嘗試。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盜竊罪的無限額罰金制改為了倍比罰金制和限額罰金制。此立法改進在司法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關於審理經濟犯罪案件適用財產刑幾個問題的討論紀要》中規定：個人罰金的最高數額，有犯罪數額或違法所得的，為犯罪數額或違法所得的五倍;沒有犯罪數額或違法所得的，為一萬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經濟犯罪除外。可見，江蘇省高院在罰金數額的確定上也採用了限額罰金制和倍比罰金製取代無限額罰金制。

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在刑法總則中對自然人犯罪的罰金刑數額規定一個總的最高和最低限額，並規定例外情形，如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額和最低限額為多少則要根據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則中，對具體的犯罪，可以對同一類的犯罪規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屬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適用限額罰金制;侵犯著作權罪均可規定限額罰金制度;擾亂市場秩序罪可規定倍比罰金制。對侵犯財產罪則可沿用關於盜竊罪的司法解釋規定，對其處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數額(搶劫數額、敲詐勒索數額、詐騙數額、搶奪數額等)的二倍以下罰金，沒有涉罪數額或無法計算的，則處以一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都可規定限額罰金制度。

對於《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無限額罰金制規定，應當盡快出台相關的司法解釋，細化操作標准，以確保新規的順利實施。對敲詐勒索罪和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規定罰金刑;對屬於危害稅收征管罪的持有偽造發票罪可以規定限額罰金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對生產、銷售假葯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筆者認為仍可以按原來的規定處銷售金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但對於危害特別的嚴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尋釁滋事罪、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危險駕駛罪和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罪均可規定限額罰金制，具體應適用什麼幅度的罰金，將在下文論述。

二、完善限額罰金制

我國的限額罰金制主要存在數額高、幅度大、不協調等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確定合理的罰金數額上下限。對於限額罰金刑數額的上限，目前我國刑法的規定是五十萬，綜合考慮我國當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將來一段時間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維持這一上限尚可。至於罰金數額的下限，則應與行政罰款相銜接。罰金刑與行政罰款的性質截然不同，但二者並非毫無關系。某一行為因其程度的輕重分別構成犯罪和違法，所處的罰金(特別是單處罰金的情形)必然高於罰款數，至少應當與罰款數保持一致。我們可以根據行政罰款的上限來確定限額罰金的下限，對同樣或類似的犯罪行為應適用高於一般違法行為的罰金數額，對我國刑法中個別犯罪的罰金數額與罰款倒掛的條文予以修改。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第61條規定：協助組織或者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並處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罰款。第67條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5千元以下罰款。那麼，與此相對應的刑法中的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的罰金數額則應當規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國的行政罰款上限一般為一千元，因此對於沒有相應的行政罰款可供參考或相應的行政罰款較低的犯罪，其罰金數額下限可規定為一千元，這與司法解釋的規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規定罰金刑的下限，既能體現罰金的刑事懲罰性，又可避免罰金的起刑點過高，也增強了刑法的協調性。

其次，要在罰金刑數額和自由刑刑期之間確立一定的比值關系。我國限額罰金刑的數額幅度具有一定的隨意性，與自由刑刑期的關系不明顯。如果犯罪人在判決前被羈押，結果被判處罰金，現行羈押的日期該如何折抵罰金?在規定了自由刑並科或選科罰金刑的情況下，並科罰金刑數額與選科罰金刑數額怎樣以示區別?這些問題表明自由刑與罰金刑並非是相互割裂的兩種刑罰。而且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人的罪行輕重和刑事責任的大小相適應，自由刑與罰金刑均為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在量刑情節一致的情況下，它們之間就必然存在對等關系，這為它們的相互換算提供了理論支撐。從國外的立法來看，在自由刑刑期與罰金刑數額之間進行換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國新刑法典中，對於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監禁所並科的罰金數額為1.5萬歐元，每增加一年的監禁刑，與之並科的罰金數額也隨之增加1.5萬歐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們應當拋開“以錢贖刑”的顧慮，在罰金刑與自由刑之間設置合理的比例。

