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演變

Ⅰ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歷史演變過程及其重要區別及原因

民法法系是以古代羅馬法，特別是以19世紀初《法國民法典》為傳統而發展起來的世界各國和地區的法的總稱。由於民法法系是繼承羅馬法而來的，所以又稱羅馬法系；由於民法法系首先和主要是指歐洲大陸國家的法，所有又稱大陸法系；由於大陸各國主要是採取成文法典形式，所以又稱成文法系或法典法系；由於民法法系也受到中世紀日耳曼法的影響，所以又稱羅馬－－日曼法系，或羅馬－－德意志法系。
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國中世紀至資本主義時期的法為傳統而產生和發展的各國和地區的法的統稱。由於它主要是以英國中世紀開始出現的「普通法」(common law) 為代表的，因而得名普通法法系，亦稱英國法系。美國法是普通法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又稱英美法系。
普通法法系不象民法法系那樣固守羅馬法傳統和編纂法典，而是注重通過辦案遵循先例的形式，廣泛吸取日耳曼法和習慣法以及羅馬法和教會法的原則和思想，逐步形成起來的。
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本質、經濟基礎和基本原則是相同或相通的。但由於各自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傳統不同，因而兩者形成一系列不同的特點：
（一）立法權的歸屬和法的淵源的比較
民法法系奉行只有立法機關才能立法的原則，不承認法院有創製法的作用，判例一般不被認為是法的一種淵源，下級法院不受上級法院判決的約束，法官只能司法、不能立法，不能充當立法者。在普通法法系，立法權實際上由立法機關即議會和法官分掌。議會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有關法律並授予行政機關有制定行政法規的權力，法官也有權創制判例法。普通法法系的判例法與制定法都是法的淵源，而判例法在很多情況下更是基本的淵源。
（二）法的體系的比較
民法法系的法的體系一般由憲法、民法、商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門法構成，實體法與程序法界限清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的體系的構成則不同，尤為明顯的是沒有民法法系中的民法這一重要而獨立的部門法。在普通法法系，有憲法、刑法、訴訟法，還有類似民法法系民法的侵權行為法、契約法、財產法、買賣法等。普通法法系的實體法與程序法往往結合在一起，實體法一開始就注意程序，連證據的提供方式也有嚴格的要求。
（三）法的分類的比較
在法的分類方面，民法法系承襲羅馬法傳統，把法分為公法和私法，而不是分為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法系對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並不嚴格。在英國，王室法院受理的案件都被認為涉及英王的利益，適用的法都是公法。但也有學者把法分為公法與私法兩大類，把憲法、行政法和刑法歸於公法，而把侵權行為法、契約法、財產法、家庭法等歸於私法。但普通法法系有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區分。學界有「羅馬法為私法之模範，英國法為公法之典型」之說。
（四）司法組織的比較
在司法組織上，民法法系的司法體系比較清楚，一般都有司法部、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它們各司其職、界限分明；普通法法系則不然，如英國不設司法部，美國雖設有司法部，但司法部長同時又兼任檢察長。在民法法系，法官與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在普通法法系，陪審員不是合議庭的組成人員，陪審團只認定事實部分，法律問題由法官決定。在民法法系，沒有陪審團參加民事訴訟；在普通法法系，民事訴訟有陪審團參加。
（五）訴訟活動的比較
1、制度
民法法系採用審問制或訊問制，即法官通過訊問當事人，根據所查明的事實作出判決。法官有責任也有權力了解他想知道的事實證據，法官依靠當事人查清事實，但不受當事人提供證據的限制。在開庭審理過程中，法官居於主要地位，訴訟雙方不居主要地位，發言需經法官許可，有關證據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可以提出。普通法法系則採用辨論制或對質制，即在民事訴訟中由雙方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由公訴人和被告律師擔當主要角色，法官不過是充當中立的裁定者。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證據必須在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提出，否則無效，當事人可以同對方證人在法庭中對質。在一般情況下，法官不能幹涉證據調查或擴大證據調查范圍，他受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限制，法官的作用是權衡擺在眼前的案件的證據。
2、方法
（1）民法法系開庭審判以案卷材料為主進行。而普通法法系開庭審判是以口頭訊問為主。一個是按計劃辦事，一個是摸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
（2）在適用法律時，民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考慮成文法典如何規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要研究以前類似案件的判決，從中抽出適用於眼前案件的一般原則，然後對本案作出判決。
（3）民法法系的法院判決書一般比較簡明扼要，判決書的推理方式一般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判決書最後署名是某某法院。
而普通法法系的判決書一般都很長，多的可達幾百頁；判決書的推理方式是從以往案例和有關制定法中歸納出一般原則，然後得出適用於本案的結論；判決書最後不是由法院署名，而是由法官個人署名；幾個法官共同審理一個案件發生意見分歧時，以多數人的意見作為判決的結果。
五、民法法系與普通法法系的融合
兩大法系雖然各有許多不同特點，但融合也在發生。
在立法權的實際歸屬和法的淵源方面，進入20世紀後，兩大法系的差別在逐漸縮小。民法法系雖然在理論上不承認法院有立法權，但實踐中法院在法的創制方面，亦即在解釋立法、填補立法空白、使立法具體化的過程中，也日益發揮重要作用。雖然一般不承認判例是法的一種淵源，但事實上由於存在上訴制度，下級法院進行判決時不能不考慮上級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決。近些年來有些民法法系國家的司法機關，如法國國家行政法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瑞士聯邦法院、西班牙最高法院等，在某些方面也採用判例法或承認判例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普通法法系的國家進入20世紀以來，制定法大量增加，不少人更多地強調制定法優於判例法，認為判例法不能違背制定法，制定法可以修改、廢止判例法。
二次大戰以後出現了象歐洲共同體法這種兼有國際法和國內法特點的跨國法，共同體法不僅適用於成員國，也適用於成員國公民。在共同體法與國內法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共同體法優先於國內法。特別是在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後，共同體法成為英國法的一部分，並享有優先權。這就標志著英國法開始在某些方面同大陸法匯合。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兩大法系出現了互相接近的趨勢。
當然，這些變化並不能說明兩大法系已趨於統一或必然統一，這些變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不可能從根本上消彌兩大法系的區別。由於歷史傳統和其他原因，兩大法系的某些重要差別還將在長時期內保存著，不會很快滅失。