應當設置怎樣的比例才合理呢?對此，有學者認為可以從我國《國家賠償法》的規定中獲得啟示：《國家賠償法》第26條規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在特定情形下對監禁刑的金錢價值評斷，那麼一年監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費的差相當。有學者則借鑒俄羅斯刑法的規定，認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應規定並處或單處6個月工資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罰金或最低月勞動報酬10倍的罰金。上述兩種方法均有可取之處，至於我國刑法該如何確定自由刑與罰金刑的比例，則需要進行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的摸索檢驗。

總之，對自由刑與罰金刑的搭配設置，既要能實現對犯罪的報應，又不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在自由刑與罰金刑並科時，應當以二者的強度共同體現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我國刑法應在分則條文中使自由刑與罰金刑有一定的比例關系，隨著自由刑刑期的變化，相應的罰金刑數額也應當按比例變化，從而改變我國罰金數額幅度設置無規律可循的問題。對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以及貪污賄賂罪等，我們在規定限額罰金制時，可以體現這種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對應一萬以上五萬以下罰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對應一萬以上十萬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對應二萬以上二十萬以下等。當然，對於走私、販毒等經濟犯罪，應當作例外規定。因此，對《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險駕駛罪的罰金可限定為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尋釁滋事罪的罰金可限定為一萬以上十萬以下，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罪，積極參加的，罰金可限定為一萬以上十萬以下，其他參加的，可為一萬以上五萬以下。

針對我國限額罰金數額幅度過大、限額罰金制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適時頒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當經濟發展繁榮，貨幣大幅貶值以致罰金刑懲罰功能失效時，可以適當提高罰金數額，使罰金數額能與經濟發展狀況相匹配，以確保罰金刑功效的發揮。

三、改進倍比罰金制

倍比罰金制主要的問題是難以明確所選擇的參照基準和比例與社會危害程度的關系，因此，有學者主張改革現行的倍比罰金制，適用“新型倍比罰金制”。所謂“新型倍比罰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總收入作為基數，再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對某種情節的犯罪明確規定按此基數的倍數或百分數來確定罰金數額。④筆者認為，倍比罰金制雖然有不盡合理之處，但是在我國現階段它仍有存在的意義，不宜立即廢除。“新型倍比罰金制”設置了統一的參照基準，並與犯罪人的經濟狀況掛鉤，避免了參照基準選擇難的問題。在參照基數的確定上，必要時應當全面考慮犯罪涉及的多種數額，如違法所得額、造成損失額、銷售金額等，擇其中對量刑影響最大的數額作為參照基數。

倍比罰金制的倍數或比例的設置則應當滿足刑罰梯度的要求，一方面應當避免對同一犯罪的輕行為和重行為設置同樣的倍數或比例，另一方面應當避免設置的罰金比例低於行政罰款。正如有學者認為的，基於報應應符合等價性要求的理由，罰金刑應該滿足刑罰的梯度要求，從而實現罪刑相適應，否則其為不正當。罰金比例的設置應當與犯罪情節所反映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對不同嚴重程度的犯罪行為所設定的罰金比率應當具有一定的差異。過失犯罪的罰金比例應當低於故意犯罪，情節一般的犯罪的罰金應當低於情節嚴重的犯罪。

總之，借鑒國外立法，在我國確立以限額罰金制為主，倍比罰金制和無限額罰金制為補充的罰金刑數額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當前我國的現實需要。在今後的立法修改過程中，我們還應當注意吸取美國量刑指南式罰金的精細、俄羅斯收入罰金制的周密、歐洲日額罰金制的平等，逐步改進和創新我國的罰金刑數額立法，使我國多樣化的罰金刑數額立法體系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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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求刑法論文一篇

論死刑制度在我國的現狀及思考
[摘要] 死刑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最極端的手段。當今許多國家都廢除了死刑制度，但是在我國仍然保留了死刑。本文從死刑的產生、在我國法律中的情況等幾個方面記敘了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以及我國今後是不是繼續保留死刑，死刑制度該怎樣改革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 死刑；保留；廢除
死刑是一種古老的刑罰方法，對犯罪分子具有威懾力，但死刑不同於其他刑罰，死刑剝奪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在當今的中國，死刑制度的現狀如何？基於我國目前犯罪形勢十分嚴峻，我國應該保留死刑制度，但是應嚴格限制，並逐步廢除。