Ⅱ 當事人概念演變及意義

那演變以及當事人就是這件事情發生的，在場的人員哦，她有很強的證明力

Ⅲ 羅馬法的概念,起源,演變過程,內容和實質

羅馬法，是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所制定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括皇帝的命令，元老回院的告示，成答文法和一些習慣法在內。羅馬法的歷史開始於東羅馬帝國時期，於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時期達到鼎盛。
體系特點
羅馬法是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所謂的「民法」就起源於羅馬法。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馬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適用普通法系統的國家和地區，羅馬法的影響比較小。
羅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後，羅馬法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經過幾個世紀，其形成了今天許多國家的法律的基石。
羅馬法分為本國國民所適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與外國人的「萬民法」，後者就是現在的國際私法的起源。
羅馬法反映出當時羅馬帝國的現實。羅馬執政官保證了法律能夠適應一個迅速膨脹的帝國不斷變化的需求。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是在傳統的價值體系下完成的。執政官並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過新的解釋或者修訂來解決新的問題。這種對傳統的依賴以及對變動的懷疑態度正是羅馬人的思維特點。
羅馬法一定程度上是現代法律的開端。

Ⅳ 國,家二字發展演變歷史

羅馬法的起源與發展 A、含義：指公元前6世紀末至7世紀古代羅馬制定和實施版的全部羅馬法律。權 羅馬法從形式上可以分為：習慣法和成文法。 從整體結構上可以分為：公民法、萬民法、自然法等。 起源與發展 ①共和國早期，平民不斷與貴族斗爭，爭取自己的權利。但是，早期羅馬國家只有習慣法，沒有成文法，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不確定性。 ②公元前5世紀中期，《十二銅表法》（是古代羅馬第一部成文法，頒布於前449年。屬於公民法。） ③公民法（公元前3世紀中期之前，專門適用於羅馬共和國境內公民的法律。） ④萬民法（在羅馬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公民法逐漸演變為普遍適用於羅馬統治范圍內一切自由民的法律。） ⑤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設立專門委員會編纂羅馬法，形成了法律匯編，即《民法大全》，標志這羅馬法體系的最終完成。）