一、死刑的概念及在我國的產生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死刑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為內容，因此又稱為生命刑。死刑又是所有刑罰方法中最嚴厲的刑罰，又稱之為極刑。

（二）死刑在我國的產生

死刑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法產生的年代。最早的刑罰記錄中就有有關死刑的記載。死刑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作為原始的血族復仇、同態復仇的替代物而出現。在原始社會，氏族之間的矛盾通過血族復仇來解決，往往帶來了氏族混戰，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破壞。國家產生以後，建立了刑罰制度，其中也包括死刑制度，從而使無節制復仇得以終止。在我國歷史上，最初的刑罰方法只有墨、宮、大辟，死刑（大辟）佔了重要一席，此後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死刑一直存在。

二、當今我國的死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已經完全廢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包括歐盟各國和我國的香港、澳門地區。每年都有多個國家在廢除死刑。而發達國家僅剩美國和日本。但仍然執行死刑的國家中，僅對謀殺罪等嚴重暴力犯罪判死刑。我國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絕對數量最多的國家。下面介紹我國當今的死刑制度：

（一）法律規定的死刑

我國1997年《刑法》的413個罪名中，規定死刑的已經達到68個罪名。危害國家安全罪有7個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個罪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有15個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有6個罪名；侵犯財產罪有2個罪名；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有8個罪名；危害國防利益罪有2個罪名；貪污賄賂罪有2個罪名；軍人違反職責罪有12個罪名。1997年《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二）我國死刑適用的特點

我國1997年《刑法》中死刑適用具有以下特點
：
1、死刑適用的范圍廣、罪名多

目前，我國死刑適用的范圍比1979年《刑法》多了更多的罪名，在刑法分則的十章中有九章都或多或少地規定有死刑，共涉及到刑法條文52條，約占刑法分則條文數的15%；規定死刑的罪名也較多，約占刑法罪名總數的17%。

2、死刑選擇性罪名多，絕對死刑罪名數較少

在我國理論界，關於選擇性罪名的認定，存在三種情況：一是行為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假葯罪；二是對象選擇性罪名，如拐賣婦女、兒童罪；三是行為和對象同時選擇性罪名，如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罪。在刑法分則中關於選擇性罪名太多了，反而絕對死刑罪名就比較少了。

3、經濟犯罪規定的死刑多

在刑法分則中，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規定的死刑，共有17個罪名，排在刑法分則各種犯罪的死刑罪名之首，如果再把盜竊罪、貪污罪、受賄罪等廣義的經濟犯罪加起來，就使刑法中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罪名至少達到20個。

（三）我國適用死刑的限制性規定

1、從適用的條件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對社會具有極大的危害性，犯罪客觀危害及後果特別嚴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特別巨大。根據我國1997年《刑法》的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重大刑事犯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危害特別嚴重的」。

2、從適用的對象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3、從死刑適用的程序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進行一審。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從死刑執行制度上看，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的後半段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四）死刑復核程序

自從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可將部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自這一規定以後，死刑核准權不斷下放，下放的范圍也越來越大，嚴重違背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有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造成了死刑案件審理上的嚴重弊端。

三、我國現階段保留死刑制度的原因

至今為止，死刑一直在我國保留，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從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看，我國目前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達到廢除死刑的條件。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孫華璞06年3月11日下午表示，我國一方面物質文明程度還不夠高；另一方面，「殺人償命」等觀念在公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立即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的，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成熟，犯罪現象十分嚴重，離開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犯罪現象。保留死刑就有利於懲治這些犯罪，從而保護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

（二）保留死刑有利於我國刑罰目的的實現。實施死刑的目的，就是為了預防犯罪、保護人民，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各類犯罪分子只有適用死刑，才能使他們不再犯罪，而達到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同時，使那些意圖實施極其嚴重犯罪的人心裡有所懼怕，不敢去實施犯罪，達到威懾作用，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