Ⅳ 英美民法法律制度原則的演變和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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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民法的權利本位，義務本位，社會本位的演變順序是什麼

所謂民法本位，是指民法的基本觀念，其實質是指民法的直接根據，即立法理由，是民法的一種價值取向，具體說來，也即民法的利益選擇問題，特別是當個人利益、家族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民法所表明的一種態度。
一、我國民法本位的演進
（一）中國古代的義務本位
在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強調倫理等級關系，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個人只是整個家族的一分子。這一時期的民法設計以義務為中心，法律中多為禁止性規定和義務性規定，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不分，其目的在於對不同身份的人課以不同的義務，以維護社會秩序。所以義務本位觀又可稱為身份本位、等級本位。法律就是通過規定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義務，來確認他們的不同身份和等級。妻子對丈夫、子女對家長、奴隸對主人、臣民對君王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義務為鏈接。義務本位的法律的實質是：法律之確認少數人乃至一個人享有完全的權利資格，多數人不享有或只享有不完全的權利資格。
（二）清末民初的權利本位
清末，西方處於自由資本主義競爭時期，權利本位的民法盛行。在以沈家本為首的法理派的努力下，以權利本位為原則，制定了一系列民法規范，但沒有真正貫徹下去。雖然這些以權利本位為原則的民法以滿足人的需要為出發點，以豐富人的品格內涵為指導思想，它表現為法律是確認和保護權利的基本手段，法律是權利的載體，法律通過規定人的權利實現人的人格。權利本位的法律實質是：法律確認所有的人都享有人的資格，承認所有的人都是人。雖然清末民初的權利本位並不完全體現西方的權利本位，但結合當時的環境，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
（三）南京國民政府的社會本位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以國家和社會本位法律觀為理論基礎，受西方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確立了「社會本位」的立法原則。這一立法思想被充分貫徹到民事立法中去，立法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謀公共的幸福為前提。傳統民法的三大原則即所有權神聖、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削弱或限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社會本位僅僅是直接從西方移植過來，它所經歷的社會環境變化與西方不同。這或許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民法實施不理想的原因。
（四）新中國的國家、集體本位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進入了計劃經濟時期，對西方權利本位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實際的運行中，片面強調國家、社會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現為「徹底的社會本位」、「極端的社會本位」。縱觀我國民法的發展史，民法本位多是義務本位，或與義務本位貌異神合的所謂「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缺失，民法衰微，民眾權利主體意識淡薄，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於法治現代化的建設。

Ⅶ 古羅馬法的演變歷程

折疊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現代大陸法系民法的具體權利制度幾乎均可追溯至古羅馬法，從中找出其淵源，在我國就民事基本權利制度加緊進行立法的今天，從宏觀上探討羅馬法財產權構造體系的形成機制及其演變，對我國財產權利體系的理論和立法構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折疊大陸法系財產權利構造體系
主要涉及兩個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一是所有權與他物權的法律關系；二是物權和債權的法律構造。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必須首先分析羅馬法「所有權」的雛形及其發展過程。羅馬法「絕對所有權」概念的產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帝國晚期才出現了與近現代所有權意義最接近的術語「proprietas」，這一術語初步具備了相對完整的個人所有權的定義。確切地講，羅馬法上的所有權概念只是對事實上的個人所有權的一種經驗性確認，《民法大全》里也沒有關於所有權的完整定義和專門論述。這是因為羅馬法上個人所有權的形成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個人與家庭財產的分離。在古羅馬早期，不動產由家長統一支配，「家父」是財產權利的惟一主體，其他成員並無獨立的財產支配權。同時，古羅馬家庭在很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是與國家相對應的政治單元。因此，家父權並不能體現為民商事主體的財產權，而主要體現的是一種公共秩序。只有在羅馬帝國後期，個人通過「特有產」制度取得了獨立的財產時，個人對財產的權利才真正表現為一種「個人所有權」。二是萬民法規則的擴展。早期羅馬與市民法上的所有權主要由羅馬城邦市民和貴族享有，外國人並不能享有市民法上的所有權，同時法律規定行省土地與羅馬本土土地的轉移方式是不同的，這導致了市民法所有權仍是一種身份和特權的象徵。只是隨著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大，自然法思想的充分吸收和萬民法規則的建立，羅馬人的興趣才集中於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的法律關系，從而沖破了特權和身份的藩籬，並最終使萬民法和市民法合二為一。個人所有權因而成為私法上超越國界和種族的一種重要權利。

折疊具有獨立性和單一性
就羅馬法上「所有權」與「他物權」而言，自近代以來，通常的說法是先有了所有權的科學界定才有他物權的出現，這種觀點是值得懷疑的。實際上，所有權是地役權和用益物權大量存在而激勵的結果。「proprietas」（所有權）產生於帝國晚期，也是相對於用益物權而使用。可以認為，正是由於役權的出現，才客觀上產生了從法律上明確土地所有人地位的要求。古羅馬最早產生的役權是耕作地役，各個土地使用者對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時仍保留未分割前的狀態，當時尚未形成地役權的概念，而認為多個使用人對供役地享有共有權。因此，早期的役權與所有權處於混沌狀態，並無明確的界限。當役權不再限於共同使用的特定區域時，役權才獨立出來。但值得注意的是，役權在當時並未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利，而是作為「無形物」被納入物的范疇，其交易方式幾乎都是略式的。由此看出，羅馬人是從「物」這一概念出發去拓展財產，他物權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無形物」的法律問題。這種思路必然導致兩種結果：一是他物權既然並非與所有權同屬權利范疇，自然「物權」這一概念無法抽象出來；二是所有權的內涵相當模糊，很難形成一種純粹物權意義上的定義。因為物同時包括「有形物」和「無形物」，所有人在擁有兩者的同時，不可能得出所有權是一種「對物的支配權」的結論，而基本上是對「我擁有什麼」的確認。另外，羅馬法上對於役權並不當然認為是所有權派生的產物，而是通過「役權確認訴」和「准役權確認訴」來加以保護，以對抗所有人，這可以說明羅馬法關於物上設定的權利均具有獨立性和單一性。

折疊完整地區分了物權和債權
羅馬法是否已形成近代大陸法繫上物權與債權的二元分野，也值得思考。早期羅馬法並不存在獨立的債的關系。物的讓渡是通過復雜程序即時交付的。隨著後來交易過程中雙方的交付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產生分離，復雜程序之外的合意才成為交付的一種依據。至諾成合同出現時，債才從物的轉讓陰影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法律關系。但羅馬法體系仍是以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來安排的，債法實際上依附於物法，並不能類似今天大陸法系民法具有明確的二元分野。其原因在於：首先，羅馬人並無徹底的權利觀念，還不擅長以權利為線索構建法律結構體系；其次，羅馬法尚未發展到高度理論抽象的階段，仍帶有強烈的實踐性，尚不能把許多重要的法律關系概括出普遍原則；第三，羅馬法是從訴訟中衍生出權利體系，權利只不過是法律程序對實際利益的反映。權利源於訴訟這一特點，使權利依賴於訴訟模式，無法獨立地形成自身的理論體系。盡管羅馬法已有對人之訴和對物之訴的區分，但這是一種操作層面上的表述和分類，並不能當然認為羅馬法已完整地區分了物權和債權。