（三）從我國現階段的價值觀念上看，實施死刑能夠為廣大公民所支持，具有滿足社會大眾安全心理的需要。廣大公民對死刑的觀念還比較落後，往往只強調死刑的正面效益，而忽略了死刑的負面效應。

四、死刑存廢之爭的思考

死刑是存是廢，在我國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死刑廢除論者認為，廢除死刑是教育刑論的必然產物，是糾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實踐依據，符合刑罰發展的最終目標；死刑存置論者認為，死刑是倫理正義的必然要求，可以達到一勞永逸的除害結果，具有最大的威懾作用。無論是死刑廢除論者，還是死刑存置論者，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觀點。死刑制度從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權，但是我國目前的犯罪十分猖獗，如果不適用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刑事犯罪。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必須保留死刑制度，原因上述已經論及到。但是我國並不一定要把死刑制度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今後我國達到了廢除死刑的條件，是完全可以廢除死刑的，這就需要對我國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

五、積極發揮死刑效能的改革

我國在今後的刑法改革中，要積極發揮對死刑效能的改革，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從死刑的適用對象上進行限制

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性規定是：「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從這一限制規定上看，刑法對適用對象的限制性規定還過於狹窄。如果能對單純的政治犯和犯罪的時候已滿70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更能體現出人道主義精神。政治犯如果同時又實施、參加、策劃、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如爆炸、殺人等，完全可以適用死刑，但對於單純的政治犯，則大可不必適用死刑。我國法律都可以規定對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難道就不可以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也不適用死刑嗎？如果刑法進行改革，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不判處死刑，廣大公民應該還是能夠接受的。

（二）逐漸減少死刑數量

1、減少刑法分則中規定死刑的條款

我國的死刑立法不僅適用於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暴力犯罪，還可適用於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在價值上低於人的生命的非暴力犯罪。如一些走私犯罪，偽造貨幣罪，金融詐騙罪，組織他人****罪等。這類犯罪是以單純攫取經濟利益為目標的非暴力犯罪，對其適用死刑實際上是以財物的經濟價值來衡量人的生命，這類犯罪也大可不必適用死刑。非暴力犯罪占死刑犯罪的大部分，如果廢止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死刑罪名就會大幅度減少，這也是我國死刑廢除的突破口。

2、取消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

在一些司法實踐中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等。如果取消實踐中很少使用死刑的罪名，這對打擊犯罪的影響並不大，但對提高我國國際聲譽的作用還是比較大的。

（三）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

上述已經提到，我國死刑核准權的下放現象十分嚴重，給死刑案件的審理造成了嚴重的弊端。死刑復核問題也是社會上廣為關注的話題。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曾有一個話題是「關於死刑復核權何時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人也作最回應，說是最高法院正在從思想認識准備、法律准備、組織人事准備和後勤保障准備四個方面全面開展工作。正在從全國選調法官。一旦准備工作就緒，最高人民法院將很快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對我國死刑效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六、運用一定對策，創造條件，廢除死刑

如果對死刑的改革能夠很好的實施，廢除死刑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國應當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克服死刑的擴張與濫用，不斷重視刑罰的矯正與引導功能，增強定罪的准確性。我國廢除死刑也不能過於積極，只有具備一定條件才可以廢除，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對策，為廢除死刑作準備。

（一）法律對策

即通過及時制定，完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法律漏洞。在刑罰上，豐富刑罰種類，如美國的終身監禁和2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可以借鑒。充分發揮財產刑和資格刑的作用。另外，加強對罪犯在刑罰過程中的教育，達到刑罰預防犯罪和教育犯罪的目的。

（二）社會對策

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使社會整體形勢得到穩定。如通過一定的對策，企業減少下崗職工；在農村，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困難和失業人員的生活有所保障；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普法宣傳，使人們懂法、守法。如果做到了這些，社會的整體形勢就會穩定，也會對廢除死刑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

總之，在我國目前的狀況下，還是應當保留一定數量的死刑，對打擊當前的嚴重的刑事犯罪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上來看，我國應對當今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積極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步穩定，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應隨著逐步減少，直至廢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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