折疊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
近代大陸法系各國的民法理論在羅馬法的基礎上均有所發展。但由於《普魯士普通邦法》和《法國民法典》仍將他物權和債權等歸於無形物，因此所有權的概念並不表現為純粹的物權，物權也未被抽象出來，物權、債權二元體系仍未建立。近代《德國民法典》則將物限於「有體物」，從而形成了完整的「物權」概念，並將「無形物」剔除出去，使之成為獨立意義上的他物權和債權等。可以認為，該法典最終完成了大陸法系的民事財產權利的完整構造模式。因為在他物權作為無形物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形成後來所有權和他物權明確定義的。只有當他物權和所有權共同成為物權的類型時，所有權和他物權的關系才成為一個理論上必須面臨的問題。因此，《德國民法典》為權能分離學說提供了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性。然《蘇俄民法典》進一步將所有權定義為若干權能的集合，將所有權和他物權的關系理解為整體和部分的關系，並形成了權能分離學說。我國沿襲了蘇俄民法典的理論模式，權能分離理論一度成為通說。目前，「權能分離理論」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懷疑，認為該學說混淆了所有權的形式與所有權作用的關系，如果所有權體現為某種權能的集合，那麼在理論上便不能解釋為何一種或幾種權能分離出去時，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他物權也具有獨立性和完整性這一觀念日前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

折疊財產權體系構架
物權和債權制度的系統建立使大陸法系的財產權體系構架得以最終確立，後來的日、瑞、荷、蘇俄以及中國等國民事立法直接繼承和發展了這種劃分。我們認為，物權和債權作為兩種性質和表現形式迥異的權利，其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適應性的，但是如果把這種劃分作為衡量所有民事權利的模式，則其弊端日漸顯現。現代社會人們實際享有利益的范圍和種類日益豐富，並非完全表現為「物的支配權」或「請求權」，而還有游離於兩者之外的權利，如對於知識產權、股權等無法將其確立為「物權」抑或「債權」。目前，大陸法系國家法學理論界已在理論上對這種劃分的涵蓋性提出質疑，甚至懷疑這種劃分本身的科學性。我們認為，物權和債權這種劃分方法本身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主要問題在於理論上形成了過於僵化的分析模式，即企圖將所有民事權利囊括其中，而不允許某些權利在性質上超脫於「物權」或「債權」。因而我國民法理論對於財產體系應予以足夠的重視，研究建立適應當代財產權實現狀況的民事權利體系。目前中國正醞釀制定物權法，這正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Ⅷ 1903近代中國民法建設演變有什麼特點

一、近代中國商標法制建設的特色
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們都是在對傳統與外來的法律制度進行批判繼承、合理移植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比較、綜合考察制定形成的。近代中國商標法制的發展也不例外。由於傳統的中華法系無法為近代中國的早期現代化模式提供製度和文化上的支撐，故移植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成為了必然的選擇，由此近代中國走上了一條移植西方、參酌本土的法制現代化的道路，並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性。
（一）移植與傳統共生
作為新興的商事法律，商標法的出台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擴大在華商品貿易以及保護其商業利益不受侵犯的社會背景下。由於傳統商事法律規范的缺位，使近代中國統治者不由自主地將希望寄託於外國商標法，藉以推動社會的變革。1904年商部在奏摺中就明言：「保證商標一事，自應參考東西各國成例，明定章程，俾資遵守。」{1}(203)近代中國三部商標法，不僅立法體例受到西方商標法的影響，而且在立法原則、立法內容上也都與西方各國的商標法如出一轍，如善意取得原則、對等保護原則以及續展制度、公告制度等。而1923年的《商標法施行細則》中關於商品種類的劃分幾乎完全照搬了日本《商標法施行細則》的內容。此外，在商標執法和司法領域，商標的管理以及商標法律糾紛的解決和處理亦帶有明顯的移植痕跡。商標局建立後，北洋政府即仿造西方各國商標行政管理建立起審核、注冊、審議等執法機構進行具體的事務管理。而司法審判制度的變革更是清末立憲修律運動中的重點，學習西方國家實行三權分立。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保證了近代中國司法審判的獨立性，而由此形成的商標司法審判機制大大提高了商標糾紛解決的效率。雖然《商標法》在其建立和發展過程中離不開西方法的移植，但在其發展歷程中，千百年來形成的商業傳統習慣早已融入了商人的血液中。「我國雖向有牌號、圖記之商業習慣，但既無良法，又乏專司，一聽商人之自為」{2}(297)。在商業經營中經常出現假冒牌號商標以及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為，而中國商人對牌號的保護，事前依賴於行規章程的規定加以約束和防範，事後則習慣於向府衙稟控，仰仗官府的權威和禁令來杜絕假冒的發生，這種情況即使在《商標法》頒行後也不例外。商人們除了通過行業公會或當地商會繼續維持民間原有的商業例規、習慣俗制以外，還包括吸收進商標法的內容以及商人、商業組織按照商標法律的規定調整商事經濟關系和規范商業行為的一些做法。在近代商標法的實施過程中，國家法律和民間行規章程共同為維護商業利益、規范商業行為、保護商標專用權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妥協與進取並存
近代中國是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中被迫開啟變法修律的，幾乎所有的商事法律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列強的干涉。近代中國商標法律制度的演變充分體現了妥協與進取這一矛盾共同體的存在。清末，西方列強不僅事先制定了商標法草案，處處強調如何保護洋商在華商標不受侵害，而對華商商標的保護只是附帶提及，而且在商標注冊機構和商標侵權糾紛的司法管轄等方面，亦將中國的商標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誠如時論雲：「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華商被洋人欺凌滅絕，而商部諸公尚高枕不知也。」[1]盡管清政府已依據西方列強的意圖做出了妥協，然而這種退讓並未換來列強們的滿意，在眾列強為爭奪在華商業利益而產生的矛盾中，中國第一部《商標法》也因清政府的不斷妥協與退讓而無果而終。在具體的商標法律實施過程中，為了使商標法律能盡快地實施，面對西方各國對我國商標法的質疑和反對，歷屆政府也被迫做出一定的讓步。例如1923年《商標法》頒行後，雖然中方在商標行政問題上堅持由中方管理，但對於外方提出的聘請外國專家為助手以及將商標公報中登載的注冊商標翻譯成英文的要求做出了妥協。當然，為了爭取國家主權，維護我國商人的商標合法權益，從清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都曾進行過不懈的努力和斗爭。如清末《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對要求享受優先權的商標，規定必須在4個月內呈請中國商標局注冊，否則即認為其喪失優先權。在商標司法管轄權上，也不是放任所有的商標案件一律都由領事官處理，而是規定「如兩造均系洋人或均系華人，遇有侵害商標事件，一經告發，由該管衙門照辦，以示保護」，[2]排除了洋商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干涉及操縱中國司法審判的可能，至少在形式上保證了華洋商標訴訟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另外，歷屆政府為廢除治外法權也作出了種種努力。光緒二十九年(1903)，呂海寰、伍廷芳向清廷上奏《滬會審公廨情形黑暗請定章程片》折，痛陳洋人把持中國司法、任意斷案的現狀。建議借修訂商律之際，將「租界華洋雜處，貿易詞訟……妥定辦案簡便章程，俟新律告成，奏請立案後即咨行督撫臣轉飭江海關道，督率該會審委員，恪守定章，清厘界限」{3}(378)。民國二年(1913)和民國八年(1919)接連發布《司法部令京內外各審廳酌定華洋訴訟辦法文》及《審理無約國人民民刑事訴訟章程》，將治外法權的收回進一步明確和細化。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也將法權的收回作為亟需開展的工作之一。民國十八年(1929)八月一日，司法院公布《收回法權籌備委員會章程》（十一條），規定該籌備委員會專掌討論籌備關於收回法權的事宜，並以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司法行政部部長、次長為當然委員負責收回法權事宜工作的開展。{4}(285)雖然西方各國在華享有的治外法權一直持續到1943年才廢除，但歷屆政府為爭取司法獨立和維護國家司法主權所作出的努力應當得到肯定。

Ⅸ 公民法演變為萬民法的根本原因是

因為羅馬的對外擴張，領土地域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商人們的糾紛更復雜，需要能靈活操作的法律和程序。而且運用萬民法有助於緩解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

Ⅹ 自然人民事權利規范的演變過程

這個演變過程和人們的法律意識提高是有很大關系的。